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80年代武大校友對于劉道玉和他那個年代的武大的評價

1、方方（著名作家，1982年畢業于武漢大中文系）:很慶幸自己求學是在劉道玉時代的武大中文系，而不是現在這個充滿市儈氣、俗不可耐的文學院（全文見方方博客，方方在轉載《武漢大學文學院的一次選擇》后面的說得一段話）

2、鄒恒甫（經濟學家，1982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經濟系）：本人1987年從哈佛大學回武漢大學講西方經濟學，給劉道玉校長帶來許多麻煩，更不用說楊小凱被劉道玉校長送到普林斯頓念書一事。1995年楊小凱在中國講學還遭到封殺，豈不哀哉！我們這一輩人也只知道一個著名的中國大學校長：劉道玉！（全文見鄒恒甫詩作《櫻花又一苦劫》1997年3月于華盛頓）

3、自強：你在武漢大學呆的這些時間里，哪一段是最振奮人心的“風云時期”？

李工真（教授，1978年10月考入武漢大學歷史學系；1985年7月留校任教）:肯定是劉道玉時期，就是我們那個時期。（見自強新聞《四名師論風云學子,析武大精神》）

4、自強：您認為武漢大學特有的精神是什么？

王三山（劉老校長免職前三年由外校進入武大任教）：我其實真的覺得武大沒有什么特有的精神，我倒是很懷念劉道玉校長那時侯的自由的氛圍的。（見自強新聞《四名師論風云學子,析武大精神》）

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制、導師制、貸學制等等制度的恢復或建立均出自他（劉道玉）的手筆。武大銳意改革，使當時眾多高校所無法企及的，因此才有了“武大是80年代中國的小深圳”的說法。對此，王三山直言那是武大最有活力的一段時期。盡管是由國家分配到武大任教，王三山承認當時武大整個學術影響力很強，學術氛圍濃厚，從老師到學生都專心做學問，是個作好學問的地方。（見自強新聞《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武大精神？》）

5、談到母校，易中天最感謝的是劉道玉：“他是一個非常愛惜人才的校長。”（見楚天都市報《易中天感恩母校武大反感被稱“超男” 風格麻辣》

“那時的武漢大學是一個沒有學者看官員，只有官員拜學者的氛圍，”（見自強新聞《易中天：追憶珞珈山下，重溫崢嶸歲月--武漢大學訪談》

“當時胡先生打電話給劉校長說要去向他匯報這件事，劉校長說‘還是我來看你吧。自古沒有學者看官員的道理，只有官員拜訪學者的道理’”。（見自強新聞易中天：我在珞珈山下的那些日子）

6李為（88年武大研究生畢業）：

在做學生會干部期間，我時常有機會見到校長。記得相見時總不外乎以下幾個場合：一是與校方開會，討論研究生管理的問題。我們提出的要求很多，辯論得很激烈，如發展社團，改善生活設施，豐富文化生活等問題。校方主管部門起初總是反對或托故解釋，幾個回合下來，輪到校長發言，他總是十分平和地把雙方的意見做一個歸納，最后總是站在學生會一邊。二是學生宿舍停電。每當停電時，很快就會看到校長在其他干部的簇擁下親臨我們的寒舍。用不了多久，我們的宿舍又成了一個讀書的不夜城。三是我們舉辦社團會議和文藝匯演時，他

會出席并講話。四是畢業生典禮，他會語重心長的、激情滿懷的向畢業生們提出期望。

由于校長總是能傾聽學生的意見，我們的學習環境和氣氛是十分民主和寬松的。我本科是外語專業的學生，因為當時的武大允許跨專業聽課，所以到了武漢大學后常愛去外語學院聽課，我還可以去外校聽課，我當時每周兩個下午都要去中國地質大學聽課，考試成績算入武漢大學研究生的畢業成績。研究生畢業時我是標準的文理兼學的學生。（見《一蓑煙雨任平生──我所了解的武大前校長劉道玉》）

7、野夫（武大作家班學生）：

猶記*****，先生既只身勸阻學生出校，復聯名上書高層開對話之徑。孰料后來時事釀成慘禍，先生竟以上書事見罪于有司。于此高壓之際，所謂悔過互舉以脫罪者多矣，唯先生風骨凜然，不畏威勢。一日部署派員令先生去校辦談話，先生謂來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學者，沒有學者拜官。如此節氣，試問天下幾人曾有？以至后來黨員重新登記，先生竟不得過，種種不堪，先生亦至今無悔。

余求學時，久仰先生，于座談會上遠望而未敢親謦咳。后入囹圄，故舊猶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監，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藥食諸物，以為慰藉。余出獄后亦多蒙先生關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當世校長，幾人能夠？（見野夫《大德無言》陳加寬（現復旦大學教授，82年武大碩士畢業，曾任教于武大）：國內形勢又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編者注：此處指89年時間，劉校長已經被免職）。我目睹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一次遭遇到的麻煩――劉校長的直言給他帶來了災難。當時劉校長在教育界和廣大學生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學校當局對他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批判，他的許多教育思想和重大教育改革措施本來是正確的，可是卻成了他的“罪狀”。尤其滑稽的是，有兩種人批判他讓我無法理解：一種人是他親手提拔起來的中層干部，為了與劉校長劃清界線，表現出了特別左的面孔，這些人隨著他們以后的升遷而被師生們所鄙視；另一種人在重壓之下不得不違心地作出姿態，但他們也未能受到寬恕和信任（見《我與劉道玉校長》）

9、網友：我是武大數學系七七級的學生，每當我想到在母校的日夜，就激動不已，劉道---當時我們就這樣稱呼我們敬愛的劉道玉校長，是我們這一代人崇敬的偉人！

今天上網，發現sohu有一篇很火的帖子《武漢大學，你憑什么讓我愛你？》，作者應

該是我的學弟，初看起來，似乎很是那么回事，說得冠冕堂皇。但是在我看來，這篇文章 的作者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來評價和批判武大，而不是以武大的主人 的身份來評價武大。

在武漢大學生活了四年，我熱愛我的母校！

大學本科是一個人呆得最久，也是對一個人日后的成長和思想走向影響最大的一個時 期。我在武大受到的本科教育已經深深的融入了我的骨髓，雖然我研究生畢業以后拿著的 不是武大的文憑，但是我一定會很驕傲地告訴任何人我的本科是在武大受的教育，并且很 自豪自己是在一個如此有文化底蘊的學校里面度過人生最鮮麗的年華。

我學的是工科專業，是武大合校之后第一批統一招生進入武大的。入校之后才知道自 己是在原來的武水校區學習。在這里，我們住在幾乎是全校（除了櫻園之外）最破的八舍。聽以前的一些老校友說，我們住的一樓以前只是放工具的不住人的。而且學校里面似乎 也還有四校合并的各種思潮在翻涌。這給了我和我們同學都帶來了不小的沖擊。頗有一段 時間非常郁悶，但是越到后來我就越感覺到了武大的沉穩、古樸、厚重和一種讓人無法言 喻的深深的依戀。

雖然我們合并之后是分校區上課，但是整個武大的學術資源是共享的，我們的培養計 劃是整個武大統一制定的。在武大，我們能夠選修的人文課程是非常多的，公選課表是厚 厚的一本。我現在還記得大一時候選修《唐詩欣賞》的情景。《唐詩欣賞》是由新聞學院 的李敬一教授開設的。每次上課，我和同學都會提前兩到三個小時的時間去教室占位子，雖然是一個500人的大教室，但是每次上課的時候這個階梯教室的臺階上，教室前牌，拿著 小板凳和直接坐到地上的學生差不多會有三百人左右。李教授講課的風格特別激昂，引經 據典，信手拈來，仿佛讓人回到了那個遙遠而讓人向往的年代。而且特別注重比較學習，記得《春江花月夜》幾乎可以算是他最喜歡的一首詩了，而我，在他的課堂上，不僅學了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也讀到了隋煬帝的《春江花月夜》。而趙林教授開設的《中西 比較哲學》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門公選課。對于文學和哲學的熱愛，如果不是在武大，在 于我，是不會如此強烈的。

大學不僅僅教人知識，也是我們走上社會之前的重要的轉折點。我在武大一起學習的 同學和從珞珈山水上面認識的校友，將會成為伴我走過我一生的朋友。而我們學院的書記 張長文，他如沐春風的處事態度，對自己的學生的愛護更是讓我感動。記得在最后推研的 時間里面，有一次我們和張書記開會時，不知道為了什么原因，我突然就跟他吵了起來（依照后來男生寢室的版本是我把張書記給罵了，我自己認為沒有這么嚴重#_#），后來確實 還后怕了一陣。但是有一次走在路上，張書記卻騎一個摩托在身邊停住跟我談推研的后續 事情。那天的事情，他似乎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至于說武大雖然有錢也不改善學生各種條件的人，我可以確認一點，就是，他們從來 沒有逛過武大。武測的來櫻園、桂圓、梅園、楓園走過，可是來過武水嗎？武大本部的，翻過老圖來武水的羽毛球場打過球嗎？武水的，去過本部的防空洞嗎？去過武測的一號樓 嗎？去過楓園嗎？我們雖然大一的時候住得很差，但是在我們本科四年里面，我們校區相 繼蓋了1、2、3、15、16、17。差不多六七棟學生公寓，而我們在大四的時候也搬到了公 寓，而且學校現在還在繼續興建學生公寓。在楓園，學校相繼蓋了法學院、外語學院、文 學院等多棟教學大樓（現在應該已經啟用了）。從總體上來說，學校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是 不錯的。

至于武大說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大學之一，我想沒有幾個可以否認的。每年到了三 四月間，我們的宿舍樓下都會開滿櫻花，主教的后面那一條窄窄的小路兩旁，那么爛漫的 櫻花，在我們上課時候看著都是享受。更不用說我們去櫻花大道和櫻頂照相的興奮了。有 人說櫻花是日本侵華的象征，我認為大自然的美景是沒有感情色彩的，欣賞美不是我們的 本能么？而且學校的櫻花也是中日建交后日本送過來的。至于老圖，珞珈山，東湖，這些 地方，都已經浸入我的靈魂，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了。

現在，我已經不在武大念書了。可是，我還是懷念我和同學一起在東湖邊吹風的，懷 念我們忽然有一天上完課要跑到水生所的小店去搓一頓的興奮，懷念在主教五樓讀英語的 怡然，懷念我在武大的美好生活。

第二篇：原武大校長劉道玉致清華

? 原武大校長劉道玉致清華：什么是一流大學？

清華大學迎來百年華誕的喜慶，我借此機會，向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表示衷心的祝賀：祝賀你們在過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為這些成就做出貢獻者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們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在中國，清華大學有著“中國麻省理工”之稱的美譽，說明貴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認為，清華大學是我國重點大學的“排頭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學之一。這說明，貴校重任在肩，千萬不要辜負了自己所承擔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迎來了建校150周年的紀念，我看了兩校為慶祝校慶的安排，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據麻省理工學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將舉行一系列盛大的慶祝活動，在持續150天的校慶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貢獻者致敬，而且將舉行嚴肅的反思活動，思考如何繼續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然而，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籌備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后又改為組織委員會，下設11個專項工作組。此外，還成立了發展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3年以前就開始了1000天的倒計時活動。籌備工作不謂不充分，輿論不謂不大。可是，整個校慶活動依然沒有擺脫傳統格式化的思維窠臼——大造輿論，邀請名人捧場，極盡評功擺好之能事。自去年以來，該校就開展了“百年賦”、“我愛清華”、“百年清華、行健不息”、“兩岸同心”等活動，而且還把輿論造到了國外去了。去年，該校派代表團訪日，舉行了“東京大學—清華大學周”和“早稻田—清華大學日”活動。在美國的造勢的范圍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了“清華周”，在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哥倫比亞舉辦了“清華日”，在哈佛大學舉辦了“清華大學與哈佛大學學生論壇”。

但是，我卻沒有看到清華大學有任何一項反思活動，更沒有像麻省那樣“嚴肅的反思”，這就是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反思有過很多的論述，他說：“哲學認識的方式只是一種反思”。:因此，反思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就必須進行反思。不經過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就不能認清教育的規律，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領導者，也就不能使我國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既然沒有看到清華大學的反思，那么我作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責任感的驅使，不妨替你們作一點點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什么樣的校長？這個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一流的教育家當校長，但是這個問題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各重點大學都沒有解決好。為了說明問題，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發生在清華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臺灣親民party主席宋楚瑜的演講，演講完畢贈送禮品時，校長念黃遵憲的《贈梁任父同年》詩時，由于不認識小篆的“侉”字而語塞，并進一步導致舉止失措，把贈送禮物說成了“捐贈禮物”，接受對方禮品后又忘記說聲“謝謝”。這本來是很莊嚴的場合，卻鬧出了大 1 笑話，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評。漢語言文字博大精深，誰都有念錯字的時候，我也念過錯字。我們無意苛求科學家要會認識篆體字，一定要懂得古詩文，但作為大學校長必須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對此，著名的文化學大師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評說：“大學校長由對人文科學茫然不曉的理科教授擔任，而此種現象導致大學文科奄奄無生氣，人文精神的失落。”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長，而只是暴露了我們遴選大學校長標準和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如果把遴選校長的權力交給學校的教授委員會，相信他們能夠選舉出符合教育家標準的校長。

其實，在清華大學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杰出的校長，如梅貽琦、蔣南翔、劉達、劉冰等，從治校的實踐中，他們要么成了學者化的職業校長，或者是革命化的職業校長。梅貽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學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頭銜），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話：“大學乃大師之謂也，而非大樓之謂也”，至今仍然被我國教育界所傳誦！這幾位校長作為著名的教育家，其業績和教育思想，都已載入我國高等教育史冊。對比起來，自80年代開始，清華大學的歷任校長都是院士，他們都是雙肩挑的學者，不能專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辦好學校，因此他們都沒有成為有影響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說過：“做一個學校的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系到千百人的學業前途；說得大些，他關系到國家與學術之興衰。這種事業之責任，不值得一個整個（指心無旁騖）的人去擔負嗎？”問題就在這里，我國現在不僅校長，而且有些部處長也搞雙肩挑，他們怎么可能做到“魚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華應當珍惜自己的經驗，選拔那些教育家當校長，心無旁騖地領導和管理好學校。也許，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長的要求，但必須放棄學術研究，要以學校的利益為最高的利益，絕不能利用校長的資源營建個人的學術汕頭，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學校長一樣，做一個專心致志的職業化校長。根據過去的經驗，從國家部委或省市的領導人中，選拔那些既受過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風的人，到部分大學擔任校長，也許比直接從教授中選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應當樹立什么樣的大學精神？在清華大學的介紹中說：“學校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華大學的百年校史上，的確存在著怎樣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蘊育出了大批翹楚和大師級的人物。可惜，這種精神并沒有繼承下來，無論是獨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請問：你們對教育部有自己的獨立自主權嗎？你們又給了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們多少的獨立和自由呢？如果你們真的有獨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陳丹青先生又怎么會辭職呢？反倒是，他離開清華以后，才真正獲得了創作上的獨立和自由，這難道不值得你們認真的反思嗎？

第三，一流大學應當具有鮮明的特色，絕不能貪大求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特色十分鮮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媒體實驗室”，這是一個被稱為“創造的搖籃”的研究機構，專注于發明創造，而非科技產品化的開發。正因為他們注重原創性的研究，所以才發明了世界第一個“旋風電腦”、幽靈隱形轟炸機、第一個擁有人類感情的機器人等成就。同時，他們先后誕生了76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可能是我國舉全國高校之力也無法企及的榮譽。美國其他大學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理論物理，哈佛大學的行政管理，耶魯大學的法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能物理勞倫斯學派等。

可是，我國大學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個性和特色。過去，人們都知道清華大學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現在不知道什么是清華的特色。據介紹，清華大學的重點學科有49個，擁有全國第一的學科就有38個之多，重點多了就沒有重點，這 2 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沒有被認為最吃香的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盡管有人建議要辦這些學院，可是校長雪莉-帝爾曼卻說：“，正因為我們不需什么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所有精力和資源來干兩件事，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做到了極致。我們認為，小就是美！”1997年該校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足不出戶，用7年時間證明了困擾世界數學界358年的費馬大定理，從而創造了世界學術界的奇跡！這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色，我們應當反思“大而全”的辦學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誤區，我們最終可能建設不出真正達到美國研究型那樣一流水平的大學。

第四，世界一流大學應具有什么樣的學風？20世紀初，是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國學院擁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大師，他們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下，都正值風華正茂。王國維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間詞話》，在談到治學的精神時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這是王國維先生和那時一代學者治學的學風。“獨上高樓”是什么意思？就是進入“象牙塔”，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樹立以學術為終身志業”的志向，只有這種精神，才能從事高深學問之研究。當今，我們的大學做不出傳承千百年的學術成就，就是缺少了這種精神。王國維和他提出的這種學風，正是清華大學的精神財富，難道不應該反思和繼承嗎？

去年，曾有學者質疑貴校一位文學教授有學術剽竊之嫌，盡管學術界不停的呼吁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但貴校態度一直曖昧。對待學術抄襲和剽竊，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旗幟鮮明地查處，要不然怎么體現你們嚴謹治學的學風呢？另外，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態度，拒絕一切形式主義，不能把國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請到學校裝飾門面，把他們供奉起來養尊處優，這種做法只會有害而無益處。在《參考消息》上，清華大學是作廣告最多的大學，凡是廣告都吹噓或夸大其詞，這是與嚴謹學風相悖的，必須制止以贏利為目的的廣告。

第五，精英大學必須遠離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精英大學貴在精，貴在致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清華大學應當是這類大學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學問？它是指影響世界未來的前沿問題，能夠傳承百年、千年的學問，能夠引起科學和技術領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發明和創造。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在科學研究中，必須放棄急功近利和立竿見影的指導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發揚安貧樂道的精神。德國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曾說：“當大學決心于經常為國家和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本來，大學是分為精英型的和大眾化型的，也有純學術性的和應用型之分。我理解阿倫特的話，是針對極少數精英大學而言的，這是繁榮學術的需要。如果這樣理解是正確的話，我認為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重點大學，應當放棄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這是使我國科學躋身于世界先進之林的需要！

在清華大學校園里，豎立著一方石碑，上面鐫刻著“行勝于言”的警句，這被認為是該校的校風。這句話當然是正確的，反映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為了表達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個人切身感受到清華大學畢業生的務實精神，興許這正是該校出現了70位億萬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從創造學的原理來看，任何一項重大的科學發明創造，最初都源于一個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誕生。可以肯定的說，沒有怪異的想法或求異的思想躁動，就不可能從事發 3 明創造。因此，我認為僅僅強調“行勝于言”是不夠的，它可能導致師生“形而上”的思維貧乏，從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華大學沒有產生有影響的著名思想家。在未來的30年（一代人），能否產生一批思想和學術大師，這將是決定清華大學能否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我順便強調一下，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摒棄我國只注意硬件（各種硬性指標的統計）的觀念，必須重視一流水平大學的質量標準，不能像某重點大學party委書記所說，他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夠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學。這完全是誤導，相似性僅僅只是按照形式比較，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內涵，如眾多的諾貝爾獎和世界各學科大獎的獲得者，沒有一批學術大師，沒有幾個科學學派，培養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盡管各項硬件指標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稱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的觀察和反思只不過是一點皮毛，更重要的和有價值的反思，必須由局內人士來作。借百年校慶之機，希望清華大學發動群眾，進行深入和廣泛而嚴肅的反思，總結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斷的超越自我。

為了再次說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學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3年前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她說：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 她勾畫出了一流大學的精神，闡明了反思（即回頭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問題的方法必須與當下關心的功利主義相對立。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辦學理念，我國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幾所世界一流達到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幾所大學，應該給自己準確的定位，走出為國家眼前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思維，走進象牙之塔，致力于解決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課題。至于為經濟建設服務，則是眾多的普通大學或者技術學院能夠而必須承擔的任務，而一流大學應當肩負起提高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

第三篇：原武大校長劉道玉給清華大學的公開信

清華，您好！

清華大學即將迎來百年華誕的喜慶，我借此機會，向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表示衷心的祝賀：祝賀你們在過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為這些成就做出貢獻者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們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在中國，清華大學有著“中國麻省理工”之稱的美譽，說明貴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認為，清華大學是我國重點大學的“排頭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學之一。這說明，貴校重任在肩，千萬不要辜負了自己所承擔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迎來了建校150周年的紀念，我看了兩校為慶祝校慶的安排，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據麻省理工學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將舉行一系列盛大的慶祝活動，在持續150天的校慶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貢獻者致敬，而且將舉行嚴肅的反思活動，思考如何繼續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然而，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籌備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后又改為組織委員會，下設11個專項工作組。此外，還成立了發展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3年以前就開始了1000天的倒計時活動。籌備工作不謂不充分，輿論不謂不大。可是，整個校慶活動依然沒有擺脫傳統格式化的思維窠臼——大造輿論，邀請名人捧場，極盡評功擺好之能事。自去年以來，該校就開展了“百年賦”、“我愛清華”、“百年清華、行健不息”、“兩岸同心”等活動，而且還把輿論造到了國外去了。去年，該校派代表團訪日，舉行了“東京大學—清華大學周”和“早稻田—清華大學日”活動。在美國的造勢的范圍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了“清華周”，在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哥倫比亞舉辦了“清華日”，在哈佛大學舉辦了“清華大學與哈佛大學學生論壇”。

但是，我卻沒有看到清華大學有任何一項反思活動，更沒有像麻省那樣“嚴肅的反思”，這就是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反思有過很多的論述，他說：“哲學認識的方式只是一種反思”。因此，反思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就必須進行反思。不經過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就不能認清教育的規律，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領導者，也就不能使我國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既然沒有看到清華大學的反思，那么我作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責任感的驅使，不妨替你們作一點點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什么樣的校長？這個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學應當選擇一流的教育家當校長，但是這個問題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各重點大學都沒有解決好。為了說明問題，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發生在清華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華大學校長主持臺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演講，演講完畢贈送禮品時，校長念黃遵憲的《贈梁任父同年》詩時，由于不認識小篆的“侉”字而語塞，并進一步導致舉止失措，把贈送禮物說成了“捐贈禮物”，接受對方禮品后又忘記說聲“謝謝”。這本來是很莊嚴的場合，卻鬧出了大笑話，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評。漢語言文字博大精深，誰都有念錯字的時候，我也念過錯字。我們無意苛求科學家要會認識篆體字，一定要懂得古詩文，但作為大學校長必須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對此，著名的文化學大師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評說：“大學校長由對人文科學茫然不曉的理科教授擔任，而此種現象導致大學文科奄奄無生氣，人文精神的失落。”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長，而只是暴露了我們遴選大學校長標準和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如果把遴選校長的權力交給學校的教授委員會，相信他們能夠選舉出符合教育家標準的校長。

其實，在清華大學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杰出的校長，如梅貽琦、蔣南翔、劉達、劉冰等，從治校的實踐中，他們要么成了學者化的職業校長，或者是革命化的職業校長。梅貽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學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臺灣中央

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頭銜），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話：“大學乃大師之謂也，而非大樓之謂也”，至今仍然被我國教育界所傳誦！這幾位校長作為著名的教育家，其業績和教育思想，都已載入我國高等教育史冊。對比起來，自80年代開始，清華大學的歷任校長都是院士，他們都是雙肩挑的學者，不能專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辦好學校，因此他們都沒有成為有影響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說過：“做一個學校的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系到千百人的學業前途；說得大些，他關系到國家與學術之興衰。這種事業之責任，不值得一個整個（指心無旁騖）的人去擔負嗎？”問題就在這里，我國現在不僅校長，而且有些部處長也搞雙肩挑，他們怎么可能做到“魚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華應當珍惜自己的經驗，選拔那些教育家當校長，心無旁騖地領導和管理好學校。也許，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長的要求，但必須放棄學術研究，要以學校的利益為最高的利益，絕不能利用校長的資源營建個人的學術汕頭，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學校長一樣，做一個專心致志的職業化校長。根據過去的經驗，從國家部委或省市的領導人中，選拔那些既受過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風的人，到部分大學擔任校長，也許比直接從教授中選拔要更好一些。第二，應當樹立什么樣的大學精神？在清華大學的介紹中說：“學校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華大學的百年校史上，的確存在著怎樣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蘊育出了大批翹楚和大師級的人物。可惜，這種精神并沒有繼承下來，無論是獨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請問：你們對教育部有自己的獨立自主權嗎？你們又給了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們多少的獨立和自由呢？如果你們真的有獨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陳丹青先生又怎么會辭職呢？反倒是，他離開清華以后，才真正獲得了創作上的獨立和自由，這難道不值得你們認真的反思嗎？

第三，一流大學應當具有鮮明的特色，絕不能貪大求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特色十分鮮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媒體實驗室”，這是一個被稱為“創造的搖籃”的研究機構，專注于發明創造，而非科技產品化的開發。正因為他們注重原創性的研究，所以才發明了世界第一個“旋風電腦”、幽靈隱形轟炸機、第一個擁有人類感情的機器人等成就。同時，他們先后誕生了76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可能是我國舉全國高校之力也無法企及的榮譽。美國其他大學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理論物理，哈佛大學的行政管理，耶魯大學的法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能物理勞倫斯學派等。

可是，我國大學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個性和特色。過去，人們都知道清華大學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現在不知道什么是清華的特色。據介紹，清華大學的重點學科有49個，擁有全國第一的學科就有38個之多，重點多了就沒有重點，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沒有被認為最吃香的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盡管有人建議要辦這些學院，可是校長雪莉-帝爾曼卻說：“，正因為我們不需什么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所有精力和資源來干兩件事，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做到了極致。我們認為，小就是美！”1997年該校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足不出戶，用7年時間證明了困擾世界數學界358年的費馬大定理，從而創造了世界學術界的奇跡！這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色，我們應當反思“大而全”的辦學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誤區，我們最終可能建設不出真正達到美國研究型那樣一流水平的大學。

第四，世界一流大學應具有什么樣的學風？20世紀初，是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國學院擁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大師，他們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下，都正值風華正茂。王國維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間詞話》，在談到治學的精神時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這是王國維先生和那時一代學者治學的學

風。“獨上高樓”是什么意思？就是進入“象牙塔”，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樹立以學術為終身志業”的志向，只有這種精神，才能從事高深學問之研究。當今，我們的大學做不出傳承千百年的學術成就，就是缺少了這種精神。王國維和他提出的這種學風，正是清華大學的精神財富，難道不應該反思和繼承嗎？

去年，曾有學者質疑貴校一位文學教授有學術剽竊之嫌，盡管學術界不停的呼吁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但貴校態度一直曖昧。對待學術抄襲和剽竊，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旗幟鮮明地查處，要不然怎么體現你們嚴謹治學的學風呢？另外，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態度，拒絕一切形式主義，不能把國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請到學校裝飾門面，把他們供奉起來養尊處優，這種做法只會有害而無益處。在《參考消息》上，清華大學是作廣告最多的大學，凡是廣告都吹噓或夸大其詞，這是與嚴謹學風相悖的，必須制止以贏利為目的的廣告。第五，精英大學必須遠離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精英大學貴在精，貴在致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清華大學應當是這類大學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學問？它是指影響世界未來的前沿問題，能夠傳承百年、千年的學問，能夠引起科學和技術領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發明和創造。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在科學研究中，必須放棄急功近利和立竿見影的指導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發揚安貧樂道的精神。德國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曾說：“當大學決心于經常為國家和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本來，大學是分為精英型的和大眾化型的，也有純學術性的和應用型之分。我理解阿倫特的話，是針對極少數精英大學而言的，這是繁榮學術的需要。如果這樣理解是正確的話，我認為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重點大學，應當放棄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這是使我國科學躋身于世界先進之林的需要！在清華大學校園里，豎立著一方石碑，上面鐫刻著“行勝于言”的警句，這被認為是該校的校風。這句話當然是正確的，反映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為了表達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個人切身感受到清華大學畢業生的務實精神，興許這正是該校出現了70位億萬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從創造學的原理來看，任何一項重大的科學發明創造，最初都源于一個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誕生。可以肯定的說，沒有怪異的想法或求異的思想躁動，就不可能從事發明創造。因此，我認為僅僅強調“行勝于言”是不夠的，它可能導致師生“形而上”的思維貧乏，從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華大學沒有產生有影響的著名思想家。在未來的30年（一代人），能否產生一批思想和學術大師，這將是決定清華大學能否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我順便強調一下，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摒棄我國只注意硬件（各種硬性指標的統計）的觀念，必須重視一流水平大學的質量標準，不能像某重點大學黨委書記所說，他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夠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學。這完全是誤導，相似性僅僅只是按照形式比較，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內涵，如眾多的諾貝爾獎和世界各學科大獎的獲得者，沒有一批學術大師，沒有幾個科學學派，培養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盡管各項硬件指標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稱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的觀察和反思只不過是一點皮毛，更重要的和有價值的反思，必須由局內人士來作。借百年校慶之機，希望清華大學發動群眾，進行深入和廣泛而嚴肅的反思，總結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斷的超越自我。為了再次說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學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3年前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她說：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 她勾畫出了一流大學的精神，闡明了反思（即回頭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問題的方法必須與當下關心的功利主義相對立。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辦學理念，我國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幾所世界一流達到大

學，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幾所大學，應該給自己準確的定位，走出為國家眼前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思維，走進象牙之塔，致力于解決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課題。至于為經濟建設服務，則是眾多的普通大學或者技術學院能夠而必須承擔的任務，而一流大學應當肩負起提高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