第一篇：陳志武教授在中央黨校的演講

陳志武教授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國經濟模式轉型的挑戰》

2009-07-06 11:05:43| 分類： 轉載文章 | 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當前大家關心的，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學界、決策層還有民間，都很關注中國以后的走向，社會怎么走？經濟怎么辦？在經濟模式方面，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特別是靠政府投資帶動。由投資帶動以后，產生很多制造生產能量（產能）。產能增加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場帶動整個中國生產鏈的不斷上升，以這種方式給制造業工廠提供銷售渠道。

但是有一個問題，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出口、對投資的依賴度這么高，長久如何能持續？這是很多學者和業界人士都談論的話題。過去十幾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發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變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投資、過渡依賴出口的現狀，必須要調整。但是講了十幾年，到現在，依賴度不僅沒降反而上升。為什么呢？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更加逼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為什么提了十幾年，愿望表達了十幾年，但是到目前為止，不僅僅沒減少對出口依賴、對投資依賴，反而還惡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這個話題，從基礎制度角度來理解，去看為什么只要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特別是國有資產、國有土地等）、還是讓征稅權不受制約，只要政府在經濟中繼續唱主角的話，那么，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會很困難，這種愿望可以表達，但最后要實現非常難。

具體講，我想回答下面這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經濟很難向消費驅動的模式轉型，而只能夠繼續依賴投資、依賴出口？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對于中國，GDP增長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從大到小的各級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要保8。為什么保8對中國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員去說，在中國必須要有8%的GDP增長速度，大多數人會覺得很納悶，如果在美國的話，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長速度就很高了，那就會讓整個美國社會非常欣欣向榮。但是，在中國，要8%才能夠產生足夠多的就業、讓老百姓感受到足夠多的增長，為什么會這樣？去年我在廣州跟網易的首席運營官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就向我問過同樣的問題。我說：你把中國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場經濟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較，否則不可以直接比。我待會兒再解釋為什么。

第三個問題：這實際上跟第二個問題有關，為什么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夠感受到的經濟增長沒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為什么？

第四個問題：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產生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包括在座的研究生，畢業的時候能夠有足夠多的工作給大家去選擇？為什么中國GDP的增長所能帶來的就業機會那么低，比其他國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針對這四個問題做些回答。

過去的經歷

首先，我要強調，中國作為國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在過去30年做的貢獻總體上還是積極的，這可以從一組數據中看到。1980年時，歐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國占22%左右，中國那時只有4%左右，盡管中國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最快，從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間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時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為日本在這個期間，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長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趨勢，往下走。

所以，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明顯，當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個跟我今天講的主題最相關的原因是，在過去30年，國有制體系確確實實讓政府調動資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設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還有大的工業基地，政府投資的能力，確確實實是非常高，能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別是當我們把中國跟印度做比較時，這一點更明顯。因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財產、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調動資源，就得像美國一樣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來調動，否則就會難以興建大工程。但是，印度處于一個差不多兩邊都不靠的狀態。就是它既沒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沒辦法像美國的資本市場那樣匯集資源、調動資源，難以調動幾十億美元、幾百億美元去發展大的基礎設施或者大的制造業項目；它又沒法像中國這樣通過政府調動，因為印度不是國有制。比較一下，印度沒有很發達的資本市場，又沒有國有制安排下給政府帶來的調動資源的這種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可能跟中國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時候，一次跟出租車司機聊天，他說：巴西政府一旦有錢，不是去想到把他們的機場、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這錢分給老百姓，發給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說：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政府有了錢，首先想到的不是給老百姓發錢，而是在哪個地方蓋幾幢大樓、建幾個更漂亮的立交橋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鐵路。所以，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的開支、消費、投資結構是絕然不同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僅是學經濟學，還學了很多政治學以及其他學科。

所以，過去30年里，國家對資源、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其負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負面后果大于正面，這種模式使整個經濟過于偏愛大型基礎設施、工業建設等等，讓經濟過于依賴投資。這種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說到底，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建設，更重要的是人的終極幸福。當然，我知道年紀越大的中國人，越會把發展跟建設劃上等號，接著又把經濟建設跟投資、跟生產能力的擴張等劃上等號。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細想一想，當你在報紙上看到這樣一個標題——“加快經濟建設、加快經濟發展”時，你對此的第一個反應、理解會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廠，要建很多產能和樓房，要做更多的投資！但是在我看來，當生產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時，經濟發展至少不完全等于產能的擴張，而更多的是圍繞生活的幸福，圍繞消費空間的擴大，還有特別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換句話說，過去這種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生產資源，控制資本，做這些大項目，做基礎設施投資，產能擴張，做到一定的時候，必須要慢下來，發展的重點必須轉移。畢竟，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要蓋無窮多的樓房，也不是要建無窮多的基礎設施，或者無窮多的廠房，最終的目標還是圍繞著人們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這個目標，仔細去想一想，在溫飽解決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標不再完全跟產能、跟投資聯系在一起，當投資做到一定規模時，這種模式必須轉變。

當然，過去30年之所以能夠通過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產能擴張來發展經濟，能夠不斷實現增長，非常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市場范圍的擴大，讓中國的產品賣到世界各個地方去。但是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發現這個出口增長原來并非沒有上限，不是可以無限延續下去的，到今天，再讓海外出口份額往上升很多，已經越來越難。

所以，今天，即使沒有這次經濟危機，中國經濟模式也到了一個瓶頸口，到了一個沒有選擇的轉折點。改革開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隱藏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今天我們不得不反過來面對這些基礎制度的問題。這些問題到底是什么？

國有經濟比重越高，民間消費增長越慢

我們再看一些數據，首先是在中國，民間消費即家庭消費歷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換句話說，把每年民間消費總量除以GDP，對政府開支做同樣的計算，然后看兩者的變化軌跡。那么，在1952年即國有化之前，中國的民間消費相當于當時GDP的69%，我們說美國人太喜歡花錢了，但是美國今天的民間消費是相當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時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當然我要強調，那時候的中國經濟更多的是為了溫飽而去從事生產、從事經濟活動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圍繞吃住穿來的。所以，當時的民間消費占總體GDP比例是相當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時候，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繼續下降到42%，到最近，民間消費下降到相當于GDP的35%。換句話說，整個過去五十幾年，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民間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趨勢。

跟民間消費比重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在1952年時，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則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們總體上看到中國的兩個趨勢，過去六十年，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在直線下降，而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線上升，而這兩種趨勢不管是計劃經濟時，還是改革開放期間，都沒有改變，這是中國的情況。為什么呢？

為了看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比較其他國家。比如說，美國從1952年到2004年，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從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國的民間消費在過去五十幾年總體上在上升，當然這個速度很慢。因為到最后，我們如果以百分比來衡量任何東西的話，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終不應該超過GDP的100%的水平。美國的政府消費在1952年時跟中國那個時候的相對水平差不多，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美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間。因而，美國的趨勢是，民間消費相對于GDP的水平越來越高，而政府消費慢慢在下降，從原來的16%，下降到現在差不多10%的水平，這是美國的情況。

或許我們說美國太富，中國不能與其相比。那么，我們看看巴西，因為巴西人均GDP雖然是中國的兩倍，但是它比美國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時，民間消費相當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間消費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總的趨勢在過去五十幾年也是逐漸上升，當然中間有幾年是因為金融危機造成沖擊所致，但總趨勢是民間消費越來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22%，到2003年還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間消費比重越來越高，政府消費總體上沒怎么變，這是巴西的情況。

俄羅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況大致跟巴西類似。1991年，俄羅斯民間消費占GDP的35%，也就是俄羅斯進行休克療法之前，其民間消費跟今天的中國差不多，但是現在，這個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費當初是占25%，現在占GDP的22%。所以，俄羅斯的情況跟巴西、跟美國的總趨勢是一樣的，其民間消費占經濟比重越來越高，但政府消費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趨勢。

實際上我可以給大家看很多國家的數據，但是因為時間關系，就不給大家談更多國家的數據了。但是，如果你對每個國家做分析，你會發現下面兩個結論：

第一：在民主憲政國家，因為征稅權和政府預算權受到民主憲政制度的制約，政府消費相對于GDP的比重難以膨脹，難以失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巴西、美國、俄羅斯、日本基本都表現出這一共同點，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變，要么就是往下走，這跟民主憲政對權力的制約，特別是對征稅權的制約，關系很大。

第二，與國有經濟相比，私有市場經濟更能使民間消費隨著經濟同步增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幾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民間消費相對GDP的比重在過去五十幾年都是呈上升的趨勢，俄羅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當然，你可能覺得也許我給大家看到的這些數據，反映的只是這幾個國家的情況，是經過我挑選的特例，是一些例外。為了說明并不是這樣，從做研究的角度講，除個案以外，我們更應該去搜集一些盡可能大的樣本，做系統的分析。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跟何樂水同學把70個不同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首先根據每個國家在1980年時國有企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從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組，每組包含14個國家，然后,看從1980到2003年間這些國家的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誰高誰低？換句話說，一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民間消費會增長多少百分點？對GDP增長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國有企業比重最低（3%）的第一組國家，在這14個國家里，民間消費對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說，對這些私有經濟國家來說，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就會增加0.97%。那么，這五組國家基本上是這樣：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其民間消費根據GDP的增長而增長的這個系數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國家，其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民間老百姓消費只增加0.82%。當然，中國屬于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那一組。

所以，從70個國家的情況看，國有企業、國有資產在整個經濟中比重高，就越會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間消費。

為什么國有制抑制民間消費？

從學理上說，為什么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社會，民間消費相對增長速度就越低？為什么是這樣？如果大家熟悉現代經濟學的消費投資預算優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你個人、家庭每天在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多少錢時，你會有兩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勞動收入，就是工資、跟勞動有關的收入；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是資產性收入，就是資產升值，或者說財富型、財產型收入。這時我們看到，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財富、產權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資源、樓房、股票等等，所有的這些投資和非投資品種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個個人、家庭的消費與投資預算約束中，可以直接進入老百姓的日常開支計算之中，這是私有制國家的情況。

但，如果是國有制，差別就大了，因為國有資產、國有企業、國有股權，它們升值再多，盡管名義上說全民每個人都有一份，可實際上隨便問一個普通中國人，問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漲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幾塊錢了？”大家知道，他會說“你瘋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時，整個中石油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按理說，用這1萬億美元除以13億人口，每個中國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屬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財富，一個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間有3千美元財富。所以，任何時候中石油的股價漲10%，每個中國人的財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話，如果每個人直接擁有屬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會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館多吃一頓飯，女士們可能會多買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換句話說，如果是私有制，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等的股權財富就都能轉換成民間的收入、民間的消費。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計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銀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這些銀行的價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會給任何一個中國老百姓馬上帶來新的收入感、帶來新的消費或再投資愿望，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些國有資產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下多少是沒有任何關系的。因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義上是全民所有但實際上誰都不擁有。所以，我們每天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存多少錢的時候，不會、也不能把國有資產的升值算進來。

但是，在私有制國家里不會有這個問題。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期間，大家猜一猜美國當時GDP的增長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時候只4%。但是，在美國，4%的GDP增速能給社會帶來的消費、欣欣向榮程度，比中國8%、10%的GDP增長速度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程度還要高。為什么會這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途徑除了勞動收入外，還有財產性收入，有資產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計算，美國股市每年上漲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說，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隨著GDP按3%、4%的速度增長，人們的勞動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長，但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資產亦即私有財產這一塊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許多資產分紅收入。有了兩條分享增長的收入渠道，一個是勞動收入的渠道，一個是資產財富渠道，通過這兩種渠道把GDP增長，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對老百姓家庭的消費帶來很大推動力，所以，在私有制國家里，不需要8%、10%的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照樣能夠欣欣向榮！

也正是由于國有制堵塞了上面講到的老百姓財產性收入渠道，在我們把中國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國家GDP增速做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較，否則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國GDP增長對老百姓消費增長發揮的作用基本是只通過勞動收入這單一渠道，財富增值這個渠道被國有制封住了。

這些年，中國的土地增值這么多，但是，土地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實際上、操作層面上是國家擁有，這些土地增值通過土地財政或其他方式變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錢。當然更不用說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一年上萬億人民幣的利潤了，這些本來都可以轉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轉移的通道是封住的。當然，許多朋友會說，如果像現在股市和資產都在縮水的時候，老百姓不直接擁有這些資產不是更能規避金融危機風險嗎？因為這些縮水是由國家承擔了，這些損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擔。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雖然財產會貶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還是值幾萬億元，老百姓不擁有這些股權當然不會面對財產縮水，但也不擁有這些價值。更何況，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從長遠來看資產是升值的。

在中國，民間消費為何難以增長？

剛才講到的可能相對比較抽象，基于70個國家的大樣本分析，會有一個缺陷，就是總感覺不太具體。在一個國家里，國有企業、國有經濟、還有民主憲政或非民主憲政，到底是如何阻礙民間收入、民間消費的？為了說得更清楚，下面我們具體看中國的情況，看看民主憲政特別是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權的有制約還是沒有制約，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間消費增長。再一個是國有制的安排，為什么它會進一步妨礙民間消費增長？

先從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國民收入，如果按照三個群體來分，亦即政府、城鎮居民、農民三個群體，哪個群體分到的最多、哪個群體從增長中分享到的最少？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征稅權基本不是由全國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門掌握，差不多各部門就有權去推出新稅種或新費種，也可以對現有稅種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去調高稅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稅。

那么，在憲政層面講，征稅權不受制約到底已經給中國社會的這三個群體帶來什么影響？國民收入在他們中間的分配又有什么影響？從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貨膨脹的影響之后，僅預算內的國家財政稅收就翻了5.7倍，這還不包括土地銷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預算外的收入！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間增長了1.7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1.2倍。

因此，在民主憲政缺失的情況下，政府在國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這一塊，在過去12年里不斷膨脹。這必然意味著老百姓分到的這一塊是越來越小。經濟增長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鎮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農民。

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政府規模失控膨脹的趨勢。也就是，政府財政規模相對于老百姓的收入來說到底有多大？像我們做研究，特別是碰到宏觀經濟數據的時候，會讓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說GDP或者政府稅收增加多少、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這些數字對個人來說太抽象。為了避免過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預算內的財政稅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為了有一個比較的對象，我們先要問，在中國歷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說，清朝乾隆時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財政稅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財政稅收4937萬兩銀子。當時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個月賺2兩銀子，一年24兩。這樣算，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稅收相當于205萬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萬個北京工匠就可供養整個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開支。

今天，其他國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稅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億美元，除以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這相當于8500萬個美國老百姓當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萬個美國人的收入可以供養聯邦政府。相對于中國的乾隆朝廷來說，現在的美國政府確確實實也是很大、很大，因為乾隆朝廷由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養活了！話又說回來，清朝多數時候，國家財政稅收差不多只有國民總收入的3%—5%，那個時候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政府”時期，盡管我們說清朝以及中國的其他朝廷是那么專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說，怎么罵都行，但是拿這些數字一看，原來那個時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當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濫用權力要更多錢，而是那個時候收稅實在太難了。大家都知道，通過運河運糧食都那么艱難，你要收更多的錢，談何容易呀！不過現在征稅、收稅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電腦之后，你逃也逃不掉，這本身也說明在政府的收稅能力、運輸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過民主憲政制約征稅權是多么重要呀！

我經常說，之所以民主憲政在人類社會是非常現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憲政的國家是英國，那也只是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才完成的歷史進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而大多數我們熟悉的民主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出現的。

可以思考一下，為什么是這樣？民主憲政是這么近代的人類現象，跟人類技術革命的發展關系非常大。比如，我剛才講到乾隆時期稅收占國民收入3%—5%，那時候盡管朝廷可以隨意加稅，但現代交通運輸工具在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技術更是沒有。所以，沒有火車、汽車、飛機這些運輸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約的權力給民間利益、給老百姓財產所能形成的威脅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遠”指的就是這個地理距離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對老百姓的變相保護，還有一個是通信手段的缺失，這也變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財產和民間少女更好地保護起來。

但是，現在有了火車、汽車、飛機、萬噸巨輪，還有這個互聯網時代，征稅能力、搬動運輸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這個時候，由民主憲政把政府權力約束起來的必要性，跟歷史上任何時候相比較，都是高得多。因為你稍微不約束政府權力，讓權力稍微發揮、濫用的話，給老百姓利益能夠構成的沖擊和傷害是前所未有的高。這就是為什么不只是在中國，在幾乎所有其他國家，民主憲政都是在最近兩百年、甚至幾十年才變成各社會共同的訴求。

我們很多人說民主自由、民主憲政，歷來就不是中國的傳統，跟中國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說，民主憲政不僅不是中國的傳統，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以往的傳統。沒有哪個國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運作好的、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制度。在這個時候，我們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學者的話蒙住了，他們說，中國歷來就沒有民主憲政，所以未來也沒必要有。想想也對，秦朝、漢朝、唐朝、宋朝等都沒有民主憲政，但是這些人就不會跟你講，不僅中國是這樣，過去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沒有民主自由、沒有憲政。我們必須考慮到交通運輸技術、通信手段以及調動老百姓財產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須相對于這些東西來看民主和對權力制約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國2007年的政府規模之后，我們再來看看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政府規模的變化，國家財政稅收每年相當于多少個城鎮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相當于3億3千萬個城鎮居民當年的可支配收入。那個時候是全能政府時期，至少對城市人來說，工作、小孩教育、醫療、退休、養老、住房等等，這些都由國家包下來，正因為此，所以就要改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于1億5千萬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相對規模在改革開放第一期，是減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過那還是遠遠大于只需要205萬人的收入即可供養的乾隆朝廷規模，比美國政府的兩倍。

但是，1995年的稅收體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從國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規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又上升到相當于3億7千萬個城鎮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還要大。從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實施的改革的確朝小政府的方向邁進；但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又重新向大政府邁進；最近由于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政府在開支和投資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規模上升。

相對于農民的純收入而言，1978年的國家財政稅收等于當年8億5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1996年時，相當于3億8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到2007年這個數字是12億3千萬農民的純收入。

所以，征稅權不是控制在民選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手里，其結果是征稅失控，而且趨勢越來越嚴重。我知道有很多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很喜歡說中國要加強稅收，要讓中國稅收不斷增長，認為稅收增加越多越好。這當然使財政部高興。特別是很多學者最近十幾、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國家跑，去找哪個國家的哪些稅種是中國還沒有的。回國以后再介紹給中國，以各種名義幫助攝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種不可思議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國預算內稅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經濟體比較，說中國財政稅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歐國家的低，比美國的17%要高。所以，他們就說中國的征稅水平不算太高，說還可以有增長的空間。

可是，這些認為中國老百姓稅賦不高、還要到處引進各類名目稅種的人，沒有把另外一個重要背景考慮進來，也就是那些國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國家，而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國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書，就會知道我們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制的初衷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就是為了由國家經營企業、經營資產賺錢，不要老百姓交稅。至少，老百姓的稅賦應該跟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總量成反比，不能夠一方面繼續保留那么多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卻還像私有制國家那樣去征稅。這樣的話，老百姓的收入、民間消費還如何增長呢？

所以，那些學者、經濟學家把中國的稅收水平跟私有制國家做比較之前，必須把這個前提考慮進去，因為國有經濟畢竟還是中國經濟的主角。不能忘記建立國有制經濟的初衷，否則就是誤導人。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每年國民收入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間的分配情況。如果從資產所有權的角度理解，資產財富的存量在國家與民間之間的分配怎樣？我做一個粗算，這可以給我們一個大概印象。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些資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國有土地總價值大約是50萬億人民幣。按照國資委主任李榮融2007年在《求實》上發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國有11萬9千家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擁有的國企，加起來有6、7千家，還有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所有這些國有企業的總資產是21.9萬億人民幣。把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的總價值放在一起，相當于72萬億人民幣的國有資產。我們上面談到的國家財政稅收5萬多億人民幣，這只是國家可以花的錢的一部分，更大的是這些資產升值和財產型收入。比如說，2007年如果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國有資產的增值相當于8萬億人民幣，因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國有企業總利潤中，央企是1萬6千億人民幣。8萬億的資產升值，加1.6萬億的央企利潤，國家作為資產擁有者，就得到9.6萬億人民幣的資產性收入。這9.6萬億，如果是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每個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財產性收入呀。但是，這些錢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預算內的5萬4千億財政稅收就已經很多了，沒有這些資產性收入也夠了。

許多人會說，政府得到財政稅收以及財產性收入，不是在給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嗎？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嗎？一些經濟學家會說，征稅是現代國家進行轉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謂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稅、再用稅收幫助低收入群體。這種轉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嗎？

真的如此？實際情況可能跟很多學者講的理想相差很遠，因為在沒有民主憲政制度安排下，當財政預算是黑箱操作時，你靠什么制度機制保證所謂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實現，分配到你希望的對象上，花到民生項目上？所以，我就說，你不能裝作沒看到，不要裝著說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實際的財政預算是不是真的在進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還是讓我們看幾組數據。根據財政部謝部長的一個發言稿，2007年財政稅收5萬4千億，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三大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是6千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稅收的15%，那一年有點財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說政府總開支的15%用在這三個民生項目上。這6千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政府為人均開支461塊錢，這461塊錢相當于當年城鎮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這些相對數字能幫助我們做跨國比較，因為你不能拿絕對開支數值去比較，原因是各國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國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是1萬5千億美元，相當于美國聯邦政府當年開支的61%，這個61%跟中國政府在這三項開支占政府開支的15%可以做比較。1萬5千億美元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美國GDP的11.5%，這跟中國政府這三項開支相當于GDP的2.4%也可做比較，算到3億美國公民身上，每個公民平均得到的好處是5000美元，相當于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國比較一下，我們發現，有沒有國有經濟，征稅率的高與低，最后對政府在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沒有直接影響，國有制經濟、高征稅并不必然意味著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經濟并不意味著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處。當然有人會說，你不能走極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稅，是不是也可以讓政府在民生上花這么多錢？我是說，中國有那么大的國有經濟、光預算內財政稅收就占GDP的22%，而美國是私有制經濟、其聯邦政府稅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國花在民生上的相對開支卻還是低于美國。

關鍵在于民主憲政制度安排。如果說美國比中國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應該同中國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醫療衛生這一項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國在三個項目，醫療衛生、就業福利和社會保障上的開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相當于GDP的5.4%，而中國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沒有被中國的這些數據所支持。

國有制和私有制帶來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

國有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間消費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經濟學界過去的討論中，在談及國有企業要不要民營化時，往往把焦點放在國有企業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還是更低上，從純粹的效率回報來判斷。那顯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營化，還必須看到國有經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使經濟對投資、對工業的依賴度過高，對消費的依賴度有什么影響？

有一個很容易看到的事實是，前蘇聯、前東歐計劃經濟國家，它們當時基本沒有服務業即第三產業，連面包都嚴重短缺，消費品和服務品始終供不應求，是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中國經濟也是如此。那么，蘇聯在國有制下，整個經濟發展重點、投資重點放在哪里呢？放在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包括軍工上！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回過頭看，盡管70年代、80年代蘇聯的高科技發展跟美國軍事發展基本相當，但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今天我們在中國用到的方方面面技術，特別是跟生產力、跟生活有關的技術，不管是家電、電腦也好，汽車也好，甚至是火車，等，沒有哪一項是蘇聯當年科技發明創造留下來的。說明他們的發展離民生太遠、距離重污染、重資源的消耗性工業太近。

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現象，為什么國有經濟、國家主導型經濟都偏愛重化工業，輕視民生類行業呢？國家主導的經濟最終把重點放在工業發展上，一點不奇怪。這里我不是說由政府官員做投資決策、做開支決策的時候，他們會不負責任，不是這么回事。他們很好，但是制度激勵安排會逼著他們按照某種方式去做決策，如果讓我處于他們的位置，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把能夠控制的資源和錢都花在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大樓與高速公路上，還有就是投資建大工業項目。因為從業績評估的角度講，也就是因為我要對上司負責，如果我的工作好壞由上司評定，他的業績再由他的上司評定，而我們的前途又分別由各自的領導決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這幾十億、幾千億元，往哪里投資、往哪里花才更能讓我的領導們看得見，怎樣表現對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傾向于這些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還有那些工業大項目。

這話怎么說呢？過去幾年，我每年帶著耶魯大學的MBA學生到中國訪問、參觀企業，去年我們去寶鋼給每個學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寶鋼煉鋼車間這么宏偉，軋鋼工序那么長，又長又壯觀的鋼條被那些機器送來送去，又是加熱又是冷處理，讓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國的我的學生們覺得：哇！中國制造業這么宏偉、這么厲害！客觀想一想，幾乎每個煉鋼廠都會這么宏偉，因為它們必然看得見摸得著。但是，寶鋼給他們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響。過去七年，我每年帶著不同的耶魯MBA學生到中國來，這些學生每次都是對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業工廠和高樓大廈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為考慮到這點，同時考慮到制造業工廠最能代表中國的經濟結構，所以，兩種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會選一些制造業工廠去參觀。既然我的學生有這種偏好、按照這種方式去審視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所有領導也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偏重、鼓勵有形的大工程，喜歡那些形象工程，輕視那些對社會更重要但屬于無形的項目。

這就是為什么過去那么多年里，每當領導人為了培養出幾所世界一流大學而宣布加倍對北大、清華、人大等大學的投入時，我看到新聞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些大學的校園又要大興土木、環境又要被糟蹋了，因為他們肯定又要多蓋新樓，之所以是這樣，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長或者書記，如果我把10個億的錢，真正用來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這些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如果我真的往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遠都看不出成效，那樣，我作為校長的功勞和業績就永遠無法表現出來，看不見。相反，如果我把這些錢花在新大樓上，我的校友、我的領導以及各種來訪者很快都能看到，他們來的時候，每個人會說：“哇！你這個校長做得真好！前兩年還沒有這些大樓，現在到處都是摩登大廈了！”

所以，由于業績評估的困難、信息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的原因，政府官員在做花錢與投資決定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于看得見摸得著的大工廠和大基礎設施。于是，在國有經濟下，不管是當年的蘇聯和其他計劃經濟國家，還有當今的中國，都有偏重工業、偏重基礎設施的傾向。

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這兩種不同的安排，所帶來的對經濟產品的總體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會很不一樣。正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傾向于基礎設施和大工業項目，所以，國有主導的經濟對資源、對工業品的需求最高，會遠遠高于對消費品、對民生服務業的需求。因為為了建這么多高樓大廈、基礎設施和工廠，對方方面面資源的需求會更高，然后對環境的污染也會更嚴重。這是一種偏向資源、能源的需求結構。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和國民收入由民間老百姓掌握，由他們決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產生的需求結構會更側重消費品和民生服務品，看淡工業品。道理很簡單，如果是我們自己去花錢，特別是由女士們去花錢時，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買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養老產品、多少醫療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飯等等，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來花錢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會是那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關的行業大致有兩大類，一種是消費品，就是我們以前講到的輕工業；第二種服務品，也就是說第三產業。

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兩種不同的產品需求結構，由此引申的發展機會和產業結構當然會不同。這就是為什么私有制經濟往往能帶來對第三產業和對輕工業的發展，而現在的和過去的國有制經濟都經歷了輕工業、第三產業嚴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結構在私有制和國有制安排中出現的這種差別，最后演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所以在國有制下的國有經濟結構必然把重心放在工業上，放在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的重化工業上。而私有制經濟必然會更偏重于輕工業、消費品和第三產業。任何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它的需求結構所致。需求結構是什么樣，會決定整個經濟的供給結構。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想，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只要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就不可能改變，就只能靠重化工業、靠投資然后靠出口市場來發展。否則，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只能是一種愿望。

偏重國有經濟的結果使就業難以增長

在就業的問題上，只要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錢主要花在國有企業上，花在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上，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就不會多。比如，從1990年到2006年，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歷來是對民營企業固定投資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為8萬億元，而民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是2萬億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的這種投資結構，所產生的就業后果怎樣？從1990年到2006年，民營企業每年在創造就業，而國有企業每年在丟失就業機會。1998年，那年國有企業在改制，總共損失兩千多萬個就業機會，而民營企業在那年創造了五百萬個就業；1999年，國企喪失了5百萬個就業機會，到2006年還是減少了50萬個就業。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在1999年新增150萬個就業機會，2005年新增 520萬個就業；2006年也增加了450萬個就業。

換句話說，從最大化創造就業的目標看，過去這些年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的投資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業機會最大化的。那樣做，或許讓GDP按照“打腫臉充胖子”的方式虛增，但對民間就業是很糟糕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GDP增長帶來的就業很少，必須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強解決每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需要。

之所以偏重國企、偏重基礎設施的投資結構對就業機會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顯的例子是像奧運場館，大概總投資是4千億人民幣，奧運會之后，這4千億投資創造了多少個就業機會？也許有2000個？如果是這樣，差不多是花了兩個億才創造一個就業機會。

如果把資源投入服務業的民營企業，創造的就業會很不一樣。比如，重慶富僑足療公司，創業才幾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僑足療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這家公司總共雇傭4萬多人。它的投資是多少？每開一個分店，大概花幾百萬，每兩萬塊錢的投資就能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這個服務業新就業機會跟投資比值是1：2萬，而奧運場館是1：2個億的投資。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務業創造就業的效率跟基礎設施、大工業項目就是不一樣。

為改變經濟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綜上所述，為了長久持續的增長，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具體講，就必須從事下面兩方面改革。第一當然是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這是最直接約束征稅權、約束政府管制權的無限擴張并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督的必要條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是全國性的國民權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產權以及中央部委所屬的國企股權，都注入其中，然后，把這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這樣才真正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還沒有到位、虛的全民“所有者”給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現在的公眾股權基金一樣可以交易。另外，在31個省市分別成立各省市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國企資產都注入其中，每個省的國民權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這樣一個原則，比如按6：4或是7：3這樣的比例，將各省國民權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關于這一方案已經說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應。有人說，這些國民權益基金交易起來很難，有13億人口。其實，我覺得，在操作層面上，今天的中國證券市場和基金行業已經走得很遠了，到現在本來就有1.5億左右的基金帳戶。所以，既然這些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夠處理好1.5億個基金帳戶，處理13億國民權益基金帳戶，在規模、難度上應該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說，這是不是像俄羅斯、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在私有化？我要強調說“不是”，我講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羅斯當初的私有化不一樣，民有化是實現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說把國有企業都拆分了，國有企業繼續可以運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產權收益、財產性收入都應該注入到這些國民權益基金，然后由13億公民直接擁有這些基金的股權，這樣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給具體落實，這沒有違背原來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幫助實現十七大強調的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關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私有化改革路徑的問題，以前有很多誤解。對于所謂“休克療法”改革的結果，我覺得太多學者仍然把結論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東歐國家的狀況上，沒有幾個人今天再去東歐國家去看看，看今天的東歐跟90年代末期的東歐有什么差別。最近跟一位東歐學者談到漸進式改革與休克療法的問題，他說，在東歐，這些已經不是問題，因為在那里改革已經完全結束，而且多數東歐國家的生活水平已經離西歐國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來的這些國家，前蘇聯分出來的很多國家、波蘭等等，這些國家的人，不管是決策層還是老百姓，都已經把改革畫上了句號，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來在中國的改革該怎么走，這還是一個問號，還是繼續進行時。所以，說“東歐國家的改革是一種失敗，中國漸進式改革是一種成功”，這句話在邏輯上還不成立，因為一個已經完成，而另一個還在進行，中國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這點，大家可以自己去觀察、收集數據做一些判斷。

[2009年5月23日]

第二篇：陳志武學術論文

學術論著:

我們的政府有多大？

于建嶸對話陳志武：把土地還給農民

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民營企業

中國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時候

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調整

市場經濟是個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什么使“三農”問題惡化？

國有制為何抑制民間消費和投資？

再談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奪

商業化發展將繼續轉型中國社會

房產市場調控的是與非

從依賴親情和友情轉變到依賴市場后，中國的錢當然更多

回歸十周年看香港的過去與未來

中國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

中國為什么需要民主？

現在錢的確多

“數”說“改革開放”165年

資本全球化的奇跡

大國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國

農村土地私有化后結果不會比現在糟

國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進平衡發展嗎？

印度比中國強在哪里？

什么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

反思高利貸與民間金融

解讀經濟學在中國的現狀——經濟學與媒體是如何互動發展的？

不能以房產調控名義攝取私人產權

中國經濟前景為何離不開新聞自由？

全球化下的中國選擇：“單極”還是“多極”秩序？

從訴訟案例看媒體言論的法律困境

進一步私有化才能實現“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跨國產權秩序歷史變遷及對中國的啟示

私人產權是“以人為本”的核心基礎

中國跨國公司如何“跨國”

中國人為何勤勞卻不富有？

以楊小凱的思路理解產權保護

如何改變民企股在香港的遭遇？

農業發展的極限

從世界變遷談中國的崛起

立法，立法，再立法

“武打”、法治與經濟秩序

單極秩序對中國經濟發展最有利

讓證券市場孕育中產階級

證券市場需要更多制度資本

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

中國歷史上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

儒家“孝道”文化的終結與中國金融業的興起

對儒家文化的金融學反思

治國的金融之道

代議制與市場：劃分四類國家——收入機會的政治經濟學

財富是怎樣產生的？

過時的“地大物博”財富觀

中國十幾年的股市奇跡

誰來監督“監管委員會”

中國會計師的困境

金融技術、經濟增長與文化

金融創新的社會環境

陳志武做客搜狐經濟學人論壇: 產權保護是一種極微妙的社會狀態

第三篇：陳志武：農業發展的極限

陳志武：農業發展的極限

“三農”問題時下討論得沸沸揚揚。這些爭論的起源大致來自以下這些數據。第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值在1978年時為2.57，到1995年為2.8，但到2002年時則為3.1比1，城鄉收入差距顯然在擴大。第二，在過去幾年里，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長率為9左右，而同期農民純收入年增長率

平均不到5。特別是，這些年里農民收入的增長全部來自非農，而來自農業收入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至2001年間農業收入部分反而平均下降102元。這種城鄉收入差不僅是誰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轉這個日益惡化的趨勢，那最終會帶來許多后果。那么，如何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呢？有意思的是，雖然大家都看到同樣的這些數字，但得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有的認為這說明必須發展農業才能增加農民收入，而另一些則認為這說明農業不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只有靠發展非農才能增加農民收入。——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分歧？要找到客觀的答案，我們首先必須搞清城鄉收入差的起因，還有就是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鄉收入差是由三類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礙（包括稅賦、定價歧視、農民就業歧視、戶籍制等）、產業差別（工業產值的乘數效應和農業產值的加數效應）和人力資本差別（城鎮教育水平普遍高，農民教育普遍低）。雖然難以將這三類因素對城鄉收入差的貢獻加以量化（這顯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們的貢獻都應該很大。人為的制度性障礙是大家已討論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廢除戶籍制度、不全面開放城鄉人口流動、不取消不公平的農產品行政定價、不取消對農民的不合理征稅、不取消對農民的就業歧視，城鄉收入差顯然不可能不進一步惡化。這些都是應該、也是可以改變的人為因素。在這里我們就不多談制度障礙問題。但，既使能去掉這些傷害農民基本權利的制度障礙，使農民享受每個公民本應享有的平等的生活、遷居、就業與經濟權利，我們同時還不得不看到農業和非農業間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發展前景這一事實。再退一步講，既使能去掉制度障礙，同時也假設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的增長前景也都一樣，那么農民與城鎮人口的教育差別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博士與一個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們的收入同步增長。像美國沒有城鄉遷居限制和戶籍制，2002年的農民平均收入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業者(包括農業與非農)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為農民收入的1.76倍。在80年代時，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的收入比沒念過大學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這說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觀的一面。

農業發展前景有限

過去幾千年的中國，每當朝廷（不管是一次次農民革命后新成立的，還是續延的）把注意力放到農民問題身上，他們就把重心調回到農業發展上。但每次這樣做時，其實際效果都是又把中國農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惡化對土地的依附，每次使中國離工商化社會越偏越遠。比如，在宋朝時期工商業已非常發達，不僅在科技上領先世界，而且在金融創新方面為世界發明了紙幣。據經濟史學家趙岡的估計，在公元1200年左右，晚宋的城鎮化水平達到22（見圖一）。但是，元朝的重農主義，特別是明朝海禁之后的進一步“以農為本”，使中國的工商業不進反退，城市化程度也反而下降。于是，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到1893年時也不過7.7，到1949年時的城市化程度為10.6。按理說，在經歷過晚清的“強國”洋務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之后，到1949年國人應該已認識到“以農為本”國策的缺陷。但，新革命成功后的“備戰備荒”、各地“自給自足”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又再一次把國人訂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時的農業就業人口還占全國就業人口的80，使中國脫離不開傳統農業社會里。

前面講到，1998至2001年間，來自農業部分的農民收入不僅沒增，反而減少了102元。對于這一事實，現在較為流行的政策解釋是：必須重新重視發展農業，否則農民收入增長困難。如果是要通過取消各種侵權性的不合理收費和征稅來提高農業收入部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因此要推出“新重農主義”來增加農民收入，那大可不必。除非是對農業全面免稅，甚至大規模補貼，否則農業收入從總體上講不可能有可觀的增長前景，更何況農業規模生產并非中國的比較優勢。農產品價格總體上只能是呈現不變或下跌的趨勢。道理其實很簡單，一個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熱量（一般不超過3千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總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會因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四頓、八頓，那樣你會長胖，反而降低健康，然后你要減肥、節食等。換句話說，農業技術的改進，產量的增加并不能改變人們對食物的總體需求，或許種類、營養品類多了，但這并不能增加人體從生理上每天所需的熱量。相比之下，工業技術革新則不同，新的技術往往創造純新的需求。比如，汽車、飛機，沒有汽車之前，人類用腳走路，有了汽車之后，一個全新的工業、全新的市場由此產生了，汽車以及相關產業的產出對國家GDP是凈的新產出。電腦也如此，由電腦帶動的高科技產業是凈需求創新，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對以前某些工業的替代。像美國微軟公司過去一年的銷售為3034億人民幣，這

是靠科技創造產生的對美國GDP的純貢獻。而迪士尼公司則是另一種凈需求創造，它過去一年的銷售總值約為1394億人民幣。這兩家公司共雇用16萬7千人，但總產值為4428億人民幣，相當中國2002年農業總產值的30（盡管中國農業就業人數為3.25億人）。因此，汽車、電腦、飛機等這些技術的發明創造帶來的是全新的需求和價值創造，而農業技術發展不容易帶出純新的食物需求，只不過是在人體總的熱量需求這個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組合而已，農業不會出現“微軟”、“迪士尼”效應。你有了一部家庭用車，還可再買一部跑車、一部越野車；你看了十部迪士尼電影，還可再看一百部；你買了一棟二百平方米的房子，還可再買兩棟、五棟一千平米的房子，這些是沒有上限的需求，而你身體需要從食物中吸取的熱量一天最好不超過三千卡路里。這就是農業與非農的差別。因此，農業的價值創造極限不會被越推越高，只會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各國的經歷也證明了這一點。1820年時，農業占美國GDP的70，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到1890年該比率降到38，到去年農業僅占美國GDP的不到2。中國近來的經歷也如此，1978年時農業占中國GDP的41.3，到前年則只占14.5。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二百年中，美國農業技術創新也層出不窮，為農業現代化開道。但那些農業現代化的結果雖然使美國農業的產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沒從總體上增加對農產品的人均總體需求。相反地，在其國內需求無法總體增加的情況下，農產品價格只能持續下降，農業占美國GDP的比率越來越低，農業就業也跟著下降到美國總就業人口的2以下。

在中國，不僅農產品總需求存在上限，可耕種面積也不可能再增，每畝的產量也不是沒有止境，“大躍進”時的畝產萬斤“衛星”只能是狂妄者的胡話，不會是現實。按著名中國經濟史學家帕金斯（DwightPerki）的估算，魚米之鄉江蘇每畝大米產量在宋朝時約為326斤，到十九世紀的清朝時約為501斤，到1957年時平均為433斤，也就是在這一千年間每畝產量只增長33。其它省的農產量經歷也大致如此。或許現代農業產量增長得比過去一千年要快（比如，雜交水稻確實使產量升高不少），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任何重新“以農為本”的舉措是沒有前途的，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更何況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靠農業富起來的。時下流行的一種論點是：“中國有五億農村勞動力，如果靠工業、制造業來幫他們就業增收，既使把世界所有的制造活都放到中國，那也解決不了五億農民的就業。而世界勞動力市場又不允許跨國自由流動，中國的這些勞動力無法輸出。因此，靠發展工業等非農來解決農民問題是行不通的。”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得出的結論是：還是要靠發展農業來解決農民問題。這種觀點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為，第一，如上所說，農業發展的前景受到人的生理需求上限的制約，那是客觀上被堵住的路，是硬事實。第二，從來就沒人說“以工商為本”就意味著所有五億農民都進入制造業。算一些簡單的數字即可讓我們看清事情的本質。比如，在3.25億純務農的農民中，如果有一億能進入非農產業，那就可使剩下的2.25億農民的農業收入增加近50。那么，這一億離開農業的勞動力是否都必須進入制造業呢？非也。

以美國為例，從1820至1890年間（工業革命的頭半期），美國共凈增約5百22萬新的工業就業，同期共凈增約8百62萬新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工作，比率為1比1.65。1890至1998年間，第二和第三產業分別凈增1900萬和7080萬新工作，增比為1比3.72。或許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類似美國在1890年時的狀態，那時美國的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38，低于中國今天的49，但美國那時的工業化程度和交通運輸狀況遠不如今日的中國（比如，那時沒有汽車和高速公路、沒有航空運輸）。基于這些考慮，在中國，也許未來每增加一千萬個第二產業工作機會，可同時創造兩千萬個以上的服務業工作機會（實際這兩類工業的工作機會增加比例可以更多，關鍵是如何通過制度改革為第三產業創造環境）。加上中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幾乎為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產業的就業潛力最大。還有一種觀點是：“如果重點發展工商業，吃飯問題怎么辦？糧食安全問題怎么辦？”這種觀點不是今天才有，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都有，也一直因為這種觀點阻礙了中國過去一千年的發展。第一，“以工商為本”并不是說放棄農業。第二，盡管沒有太多人這么說，但1998年是劃時代意義的一年，那年的非農就業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業就業人口，加上農業產值也只占全國GDP的約16，那標志著中國已不再是以農為主的社會，低于一半的就業人從事農業，這是一個分水嶺。有意思的是，盡管現在農業就業的比例是中國歷史上最低的，但農產品的供應卻比任何時候都豐富，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食品種類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豐富，營養結構也更健康，還反倒有更多人要減肥了。這些事實恰恰說明，我們傳統的一談“以工商為本”就頓時感覺肚子“咕咕叫”的觀念是沒有根據的。只要經濟制度安排合理，促進市場發揮作用，只要對外開放、通過貿易互通有無，“非農不可”是沒必要的擔心。

基礎教育是永久改變城鄉差距之路

要廢除不公平的農村征稅，廢除阻礙農民自由進城就業的戶籍制等制度性障礙，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農業與工商業的客觀本質差別也是顯然的。正因為此，真正改變城鄉收入差別的長久辦法沒有別的，只有由國家補貼、資助農村基礎教育，保證九年義務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鄉差。目前，由農村自己征稅辦教育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孩子因無法交學費而不能念完小學、中學，農村學校設施差，沒有起碼的圖書館等。國家把更多的財政投向農村教育對中國的未來遠比登月和其他政績工程更為重要。也需要增加針對農村學生的大學獎學金、助學金以及教育貸款。否則，即使允許農民自由進城居住工作，他們又如何能找到與城里人相當的工作呢？

不能再走老路

過去幾年農業收入越來越無增長，而非農收入卻按每年近9的速度在增長，看到這一事實，一些同行們居然認為這說明必須重新重視發展農業，否則農民收入無法增長。這種解讀違背起碼的經濟學常識：按經濟學常識，資源應該向收益高的行業配置。在明顯看到農業的極限、看到農業收入必然越來越無法增長的大趨勢下，怎么還要往死胡同里鉆？我們知道繼續靠發展非農來解決農民收入與就業問題是會很艱難，但各國的經驗表明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說，差別在于：重新靠發展農業為農民增收是一條死胡同，而另一條路也很難，但至少還是通的。

這些年的經濟發展以工商為重，已經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更高的收入，這說明大政策方向是對的。以城鎮化水平這一指標為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時為17.9，到1990年成為30.1，到2002年則有39.1的人口為城鎮人口，這證明中國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終于在逐步實現自晚清開始的一代代“現代化”追求者的夢想，也終于在糾正宋朝之后走了幾百年的錯路。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又要調方向呢？征稅公平不公平、就業機會是否均等、創業機會是否平等、社會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機會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遷居權等問題是制度機制問題，不是產業資源配置問題。“三農”中的“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不能混在一起談。

第四篇：[圖文]中共中央黨校陳登才教授總結發言范文

[圖文]中共中央黨校陳登才教授總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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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 來源：2012智慧城市 2012-07-12 12:21:29

導讀：“智慧城鎮 智慧應用——2012智慧城鎮發展規劃與展望高峰論壇”在華南首個“國家級智慧城鎮試點示范區”廣東佛山順德樂從鎮舉辦。物聯網世界作為獨家合作媒體將全程在線直播此次會議的全部內容。

【2012年7月12日，廣東順德 物聯網世界訊】今天，“智慧城鎮 智慧應用——2012智慧城鎮發展規劃與展望高峰論壇”在華南首個“國家級智慧城鎮試點示范區”廣東佛山順德樂從鎮舉辦。物聯網世界作為獨家合作媒體將全程在線直播此次會議的全部內容。

中共中央黨校陳登才教授致詞(物聯網世界 記者攝)

中共中央黨校陳登才教授作最后總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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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字實錄：

陳登才：同志們，今天早上大家很用心的進行交流，介紹了兩個經驗，一個是樂從的經驗，一個是遼源的經驗。遼源的最后一句話我看是挺有意思的，叫做“長期建設，持續優化”，如果不是長期建設，恐怕很難實現智慧城鎮，擴大一點就是智慧城市，沒有十年、八年，這種長期的建設想急于求成大概是不可能，但是你沒有“持續優化”，恐怕它的后勁也是挺困難的。

樂從是我們現在所站的地方，他們現在政府有一些經驗，現在剛剛開始，有良好的開端，看到光明的前途，也需要技術探索，在實踐中作為一個新事物，要做到底。

另外，我今天感到非常高興的一件事，以前自然科學的研究、社會工程事業的研究都不注意到思想方法論，今天郭理橋先生從方法論思考問題，我覺得挺有長遠意義。

我們軟通動力、物聯天下、IBM的經驗，都表明我們現在的研究和日常的科學技術的工作都跟經濟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系起來，這是我們科學研究搞技術工作的生命力所在，也就是說，我所從事的這個事業，要在經濟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不能脫離當前中國的實際，不能離開現在我們改革發展的事業。我看到大家很自信，我覺得非常可貴。

林總他們就想，在國內還想進一步擴展到七八十個，那就說明發揮作用的面會更大一點。今天我們小型座談的時候，物聯天下很贊成跟城建部進一步研究智慧金融的問題，這都是經濟社會發展包括智慧城市、智慧城鎮建設需要的。

另外，一些教學單位，包括咱們的郵電系統，能夠從自己的研究中為智慧城鎮的建設進

行理論的推動和引導，我看到是很可貴的，所以這一次我來的確是得到了一個學習，提高我自己的認識。

我從昨天到今天看了三本材料，全體的八本材料的字是不少，全部的目錄我看完了，我感覺到城建部的領導和有關的具體部門，特別是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專業委員會的同志們提供的這些情況和材料，將來在樂從的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再進一步擴大，在全國范圍內交流，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如果樂從的同志認真研究好這些材料，包括樂從規劃的思路，那么我們的領導同志和鎮里各個方面的有關工作人員在這個領域里面做成到很高水平，那是不簡單，他能寫這些東西的人有的是博士，有的是現在的專家，有的是在這一方面經過反復研究、比較、分析整理出來，根據樂從的需要來考慮問題。

現在突出的一個特點，我們的數字城市也好，智慧城鎮建設也好，都不能離開產業的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同時又不能離開城市發展的轉型問題。那么這些情況，我看都非常突出。

第二點非常突出的就是都要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這是當前全黨乃至政府全部工作的立足點，是我們搞好一切工作的目的，你體現“以人為本”的問題，所以它就有長遠的意義，一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因為今天說我這個講話應該對今天交流的東西做一點點總結，我認為我沒有辦法做這個總結，因為在這一方面我不是專家，我是剛剛學習的。第二方面，大家談的都各有所長，有一點長處大家吸收就行了，所以這個總結就免了。剛才我說的那么一點是我聽到的、感受到的最認可的地方，所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下面我就講一個問題，就是希望樂從這個點把原來的規劃綱要的藍圖怎么樣一步一步地變成現實，這方面我發表一點意見。還有大家關心的十八大要召開，可能發表一點意見，就講這一點。

我認為樂從人挺有志氣，也很有智慧，所以敢在樂從城鎮方面接受建設部的領導和有關部門同志的意見開展這么一個試點，做國家級的示范點來探索和實踐，這是有利于當代人，又是為后代人造福的事，所以它是一個使命的光榮的艱巨的事業，是過去所有人都沒有干過的新事業，所以一定要想盡辦法把智慧樂從城鎮建設這個設計藍圖在實踐中變成現實。

在這個過程，要很好的研究這個規劃綱要和七個附件的要求，有步驟的來加以落實，在落實與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我看我們的城市科學研究會的同志們和專家們，咱們的博士也是在這個事件中不斷完善和發展，我看現在的綱要比原來就有完善了，附件就更加有新意了，但是你在實踐的過程中怎么搞的更簡明，一下子就抓得住，概念性的東西更少，但是可操作性的東西更強，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功夫。如果這一方面做好了，我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樂從圍繞四大方面，還有剛才講的一個中心兩個平臺、幾大項目，我相信會管理的更好。

我想達到什么程度呢？希望在近幾年的實踐中，能夠請樂從的鎮委、鎮政府初步的總結出一條經驗，怎么樣把智慧樂從的科學發展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科學發展統一起來，這條經驗如果總結出來，我看就很有用。

現在國家的任務、順德區的任務、廣東省的任務、佛山市的任務多得狠，什么都要到具體的單位來。以前我們叫做上面牽條線、下面一根針，生產隊這個針只有一支，要怎么串那么多條線呀。人家布置工作，圍繞中心你不能不執行，但是樂從智慧城鎮的建設一步也不能停，那么你就得有那種氣魄，還得有那種膽量，還得善于溝通，上下都明白，從實際出發，很多該怎么做的事情都要在智慧樂從的建設中統一進來，特殊的某一些方面開黨的會議解決，某一些方面是派群眾會議解決，但是總的建設是圍繞著智慧樂從的建設來進行，它跟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沒有脫離。所以你總結這一條，就是說我們創造一個同整個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布局不矛盾，而且是它的一個最基層的部分，這一條上級領導應該理解，廣大群眾應該支持，鎮委、鎮政府到各個村理直氣壯的執行，才能夠做到不懈的努力，才不會感到負擔，而是感到有作為，感到是挺好的事、挺愿意干的事。

我們那些人寫博士論文，如果他本人感到到負擔就覺得沒有意思干了，就干不成，也拿不到博士學位。他覺得這個題目很好、很有意義、很有價值，所以就花心思去做，就做得很好。

昨天我來了之后很多同志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忙得要死、任務很多，我說你們這個工作當然很好，說想辦法去吧。就是說他腦子里面的這個東西跟整個中國社會主義特色事業聯系不夠緊密，這也是方法論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教給人們的就是它如何對待歷史和現實的思想方法，給你一個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方法。過去的教條主義者沒有學好，所以他照搬，就碰得頭破血流，馬克思主義說它是行動的指南，不是背的爛熟的教條，是我們沒有讀好而去照搬所以才遭到失敗。這也就是說中央定的一切決策都需要跟我們樂從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得到成效，樂從的具體實踐當今關心的是智慧樂從的建設。這是一條。

第二條，希望鎮政府、鎮委能夠盡最大努力做好培養人才的工作，這個工作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條是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四條方針，這是中央提出的全黨、全社會都要貫徹的四條方針；第二條是發揮我們基層黨的組織在推動科學發展、凝聚人心、服務群眾、促進社會安定和諧方面發揮戰斗堡壘作用。

這種作用是要靠黨員和群眾共同來努力的，黨員是應該起帶頭作用的，那么這些直接參加智慧樂從建設的人才，這些人才的培養的作用要把它提到鎮委鎮政府的日程上，要經常鼓勵、引導基層的組織，在這些人才中凡是符合黨章要求的和本人自愿的、表現又好的，他為人民服務是有本事的、群眾是擁護的，把他吸收到黨內來，進了黨以后就做兩件事，始終抓好兩件事：一條是怎么使黨員保持發展，執政黨黨員的先進性；第二條是怎么樣提高他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就是提高建設智慧樂從的本領，然后推而廣之，叫做為人民服務，那就不只是在樂從了，在全國都是這樣的。這兩方面一做好，樂從建設就有后勁，就有人才的支撐，就有興旺發達的光明前途。

在整個智慧樂從的建設進程中，原來啟動了一些項目，現在根據今年、明年、2015年前應該做的項目做一個規劃，把重點項目加以突出，然后做完一個總結一個，打好后續繼續前進的基礎，我們鎮的領導班子應該不辜負全體人民的希望，而且我們在實現重點項目的過

程中也不要脫離群眾，把智慧樂從做到整個樂從都深入人心，使大家都知道必須這么做樂從才有新的面貌、樂從才有新的前景。不要糊里糊涂，糊里糊涂沒有好結果，也過不了好日子，也沒有好日子過，更沒有長時間的好日子過。

最后一點，這也是共鳴，咱們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和實際工作研究、理論研究的同志們，在今后還要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這個話你聽起來沒有什么新東西，但是現在有兩個新的針對性：

一個是針對性十八大，十八大黨的指導理論我估計是沒有意料之外的變動，怎么變動都是意料之內。你如果好好學這三個，就一定是都能理解的。我們就靠這個指導理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造者是誰？奠基人是誰？是鄧小平。后來為這個理論做了新的貢獻的是以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大批中國共產黨員，包括理論工作者在內。

十七大就有一個重大貢獻，把改革開放以來的，原來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后來又叫鄧小平理論，還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統一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十七大時候講的這個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發展理論，“在內的”三個字很重要。

原來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很正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從不成熟到成熟，前后發展了30年，今后經過實踐、歷史和人民的檢驗，還會繼續完善和發展，因為它是一個理論體系。我說是在探索和研究解決五大實際重大問題而逐步形成的：一個是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么對待馬克思主義；第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樣建設社會主義；第三是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怎么樣建設黨；第四是要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么發展；第五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管理，怎么樣創新管理。這些都是在自身重大的實際問題探索研究過程中來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了基以后，再一步一步的完善起來、發展起來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學。這是一個針對性。

第二個很有針對性的，有一些危害社會主義的人，這些人不多，但是危害性很大，他們有一句話，說馬列過時了，不靈了；毛澤東思想要批判；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放棄，叫做過時、批毛、棄鄧，這個在小數人中散開，如果它上了物聯網你們就統統都看到了，但是咱們也有剎住它的時候。

馬列主義是不是過時了？馬克思、恩格斯在成熟的著作資本論中說，我們需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那種社會形式就是共產主義這個理想，這個是沒有過時的，只不過需要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主義高度發展、人的思想覺悟、思想境界高度的提高，國家決定政黨走向消亡，滿足這些條件才能充分實現。

馬克思、恩格斯有一些東西的基本論理不變，都要堅持，個別論斷有些要改變，有一些論斷需要發展，比如說十六屆六中全會寫了和諧社會的文件，提出以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當時有一些人就提出來，說中國共產黨的文件提出了黨內和諧的問題，這是理論創新的最新亮點，對不對？錯了，因為黨內和諧的理論概念并不是中國共產黨發明的，1894年，也就是118年前，恩格斯早就闡述了，他寫信給里博克，他說對黨內的分歧，黨的領導人要負起

調解的作用，做出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判斷，謀求黨的統一。但是還有比團結更高的東西，就是要堅持真理。不在于什么呢？不在于否認黨內存在著的爭論，不在于隱瞞黨內存在的不同意見。那么我們的發展只是在后面那一句，要用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因為你是執政黨，執政黨黨內都不和諧、不團隊，你怎么促進社會和諧？我們作為執政黨，應用恩格斯的這些理論來解決社會和諧問題是可以的，但不能夠認為這個是我們最新的發明權，馬列著作學少了就會鬧笑話。

另外，列寧強調的是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原則，現在也還在做。過時了嗎？沒有。列寧講共產黨必須有自校的巨力，第一個是黨的先鋒隊員對革命的忠誠堅韌不拔、英勇犧牲的期待；第二是黨的先鋒隊員善于密切聯系群眾，跟群眾打成一片；第三條黨的政治領導正確。只有這三條經過艱苦努力才能做成，這條現在過時了嗎？沒有過時。而且提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和統一，黨的團結和統一是無產階級勝利的條件，不允許黨內有派別活動，黨的中央委員會必須對各種綱領的派別組織加以撤銷，所以說沒有過時。

馬列主義基本原則要堅持，要好好學。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應用發展，沒有毛澤東思想革命不能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中國不能建立，盡管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都有缺點，但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一大勝利，一個大國在絕大多數的汪洋中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不容易。

毛澤東早年有錯誤，那是他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跟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軌道，所以理論上他無產階級專政下打走資派打錯了，也沒有抓出一個走資派來，頭號走資派是俄鬼大資產革命家，第二號的走資派說他還在走，其他的就更不用說了。這個錯誤跟毛澤東思想的體系要分開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是作為我們科學的指南，還是勝利的旗幟，不能因為毛澤東往年有錯誤就說毛澤東思想也不對，然后就說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政府和黨的組織都是新的法西斯誕生，都是新的皇權統治，那它就為黨摸黑了，就不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方向了，所以他批毛，別有用心。

棄鄧也不行，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就包括理論、道路、制度，還有整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變革，是靠這個引導我們前進的。您放棄了就是要我們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什么來代替呢？他說用民主社會主義來代替，全世界瑞典這個國家是在民主社會主義旗幟下發展的，他是一個小國，沒有一個大國民主社會主義救得了他。

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有它的優點，但是它的理論我們不能照搬，正如我們搞智慧城市，智慧城市這個語言不是在中國首先發明創造的，早上有同志談到這一點，有的國家比我們搞的早，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這個工作同樣也搞得不錯，我們可以借鑒，但是在我們這里搞，我們搞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智慧城鎮，是這么一個東西，要有自己的道。

以前我去訪問越南，越南的同志就說現在我們就是恢復胡志明思想，胡志明思想就是馬列主義跟實踐主義相結合，就是中越友好，有的人就糊涂，反過來搞我們。

過去很多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搞不明白，我們自己搞不太明白了，外國人也不太明白。有一個外賓代表團來，大概來中國十幾天，他說中國地大，東西很多，好看、好吃，大家去到好好享受一下，但是不要忘記咱們代表團是要求了解清楚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有一個怪物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底是怎么樣的要搞清楚。他的成員就說這個搞不清楚，才十

幾天你會搞得清楚？他說你不懂，你找到人就搞得清楚，找誰？找鄧小平，因為他說的，你找他就跟他說得清楚，找對人就說得清楚。咱們聽了告訴鄧小平，鄧小平說外國人對中國特色有興趣，我找他們跟他們談，小平同志來了說，現在我們在改革，好多東西還在發展，大家有問題可以告訴我們。他們團長就說，鄧小平先生，我們對中國共產黨說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常感興趣，就是不明白，請你給我們講一講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說這個事情基本就是兩條，第一條，它是社會主義的；第二條，它是有中國特色的。然后他就問這個團長，團長先生，你不是說不明白嗎？就這么兩條，現在明白了嗎？那個團長跟團員異口同聲的說，明白了。他說鄧小平的話很相信，所以就明白了。我們研究了十幾、二十年老是弄不明白，他聽了這兩條就明白了，因為這兩跳太經典了，概括的太明白，又簡單、又明白、又好記。

如果講是社會主義的，我們的基本制度等等你都可以講，我們現在的政黨制度，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們要完善、要發展，但是那個基本的東西還是社會主義的要求。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都不要把它當教條來讀，但是對外界那些歪曲、那些胡說八道，我們腦子要清晰。

希望大家喜迎十八大，理論有長進，實踐有進步，科學技術自主創新有新成果，祝大家健康長壽。（文/物聯網世界）

第五篇：中央黨校教授張志明來成都講黨課(09年10月)（模版）

中央黨校教授張志明來成都講黨課

本報訊 10月24日下午，全市學習貫徹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專題講座在市委黨校多功能廳舉行。中共中央黨校黨建研究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體學習講授人張志明教授應邀為全市各級領導干部和骨干公務員、后備干部講授了一堂精彩的黨建理論學習課。專題輔導講座由成都市市長助理、都江堰市委書記劉俊林主持，市委中心組成員、人大政協各專委會主任、市級部門主要負責人、各鄉鎮（工業區）黨委書記及分管黨務副書記、各紀工委負責人參加了黨建輔導講座。

張志明教授結合自己多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和黨建調研活動，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圍繞黨的建設的科學布局與執政黨建設的科學化體，向大家講授了如何看待60年來黨的執政和黨的建設，怎樣理解執政黨建設的科學布局，執政黨建設的基本經驗有哪些，執政黨建設的科學化水平體現在哪里等重大認識問題。

60年前，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走向北京城的時候，毛澤東讓他的機要秘書葉子龍隨身攜帶著《甲申三百年祭》，提醒他的戰友們要進京趕考考出好成績，決不能當李自成。今天，我們黨考得怎么樣？給我們的人民交出了一份什么樣的答卷？成績合格嗎？人民滿意嗎？我們黨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了嗎？我們的延安精神還在嗎？這是黨執政60周年之際召開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也是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問題。

張志明教授指出，執政60年來，中國共產黨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告別了“一窮二白”，解決了生存、溫飽、發展三大問題。黨執政六十年，避免了李自成和蘇聯的教訓，并在曲折探索中形成了“一條主線”（即：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五大建設”（即：思想理論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融為一體的總體布局，實現了“兩大轉變”（即：由革命黨向長期執政的黨的轉變、由外來封鎖下領導計劃經濟向全面改革開放轉變）。

作為著名的黨史黨建理論專家，張志明教授一直特別關注黨的執政方式的前沿問題。他告誡說，全黨一定要搞好黨內民主政治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法制建設和組織建設。他認為，長期執政需要一系列支撐，只有走法制道路而不能再走人治道路，才是根本出路。要不斷降低組織成本、執政成本，利用執政黨資源搞好服務、引導工作，進一步密切干群、黨群聯系。要用民主新路防止權力變質，實現民主政治、法治文明、權力運行科學化。要選好用好干部，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不該選的干部，千萬不能亂選。

我市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黨員干部先鋒模范作用，實現了災區的和諧、穩定和快速恢復，災后重建走在了災區前列。專題輔導講座中，張志明教授對我市浴火重生、鳳凰涅槃表示由衷的敬佩。他希望今后都江堰市成為中央黨校的調研基地，助推都江堰市黨的建設更上新臺階。

又訊 10月25日，市委中心組學習（擴大）會召開。會議的主體是學習貫徹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省委、成都市委主要領導同志視察調研我市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時的重要指示，集中思考、分析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災后重建工作。

“既要埋頭拉車，又要抬頭看路。”學習會上，劉俊林、徐富藝、王彝福等四大班子領導分別結合災后重建實際，暢談、交流了赴上海、浙江、江蘇、江西、廣西、內蒙古等省（市、區）考察學習的體會。

會議認為，我們要把自身的發展放在全省全國范圍內來審視和謀劃，對照先進查找差距，切實增強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切實增強加快發展、科學發展的緊迫性。（本報記者 李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