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石油高管落馬揭校友圈

中石油高管落馬揭校友圈：幾所學校畢業生統治一行業

2013年10月09日 10:38 來源：廉政瞭望 作者：龍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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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幫”落馬官員關系圖

石油系5人經歷有交叉

原標題：從中石油落馬高管看行業的“校友圈子”

在中國，幾所專業學校甚至是不太知名的專業學校畢業生統治一個行業，進而衍生出一種獨特校友文化現象，其實并不止于石油系統。

文_本刊記者 龍在宇 石油系統的反腐風暴正酣

8月27日，國務院國資委紀委對外公布，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華林、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冉新權、總地質師王道富等3人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一日之內，中石油三名高管落馬，輿論為之震動。而梳理三人的簡歷，他們竟系出同門。公開資料顯示，李華林1983年畢業于西南石油大學物探專業。冉新權1982年9月考入西南石油大學，先后獲得采油工程專業學士學位，油氣田開發工程專業碩士、博士學位。王道富則是西南石油大學地質77級校友。

三名校友同日落馬，讓“校友圈子”的議題再一次撞入人們視野。三個“杰出校友”

今年50歲的李華林，1983年從大學畢業后即加入中石油。自2007年起任上市公司中國石油副總裁，此后兼任中國石油董事會秘書、昆侖能源董事會主席。

多名中石油內部人士透露，李華林是秘書出身，在上世紀90年代曾長期擔任秘書。“這也是李華林日后飛黃騰達的一個關鍵因素。”

與李華林的秘書出身不同，校友冉新權、王道富走的卻是“基層路線”。這兩人在基層摸爬滾打多年，并先后擔任長慶油田分公司總經理。

據了解，長慶油田是近年來中石油重點打造的“西部大慶”。2008年，王道富離開長慶油田，赴北京履新。而他的接任者，就是冉新權。這對畢業于西南石油大學的校友，從2003年至今，先后執掌長慶油田十年之久。

據記者調查，冉新權在長慶油田的口碑并不好。8月27日16時50分，新華社正式發布冉新權被調查的消息。然而早在當日上午，長慶油田貼吧里便一片歡騰。一名自稱長慶油田員工的網友留言道：“冉把長慶油田搞得烏七八糟的，使勁地上產，可以說達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表面上看加速了長慶的發展，實際上加速了長慶油田的衰落。”

長慶油田員工介紹，王道富在長慶油田歷史上，已經算一名很有個性的領導，作為繼任者的冉新權，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對內強勢，對外也很強勢”。有媒體報道稱，近年來，長慶油田與陜西、甘肅等油氣田所在地時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2009年，甚至發生長慶油田護礦隊同靖邊縣公安部門的沖突，26名當地公安人員和9名長慶員工受傷。

一名在西南石油大學任教的老師告訴《廉政瞭望》記者：“王道富在大學時，雖然讀書很刻苦，但成績并不算拔尖。只能算那種很普通的學生”。

多年之后，李、冉、王三人都被視為西南石油大學“杰出校友”的代表。在各種校友聯誼活動中，三人經常會聚在一起。尤其是王道富與冉新權，既是校友，還是老鄉。“他們都是四川人，又曾在一個單位搭班子，還是前、后任關系，交情很深。” 不過如今，西南石油大學對這三名校友的情況卻不愿多談。記者在西南石油大學采訪期間，學校校友會的工作人員一聽說采訪主題與這三人有關，當即表示：“現在特殊時期，我們不能亂說話。”

桃李之盛

在中國石油系統，西南石油大學有著不可撼動的江湖地位。

上世紀80年代初畢業于西南石油大學，此后便一直留校任教的杜強，意氣風發地向《廉政瞭望》記者講述了這所大學的歷史——1958年3月，位于南充、武勝、遂寧的三口探井噴出高產油流，震動全國。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坐鎮南充，打響了新中國第一次石油大會戰。為了加快開發四川石油天然氣資源，也為西南協作區發展石油天然氣工業培養技術干部，國家決定成立第二所石油高校，校址就設在川中石油會戰指揮部所在地川北重鎮南充市。西南石油大學首任院長，便由時任石油工業部基建司司長的馬載擔任。

50多年來，這所專業性極強的大學，為中國石油系統培養了數以萬計的人才。西南石油大學的大學精神也被提煉為：為祖國加油，為民族爭氣。

西南石油大學桃李之盛，從一個細節便可窺知。2012年2月，西南石油大學北京校友新春聯誼會上，校友們匯聚一堂。其中，來自石油系統的部級高官就達十余人。中石油股份公司副總裁劉宏斌、李華林，中石化股份公司副總裁焦方正，中海油技術總顧問周守為等三大石油集團的高管，均以校友身份與會。“聯誼會現場就可召開一次中國最頂級的石油產業高峰論壇。”參會的民營石化企業總裁如此說道。

本輪石油系統的反腐風暴中，與李華林、冉新權、王道富一道落馬的，還有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兼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王永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近日發布公告，任命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組成員劉宏斌兼任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大慶石油管理局局長。

“劉宏斌也是西南石油大學的校友，采油系79級的。”杜強告訴記者，“我的心情很復雜，看到那些落馬的校友很痛惜，但關鍵時刻充當救火隊長，沖在第一線的，也是我們校友。”

圈子里還要分圈子

如今并無資料證明，李、冉、王三人，在大學校園時，是否就已相識。“不管當初是否認識，只要后來在接觸過程中了解到彼此是校友，感情上一定會親近許多。”與李華林同年畢業，如今在四川一家石油企業工作的校友董志國這樣說道。董志國介紹，很多人都對自己的母校有著深厚的感情，畢竟這是他們生活過的地方，他們在這兒度過了人生價值觀形成的最重要時期。“有一次去新疆出差，和一名石油系統的處長喝酒。酒席都快結束了，才知道對方也是西南石油大學的校友。二話不說，又叫服務員端上一瓶酒。”

“無論什么學校，都有自己的校友圈子。但作為石油系統的校友圈子，又和其它學校有些不同。”杜強介紹，其它綜合類大學，畢業后同學們奔赴各個領域工作。畢業宴席一聚，有時真成人生永別。西南石油大學的畢業生，大多在石油系統工作，校友之間經常有碰面的機會。另外石油行業比較特殊，校友們不僅有同窗之誼，有些人還一起奮戰在大漠戈壁、深海油井，這樣又多了一份戰友的情誼。

“既是一起同過窗的同學，又算一起扛過槍的戰友，如果再一起分過贓，那人生幾大鐵關系，基本就湊齊了。”董志國如是說。

據了解，西南石油大學的校友工作，一直開展得有聲有色，不僅各省（市、區）設有校友分會，各大石油企業內部也建有校友會。校友們經常聚在一起，既追憶激情飛揚的校園生活，也交流工作中的進退得失。

董志國就經常參加校友會的活動，他介紹說：“在這個圈子里，大家的防備心都是很低的，彼此之間更為信任，沒有人會有意識地騙人。有校友這塊敲門磚，協調某些關系時的確容易一些”。

作為一名80后，幾年前才從西南石油大學畢業，如今在中石化基層單位工作的向曉云告訴記者，其實校友圈子里，也是分圈子的。比如大家都是廳級領導，就在一個圈子里混。而像她這種基層員工，也就是和年輕的校友們偶爾聚在一起，吃吃火鍋，唱唱卡拉ok。

幾所學校的畢業生“統治”一個行業

西南石油大學一名工作人員說：“落馬三個人，全是我們學校的校友，這應該是一種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因素。”這名工作人員解釋說，中國為石油系統培養人才的就那么幾所大學，所以石油系統的干部，幾乎全是這幾所學校的校友。人數那么多，難免會有幾個人出問題。

在中國，幾所專業學校甚至是不太知名的專業學校畢業生統治一個行業，進而衍生出一種獨特校友文化的現象，其實并不止于石油系統。

今年5月，未滿49歲的易會滿接任中國工商銀行行長，讓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學校——浙江金融職業學院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這所高職院校辦學38年來，近百名校友成為省級分行及以上領導，其中支行副行長以上干部5000余人。除了易會滿，現任農業銀行總行副行長樓文龍、浙商銀行行長龔方樂等金融大佬均畢業于該校。

而查閱國內主要銀行高管的簡歷，更會發現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銀行高管在進入職場前幾乎都就讀于財經類院校，特別是中國人民銀行直屬的學校。所以，中國最盛產行長的地方絕非清華、北大這樣的著名學府，而是像浙江金融職業學院、湖南財經學院、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和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這樣與央行關系緊密的非“知名”學校。

與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齊名的湖南財經學院，就曾走出了現任證監會主席肖鋼和農行董事長蔣超良等人。當地還有個說法，湖南財經學院向中國輸送了1000位大大小小行長，這些人執掌了中國金融產業三分之一的天下。鼎盛時期，中國農業銀行在全國有17個省的分行行長全出自這里。

除了石油、金融，還有電力系統。號稱中國電力黃埔軍校的華北電力大學，其畢業生占據了中國電力系統管理層的半壁江山。國家電網、南方電網、華能電力等大企業的總裁級領導中，均有多人出自該校。

仔細分析這些專業性院校，有一點十分相似——其在全社會的知名度遠不及某些綜合性名校，但在各自領域，卻是當仁不讓的執牛耳者。從這些學校走出的學生，實際上構成了一個行業的管理中堅力量。

“因為各種原因，這些專業性學校走出去的校友，聯絡會更緊密，感情也更深。”杜強說，這種緊密的校友圈子，實際也在悄然發生變化。現在執掌石油系統的精英幾乎都是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生人，當時中國的石油專業教育比較落后，單位想招人只有去那幾所學校。現在情況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企業招人既重視專業也看重學校的牌子和學歷，從世界名校回來的海歸也日益增多。也許用不了多久，石油系統的人才格局會為之一變。

校友圈不應成窩案溫床

圓而中空，謂之圈子。在人際交往中，引申而來的人脈圈子，卻決定了一個人事業的高度。

校友圈子，在古今中外都不鮮見。古代中國官場便講究同年、門生，而在美國，由常春藤盟校組成的校友圈子，在政商兩屆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近日有媒體評論指出，“圈子”本身并無大錯, 但當相關監督缺位，“圈子”成為腐敗交易平臺時, 其破壞力相當驚人。近兩年來被揭露的大案要案有一個明顯的特點, 就是窩案、串案明顯增多。從聯成一“窩”、串成一“串”的小貪官里,“成長”出大貪官, 從一堆小案件“培育”出大案件來。

針對中國特殊的國情，的確有必要對所謂的校友文化進行適度規范。記者近日在國家行政學院采訪時，發現該校一個廳級干部培訓班的入學手冊上清楚規定，無論學習期間與離校之后，均不得以同學聯誼的名義相互舉行宴請或者邀請對方進行交流考察。

在剛剛結束的畢業季里，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對畢業碩士生的一番教誨，被外界廣為流傳。龔克不但談及學校的悠久歷史和杰出校友，還給大家提出了警醒。他說，最近有一名我國金融界頗被看好的年輕領軍人物，因為觸犯了法律遭到了處分。多年前他正是在南開獲得了碩士學位。毫無疑問，他的問題不是專業能力不足，而是“價值觀”上出了問題。龔克借此告誡同學：學位證不是保險帶，要使自己的人生不脫軌翻車，最最要緊的是堅持一個“公”字。

（應受訪者要求，杜強、董志國為化名）

第二篇：近期落馬的銀行高管

近期落馬的銀行高管盤點

2012年6月，原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行長陶禮明，因涉嫌非法集資、違規放貸、收受賄賂等被雙規。

2012年6月，原煙臺銀行董事長莊永輝，因涉嫌受賄等被批捕。

2012年5月，原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楊琨，因涉嫌多個案件被中紀委帶走協助調查。2010年4月，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因受賄1196萬元，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2006年11月，原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因受賄419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2005年8月，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劉金寶，因貪污752萬元，受賄143萬元，另有1451萬元巨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合法，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2003年12月，原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因受賄115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2002年10月，原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朱小華，因受賄406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2000年6月，原嘉華銀行董事長金德琴，因侵吞公款3932萬港元和159萬美元，被判處無期徒刑。

第三篇：18大以來落馬高管截止2014年4月范文

據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高官有24名：

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 中央編譯局原局長衣俊卿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劉鐵男 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 四川省文聯原主席郭永祥 內蒙古自治區原黨委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 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正部級、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中石油集團原副總經理王永春(中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 貴州省原省委常委、遵義市原市委書記廖少華(副省級)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 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 黑龍江省政府亞布力度假區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付曉光(副省級)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 公安部原副部長李東生(正部級，十八屆中央委員)四川省原政協主席李崇禧(正部級)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楊剛 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 陜西省政協副主席祝作利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 江西省副省長姚木根 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

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申維辰（正部級）

第四篇：打造新型高校校友金融圈

打造新型高校校友金融圈

靠譜鳥”是基于高校校友圈子的新型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致力于為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在校生與畢業校友解決借款理財需求，為他們提供公開、透明、安全的金融信息中介、資金撮合、信用管理、財富管理等服務。

靠譜鳥與美國的SoFi公司很相似，后者的核心特色是“差別化低息+社交金融”。“差別化低息”是指可為那些還款意愿和能力都更高的學生提供成本更低的貸款，“社交金融”即圈子內借貸關系，為同校或不同學校間的在校生與畢業校友搭線，在為兩者提供借貸對接服務的同時，還提供交流溝通的渠道。

SoFi公司創立于2011年，總部位于舊金山，以為名校學生提供助學貸款起家，服務于高信用人群。SoFi前不久完成了規模為2億美元的D輪融資，并計劃在今年下半年上市，估值35億美元。作為“中國版SoFi”的靠譜鳥，其商業模式、服務對象又是如何呢？

“中國版SoFi”怎么玩？

借助互聯網金融大潮，P2P網貸經歷了數年的爆發式增長。自P2P網貸出現后，P2P圈紛亂繚繞，圈錢、跑路時有發生。除去部分問題平臺，這個行業存在的普遍問題是，許多P2P平臺上的實際借款成本過高。這些成本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理財人收益、平臺攤銷的壞賬率以及平臺運營成本。其中，平臺運營成本是指債權開發成本、貸前信審成本、中期管理成本以及貸后催收成本。

在金融借貸業務中，要降低借款人的借款成本，關鍵是降低壞賬率和運營成本。要實現這個目標，靠譜鳥CEO暨聯合創始人鄔財浩想到了江浙一帶“圈子金融合作互助會”的模式。受此啟發，他決定把圈子金融搬到互聯網上做借貸，而其選定的圈子是優質高校校友圈。

在靠譜鳥的團隊中，鄔財浩、俞向盛、井玉欣、劉英豪等聯合創始人均畢業于北京大學，他們的平均年齡在30歲以上，曾經在國內頂尖的外企、金融機構、互聯網公司任職，深諳風險管理和金融創新。他們對優質校友圈子和互助金融都深有感觸：這個圈子里的人很多是基于校友關系在交往，有一定的信任基礎；優質校友群體創造財富的能力，以及對信譽，尤其是自身在校友圈子里的口碑的重視程度也更高。在這樣天然形成的金融圈子里，借款人相對優質，違約代價很高，壞賬率因而被降低。因此，鄔財浩的想法得到了眾人認同，加之大家多數具備金融專業和互聯網從業背景，對互助金融非常熟悉，于是九位聯合創始人共同創立了靠譜鳥。

靠譜鳥創立于2014年，致力于為名校在校生與畢業校友解決借款、理財需求，提供金融信息中介、資金撮合、信用管理、財富管理等服務。它在源頭上對借款人做出了限定――必須畢業或就讀于一本高校。鄔財浩說，優質校友圈內的人，不僅還款能力更強，還款意愿也更強，因為他們珍視自己在圈子里的口碑和形象，這樣就可以降低壞賬率。

當然，除了軟性約束，靠譜鳥也非常重視對用戶進行身份審核。同時，平臺還把傳統銀行的風控模式與互聯網大數據、第三方認證等風控手段相結合，首創了社交金融風控的新模式：通過嚴格科學的信用審核及風險控制，為理財人提供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引入校友推薦機制、擔保機制、舉報機制和共同追償機制，通過風控模型進行用戶資料的交叉驗證，并融入教育背景和社交數據進行線上信審。在校友圈子的約束下，實現借款成本低、違約幾率小、投資人收益穩定、雙方共同增值的良性循環。此外，靠譜鳥風控團隊有著豐富的催收經驗和完善的催收機制，能有效地做到風險的閉環控制。此外，在靠譜鳥平臺上，校友的身份證明、借貸過程都有跡可循。在借貸關系產生之后，平臺會對延期、違約等行為自動啟動相應的懲罰程序。

簡而言之，靠譜鳥通過“靠譜人群+圈子金融”在國內首創了一個社交金融模式。目前，平臺以P2P個人信用貸款、校友委托理財為主要產品，以眾籌為輔助產品，以社交為粘性鏈條。

借款人申請高額度的借款時，需要提交更完整的資料。借款人發布借款信息時，可以選擇個人信息的公開程度，決定是否要尋找擔保人。平臺依據其個人資料和信息公開程度，抽取交易額的0%～4%作為風險準備金，此外平臺還抽取0.2%作為服務費。

借款人和貸款人可以設置篩選條件，比如，限定對方須來自某高校某專業。未來，靠譜鳥還將加入更多“好玩”的功能，比如，貸款人可以設置偏好，當符合條件的借款人發出借款信息時，推送消息通知貸款人，或是自動完成交易。

靠譜鳥不設立資金池，用戶資金通過第三方金融支付和賬戶托管平臺匯付天下流動和托管。

靠譜鳥飛得起來嗎？

靠譜鳥早前獲得聯想之星的近千萬人民幣天使投資，其移動端App自今年6月底上線以來，獲得了10萬人次以上的下載量，積累了近3萬注冊用戶和近1000筆交易。鄔財浩曾表示，靠譜鳥想做的，是利用圈子金融，降低壞賬率和運營成本，進而將整體的借款成本降低到10%～15%，從而遠低于傳統金融借款成本及其他P2P和分期付款的成本。

但是，這只“靠譜鳥”能不能一飛沖天，還有兩點需要思考：

其一，信貸需求。中美高校的收費標準相去甚遠，兩國的助學貸款需求也極為不同。在美國，申請助學貸款是中產階級較為普遍的需求，這也是SoFi初期迅速成長的根基。在中國，這可能只是少數邊緣人群的需求。目前靠譜鳥平臺上的標的顯示，學生多是因為旅游、培訓以及原因不明的資金周轉問題而貸款，貸款數額較小，頻次較為不固定。

針對這一點，創始團隊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明確了與SoFi不同的發展方向：以P2P借貸切入在校生和校友市場，著重開發畢業校友的臨時資金周轉需求和大額消費信貸需求，并與專業從事投資的校友共同開發理財產品，打造理財師平臺，為畢業校友提供整套的金融理財需求。

之所以選擇這兩個突破點，靠譜鳥有著充分的依據。目前，我國的消費信貸在信貸結構中占比僅為20%左右，而在信貸發達的美國市場，消費信貸占比超過60%，遠高于中國。以中國的人口基數估算，這是一個數十萬億級的、足夠大且尚未被精心開墾的市場，未來將有很大的上升空間。根據艾瑞咨詢公布的首份消費金融報告數據顯示，預計到2017年，消費金融整體市場規模將突破千億，三年復合增長率高達94%。

與此同時，國內居民的理財需求同樣強烈，市場規模也是數十萬億量級。根據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15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5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規模已超過100萬人，全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112萬億人民幣。但據調查，對普通個人的理財產品的開發還遠遠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現有市場則絕大部分被傳統的銀行理財、信托、保險、券商資管、公募基金以及基金子公司在內的資管機構所壟斷。實際上，互聯網金融產品憑借其自身的特色，既可服務于中低端客戶，又可為高端客戶提供定制的個性化服務。

其二，獲客成本。圈子要發揮其約束性和協同性，必須接入足夠多的節點。如果某位用戶在平臺上只有少數幾個校友，并且大家互相也沒見過面，違約成本就非常低。如今P2P平臺的獲客成本呈上升趨勢，如何真正在平臺上形成一個又一個高校校友圈，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目前，一般的P2P平臺主要是通過搜索引擎、百度貼吧、線上廣告、金融頻道、軟文、行業活動等品牌曝光渠道來獲客，加上促銷活動、新用戶紅包等促銷手段，品牌推廣的費用非常高。尤其是一些新創立的公司，每獲得一個注冊用戶至少要投入幾十元推廣費用，要獲得一個交易用戶，成本還要增加好幾倍。

靠譜鳥是為校友圈中的優質校友服務的，獲客方式與一般P2P平臺的大面撒網方法不同。它主要是通過與各校友會和校友民間組織合作，向各大校友企業作推廣，通過口碑傳播及品牌活動推廣來牢牢抓住校友互助合作的主線，將用戶牢牢地聚在平臺的周圍。

事實上，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經歷了近20年的學業生涯之后，人際交往的圈子主要是以校友圈，尤其是大學校友圈，校友間幾乎能提供現代人社會生活中需要的一切資源，如商務、就業、創業、旅游，甚至婚姻、理財等等。校友關系是國內商務社交最有效的強關系，通過這層關系，獲客成本將大大降低，并可大幅增強平臺的粘性。

除了借貸業務，靠譜鳥今后可能會往橫向拓展，除了做理財服務等等，還會圍繞校友圈子提供更多元的服務，包括校友企業實習信息、招聘信息、創業指導、創業服務等。它的愿景不僅僅是做“中國的SoFi”，更要做“中國的金融版Facebook”。

第五篇：人大代表揭開了“高藥價”黑幕

人大代表揭開了“高藥價”黑幕

文/周蓬安3月8日，《新華網》一篇題為《藥品公司董事長：90%藥品有50%降價空間》的文章，揭開了藥價“虛高”背后的黑幕，同時也佐證了筆者多年來對中國藥價畸高生成原因的解析。2007年“元旦”鐘聲敲起，筆者在第一時間發表了博文《由鄭筱萸被雙規，解讀高藥價的深層次原因》，對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一意孤行，以所謂的新藥、特藥為名推行“一藥多名”，并導致中國人“看不起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或因洶涌輿論所形成的壓力，涉案金額并不算巨的鄭筱萸最終被執行死刑。可十分遺憾的是，鄭筱萸的死并未換來“一藥多名”的終結，相反卻延伸至國家發改委物價司的某些官員也借藥名混亂斂財，將同類藥品價格核定成“天壤之別”。正如全國人大代表、廣西欽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所言：“同一名字的藥品，不同的廠家價格能差10倍，我們想知道，高價藥品貴在哪里，低價藥品質量水平是否達標。”其實，媒體已曝光過“骨瓜提取物注射液”醫院售價較之出廠價最高高出105倍，發改委稱符合政策的奇事。實際上，鄭筱萸伏法后，中國的平均藥價又翻了好幾番。三年前，筆者在《“高藥價”，緣于發改委、藥監局游戲》一文中，簡明扼要地寫了個制造“高藥價”的基本流程，即：市場藥價過高、老百姓反應強烈——發改委發文降價、安撫百姓——零售商停止銷售降價藥——藥企換個名稱或劑量申請“新藥”——藥監局批準改頭換面的“新藥”——發改委批準“新藥”以數倍于降價前的價格上市——老百姓反映強烈——發改委再啟動降價手段……如此循環，藥價也呈螺旋式上升。而參加“兩會”的這三名全國人大代表披露的信息，毫無疑問是佐證了筆者此前的觀點。比如全國人大代表、廣西花紅藥業董事長韋飛燕稱“90%以上的藥品都有降價空間，價格砍掉50%，一點問題都沒有。”就部分印證了筆者此前藥價“畸高”的預測。因為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下，這樣的差價也只有販賣毒品可比，何況韋飛燕作為藥企董事長，說出的“90%”、“50%”肯定已大打折扣。而藥價的畸高部分究竟流向何方？按照韋飛燕的說法就是“大多數藥企并沒有從藥品差價中得利。” 那么，畸高部分也就只能如筆者此前的預測，流向了掌管新藥審批、藥價核定、集中招標的官員和醫藥公司、醫藥代表、醫院、院長、醫生、司藥甚至清潔工。而為畸高藥價埋單的，就只能是患者與醫療基金。而在這個奇怪的“黑幕”背后，患者不但無辜多花了金錢，還因藥品“回扣”而衍生出的“大處方”犧牲了健康。全國人大代表、河南輔仁藥業集團董事長朱文臣稱“藥品出廠價包含約15%至20%的提成，是業內潛規則。藥價虛高，是在藥品流通環節中層層提高的。最終，患者從醫院拿到的藥價更高了”，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證了我的觀點。而張福維稱“藥商出售藥品，早已將回扣計算在藥價里，藥價越高，回扣越高。”如反過來說也就佐證了筆者此前的判斷，那就是藥價越高，醫院就越愿意使用，因為醫院的15%加價基數更高，獲利就會更多；藥價越高，醫生也就越樂意推薦使用，因為醫生的回扣也更高。正如朱文臣所說：“實際上，降價并沒有使制藥企業的銷售量上升，反而下降了。”也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毫無公平的環境，一個讓相關職能部門管理成有悖于市場規則的畸形市場，才導致民怨沸騰。也正因為如此，藥監系統在近幾年已有多人被查，而國家發改委主管藥品定價的物價司，去年就有5名司級官員被查，包括前任曹長慶、在任司長劉振秋、副司長周望軍、副司長李才華、副巡視員郭劍英，而這5人的共同特定就是曾主管藥品指導價的制定。筆者以為，沒有藥價的正常回歸，目前以財政補貼為支撐的任何醫療改格方案都必然以失敗而告終。而大幅度降低藥價對醫改的意義，張福維“實現藥品、耗材價格下降50%，這筆降價將獲得巨大的費用空間，可用于支付醫院開支和補貼診療費的提升”說，也與筆者此前的觀點基本一致，那就是將桌子底下的“黑錢”擠掉，在醫療成本大幅度下降之后，用節省下來的醫療基金及為了體現醫護人員價值而提高的醫療診治、服務收費來補貼醫院。好在發改委領導已經醒悟，正準備放開藥價審批，且據說方案已上報國務院。而此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取消絕大部分藥品政府定價”，將使助推“畸高”藥價的兩個“禍首”部門去掉一個。但要讓藥價真正回歸，“一藥多名”制度必須取消。而依據筆者多年來對中國反腐的研究，在習王“打虎拍蠅”的強大攻勢下，相信仍然堅持搞“一藥多名”的食藥監總局，未來將有大批官員因審批新藥而“落馬”，不信大家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