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獲獎演講

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刊發莫言7日瑞典學院演講稿

2012-12-10 05:14:22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有16人參與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顫，跑到廂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

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地將白天從說書人那里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兒，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里人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的說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有我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做伴放

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行進著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族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

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年2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

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

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的初稿。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于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最后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并在書中扮演了

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么？”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后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于從后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后，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并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里，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布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于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干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

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盡管我什么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

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但事過多年后，我卻為此深感內疚。請允許我講最后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

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謝謝大家！

（此文系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的文學演講。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第二篇：莫言獲獎

2012年中國文學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有史以來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雖然沒有很認真的讀過莫言的作品，因為實在是有點長。但對于這位老作家還是曾經了解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莫言的作品獲得了眾多讀者的喜愛，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之前中國作家實力排名莫言高居榜首。

對于莫言獲獎，并不是人人都肯定，大部分中國人都把諾貝爾獎神化，認為他這樣一位鄉土文學作家能獲獎簡直就是一件神奇的事。我認為莫言是個很簡單很現實很坦率的人 出自他手的小說具有生動表現力，人物語言和畫面感都非常電影化，完全折射出社會真實的方方面面。他的個人化比較明、地域性比較強烈，他對于動態的社會性的描述、和史詩性情結的搭建極好。這主要是他對一些重大歷史題材的涉及。盡管莫言本人創作長篇小說，但他對細節的強烈的描摹，比如一些血腥恐怖場面的描述，都是極其精彩的。

而這樣說其實也不是覺得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最應該的，當然，他能獲獎，那肯定是優秀的。而歷史上，托爾斯泰、易卜生等大文豪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誰也不會否認他們的成就。就中國而言，魯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等也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很大一部分的人認為他的作品“最符合西方文學的路子”，更確切地說，他的作品更符合西方人的某些主觀需求，文字很直接，甚至殘酷，說實話我是挺喜歡這種風格的，很實在。

總的來說，莫言獲獎也為了民族爭光，對以后中國的文學也有很大影響。

第三篇：莫言獲獎

莫言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從1981年開始小說創作，著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紅樹林》、《蛙》等一大批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和國際文學獎。莫言的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在世界文學界具有較大的影響。

在中國當代文壇，莫言的寫作特色十分鮮明。他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和美國南方作家福克納等影響，吸收西方文學營養講述中國鄉土故事。同時，他始終一腔熱血地關注當下現實，同時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

近兩日來圍繞莫言獲獎大家眾說紛紜，左方認為其作品迎合了國外一貫的“審丑”心態，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及底層現狀的揭露，有丑化中國人的嫌疑，就像當年張藝謀電影《紅高粱》所受到的批判一樣；右方認為其作品缺少對自由、民主理念的呼吁，本人有紅色背景，與官方關系密切，尤其存在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過往，而飽受民主人士的詬病。

甚至出現一些他是否應該獲獎的爭議，有人認為其獲獎是對共產黨的肯定，間接否認了西方對中國政府嚴格的審查制度、缺乏自由聲音的抨擊，不利于今后對當局民主改良的鞭策，所以目前不應該獲得這個獎項。但更多的國人是表示祝賀，畢竟是圓了百年來中國人的諾獎夢，能夠促進世界更多的人去了解、認識中國。

個人認為莫言的獲獎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1、對于文學方面，能夠激勵中國作家寫出更多關注民生、貼近現實、接地氣的好作品。雖說文學作品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政治不能超越人性，對真善美的謳歌，就是對普世價值的肯定，就是“以人為本”最本質的解讀。

2、對于其他自然學科也有很大的促進，萬事開頭難，跨出了第一步，至少證明中國人對于諾獎并不是遙不可及的，從而激勵后來人在國人更加期盼、更加在乎的自然學科上的突破。

3、能夠促進中國人對當前教育的反思，放牛娃出身的莫言能取得這樣的成就，難道不是對中國教育的極大諷刺？中國僵化的應試體制，對學生天性的壓制，造就的是只會考試、毫無創造力的“人才”，已然走進了一個很大的誤區，就像錢學森臨終所憂慮的：當下中國培養不出大師級人才！

總之，我希望將來各領域能夠涌現更多的“大家”，朝向世界文明邁出更堅實的一步！

莫言獲獎原因分析

中國當代作家這樣多，莫言能成為最具焦點的那一個，原因是什么呢？諾貝爾文學獎為何花落莫言呢？ 文學原因：

莫言的文學風格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神交”，成為被諾貝爾文學獎“看好”的極大因素。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對莫言的頒獎詞是：“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將三維舞臺，轉變為顯意識、潛意識結合的全息境界，溝通時空、真幻、人神世界。莫言的寫作手法、思考角度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影響很大，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尤甚，即吸收西方文學營養講述中國鄉土故事。而所謂魔幻現實主義，貌似荒謬，離現實無限遠；實則深刻，離現實無限近。他的作品寫的是中國人和中國故事，所透出來的卻是對人類的關懷。他始終一腔熱血地關注當下現實，同時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

在莫言30余年的創作生涯中，除品質上乘、被普遍視為杰作的《紅高粱》之外，《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一批小說，都以其暴烈的敘事狂歡及魔幻而非凡的想象力，使之在中國當代文壇獨樹一幟——既融合中國古典浪漫情懷，又有天馬行空的怪誕虛構，從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借鑒的各種敘事技藝，保證了莫言小說的繁復與博大，深湛與激情。莫言以其“泥沙俱下”的敘事能量成就了迥異的文學氣場，其飽滿的視覺、觸覺、味覺、聽覺、嗅覺等感知細節的全方位鋪排總給人難以自抑、狂飆不止的閱讀感受。當代中國作家中，如蘇童、畢飛宇就不止一次說過，莫言是當代中國最具原創力和爆發力的小說天才。莫言的文學創作具備了超越地域、民族、政治的魅力和價值，閃爍著人性光輝。

個人原因：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東北鄉”傳奇的莫言對自己的家鄉一往情深，“我的故鄉和我的文學是密切相關的，”莫言說：“高密有泥塑、剪紙、撲灰年畫、茂腔等民間藝術。民間藝術、民間文化伴隨著我成長，我從小耳濡目染這些文化元素，當我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這些民間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我的小說，也影響甚至決定了我的作品的藝術風格。”

當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山東老家高密東北鄉寫作；彼時，他是從這片生長著紅高粱的土地走出的“黑孩”。這一天，書商忙著加印，人們忙著熱議。眾聲喧嘩中，莫言仍在生長出他的生命與文學的土地上，默默地寫作，默默地講述著生命與人性的故事，就像他自己說的“我用文字記錄永生”。一個誠懇的人，一顆誠懇的心，一些誠懇的作品。這就是莫言，至今保留著故鄉“樹木、水流、高粱地”創作靈感的質樸的人。

在此之前，對于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輿論眾說紛紜，也有一些人對他提出質疑。對此，莫言說：“感謝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謝那些批評我的朋友。我終于得到了一個把自己放在眾聲喧嘩之中的機會。持續半個月之久的網絡大戰，也是認識自我的最佳機會，讓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也讓我知道了有哪些寶貴的東西需要堅持、發揚。”

莫言是中國嚴肅作家中被介紹最多，在國外知名度最高的。他的想象力在這一代中國作家中也是很突出的。這是當下幾代人很缺乏的。而且莫言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從《紅高粱家族》，到《豐乳肥臀》，到《生死疲勞》，到《蛙》，他一直在尋找新的方法。這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作家成名后，會滿足自己的已有成就而裹足不前。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在莫言獲獎后電話專訪了他，莫言表示，“將按照我原來既定的方向，腳踏實地，描寫人的生活，人的情感，站在人的角度寫作。” 莫言的充沛才情、獨特選材、頑強堅持、認真借鑒，成就了不同凡響的文學佳作。

政治原因：

在政治方面，首先，莫言獲獎須置于世界地緣政治向非西方國家平衡、世界多極化的這么一個背景之下來看。最近三十多年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后，諾貝爾文學獎項的頒發出現了一個趨勢，即由原來主要頒給歐美作家，開始逐漸頒給歐美以外的人，比如非洲人、拉丁美洲和亞洲人。這反映出，當前的世界，地緣政治變得越來越復雜，失去了核心，力量在向非西方國家平衡，在趨于多極化。諾貝爾文學獎，也擺脫不了這一地緣政治色彩。

另外，這次莫言獲獎，本身也體現著諾獎評委們和國外文學界，對日益發展強盛的中國的承認和尊重，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正視與重視，認識到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不可或缺。

文學沒有絕對的標準，外界的國際環境會產生一些影響，中國崛起的勢不可擋也起了一定作用。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莫言本身創作的影響力，他的文學個性以及豐富的想象力。文化傳播原因：

“翻譯”與“影視”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橋梁

莫言是作品被翻譯得最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他筆下的“鄉土魔幻中國”受到西方譯者青睞，許多重要作品被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韓文、日文、荷蘭文等多國文字。尤其是在諾貝爾獎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漢學家陳安娜一人就翻譯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

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西方媒體評論稱，莫言的小說能走進西方主流視野，跟張藝謀改編拍攝的電影《紅高粱》有很大關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還是《紅高粱》。”

在中國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之際，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應和翻譯、影視、媒體宣傳等共同形成跨文化傳播的合力。中國面向世界的文化傳播需要系統工程。

原因：

1.自身優異。莫言具有的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莫言自述：“沒有想象就沒有文學”。這點從他的小說都可以看出。

2.他的小說色彩感強，個性鮮明。舉例：比如他描寫的月亮是“墨色的月亮”，高粱是“雜交的高粱”，人影是“一對對暗紅色的人影”......3.善于寫自己的故鄉。這是有別于其他作者的地方。是自我個性的另一個表現。

4.他懂得學習西方創作理論，不管是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都大膽在自己的作品中嘗試。比如莫言崇拜的福克納，他寫的《喧嘩與騷動》，小說大量動用多視角敘述方法及意識流法，是意識流小說乃至整個現代派小說的經典名著。在莫言的小說中都有體現，這也是他有別于中國現代作家重要的一點。但是莫言又說：“越是崇拜福克納，越是要離他遠一點”。這一點提醒我們，具有自己的個性與風格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夠說因為崇拜某某人，因為他優秀出眾就去模仿他，而喪失自我的個性。莫言不僅吸取西方創作理論，又保有了自我鮮明個性。5.作家的成功要經得起風雨。不管是社會給予的，還是因為家庭婚姻、子女造成的種種問題。都需要我們坦然面對。這點在莫言身上也得以體現。

6.對于自己獲獎的主要原因，莫言表示，”我的作品的文學的素質，這是一個文學獎，授給我的理由就是文學獎，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的獨特的文化和彌足的風情，我一種是站在人的立場上立足寫人，超越了人群和種族的限制。

7.原著被翻譯的好。有言論甚至說，其翻譯的文字比莫言本人寫的還要好。

8.有個日本獲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來中國必見莫言。必要與莫言交流分享文學思想。說明公眾作家的推崇也是很重要的。莫言獲獎想必這也算個原因之一。大概就是這些了。

從梁啟超到魯迅再到沈從文，我們幾度與諾獎失之交臂，往事如昨令人惋嘆。我們不是沒有偉大的作家和一流的作品，困難的是以何種方式擠進世界文學的前沿，個中原因有作家視野的寬闊或狹窄，也有思維模式的僵化和慣久的一邊倒，還有作品人性普泛意義的揭示和把握，更有翻譯技術的隔膜和制約。每隔幾年，我們的作家都會掀起為什么諾獎隊伍中缺少泱泱中華的大討論，其實深究起來無非是我們的作品過于看重商業化，或者有更多成分刻意于“主旋律”，加之身處淺閱讀的文化生態環境，讓作家們遠離了抱負和責任，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仍有對現實思考極其深刻的精品在涌現，莫言的《蛙》就是最好的例證。

那么，為什么莫言的《蛙》在摘得茅盾文學獎后又能問鼎世界級獎項，個人認為因素如下。

一，作品主題的獨特性。人口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而控制人口又是現代轉型的無奈抉擇。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為天下矚目，但就其純粹的技術手段也為很多國家所詬病，筆者就曾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最高潮時親身參與其中，深知其對政治、倫理、傳統的沖擊是史無前例的。那時候我想，若干年后我們該怎樣看我們今天的手段，又該如何還原和解釋這段歷史？這是在用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交換國家發展和經濟繁榮。如此敏感的題裁，那個作家敢碰？走進禁忌，該有超凡勇氣，而這勇氣源于作家敏銳的眼光和堅守的良知，慶幸的是我們國家在復興道路上逐漸解除著文化禁錮，才讓我們的作家敢發心聲而于筆端。

二，不斷打磨的耐久性。莫言這部作品動筆于2002年，當時的題目叫《蝌蚪丸》，觸動作家靈感的是1958年的一則舊聞：男女同房喝下14只蝌蚪可以避孕，與當今“喝紅茶菌”“打雞血”的形式極其相似，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為什么會重復同樣的荒謬？于是他用一個劇作家觀看自己作品的表現手法寫了十幾萬字，覺得不滿意，便擱置到2007年才重又動筆。我們說一部好作品要不斷打磨，經得住時間的晾曬，才有可能思考得更深，觀察得更透，寫起來才更加成熟、飽滿。

三，藝術手法的多樣性。《蛙》以解放前、文革中、改革開放和新世紀四個不同歷史空間作為小說背景，圍繞實施計劃生育的不同敘事，讓這四個空間互文參照，糾纏攪擾，把人性悲劇宿命化，國民痼疾精神化，氣象遼闊，具有史詩風格。整篇寫了五部分，每一部分用書信的形式開筆，使故事不論推得多遠都能圍繞在一條大的主線下，而結尾部分又采用九幕話劇的筆法，揭示人物內心的苦痛、現實的慘烈和對未來的憧憬，主人公“姑姑”從接生的快樂，到堅決不準超生嬰兒活著的忠誠甚至瘋狂，再到精神的救贖，以眼前泥塑嬰兒一一復活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反思我們民族為了富強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充滿強烈的寓言意味。而“蛙”的低卑形象、令人恐懼的眼神、咕呱繁復的鳴叫，刀鋒般刺向我們的記憶深處，又反向深化了主題。

四，敘述語言的樸素性。從他的成名作《紅高粱》我們可以感受到，莫言的語言氣勢宏偉，大氣滂沱，泥沙俱下，既有詩意充斥，又有民間喧嘩，是業內責疑的話題和描摹的范本。那么，如果用這類敘述語言去寫《蛙》該更會顯現意想不到藝術沖擊力，但是這又給作品向外推介制造了翻譯上的障礙。令人欣喜地是《蛙》的語言在力求返璞歸真，用超然于世的第三者視角，干凈地編織故事，簡潔地塑造人物，樸素地談論思想，這不能不說是莫言對個人風格的成功改造，也是一個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自我升華，更是一個成熟作家能力攀升的生動體現，也為譯者蕩平了華語作品推介的難度。所以說莫言不獲獎連上帝都會抱怨。

莫言出生在山東高密，那豐腴厚重的黑土、若獵獵旌旗直指天宇的紅高粱，哺育了一顆善于憂思的偉大心靈，他曾在易縣當兵服役、創作在保定起步，貫穿并主導民族風骨的易水文化，保持了一個作家道義的守恒。莫言在《蛙》殺青之后說：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我說：莫言獲獎，受之無愧。我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一個作家帶給整個中華民族痛快淋漓的自豪。

梨花體

在網上看過很多詩歌，當然也包括那個已經屬于“著名作家”所寫的“梨花體”。其實現在流行的詩歌，包括《章子怡漂不漂亮》都不是什么新發明，幾年前在一些實驗詩歌的選集中，早就出現過。

我并不把它們歸于詩歌一類,它們僅僅是一些被莫名其妙斷了句的句子而已。平常的句子，僅僅因為在電腦上多打兩個回車，就成詩歌了？或許詩歌的確不應該承載太多的社會責任，但起碼要給人美的享受。

徐志摩的詩、海子的詩都曾經打動過我們，因為他們的詩歌中有美好的東西，這些東西觸及到了人內心深處最柔軟的地帶，能夠給人帶來共鳴或者感動，可以讓人震撼或者思考。這樣的詩歌才是好的詩歌。不像現在的某些詩人創作的詩歌，形式大于內容，或者索性沒有內容，僅僅把一段毫無意義的文字毫無章法地分割一下，就成為了所謂的詩。

雖然在詩歌不很流行的年代，這樣的詩歌也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吸引人們的目光，但這種關注肯定是不會長久的，詩歌不是為了博得旁人淺薄的笑容。無論是古詩還是新詩，好的詩都應該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而不是為了寫詩而寫的詩、為了出名而寫的詩。降低對創作的要求，最后受傷害的是詩歌本身。

[孫健]我在學生時代曾當過業余詩社的社長,近日對“梨花體”詩歌的討論,多少我重新激發起我對詩歌創作的熱愛。那些多半只能自我欣賞的詩歌明顯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我相信民間的“草根之作”（即便是那些似乎是對詩的概念進行了顛覆性的重構的作品），只要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懷的宣泄，便也應是藝術花園里的一朵奇葩。正像我們熱愛相聲藝術，我們就不由自主地喜歡上了郭德綱。詩歌的年代已經遠離我們許久，眼下我們終于欣喜地看到了一線曙光。

[beinah]我覺得就像日常生活語言可以不斷更新不斷創造一樣，詩歌也是可以根據生活情境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形態來表達不同的愛好方式的，我很感興趣，正在努力嘗試，也算與時俱進。

[zcx]我一點也不喜歡“梨花體”。

詩就得有詩魂，有意境，如果“梨花體”算詩的話，那么街頭巷尾長舌婦的碎語廢話豈不字字珠璣、句句成詩了？從“偷聽某某”記錄下的閑言閑語豈不都成了“來自民間”的詩歌了？文必有內容，詩必言志。我不想玩弄文字游戲，不想糟踏漢語，不想褻瀆詩歌。《梨花》、《與沁園春無關》、《章子怡漂不漂亮》之類的“梨花體”只會激起我對“趙（錢）孫李”們的蔑視，而不是對玩文字游戲的熱情。

[九九]看了一些“梨花詩”，忍不住學著它的格式，做了一篇評論“梨花詩”的詩：梨花體算不算詩/有人說它算，有人說它不算/俺的語文老師就說它不算/可是/蘇菲舒說它算/但是/語文老師硬是送了俺一個鴨蛋。哈哈，我這一句話評論可不可以命名為“梨花評論”呢？！

[陳劍華]對于“梨花詩”，有人憤怒地說：這根本不是詩！但至少這樣的詩讓人看得懂，知道在說什么東西，而這一點是現代詩早已放棄的功能，因此，“梨花詩”也扎扎實實地打在了現代詩的痛處，打在了現代詩真正的軟肋。不管作者這么做是有意還是無意，實際上是嘲笑了不知所云的現代詩，這告訴現代詩的詩人們：不管你怎么寫詩，至少你得實現詩歌最基本的功能，要讓別人看得懂！然后才有好壞之判！

第四篇：莫言獲獎

原標題：聽莫言獲諾獎演講

□洪 燭

聽莫言獲諾獎演講，我的感受是：本色。

本色就是他的最大特色。

沒有拔高自己，也沒有自我矮化，他展現的就是他這么一個人，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愛誰誰去。他可不會為討你的歡心而改變自己，更不會因桂冠加冕而自我戲劇化，仿佛真的鐵肩擔社稷似的。

是大英雄自本色。本色其實很難得。尤其在眾人無限的期許與無限的挑剔面前。

莫言以不變應萬變：我就這么著了，你能怎么樣？我是來領獎的，又不是來拉選票的。難不成還要為別人的喜怒哀樂而活嗎？讓你失望了，那活該。別怪我，在你認識我之前我就這樣了。你有更好的演講稿，那你來講啊。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

我估計他心里還是有點火的。這幾個月撒向他的鮮花，沒有使他更溫柔，因為潑向他的口水，反倒使他更堅強了。

其實，作家的定義和角色有很多種，莫言選擇了最原始也最基礎的一種：講故事的人。好像挺低調。可把中國故事講到萬眾矚目的諾貝爾領獎臺上，就牛逼了。

潛臺詞是：許多作家自以為真理在握，自我戲劇化地傳道乃至殉道，卻連故事都講不好。基本功都不過硬，最好別自命為作家。

作家還是要拿作品說話的。任何口號都可能隨風而逝，文學經典才是鐵板釘釘，光靠嘴皮功夫是拿不下來的。

作家可以像上帝一樣置身度外地俯視瞬間政治風云（他的參照系是幾千年人類文明史，再輝煌或再黑暗的朝代都只能算作插曲），緘口莫言，守口如瓶，保持要么純個人要么立足于全人類的獨立思考。大作家大詩人的功績顯現在：眾生內訌之時，巴比塔土崩瓦解之際，他卻獨辟蹊徑地以個人之神力“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的紀念碑”（普希金語），其流傳久遠一點不遜色于亞力山大的功德碑。

不管怎么說，能看出莫言是個感恩的人，對母親的感恩，對故鄉的感恩，對軍藝導師徐懷中的感恩，對改革開放的感恩，甚至對中國小說先驅蒲松齡的感恩，以及對外國先驅馬爾克斯與福克納的感恩。哪怕這些恩情有的只是之于他個人而言的。但一個功成名就后懂得感恩的人，比忘恩負義或恩將仇報的人在我眼中更樸實，更有人味兒，也更感人。

昨天晚上記者采訪我，問莫言獲諾獎對整個中國文學復興是否有效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純文學在八十年代高居于中國文化的金字塔尖，才造就出莫言等一代新作家及北島、舒婷等一代新詩人的橫空出世。后來，過度的市場化（或者說過度商業化）又使純文學快變成文化金字塔墊底的了。

從莫言獲獎開始，純文學終于把顛倒的乾坤扭轉過來，重新榮登金字塔尖的位置。

洪 燭

第五篇：莫言獲獎

新聞評論——莫言獲取諾貝爾獎

莫言何許人也？你可以沒看過他的書，或者你連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是連“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獎”都不知道，那么，你真的已經OUT了。

莫言，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今年是2012年。沒錯，如果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的或，怎么輪也該由中國那一次獎了吧？當然這是笑談。中國能夠有一位作家可以拿到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值得舉國同慶的。悶騷了這么久的中國文壇，每次都把不被嘉獎一事當作一縷輕煙，莫言這顆重磅炸彈平地一響，浮塵四散，各領域各階層各單位??紛紛發來賀電。首當其沖的是中國作協，自己人拿了這么大的獎，哪怕這個人他不是自己，作為領導作為同僚，怎么也得一番褒獎吧。主席致辭，這是中國作家在世界獲得肯定，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重大飛躍，客套話，聽聽開心開心得了。網上書城也瞅準時機，莫言書系一版再版全部賣脫銷，消費者買的可是諾獎獲得者的傳世之作，就算不看，往書柜上這么一擺也是有學識的象征！緊隨其后的是莫言的老家，旅游局早早規劃好了，當年莫言寫作的屋子要蓋一座紀念館，瞻仰諾獎人風采不能沒地兒去。“紅高粱”旅游區規劃好了，不勞費心早就被執行力超群的鄉親們提上日程。“莫言牌”××商標以確定被其老家一個賣烤雞的商家搶注，打上“莫言”商標那就是銷量的保證啊。為家鄉貢獻一份力量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事，不是嗎？

莫言好忙，元芳你怎么看？身為作家出品好的文學作品記錄真實感情，莫言只是做了他該做的事，如果不是活的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相比大多數國人會陷入筆者開篇所述的窘境。獲獎的確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勢，這是莫言的榮譽，我們只是沾光，光有射程，也有暗淡的一刻，以此“光”炒作的集體與個人都是不當的，勝不驕，各行各業歡騰過后還是該干嘛干嘛去吧，莫言已經夠忙了。

有傾向性的敘述占了大部分篇幅，幾乎沒有真正的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