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為什么會被免職？++

以下是選摘自劉道玉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中被免職部分的內容。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國家教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直屬院校工作會議，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層以上的干部傳達了會議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處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單位新學期的工作計劃，重點是轉變教育觀念，制定加大教學改革力度的措施。與此同時，我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先后到法學院、經濟學院、圖書情報學院、管理學院、中文系、化學系進行調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還在物理系召開教師座談會。我的打算是，在調研的基礎上，利用寒假的時間，制訂《武漢大學第二個十年教育改革綱要》，以便從寒假以后的新學期開始，掀起武漢大學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是日上午，國家教委駐漢工作組組長張文松通知我到東湖賓館談話，宣布免除我的黨委副書記、校長的職務。當天晚上，工作組在東湖賓館召開武漢大學校級干部會議，宣讀了國家教委免除我職務的傳真文件。

時值春節前夕，消息傳出，全校嘩然，業內震驚。校內外為我請愿的信函紛紛寄到北京，質問這是為什么？雖然這些于事無補，但是為我鳴不平的深情，卻使我得到了極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對我所說：“道玉同志，你被免職是因為你的觀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們?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歲任副教務長，39歲任黨委副書記，45歲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48歲任大學校長，54歲被免職。所以，有人說，我是個超前的人，不僅教育觀念超前，而且任職和離退也都超前了。

過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過相同的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要辭去教育部的任職和拒絕出任武漢市的市長？要不然，你現在也能當上一個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質生活條件要比你現在強多了。”在某些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有些人為了往上爬，削尖腦袋投機鉆營，到處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買官。其實，這也沒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盡管人性中有一種迷戀權勢的傾向，但我卻重義輕利，重術輕權。我國自古就流傳著：“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這一點，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擺布，想說自己想說的話，不愿鸚鵡學舌。在一些高官看來，他們是主，群眾是民，他們可以搞特權、耍威風，但是他們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種意義上的臣仆，我討厭這種依附性的主仆關系。古時文人中有一句俗話：“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賞這句話，所以就不愿做官。

當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為要職的安排，對于我來說，這是一種放棄，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東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實，在我的一生中，還有過很多的放棄，如放棄了在前蘇聯學習研究的優越條件，放棄了獲得副博士學位的機會……對此，有人就說：“劉道玉太傻，不該去響應什么?反修?的號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門作研究?，他肯定會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副博士學位，憑著他的聰明才智和勤奮精神，或許也評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會名利雙收。”但是，我認為人生是一個大舞臺，我們每個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個角色，有的是自己選擇的，也有的是陰差陽錯促成的。我認為，在人生的舞臺上，不管你擔任何種角色，只要你盡心盡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問心無愧。因此，我對自己的人生選擇，無論是追求也好或是放棄也好，我都無怨無悔。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對馬克思作了這樣的評價：“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我很欣賞這一句話，也很敬仰這位學識淵博的學術大師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觀點，在教育實踐中也一貫倡導博愛精神。因此，對于我來說，不存在“有過許多敵人”，更不可能“有一個私敵”。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體力行地實踐教育改革，在改革中兩種觀念上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著極“左”路線不放的少數幾個人，對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順眼，把我當作“敵人”，總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職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擊，就是他們這一思想的表現，是對我的報復。其中的一個人，在他整我的目的達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對人說：“我把劉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軟，要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還是這個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指使一個青年教師進京告我的狀，并說如果沒有路費，可以到他那里去報銷。本來，這個教師是我的學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學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還沒有提升為講師，他感到受壓。于是，他寫信給我，希望調回母校，報效母校。我覺得那所學校的做法太過分了，出于保護學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無對口工作）一起調入了武大。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決了他的講師職稱，我還親自為他的一本書寫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滿足，緊接著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這樣，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個搞“左”傾的人，充當了反劉的急先鋒。

但是，這個教師恩將仇報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齒。他無法在學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調走，再次改換門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責還是別的什么原因，他在離校前居然來向我告別，并征求我對他的意見。我接待了他，心平氣和地對他說：“中國知識分子十分重視道德文章，我認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養。盡管你做出了對不起我的事，但是作為你的老師，我還是不忘傳道之責，至于聽不聽由你。怎樣做一個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贈送給你三句話：不以勝敗論英雄，不以好惡判是非，不以得失分親疏。”接著我解釋說，這三句話是我的信條，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總是要爭取勝利而避免失敗，但是對勝利與失敗也必須作具體的分析，那種靠整人起家，踏著別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勝利，是“勝”而可恥；而那些因為說了真話而受到打擊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敗，雖敗猶榮。是非是有客觀標準的，并接受實踐的檢驗，是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的。親與疏也應當建立在正確的價值觀念之上，不能因為得到了某人的好處就親近他，或者反過來就憎恨他，如果這樣，那豈不是把人降為普通動物一樣了嗎？

類似的情況，在我的經歷中還有很多很多，真是不勝枚舉。有的人，受到我的培養而成才，但他卻忘恩負義；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棄我；還有的人，因犯錯誤受到我的保護而擺脫困境，但他卻又寫書惡毒地誹謗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勢時，他緊跟你，但是一旦氣候變幻，他們馬上變臉，或揭發批判，或劃清界線，對此，一些好心的人問我：“你對那些無情無義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過？”人本來就是形形色色的，從個人總結識別人的教訓來看是應當的，但后悔卻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條是：寧可人負我，而我決不負于人。我還認為，愛是奉獻，是以不求回報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愛心當作了商品，這是對偉大愛的褻瀆。因此，我對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覺自愿的，是無怨無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學生田安邀請我到通山縣九宮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在那里寫書，于是我同意了。說實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長、校長和高教司司長的15年間，沒有過一個寒暑假，沒有游覽過名山大川，甚至連校工會組織教職工分批到廬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職以后，我真正品嘗到蘇東坡被貶謫黃州時所發出的“無官一身輕”感嘆的滋味！

一天，我攜帶一箱圖書和文獻資料只身上山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勝地過暑假，一切費用完全自理。那時，旅游條件比較差，道路還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車顛簸得很厲害，沿著崎嶇的山路，到午后1 時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宮山的天池，在一個縣鄉鎮企業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來。

8月5日，學校派車把高偉送到九宮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現使我驚愕不已。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我問：“你怎么來了，出了什么事？”她說：“幾天前，學校黨辦打電話找你，說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訴他們你出差去了，沒有寫信回來，現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對他們說，劉道玉已經免職了，還找他干什么，沒有什么好談的。可是，昨天他們又來電話說是李鐵映要找你談話，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們商量一下，看去還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長已6個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沒有任何領導人給我做工作，為什么現在要找我去談話呢？我們分析意圖有二：一是對我免職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內外的強烈的反響，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他們請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鐵映出來約我談話，目的可能是安撫，變被動為主動。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為我被免職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風聲。我們認為，我被免職與李鐵映同志無關，因此無論從組織原則抑或從禮貌上說，我還是應當去。于是，我和高偉乘火車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負責人安排我與教育部的主要負責人見面，當我得知其中有實際上的一把手參加時，我提出不愿與他見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參加，因為免我的職就是他一手包辦的，而且是借機發泄對我進行改革的不滿。關系弄得很僵，一個想參加，另一方不要他參加，相持不下。怎么辦呢？最后，朱開軒副主任多次給我打電話，說明那位負責人是誠懇的，是專程從北戴河趕回來見我的，希望我消除誤會，有話當面說清就是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再堅持，還算是顧全大局的了。

談話的場面十分尷尬，似乎誰也不想首先發言。沉靜片刻之后，還是那位一把手先開了口，他說：“道玉同志，我們之間有太多的誤會。其實，我們對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對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話說：“不是什么誤會，而是你對武大的改革成見太深，你不是說：?學分制在美國失敗了，蘇聯不搞學分制也出了優秀的人才嘛！?這怎么能說你對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對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職務呢？校長可以不當，是非必須澄清。還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關于高等教育宏觀管理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可是，會后你派人搜集我發言的錄音帶，其用意何在？這是極不光明正大的，這篇發言在《高等教育學報》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發表了，還用得著你去搜集嗎？這是違法行為，粗暴地踐踏了學術研究政策。”

那位負責人辯解說：“我不是對著你的。聽說武大有個教授在會上發言時很激動，寧肯被開除黨籍也要批評國家教委。我以為這一個教授是對我有意見，因此想找到錄音帶聽聽，以便檢查自己的工作。”

“不，絕對是沖著我來的，后來的一系列的事實均說明了這一點。我認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但決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打擊報復持不同意見者。”

談話當然沒有結果，最后不歡而散。下午，人事司負責人陪同我們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國教師休假活動中心。

按照約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鐵映同志的會見。那是一棟兩層樓的別墅，隱藏在參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綠茵茵的草地和盛開的鮮花。教委人事司的負責人陪同我，穿過了戒備森嚴的層層守衛，最后來到了接待大廳。談話是在我與李鐵映同志之間進行的，他的秘書和人事司的負責人均沒有參加。

我們是第一次見面，彼此寒暄了幾句。他首先打開話題說：“這一次請你來是個人間談談心，主要是想聽聽你對教育形勢的看法，特別是希望你談談教育改革的建議，對國家教委工作的意見。同時，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問題交換一下看法。”

既然已經出了題目，我就本著實話實說的態度講了以下的意見：

首先，我介紹了武漢大學8年以來的教學改革的情況。總的說來，我們思想解放，改革步子邁得比較大，緊緊圍繞著教學制度改革這個重點，創建了6種新的教學與管理制度，使教學質量大大的提高了，學生的素質全面提高了，畢業生深受社會特別是沿海開放城市的歡迎。此外，還進行了科學研究體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學校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學術著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收。因而，武漢大學被譽為“高教戰線上的深圳”。

其次，對全國教育改革形勢也談了我的看法。我認為，全國教育改革的步伐嚴重滯后于經濟改革，1985年通過的《教育體制改革決定》基本上沒有落實，教育經費不僅沒有增加，而且絕對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學領域的改革根本沒有列入國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舊的教育觀念、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在我們學校教育中占著統治的地位。不客氣地說，教育戰線在全國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國家教委保守，主要負責人不放權、不改革、不深入基層。這種情況正如維新變法先驅者梁啟超所說：“變法不變本源，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國的教育改革形勢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則是令人憂慮的。

再次，關于武大的所謂領導班子調整問題。我認為，這次班子調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組在長達21天中，不僅沒有進行廣泛的民主測驗，而且只找了6個教授個別談話，置全校95%以上師生員工的意見于不顧。所謂正常換屆，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的任命本無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換屆的話，那也沒有到期，而且與我同時任職的一位61歲的女副校長仍保留職位，卻要免去一個勵志改革、年方54歲的校長職務。對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長我可以不當，但我要求說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關于工作安排問題。我說，既然已經免職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時，我國的干部仍然是終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這種情況，遲早是要廢除的。我既然勵志改革，那么也就決心從我做起，我愿意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再說，干領導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樣，也有吃膩的時候。我現在膩厭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嘗試另一類的生活。

李鐵映同志耐心地聽完了我的介紹，中間基本上沒有打斷我的講話。待我講完以后，他針對我的講話，一一作了表態。他說：

“關于武漢大學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業心強，工作作風踏實，密切聯系群眾，這些都是必須肯定的。至于武漢大學領導班子的調整，我完全不知道情況，因此我說不清當中有什么問題。不過，既然已經調了就要面對現實，承認現實。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績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將來自有公論，現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覺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繼續在改革中發揮作用，工作實踐將說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選擇，來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國外大使館當參贊也可以。不過，我希望你到北京來，最近準備成立一個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領導小組，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工作，建議你來抓這項工作。怎么樣？如果你現在定不下來，回去考慮后再作決定也可以。”

時針已指向12點了，談話進行了3個小時，似乎應該結束了。于是，我說：“鐵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謝你撥冗接見。至于你談到的工作安排建議，我還需要認真考慮再作答復。” “好吧！今天就談到這里，以后有事再聯系。”

實際上，這些都是客套話。我所說的“認真考慮”，只不過是禮貌性地、婉轉地回絕了他的建議；他說的“再聯系”，也是客套話，以后我們彼此再也沒有聯系了。

第二篇：《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給《清華大學》寫下的信函1

《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給《清華大學》寫下的信函

《清華大學》自稱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但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創造了76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清華大學》卻創造了70個億萬富豪，沒有一個諾獎獲得者。

《麻省理工學院》建校150周年之際，“舉行嚴肅的反思活動，思考如何繼續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全校大搞歌功頌德，十足的“中國特色”。

值此校慶100周年之際，原《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給《清華大學》寫來了以下信函，完全贊同此函的看法。“劉函”全文如下：

清華，您好！

清華大學即將迎來百年華誕的喜慶，我借此機會，向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表示衷心的祝賀：祝賀你們在過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為這些成就做出貢獻者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們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在中國，清華大學有著“中國麻省理工”之稱的美譽，說明貴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認為，清華大學是我國重點大學的“排頭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學之一。這說明，貴校重任在肩，千萬不要辜負了自己所承擔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迎來了建校150周年的紀念，我看了兩校為慶祝校慶的安排，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據 麻省理工學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將舉行一系列盛大的慶祝活動，在持續150天的校慶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貢獻者致敬，而且將舉行嚴肅的反思活動，思考如何繼續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然而，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籌備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后又改為組織委員會，下設11個專項工作組。此外，還成立了發展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3年以前就開始了1000天的倒計時活動。籌備工作不謂不充分，輿論不謂不大。可是，整個校慶活動依然沒有擺脫傳統格式化的思維窠臼——大造輿論，邀請名人捧場，極盡評功擺好之能事。自去年以來，該校就開展了“百年賦”、“我愛清華”、“百年清華、行健不息”、“兩岸同心”等活動，而且還把輿論造到了國外去了。去年，該校派代表團訪日，舉行了“東京大學—清華大學周”和“早稻田—清華大學日”活動。在美國的造勢的范圍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了“清華周”，在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哥倫比亞舉辦了“清華日”，在哈佛大學舉辦了“清華大學與哈佛大學學生論壇”。

但是，我卻沒有看到清華大學有任何一項反思活動，更沒有像麻省那樣“嚴肅的反思”，這就是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反思有過很多的論述，他說：“哲學認識的方式只是一種反思”。:因此，反思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就必須進行反思。不經過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發 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就不能認清教育的規律，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領導者，也就不能使我國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既然沒有看到清華大學的反思，那么我作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責任感的驅使，不妨替你們作一點點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什么樣的校長？這個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一流的教育家當校長，但是這個問題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各重點大學都沒有解決好。為了說明問題，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發生在清華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臺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演講，演講完畢贈送禮品時，校長念黃遵憲的《贈梁任父同年》詩時，由于不認識小篆的“侉”字而語塞，并進一步導致舉止失措，把贈送禮物說成了“捐贈禮物”，接受對方禮品后又忘記說聲“謝謝”。這本來是很莊嚴的場合，卻鬧出了大笑話，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評。漢語言文字博大精深，誰都有念錯字的時候，我也念過錯字。我們無意苛求科學家要會認識篆體字，一定要懂得古詩文，但作為大學校長必須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對此，著名的文化學大師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評說：“大學校長由對人文科學茫然不曉的理科教授擔任，而此種現象導致大學文科奄奄無生氣，人文精神的失落。”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長，而只是暴露了我們遴選大學校長標準和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如果把遴選校長的權力交給學校的教授委員會，相信他們能夠選舉出符合教育家標準的校長。

其實，在清華大學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杰出的校長，如梅貽 琦、蔣南翔、劉達、劉冰等，從治校的實踐中，他們要么成了學者化的職業校長，或者是革命化的職業校長。梅貽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學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頭銜），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話：“大學乃大師之謂也，而非大樓之謂也”，至今仍然被我國教育界所傳誦！這幾位校長作為著名的教育家，其業績和教育思想，都已載入我國高等教育史冊。對比起來，自80年代開始，清華大學的歷任校長都是院士，他們都是雙肩挑的學者，不能專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辦好學校，因此他們都沒有成為有影響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說過：“做一個學校的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系到千百人的學業前途；說得大些，他關系到國家與學術之興衰。這種事業之責任，不值得一個整個（指心無旁騖）的人去擔負嗎？”問題就在這里，我國現在不僅校長，而且有些部處長也搞雙肩挑，他們怎么可能做到“魚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華應當珍惜自己的經驗，選拔那些教育家當校長，心無旁騖地領導和管理好學校。也許，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長的要求，但必須放棄學術研究，要以學校的利益為最高的利益，絕不能利用校長的資源營建個人的學術汕頭，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學校長一樣，做一個專心致志的職業化校長。根據過去的經驗，從國家部委或省市的領導人中，選拔那些既受過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風的人，到部分大學擔任校長，也許比直接從教授中選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應當樹立什么樣的大學精神？在清華大學的介紹中說： “學校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華大學的百年校史上，的確存在著怎樣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蘊育出了大批翹楚和大師級的人物。可惜，這種精神并沒有繼承下來，無論是獨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請問：你們對教育部有自己的獨立自主權嗎？你們又給了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們多少的獨立和自由呢？如果你們真的有獨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陳丹青先生又怎么會辭職呢？反倒是，他離開清華以后，才真正獲得了創作上的獨立和自由，這難道不值得你們認真的反思嗎？

第三，一流大學應當具有鮮明的特色，絕不能貪大求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特色十分鮮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媒體實驗室”，這是一個被稱為“創造的搖籃”的研究機構，專注于發明創造，而非科技產品化的開發。正因為他們注重原創性的研究，所以才發明了世界第一個“旋風電腦”、幽靈隱形轟炸機、第一個擁有人類感情的機器人等成就。同時，他們先后誕生了76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可能是我國舉全國高校之力也無法企及的榮譽。美國其他大學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理論物理，哈佛大學的行政管理，耶魯大學的法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能物理勞倫斯學派等。

可是，我國大學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個性和特色。過去，人們都知道清華大學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現在不知道什么是清華的特色。據介紹，清華大學的重點學科有49個，擁有全國第一的學科就有38個之多，重點多了就沒有重點，這是人 所共知的道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沒有被認為最吃香的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盡管有人建議要辦這些學院，可是校長雪莉-帝爾曼卻說：“，正因為我們不需什么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所有精力和資源來干兩件事，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做到了極致。我們認為，小就是美！”1997年該校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足不出戶，用7年時間證明了困擾世界數學界358年的費馬大定理，從而創造了世界學術界的奇跡！這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色，我們應當反思“大而全”的辦學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誤區，我們最終可能建設不出真正達到美國研究型那樣一流水平的大學。

第四，世界一流大學應具有什么樣的學風？20世紀初，是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國學院擁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大師，他們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下，都正值風華正茂。王國維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間詞話》，在談到治學的精神時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這是王國維先生和那時一代學者治學的學風。“獨上高樓”是什么意思？就是進入“象牙塔”，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樹立以學術為終身志業”的志向，只有這種精神，才能從事高深學問之研究。當今，我們的大學做不出傳承千百年的學術成就，就是缺少了這種精神。王國維和他提出的這種學風，正是清華大學的精神 財富，難道不應該反思和繼承嗎？

去年，曾有學者質疑貴校一位文學教授有學術剽竊之嫌，盡管學術界不停的呼吁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但貴校態度一直曖昧。對待學術抄襲和剽竊，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旗幟鮮明地查處，要不然怎么體現你們嚴謹治學的學風呢？另外，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態度，拒絕一切形式主義，不能把國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請到學校裝飾門面，把他們供奉起來養尊處優，這種做法只會有害而無益處。在《參考消息》上，清華大學是作廣告最多的大學，凡是廣告都吹噓或夸大其詞，這是與嚴謹學風相悖的，必須制止以贏利為目的的廣告。

第五，精英大學必須遠離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精英大學貴在精，貴在致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清華大學應當是這類大學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學問？它是指影響世界未來的前沿問題，能夠傳承百年、千年的學問，能夠引起科學和技術領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發明和創造。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在科學研究中，必須放棄急功近利和立竿見影的指導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發揚安貧樂道的精神。德國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曾說：“當大學決心于經常為國家和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本來，大學是分為精英型的和大眾化型的，也有純學術性的和應用型之分。我理解阿倫特的話，是針對極少數精英大學而言的，這是繁榮學術的需要。如果這樣理解是正確的話，我認為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重點大學，應當放棄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這是使我國科學躋身于世界先進 之林的需要！

在清華大學校園里，豎立著一方石碑，上面鐫刻著“行勝于言”的警句，這被認為是該校的校風。這句話當然是正確的，反映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為了表達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個人切身感受到清華大學畢業生的務實精神，興許這正是該校出現了70位億萬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從創造學的原理來看，任何一項重大的科學發明創造，最初都源于一個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誕生。可以肯定的說，沒有怪異的想法或求異的思想躁動，就不可能從事發明創造。因此，我認為僅僅強調“行勝于言”是不夠的，它可能導致師生“形而上”的思維貧乏，從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華大學沒有產生有影響的著名思想家。在未來的30年（一代人），能否產生一批思想和學術大師，這將是決定清華大學能否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我順便強調一下，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摒棄我國只注意硬件（各種硬性指標的統計）的觀念，必須重視一流水平大學的質量標準，不能像某重點大學黨委書記所說，他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夠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學。這完全是誤導，相似性僅僅只是按照形式比較，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內涵，如眾多的諾貝爾獎和世界各學科大獎的獲得者，沒有一批學術大師，沒有幾個科學學派，培養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盡管各項硬件指標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稱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的觀察和反思只不過是一點皮毛，更重要的 和有價值的反思，必須由局內人士來作。借百年校慶之機，希望清華大學發動群眾，進行深入和廣泛而嚴肅的反思，總結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斷的超越自我。

為了再次說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學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3年前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她說：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 她勾畫出了一流大學的精神，闡明了反思（即回頭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問題的方法必須與當下關心的功利主義相對立。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辦學理念，我國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幾所世界一流達到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幾所大學，應該給自己準確的定位，走出為國家眼前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思維，走進象牙之塔，致力于解決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課題。至于為經濟建設服務，則是眾多的普通大學或者技術學院能夠而必須承擔的任務，而一流大學應當肩負起提高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

第三篇：關于劉道玉最后一次在武漢大學演講的演講稿

關于劉道玉最后一次在武漢大學演講的演講稿

主講人：劉道玉

主辦方：武漢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工組

地點：武漢大學人文館主廳

時間：2008年3月22日 19:00

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制改革

贈言（大意）：學生是大學的根本，沒有學生大學就不

存在。……（鼓掌）

摘要

一、大學教育改革應從體制改革入手

1.教育體制改革的歷史

回憶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它的重大意義怎么估計都不為過”。其中有兩位歷史功臣，一個是冒險為很多人平了反的胡_耀_邦，他是“中共的良心”；另一個是趙_紫_陽，推動了農村改革。回憶自己參與關于教育體制改革草案的制定。“可惜的是這個草案后來不了了之”。鄧小平講話中談到對教育問題的高度重視，可惜沒有落到實處。

2.何謂“從體制改革入手”

這才是從根本上改變教育現狀的困。要減政減權，有系統的進行改革，要擴大學校自主權。教育的根本目的：提高民族 素質。衡量教育的標準是人才，而不是經濟指標。可

惜現狀并非如此。

3.為何要從體制入手

教育體制屬于中觀的體制。中國自古有大一統集權的體制傳統，教育體制也不例外。特點是壟斷一切教育資源。甚至出現教育部的法盲行為，管得過寬，與現有法律都產生了抵觸，如限制學生結婚、租房甚至買電腦——這在劉道玉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這不是大學。教育體制的集權還體現在工程思維上，巧立名目，炒作。各種各樣的教育工程計劃，教育部直屬的大學也越來越多。各種評比，搞形式主義。浪費寶貴資源，“好大狂”的做法。本質上是計劃經濟時代沿襲下來的計劃教育。這與市場經濟是相悖的，與教育規律是相悖的，與時代精神是相悖的。

4.形式主義與官僚作風盛行

為什么現在中國的大學普遍沒有特色，缺乏創造性？這和瞎指揮和冒進有關。比如合并大學，是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合并的，不能體現大學自身的需要。211工程搞了10余年，勞民傷財。毫不客氣地說某些大學雖然進了211，但是本質上是垃圾。大學的發展和合并，就要像自由戀愛，而不是包辦。“本科教學評估，逼良為娼，形式主義，不能再搞了”某參加教學評估的校長這樣告訴他。

在這樣形式主義盛行的中國教育界，卻沒有大學抵制，這一定程度上和中國人“同向思維”的定勢有關，也難怪現在豪華建校的浮夸建設之風。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事業的悲

哀。

二、獨立 自由 自主是大學的精神

1.大學的理念

回憶了大學的起源。大學的理念精神決定辦學思維和體制。中國大學沒有教育家，是因為中國的教育家都不懂哲學。西方的哲學家很多都是教育家，哲學家很多研究教育。因為不懂哲學就不懂思維，不懂思維就不懂教育。而中國的哲學

家卻專門研究政治。

大學的理念很重要的就是獨立，或者說是對外界的冷漠。“獨立，追求真理，精英教育，分權管理”是大學理念的重要信條。西方大學的起源在教會學校，那是學者們與世隔絕專心治學之地，和世俗紛擾甚少。中國的大學以國立大學為起源，早期的教會大學并沒有得勢。中國的大學從一開始就和集權有關，不獨立，是實用主義的產物。

2.中國大學的問題

“移植西方大學沒有靈魂的軀殼，模仿出不倫不類的體制。”用他自己編的謎語：中國的教育體制——剝了殼的熟雞蛋，外面是白的，是西方的，里面是黃的，中國的。

三、中國大學需要什么樣的體制

1.必須改革大一統的體制

舉例美國教育部，職能范圍很窄，只管教育公平與統計事務。按老子的話說，“無為而治”，當是給當下中國教育部的箴言。“教育部如果太有為，下面的學校就無為了。”

例如：應該在高校民主選拔校長，作為民主改革的突破口。因為高校是最具有理性的機構，選民素質條件具備。解放前的武大，校長的選拔權就給了學生和老師的。作為一個校長，他學術貢獻并沒有其教育思想更能衡量其資格。

北大從前的“兼容并包，學術自由”校訓很好，可惜現在有一個不倫不類的校訓。

2.招生體制必須改革

統一高考在現在不適用了，作為參與恢復高考和高考30年進程的人他如是說。制衡辦法：三權分立。教育部制定監督，考試院獨立組織考試，大學自主錄取。舉例美國模式。

3.改革教學與管理體制

80年代武大的成功改革，連北大的教授都想來武大，高考狀元來武大，成功就在體制改革。比如學分制。但是現在的學分制，很多學校是真的學分制還是假的學分制還有待商

榷。

4.改革本科培養人才的模式

專才還是通才？以前學習蘇聯，培養專才，但是現在俄羅斯大學已經拋棄那一套了，中國為什么還堅持？以前反對這種模式就是右派了，而今天堅持這種模式是實用主義在作怪。大學要全面培養素質，而不是進行職業教育。不是名校名師出人才，人才靠的是志趣、興趣、信念、執著、成功。中國的科學家研究的不是自己的興趣，而是國家的任務，這就是中國為何沒有得到諾貝爾獎的重要原因。“科學研究的動力在于好奇心和閑暇。”亞里士多德(?)如是說。

總之，中國需要大學教育精神的啟蒙。

四、提問

學生1：如果可以重新選擇，劉校長會不會以妥協來換

取領導教育改革的繼續呢？

劉道玉：因為我熱愛教育，也了解自己的性格，所以最后的抉擇是不能妥協的。中國清官難當，自己的性格并不適合官場。現在自己不在那個舞臺上，但也有自己的小舞臺（此時有些激動）。但我仍然在自己的小舞臺上堅持自己的理想，我仍然相信我的這些努力的作用。社會是在進步的。我的學生送我三句話：“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改革的道路很漫長，但歷史將最終沿著改革者的足跡前進。”

學生2：最近學校顧書記提出大學可以以錄取35%高價生來彌補債務的虧缺，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

劉道玉：我覺得學費的問題要很慎重。這也是個智者見智的問題，不要輕易下結論。美國的學費比較高，但他們有很多獎學金項目可以抵消相當多學生的負擔；印度學費非常便宜，使窮人上大學門檻不高。學費的問題需要廣泛聽取社會的意見，這個問題或許比物價上漲要復雜。

最后，一個從華農專程來聽劉道玉講座的同學，非常激動地上臺致辭。老校長在同學們的簇擁下離開了講堂。一想到以后會很難見到老校長，心里很不是滋味。故慎記老先生所言，同時期盼老先生的愿望的實現能夠被我們所見證。

2008-03-23

“今天我要在這里宣布我的一個重要而痛苦的決定：這次是我面對大學生的閉門講座，我以后不會有公開的講座

了…”全場嘩然。

3月22日下午7點，老校長劉道玉“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制變革”與武大學子相約人文館。整個講座歷時一個半小時，幾乎是在掌聲中度過的，記者數過，不下于20

次。

早在下午四點多，緊鎖的人文館門口就擠滿了排隊等候的人們。

6：00，人文館爆滿，這是我進校半年來見到人文館最爆的一次，比畢業求職會還火爆！用一個學長的話就是“我很早就到了，占到了一個站著的地方。”

6：45，全場不約而同地起立，鼓掌，老校長劉道玉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從擠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像走星光大道一樣，伴著始終沒有停過的掌聲，慢慢地移到臺上，向大家揮了揮手：“同學們，大家晚上好！你們站了很久了，可能還要站著聽我的講座，你們辛苦了！”一句帶著顫音的問候，讓我們暖在心里，同時也心疼他75歲高齡帶病還來堅

持給我們進行人文教誨。

閉門講座，以后不會有

“今天我要在這里宣布我的一個重要而痛苦的決定：這次是我面對大學生的閉門講座，我以后不會有公開的講座了。做這個決定是由于身體和年齡的原因：12年前，我患了腦中風，手不好使，已經不能寫字了，我實在是難以割舍。”接著他說出了一個經典的概括“對于教師，沒有學生，生命將會黯然失色；對于大學，沒有學生，大學將不復存在，學生是大學的主體，大學的一切都是為學生服務的。”言辭懇切，相信在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劉爺爺一定是很艱難的，他希望我們能夠理解他。

“既然計劃經濟不能振興我國經濟，難道工程思維就能

夠振興我國經濟嗎？”

中國教育是“大一統”體制。“教育部把持，也壟斷著一切教育工作的決策與管理權。”他諷刺地說到“現在大學生結婚還要教育部批準，這群人就是法盲！還有大一的學生不讓帶電腦，不讓在外租房，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回想他當年上學的那會，“班上有結婚的，有懷孕的，還有生小孩的，戀愛，結婚是每個成年人都享有的權利，而教育部連這個都不懂。”他指出現在的教育部就是“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又要管，這就是沒有抓準方向！”

他還說到，我國現在的教育就是一種“工程思維”。“這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是典型的?好大狂?和形式主義。但是，既然計劃經濟不能振興我國經濟，難道工程思維就能夠振興我國經濟嗎？”“文革前教育部直屬的高等院校為23所，78年為34所，現在為76所，越來越集權！現在流行什么教育工程，什么211工程，973工程，陽光工程…明顯帶有炒作之嫌。”而這樣做會對我們的大學造成很消極的影響：大學無個性，“千人一面，萬人一格”；無創造性，瞎指揮，大躍進；相互攀比，評估造假；形式主義盛行。對于大學的合并熱潮，他幽默地打趣道“這是逼良為娼”，我們一定要“提

倡自由戀愛”

中國大學的體制是“剝了皮的煮雞蛋——外白內黃”

獨立、民主、自由是大學教育的精髓。他從大學的起源講起：“西方大學起源于意大利和法國，世界最早的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都是由教會主辦的，現在的大學精神都源于那個時代。中國最早的5所大學也是教會主辦的，可惜沒成氣侯，國立大學走上了主流，鄙校就是當時最早的一所。中國的當代教育主要還是學西方，可悲的是，我們只學會了形式而沒有通其本質，移植了軀殼而沒有靈魂，搞得不倫不

類，沒有自己的理念。”

他言辭犀利又不乏幽默：

“謎語：中國大學的體制——打一個雙色熟食”

謎底是剝了皮的雞蛋——“外白內黃”套用西方的模式，但是還是沿用中國的傳統思維模式。

我一生搞教育，思考得越多就越痛苦。為什么中國沒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因為中國沒有獨立自主的學術體制！那么中國怎么才會有？究竟要用什么樣的體制？“我認為，要用道家的?無為?，上不為，下才會有為！”

“中國需要一場教育改革的啟蒙運動，否則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改革！”

教育如何搞？老校長提出了他的建議：

首先，要改革校長選舉制度。“哲學教人思考，校長一定是要具有思想家的素質的教育家。但是中國很怪：教育家不懂哲學，而學哲學的有不搞教育，他們專心政治。還有就是要民主選舉校長，校長治校，教授治學，要治學人選舉治

校人，這樣才有出路！”

其次，改革招生制度。他主張“三權分立”，教育部擁有決策權，獨立考試院擁有考試權，大學擁有招生權。取消全國統一考試，采取大區、省、重點大學和藝體院四類分別考試的方法。指出大學錄取一定要有針對性。

接著，改革教學與管理體制。移交于制度的改革促進教育體制改革，建立民主、自由的體制。他回想武大當年的輝煌，北大教授、學生都想轉到武大來…“但是，現在落伍啦！”他有一點無奈，“現在好多大學弄的都是假的學分制度，如果一個學校不許學生自由轉系，自由聽課，那么它就沒有學

分制。”

最后，要改革本科培養人才的模式。“我總結人才的成功模式就是：志趣——信念——理想——執著——成功”

他這樣評價自己：“年老未敢忘憂國。”他堅信，執著追求會讓中國教育的明天充滿陽光！

75歲且多病纏身的他仍不忘他從事了一生，也奉獻了一生的教育事業，在場的所有同學用掌聲向他老人家致敬！

互動環節

考慮到劉爺爺的身體狀況和同學們的熱情，主持人說好

只許問兩個問題。

問：劉爺爺，您現在可以說是改革大業未成，如果當初的妥協可以將改革延續，你做了教育部長就可以在全國進行改革，那么你重新選擇，你會怎么選呢？

劉：人生本來就是不斷的選擇，在我剛從蘇聯回來的時候周總理當時讓我去從事軍事，我沒去，如果當時去了，我可能成為一個將軍了。我熱愛教育！并且執著從事教育改革，對于這項事業我一直很激動。是的當時是有人跟我說過，如果我做了教育部長也許回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京官難當呀！在“皇帝”身邊，你快了，他說你冒進，慢了，他說你落后…那個舞臺不適合我，我只有在武大這個小舞臺上吶喊，現在這個舞臺也沒有了，我的舞臺就是我的家，我的書。我一年出一本書，十篇論文，談教育改革話題，六月武漢大學出版社將一次性出版。我相信，只要堅持，中國的改革就會有希望！你們要記住：歷史是沿著改革的道路前進的！

問：顧海良書記前幾天發出公告說，武漢大學明年開始招收35％的高價生，說是為了償還債務。劉爺爺，你作為武大前校長和教育家，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個問題到底如何解決還是要慎重，如果只是為了還債，那么還真是值得考慮，我們不能夠把債務轉嫁給家長。當然各個學校的標準也不一樣，例如美國的學費就很高，但是各種各樣的獎學金很多，幾乎每個學生都會有，大學生幾乎不用問家里要錢就可以生活；印度的學費很低，但是還有很多人支付不起。學費上漲牽一發而動全身，物價上漲都要聽政，學費上漲也要聽政再做決定

也不遲呀！

按照規矩，我們只能問兩個問題，雖然有好多問題想請教劉爺爺，但是大家更心疼他的身體，這一次，大家都很“乖”，沒有去問。可能是有太多的話想對這個受人尊敬的老校長說，一個來自華科的女同學竟然沖上去對大家說她的感動以及她對我們武大學子能聽到老校長的教誨羨慕之情。

真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場告別，8點半，劉爺爺在更加熱烈的掌聲中，與同學們一邊握手，一邊離去…時間在那一秒定格，大家都不愿意散去，就好像武大要徹底失去劉道玉一樣。今夜，人文館無眠，武大無眠。

第四篇：劉道玉：給清華大學的公開信

劉道玉：給清華大學的公開信

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組織委員會：

您們好！

清華大學即將迎來百年華誕的喜慶，我借此機會謹向你們并通過你們，向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表示衷心的祝賀：祝賀你們在過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為這些成就做出貢獻者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們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在中國，清華大學有著?中國麻省理工?之稱的美譽，說明貴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認為，清華大學是我國重點大學的?排頭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學之一。這說明，貴校重任在肩，千萬不要辜負了自己所承擔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迎來了建校150周年的紀念，我看了兩校為慶祝校慶的安排，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據麻省理工學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將舉行一系列盛大的慶祝活動，在持續150天的校慶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貢獻者致敬，而且將舉行嚴肅的反思活動，思考如何繼續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然而，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籌備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后又改為組織委員會，下設11個專項工作組。此外，還成立了發展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3年以前就開始了1000天的倒計時活動。籌備工作不謂不充分，輿論不謂不大。可是，整個校慶活動依然沒有擺脫傳統格式化的思維窠臼——大造輿論，邀請名人捧場，極盡評功擺好之能事。在這一方面，擁有豐富資源的清華又開各校之先，輿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自去年以來，該校就開展了?百年賦?、?我愛清華?、?百年清華、行健不息?、?兩岸同心?等活動，而且還把輿論造到了國外去了。去年，該校派代表團訪日，舉行了?東京大學—清華大學周?和?早稻田—清華大學日?活動。在美國的造勢的范圍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了?清華周?，在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哥倫比亞舉辦了?清華日?，在哈佛大學舉辦了?清華大學與哈佛大學學生論壇?。

但是，我卻沒有看到清華大學有任何一項反思活動，更沒有像麻省那樣?嚴肅的反思?，這就是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當然，缺乏反思精神不僅僅只是清華大學，包括教育部在內的各大學，都沒有反思精神。要不然，為什么人們從來就聽不到國家教育部對人們批評的回應，如擴招冒進、大學合并瞎指揮、教學評估造假、學術腐敗、特聘教授假引進，評名師搞官本位、債臺高筑等，從而使我國高教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國高等教育的種種問題，明明是客觀存在的，為什么教育部就視而不見呢？說到底，就是沒有反思精神。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反思有過很多的論述，他說：?哲學認識的方式只是一種反思?。:因此，反思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就必須進行反思。在教育發展過程中，特別是經過20多年的冒進之后，更需要進行反思。不經過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就不能認清教育的規律，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領導者，也就不能使我國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既然沒有看到清華大學的反思，那么我作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責任感的驅使，不妨替你們作一點點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什么樣的校長？這個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一流的教育家當校長，但是這個問題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各重點大學都沒有解決好。為了說明問題，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發生在清華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臺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演講，演講完畢贈送禮品時，校長念黃遵憲的《贈梁任父同年》詩時，由于不認識小篆的?侉?字而語塞，并進一步導致舉止失措，把贈送禮物說成了?捐贈禮物?，接受對方禮品后又忘記說聲?謝謝?。這本來是很莊嚴的場合，卻鬧出了大笑話，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評。漢語言文字博大精深，誰都有念錯字的時候，我也念過錯字。我們無意苛求科學家要會認識篆體字，一定要懂得古詩文，但作為大學校長必須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對此，著名的文化學大師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評說：?大學校長由對人文科學茫然不曉的理科教授擔任，而此種現象導致大學文科奄奄無生氣，人文精神的失落。?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長，而只是暴露了我們遴選大學校長標準和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如果把遴選校長的權力交給學校的教授委員會，相信他們能夠選舉出符合教育家標準的校長。

其實，在清華大學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杰出的校長，如梅貽琦、蔣南翔、劉達、劉冰等，從治校的實踐中，他們要么成了學者化的職業校長，或者是革命化的職業校長。梅貽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學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頭銜），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話：?大學乃大師之謂也，而非大樓之謂也?，至今仍然被我國教育界所傳誦！這幾位校長作為著名的教育家，其業績和教育思想，都已載入我國高等教育史冊。對比起來，自80年代開始，清華大學的歷任校長都是院士，他們都是雙肩挑的學者，不能專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辦好學校，因此他們都沒有成為有影響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說過：?做一個學校的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系到千百人的學業前途；說得大些，他關系到國家與學術之興衰。這種事業之責任，不值得一個整個（指心無旁騖）的人去擔負嗎？?問題就在這里，我國現在不僅校長，而且有些部處長也搞雙肩挑，他們怎么可能做到?魚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華應當珍惜自己的經驗，選拔那些教育家當校長，心無旁騖地領導和管理好學校。也許，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長的要求，但必須放棄學術研究，要以學校的利益為最高的利益，絕不能利用校長的資源營建個人的學術汕頭，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學校長一樣，做一個專心致志的職業化校長。根據過去的經驗，從國家部委或省市的領導人中，選拔那些既受過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風的人，到部分大學擔任校長，也許比直接從教授中選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應當樹立什么樣的大學精神？在清華大學的介紹中說：?學校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華大學的百年校史上，的確存在著怎樣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蘊育出了大批翹楚和大師級的人物。可惜，這種精神并沒有繼承下來，無論是獨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只不過為了宣傳而已。請問：你們對教育部有自己的獨立自主權嗎？你們又給了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們多少的獨立和自由呢？如果你們真的有獨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陳丹青先生又怎么會辭職呢？反倒是，他離開清華以后，才真正獲得了創作上的獨立和自由，這難道不值得你們認真的反思嗎？

第三，一流大學應當具有鮮明的特色，絕不能貪大求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特色十分鮮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媒體實驗室?，這是一個被稱為?創造的搖籃?的研究機構，專注于發明創造，而非科技產品化的開發。正因為他們注重原創性的研究，所以才發明了世界第一個?旋風電腦?、幽靈隱形轟炸機、第一個擁有人類感情的機器人等成就。同時，他們先后誕生了76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可能是我國舉全國高校之力也無法企及的榮譽。美國其他大學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理論物理，哈佛大學的行政管理，耶魯大學的法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能物理勞倫斯學派等。

可是，我國大學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個性和特色。過去，人們都知道清華大學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現在不知道什么是清華的特色。據介紹，清華大學的重點學科有49個，擁有全國第一的學科就有38個之多，重點多了就沒有重點，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沒有被認為最吃香的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盡管有人建議要辦這些學院，可是校長雪莉〃帝爾曼卻說：?，正因為我們不需什么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所有精力和資源來干兩件事，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做到了極致。我們認為，小就是美！?1997年該校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足不出戶，用7年時間證明了困擾世界數學界358年的費馬大定理，從而創造了世界學術界的奇跡！這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色，我們應當反思?大而全?的辦學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誤區，我們最終可能建設不出真正達到美國研究型那樣一流水平的大學。

第四，世界一流大學應具有什么樣的學風？20世紀初，是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國學院擁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大師，他們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下，都正值風華正茂。王國維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間詞話》，在談到治學的精神時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這是王國維先生和那時一代學者治學的學風。?獨上高樓?是什么意思？就是進入?象牙塔?，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樹立以學術為終身志業?的志向，只有這種精神，才能從事高深學問之研究。當今，我們的大學做不出傳承千百年的學術成就，就是缺少了這種精神。王國維和他提出的這種學風，正是清華大學的精神財富，難道不應該反思和繼承嗎？

去年，曾有學者質疑貴校一位文學教授有學術剽竊之嫌，盡管學術界不停的呼吁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但貴校態度一直曖昧。對待學術抄襲和剽竊，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旗幟鮮明地查處，要不然怎么體現你們嚴謹治學的學風呢？另外，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態度，拒絕一切形式主義，不能把國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請到學校裝飾門面，把他們供奉起來養尊處優，這種做法只會有害而無益處。在《參考消息》上，清華大學是作廣告最多的大學，凡是廣告都吹噓或夸大其詞，這是與嚴謹學風相悖的，必須制止以贏利為目的的廣告。

第五，精英大學必須遠離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精英大學貴在精，貴在致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清華大學應當是這類大學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學問？它是指影響世界未來的前沿問題，能夠傳承百年、千年的學問，能夠引起科學和技術領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發明和創造。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在科學研究中，必須放棄急功近利和立竿見影的指導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發揚安貧樂道的精神。德國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曾說：?當大學決心于經常為國家和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本來，大學是分為精英型的和大眾化型的，也有純學術性的和應用型之分。我理解阿倫特的話，是針對極少數精英大學而言的，這是繁榮學術的需要。如果這樣理解是正確的話，我認為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重點大學，應當放棄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這是使我國科學躋身于世界先進之林的需要！

在清華大學校園里，豎立著一方石碑，上面鐫刻著?行勝于言?的警句，這被認為是該校的校風。這句話當然是正確的，反映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為了表達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個人切身感受到清華大學畢業生的務實精神，興許這正是該校出現了70位億萬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從創造學的原理來看，任何一項重大的科學發明創造，最初都源于一個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誕生。可以肯定的說，沒有怪異的想法或求異的思想躁動，就不可能從事發明創造。因此，我認為僅僅強調?行勝于言?是不夠的，它可能導致師生?形而上?的思維貧乏，從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華大學沒有產生有影響的著名思想家。在未來的30年（一代人），能否產生一批思想和學術大師，這將是決定清華大學能否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我順便強調一下，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摒棄我國只注意硬件（各種硬性指標的統計）的觀念，必須重視一流水平大學的質量標準，不能像某重點大學黨委書記所說，他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夠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學。這完全是誤導，相似性僅僅只是按照形式比較，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內涵，如眾多的諾貝爾獎和世界各學科大獎的獲得者，沒有一批學術大師，沒有幾個科學學派，培養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盡管各項硬件指標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稱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的觀察和反思只不過是一點皮毛，更重要的和有價值的反思，必須由局內人士來作。借百年校慶之機，希望清華大學發動群眾，進行深入和廣泛而嚴肅的反思，總結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斷的超越自我。

為什么我國教育部和各大學都不愿進行反思呢？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被政績觀遮住了眼睛，只講政績而避而不談問題；二是?官本位?主義，抱著?領導高明論?的思想，認為領導永遠是正確的。為了再次說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學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3年前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她說：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 她勾畫出了一流大學的精神，闡明了反思（即回頭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問題的方法必須與當下關心的功利主義相對立。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辦學理念，我國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幾所世界一流達到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幾所大學，應該給自己準確的定位，走出為國家眼前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思維，走進象牙之塔，致力于解決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課題。至于為經濟建設服務，則是眾多的普通大學或者技術學院能夠而必須承擔的任務，而一流大學應當肩負起提高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這是不同類型大學分工所決定的。

最后，我祝愿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獲得圓滿的成功！

一個老年教育工作者 劉道玉 謹呈

2011年3月19日

第五篇：劉道玉：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劉道玉：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中國是一個十分重視家庭的民族，國家一詞就是由“國”和“家”組成，這是任何其他國家語言所不具有的深刻蘊意。早在2500多年以前，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國之本在家。”香港影壇巨星成龍和劉媛媛在國慶60周年的焰火晚會上，演唱了一首名為《國家》的歌曲，引起了全場強烈的共鳴。其中，有幾句歌詞是：“……都說國很大其實一個家，一心裝滿國一手撐起家，家是最小的國國是千萬家……”這說明在漢語中，國與家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正是這個原因，使得中華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成為唯一香火不斷的文明，這是令華夏子孫感到無比自豪的！家國同構：家庭是第一所學校

既然國與家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那么家庭教育和國家的教育，也應當是相輔相成的。我國古代就有“家國同構”的教育模式，就是把教化天下的任務分攤到每個家庭承擔。這正好體現了：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啟蒙老師。由此而論，家庭在教育中肩負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類的知識、經驗和文明的傳承，基本上是通過家庭鏈條進行的。世界事物的發展往往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規律，比如自學，人類就是由自學發展到學校教育，而且又將會從學校教育發展到自學為主的網絡學習。

我國具有悠久的文明傳統，在其發展的歷史中，曾經有過不少家庭教育成功的例子。例如，《歐孟儀型》是清朝吳嘉猷的一幅名畫，展示的是歐陽修和孟軻的母親教子的偉大母愛的畫卷。孟子3歲喪父，從小聰穎，天性貪玩，模仿力極強，為了給孟子營造學習的環境，孟母三遷，終于成就了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被后人稱頌為我國古代的亞圣。無獨有偶，北宋時的歐陽修4歲喪父，母親偕他從江西遷到湖北隨州，投靠做官的叔父。但是，寄人籬下的日子過得很艱辛，但母親沒有放棄教子之責，用木炭和樹枝教兒子識字寫字。后來，在自己已經不能再勝任教授兒子的情況下，就鼓勵他自學，沒有書就四處借書、抄書自學，終于歐陽修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

實際上，《歐孟儀型》展現的僅僅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個別典型，但像這樣成功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我們可以這樣說，古今中外每一位杰出人才的背后，都有偉大的父母之愛，以及他們為教育子女所付出的心血。反之，每一個家庭教育的悲劇，從根本上說，也都有父母放棄教育或者教育不當之責。因此，為人父母者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重任，從某種程度上說，父母的正確教育將影響孩子的一生，甚至決定他們的前途和命運！

家庭教育：父母是最好的教師

事實上，我國家庭教育一直是存在的，只不過人們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在進行，是以正確或不正確的方法在進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家庭教育存在兩種極端情況，即過度溺愛和棍棒教育，雖然其表現形式迥異，但都是違背教育規律的，因此也都是有害的。就大多數家長而言，他們處于家庭教育的灰色地帶，即有心教育孩子，但又不知怎樣以科學的方法教育好孩子。由于我國教育市場的興起，近十多年出現了眾多的家庭教師和培訓學校，還有網絡學校。雖然不能一概否定這些家庭教師和培訓學校的作用，但仔細看看，這些培訓學校都是市場催生出來的，是改頭換面的應試教育。

俗話說，知子莫如父，因此父母應當是最好的家庭教師，我們為什么不承擔起自己的職責呢？有些家長寧可送孩子去上補習班，或請家庭教師，也不愿自己學習和研究教育學，擔負起教育孩子的責任，這是轉嫁或是推卸自己的責任。事實上，現今絕大多數的學生家長，都具有擔負起教育孩子的能力，比起歐陽修和孟軻母親那個時代的水平要高得多，完全能夠培養出現今的歐孟那樣的杰出人才。當然，現在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了，但只要我們堅持正確的教育價值觀，樹立“立學以讀書為本”的思想，營造清心寡欲的學習氛圍，抵制功利主義的誘惑，排除浮躁和浮夸的影響，家庭教育是大有作為的！教育真諦：啟迪智慧享受快樂

顧名思義，家庭教育是由家庭和教育兩部分組成的，而東西方在家庭與教育方面的觀念又是迥異的。我認為，在進行家庭教育時，東西方完全能夠做到互補，既要發揚我國重視家庭的美德，又要借鑒西方教育子女的先進理念，比如，去掉父道尊嚴，多一些平等和對孩子的尊重；放棄對孩子的支配欲望，多尊重孩子的自由選擇權；少一些溺愛，多鼓勵孩子獨立自主；少一些包辦代替，鼓勵孩子自立自強；少一些擔心害怕，多鼓勵孩子冒險；淡化分數和狀元情結，著力啟迪孩子的智慧和思辨能力；放棄模仿和形式主義，多鼓勵孩子探索和創新。總之，我們要在發揚重親情、愛撫、孝道、誠信、守紀律、樸實等美德的同時，要采用先進的教育理念，讓孩子沿著正確的方向成長。

教育的真諦不是用知識填滿學生的腦袋，而在于啟蒙和解放，幫助孩子發現自我，培養良好的個性，啟迪智慧和享受快樂。因此，家庭教育并不是要全部代替任課教師的教學，最重要的是；的人才。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呢？

怎樣看待孩子的成功，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不同價值觀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標準。在一個多元化的信息時代，我們應當以多元的、動態的標準看待成功，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每一個人。我國普通的家長，都懷有望子成龍和望女成鳳的情結，雖然其情可嘉，但這終究是不可能全部實現的美夢。無論是龍也好，或是鳳也好，無非是指精英人才，比如高級領導人、著名科學家和億萬富翁等。但是，根據精英理論分析，社會精英始終只是極少數，這不是因為個人的智質和努力不夠，而是因為社會精英資源和機會極其有限。比如，美國建國240年，通過競選擔任歷屆總統的只有43人；自1901年到2014的114年中，獲得諾貝爾獎的共有889人；世界擁有億萬富翁最多的美國也只有400人。雖然我們不能放棄成為這樣精英人才的可能，但絕不應該僅僅以此來界定成功，否則不僅造成個人理想巨大的失落，而且還意味著我們教育的失敗率豈不是太高了嗎？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來界定家庭教育的成功呢？我認為，一個孩子能夠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享受到智心身俱增的童年樂趣。進入到成年以后，他們能夠選擇自己喜愛的學業，學有所長，找到合乎自己理想的工作，并執著地去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要傾心盡力做好本職工作，并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既是一個有利于人民的人，同時也獲得了個人的幸福與快樂。這就是絕大多數人能夠實現的成功人生，也是家庭教育應當堅持的正確方向！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淺白 劉道玉簡介：

1933年11月生，湖北棗陽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為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復統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是當時中國高等院校中最年輕的一位校長。1988年3月6日，劉道玉被國家教委干部局負責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漢大學校長職務。現任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會長。個人經歷

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棗陽縣（市）蔡陽鄉劉家坡[1] 1941年－1947年先后在蔡陽古城私塾和蔡陽鋪中心小學讀書 1947年9月－1953年6月先后在襄陽二中（原襄樊二中）、聯中、棗陽中學、襄陽五中讀書 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漢大學化學系學習1955年任武漢大學脫產專門從事肅反的學生干部 1956年評為湖北省高等學校肅反積極分子

1957年任班上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四清工作團副團長

1958年9月－1960年12月在武漢大學任助教1961年1月－1963年7 先后在留蘇預備部和前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學習，任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 1962年，武大派他到蘇聯科學院，攻讀有機氟專業 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漢大學化學系任講師[2] 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漢大學化學系任講師[2] 1966年5月－1977年4月先后任武漢大學副教務長、校黨委副書記，歷任校文革教育組組長；武漢教職工戰斗兵團司令；北京大學文革聯絡組組長；工宣隊任命的校教改組組長[2] 1973年7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2] 1977年5月－1979年4月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為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復統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3月被北京市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校長1979年11月率代表團訪問法國，與法國政府簽定第一個交流協議[2] 1981年11月率代表團第二次訪問法國，與法國政府簽定第二個交流協議1982年8月，1985年5月先后被評為化學副教授和教授[1] 1982年9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代表[2] 1983年5月－1993年9月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咨詢委員會第一、第二屆主任 1983年5月－1993年9月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咨詢委員會第一、第二屆主任 1983年9月率代表團訪問日本與東京都大學等學校簽定交流協議 1984年8月參加在美國召開的中日美第二屆金屬有機化學討論會

1985年5月接受法國駐華使館公使拉奧授予的法國密特朗總統榮譽勛章[2] 1985年7月作為代表團副團長參加中日大學校長第一次會議 1985年11月率代表團第三次訪問法國，簽定第三個交流協議 1986年9月參加美國耶魯大學第20任校長就職典禮和簽定交流協議

1987年11月參加日本創價大學17周年慶祝活動并發表演說。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東洋哲學學術獎章[2] 1988年2月10日被免除武漢大學校長職位

1988年5月－1999年2月任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專家委員會主任 1988年10月被聘為中國科學院金屬有機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 988年10月被聘為中國科學院金屬有機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 1989年3月參加香港章（太炎）黃學術思想研討會，并宣讀論文

1988年3月6日，劉道玉被國家教委干部局負責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漢大學校長職務，但劉道玉卻被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譽為“永遠的校長”、“武漢大學的蔡元培”[1] 1989年12月被英國劍橋名人中心(IBC)聘為終身會員和名譽顧問 1990年10月參加中國化學會，被選為22屆理事、永久會員[2] 1991年1月參加“863”高技術評審會議并承擔一項重點課題任務 1993年3月獲英國劍橋名人中心頒發的20世紀銀質功勛章[2] 1994年3月8日武漢路石教育改革基金會成立，任理事長

1994年7月赴英國參加第16屆金屬有機化學大會，宣讀論文，擔任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5年6月6日參加“面向21世紀教育改革與發展研討會”并作了報告 2011年任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會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