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專題 學生演講

尊敬的老師，親愛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七十班的湯軼，今天我國旗下講話的主題是《讓諾貝爾文學獎掀起我們文學閱讀的新高潮》。

諾貝爾文學獎，是一項世界級的文學大獎。它創立于1901年，是以瑞典著名化學家阿爾弗雷德〃貝恩哈德〃諾貝爾的名字命名的5個諾貝爾獎獎項之一，這個獎項主要授予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中國籍作家在與諾貝爾文學獎111次擦肩而過之后，當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名單揭曉時，舉國歡慶。莫言終于代表中國文學界摘取了這一桂冠。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出的獲獎理由是“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莫言，原名管謨業，山東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第一作家協會終身名譽主席。著有中長篇小說《紅高粱》、《生死疲勞》、《金發嬰兒》、《高粱殯》等，短篇小說集《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與大師約會》。莫言的小說極具個性，其寫作風格素以大膽著稱，他在小說中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天馬行空般的敘述，陌生化的處理，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

對于中國文壇，對于整個中國來說，莫言的獲獎是轟動的，這個獎項的獲得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諾貝爾文學獎是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夢想，也是全體中國人的夢想。作為擁有經典作品無數的文化大國，文學底蘊深厚悠遠，不乏經典名著，但惟獨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成為國人的遺憾。除去之前獲獎的華人有著敏感的身份不談，許許多多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家，如老舍、林語堂、沈從文等我們熟知的大家都一直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而莫言，他將我國的優秀文學帶向了世界，讓全世界的人一睹我國文學的光彩。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中國文學的世界之路將會越來越寬廣。

而我們能從莫言的獲獎中得到什么啟發呢？作為一名中學生，我們能做的，就是親近文學，多閱讀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我國著名文學作家趙麗宏曾經寫道“一個時代的優秀文學作品，是這個時代的縮影。是這個時代的心聲，是這個時代千姿百態的社會風俗畫和人文風景線，是這個時代的精神和情感的結晶。閱讀文學作品，是一種文化的積累，一種知識的積累，一種智慧的積累，一種感情的積累。”我們都知道走近文學的意義之大，閱讀文學作品是我們增長知識、提高修養、豐富情感的重要途徑。那么去仔仔細細讀一本好書，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我國的文學寶庫里就有很多像這樣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好書，比如膾炙人口的四大名著，老舍的《駱駝祥子》，巴金的《霧》《雨》《電》，《家》《春》《秋》，魯迅的《朝花夕拾》，茅盾的《林家鋪子》等。而有口無心的去讀是不夠的，我們要學會仔細地品析推敲這些作品所蘊含的文化文學意義。在這里向大家推薦一些名人的讀書方法，如朱熹的“三到法”：“要口到、眼到、心到。”華羅庚的“厚薄”法，能夠對所讀的書分析歸納，抓住本質，把握整體，做到融會貫通。像這樣閱讀，才能起到提高文學修養，增加文化水平的作用。這遠勝于單純地沉浸在國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喜悅里，除了“莫言”二字，什么也不知道。

最后我要跟大家說，這個獎并不是對中國人文化素養的終極評價。莫言的得獎，是對莫言先生作品價值的肯定，如果這個獎能夠引來我們對于文學的興趣與信心，就是這個獎更高的價值。希望莫言的得獎能夠是一個契機，代表著我們掀起的新一股文學閱讀的高潮，而不是僅僅在幾天幾月后就被人遺忘。他應當成為推進我們文學閱讀、文化積淀的動力。

謝謝大家！

第二篇：莫言獲獎演講

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刊發莫言7日瑞典學院演講稿

2012-12-10 05:14:22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有16人參與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顫，跑到廂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

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地將白天從說書人那里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兒，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里人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的說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有我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做伴放

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行進著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族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

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年2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

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

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的初稿。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于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最后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并在書中扮演了

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么？”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后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于從后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后，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并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里，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布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于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干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

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盡管我什么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

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但事過多年后，我卻為此深感內疚。請允許我講最后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

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謝謝大家！

（此文系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的文學演講。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第三篇：莫言文學院演講（推薦）

瑞典文學院諾獎委員會主席瓦斯特伯格：

尊敬的國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諾貝爾獎得主們，女士們先生們，莫言是個詩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傳畫，使個人從茫茫無名大眾中突出出來。他用嘲笑和諷刺的筆觸，攻擊歷史和謬誤以及貧乏和政治虛偽。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類最陰暗的一面，在不經意間給象征賦予了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在這些民間故事中，驢與豬的吵鬧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被賦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著無與倫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繪了自然；他基本知曉所有與饑餓相關的事情；中國20世紀的疾苦從來都沒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寫：英雄、情侶、虐待者、匪徒--特別是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母親們。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同情的世界，這個世界中的人魯莽、無助且可笑。

中國歷史上重復出現的同類相殘的行為證明了這些苦難。對莫言來說，這代表著消費、無節制、廢物、肉體上的享受以及無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試圖描述。

莫言的故事有著神秘和寓意，讓所有的價值觀得到體現。莫言的人物充滿活力，他們甚至用不道德的辦法和手段實現他們生活目標，打破命運和政治的牢籠。

《豐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說，以女性視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躍進和大饑荒。他譏諷了革命偽科學，就是用兔子給羊受精，同時不理睬所有的懷疑者，將他們當成右翼。小說的結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資本主義，會忽悠的人靠賣化妝品富了起來，并想通過混種受精培育鳳凰。

莫言生動的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雖然無情但又充滿了愉悅的無私。每一個瞬間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曉手工藝、冶煉技術、建筑、挖溝開渠、放牧和游擊隊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筆尖描述了整個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馬爾克斯之后的多數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語言辛辣。他對于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沒有跳舞的獨角獸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豬圈生活讓我們覺得非常熟悉。意識形態和改革有來有去，但是人類的自我和貪婪卻一直存在。所以莫言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從日本占領到毛澤東的錯誤到今天的瘋狂生產。

在莫言的小說世界里，品德和殘酷交戰，對閱讀者來說這是一種文學探險。曾有如此的文學浪潮席卷了中國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學力度壓過大多數當代作品。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第四篇：莫言瑞典學院演講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2011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開始，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

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子，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里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干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盡管我什么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多年之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但事過多年后，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后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

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第五篇：莫言諾貝爾獎演講全文

莫言：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深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里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之所伏，福禍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

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