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俠義精神與西方騎士精神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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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用隱喻理論分析英漢商標的語言特色

20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men in Fortress Besieged and Pride and Prejudice

第二篇：中國木結構建筑與西方木結構建筑比較

中國木結構建筑形成與西方木結構比較

摘要：中國古代木結構形成的原因包括取材方便、適應性強、有較強的抗震能力、施工速度快、便于修繕、搬遷和與夯土技術的接合等。本文對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的特點作了簡要闡述，并且從中國古典思想上分析了木結構形成的深層原因。古代西方木結構在居住建筑上一直有著廣泛的應用，與磚石結構建筑并行發展。由于磚石結構的教堂等公共建筑一直是西方建筑的主流，因此與磚石結構建筑相比，木結構建筑一直處于次席的位置。最后對比中西方古建筑選材，得出結論，不同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產生不同的價值觀念，由此產生不同的建筑態度、不同的對技術方案選擇的標準。

關鍵詞：中國木結構建筑 西方木結構建筑 磚石 材料 框架結構 人本思想

一、中國木結構建筑的形成

對中國建筑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建筑文化像中國那樣熱衷于土木結構，從史前穴居、巢居到清代的大木作、小木作，中國的建筑文化一直以土木及其結構技術為主旋律，從未大力發展磚石建筑，致使磚石建筑始終處在支流地位。木建筑如此長期、廣泛地被作為一種主流建筑類型加以使用，必然有其內在優勢。這些優勢大致是：

1、取材方便

在古代，我國分布著大面積的森林，包括黃河流域也是林木森郁的地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是我國一個優良的傳統。在古代中國大部分地區，森林面積很廣，木料比磚石更容易獲取，可迅速而經濟地解決材料的供應問題，加之木材易于加工，利用石器即可以完成砍伐、開料、平整、作榫卯等工序。隨著青銅工具以及后來的鐵質斧、斤、鋸、鑿、鉆、刨等工具的使用，木結構的技術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并由此形成我國獨特的、成熟的建筑技術和藝術體系。

2、適應性強

木架建筑是由柱、梁、檁、枋等構件形成框架來承受屋面、樓面的荷載以及風力、地震力的，墻并不承重，支起圍蔽、分隔和穩定柱子的作業，因此民間有“墻倒屋不倒”之諺。房屋內部可較自由地分隔空間，門窗也可以任意開設。無論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構件的房屋，只要在房屋高度、墻壁與屋面的材料和厚薄、窗的位置和大小等方面加以變化，就能廣泛的適應各地區寒暖不同的氣候。使用的靈活性大，適應性強，無論是水鄉、山區、寒帶、熱帶，都能滿足使用要求。

3、有較強的抗震性能

木構架的組成采用榫卯結合，木材本身具有的柔性加上榫卯節點有一定程度的可活動性，而構架的結構所用斗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縮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內可減少由地震對這種構架所引起的危害，使整個木架構在消減地震力的破壞方面具備很大的潛力。

4、施工速度快

木材加工遠比石料快，加上唐宋之后使用了類似今天的建筑模數制的方法，各種木構件的樣式也已定型化，因此可對各種木構件同時加工，制成后再組合拼裝。所以歐洲古代一些教堂往往要花上百余年才能建成，而明成祖興建北京宮殿和十王府等大規模建筑群，從備料到竣工只有幾十年。故雖然木材極易失火和損壞，但依然流傳至廣。

5、便于修繕、搬遷

榫卯節點有可卸性，替換某種構件或整座房屋拆卸搬遷，都比較容易做到。歷史上也有宮殿、廟宇拆遷異地重建的例子，如山西永濟縣永樂宮，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元代道觀，整組建筑群已于20世紀50年代被拆卸遷移至芮城縣境內。

6、夯土技術的結合

中國很早就掌握了夯土技術，利用黃土地區取之不盡的土材做夯土臺基、夯土墻。夯土臺基既避免了地下水經毛細作用蒸發到地表，又使木構免受雨水浸害，有效地保證了土和木的耐久性能，克服了土和木的重大缺陷，因此在很長時期里阻礙了石材和磚的大量應用。

二、中國古代木構建筑的基本特點

1、巧妙而科學的框架式結構

木結構體系是中國古代建筑在建筑結構上最重圖要的一個特征。中國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構架結構，即以立柱和縱橫梁枋組合成各種形式的梁架，使建筑物上部荷載均經由梁架、立柱傳遞至基礎。

我國木構建筑的結構體系主要有穿斗式和抬梁式兩種。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變體和局部利用斜桿三角形穩定架構的做法。

穿斗式（或稱“串逗”式）木構架（如圖0-1）的特點是：用穿枋把柱子串聯起來，形成一榀榀的房架；檁條直接擱置在柱頭上；在沿檁條的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聯起來。由此形成了一個

整體框架。

抬梁式木構（如圖0-2）的特點是：柱頭上擱置梁頭，梁頭上擱置檁條，梁上再用矮柱支起較短的梁，如此層疊而上，梁的總數可達3—5根。當柱頭上采用斗栱時，則梁頭擱置于斗栱上。

相比之下，穿斗式木構架用料小，整體性強，但柱子排列密，只有當室內空間尺度不大時（如居室、雜屋）才能使用；而抬梁式木架構可采用跨度較大的梁，以減少竹子的數量，取得室內較大的空間，所以適用于宮殿、廟宇等建筑。

墻壁只起圍護、分隔的作用，而不是承擔房屋重量的結構部分，所以門窗等的配置，不受墻壁承重能力的限制。這種結構，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氣候條件下，滿足生活和生產所提出的千變萬化的功能要求。

2、特有的斗栱結構（如圖0-3）形式

由框架式木結構形成了過去高級建筑才有的一種獨特構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斗栱”。它是由水平放置的方形斗、生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組成。對屋之重載具有一定的承托作用，加強了柱子與梁、枋、檁的結合，使其木構接榫處不因過重的壓力而受到損害，在物理力學上具有分力之效，同時還作為封建社會中森嚴等級制度的象征和重要建筑的尺度衡量標準。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結構簡化，將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栱的結構作用幾乎完全消失，變成了幾乎是純粹的裝飾品。

3、靈活安排空間布局

使簡單規格的單座建筑富有不同的個性，在室內主要是依靠靈活多變的空間處理。而室內空間處理主要依靠靈活的空間分隔，即在整齊的柱網中間用板壁、帳幔和各種形式花罩、博古架等隔出大小不一的空間，這些活動構筑物便于安裝、拆卸，使室內空間既能夠滿足屋主自己的生活習慣，又能夠在特殊情況下迅速改變空間劃分。

4、實行單體建筑標準化

中國建筑以木結構為主，為便于構件的制作、安裝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構件規格化，也促使設計模數化。早在春秋時的《考工記》中，就有了規格化、模數化的萌芽，至唐代已經比較成熟。到宋的《營造法式》，模數化完全定型。建筑的規格化，促使建筑風格趨于統一，也保證了各座建筑可以達到一定的藝術水平。規格化并不過于限制序列構成，所以單體建筑的規格化與群體序列的多樣化可以并行不悖，作為一種空間藝術，顯然這是進步的成熟現象，但后繼者“遵制法祖”，則妨礙了建筑的創新。

5、單體建筑形象優美

單體建筑從整個形體到各個部分構件，利用木構架的組合、各構件的形狀及材料本身的質感等進行藝術加工，達到建筑的功能、結構和藝術的統一，是中國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之一。

屋頂在單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達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我國古代匠師充分運用古代木結構的梁架組合形式以及木材料的特點，創造了屋頂舉折和屋面起翹、出翹，再和直線巧妙地組合，形成向上微翹的飛檐，不但擴大了采光面、有利于排泄雨水，而且增添了建筑物飛動輕快的美感，所以西方人稱譽中國建筑的屋頂是中國建筑的冠冕。

6、規格化與多樣化統一。單體形象融于群體序列

單座建筑的規格化，到清代達到頂點，每一種的尺度、比例都有嚴格的規定，上自宮殿下至民居、園林，建筑的藝術效果主要依靠群體間的聯系、過渡、轉換從而構成豐富的空間序列來取得。就整體而言，重要建筑大都采用均衡對稱的方式，以庭院為單元，沿著縱軸線與橫軸線進行設計，借助于建筑群體的有機組合和烘托，使主體建筑顯得格外宏偉壯麗，這也就彌補了單體建筑定型化的不足。

7、重視建筑組群平面布局

中國最早的單座房屋，隨著功能提高，已不能滿足各種用途需要的空間，但木結構建筑擴大空間的主要方法是加大構架尺度和增加梁架數目或增加層數，而這些都受到材料、結構技術和使用要求的限制，因此，自然的發展了單個建筑物的群體組合的形式。雖然是一些不大的簡單的單座建筑物，也可以構成龐大的復雜的整體，從而滿足建筑的功能和思想性、藝術性的多方面的要求。它的布局原則是內向含蓄的，多層次的，力求均衡對稱。而這種布局是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和禮教制度也是密切相關的，是尊卑、長幼、男女、主仆等封建的宗法和等級觀念在住房上的體現。

8、運用色彩裝飾手段

木結構建筑的梁柱框架，需要在木材表面涂漆和桐油等防腐措施，以保護木質和加固木構件用榫卯結合的關節，同時增加美觀，達到實用、堅固與美觀相結合的目的，由此發展成中國特有的建筑油飾、彩畫。

中國建筑注重建筑構件的色彩和裝飾彩繪的表現性，用色大膽、強烈，并以此標示等級與功能的差異。絢麗的色彩和彩畫，首先是建筑等級和內容的表現手段。屋頂的色彩最重要，黃色是帝王所專用，民居只能用灰色陶瓦；其次是對比寓于和諧。因為基調是統一的，所以雖然許多互補色、對比色同處一座建筑中，但總的效果是和諧的；最后是藝術表現寓于內容要求。例如宮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強烈，民居最普通，色彩也最簡單。

三、從中國傳統思想看古代木結構建筑盛行原因

1、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與木結構

中國傳統文化倡導“以人為本”，注重對人的研究，而非像西方那樣執著于探索物質世界的奧秘。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是把人作為主體的，從人的角度出發，以整合社會為目的，闡明人生的意義。春秋末年，百家爭鳴，諸子百家中尤其是儒家，開始重視對人的研究，他們以人為中心，立足于人的倫理道德，全面地探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擺脫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道路。中國古代大多數思想家對宗教都缺少熱情，他們所關心的是社會、人生等現實問題。

中國傳統“以人為本”的思想，對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神”和“物”都具有永恒性，而“人”和“人生”卻具有短暫性。因此，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沒有把建筑物看成永久的紀念物。建筑如同人生一樣，是有壽命的，是隨著人的生命節拍而存在的，因此使用可以腐朽的木材要比使用永恒的石頭更有生命意義。木材源于向上生長的樹木，代表著生命，而石材的冰冷則暗示著死亡。這也不難解釋為何在中國的古代建筑中，石材多用于墓室或佛塔，而住宅則多用木材。

2、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的神韻

中國古代建筑是一部“木頭的史詩”，中國古代匠人將木頭的價值予以充分的發揮，給木頭注入了靈魂，使其充滿了生命力，于是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展現出的是禮——理——情的融合統一，是典章與藝術、理性與情感、倫理與心理的統一體。中國古代建筑廣泛使用木質作為原料，以木為“骨”是中國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以木頭作為骨架，中國古代建筑集堅忍不拔與婀娜多姿于一體。所謂以木為“骨”，即中國古代建筑主要采用木柱、木梁等構成房屋的框架。屋頂與房檐的重量可通過梁架傳遞到立柱上，墻壁只起隔斷或劃分內外空間的作用，而不是承擔房屋的負重。

“勾心斗角”這個成語含貶義，但它卻形象地勾勒出了斗栱的組合方式。斗栱是中國獨有的木結構元素，凡是抬梁式的建筑都缺少不了它。中國人講求“方正”，在中國古代建筑中矩形構架也是一種基本的構架方式，而斗栱系統正是一種矩形的結構系統。因此，在中國人的價值判斷里寧可用復雜的斗栱來取代省料的斜撐木，哪怕是耗時耗木也在所不惜。

由于中國古代建筑無論內墻、外墻，都不承擔結構荷載。因此，“間”和“架”的數量可隨平面大小的要求而增減，在發展上可以做到不受限制，這就帶來了一種靈活性，人們可以隨著使用過程改變其形態、功能，可隨意拆、移、挪。于是，“間”成為了建筑的一個細胞，“間”和“間”既相隔又相通，隔是為了便于使用，通是為了不感到局促，而又不會一覽無遺。這就形成了房屋“隔而不隔”的設計特色，賦予平面無限延伸的可能。

中國古代建筑的木結構體系靈活性很強，組合是其構圖的基本觀念。它以間為基本框架，間可以左右相連，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疊。如果說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是一種積木游戲，那么，這種積木游戲則遵循著“三位一體”的構造原則，使建筑極具韻律感。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從來不會讓建筑的“三位”（臺基、屋身、屋頂）各自為政，即便是往高空發展的多層樓閣、佛塔等的屋身也仍然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整體，有作為“屋頂”的飄檐，也有形似臺基的欄桿，在立面上不斷的重復，既有秩序感和統一性，又通過塊面的分割，使其富有變化性。

“模數”的應用，使得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呈現出“以不變應萬變”的靈活性，大大縮短了營建的時間，也正是因為這種統一的規范，使房屋的再生成為可能。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是可以“搬家”的，只需要把組成房屋的標準構建——柱、梁、枋、檁、門、窗、隔扇等拆卸下來，搬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進行裝配，房屋的“搬家”即可完成。

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是具有“靈性”的建筑，以恒久的構件和幾乎相似的院落，通過無限“衍生”便能演繹出無窮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中國古建群體獨有的內涵。

四、西方木結構建筑

希臘早期的廟宇和其他建筑物，都是木構架的。由于木構架容易腐朽和失火，而古希臘制陶業發展早，技術高，于是就利用陶片來保護木構架。古羅馬在木結構的應用中，維特魯威描述了最早的木屋架形式：由兩根相對的木料構成人字形，中間用水平的聯系桿件連接。在大型的公共建筑上除了使用拱頂和穹頂之外，也使用木桁架（如圖3-2）。當時的木桁架技術相當高，已經會分辯受拉構件和受壓構件，并采用了相應的結點構造方法和形式。古羅馬的城市居住建筑大體有兩類，一類是沿襲希臘晚期的天井式獨家住宅，另一類是公寓式的集合住宅，這類住宅通常采用木結構，但是極易失火。

西歐在5～10世紀建筑極不發達，在閉關自守的狹小封建領地里，古羅馬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都不需要了，西歐在大部分地區丟失了古羅馬的拱券技術后，大量的采用了木屋架。10世紀起，拱券技術從意大利北部傳到西歐各地。因為木屋架太容易失火，教堂重新使用拱券技術。

在15世紀，英國對原有木桁架進行了一項很大的改革，即“托臂梁桁架”，與拱肋相結合，產生較大的跨度（如圖3-7）。這時期市民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按照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傳統，大多采用木構架，主要有梁、柱、墻龍骨以及為加強構架剛性而設的一些構件。

木制狹板教堂是斯堪迪納維亞國家的特色。如今，還可以見到中世紀建造的這種教堂，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這種建筑主要分布在挪威（如圖3-12）。

西歐國家在這個時期的宗教建筑又重新以磚石為主。意大利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西班牙則在意大利的影響下，發展了帶有伊斯蘭特點的建筑。

在17世紀以法國為代表的古典主義建筑成為歐洲建筑發展的又一個主流，是法國絕對君權時期的宮廷建筑潮流。

這個時期，木結構建筑仍然在民間廣為流傳，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在阿爾卑斯山脈盛產森林的地區，尤其是鄉村，仍然保留并發展著木結構建筑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但處于比較次要的地位。

16世紀德國中產階級的住宅以木結構為主，英國民間木架構建筑也層出不窮。在民間，俄羅斯長久以來流行木結構建筑。由于結構技術差，跨度不大，因此把它升高，形成墩式體形，再做成攢尖式的頂子，稱為“帳篷頂”。民間建筑在這個時候對宮廷建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產生了充滿向上動勢的“帳篷頂”教堂形式（如圖3-22）。

18世紀下半葉，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產生了新的建筑技術和建筑材料。19世紀上半葉，歐洲各主要國家都經歷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大型的公共建筑主要體現了羅馬復興、希臘復興以及哥特復興的風格，都以磚石結構為主。

歐洲北部的城鎮發展較晚。在工業化時代，芬蘭的城鎮地區的建設才開始，在19世紀基本完成的。在這個森林資源豐富的地區，木材成為重要的建筑材料。在建筑形式上，受俄羅斯古典主義影響較深。

中國古代從上古時的居住建筑到封建社會的平民住宅都基本采用土木結構，同時代表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封建帝王的宮殿及壇廟、宗教建筑的寺觀等亦采用木結構建筑。這與西方古代建筑史有著顯著的差別。西方古代建筑歷史中，大量的是磚石結構的神廟、教堂、宮廷及皇家的公共性建筑，居住建筑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建筑史的主線是以磚石結構為主的宗教建筑，但在民間以木結構為主的居住建筑一直沒有間斷過，成為與磚石結構建筑并行發展的另一條線索。

五、中西方木結構建筑比較

世界上所有已經發展成熟的建筑形式或者建筑體系，包括屬于東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和回教建筑在內，在現代建筑未產生之前，基本上是屬于磚石結構為主的建筑系統。只有包括日本、朝鮮等鄰近地區在內的中國系建筑才以木骨架結構為主。為什么中國古建筑主要發展木骨架結構而不像其他體系那樣發展磚石承重墻式結構呢?中國古代是同時掌握磚石結構技術的，正如其他的建筑體系同樣懂得用木頭蓋房屋一樣。

西方的磚石結構最重要的拱券技術，是大多數磚石結構建筑的核心部分。關于“拱券”構造的發明，中國要比西方早。而“拱”的構造正是磚石結構的最主要的技術焦點。大概，中國古建筑發展木結構的體系主要原因就是在技術上突破了木結構不足以構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設計思想上確認這種建筑結構形式是最合理和最完善的形式。

純粹從建筑技術觀點而論，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式的木框架結構為主的混合構造所取得的效果是較為低劣的。“木”結構的優點正是“石”結構的缺點，“石”結構的優點也正是“木”結構的缺點，但是總的來說，木結構形式的建筑在節約材料、勞動力和施工時間方面，比起石頭建筑就優越得多了。在達到同一要求和效果的前提下，中國建筑是世界上最節省的建筑，也就是說，是最經濟的技術方案。尤其在施工時間上，同時代的、同規模的中國建筑比西方建筑不知快了多少倍。

中國的歷史和西方的歷史有一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任何時候都沒有發生過神權凌駕于一切的時代。一本西方的建筑史其實就是一本神廟和教堂的建筑史，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這個問題似乎是中國建筑的發展和西方建筑的發展有原則性分別的基本原因。這個問題涉及古代一個民族對建筑的基本觀念要求，一個以“人”為中心，一個以“神”為中心，也就是所謂的“人本”、“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卻是“暫時”的，在不同的價值觀念下自然產生不同的選擇態度和方法。在整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人堅持木結構的建筑原則與此有很大的關系。

也許只有從文化差異上才能找到真正左右中西方建筑在取材方面出現差異的根本原因，敦煌、龍門、云岡等石窟因為是宗教建筑，它來源于印度，雖然在形式上和西方建筑的神廟和教堂不一樣，但是在性質和內容上就完全相同．它們都是經年累月長期地積累而建成的，因為這種行動完全是基于一種對宗教的熱情，人們就樂于長期地去和石頭打交道。事實上只有宗教的力量才可以驅使人們去完成那些精巧的石頭的藝術巨構。不同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產生不同的價值觀念，由此產生不同的建筑態度、不同的對技術方案選擇的標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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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西方愛情詩與中國愛情詩的比較

西方愛情詩與中國愛情詩的比較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記錄了中國遠古時代的詩歌特點；古詩十九首開文人詩歌的先河；魏晉六朝詩歌奠定了中國是個的基礎，唐詩集集大成而放義彩；現代詩另闢蹊徑，開新詩之先河。中國詩歌在長久的流傳中不但數量眾多而且大放異彩，成為中國文化的寶藏。西方詩歌也有著長久的歷史，追溯到《荷馬史詩》應算是西方最早的詩歌了吧；中世紀英雄史詩為西方詩歌描上來玩濃墨重彩的一筆，至18、19世紀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興起，更是為西方詩歌帶來了一次繁盛。朱光潛先生認為，中西方詩歌在情趣方面有些多異同，比如人倫，自然，宗教哲學等。現在就從人倫方面略談一二。

朱光潛先生在《試論》中認為“西方關於人倫的詩中大多以愛情為中心，而中國愛情雖多，但並未讓愛情將其他人倫抹去。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惠在西方詩歌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國詩中則幾乎與愛情詩占同等位置。”那麼就拿中西方都和多數量的愛情詩來說吧。中西方愛情詩的源頭都是很長遠的，如中國早在《詩經》中便有許多關於愛情的作品，如《關雎》、《子矜》等篇章；而在西方，騎士制度中騎士對貴婦追求的典雅愛情，而反應這些愛情的如“小夜曲”“破曉歌”等騎士抒情詩是近代歐洲愛情詩的先驅。同樣多的愛情詩中中西雙方所表達的方式卻是不盡相同的。

首先是在內容方面，西方愛情詩多寫戀愛追求心儀之人的心情，如裴多菲的詩“我願意是樹，如果你是樹上的花；我願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這些詩直接表達男子的女子的追求面對她們的愛。而中國詩歌中卻較少這方面的作品，雖然也有《關雎》、《靜女》等表達了男子對戀人的追求和等待的焦急心情，但中國愛情詩中較為有名的多是反映夫妻生活的或是悼亡詩。如《詩經·衛風·氓。》而最為出名的就是悼亡詩，如潘嶽的《悼亡詩》如蘇軾的《江城子》等，所以西方的愛情詩多明快清朗而中國的愛情詩卻多幽怨苦痛。

其次由於內容的不同，中西方愛情詩的語言也有各自的特點。西方愛情詩血多熱烈而富有激情，如普希金的《願望之火》中寫道“愿望之火在血液中燃燒/我的靈魂已為你刺傷/吻我吧/你的親吻比美酒和香脂更甜更香/當歡樂的一天逝去/走來了夜晚的暗影/把你溫柔的頭靠在我的懷里吧/讓我也能夠睡得安靜。”直白顯露，直接表達自己的心情和願望感情，應該屬於王國維《人間詞話》中“隔”與“不隔”中“不隔”的範疇。而中國的愛情詩在語言上卻是有著朦朧而隱晦的特點，多善用比喻、象徵都手法，如《詩經》中的《木瓜》一章就通過贈送貴重的禮物來表達“永以為好也”的願望，就算是現代詩也多如此，如舒婷的《致橡樹》也是用橡樹為象徵，總是旁敲側擊，為從正面入手，及至l李商隱的《無題》就更是意象眾多，朦朧的如霧裡看花了。所以中國愛情詩很少有像西方愛情詩那種用吶喊的方式表達感情的。

中西方愛情詩的不同多是由其歷史淵源的，西方的騎士制度抬升的女子的地位，西方的文化制度下頁較注重個人感情的抒發；而中國儒家制度下，女子的地位及其低下，只作為男人的附屬品出現，而于愛情方面多是內斂的。總之，中西方愛情詩雖多有不同之處，但也各有千秋，是值得互相借鑒的。

第四篇：西方民主制度與中國的民主制度之間的比較

西方民主制度與中國的民主制度之間的比較

美國大選剛剛結束，Trump戰勝Hillary成為第45任總統。美國選舉在中國引起一股熱潮，甚至有些人說中國的關注程度可以和美國相媲美。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別的國家選舉我們這么關注的現象？我覺得除了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他的政策會影響全球外，還有個原因是我們國家民主并不如歐美國家直接和廣泛。“民主”一詞源于希臘字“demos”，意為人民。其定義為：在一定的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我們都知道，最早的民主來自于希臘，當時他們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發展到現在已經逐漸完善，獨裁專政的國家已經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國的民主制度卻有一些異同，兩種制度各有各的優缺點，也說不上誰好誰壞。西方民主制度

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制度是現代西方各國民主制度帶共性的東西，直接體現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個層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層次的制度有：選舉制度、代議制度、政黨制度、分權制度與司法獨立、軍隊制度。第二層次的制度有以下幾種類型：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制度只是一些構件，整個制度不過像一部機器。要使制度運作起來，就需要人們不斷地為這種制度注入活力。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運作過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運行機制:參與機制、競爭機制、制衡機制、糾錯機制、法律機制，所有這些構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從這些制度看上去也許很完美，權力并不是掌握在個人手上不管是法律還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經過多人的討論。但是這個“多人”卻很令人思考，雖然公民享有選舉權，但常常被金錢、媒體、黑勢力、財團等所影響和操縱，從而成了“富人的游戲”、“錢袋的民主”和資本玩弄民意的過程。

在我看來這種較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優缺點很明顯，優點是每個人都可以較為直接的參政，而這也是為什么國外選總統首相時，候選人都會上臺做演講，演講關于他的政治主張以及對自己在任職期間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諾。因為每個人的選票都至關重要，每個人都有種我是國家的主人的感覺；缺點是制度的過于民主導致一些文化水平較低的民眾不能準確客觀的認知這個政策或候選人對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帶來什么，他們容易受到金錢的誘惑或其他的影響而被別人所操縱。同時過于寬泛的民主可能會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國修一條高鐵花了兩年還沒動工，因為在高鐵沿線的每一個人家都要進行協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進行執行，導致工作的效率較低。我國的民主制度

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是以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它是絕大多數人享有民主權利和對極少數敵人實行專政的統一。我們國家人民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間接的參政的，人民通過選擇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過參加人民代表大會來實現參政的。我國的制度是較為適合我國的國情的，因為我們國家是單黨執政的，所以不會出現多黨的混亂但是卻滋生了黨內的一些腐敗問題。但隨著輿論及媒體的發展，我相信這些問題一定會得到緩解。不過在我看來在我國中央的權力太過于集中，地方權力過于分散所導致的問題很明顯，地方民眾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權力。并且地方官員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選出來的，還有很多是從中央分配過來的。雖然人大代表是群眾選出來的，但是民眾不能正確的了解人大候選人。他們不會發表演講或舉行拉票活動，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誰，更不用說自己選他的理由。總結

各級人大從低到高雖然能夠很好地處理好我國人口眾多的問題，但卻使得最底層的人民的意見被淡化。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開頭所說的關注美國的選舉情況，因為他們的不管是演講還是電視答辯都是我們所沒有的，我們為了滿足自己參政的愿望開始主動關注別國的民主制度。

歐美國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們成為了發達國家，在世界上領先別國。但是面對不同的國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國的人代制度非常適合我國的國情。但是我覺得更應該鼓勵群眾參政，在選舉時多進行宣傳，讓民眾知道自己所選的人是誰？同時中央應該放權給地方，這樣既可以減輕中央的工作負擔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參政的積極性。所以說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讓民眾感到自己說的話有作用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二

小崗村雖為先行者，沒有富裕成功，是因為小崗村沒有能實現產業升級，發展工商業，始終圍繞土地打轉轉，在整個農業衰敗的前提，不可避免于失敗，雖然失敗，但小崗村的失敗，帶有陳勝吳廣式的悲壯色彩。

南街村曾經富裕，但并不成功。它富裕的原因是抓住了產業升級的機會，同時得到了超額的資金扶持，廣闊的外部市場和廉價的外來勞動力，這些市場因素的存在說明了南街村集體經濟的虛偽性。政治上的光環不但沒有給南街村帶來持續的發展動力，反而因為錢來得過于容易而失去了市場的競爭性。所以說，南街村富裕但并不成功，因為這個富裕也是靠不住的。

把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兩個樣本，小崗村與南街村互相比較，在社會快速變革的大背景后，誰是真的英雄？市場說了算，社會發展的規律說了算。、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科學發展觀之所以把統籌城鄉發展放在其他諸“統籌”之首位，是因為它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能否協調發展的關鍵所在。中國改革發展演變到今天，已經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即農村的問題不能只在農村找出路，必須聯系城市發展即城市化探索解決農村的問題；同樣，城市化的問題，不能只在城市中找出路，必須聯系農村的發展探討解決途徑。這就是統籌城鄉發展的真諦所在。固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但中國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制度化，卻有明顯的體制性特征。無論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重工業優先，還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過度的工業化、城市化追求，都在強化著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表現出持續強化的路徑依賴特征。問題在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當前存在著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是很難得到化解的。這就必須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統籌城鄉發展。

無論中國的城市化達到多高的程度，總有相當一部分人口留在農村，而這部分農民的發展與城市化是息息相關的。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在城市化進程中決不可能存在著世外桃源般的原始農村。農村居民也在不同程度地享受著現代化的成果，即現代城市的文明。有形城市化與無形城市化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在城鄉差別還相當懸殊的情況下，要加快城市化進程是相當困難的，無論是進城的農民還是當地政府，都要為城市化付出高昂的成本，更談不上短時間內把億萬農民工轉化為市民的可能性。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農民工”、“城中村”和“小產權房”，是不可逾越的“三道坎”。中國城市化的難題不在于把農民轉化為農民工，而在于把農民工轉化為市民。農民工與市民的差別，是一種身份的差別，要剝離附著在農民工身上的種種不平等的差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中村”和“小產權房”，也是件不容易解決的難題。僅深圳市，“小產權房”就占住房面積的49%。城市化不是城市居民的專利，農村居民也在城市化，如果農村居民不存在城市化問題，城鄉差別怎么有可能縮小呢？我們把農村城市化理解為無形城市化。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為了啟動無形城市化，強化無形城市化，克服有形城市化與無形城市化之間的不協調狀況，以促進中國城市化的健康發展。

六、著力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加強公共性職能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首要條件。公共性職能是政府為包括廣大農村居民在內的全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政府公共職能缺位是產生城鄉社會問題、造成城鄉不和諧的重要原因。政府的公共性主要體現在公平公正地面對城鄉廣大社會成員，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在配置資源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提供機遇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分享成果方面都要公平公正，歸根到底，在制度建設方面都要公平公正。當前，要把重點放在解決最基礎的最薄弱的“三農”問題，要著重于推進現代農業的建設，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村義務教育及合作醫療制度建設，推進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加快建立城鄉基礎設施共同發展機制、城鄉公共服務均等供給制度、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拓展，社會保障向農村覆蓋，向著城鄉一體化方向邁進。一，加大對農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強與農民生產和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品的軟件硬件供應。以往政府對農村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農田水利建設等方面，考慮的只是生產性項目，而對直接關系農民生活的水、電、交通、通訊等重視不夠。事實上，由于這些建設項目的公共品特性，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為此，政府在財政投資上，必須要改變觀念，即政府不能局限于只向城市居民提供這方面的服務。要想使農村走向現代化，就必須拋棄那種只管城市市政設施建設、很少考慮農村地區的思想。二，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采取政府與農民聯合辦理的方式，鼓勵農民去參加醫療、養老、教育保險，鼓勵保險公司開發適用于農民的農業保險，徹底解決靠天吃飯的局面，幫助農民在經濟上規避天災的風險。加強信用社，城鎮銀行等機構對農民的放貸力度，鼓勵農民自主創業，在技術上支持，政策上扶持，政府要做好農民自主創業的“保姆”，幫助農民解決他們遇到的后顧之憂。鼓勵風險投資等機構到農村投資，激活農村經濟活力三，進一步開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改革，應允許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確定并經批準為建設用地的農村集體土地進入市場，讓農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對于有長期穩定的收益的公益性占地（高速路、機場），允許農民用農地入股；允許經批準為建設用地的農用地以租賃形式轉為工商業用地。發揚經濟民主，由村民自己來管好用好農村集體的這部分來自農地轉為非農用途的收益，如前述的建立義務教育基金和醫療基金等。允許土地自由流通，完善農村土地市場。

四，加快農村保障體系建立的進程，讓農民享受和城里人一樣的社會保障體系。

五，加速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于大部分農民工來說，在大城市定居仍是不現實的，他們往往是在積累一部分資金后，回到自己家鄉附近的小城鎮從事二三產業。加速中國城鎮化進程、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戰略仍然是發展小城鎮。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中國目前遇到的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要想解決三農問題，任重而道遠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求是雙方面的平衡關系，供給側方面的改革最終也是在創造需求，是在解決需求的問題。比如，減產能、兼并重組實際上是調整供給結構，把不需要的供給減下去，同時創造市場需求。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也是這樣，放寬準入的同時就是在擴大投資。制造業的增長以及轉型升級、服務業的發展，都是通過供給側的改革來創造出新的需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三駕馬車：從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終需求─投資、消費、凈出口這三種需求之和，因此經濟學上常把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這是對經濟增長原理最生動形象的表述。“三駕馬車”原意是指三匹馬拉一輛車。中國古代以拉車的馬匹的多少來區分地位，所謂“三駕馬車”，不是說三匹馬拉的車，而是說三匹馬一組一轅，分前、中、后三組來拉的車。漢代以前，軍隊中還沒有現在所謂的騎兵，而是戰車，就是兩馬拉一車的模式。中軍統帥的戰車和其他不同，是三匹馬來拉，也叫“三駕馬車”，是統帥的標志。這是帝王等級的待遇，所以“三駕馬車”這個詞也就有最好的，最豪華的意思在里面 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市場規律是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進行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正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按市場規律辦事。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是，穩定物價，促進就業，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社會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進行供給側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學宏觀調控，在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促進供給側，也可以推動經濟發展。生產決定消費，實現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更好地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科學發展觀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調整產業結構為突破口。

供求是雙方面的平衡關系，供給側方面的改革最終也是在創造需求，是在解決需求的問題。比如，減產能、兼并重組實際上是調整供給結構，把不需要的供給減下去，同時創造市場需求。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也是這樣，放寬準入的同時就是在擴大投資。制造業的增長以及轉型升級、服務業的發展，都是通過供給側的改革來創造出新的需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于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四、貫徹落實黨中央部署的各項任務

要扎實深入有效地貫徹落實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關于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建設的各項任務。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建設的五大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330多項改革任務中，大多數涉及法制改革；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190多項任務，涉及法治建設的方方面面；五中全會明確要求必須“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設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軌道”。

所有這些內容，都對全面依法治國、加強法治建設、深化法制改革做出了系統全面、求真務實、可操作實施的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各個系統、部門和地方應當超越各自利益，站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立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和要求，不折不扣、全力以赴、攻堅克難地完成中央法制改革和法治建設的各項任務，努力實現法治小康的建設目標。

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如何與時俱進地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應當協調推進深化改革與法治建設，在改革進程中建設法治，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

全面依法治國要求，“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據”，把發展改革決策同立法決策更好結合起來；立法不能回避矛盾和問題，要在矛盾的焦點上砍一刀；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通過立、改、廢、釋和授權等立法方式，把全面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軌道，等等。

然而，由于法律具有統一性和協調性，但改革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征，使立法在有些方面難以統一和協調；法律具有明確性、規范性和可操作性，但改革發展的漸進性特征，使立法在整體上難以做到準確、規范和可操作；法律具有穩定性，但改革發展措施的探索性和試驗性特征，使立法不得不經常修改甚至廢止；立法具有相對的滯后性和保守性，而深化改革要求立法應當具有引領性和突破性，往往使立法難以適應快速變化的改革要求。

為此，在一些舊的法律法規需要修改完善，諸多新的法律法規沒有產生出臺的“法律過渡期”、“規范空白期”，立法機關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用改革思維和快捷速度為深化改革提供法治引領和保障，創新立法方式，加快立法步伐，盡快掃清各項改革措施在地方、部門、行業和基層貫徹落實中遇到的法律和政策障礙。

與此同時，各級政府要積極探索、勇于作為、主動出擊，積極爭取人大的授權和立法引領，而不能推諉懈怠、消極等待。凡是承擔法制改革任務的地方和部門，“都要知責明責、守責盡責，各就各位、各負其責。牽頭部門對經辦的改革舉措要全程過問、全程負責、一抓到底。”

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

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其關鍵點，一方面在于加快重點領域立法，堅持立、改、廢、釋和授權并舉，通過立法充分體現和落實“五大發展”理念：

在推動創新發展方面，應當加快編纂民法典，制定環境保護稅法、增值稅法、資源稅法、房地產稅法、耕地占用稅法等，修改土地管理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

在推動協調發展方面，應當制定發展規劃法、能源法、糧食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

在推動綠色發展方面，應當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森林法、草原法、礦產資源法等；

在推動開放發展方面，應當制定關稅法、船舶噸稅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修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等；

在推動共享發展方面，應當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中醫藥法、農村扶貧開發法，修改職業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等。

另一方面，應統籌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提高立法質量。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統籌法律法規制定、修改、解釋、廢止以及授權、配套、清理、備案等工作；完善立法體制，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完善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加強人大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加強立法的針對性，推進立法的精細化；努力提高立法質量，增強立法的精準度和有效性，為良法善治提供充分完備的法律前提。

加快建成法治政府

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法治建設的五大任務，其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總體目標。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明確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核心有四：

其一，切實把轉變政府職能持續推向深入，促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繼續取得新進展，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推進各級政府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

其二，在行政管理中堅守合法性底線，遵循“三個凡是”的原則：凡是能夠通過社會自治、自律解決的問題，行政主體不得越俎代庖；凡是能夠通過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協商等非強制手段處理的事項，行政主體不得運用行政強制權力處理；凡是沒有法律法規依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

其三，對行政權力集中的部門和崗位實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定期輪崗，強化內部流程控制，防止權力濫用；

其四，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推行綜合執法，堅持執法必嚴，切實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積極穩妥有序推進司法改革

目前，中國司法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積極進展，群眾認可度高、獲得感強。但是，也應當注意司法改革實施推進過程中的一些現象和細節，以免因忽視細節而付出不必要的“學費”。

例如，對中央提出的100多項司法改革措施能否在調查研究和實踐試點的基礎上進行修改、調整、變更，也就是說能否“以改革的精神對待新一輪司法改革”。再如，中央對司法改革在政策制度和人財物等方面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經過3～5年的努力各項司法改革任務完成時，中國的司法體制機制、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性、司法廉潔度、人民群眾對于司法的滿意度等將是什么狀況？應當對司法改革任務完成后的司法狀況進行預測評估，對達成司法改革目標的標準進行量化分解和科學預測，對100多項司法改革措施之間的相互銜接、彼此匹配、整體協調狀況進行精細化安排，對司法改革可能出現的短板和薄弱環節進行預判。

正因為如此，司法改革需要有組織有領導、積極穩妥、循序漸進地推進，需要法學法律界以高度負責任的科學態度和職業精神積極支持和主動參與司法改革的全過程，需要全社會和新聞界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寬容、更多的支持，需要大家形成最大共識和最強合力，共同穩妥促進司法改革順利進行和圓滿成功。

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

在這一方面，應該抓住哪些重點，補齊哪些短板？

首先，進一步加強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強化中央對法治建設的領導、協調、促進和監督，盡快建立健全中央層面統一領導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領導體制，建立國家級法治建設的高端核心智庫，研究制定與“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相匹配的法治中國建設的整體發展戰略和中長期規劃。

其次，更加重視提升“國家法治實力”。運用法治思維、法律武器和法治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核心利益，是現代國家和社會有效治理、依法解決國際矛盾沖突的最高境界，也是大國和平崛起的最高藝術。應當更加重視國家法治實力建設，努力提升國家的法治軟實力、硬實力和巧實力，充分發揮中國現代法治文明的新功能。

再次，進一步深入推進地方和區域法治建設。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頂層設計與地方、區域等具體實踐相結合，自上而下發動與自下而上實施相結合。目前全國各個地方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努力推進依法治國舉措在本地方和本區域的實踐。應當在維護國家法治統一的前提下，更加重視和積極引導“地方和區域法治建設”，充分調動各個地方和區域推進法治建設的積極性，努力激發地方、部門和行業推進法治建設的內在活力，把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變成地方、區域和基層的自覺行動。

第四，盡快制定實施“國家法治指數”。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科學的法治建設指標體系和考核標準，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國家法治指數，不僅是考核評價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重要尺度，也是具體落實全面依法治國各項戰略部署的舉措，還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應當盡快推出和實施國家法治指數，用以評價考核領導干部和各國家機關依法辦事的實際狀況。

第五，通過法治引領和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應當將事關人民群眾公平正義的利益需求，盡可能納入法律調整范圍，轉化為法律意義上的公平正義，使其具有明確性、規范性、統一性和可操作性；把社會上關于公平正義的不同認知及其訴求盡可能納入法治軌道，通過法治方式、法治途徑和法治程序保障和實現公平正義。

最后，應當進一步推進公民憲法基本權利的法律化；不斷完善人權保障機制，充分發揮司法在人權保障，特別是人身安全、人格尊嚴和財產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不斷完善社會保障的立法和執法體系，從人權保障體系上著力解決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養老難、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等老大難問題，著力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

五、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

第一,這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關愛人的生命、珍視人的健康.我們搞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如果工業化、現代化搞上去了,經濟發展了,物質生活豐富了,而人卻由于喝的是受到污染的水、呼吸的是受到污染的空氣、吃的是受到污染的食品,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那么建設這種工業化、現代化還有什么意義?所以,各級黨委和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突出位置,使老百姓喝上干凈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品,有一個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第二,這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需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還包括生態文明建設,使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必須看到,滿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資源環境的要求難度相當大.今后,隨著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和人口繼續增加,對能源資源的消費需求量將越來越大,各類污染物產生量也將不斷增多,生態壓力還會進一步加大,環境問題將會更加突出.人對環境質量的需求總是隨著物質生活質量的不斷改善而逐步提高的.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必須更加重視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工作,在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目標的同時,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第三,這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往往也是資源環境矛盾凸顯的時期.靠過量消耗資源和犧牲環境維持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人類發展的歷史已經表明,人類文明的發展和延續,與資源環境密切相關.資源條件特別是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會破壞人們的生存條件,甚至會導致人類文明的消亡.如果再不重視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我們就可能犯難以改正的歷史性錯誤.我們絕不能做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蠢事.總之,我們一定要深刻認識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大意義,以對國家、對民族、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精神,切實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六、蘇聯模式弊端

蘇聯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斯大林模式是前蘇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續約70余年的一種經濟體制.積極點：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斯大林通過這種建設模式,使蘇聯躋身于工業化國家的行列,為后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斯大林模式”創立是取決于當時蘇聯極為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可行方式,在蘇聯迅速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的過程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消極點：這種高度集權不僅以自由市場的不發達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為了保全自身,而通過經濟資源的絕對壟斷,限制市場因素的發展來鞏固自身.斯大林模式要求國家對經濟運行的絕對控制,也就要求空前的國家專政機關作為后盾.于是必然出現出現黨政不分、權力高度集中、個人崇拜與家長制作風盛行的現象,因為這些不過是鞏固國家統治的方式而已.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現代法制是完全不相容的.蘇式社會主義的國有化與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有化的區別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資本不發達的情況下,通過國家作為后盾的方法來壯大資本,同時資本必須由國家實行絕對控制；社會主義國有化旨在限制和消滅資本,以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來代替資本關系,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將逐漸由社會接管,并且這一切建立在資本關系發達并走向衰落的歷史條件下.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命運.隨著過度集中的體制和日益發展的市場因素的對抗性矛盾走向頂點,斯大林體制最終走向崩潰.在空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掩蓋著經濟效率極低的現實,這表現在：第一,優先發展重工業,使農業和輕工業長期處于落后狀態；第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片面強調產值和產量,造成了產品品種少、質量差.第三,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東西太多,嚴重地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利益,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農業產量長期停滯不前.第四,經濟發展粗放,經濟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費了資源.第五,國家對經濟資源的壟斷,造成國家機關內腐敗滋生.所以這種經濟增長必然是不可持續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出來.從長遠看,它嚴重阻礙了蘇聯的進一步發展,并最終造成了蘇聯1991年解體.歷史貢獻：1.“蘇聯模式”是無產階級對于執政的一次偉大嘗試；2.它為后來的無產階級執政提供了經驗教訓：首先要注重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既要重視重工業,還要重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還要充分發揮市場貨幣關系,尊重價值規律,使企業又充分的自主權,不能單純以行政令命管理經濟；其次要注重改善民生,協調積累和消費的關系,不能過分地剝奪人民利益來求得國家的發展；再次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反對個人權利凌駕于法律之上,杜絕盲目的個人崇拜；最后,要堅定不移地奉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尤其是要反對任意犧牲弱小國家民族的利益來滿足大國的需要.然而，由于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本身存在嚴重的弊端，從歷史上看，蘇聯模式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深遠的。

一、經濟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與民相關的輕工業得不到相應的發展，消費資料得不到滿足，最終又制約經濟的發展。否定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造成資源配置不合理，浪費嚴重；排斥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的作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經濟，把一切經濟活動置于指令性計劃之下，造成經濟效益低下，阻礙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這一套工業體制，正是中國直至今日仍然有所殘存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

二、政治上高度集權，缺乏對黨的監督。蘇聯模式強調了毛澤東在國家政治

經濟生活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權利高度集中使得其不可避免的出現決策失誤，并且在實踐中難以得到糾正。其晚年的一些錯誤，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很大的阻礙作用；官僚主義盛行，個人崇拜，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凌駕組織之上的現象不斷滋長。各種特權現象滋生，助長了不正之風，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

七、中國教育問題

雖然中國的教育還缺少許多東西，許多地方和學校缺少足夠的硬件設施和優秀的師資，不少地方還非常缺乏教育經費，整個中國還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也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總之，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太多了，中國教育缺少的東西也還太多了。但是，通過觀察、分析和思考，我們發現，中國教育最在問題就在于“四個沒有”：沒有公平，沒有自由，沒有競爭，沒有效益。中國教育最缺的不是硬件設施和優秀的人才，最缺的是良好的軟件操作系統與運行環境----制度環境，最缺的是公平、自由、競爭，并由此導致了整個教育沒有效益，國家即納稅人每年投入大量的教育經費，卻收效甚微，回報極低。可以說，幾乎各種教育問題都可以從這“四個沒有”中找到影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這“四個沒有”，才導致出現了中國教育的低效、腐敗與無能，還有其它許多各種各樣層出不我們的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教育者心太急，并且只看到孩子這棵小樹苗地面以上的外表，即考試成績全校排名等。我們沒有關注孩子這棵小樹苗地面以下的根部生長如何，總是根據地面上的東西判斷小樹苗生長的情況，胡亂下藥，不但不利于小樹苗的成長，反而毀了小樹苗。一切都太著急，看到孩子學習成績不好，就趕緊請家教上輔導班，孩子剛上小學就想到中考怎么辦，還沒有讀高中就想著要讓孩子考什么樣的大學了。

急功近利，只顧眼前；只重成績，不重成長。其實，這是最簡單的教育常識，即成長決定未來。但我們把成績當作決定孩子未來的首要因素，這不正如園林師傅所言，如果只關注樹干樹枝樹葉果實，不看樹的根部生長狀態，就會嫌樹長的太慢，長的不好，沒有前途，沒有未來。因為樹的生長必須要有一個過程，并且是樹根決定樹干果實。一個人的教育成長也是這樣的，必須是興趣、習慣、個性、人格、品德、價值觀等內在的因素決定外在的學習狀態、學習成績、學習情緒、學習效果等。窮的問題。

想。近年來，教育系統不斷深化對科學發展觀重大意義、深刻內涵的認識，認真地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及時調整工作的思路、重點和政策措施，不斷推進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顯效果，但是還很不夠。深入學習和貫徹科學發展觀，仍然是當前教育改革和發展中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能否正確地認識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成就與問題。關系到能否繼續把我國教育事業順利推向前進，科學發展觀為我們提供了認識這一問題的正確方法。必須充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年的努力，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已經站在一個嶄新的發展起點上；教育的各項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方向正確；教育質量穩步提高，教育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服務能力不斷增強，貢獻力度不斷加大；一些長期以來影響和制約我國教育發展的重點、難點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又必須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極其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堅持了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堅持教育優先發展．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加快教育發展，是把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的根本途徑。面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創新型國家等新的形勢和任務，我們對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必須有一個新的提高，從而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真正把中國的教育搞上去。

必須進一步用科學發展觀統領我國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的全局，把科學發展觀貫穿到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全過程。要堅定不移地貫徹“鞏固、深化、提高、發展”的方針；要進一步在教育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學校以育人為本，辦學以教師為本；要堅持統籌教育的規模、結構、質量和效益，統籌各級各類教育的協調發展，統籌城鄉和區域之間教育的協調發展，統籌教育事業的發展、改革與穩定。在“十一五”期間，要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普及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切實提高高等教育質量。要堅持以改革促發展，以開放促發展。要進一步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熱點問題，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則，辦好讓人民滿意的教育。

各級教育部門、各級各類學校都要努力把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工作推向深入，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切實把思想和行動都統一到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不斷提高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堅決破除一切阻礙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觀念，堅決糾正一切偏離科學發展觀的行為。要把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成果轉化為促進發展的科學思路，轉化為正確的方針政策，轉化為領導發展的實際能力，轉化為教育系統每一位干部以及所有師生員工的自覺行動。

八、基本國情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現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科學技術水平、民族文化素質還不夠高，社會主義具體制度還不完善。關于思想道德素質教育問題的思考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進入了追求現代化的歷史性轉折時期，顯然，社會的現代化依賴于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的內在基礎則是人的文化素質，因此，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 目標的主體性前提和保證，亦是我國當代文化建設和教育發展的當務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 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一、問題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時也清楚地昭示了，現代化作為一個 總體性進程所應具備的更為深刻、復雜的內涵。在具體的技術操作和經濟運行的背后，人們發現了從傳統向現 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的沖突，以及這些沖突對現代化的制約和影 響。從而表明，以人的素質提高和文化轉型為內涵的人的現代化就同社會的現代化即經濟、政治和科學技術的 現代化一起，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基本歷史任務。民族文化素質是一個涵蓋廣泛的概念，從歷史縱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質與民族的文化傳統具有內在的、邏輯的聯系；從文化主體性的層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礎和技能、思想道德與心理質素、價值觀念和思維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整體的、有機的系統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礎，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質的提高是沒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質的教育，人的現代素 質則是片面的、畸形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我國近十余年來社會迅速變化的過程來看，應該說物質文明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發展在掙脫“左”的片面性束縛之后，人的主體性意識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體 性獲得解放的同時，又出現了一種新的主體性迷失的情形，這就是過度的物質化、功利化的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與心理健康被忽視等，具體表現在正義感、責任感的淡化，榮辱觀、是非觀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個人行為的失范以及個人主義的抬頭，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醒。誠然，當一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從一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中，必然引起社會價值觀、道德觀的分裂，由于心理、情感和認識的原因，分裂的結果客觀上往往會發生與原來定勢相異的某種逆向傾斜。同時新舊觀念更替之際，必然出現某種理論斷層和價值真空，因此，對于主體性新的迷失情形，我們需要進行全面的、歷史的分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設提供確實可靠的資料。但是，我們又不能對某 種片面的傾斜采取放任自留，“順其自然”的態度，這不僅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學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客觀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規則的迫切要求。顯然，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推進必須重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諧調發展，在當前，關于國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設問題，尤其需要予以特別的關注和研究。這既是一個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普遍性問題，又是中國現代 化亟待解決的特殊問題，如果我們不予以充分地認識，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與傾斜 我國從70年代末實現歷史性轉軌以來，在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的同時，對教育領域中輕 視、貶低智育，以政治沖擊一切的狀況實行了全面拔亂反正，從而為補就十年**造成的損失，縮短與發達國 家的人才距離，以及為實現我國現代化目標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礎，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是，當 我們理性地回顧和省察這十余年社會推進的歷程，不能不說某些歷史性的忽略對于今天發生的主體性的新的迷 失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在扭轉輕視智育的左傾錯誤時，某種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質的教育。第二，在商品經濟全面推進之時，教育的回應缺乏力度，傾斜于“適應”經濟規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規 律。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滯后性某種程度上造成人們對直接利益誘惑的傾斜。綜上三個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質，必須正視某種歷史的、現實的片面傾斜，同時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向上來考慮“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樣提高”的問題。

三、突破“傾斜”的思路與基本點 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及心理素質是一個關于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建設問題，而這種“基礎建設”的

基本途徑在 于教育。廣義的教育是一種社會性的教育，狹義的教育主要是指學校有目的的系統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與心 理素質建設當然要由這兩個方面共同承擔。在我國社會發展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才能發揮教育在對人的思 想道德與心理素質中的作用？怎樣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在當前我們需要關注三個層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質教育的時代前提。與傳統人生活的社會基本處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及行為模式相對應，現代社會的開放性必然打破單

一、孤立和自成體系的封閉。工業文明的進步，電子、信息等技術的發展不僅是溝通各種社會關系的手段，同時必然分解文化、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及行為模 式的一元性。因此，對于個體來說，從思想觀念到行為方式等選擇都必置于多種參照系的聯系之中。如果我們 不能自覺地將教育置于這樣的時代前提去考慮和把握，就會陷入極大的被動，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有效的教 育效果。第二，關于教育主客體定位的問題。在傳統的教育觀念中，教育主客體的定位是長者優位的，尤其是思想 道德教育。但事實上，現代社會的教育已日趨連續化，道德教育方面也越來越呈現出全年齡階段的傾向，所不 同的是教育關注點上的差異。第三，思想道德素質的“硬件”和“軟件”。毫無疑問，關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必須 要有長遠的規劃和切實可行的措施，必須要有“硬件”和“軟件”的相互配合。從硬件的方面，要建設青少年 成長的良性環境。一個城市、一個地區應該有一流的博物館，一流的藝術館，一流的科技中心，一流的教育中 心，從宏觀上給下一代的成長創造精神文化的廣闊空間，讓人們在自然的熏陶中了解高雅文化，凈化心靈，提 高涵養，對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軟件的方面要強化公德心和責任心的基本教育（作者單位： 中山大學理論部）

第五篇：西方民主制度與中國的民主制度之間的比較

西方民主制度與中國的民主制度之間的比較

美國大選剛剛結束，Trump戰勝Hillary成為第45任總統。美國選舉在中國引起一股熱潮，甚至有些人說中國的關注程度可以和美國相媲美。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別的國家選舉我們這么關注的現象？我覺得除了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他的政策會影響全球外，還有個原因是我們國家民主并不如歐美國家直接和廣泛。

“民主”一詞源于希臘字“demos”，意為人民。其定義為：在一定的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我們都知道，最早的民主來自于希臘，當時他們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發展到現在已經逐漸完善，獨裁專政的國家已經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國的民主制度卻有一些異同，兩種制度各有各的優缺點，也說不上誰好誰壞。

西方民主制度

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制度是現代西方各國民主制度帶共性的東西，直接體現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個層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層次的制度有：選舉制度、代議制度、政黨制度、分權制度與司法獨立、軍隊制度。第二層次的制度有以下幾種類型：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制度只是一些構件，整個制度不過像一部機器。要使制度運作起來，就需要人們不斷地為這種制度注入活力。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運作過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運行機制:參與機制、競爭機制、制衡機制、糾錯機制、法律機制，所有這些構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從這些制度看上去也許很完美，權力并不是掌握在個人手上不管是法律還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經過多人的討論。但是這個“多人”卻很令人思考，雖然公民享有選舉權，但常常被金錢、媒體、黑勢力、財團等所影響和操縱，從而成了“富人的游戲”、“錢袋的民主”和資本玩弄民意的過程。

在我看來這種較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優缺點很明顯，優點是每個人都可以較為直接的參政，而這也是為什么國外選總統首相時，候選人都會上臺做演講，演講關于他的政治主張以及對自己在任職期間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諾。因為每個人的選票都至關重要，每個人都有種我是國家的主人的感覺；缺點是制度的過于民主導致一些文化水平較低的民眾不能準確客觀的認知這個政策或候選人對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帶來什么，他們容易受到金錢的誘惑或其他的影響而被別人所操縱。同時過于寬泛的民主可能會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國修一條高鐵花了兩年還沒動工，因為在高鐵沿線的每一個人家都要進行協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進行執行，導致工作的效率較低。

我國的民主制度

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是以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它是絕大多數人享有民主權利和對極少數敵人實行專政的統一。我們國家人民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間接的參政的，人民通過選擇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過參加人民代表大會來實現參政的。

我國的制度是較為適合我國的國情的，因為我們國家是單黨執政的，所以不會出現多黨的混亂但是卻滋生了黨內的一些腐敗問題。但隨著輿論及媒體的發展，我相信這些問題一定會得到緩解。不過在我看來在我國中央的權力太過于集中，地方權力過于分散所導致的問題很明顯，地方民眾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權力。并且地方官員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選出來的，還有很多是從中央分配過來的。雖然人大代表是群眾選出來的，但是民眾不能正確的了解人大候選人。他們不會發表演講或舉行拉票活動，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誰，更不用說自己選他的理由。

總結

各級人大從低到高雖然能夠很好地處理好我國人口眾多的問題，但卻使得最底層的人民的意見被淡化。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開頭所說的關注美國的選舉情況，因為他們的不管是演講還是電視答辯都是我們所沒有的，我們為了滿足自己參政的愿望開始主動關注別國的民主制度。

歐美國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們成為了發達國家，在世界上領先別國。但是面對不同的國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國的人代制度非常適合我國的國情。但是我覺得更應該鼓勵群眾參政，在選舉時多進行宣傳，讓民眾知道自己所選的人是誰？同時中央應該放權給地方，這樣既可以減輕中央的工作負擔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參政的積極性。所以說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讓民眾感到自己說的話有作用這才是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