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蒙：莫言獲獎與我們的文化心態

2012年，莫言獲得了內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然后出現了各種說法。現以此為典型案例，作分析如下：

第一，諾貝爾文學獎是當代影響最大的一個世界性的獎，它有相當長久的歷史，有北歐的大致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當認真地從事著評獎事業的專家，有相當的公信力與權威性，同時也因其不足與缺陷而不斷受到質疑與批評指責。

第二，它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強勢文化的符號，從事這項評獎工作的個別專家，確實也有自我感覺良好的種種表現，對中國的文學常意在指點。中國的一些人士，則對之又愛又恨，又羨又疑，又想靠近又怕上當，既想沾光貼金擴大影響，又怕被吃掉被融化演變吃虧。有些寫作人，像小蜜蜂一樣地圍著被視為權威的評獎人士飛舞（語出香港作家黃維梁教授），希望通過此獎的認可來為自身加分求證添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正在迅速崛起、和平崛起的我國，在文化上還缺少足夠的清醒的自覺與自信，對外部事務的知曉也還有待推進。我們可以通過莫言獲獎這一好事，總結提高以非強勢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獨特文化、面對強勢主流文化時的各種經歷與經驗教訓，我們應該逐步樹立不卑不亢、實事求是、明朗陽光、該推則推、該就則就的敢于正視、敢于交鋒、敢于合作、敢于共享的通情達理、尊嚴、自信、坦然的態度。

第三，我們現在很提倡中華文化的 “走出去”，一出國門，就會碰到同樣一個非強勢非主流文化面對強勢與主流文化的問題，有時候你不想講意識形態，但西方意識形態的代理人們揪住你的意識形態不放。有時候對方認為他講的是并無意識形態色彩的普適價值或專業學術，但是引起你的意識形態的深恐上當的警覺，尷尬而且躑躅為難。這方面的自覺與自信，應該落實為從容不迫與實事求是，落實為眼界拓寬、心胸擴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不必花一大堆錢到處送票然后吹噓自己進了什么歐美演出大廳；也不必一言不和便斷定對方亡我之心不死。簡單地說，我們要大大方方，徹底超越、摒棄、清除義和團對八國聯軍的心態與邏輯。當然，看到那些八國聯軍式的高高在上的對中國的指手畫腳，也令人覺得他們還迷迷糊糊地生活在庚子年間。

第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十分個性化、風格化的創造，它的接受、欣賞、評析、傳播也是與受眾個人的個性與風格愛好分不開。詩仙詩圣，唐宋八大家，托爾斯泰與巴爾扎克，普希金與拜倫、雪萊，哪個第一，哪個次之，豈有公認定論？獎勵文學，排名次，是非常困難非常冒險的事情。但是在當今信息化、媒體化、市場化的時代，寂寞的文學與它的主體即作家們，他們中的多數人，其實相當愿意得到社會的扶持乃至炒作。與此同時，一些掌握了相當的社會資源的人士，有志于通過評獎推動文學事業，發現尚未被認識的文學天才，向受眾推薦優秀的文學作品，直至從財務上支持作家并客觀上支持嚴肅的文學出版事業，這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歡迎與贊揚的義舉。

第五，文學獎搞得再好，它不是一個文藝學、語言藝術、美學、小說學或詩學的范疇，它主觀上是一種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動，最多是文化活動文化事業文化行為，不是文化創造更不是文學創造本身。客觀上它已經成為重要的傳播手段，是可能獲得巨大成功的品牌營銷，是文學的推手，當然也是已有成績的文學家的美夢，是名利雙收的大喜事，是為自己的作品與知名度進行促銷的天字第一號手段。

第六，生活中常常讓你覺得大獎比被獎的文學作品與作家更牛得多。一本好書出了，不過如此，大獎拿上了，響動甚巨。原因是大獎調動了社會資源，與國家、權力、財力結合在一起，（如諾貝爾獎是由瑞典國王授予的，芥川龍之介獎是由日本天皇授予的。法國的龔古爾獎，美國的普利策獎，也都有很高的規格。同樣，龔獎也受到為出版商謀利的批評）堂堂皇皇地闖入文學的象牙之塔（如果當真有這樣的塔的話），以世俗之力去干預有脫俗之心的語言藝術。這樣，各種獎被傳媒與大眾所十分關注。而單槍匹馬的作家，沒有這種實力。

第七，好的文學獎最感人的是它的伯樂作用。一個默默無聞的爬格子——敲鍵者，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正是大獎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處。但是大獎也可能掛一漏萬，也可能有遺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這也難免。前者我們可以舉出海明威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后者我們可以舉出一大批舊俄作家。對此，我們可以客觀評價。既不必苛求苛責，也不必對某獎頂禮膜拜。我早就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模仿一個電視廣告詞：“諾貝爾文學獎做得好，不如文學好。”

第八，文學追求脫俗，作家與做獎，不可能絕對免俗。作家與做獎，都是肉體凡胎的人類干的活。獲獎者不是神仙。獎不是天賜金鐘罩或飛天成仙靈藥。各種世俗生活中都有失誤或缺陷，作家與做獎都不例外，這不足為奇。我愿意相信主辦此獎的專家的純潔心意，但世俗中的人的判斷受到世俗因素的影響，也屬正常，例如受到國際形勢、國家關系的影響，受到本身的價值取向的局限，受到社會風氣時尚的影響（有時候刻意地去反時尚，也是受到時尚影響的表現），受到語種與翻譯的影響，受到影視戲劇視聽作品的咋咋唬唬的影響，乃至存在著某種公關活動的影響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時我們不能否認關鍵的關鍵仍然是作品。沒有好的作品能翻譯好？能搞出好的配方？能響出動靜或拉好關系？能碰上鈴蘭花（瑞典國花）運？離開了文學作品談某某獲獎，那都是庸人論文，是將文學獎與文學干脆八卦化。

第九，諾貝爾文學獎與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過不少碰撞。蘇聯帕斯捷爾納克與索爾仁尼琴的獲獎，都得到了蘇聯當局的負面反應。但肖洛霍夫獲獎，則是皆大歡喜。我們不妨注意一下，諾獎頒發也曾與美國齟齬。包括對莫言影響甚大的諾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卡斯特羅的好友，他曾長期被美國政府禁止入境，并因此受到美國作家的強烈抗議。諾獎也獎過阿拉法特的友人，葡萄牙共產黨人作家薩拉瑪戈、意大利左翼劇作家迪里奧·福等。我們最好不要簡單地將此獎視為異己敵對勢力的表演，正如不能將瑞典學者視為中國文學的考官與裁判一樣。

第十，莫言獲獎當然不是偶然。他的細膩的藝術感覺，超勇的想像力，對于本土人民特別是農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誕感、幽默感與同情心，他的犀利與審丑，他的井噴一般的創作激情與對于小說創作的堅守，都使他脫穎而出。早在11年前，日本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預見了莫言將獲此獎。

第十一，有人不喜歡莫言的作品，指出他寫作上的某些粗糙乃至粗野粗鄙。這里有個性上的隔膜，也有言之有理的真知灼見。大獎并不能幫助作品的完善，這些評議是完全正常的，乃至是有益的。

第十二，說莫言的作品是皇帝的新衣，不如說許多龐然大物有皇帝新衣即破綻的一面。這獎那獎也未嘗沒有破綻，人類文明、民族傳統、普適價值，吹得上了天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說法，都不是無懈可擊的。托爾斯泰大貶莎士比亞，陀斯妥耶夫斯基厭煩屠格涅夫與別林斯基，都有它的道理，也都不是結論定論。

第十三，文學的魅力之一是它的可解讀性，即它具有相對闊大的解讀空間與分析彈性。對于一部文學作品，完全可以你解讀你的，我解讀我的。不能因為別人的解讀不合我們的意就疑神疑鬼，也不必跟著北歐的風起舞，甚至于也用不著急于給莫言搞操行評語。至于將對莫言獲獎的討論變成對莫言的政治鑒定，責備莫言尚未做到又白又專、成為現行體制的敵手，那種立論，廉價、偏頗、淺俗、幾近瘋狂。

第十四，莫言獲獎的最大積極意義在于，他使中國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氣十足的“諾貝爾”，也使“諾貝爾”大大方方地走進了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所謂諾貝爾文學獎出現了真正的中國元素。也就是中國文學中出現了認真的諾貝爾元素。這與主觀動機與一廂情愿的解讀無干，莫言獲獎意味著互相的承認。莫言在瑞典學院的講話《講故事的人》獲得了諾貝爾所在地的知識界的好評，也全文刊登在了 《人民日報·海外版》上，這太好了。它有利于民族、本土、中國特色與西歐、北美、基督教文明即所謂普適或普世的交通直至對接，用文學的夸張來說，它有利于世界和平與和諧世界、和諧社會的構建、文化的繁榮發展走出去與請進來。如果此后中國出現十個二十個更多的莫言與獲獎事態，中國將會有所不同，世界將會有所不同。它的意義要慢慢地看。一些持反面看法的鼓噪者，正是力圖用零和模式，用非此即彼的思路來簡化世界。

第十五，諾獎開始運作以來，已經頒獎給一百多位作家，真正對文學事業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與作品，其實有限。有人視諾獎為神明，視本土作家為糞土，這是面對強勢文化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虛無主義表現，也是十足的愚蠢與幼稚無知。

第二篇：莫言獲獎

2012年中國文學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有史以來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雖然沒有很認真的讀過莫言的作品，因為實在是有點長。但對于這位老作家還是曾經了解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莫言的作品獲得了眾多讀者的喜愛，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之前中國作家實力排名莫言高居榜首。

對于莫言獲獎，并不是人人都肯定，大部分中國人都把諾貝爾獎神化，認為他這樣一位鄉土文學作家能獲獎簡直就是一件神奇的事。我認為莫言是個很簡單很現實很坦率的人 出自他手的小說具有生動表現力，人物語言和畫面感都非常電影化，完全折射出社會真實的方方面面。他的個人化比較明、地域性比較強烈，他對于動態的社會性的描述、和史詩性情結的搭建極好。這主要是他對一些重大歷史題材的涉及。盡管莫言本人創作長篇小說，但他對細節的強烈的描摹，比如一些血腥恐怖場面的描述，都是極其精彩的。

而這樣說其實也不是覺得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最應該的，當然，他能獲獎，那肯定是優秀的。而歷史上，托爾斯泰、易卜生等大文豪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誰也不會否認他們的成就。就中國而言，魯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等也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很大一部分的人認為他的作品“最符合西方文學的路子”，更確切地說，他的作品更符合西方人的某些主觀需求，文字很直接，甚至殘酷，說實話我是挺喜歡這種風格的，很實在。

總的來說，莫言獲獎也為了民族爭光，對以后中國的文學也有很大影響。

第三篇：莫言獲獎

新聞評論——莫言獲取諾貝爾獎

莫言何許人也？你可以沒看過他的書，或者你連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是連“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獎”都不知道，那么，你真的已經OUT了。

莫言，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今年是2012年。沒錯，如果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的或，怎么輪也該由中國那一次獎了吧？當然這是笑談。中國能夠有一位作家可以拿到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值得舉國同慶的。悶騷了這么久的中國文壇，每次都把不被嘉獎一事當作一縷輕煙，莫言這顆重磅炸彈平地一響，浮塵四散，各領域各階層各單位??紛紛發來賀電。首當其沖的是中國作協，自己人拿了這么大的獎，哪怕這個人他不是自己，作為領導作為同僚，怎么也得一番褒獎吧。主席致辭，這是中國作家在世界獲得肯定，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重大飛躍，客套話，聽聽開心開心得了。網上書城也瞅準時機，莫言書系一版再版全部賣脫銷，消費者買的可是諾獎獲得者的傳世之作，就算不看，往書柜上這么一擺也是有學識的象征！緊隨其后的是莫言的老家，旅游局早早規劃好了，當年莫言寫作的屋子要蓋一座紀念館，瞻仰諾獎人風采不能沒地兒去。“紅高粱”旅游區規劃好了，不勞費心早就被執行力超群的鄉親們提上日程。“莫言牌”××商標以確定被其老家一個賣烤雞的商家搶注，打上“莫言”商標那就是銷量的保證啊。為家鄉貢獻一份力量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事，不是嗎？

莫言好忙，元芳你怎么看？身為作家出品好的文學作品記錄真實感情，莫言只是做了他該做的事，如果不是活的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相比大多數國人會陷入筆者開篇所述的窘境。獲獎的確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勢，這是莫言的榮譽，我們只是沾光，光有射程，也有暗淡的一刻，以此“光”炒作的集體與個人都是不當的，勝不驕，各行各業歡騰過后還是該干嘛干嘛去吧，莫言已經夠忙了。

有傾向性的敘述占了大部分篇幅，幾乎沒有真正的議論。

第四篇：莫言獲獎

莫言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從1981年開始小說創作，著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紅樹林》、《蛙》等一大批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和國際文學獎。莫言的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在世界文學界具有較大的影響。

在中國當代文壇，莫言的寫作特色十分鮮明。他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和美國南方作家福克納等影響，吸收西方文學營養講述中國鄉土故事。同時，他始終一腔熱血地關注當下現實，同時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

近兩日來圍繞莫言獲獎大家眾說紛紜，左方認為其作品迎合了國外一貫的“審丑”心態，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及底層現狀的揭露，有丑化中國人的嫌疑，就像當年張藝謀電影《紅高粱》所受到的批判一樣；右方認為其作品缺少對自由、民主理念的呼吁，本人有紅色背景，與官方關系密切，尤其存在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過往，而飽受民主人士的詬病。

甚至出現一些他是否應該獲獎的爭議，有人認為其獲獎是對共產黨的肯定，間接否認了西方對中國政府嚴格的審查制度、缺乏自由聲音的抨擊，不利于今后對當局民主改良的鞭策，所以目前不應該獲得這個獎項。但更多的國人是表示祝賀，畢竟是圓了百年來中國人的諾獎夢，能夠促進世界更多的人去了解、認識中國。

個人認為莫言的獲獎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1、對于文學方面，能夠激勵中國作家寫出更多關注民生、貼近現實、接地氣的好作品。雖說文學作品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政治不能超越人性，對真善美的謳歌，就是對普世價值的肯定，就是“以人為本”最本質的解讀。

2、對于其他自然學科也有很大的促進，萬事開頭難，跨出了第一步，至少證明中國人對于諾獎并不是遙不可及的，從而激勵后來人在國人更加期盼、更加在乎的自然學科上的突破。

3、能夠促進中國人對當前教育的反思，放牛娃出身的莫言能取得這樣的成就，難道不是對中國教育的極大諷刺？中國僵化的應試體制，對學生天性的壓制，造就的是只會考試、毫無創造力的“人才”，已然走進了一個很大的誤區，就像錢學森臨終所憂慮的：當下中國培養不出大師級人才！

總之，我希望將來各領域能夠涌現更多的“大家”，朝向世界文明邁出更堅實的一步！

莫言獲獎原因分析

中國當代作家這樣多，莫言能成為最具焦點的那一個，原因是什么呢？諾貝爾文學獎為何花落莫言呢？ 文學原因：

莫言的文學風格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神交”，成為被諾貝爾文學獎“看好”的極大因素。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對莫言的頒獎詞是：“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將三維舞臺，轉變為顯意識、潛意識結合的全息境界，溝通時空、真幻、人神世界。莫言的寫作手法、思考角度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影響很大，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尤甚，即吸收西方文學營養講述中國鄉土故事。而所謂魔幻現實主義，貌似荒謬，離現實無限遠；實則深刻，離現實無限近。他的作品寫的是中國人和中國故事，所透出來的卻是對人類的關懷。他始終一腔熱血地關注當下現實，同時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

在莫言30余年的創作生涯中，除品質上乘、被普遍視為杰作的《紅高粱》之外，《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一批小說，都以其暴烈的敘事狂歡及魔幻而非凡的想象力，使之在中國當代文壇獨樹一幟——既融合中國古典浪漫情懷，又有天馬行空的怪誕虛構，從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借鑒的各種敘事技藝，保證了莫言小說的繁復與博大，深湛與激情。莫言以其“泥沙俱下”的敘事能量成就了迥異的文學氣場，其飽滿的視覺、觸覺、味覺、聽覺、嗅覺等感知細節的全方位鋪排總給人難以自抑、狂飆不止的閱讀感受。當代中國作家中，如蘇童、畢飛宇就不止一次說過，莫言是當代中國最具原創力和爆發力的小說天才。莫言的文學創作具備了超越地域、民族、政治的魅力和價值，閃爍著人性光輝。

個人原因：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東北鄉”傳奇的莫言對自己的家鄉一往情深，“我的故鄉和我的文學是密切相關的，”莫言說：“高密有泥塑、剪紙、撲灰年畫、茂腔等民間藝術。民間藝術、民間文化伴隨著我成長，我從小耳濡目染這些文化元素，當我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這些民間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我的小說，也影響甚至決定了我的作品的藝術風格。”

當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山東老家高密東北鄉寫作；彼時，他是從這片生長著紅高粱的土地走出的“黑孩”。這一天，書商忙著加印，人們忙著熱議。眾聲喧嘩中，莫言仍在生長出他的生命與文學的土地上，默默地寫作，默默地講述著生命與人性的故事，就像他自己說的“我用文字記錄永生”。一個誠懇的人，一顆誠懇的心，一些誠懇的作品。這就是莫言，至今保留著故鄉“樹木、水流、高粱地”創作靈感的質樸的人。

在此之前，對于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輿論眾說紛紜，也有一些人對他提出質疑。對此，莫言說：“感謝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謝那些批評我的朋友。我終于得到了一個把自己放在眾聲喧嘩之中的機會。持續半個月之久的網絡大戰，也是認識自我的最佳機會，讓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也讓我知道了有哪些寶貴的東西需要堅持、發揚。”

莫言是中國嚴肅作家中被介紹最多，在國外知名度最高的。他的想象力在這一代中國作家中也是很突出的。這是當下幾代人很缺乏的。而且莫言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從《紅高粱家族》，到《豐乳肥臀》，到《生死疲勞》，到《蛙》，他一直在尋找新的方法。這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作家成名后，會滿足自己的已有成就而裹足不前。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在莫言獲獎后電話專訪了他，莫言表示，“將按照我原來既定的方向，腳踏實地，描寫人的生活，人的情感，站在人的角度寫作。” 莫言的充沛才情、獨特選材、頑強堅持、認真借鑒，成就了不同凡響的文學佳作。

政治原因：

在政治方面，首先，莫言獲獎須置于世界地緣政治向非西方國家平衡、世界多極化的這么一個背景之下來看。最近三十多年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后，諾貝爾文學獎項的頒發出現了一個趨勢，即由原來主要頒給歐美作家，開始逐漸頒給歐美以外的人，比如非洲人、拉丁美洲和亞洲人。這反映出，當前的世界，地緣政治變得越來越復雜，失去了核心，力量在向非西方國家平衡，在趨于多極化。諾貝爾文學獎，也擺脫不了這一地緣政治色彩。

另外，這次莫言獲獎，本身也體現著諾獎評委們和國外文學界，對日益發展強盛的中國的承認和尊重，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正視與重視，認識到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不可或缺。

文學沒有絕對的標準，外界的國際環境會產生一些影響，中國崛起的勢不可擋也起了一定作用。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莫言本身創作的影響力，他的文學個性以及豐富的想象力。文化傳播原因：

“翻譯”與“影視”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橋梁

莫言是作品被翻譯得最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他筆下的“鄉土魔幻中國”受到西方譯者青睞，許多重要作品被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韓文、日文、荷蘭文等多國文字。尤其是在諾貝爾獎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漢學家陳安娜一人就翻譯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

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西方媒體評論稱，莫言的小說能走進西方主流視野，跟張藝謀改編拍攝的電影《紅高粱》有很大關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還是《紅高粱》。”

在中國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之際，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應和翻譯、影視、媒體宣傳等共同形成跨文化傳播的合力。中國面向世界的文化傳播需要系統工程。

原因：

1.自身優異。莫言具有的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莫言自述：“沒有想象就沒有文學”。這點從他的小說都可以看出。

2.他的小說色彩感強，個性鮮明。舉例：比如他描寫的月亮是“墨色的月亮”，高粱是“雜交的高粱”，人影是“一對對暗紅色的人影”......3.善于寫自己的故鄉。這是有別于其他作者的地方。是自我個性的另一個表現。

4.他懂得學習西方創作理論，不管是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都大膽在自己的作品中嘗試。比如莫言崇拜的福克納，他寫的《喧嘩與騷動》，小說大量動用多視角敘述方法及意識流法，是意識流小說乃至整個現代派小說的經典名著。在莫言的小說中都有體現，這也是他有別于中國現代作家重要的一點。但是莫言又說：“越是崇拜福克納，越是要離他遠一點”。這一點提醒我們，具有自己的個性與風格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夠說因為崇拜某某人，因為他優秀出眾就去模仿他，而喪失自我的個性。莫言不僅吸取西方創作理論，又保有了自我鮮明個性。5.作家的成功要經得起風雨。不管是社會給予的，還是因為家庭婚姻、子女造成的種種問題。都需要我們坦然面對。這點在莫言身上也得以體現。

6.對于自己獲獎的主要原因，莫言表示，”我的作品的文學的素質，這是一個文學獎，授給我的理由就是文學獎，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的獨特的文化和彌足的風情，我一種是站在人的立場上立足寫人，超越了人群和種族的限制。

7.原著被翻譯的好。有言論甚至說，其翻譯的文字比莫言本人寫的還要好。

8.有個日本獲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來中國必見莫言。必要與莫言交流分享文學思想。說明公眾作家的推崇也是很重要的。莫言獲獎想必這也算個原因之一。大概就是這些了。

從梁啟超到魯迅再到沈從文，我們幾度與諾獎失之交臂，往事如昨令人惋嘆。我們不是沒有偉大的作家和一流的作品，困難的是以何種方式擠進世界文學的前沿，個中原因有作家視野的寬闊或狹窄，也有思維模式的僵化和慣久的一邊倒，還有作品人性普泛意義的揭示和把握，更有翻譯技術的隔膜和制約。每隔幾年，我們的作家都會掀起為什么諾獎隊伍中缺少泱泱中華的大討論，其實深究起來無非是我們的作品過于看重商業化，或者有更多成分刻意于“主旋律”，加之身處淺閱讀的文化生態環境，讓作家們遠離了抱負和責任，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仍有對現實思考極其深刻的精品在涌現，莫言的《蛙》就是最好的例證。

那么，為什么莫言的《蛙》在摘得茅盾文學獎后又能問鼎世界級獎項，個人認為因素如下。

一，作品主題的獨特性。人口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而控制人口又是現代轉型的無奈抉擇。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為天下矚目，但就其純粹的技術手段也為很多國家所詬病，筆者就曾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最高潮時親身參與其中，深知其對政治、倫理、傳統的沖擊是史無前例的。那時候我想，若干年后我們該怎樣看我們今天的手段，又該如何還原和解釋這段歷史？這是在用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交換國家發展和經濟繁榮。如此敏感的題裁，那個作家敢碰？走進禁忌，該有超凡勇氣，而這勇氣源于作家敏銳的眼光和堅守的良知，慶幸的是我們國家在復興道路上逐漸解除著文化禁錮，才讓我們的作家敢發心聲而于筆端。

二，不斷打磨的耐久性。莫言這部作品動筆于2002年，當時的題目叫《蝌蚪丸》，觸動作家靈感的是1958年的一則舊聞：男女同房喝下14只蝌蚪可以避孕，與當今“喝紅茶菌”“打雞血”的形式極其相似，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為什么會重復同樣的荒謬？于是他用一個劇作家觀看自己作品的表現手法寫了十幾萬字，覺得不滿意，便擱置到2007年才重又動筆。我們說一部好作品要不斷打磨，經得住時間的晾曬，才有可能思考得更深，觀察得更透，寫起來才更加成熟、飽滿。

三，藝術手法的多樣性。《蛙》以解放前、文革中、改革開放和新世紀四個不同歷史空間作為小說背景，圍繞實施計劃生育的不同敘事，讓這四個空間互文參照，糾纏攪擾，把人性悲劇宿命化，國民痼疾精神化，氣象遼闊，具有史詩風格。整篇寫了五部分，每一部分用書信的形式開筆，使故事不論推得多遠都能圍繞在一條大的主線下，而結尾部分又采用九幕話劇的筆法，揭示人物內心的苦痛、現實的慘烈和對未來的憧憬，主人公“姑姑”從接生的快樂，到堅決不準超生嬰兒活著的忠誠甚至瘋狂，再到精神的救贖，以眼前泥塑嬰兒一一復活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反思我們民族為了富強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充滿強烈的寓言意味。而“蛙”的低卑形象、令人恐懼的眼神、咕呱繁復的鳴叫，刀鋒般刺向我們的記憶深處，又反向深化了主題。

四，敘述語言的樸素性。從他的成名作《紅高粱》我們可以感受到，莫言的語言氣勢宏偉，大氣滂沱，泥沙俱下，既有詩意充斥，又有民間喧嘩，是業內責疑的話題和描摹的范本。那么，如果用這類敘述語言去寫《蛙》該更會顯現意想不到藝術沖擊力，但是這又給作品向外推介制造了翻譯上的障礙。令人欣喜地是《蛙》的語言在力求返璞歸真，用超然于世的第三者視角，干凈地編織故事，簡潔地塑造人物，樸素地談論思想，這不能不說是莫言對個人風格的成功改造，也是一個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自我升華，更是一個成熟作家能力攀升的生動體現，也為譯者蕩平了華語作品推介的難度。所以說莫言不獲獎連上帝都會抱怨。

莫言出生在山東高密，那豐腴厚重的黑土、若獵獵旌旗直指天宇的紅高粱，哺育了一顆善于憂思的偉大心靈，他曾在易縣當兵服役、創作在保定起步，貫穿并主導民族風骨的易水文化，保持了一個作家道義的守恒。莫言在《蛙》殺青之后說：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我說：莫言獲獎，受之無愧。我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一個作家帶給整個中華民族痛快淋漓的自豪。

梨花體

在網上看過很多詩歌，當然也包括那個已經屬于“著名作家”所寫的“梨花體”。其實現在流行的詩歌，包括《章子怡漂不漂亮》都不是什么新發明，幾年前在一些實驗詩歌的選集中，早就出現過。

我并不把它們歸于詩歌一類,它們僅僅是一些被莫名其妙斷了句的句子而已。平常的句子，僅僅因為在電腦上多打兩個回車，就成詩歌了？或許詩歌的確不應該承載太多的社會責任，但起碼要給人美的享受。

徐志摩的詩、海子的詩都曾經打動過我們，因為他們的詩歌中有美好的東西，這些東西觸及到了人內心深處最柔軟的地帶，能夠給人帶來共鳴或者感動，可以讓人震撼或者思考。這樣的詩歌才是好的詩歌。不像現在的某些詩人創作的詩歌，形式大于內容，或者索性沒有內容，僅僅把一段毫無意義的文字毫無章法地分割一下，就成為了所謂的詩。

雖然在詩歌不很流行的年代，這樣的詩歌也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吸引人們的目光，但這種關注肯定是不會長久的，詩歌不是為了博得旁人淺薄的笑容。無論是古詩還是新詩，好的詩都應該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而不是為了寫詩而寫的詩、為了出名而寫的詩。降低對創作的要求，最后受傷害的是詩歌本身。

[孫健]我在學生時代曾當過業余詩社的社長,近日對“梨花體”詩歌的討論,多少我重新激發起我對詩歌創作的熱愛。那些多半只能自我欣賞的詩歌明顯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我相信民間的“草根之作”（即便是那些似乎是對詩的概念進行了顛覆性的重構的作品），只要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懷的宣泄，便也應是藝術花園里的一朵奇葩。正像我們熱愛相聲藝術，我們就不由自主地喜歡上了郭德綱。詩歌的年代已經遠離我們許久，眼下我們終于欣喜地看到了一線曙光。

[beinah]我覺得就像日常生活語言可以不斷更新不斷創造一樣，詩歌也是可以根據生活情境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形態來表達不同的愛好方式的，我很感興趣，正在努力嘗試，也算與時俱進。

[zcx]我一點也不喜歡“梨花體”。

詩就得有詩魂，有意境，如果“梨花體”算詩的話，那么街頭巷尾長舌婦的碎語廢話豈不字字珠璣、句句成詩了？從“偷聽某某”記錄下的閑言閑語豈不都成了“來自民間”的詩歌了？文必有內容，詩必言志。我不想玩弄文字游戲，不想糟踏漢語，不想褻瀆詩歌。《梨花》、《與沁園春無關》、《章子怡漂不漂亮》之類的“梨花體”只會激起我對“趙（錢）孫李”們的蔑視，而不是對玩文字游戲的熱情。

[九九]看了一些“梨花詩”，忍不住學著它的格式，做了一篇評論“梨花詩”的詩：梨花體算不算詩/有人說它算，有人說它不算/俺的語文老師就說它不算/可是/蘇菲舒說它算/但是/語文老師硬是送了俺一個鴨蛋。哈哈，我這一句話評論可不可以命名為“梨花評論”呢？！

[陳劍華]對于“梨花詩”，有人憤怒地說：這根本不是詩！但至少這樣的詩讓人看得懂，知道在說什么東西，而這一點是現代詩早已放棄的功能，因此，“梨花詩”也扎扎實實地打在了現代詩的痛處，打在了現代詩真正的軟肋。不管作者這么做是有意還是無意，實際上是嘲笑了不知所云的現代詩，這告訴現代詩的詩人們：不管你怎么寫詩，至少你得實現詩歌最基本的功能，要讓別人看得懂！然后才有好壞之判！

第五篇：莫言獲獎

原標題：聽莫言獲諾獎演講

□洪 燭

聽莫言獲諾獎演講，我的感受是：本色。

本色就是他的最大特色。

沒有拔高自己，也沒有自我矮化，他展現的就是他這么一個人，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愛誰誰去。他可不會為討你的歡心而改變自己，更不會因桂冠加冕而自我戲劇化，仿佛真的鐵肩擔社稷似的。

是大英雄自本色。本色其實很難得。尤其在眾人無限的期許與無限的挑剔面前。

莫言以不變應萬變：我就這么著了，你能怎么樣？我是來領獎的，又不是來拉選票的。難不成還要為別人的喜怒哀樂而活嗎？讓你失望了，那活該。別怪我，在你認識我之前我就這樣了。你有更好的演講稿，那你來講啊。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

我估計他心里還是有點火的。這幾個月撒向他的鮮花，沒有使他更溫柔，因為潑向他的口水，反倒使他更堅強了。

其實，作家的定義和角色有很多種，莫言選擇了最原始也最基礎的一種：講故事的人。好像挺低調。可把中國故事講到萬眾矚目的諾貝爾領獎臺上，就牛逼了。

潛臺詞是：許多作家自以為真理在握，自我戲劇化地傳道乃至殉道，卻連故事都講不好。基本功都不過硬，最好別自命為作家。

作家還是要拿作品說話的。任何口號都可能隨風而逝，文學經典才是鐵板釘釘，光靠嘴皮功夫是拿不下來的。

作家可以像上帝一樣置身度外地俯視瞬間政治風云（他的參照系是幾千年人類文明史，再輝煌或再黑暗的朝代都只能算作插曲），緘口莫言，守口如瓶，保持要么純個人要么立足于全人類的獨立思考。大作家大詩人的功績顯現在：眾生內訌之時，巴比塔土崩瓦解之際，他卻獨辟蹊徑地以個人之神力“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的紀念碑”（普希金語），其流傳久遠一點不遜色于亞力山大的功德碑。

不管怎么說，能看出莫言是個感恩的人，對母親的感恩，對故鄉的感恩，對軍藝導師徐懷中的感恩，對改革開放的感恩，甚至對中國小說先驅蒲松齡的感恩，以及對外國先驅馬爾克斯與福克納的感恩。哪怕這些恩情有的只是之于他個人而言的。但一個功成名就后懂得感恩的人，比忘恩負義或恩將仇報的人在我眼中更樸實，更有人味兒，也更感人。

昨天晚上記者采訪我，問莫言獲諾獎對整個中國文學復興是否有效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純文學在八十年代高居于中國文化的金字塔尖，才造就出莫言等一代新作家及北島、舒婷等一代新詩人的橫空出世。后來，過度的市場化（或者說過度商業化）又使純文學快變成文化金字塔墊底的了。

從莫言獲獎開始，純文學終于把顛倒的乾坤扭轉過來，重新榮登金字塔尖的位置。

洪 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