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畢福劍視頻為何引發了中國人的信任危機

畢福劍視頻為何引發了中國人的信任危機

畢福劍飯局私聊視頻被曝光后，昨天央視做出處罰決定：畢福劍在央視主持所有節目暫時停播4天。同時，全國紅軍小學建設工程理事會發聲明，撤銷畢福劍愛心大使稱號。或許未來還有對畢福劍更不利的消息，但網絡上人們更擔心的是中國人的信任危機。

正如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微博上所說：“朋友私聚，戲謔調侃，說幾句不恭敬的話，何罪之有？若要處分，該處分的是那個騙取信任、拍片并上傳網絡者。社會影響都來自這個上傳行為。處分畢福劍，無疑是鼓勵無恥的背信棄義和密告，破壞人際基本的信賴。”

媒體人王志安的一段相關微博也被轉發很多：“飯局上錄音錄像再公開，摧毀的是這個世界最基本的信任。這種信任的重要性，超過意識形態，超越各種理想和主義。一旦失去這種最基本的信任，他人皆是地獄。人是活在社會中，不是活在主義里。那些用政治正確審視私域里一言一行的人，本質上都是法西斯。”

是啊，公眾場合與私密空間如果沒有界限的話，會導致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試想，你躺在被窩里和老婆發幾句牢騷，都有可能成為別人口誅筆伐的對象，這樣必然導致小人橫行，告密盛行。

對此《人民日報》也發表文評論《不告密不揭發是道德底線》：至今“告密揭發”思維還時常作祟。某高校期末題“選出你認為翹課最多的3名同學”，這不是在鼓勵學生相互揭發嗎？一個“打小報告”的班級，同學、師生間一定疏遠而戒備；告密成風的社會是人人自危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失去基本信任，甚至毀掉社會道德基礎。

告密是人所不齒的行為，但自古以來卻如瘟疫般。人都有隱私，都有短處。人與人之間，應當是相互幫助、取長補短。相互揭發，必然人人自危。揭發別人者并非因為自己干凈，只是把告密作為打擊別人的利器。如果告密大行其道，必然誠信全無，當然也是小人得志、奴才橫行時代。

正是對這種情形的高度不確定性，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演變成為一個“人人自衛”的社會。誰也不信任誰，人們互相欺詐，社會的交易成本在急速提高。但信任的重要性，對于社會生活，就像空氣對于生命一樣。如果我們看到食品，就會想到中毒；看到微笑，就會想到陷阱；踏上大橋，就會想到坍塌；走進醫院，就會想到誤診；我們生活能正常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在一個充滿信任的社會中，你會生活得更為安全、更為輕松，并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大的發展信心，而這一切全賴法治所賜。在法治的環境中，你在大街上不必擔心警察的無故打擾，但有人侵害你時，保護你的警車會及時呼嘯而至，于是你信任未曾認識的警察；你的財產不會受外力包括公權力的襲擾，而當有人侵害財產時，公權力機關會及時出面救濟，于是你信任向你征稅的政府；你進行交易時不必采取過度的安全措施，但對方若是違約，公正的強制執行會通過判決如期而至，于是你信任平時不打交道的法院。

中國社會如此嚴重的信任危機是如何產生的？這里面有非常復雜的因素。但簡單地說，可以概括為“社會不公”。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基本社會正義和公正，也就不會有社會信任。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因為多年來的司法衰敗，中國社會已經瀕臨無政府狀態的邊緣。結果是政府依靠“維穩”來維持秩序，而社會則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來爭取他們所認同的社會正義。

亞辛斯基先生有句箴言說：“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殺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事實上，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海外，個人的善惡觀都是緊密受大環境影響的，大環境惡化，那么，個人的向善的一面則會收縮；相反，大環境好了，也會進一步激發人們向善的一面。

有人說：猶大告密，誰之過？酒桌上的戲謔語畢福劍吃自家飯，卻被別人砸了鍋，畢福劍網絡視頻事件在提醒著每一個人。跟朋友交往要格外小心：私下聚會聊天酒桌說的話未經同意絕不公開，此所謂君子把歡信任優先，老畢的飯局門，把我們從中國夢中驚醒，驚得出了一身冷汗。

在任何社會，司法是保障社會正義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線。道理很簡單，一旦社會失去對司法的信任，懷疑司法，這個社會就必然出現暴力橫行的局面。所以，任何一個法治社會都會動用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不惜成本來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嚴。而一個邪惡橫行無忌、正義不得伸張的社會，必然是社會被原子化的社會。每一個公民個人即使肢體健全，也感覺自己在精神上孤立無援。

第二篇：中國人為何信訪不信法

周永坤：中國人為何信訪不信法

? ? ? ? 1如果講政治，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法治統一，得到貫徹

2維護人的尊嚴是所有法律價值的基礎，由此推倒出的結論就是規則至上

3司法政治化必然使司法成為政治的工具，沒有司法，人便成為權力的奴隸

4在法治社會，法官的權威是最高權威，信訪機關成為“超級法院”是可悲的事

周永坤（資料圖）

周永坤：中國人為何信訪不信法？ ——大學問“法治常識”系列講座之一

編者注：5月9日，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周永坤在“暨南大學文化素質教育講堂”做題為《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的演講。他認為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法治統一，并且得到貫徹。一旦權力干預個案司法，使權威的統治退化為個案化處理而非規則化處理，最終會形成無規則的自由，當下中國信訪暴力化，老百姓信訪不信法，正是前兆。在法治社會，法官的權威是最高權威，信訪機關成為“超級法院”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周永坤，法學家，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蘇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理學——全球視野》、《規范權力——權力的法理研究》、《憲政與權力》等。

以下為演講實錄

尊敬的各位老師，同學們，晚上好。我是蘇州大學的一位老師，有機會來到暨南大學，深感榮幸，謝謝大家在大雨天冒雨來聽我的演講。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這是法學界應該重視，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問題。

司法與政治應該是什么關系？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

我為什么要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有什么價值？若干年來，中國人信訪不信法，對司法說什么的都有，連法官都有很多不滿。十八大使中國法學界再次燃起希望，社會各界和法學界都在問，十八大后司法反彈，應該朝什么方向走？

一個走向法治的國家，司法有許多東西要做，從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政治和司法的關系是回避不了的問題。

先從一件冤案講起，周某挪用公款案。案情非常簡單，周某向他的朋友借錢炒期貨，賺錢后買了房子，結果被控挪用公款。2001年，該案經審法院的院長忽然患了絕癥，良心發現，就找到被冤枉的周某，交給他一份有關案情的檔案記錄副本，副本上記錄著該案的審判人員并不認為周某的行為構成犯罪，但考慮到這是相關部門關注的案子，最后由院長說就判五年吧，其他人員一致同意。二審的情況也如此。一審判決并不是由哪個法庭或法官做出的，二審也不是由合議庭組成人員做出判決，而是由上面意見決定。這些法官應不應當承擔責任？ 就在前兩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長針對冤案問題說，“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審判法院在當時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說是功大于過的，否則人頭早已落地了。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干預和壓力，法院對這類案件能夠堅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已屬不易。”這是什么邏輯？

我們應當進一步問，既然法院對冤案立了功，誰應當為制造冤案負責？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理當有罪，但是，應當負主要責任的是領導。領導自己沒有調查，沒有參與審判，沒有參與到過程中來，而他做出怎么判決，這不是有罪嗎？但是，在我們的制度下，領導是躲在幕后的，他不用擔責，因此，問題出在我們的司法制度本身，是制度造成的冤案。在法治國家，司法去政治化不僅僅是政治原則、社會習慣，也是學界的共識。但是，在走向法治的當下中國，恰恰相反，司法政治化不僅是法上之法，且早已成為習慣，在理論上，司法政治化現在是共識，要服從一個大局，服從社會效果，這都是司法政治化的口號。一位政法系統的領導干部在某個法學研討會上做報告就講，司法是“小技”，政治是“大道”，司法要服從政治“大道”。

司法與政治的關系是所有聲稱要走向法治、保障人權、要把冤案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的國家和人民無法回避的問題。政治和司法的關系涉及到中國未來的走向，這個問題搞不好，中國絕對不可能建成法治國家，人權問題也絕對不可能解決。

政治與司法兩個詞本身有很多意義，容易引起歧異，對于他們的含義，應當放到具體的語境中理解。政治有兩種不同的概念：一種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講究公共利益，有正義與否的問題，是倫理導向的。

另一種是中國的“政治”，政治化意義上的政治。我生活的年代曾經整天突出政治，現在也講政治學習，這種政治其實是政治利益，是功利導向的，這種政治其實是與法律相對峙的權力，中國人所講的政治就是這個意義上的政治。

這可以從目前司法政治化的主要表現得到證明，比如，大局司法、能動司法以及維穩的司法等，這種政治是指權力者所確立的目標，比如發展經濟、政治穩定等；二是指具體的行政權力和黨組織的權力。因為這是法律之外所考量的，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是與司法權威相抗衡的政治。

司法中出現的政治是和法律不一致的存在，是和司法與法律相抗衡的東西，是和制度化、法律化的正當政治背道而馳的。如果講政治，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法治統一，法律應該得到貫徹。現在和這個最大的政治相對抗的政治，其實就是個人利益，統治者利益，甚至于個人的政見。

事實上，政治干預司法的事在任何國家都無法絕對避免，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司法政治化是正確的結論，如同天天有人說謊，但不能由此證明說謊是正當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政治權力有干預司法的自然屬性，時時刻刻都在干預或者都在企圖干預司法，因此才需要討論司法與政治的應然關系（編者注：周永坤將司法與政治的關系分為應然與實然，實然關系屬于科學討論的范疇，而應然關系屬于規范學討論的范疇），才需要研究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

司法為什么必須去政治化？維護人的尊嚴是所有法律價值的基礎

政治與司法應然關系的基本假設是什么？是人的尊嚴，法律討論的是人際關系問題，人的尊嚴就是法學和法律所必須遵循的。由人的尊嚴所推導出來的基本價值有自由、平等，進而就可以開展司法與政治關系論證。

個案裁判為什么必須去政治化？這是從人的尊嚴角度得出的一個結論。維護人的尊嚴是所有法律價值的基礎。人的尊嚴實質就是擺脫對同類的依附，大家平等走到法律下，其實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這不僅是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終生為之奮斗的目標。

如果接受這一前提，由人的尊嚴推導出一個結論就是規則至上。人不是依附于人而是大家都走到規則下面，規則至上，從規則至上可以進一步推導出立法與司法應該遵循的原則。對于立法，人的尊嚴就要求立法者尊重自由、平等的人權，這是由我國憲法第33條所規定的，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對司法來講，人的尊嚴需要司法排除任何社會權威和政治權威的干預，法官有能力進行獨立判斷什么是法律，并且要求司法者唯法律是從。

因此，立法者以人的尊嚴為最高立法原則和法官唯法律是從的司法原則，是法治社會的最高原則。從該原則出發，司法趨于去政治化，是派生出來的司法原則，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則，因此，司法應該去政治化。

第一個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維護現代司法屬性的需要。如果政治化，司法就不是司法。司法有兩種，一是作為政治權力控制社會的工具意義上的司法，叫工具司法；一是作為社會公器的司法或叫“本真的司法”，或者說是維護人的尊嚴的司法。前者是專政意義上的司法，后者是憲政意義上的司法。

司法應然的性質是什么？居中裁判，維護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有許多種，法學所關心的是作為公平的正義，維護人的尊嚴。如果司法政治化，其必然結果就是使司法成為政治工具，司法權就退化為實際上的政治權力，不再是司法權，司法也就徒有其名。沒有司法，人便成為權力的奴隸。

第二條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為實現政治上善的需要，政治的善需要多種的因素，其中之一就需要社會對權力的監督，特別是政治權力對選舉的依賴，權力來自選舉，而不是來自槍桿子，這是現代社會政治正當性的基本假設。

在追求政治善方面，長期以來中國人又有兩種思路：

一種思路是道德浪漫主義，寄希望于權力主體的道德自省，自覺為人民服務，這已經被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就是統治者設下的一個騙局，這一幻想或騙局已經麻痹中國人已經達五千年之久。

另一種思路是1949年之后發展起來的監督理論，監督理論的邏輯問題是誰來監督那個監督者。單從監督理論本身來講，邏輯上就不能自圓，沒有人監督監督者，他肯定會壞掉，必須建立分權制度，監督是沒有效率的。其實，監督理論背后站著的仍然是道德浪漫主義，或者稱之為道德之神，寄希望于監督者的道德。監督理論形成近百年來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它是一個無用的理論，無論在蘇聯還是近70年來的中國，都無力解決權力濫用問題，也無法解決腐敗問題。

監督理論的失效告訴我們，要達到政治的善，必須實現權力之間的制衡關系。要做到這一點，唯一辦法就是使司法擺脫權力的干預，實現司法去政治化，以法律和司法權的合力實現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的夢想。沒有獨立的司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只能永遠是一個夢，只有把司法權凸出來，這個夢才有實現的那一天。

第三條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實現法大于權的需要。如果政治權力可以指揮司法，則權力必然在司法裁判之外。在這方面，與我國同為東方文化的日本經驗值得借鑒，戰后日本的司法就是逐漸擺脫政治干預而走向獨立的過程，這才轉變了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統治的局面，才有今天的日本。

第四個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政治權力依法管理社會有效性的需要。前三個方面是從倫理的角度來講，最后要從功利角度講，司法政治化會失去有效管理社會的抓手，直至政治管理最終歸于無效，什么意思？政治管理社會需要一個抓手，不能直接去管，這個抓手就包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以及按照法律所組建起來的一整套國家系統。

非政治化的司法是這個抓手得以生存的條件，各個權力之間各司其職，抓手就有效，如果各個國家機關都服從集中的統治權，最后這些機關都虛化，抓手也就沒了。政治權力干預個案司法，政治權威的統治最終退化為個案化處理，不是規則化處理，問題就非常嚴重，最后變成一種無規則的自由。沒有規則的治理，會消解以穩定為特征的法律和制度，如果變成個案化處理，可以說最后統治者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窮于應付，一旦到這一天，通常就無力回天，接下來就是周期性的王朝更迭。

當下中國信訪暴力化，截訪，老百姓信訪不信法，就是這一悲劇的前兆。信訪開始是動嘴巴，現在是動拳頭，有的地方動刀子。司法退出，暴力盛行，這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地方無法避免的必然規律。

歷史緯度：司法擺脫政治是中國現代化重要一環

中國歷史上有過重組政治與司法關系的努力，這是歷史的緯度。看一看中國歷史上是怎么走過來的，會給現代如何處理司法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一個參照和借鑒。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重要一環就是重造司法和政治之間的關系，使司法擺脫政治的羈絆，實現司法去政治化。這一過程長達百年，至今仍然在繼續，遠遠沒有完成，期間經歷三次大的變革，或者叫三次司法改革。

第一次是清末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清末變法與一系列運動的重要內容，開啟中國司法擺脫政治的歷史。光緒33年（1907年）已有一個立憲的規劃，用15年的時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獨立的司法。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司法改革，指明了司法的方向。沈家本、伍廷芳等制定《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沈家本是中國現代法律之父，沒有沈家本，中國現代的法律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清末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成就有四項，第一是建立獨立的審判衙門；第二是建立法官的考試制度；第三是制定訴訟程序法，內容被民國時期的立法所接受；第四，或許是最重要的，破天荒地建立律師制度。清末司法改革沒有完成，滿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繼承了這番事業，在司法方面，起碼亞洲沒有國家能夠和中國相比。

第二次司法改革是1952年，這是司法再一次政治化的歷史回潮。1952年6月，一項名為“反對舊法觀點和改革整個司法機關”的司法改革運動在全國展開，這是以專政的司法觀為指向的運動，其目的是建立政治工具的司法。

這次改革的結果使司法變成專政的工具。1960年，當時的中央政法小組，就是現在政法委員會的前身，向中央作出一個報告，要精簡機構，所謂精簡機構就是公檢法三家合為一家，而后以公安為長，法院、檢察院服從公安的領導。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當下正在進行的，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改革開放的一部分。當時的設計目標有兩個：一是經濟上的體制改革，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可惜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沒有能夠很好地進入軌道。司法改革當時所確立的目標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現在目標基本達到，有司法考試，有公安、檢察院、法院組織系統，都建立起來，在文革中，這種系統已經被破壞掉。

司法改革大概到90年代末期時，我認為處于一個高點，進入新世紀以后，本來應該更上一層樓，但在維穩利益的政治導向下，轉折點出現在2002年左右，文件表達是《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綱要突出司法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而原來的第一個綱要是堅持依法獨立審判的，對這一原則也很強調，到第二個改革綱要這一原則就弱化了。《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強調寬嚴相濟，強化調解，服務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溝通表達機制等內容。與之并行，極為嚴重的一個傾向就是政法委權力日益強化。關于政法委的權力，十八大過后已經明顯在各地弱化，這是一個進步。

當務之急：司法如何去政治化 接下來，我列舉一些當下中國政治介入司法的不當方式及其理念，哪些理念和實踐是有問題的？

第一，司法的政治工具主義。現在法學院的教材貫徹的都是法律工具主義思想，這是中國的法律意識形態，是極其有害的。法律的政治工具主義使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其他法律人沒有立足之地，從法律工具主義派生出來的就是司法工具主義。

司法工具主義的實質是追求法律以外的善，司法本身應該追求法律的善，但政治工具化以后的司法追求法律以外的善，這個善就是權力主體的意志。從司法本身來講，它應該是自主的，不被賦予外在目標，司法就是司法，法官應當忠誠于法律。如果司法服務于外在目標，就會喪失司法的本質，會墮落為外在目標的工具，直接結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不再重要。一句話，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實際是一種惡。

第二，司法受到潛在的非難。現在的法官受到兩個方面的壓力，第一是司法系統以外的壓力；第二是司法內部的行政壓力，法院高度行政化，法官的行政首長很多，沒辦法獨立。法官獨立是人類文明的普世性原則。現在法院的種種考核使法官不太自由，比如在河南，法官要對因案件引發的信訪終生負責，如果判決都能讓雙方滿意，那就是神，而這樣的規定明顯就是沒有把法官當人看待。另外，上訴方面也要考核法官，上訴本來是當事人的權利，可上訴率高了也不行。

第三，司法的目標政治化。司法就是追求公平正義，沒什么話講。大家都知道法國的正義女神象，一個手是天平，一個手是寶劍，背后有一句話，為了正義哪怕天崩地裂。現在不要說天崩地裂，一上訪就會變，法院就說我們商量商量吧，裁判還有什么司法權威可言？ 第四，司法手段的調解化。司法就是裁判，但中國變為調解，調解帶有強制性，現在許多法院的調解率，比如江蘇法院達到95%，當事人都是沒有辦法，調解不了，才到法院，法官有什么特殊本事讓他接受調解？除了權力，還有別的辦法嗎？調解在中國變成這樣子，法學家是有責任的，他們誤導當權者，把西方的社會調解混同于中國的司法調解。

第五，司法程序被弱化。司法程序弱化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政治權力就可以進來。第六，能動司法。能動司法要求司法主動和政治接軌，主動為政治服務。

第七，民意司法。民意司法是政治司法的外套，什么是民意？其實是政治權力說了算，不是你說了算。民意司法非常可惡，就是把當事人交給暴民。民意通常是暴民無法一致化的情感，任何民意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烏合之眾》。第八，強信訪機制，它的實質是政治權威高于司法權威。信訪權是中國憲法所包含的權利，公民有向國家機關提出意見、申訴的權利。公民必須有信訪權利，但強信訪的權力是絕對不行的。因為主導立法的是權力，強信訪進入到現在的信訪條例中，給中國帶來災難性影響，導致老百姓信訪不信法。

在法治社會，司法判決在解決糾紛意義上具有終結性，法官的權威是最高權威。在美國哪怕是基層法官的判決，奧巴馬也不敢動。只有我們這樣一個非理性的司法制度才允許信訪制度存在，而信訪機關成為事實上的“超級法院”，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一個自毀長城的愚蠢舉措。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政治對司法的非正當干預已經有所放緩，正在朝上走，至于回升有多快，無法預測。比如說能動司法，現在不是再強調能動司法有多重要，而是強調能動司法要有限制。信訪率也不排名了，以前信訪對于當地一把手是“一票否決”，信訪率如果排在最前面，官位可能就有一點危險，最后為了降低信訪率，就出現截訪，最終變成一種暴力對抗。現在信訪率不排名了，是一個進步。

這表明正在悄悄的進步，為什么進步還要悄悄的？因為我們的意識形態沒轉變。要轉變人治的意識形態，使其不具有正當性，理直氣壯追求法治的司法，追求保護人的尊嚴的司法，那樣中國才有希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們都大張旗鼓的去講這些東西。作為公共利益的政府，不是要求司法政治化，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政治權力尊重司法，接受司法的裁判，以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政治體制的權威。司法政治化的實質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規則化，最終將導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會的首要特點是法大于權，法大于權自然要求司法去政治化，否則司法就是自斷其岸，司法就會變異。

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我的回答是，政治應當以消極的尊重司法的方式介入司法，任何積極介入司法都是對司法原則的侵犯，不但不具有正當性，從維護統治的角度講，也不具有有效性，更不用說司法政治化本身就是對人的尊嚴的冒犯。

當下中國的司法是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實施憲法以維護司法的權威，實現司法的去政治化，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司法的力量，實現將權力特別是政治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的美夢。（編輯：周東旭，感謝暨南大學羅發龍老師的大力支持）

第三篇：大學生拍孝敬父母視頻引

大學生拍孝敬父母視頻引“淚崩” 網友議孝心到孝行

一名大學生花200元拍攝的一段片長僅為6分鐘的視頻作品，在短短一個月時間里，網絡點擊量竟達到了400萬次，而在首發的視頻網站上，網友的留言更是長達73頁。

這些都是視頻《天堂午餐》的主創者、河北傳媒學院大三學生劉嘯宇之前沒有想到的。

今年1月底，他將自己拍攝的這段視頻上傳互聯網，參加一個大學生電影節的“短片大賽”。

誰知上傳后不久，就接到了一個同齡人在歸鄉火車上哭著給他打來的電話。打電話的小伙子告訴他，為了打拼，已經5年沒有回家看父母了。“看了視頻后，關了電腦，他直接就奔火車站回家了，票都是上車補的。” 劉嘯宇自豪地告訴記者：“他打電話，只是為了說聲謝謝。”

翻看73頁的留言，發帖人多為80后、90后，所留內容也多為“瞬間淚崩”、“謝謝”等。

“這部視頻只是一部出色的學生習作。”河北傳媒學院影視學院副院長張曉艷表示，能讓80后、90后如此關注，實在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首發的視頻網站，更是為這部學生習作打出了“6分鐘，可能改變你一生！”的推介語。

“兒子”身上有所有80后、90后的影子

《天堂午餐》劇本完成于2010年8月。“一直覺得父母都很年輕，直到去年暑假的一天，我在廚房里看到我媽鬢角有好多白頭發，當時心里一驚，忽然覺得父母都老了，就萌生了要寫一個關于孝敬父母的東西。”1989年出生的劉嘯宇這樣解釋自己的創作初衷。

《天堂午餐》講述的是一個年少輕狂的兒子，平時對母親的辛勞不以為意，甚至對嘮叨的母親發脾氣。面對母親“我什么時候才能吃上你給我做的飯”的期盼，他毫不在意地回答：“媽，等您老了，我天天做給您吃。”而當母親猝然過世后，追悔莫及的兒子悉心給母親做了一頓午餐。

“我要用最簡單的鏡頭和拍攝手法講述這個故事。” 劉嘯宇說，制作這段短片只花了200多元錢，大多是去拍攝地點的路費和拍攝團隊的“盒飯錢”。短片中的演員全部是義務出演。

“母親“的飾演者是一個電影公司登記的群眾演員，她看了劇本后，覺得題材特別有意義，當即表示不要酬勞。而 “兒子”的飾演者是一名大一的學生，他笨拙的“廚技”給網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確不會做飯。” 劉嘯宇笑著評價說，完全是“本色出演”。

影片中，反映母親和兒子日常生活的幾個片段，同樣給網友印象深刻：當母親擦地時，兒子不耐煩地說：哎呀，別擋著我。當母親叫兒子吃飯時，正在上網的兒子卻回答說：別叫了，煩死啦！

為此有人解釋“淚崩”原因時指出：這個“兒子”身上有我們所有80后、90后的影子。

80后、90后熱議由孝心到孝行

參加電影節短片大賽前，劉嘯宇內心不禁忐忑。

為此，他先給自己的父母進行了“專場放映”。“媽媽看完哭得很激動。爸爸也抹著眼淚說：很好很好。”

被這個6分鐘的視頻感動的還有萬千網友。

“演員表演有點生澀！”有網友直言，但同時表示：好吧，我承認我差點流淚了！

網友“艾聞0105”則想起自己去世的父親：父親在世時，他因為工作忙沒有好好孝順父親。今年春節去祭拜父親，他哭了好久好久，特地買了父親愛吃的東西、愛喝的酒。但父親再也吃不到喝不到了。他很傷感地表示：“朋友們好好照顧父母吧，不要和我一樣后悔！”

網友“睡蓮上的小男孩”進一步反思說：我知道一句話，“活著不孝，死了亂叫”。能被此片感動的人應該分兩種：一種是和主人公一樣，不知道隨時盡孝的人；另一種，已經盡孝，感情豐富的人。你是哪種呢？

網友“www1663”則呼吁大家，有“孝心”更要有“孝行”：1999年我把老爸從醫院的ICU背回家養病，之后的8年時間里我背著他進出醫院無數，一直到2007年他去世。孝順，各位請不要光動嘴皮子，行動吧！

關于盡孝的方式，網友“xiao1xjx”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關鍵要有孝心。不僅僅是做一頓飯，就是一句“爸媽辛苦了”也是可以的。

被感動的不僅是80后、90后，一位孩子的父親表示：平時總說上有老下有小，壓力大，而大多數時間忙的卻是工作，真正給父母和孩子的時間沒多少。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多陪陪父母，用實際行動把孝敬父母的理念傳遞給孩子。

至于這部名為《天堂午餐》的影片能否最終獲獎，對劉嘯宇來說，還是一個巨大的懸念。不過他認為，能讓觀眾，特別是80后、90后，將埋在心底的“孝心”付諸“孝行”，已經算是影片最大的成功了。（程燕燕 記者 樊江濤）

第四篇：普京的講話為何震撼中國人

《普京的講話為何震撼中國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真理報》發表講話說：“一個把 老百姓的居住權、健康權和受教育權拿來拉動經濟 的政府，一定是個沒有良心的政府，真正執政為民 的政權，一定要把這三種東西當作陽光和空氣，給 予人民。一個國家不能變成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人占幾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樣，執 政當局沒有任何臉面賴在臺上，因為民生問題，就 是政治問題，就是執政者的責任。一個國家的執政 文明，就表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上，而不是表現 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現在經濟增長的數據。” 想象不到俄羅斯的“五個沒想到”

第一個沒想到是住房不要錢：“在俄羅斯居民住房不 收費，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無償轉給個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錢。”

第二個沒想到是用水沒水表：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 的“自來水、熱水（一天24小時供應）、供暖，從來 就不收費，索性連水表都省了。

第三個沒想到看病不花錢：“手術免費，住院免費，治療免費，唯一不免的只有藥費。不管你是不是俄 羅斯人，只要在俄羅斯境內的任何人得了病，救護 車就給你往醫院拉，就給你治。

第四個沒想到教育還倒貼：“學生上學一律免費，教 科書均由學校無償提供。而且所有的學校一律免費 供應全體學生一頓豐盛的、營養充分的早餐或午餐。”如果你實在想不通問一問俄羅斯的家長，他會告 訴你另外一個“沒想到”，“學校不供餐，讓孩子們到 哪吃飯呢？”

第五個沒想到失業要批準：“為了控制失業人數的增 加，俄ZF規定，大量解雇人員，必須在解除勞動協 議前3個月向國家就業處提出申請，得到批準后方可 解雇。”?? 怪不得有人總說俄羅斯人開郎、樂觀、堅毅，要我 說這不完全是俄羅斯民族的特有性格，試問你要能 過上這樣的生活還會悶悶不樂嗎？

第五篇：中美貿易戰引發了對供應鏈的重新思考

中美貿易戰引發了對供應鏈的重新思考

中美貿易戰的不斷升級，推動了中國制造商和美國客戶重新思考兩大經濟體間的供應鏈關系。

特朗普政府已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工業產品征收25％的關稅，并考慮繼續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征收關稅。目前，為了減輕美國消費者的壓力，大多數消費品已被從關稅清單上刪除。但制造業和零售業高管們擔心，受影響的產品范圍可能會擴大。

供應鏈逐步從中國轉移

雖然，工廠主對于工資上漲、原材料上漲等方面有一定的管理經驗，但是不確定規模的貿易戰成了他們面臨的一項特殊挑戰。香港青年工業家委員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陳女士表示:“這是制造業考慮如何分散風險，是否升級產品，增加價值或擴大生產到其他地區的時刻。”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國，但過去十年，一些工廠主開始將生產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孟加拉國，柬埔寨和越南，因為那里人力的工資更低，依靠這些對沖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風險。工廠主和美國買家表示，貿易戰將加劇這種轉變

當一個手提包產品被列入擬議的2000億美元的關稅清單時，美國高管們會急于尋找中國境外的替代生產基地。

三年前，美國企業家史蒂夫·馬登開始將部分手袋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柬埔寨，他介紹：“除了考慮價格因素之外，他還計劃明年將柬埔寨產量翻一番，達到其總產量的30％左右。”

Flex首席執行官Michael McNamara認為，公司將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需要時間。他表示：“長期來看，很多客戶會要求更多地區的制造來縮減供應鏈開支，并降低關稅影響的風險。”

但除非公司與工廠，供應商和政府存在關系，否則，這些企業家轉移生產產地是很難實現的。

利豐首席執行官Spencer Fung表示，雖然“很多人都迫切想要搬離中國”，但包括沃爾瑪和科爾在內的美國零售商從世界各地的工廠采購貨物，它可能還需要一兩年來穩定新國家的生產。

近年來，越南一直是許多公司制造戰略的核心，它吸引了三星，大金，日本空調集團和Techtronic等公司的投資。一些為歐美國時裝品牌供貨的服裝制造商也已從中國轉移到越南。

在美國銷售中國制造LED照明設備的Capstone高管拉里·斯洛林表示：“將機器搬到一個新國家，要比復制電子行業所需的復雜供應商網絡容易得多。每個人都在尋找一種對沖方式，但這并不容易，你可以想想一下，制造電子產品的所有組件都來自中國。”

中國制造業仍占據主導地位

中美關稅和其他關系方向的不確定性令制造商感到不安，但有部分公司的高管表示，中國可能會繼續保持其主導地位。

去年中國服裝出口仍然占全球的35％，而孟加拉國只占6.5％，越南為5.9％，柬埔寨為1.6％。據世界貿易組織稱，在辦公室和電信設備方面，中國同樣處于類似的主導地位。

企業家馮先生表示，希望中國工廠能夠通過尋找提高競爭力的方法來應對貿易戰，而不是面對壓力不做改變，從自動化到開發更高附加值的產品。他認為中國的工廠老板不會任由生意關門，他們會削減腦袋去想辦法。中國制造的產能絕不可能急劇下降。

零售商的利潤可能受影響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實施之后，受影響可能是銷售相關產品的美國進口商。但這種影響可能會在供應鏈中蔓延，從一端的消費者擴展到另一端的中國工廠。S＆P Global的Panjiva表示，近200家美國公司在最近的財報中提到關稅，其中47％表示會提高消費者的價格。例如，Steve Madden首席執行官Edward Rosenfeld在財報電話會議上提到“數據背后的數據”表明零售價格需要上漲約3.5％才能抵消10％的關稅。

但分析師表示，無論如何零售商不可能將所有成本都轉嫁給消費者。除了一些高端品牌外，許多銷售普通產品的零售商都不敢大幅提價。他們必須尋找別的方法來對沖關稅壓力。

因此，零售商的利潤率可能受到影響。而大幅漲價則會嚴重損害美國消費市場，從而損害所有參與者的利益。

在貿易戰不斷升級的背景之下，包括零售商，進口商和制造商在內的每個貿易參與者都需要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