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西方與中國的婦女運動

近代西方與中國的婦女運動

特別的尊重，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私有制的出現，父系氏族社會開始確立了男子的統治地位，婦女也淪為家庭和社會的奴隸，這種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一直貫穿于男權統治的階級社會中。直到資本主義時代，婦女淪為奴隸的歷史終于發生了死水微讕的波動，女性獨立意識開始覺醒，婦女運動也首先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興起，隨之激起全世界婦女解放運動的浪潮。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由于國際環境和國內自身因素的作用，婦女運動也經歷了產生與發展、高漲、成熟、低谷等幾個重要階段。對比中西方的婦女運動史，我們不難從中發現兩者在女權思想形成、婦女運動方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首先，女權思想產生的時間與背景不同。

西方男女平等理論是近代人權思想的一部分，萌芽于文藝復興時期；到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浦蘭·德·拉巴爾的《論兩性平等》就明確提出了“性別平等”的主張；1791年，法國婦女領袖奧比倫·德·古日針對《人權宣言》發表了一篇《女權宣言》，標志著女權思想的產生。1792年，英國的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又寫了《為女權一辯》的文章，把男女平權與人類的文明和進步聯系起來，使女權思想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后來法國思想家孔多塞又以男女平權理論使之系統和成熟。到十九世紀，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繼續豐富和發展男女平權思想，最終形成女權主義理論，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武器。應該指出的是，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形成過程并非僅僅局限在理論探討的范圍內，它的萌芽、出現、發展和最終形成也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進行，因此，在實際的斗爭中，西方婦女運動的開始要早于其理論的正式形成。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后不久，女權運動就開始了，資產階級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使西方婦女更加無法忍受現實中的兩性差別，開始以種種方式爭取與男子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諸如受教育、財產、就業、離婚等方面的權利，還對傳統的大男子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從而動搖了父權制的根基。同時，社會經濟的變革又使得大批婦女逐漸走出家庭，進入一向被男子所獨占的公共領域，她們通過參與全民族的公共生活，開闊了視野，表現出了不亞于男子的能力，在此基礎上，她們對女性所存在的價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潛質而進行科學的發掘和反思，從而發現了女性自身被壓抑了多年的自然潛質，為此，她們不必再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們認識到完全可以從自身潛質出發，而不是從男性的尺度出發，充分利用自己的性別優勢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封建社會長達數千年的中國，手封建思想毒害最深，在儒家思想統治下，女性受壓迫的程度最深，時間也最長，三綱五常、“女子無才便是德”，還有對纏足的畸形審美觀都長期禁錮和束縛了女性的健康發展。在這種環境下，中國女性屈辱卑賤地生活了數千年，到明清時期，終于有個別進步思想家提出了具有男女平等思想萌芽性質的觀點。直到近代，中國才產生了相對成熟、完善的女權思想。甲午戰敗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來的民族危機，直接刺激著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維新志士，強化了他們救亡圖存的緊迫感，他們在政治上進行中西對比，要求變法維新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婦女解放，并以“禁纏足”、“興女學”這兩個關系婦女身體解放和精神解放的問題為突破口，揭開了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序幕。到二十世紀初，婦女思想發生了重大飛躍，促成這種飛躍的是西方的女權說，輸入這種女權說的，是那些受到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影響的留學生，他們不僅自己直接接觸并接受西方女權學說，還向國內大量介紹和翻譯這些學說。1902年，馬君武翻譯出版英國哲學家兼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女權篇》，這是中國第一本關于西方女權思想的譯著；緊接著《達爾文物競篇》、《女人壓制論》、《女權宣言書》這些力主男女平權的書籍都被陸續翻譯介紹給國人，引起了廣泛關注，《女子世界》雜志形象地描述到道；“約翰·彌勒，斯賓塞爾‘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學說，既風馳云涌于歐西，今乃挾其潮流，經太平洋汩汩而來。西方新空氣行將滲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澤愛之花。”〔1〕1903年金一以西方女權為借鑒，著成《女界鐘》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提倡女權的婦女專著，直接受彌勒、斯賓塞等人的思想啟蒙而作，卻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知之者甚少，但是它仍然在思想界進步人士中間引起反響。柳亞子在《女界鐘·后敘》中認為，“金君此鐘，乃應時而響。”并斷言：“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瑪利儂、蘇菲亞、韋拉之徒，必接踵于中國無可疑也。”〔2〕事實上，也正如柳氏所料，金一的女權思想被后起的先進婦女所承繼，提出了更成熟更系統的女權理論，并在幾年之后就出現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婦女革命活動家。同時資產階級內部具有女權思想的人士還圍繞興女權而辦報刊、發文章、著書立說，其中，丁初我主編的《女子世界》、陳以意主編的《神州女報》、沈敦和主編的《天足會報》等最具影響，在他們的大力鼓吹下，使戊戌以來的女權思想日益趨向成熟。

其次，婦女運動的內容不同，這又表現在婦女運動的參加者和爭取的權利不同，以及運動的結果不同。

西方婦女運動最初是無產階級婦女爭取參與社會勞動的權利，以獲得維護生存的經濟收入，由于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廣泛運用高科技，使生產水平達到空前的高度。高科技的運用使勞作簡單化，客觀上為婦女提供了走出家門，走向社會，重新回到公共勞動中去的社會條件，也使婦女的這一要求有了可能實現的機會，而資本家為了獲得高額利潤，也確實雇傭了大批婦女。而這一權利的實現伴隨的卻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為此，她們進一步要求爭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平等權利，以保證婦女的勞動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子升學、就業難等不平等事實，同時，女子也開始爭取參政的權力，1878年法國成立了“萬國婦女參政會”；1902年，美國成立了“萬國婦女參政同盟”；1903年，英國出現了“戰斗的參政派”；到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婦女運動史上出現了所謂的“第一次浪潮”（The First Wave），或者“婦女普選運動”，這是在承認現有政治、法律體制的前提下尋求法律保護，爭取婦女享有參政權、受教育權，爭取與男子同等政治法律權利的運動。這次運動對社會經濟體制、婚姻和家庭發動了一系列抨擊，斗爭矛頭指向那些將婦女排斥在受教育權、就業權、參政權以及其他權利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十九世紀時西方各國大多都進行了民主化改革，中心是擴大選舉權，各國通過不同的途徑，基本實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權。美國在南北戰爭后，男性黑奴也獲得了選舉權，與之相對應的是婦女選舉權成為女權運動的中心問題。1832年在英選舉改革法案中，婦女未能獲得選舉權，其后多次提出給予婦女選舉權的提案，均未獲通過，直到1908年，男女平等選舉權的提案才獲得通過。美國從1890年開始，女權運動全力組織婦女參加爭取參政權的斗爭，直到1919年終于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婦女承擔起國內大量原來由男子承擔的工作，其突出表現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在戰爭結束后的十余年間，歐美不少國家的婦女獲得了法律上的某種獨立和人格平等，如遺囑、財產、婚姻、監護、訴訟、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權利。大部分西方國家先后立法賦予了婦女選舉權，婦女普選運動勝利結束。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最早期的西方婦女運動首先是由無產階級婦女爭取經濟上的地位開始的，隨后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婦女加入并逐步開始要求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中的權利。西方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長期發展、經歷了整個社會的思想啟蒙之后自發產生的，它是當時西方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

中國近代的婦女運動產生于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嚴重、民族危機、民族矛盾空前尖銳時期，最早發端于戊戌維新時期。在此期間，男子扮演了啟蒙的角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從挽救民族危亡、強國保種的時代主題的高度率先提出了“不纏足”“興女學”的口號，康有為強烈反對纏足這種封建社會的惡習陋俗，指出其危害之要者有五；其一，以國之政法論，則濫無辜之非刑；其二，以家之慈恩論，則傷父母之仁愛；其三，以人之衛生論，則折骨無用之致疾；其四，以兵之競強論，則弱種展轉之謬傳；其五，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誚于邦國。〔3〕1895年，康有為在廣州成立了“粵中不纏足會”，由其兩個女兒康同薇、康同璧率先放足，現身說法，起到了先驅先導的作用，與此同時，梁啟超等人于上海成立不纏足會，接著廣東、湖南、福建、江蘇、天津紛紛出現“天足會”等團體，至辛亥革命前夕，不纏足運動從通都大邑波及到重鎮鄉村，由個別人物的倡導發展成為一個廣大婦女、包括部分紳商官吏參加的社會性活動。當時京城內外及城鎮鄉村都貼滿了勸戒纏足的通告，在廣州“放足者十有八、九”，〔4〕“閩粵縉紳之家，婦女不纏足者十已七、八”，〔5〕，山東的濰縣“放足者不下千人”。不纏足是對夫權的否定，是婦女覺醒的表現，是她們謀求自身解放所邁出的第一步。

“興女學”是維新派另一項有重要意義的措施。近代東漸的資本主義勢力和西方科學文化，猛烈沖擊了中國封建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結構，一批剛剛“睜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們開始擺脫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識，把中國同西方、印度、日本等多元化了的文明進行橫向比較后認為，中國之“積困”、“錯愚”的緣由是民眾科學知識缺乏，與“女子無學”的社會狀況有直接聯系。因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呼吁清廷，“通飭各省，廣立私塾，使女子皆入私塾讀書”，則中國“利興弊區，強盛有期”〔6〕這種進步言論為近代婦女科學文化教育的興起作了輿論準備。在民族災難深重、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康、梁等維新志士根據西方天賦人權、男女平等的思想將中國婦女同西方婦女進行比較，認為中國女性的才智不亞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千百年來封建統治者對待她們“寧惟不業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體，堵其耳目，黜其聰慧，絕其學業”，以致“閨閫以外，禮樂刑政，食貨兵農諸事罕得聞焉”。〔8〕1898年6月，維新派人士經元善在上海創建了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上海桂墅里女學校，亦稱“經正女學”，后定名為“中國女學堂”。該校在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教育的色彩，是近代中國女學的開端。整個二十世紀初期，創辦女子學堂，加強女子科技教育被作為救亡圖存的基礎，引起了全社會的極大關注，連清政府也不得不把它納入教育計劃。此后，女子學堂和女子師范學堂在各地紛紛設立，除教會女學外，1960年全國有女學生306名，1907年為1853名，1908年為2679名，1909年為12164名。學校類型由小學、初等師范發展到中學、職業學校和高等師范；辦學形式由官立、私立發展到公立、官立和私立并存；開課課程有以“相夫教子”為主的傳統女工、閨訓、禮教擴展到以師范教習為主的教育、音樂、圖畫，及以掌握技藝為主的算學、地理、格致等近代科學知識內容。〔9〕“女子無學”的傳統教育格局已被徹底打破。

但是，這些行動都是由男性領導的，而女權思想只要為婦女所掌握，成為婦女自己的思想武器時，才會體現出它的價值。辛亥前十年間，婦女界掀起一個傳播女權思想的熱潮，在女權思想史上占有顯著位置，他們通過自辦女報，組織婦女團體等活動來鼓吹女權。據統計，1898至1919年，婦女所辦的報刊，全國約有40種，大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和長江中下游一帶，以及日本的東京。此外，她們還積極與男性一起進行辦報刊、興女學、戒纏足等活動，其聲勢浩大，最終使女權思想的鼓動達到民國初期以前的最高峰。同時，伴隨著女子出國留學熱潮的興起，一批巾幗女杰脫穎而出，她們開始籌辦報章雜志，著書立說，據統計，從1902到1912的十年間，全國各地陸續創辦的各種婦女報刊共約43種。〔10〕同時，婦女們還廣結團體，1903年在拒俄運動的呼聲中，中國最早的婦女團體——共愛會宣告成立，接著，在全國各地，不同形式和內容的女子團體紛紛出現。

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錮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激起了中國近代婦女參政運動的發生，“欲弭社會革命之慘劇，必先求社會之平等；欲求社會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權；欲求男女之平權，非先與女子以參政權不可。”〔11〕1911年11月，由留日女學生同盟會員林宗素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的“女子參政同志會”，是中國最早的婦女參政團體，其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國民完全參政權”，〔12〕并開辦了參政研究所和上海女子政法講習所，以培養婦女的參政能力。

這里應該指出的是，雖然近代中國掀起了婦女運動的熱潮，但就當時整個婦女界的實際情況而言，占婦女絕大多數的農村婦女，由于閉塞的環境和自身文化素質的低下，她們依然苦苦掙扎在“四條繩索”的捆綁之下，對變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覺，變革之風即使在個別地方稍有波及，也是“倡之者一，笑之者百”，個別農婦即使參加了一些搶米風潮或抗捐抗稅的斗爭，也多是盲目而自發的，事實上，男耕女織、養兒育女的小農經濟依然是她們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剛剛加入產業隊伍的女工來說，不僅人數少，而且她們走向社會的直接動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計所迫，雖然沿海地區的絲廠和紗廠的女工也進行了一些罷工斗爭，但斗爭的目標都是為了增加工資的經濟斗爭，至于自身的解放，她們無暇顧及，也無力顧及。因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中國近代的婦女運動首先是由男性發起，然后被一批接受過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洗禮的進步女性繼承并傳播，也正是這部分知識女性在整個婦女運動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推動作用，也正是由于近代知識女性這樣一個特殊群體的存在和參加，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才能一改由男性倡導、領導的被動性，使婦女解放運動進入到自覺自救階段，并從家庭拓展到社會，且更具有楷模、榜樣作用。

從婦女運動的結果上來看，西方近代婦女運動在最初爭取參與社會勞動的斗爭后，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獨立，隨之又取得了婦女普選運動的勝利，可以說是成果顯著，但盡管如此，她們仍遠未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性別平等，婦女整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沒有質的改變，“三多一少”現象仍很嚴重，即貧困者多、文盲者多、失業者多、勞動報酬少。〔14〕婦女參政的渠道由于許多復雜原因還不通暢，政治體制和政治傳統中大男子主義傾向嚴重，以及帶有性別歧視的機制和社會態度，造成了婦女缺乏公平競爭的機會。究其根本原因，還是作為其母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

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在戊戌維新時期圍繞“禁纏足”和“興女學”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并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達到了高潮。到1912年8月11日，袁世凱公布參政兩院選舉法時，規定“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始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然剝奪了女子的正當權利，致使女子參政運動的熱浪煙消云散，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伴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而轉入低潮。但這場運動無論是對中國的革命運動，還是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思想的解放，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三，中國近代婦女運動不同于西方而獨具的特點，這又可以表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始終和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政治斗爭緊密相連；非女性化特征突出；從批判封建家庭倫理的角度探討婦女解放。中國婦女運動發端于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晚清時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戊戌時期的維新派婦女首次提出“天下興亡，匹婦亦有責焉”〔15〕的口號，此后，這一口號一直是對婦女進行思想啟蒙的最有力武器，先進女性無不把國家興亡視為婦女解放的基本前提。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禁纏足”、“興女學”也是為了強國保種、挽救民族與危亡中，而這兩項重要措施不僅揭開了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序幕，而且還直接影響到二十世紀初興起的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甚至影響著中國婦女運動的全部歷程，這就使中國近代的婦女運動呈現出了強烈的社會革命色彩。當國內反帝反封建斗爭日益高漲時，婦女運動也隨之高漲，而當辛亥革命失敗后，婦女運動也隨之陷入沉寂，顯然這是近代中國具體國情的產物，但同時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時刻與愛國救亡運動緊密相連，婦女運動的前途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相比之下，西方婦女運動僅僅局限于婦女自身。

婦女運動的主體是婦女，而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卻呈現出鮮明的非女性化傾向。一方面，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是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戊戌時期最早的“不纏足會”就是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創辦的，女學堂也主要是由男子籌辦、管理，辛亥革命前后翻譯、出版的一系列關于婦女問題的專著也大都是由男性思想家、革命家進行的；另一方面，走向社會的先進婦女們仍然以獲得男性那樣的權利地位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中國的婦女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啟蒙下走上政治舞臺的，她們認同了男性思想家的觀點，一開始就把斗爭的矛頭順理成章地對準了舊的社會制度，并且還把在父權制下一直處于優勢地位的男子當作理想的化身。她們希望掙脫封建的枷鎖，做一個像男子那樣生活的人，這就使近代的婦女運動從一開始就顯露出了男性特色，也因此而產生了所謂的“擬男主義時期”，〔16〕即一些婦女領袖在宣傳婦女解放思想時，扮演的其實是一種模擬男性的角色。她們近乎盲目地模仿男子的動作、行為，甚至是有悖于道德，以發泄對不平等現象的強烈不滿。因此，有人形容道：“她們從服裝到行動到談吐，沒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裝簡樸的地方，行動矯捷的地方，談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可是她們因學男性學得太厲害，連男性的壞習慣也通通學來。譬如衣服是亂七八糟，不修邊幅；談吐是粗里粗氣，開口罵人；行為是奇離古怪，吃花酒，進妓院，都來。〔17〕這形象地表明，當時先進婦女的行為雖然看似是對男性的抗爭，實質上卻依舊是對男性價值標準的默認與屈從。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家庭倫理滲透了濃厚的封建主義的毒素，已經不只是協調人倫關系的道德規范，一定程度上成為確定尊貴卑賤的思想枷鎖，因而打破舊的家庭倫理的束縛。也就成為婦女解放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也是由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中國婦女對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的壓迫的認識，首先是來自她們自身對封建婚姻家庭生活的痛苦感受。所以要動員婦女起來革命，批判舊的家庭倫理道德則是一個突破口。因此，無論是戊戌時的維新派還是辛亥時期的革命派，他們無一不對傳統的三綱五常進行抨擊，主張重鑄家庭倫理以期達到男女平等。

傅立葉曾有過這樣一段精辟論述，“某一歷史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因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關系中，最鮮明不過表現為人性對獸性的勝利。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8〕這就是說，女性的社會地位是衡量社會文明水平的標準。無論是在近代西方還是中國，婦女通過各種運動方式能爭取到一定的權利，都是破除封建專制的結果，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我們比較中西近代婦女運動的差異，希望能對今天的婦女地位的進一步改善提供有益的借鑒。注釋；

〔1〕《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931頁

〔2〕《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9頁

〔3〕小野和子著，高大倫、范勇編譯，《中國女性史1851-1958》第35頁，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4〕《記杭州放足會》，《浙江潮》第2期，轉引自王美秀《西學東漸影響下的中國近代婦女運動》，載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

〔5〕《澄海縣禁纏足約示》，《萬國公報》光緒34年4月號，王美秀《西學東漸影響下的中國近代婦女運動》，載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

〔6〕鄭觀應《盛世危言》，卷十三

〔7〕《女報》1909年，轉引自孫蘭英《近代科學文化教育是中國女權運動推動力》，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年第9期

〔8〕《時報》1912年2月7日，轉引自孫蘭英《近代科學文化教育是中國女權運動推動力》，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年第9期 〔9〕孫蘭英，《近代科學文化教育是中國女權運動推動力》，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年第9期

〔10〕《上海婦女運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頁 〔11〕陳東源，《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書店1937年第360頁 〔12〕《女子參政同盟會草章》，《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910頁 〔13〕許孚《潮州饒平縣隆都前溪鄉女學堂記》，《女學報》第2期，1898年8月3日，轉引自暢引婷《中國近代知識女性與婦女解放》，載于《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14〕劉愛華《歐美女權運動的歷史和現實》，載于《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15〕梁啟超《勸興女學啟》，《女學報》第四期，轉引自呂美頤《論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對社會變遷的推動作用》，載于《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

〔16〕〔17〕劉亞玫《論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特點及其歷史啟示》，載于《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5期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49-250頁

第二篇：如何正確認識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

如何正確認識近代（1840-1911）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

摘要：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封建帝制的覆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飽受了列強的欺凌，中華民族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與此同時，民族意識開始覺醒，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與民主主義思想也開始深入人心。為此，面對列強的侵略與掠奪，無數國人開始不斷探索救亡圖存、富國興邦的途徑。

關鍵詞：侵略戰爭； 民族危難；探索出路； 意識覺醒

一、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帝國主義以英國臣民的財產被剝奪，生命受到威脅，女皇陛下的官吏遭到了侮辱為由對中國開戰，戰爭的結局以清政府割讓香港島、賠銀2100萬兩白銀、開放廣州等地為通商口岸。至此，封閉的中國大門被迫打開。

1856年,英國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條約》，但遭清政府的拒絕。英國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英法聯軍出兵侵略中國,美俄是幫兇。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與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簽訂《天津條約》，與沙俄簽訂《璦琿條約》。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燒殺搶劫。接著英法聯軍洗劫并焚毀了北京西郊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占領了北京。并強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

1883—1885年，中法戰爭，簽定《中法新約》，標志著中國西南的門戶被打開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失敗.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鎮壓義和團起義,維護在中國的利益,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1年，簽訂了《辛丑條約》，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二、近代中國國力概況及人民處境

在被列強一次有一次的侵略中，清政府一方面割地賠款，一方面腐敗黑暗，中國國力日漸貧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廣大人民群眾深處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深處危難之中。

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發動侵略戰爭，屠殺中國人民，卻向中國勒索巨額賠款，使中國產生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直接破壞和阻礙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另外，西方列強利用與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一步擴大了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和資本輸出，進行掠奪和榨取，嚴重影響了對國內民族工商業和農業的發展，使中國在經濟上喪失了獨立性。

到1913年，外國資本占機械采煤投資總額的79.6%，占新式采鐵和冶鐵企業投資總額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紗錠和49.6%的布機，使中華民族工商業難以獨立發展。1911年，全國9618.1公里鐵路中，由外國控制的達8952.5公里，占93.1%。而中國自主修筑的鐵路只有665.6公里，僅占6.9%。西方列強通過對中國鐵路的控制，攫取了巨大的利潤。1877年，在各通商口岸進出的中外輪船的總噸位中，中國占36.7%；到1907年，中國僅占15.6%。經濟上的落后疲乏直接導致了中國民眾的貧困，生活上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另一方面，西方列強在歷次侵略戰爭中，兇殘地屠殺了大批的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生活在恐慌之中。1894年，日軍攻陷旅順，在4天內屠殺中國居民2萬余人；1900年8月，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后，僅在莊王府一處，就燒死和殺死義和團團民1700多人；1900年，俄國入侵中國東北時，制造了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沙俄軍警把中國人居住的村莊燒光，把數千居民槍殺，或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使中國人民喪失了原本的地位，甚至失去了生命。

三、有識之士對國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太平天國農民斗爭

面對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和西方列強的殘酷侵略，以太平天國為代表的農民階級率先進行了反抗斗爭。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起義，建號太平天國。雖然最終由于內部紛爭而失敗，但是太平天國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的封建統治，有力地打擊了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沖擊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的統治，是中國舊式農民反抗斗爭一次大膽嘗試。

2、洋務運動

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為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危機，以奕忻、曾國藩、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積極興辦近代企業，建立新式海軍，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等。洋務運動是清政府為鎮壓農民起義斗爭，抗擊西方列強侵略的一次改革運動。然而由于指導思想的封建性，對西方列強的過度依賴，還有清政府自身的腐朽，洋務運動沒能使中國擺脫西方列強的不斷掠奪侵略。

3、戊戌維新運動

19世紀90年代后，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主要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著書立說，向統治當局（光緒帝）進言上書，介紹列強的變法經驗，主張學習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通過辦學堂培養革新力量，并且利用興辦報紙宣傳變法思想。然而，由于封建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這場運動還是失敗了。

四、對西方列強侵略的反思

西方列強憑借先進的工業文明，用槍炮打開了封閉的中國大門。一方面，列強在中國瘋狂地掠奪，燒殺擄掠，用鴉片毒害國民的身體，搜刮金銀，使中國步入落后貧窮，使中國人民飽受苦難，民族危難，民不聊生。然而，列強的炮火也警醒了不甘落后的中華民族，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與進步思想開始傳入中國，大量有識之士積極探索救亡圖存之路，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激起了中國人民不屈的斗爭精神，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在列強的侵略中，中國人民看到了西方工業文明的先進性。長期處于農耕文明的中華民族從開始的被迫開始接受工業文明，慢慢地主動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大力發展現代教育，開辦工廠、礦場，建設鐵路等基礎設施。在一定程度上，列強的侵略幫助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一次又一次殘酷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逐漸認識到思想的落后，開始學習吸納西方的政治、經濟學說。可以說，近代中國的自強、民主、科學思想是被列強用炮火打入中國的。反侵略戰爭的失敗，極大地刺激了中華民族，以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人為代表的志士仁人興起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狂潮。

列強的侵略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國粉碎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思想，也警示了中華民族落后就要挨打，唯有民主獨立，自強不息，開放多元的中國才能與時俱進，不畏外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篇：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概述及特征

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概述及特征(陳艷）背景知識：

資產階級代議制：

又稱議會制或國會制，是指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民意的機構來行使國家權力的制 度，這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就是議會。在代議制下，資產階級通過議會對國家實 行集體統治，以防止專制獨裁。

第四篇：中國木結構建筑與西方木結構建筑比較

中國木結構建筑形成與西方木結構比較

摘要：中國古代木結構形成的原因包括取材方便、適應性強、有較強的抗震能力、施工速度快、便于修繕、搬遷和與夯土技術的接合等。本文對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的特點作了簡要闡述，并且從中國古典思想上分析了木結構形成的深層原因。古代西方木結構在居住建筑上一直有著廣泛的應用，與磚石結構建筑并行發展。由于磚石結構的教堂等公共建筑一直是西方建筑的主流，因此與磚石結構建筑相比，木結構建筑一直處于次席的位置。最后對比中西方古建筑選材，得出結論，不同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產生不同的價值觀念，由此產生不同的建筑態度、不同的對技術方案選擇的標準。

關鍵詞：中國木結構建筑 西方木結構建筑 磚石 材料 框架結構 人本思想

一、中國木結構建筑的形成

對中國建筑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建筑文化像中國那樣熱衷于土木結構，從史前穴居、巢居到清代的大木作、小木作，中國的建筑文化一直以土木及其結構技術為主旋律，從未大力發展磚石建筑，致使磚石建筑始終處在支流地位。木建筑如此長期、廣泛地被作為一種主流建筑類型加以使用，必然有其內在優勢。這些優勢大致是：

1、取材方便

在古代，我國分布著大面積的森林，包括黃河流域也是林木森郁的地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是我國一個優良的傳統。在古代中國大部分地區，森林面積很廣，木料比磚石更容易獲取，可迅速而經濟地解決材料的供應問題，加之木材易于加工，利用石器即可以完成砍伐、開料、平整、作榫卯等工序。隨著青銅工具以及后來的鐵質斧、斤、鋸、鑿、鉆、刨等工具的使用，木結構的技術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并由此形成我國獨特的、成熟的建筑技術和藝術體系。

2、適應性強

木架建筑是由柱、梁、檁、枋等構件形成框架來承受屋面、樓面的荷載以及風力、地震力的，墻并不承重，支起圍蔽、分隔和穩定柱子的作業，因此民間有“墻倒屋不倒”之諺。房屋內部可較自由地分隔空間，門窗也可以任意開設。無論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構件的房屋，只要在房屋高度、墻壁與屋面的材料和厚薄、窗的位置和大小等方面加以變化，就能廣泛的適應各地區寒暖不同的氣候。使用的靈活性大，適應性強，無論是水鄉、山區、寒帶、熱帶，都能滿足使用要求。

3、有較強的抗震性能

木構架的組成采用榫卯結合，木材本身具有的柔性加上榫卯節點有一定程度的可活動性，而構架的結構所用斗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縮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內可減少由地震對這種構架所引起的危害，使整個木架構在消減地震力的破壞方面具備很大的潛力。

4、施工速度快

木材加工遠比石料快，加上唐宋之后使用了類似今天的建筑模數制的方法，各種木構件的樣式也已定型化，因此可對各種木構件同時加工，制成后再組合拼裝。所以歐洲古代一些教堂往往要花上百余年才能建成，而明成祖興建北京宮殿和十王府等大規模建筑群，從備料到竣工只有幾十年。故雖然木材極易失火和損壞，但依然流傳至廣。

5、便于修繕、搬遷

榫卯節點有可卸性，替換某種構件或整座房屋拆卸搬遷，都比較容易做到。歷史上也有宮殿、廟宇拆遷異地重建的例子，如山西永濟縣永樂宮，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元代道觀，整組建筑群已于20世紀50年代被拆卸遷移至芮城縣境內。

6、夯土技術的結合

中國很早就掌握了夯土技術，利用黃土地區取之不盡的土材做夯土臺基、夯土墻。夯土臺基既避免了地下水經毛細作用蒸發到地表，又使木構免受雨水浸害，有效地保證了土和木的耐久性能，克服了土和木的重大缺陷，因此在很長時期里阻礙了石材和磚的大量應用。

二、中國古代木構建筑的基本特點

1、巧妙而科學的框架式結構

木結構體系是中國古代建筑在建筑結構上最重圖要的一個特征。中國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構架結構，即以立柱和縱橫梁枋組合成各種形式的梁架，使建筑物上部荷載均經由梁架、立柱傳遞至基礎。

我國木構建筑的結構體系主要有穿斗式和抬梁式兩種。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變體和局部利用斜桿三角形穩定架構的做法。

穿斗式（或稱“串逗”式）木構架（如圖0-1）的特點是：用穿枋把柱子串聯起來，形成一榀榀的房架；檁條直接擱置在柱頭上；在沿檁條的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聯起來。由此形成了一個

整體框架。

抬梁式木構（如圖0-2）的特點是：柱頭上擱置梁頭，梁頭上擱置檁條，梁上再用矮柱支起較短的梁，如此層疊而上，梁的總數可達3—5根。當柱頭上采用斗栱時，則梁頭擱置于斗栱上。

相比之下，穿斗式木構架用料小，整體性強，但柱子排列密，只有當室內空間尺度不大時（如居室、雜屋）才能使用；而抬梁式木架構可采用跨度較大的梁，以減少竹子的數量，取得室內較大的空間，所以適用于宮殿、廟宇等建筑。

墻壁只起圍護、分隔的作用，而不是承擔房屋重量的結構部分，所以門窗等的配置，不受墻壁承重能力的限制。這種結構，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氣候條件下，滿足生活和生產所提出的千變萬化的功能要求。

2、特有的斗栱結構（如圖0-3）形式

由框架式木結構形成了過去高級建筑才有的一種獨特構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斗栱”。它是由水平放置的方形斗、生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組成。對屋之重載具有一定的承托作用，加強了柱子與梁、枋、檁的結合，使其木構接榫處不因過重的壓力而受到損害，在物理力學上具有分力之效，同時還作為封建社會中森嚴等級制度的象征和重要建筑的尺度衡量標準。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結構簡化，將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栱的結構作用幾乎完全消失，變成了幾乎是純粹的裝飾品。

3、靈活安排空間布局

使簡單規格的單座建筑富有不同的個性，在室內主要是依靠靈活多變的空間處理。而室內空間處理主要依靠靈活的空間分隔，即在整齊的柱網中間用板壁、帳幔和各種形式花罩、博古架等隔出大小不一的空間，這些活動構筑物便于安裝、拆卸，使室內空間既能夠滿足屋主自己的生活習慣，又能夠在特殊情況下迅速改變空間劃分。

4、實行單體建筑標準化

中國建筑以木結構為主，為便于構件的制作、安裝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構件規格化，也促使設計模數化。早在春秋時的《考工記》中，就有了規格化、模數化的萌芽，至唐代已經比較成熟。到宋的《營造法式》，模數化完全定型。建筑的規格化，促使建筑風格趨于統一，也保證了各座建筑可以達到一定的藝術水平。規格化并不過于限制序列構成，所以單體建筑的規格化與群體序列的多樣化可以并行不悖，作為一種空間藝術，顯然這是進步的成熟現象，但后繼者“遵制法祖”，則妨礙了建筑的創新。

5、單體建筑形象優美

單體建筑從整個形體到各個部分構件，利用木構架的組合、各構件的形狀及材料本身的質感等進行藝術加工，達到建筑的功能、結構和藝術的統一，是中國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之一。

屋頂在單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達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我國古代匠師充分運用古代木結構的梁架組合形式以及木材料的特點，創造了屋頂舉折和屋面起翹、出翹，再和直線巧妙地組合，形成向上微翹的飛檐，不但擴大了采光面、有利于排泄雨水，而且增添了建筑物飛動輕快的美感，所以西方人稱譽中國建筑的屋頂是中國建筑的冠冕。

6、規格化與多樣化統一。單體形象融于群體序列

單座建筑的規格化，到清代達到頂點，每一種的尺度、比例都有嚴格的規定，上自宮殿下至民居、園林，建筑的藝術效果主要依靠群體間的聯系、過渡、轉換從而構成豐富的空間序列來取得。就整體而言，重要建筑大都采用均衡對稱的方式，以庭院為單元，沿著縱軸線與橫軸線進行設計，借助于建筑群體的有機組合和烘托，使主體建筑顯得格外宏偉壯麗，這也就彌補了單體建筑定型化的不足。

7、重視建筑組群平面布局

中國最早的單座房屋，隨著功能提高，已不能滿足各種用途需要的空間，但木結構建筑擴大空間的主要方法是加大構架尺度和增加梁架數目或增加層數，而這些都受到材料、結構技術和使用要求的限制，因此，自然的發展了單個建筑物的群體組合的形式。雖然是一些不大的簡單的單座建筑物，也可以構成龐大的復雜的整體，從而滿足建筑的功能和思想性、藝術性的多方面的要求。它的布局原則是內向含蓄的，多層次的，力求均衡對稱。而這種布局是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和禮教制度也是密切相關的，是尊卑、長幼、男女、主仆等封建的宗法和等級觀念在住房上的體現。

8、運用色彩裝飾手段

木結構建筑的梁柱框架，需要在木材表面涂漆和桐油等防腐措施，以保護木質和加固木構件用榫卯結合的關節，同時增加美觀，達到實用、堅固與美觀相結合的目的，由此發展成中國特有的建筑油飾、彩畫。

中國建筑注重建筑構件的色彩和裝飾彩繪的表現性，用色大膽、強烈，并以此標示等級與功能的差異。絢麗的色彩和彩畫，首先是建筑等級和內容的表現手段。屋頂的色彩最重要，黃色是帝王所專用，民居只能用灰色陶瓦；其次是對比寓于和諧。因為基調是統一的，所以雖然許多互補色、對比色同處一座建筑中，但總的效果是和諧的；最后是藝術表現寓于內容要求。例如宮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強烈，民居最普通，色彩也最簡單。

三、從中國傳統思想看古代木結構建筑盛行原因

1、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與木結構

中國傳統文化倡導“以人為本”，注重對人的研究，而非像西方那樣執著于探索物質世界的奧秘。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是把人作為主體的，從人的角度出發，以整合社會為目的，闡明人生的意義。春秋末年，百家爭鳴，諸子百家中尤其是儒家，開始重視對人的研究，他們以人為中心，立足于人的倫理道德，全面地探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擺脫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道路。中國古代大多數思想家對宗教都缺少熱情，他們所關心的是社會、人生等現實問題。

中國傳統“以人為本”的思想，對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神”和“物”都具有永恒性，而“人”和“人生”卻具有短暫性。因此，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沒有把建筑物看成永久的紀念物。建筑如同人生一樣，是有壽命的，是隨著人的生命節拍而存在的，因此使用可以腐朽的木材要比使用永恒的石頭更有生命意義。木材源于向上生長的樹木，代表著生命，而石材的冰冷則暗示著死亡。這也不難解釋為何在中國的古代建筑中，石材多用于墓室或佛塔，而住宅則多用木材。

2、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的神韻

中國古代建筑是一部“木頭的史詩”，中國古代匠人將木頭的價值予以充分的發揮，給木頭注入了靈魂，使其充滿了生命力，于是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展現出的是禮——理——情的融合統一，是典章與藝術、理性與情感、倫理與心理的統一體。中國古代建筑廣泛使用木質作為原料，以木為“骨”是中國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以木頭作為骨架，中國古代建筑集堅忍不拔與婀娜多姿于一體。所謂以木為“骨”，即中國古代建筑主要采用木柱、木梁等構成房屋的框架。屋頂與房檐的重量可通過梁架傳遞到立柱上，墻壁只起隔斷或劃分內外空間的作用，而不是承擔房屋的負重。

“勾心斗角”這個成語含貶義，但它卻形象地勾勒出了斗栱的組合方式。斗栱是中國獨有的木結構元素，凡是抬梁式的建筑都缺少不了它。中國人講求“方正”，在中國古代建筑中矩形構架也是一種基本的構架方式，而斗栱系統正是一種矩形的結構系統。因此，在中國人的價值判斷里寧可用復雜的斗栱來取代省料的斜撐木，哪怕是耗時耗木也在所不惜。

由于中國古代建筑無論內墻、外墻，都不承擔結構荷載。因此，“間”和“架”的數量可隨平面大小的要求而增減，在發展上可以做到不受限制，這就帶來了一種靈活性，人們可以隨著使用過程改變其形態、功能，可隨意拆、移、挪。于是，“間”成為了建筑的一個細胞，“間”和“間”既相隔又相通，隔是為了便于使用，通是為了不感到局促，而又不會一覽無遺。這就形成了房屋“隔而不隔”的設計特色，賦予平面無限延伸的可能。

中國古代建筑的木結構體系靈活性很強，組合是其構圖的基本觀念。它以間為基本框架，間可以左右相連，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疊。如果說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是一種積木游戲，那么，這種積木游戲則遵循著“三位一體”的構造原則，使建筑極具韻律感。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從來不會讓建筑的“三位”（臺基、屋身、屋頂）各自為政，即便是往高空發展的多層樓閣、佛塔等的屋身也仍然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整體，有作為“屋頂”的飄檐，也有形似臺基的欄桿，在立面上不斷的重復，既有秩序感和統一性，又通過塊面的分割，使其富有變化性。

“模數”的應用，使得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呈現出“以不變應萬變”的靈活性，大大縮短了營建的時間，也正是因為這種統一的規范，使房屋的再生成為可能。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是可以“搬家”的，只需要把組成房屋的標準構建——柱、梁、枋、檁、門、窗、隔扇等拆卸下來，搬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進行裝配，房屋的“搬家”即可完成。

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是具有“靈性”的建筑，以恒久的構件和幾乎相似的院落，通過無限“衍生”便能演繹出無窮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中國古建群體獨有的內涵。

四、西方木結構建筑

希臘早期的廟宇和其他建筑物，都是木構架的。由于木構架容易腐朽和失火，而古希臘制陶業發展早，技術高，于是就利用陶片來保護木構架。古羅馬在木結構的應用中，維特魯威描述了最早的木屋架形式：由兩根相對的木料構成人字形，中間用水平的聯系桿件連接。在大型的公共建筑上除了使用拱頂和穹頂之外，也使用木桁架（如圖3-2）。當時的木桁架技術相當高，已經會分辯受拉構件和受壓構件，并采用了相應的結點構造方法和形式。古羅馬的城市居住建筑大體有兩類，一類是沿襲希臘晚期的天井式獨家住宅，另一類是公寓式的集合住宅，這類住宅通常采用木結構，但是極易失火。

西歐在5～10世紀建筑極不發達，在閉關自守的狹小封建領地里，古羅馬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都不需要了，西歐在大部分地區丟失了古羅馬的拱券技術后，大量的采用了木屋架。10世紀起，拱券技術從意大利北部傳到西歐各地。因為木屋架太容易失火，教堂重新使用拱券技術。

在15世紀，英國對原有木桁架進行了一項很大的改革，即“托臂梁桁架”，與拱肋相結合，產生較大的跨度（如圖3-7）。這時期市民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按照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傳統，大多采用木構架，主要有梁、柱、墻龍骨以及為加強構架剛性而設的一些構件。

木制狹板教堂是斯堪迪納維亞國家的特色。如今，還可以見到中世紀建造的這種教堂，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這種建筑主要分布在挪威（如圖3-12）。

西歐國家在這個時期的宗教建筑又重新以磚石為主。意大利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西班牙則在意大利的影響下，發展了帶有伊斯蘭特點的建筑。

在17世紀以法國為代表的古典主義建筑成為歐洲建筑發展的又一個主流，是法國絕對君權時期的宮廷建筑潮流。

這個時期，木結構建筑仍然在民間廣為流傳，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在阿爾卑斯山脈盛產森林的地區，尤其是鄉村，仍然保留并發展著木結構建筑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但處于比較次要的地位。

16世紀德國中產階級的住宅以木結構為主，英國民間木架構建筑也層出不窮。在民間，俄羅斯長久以來流行木結構建筑。由于結構技術差，跨度不大，因此把它升高，形成墩式體形，再做成攢尖式的頂子，稱為“帳篷頂”。民間建筑在這個時候對宮廷建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產生了充滿向上動勢的“帳篷頂”教堂形式（如圖3-22）。

18世紀下半葉，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產生了新的建筑技術和建筑材料。19世紀上半葉，歐洲各主要國家都經歷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大型的公共建筑主要體現了羅馬復興、希臘復興以及哥特復興的風格，都以磚石結構為主。

歐洲北部的城鎮發展較晚。在工業化時代，芬蘭的城鎮地區的建設才開始，在19世紀基本完成的。在這個森林資源豐富的地區，木材成為重要的建筑材料。在建筑形式上，受俄羅斯古典主義影響較深。

中國古代從上古時的居住建筑到封建社會的平民住宅都基本采用土木結構，同時代表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封建帝王的宮殿及壇廟、宗教建筑的寺觀等亦采用木結構建筑。這與西方古代建筑史有著顯著的差別。西方古代建筑歷史中，大量的是磚石結構的神廟、教堂、宮廷及皇家的公共性建筑，居住建筑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建筑史的主線是以磚石結構為主的宗教建筑，但在民間以木結構為主的居住建筑一直沒有間斷過，成為與磚石結構建筑并行發展的另一條線索。

五、中西方木結構建筑比較

世界上所有已經發展成熟的建筑形式或者建筑體系，包括屬于東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和回教建筑在內，在現代建筑未產生之前，基本上是屬于磚石結構為主的建筑系統。只有包括日本、朝鮮等鄰近地區在內的中國系建筑才以木骨架結構為主。為什么中國古建筑主要發展木骨架結構而不像其他體系那樣發展磚石承重墻式結構呢?中國古代是同時掌握磚石結構技術的，正如其他的建筑體系同樣懂得用木頭蓋房屋一樣。

西方的磚石結構最重要的拱券技術，是大多數磚石結構建筑的核心部分。關于“拱券”構造的發明，中國要比西方早。而“拱”的構造正是磚石結構的最主要的技術焦點。大概，中國古建筑發展木結構的體系主要原因就是在技術上突破了木結構不足以構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設計思想上確認這種建筑結構形式是最合理和最完善的形式。

純粹從建筑技術觀點而論，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式的木框架結構為主的混合構造所取得的效果是較為低劣的。“木”結構的優點正是“石”結構的缺點，“石”結構的優點也正是“木”結構的缺點，但是總的來說，木結構形式的建筑在節約材料、勞動力和施工時間方面，比起石頭建筑就優越得多了。在達到同一要求和效果的前提下，中國建筑是世界上最節省的建筑，也就是說，是最經濟的技術方案。尤其在施工時間上，同時代的、同規模的中國建筑比西方建筑不知快了多少倍。

中國的歷史和西方的歷史有一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任何時候都沒有發生過神權凌駕于一切的時代。一本西方的建筑史其實就是一本神廟和教堂的建筑史，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這個問題似乎是中國建筑的發展和西方建筑的發展有原則性分別的基本原因。這個問題涉及古代一個民族對建筑的基本觀念要求，一個以“人”為中心，一個以“神”為中心，也就是所謂的“人本”、“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卻是“暫時”的，在不同的價值觀念下自然產生不同的選擇態度和方法。在整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人堅持木結構的建筑原則與此有很大的關系。

也許只有從文化差異上才能找到真正左右中西方建筑在取材方面出現差異的根本原因，敦煌、龍門、云岡等石窟因為是宗教建筑，它來源于印度，雖然在形式上和西方建筑的神廟和教堂不一樣，但是在性質和內容上就完全相同．它們都是經年累月長期地積累而建成的，因為這種行動完全是基于一種對宗教的熱情，人們就樂于長期地去和石頭打交道。事實上只有宗教的力量才可以驅使人們去完成那些精巧的石頭的藝術巨構。不同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產生不同的價值觀念，由此產生不同的建筑態度、不同的對技術方案選擇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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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國傳統節日與西方節日（范文）

中國傳統節日與西方節日的不同

元宵節（Lantern Festival）和圣瓦倫丁節（Valentine's Day）相同點：

兩個節日分別被稱為中西方的情人節。不同點：

1．時間：元宵節為每年的農歷正月十五夜，因為正月是農歷的元月，古人稱夜為“宵”，所以得名“元宵節”，又稱上元節、燈節；西方情人節為2月14日。

2．起源或傳說：

元宵節：據說元宵節習俗始源于漢代。史載漢武帝的時候，漢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據稱太一是當時相當顯赫的一位神明，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漢帝，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較隆盛。相傳另一位漢室皇帝漢文帝也和元宵節有關。據說漢高祖劉邦死后，呂后篡權。呂后死后，周勃、陳平等人掃除諸呂，擁劉恒（即漢文帝）為主。因為掃除諸呂的日子正是正月十五，所以每到這天晚上，文帝就微服出宮，與民同樂，以示紀念。從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個普天同慶的民間節日———“鬧元宵”。

圣瓦倫丁節：大約在公元三世紀的羅馬，暴君克勞多斯（Claudius）當政。戰事連綿不斷，暴君克勞多斯征召了大批公民前往戰場，他傳令人們不許舉行婚禮，甚至連所有已訂了婚的也要馬上解除婚約。就在暴君的國都里，居住著一位德高望重的修士瓦倫丁（Valentine），他對暴君的虐行感到非常難過。當一對情侶來到神廟請求他的幫助時，瓦倫丁在神圣的祭壇前為他們悄悄地舉行了婚禮。人們一傳十，十傳百，很多人來到這里，在瓦倫丁的幫助下結成伴侶。消息傳到了暴君的耳里。克勞多斯暴跳如雷，他命令士兵們沖進神廟，將瓦倫丁從一對正在舉行婚禮的新人身旁拖走，投入地牢。瓦倫丁終于在地牢里受盡折磨而死。悲傷的朋友們將他安葬于圣普拉（St.Praxedes）教堂。那一天是2月14日，那一年是公元270年。人們為了紀念這個敢于與暴君斗爭的人，漸漸地使得2月14日成為一個節日。

3．活動形式及其意義：

元宵節：在古代，封建社會的年輕女孩不允許出外自由活動，但是過節卻可以結伴出來游玩，元宵節賞花燈正好是一個交誼的機會，未婚男女借著賞花燈也順便可以為自己物色對象。元宵燈節期間，又是男女青年與情人相會的時機。“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都是描述元宵夜的情境。因為月圓象征著圓滿的愛情，而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所以對戀愛中的情侶別具意義。

圣瓦倫丁節：在情人節，鮮花和朱古力是象征著甜蜜、堅貞的愛情的禮物。將一枝半開的紅玫瑰作為情人節送給女孩的最佳禮物，而姑娘則以一盒心形巧克力作為回贈的禮物，據說，巧克力成分之一的苯基胺能引起人體內荷爾蒙的變化，跟熱戀中的感覺相似。

清明節(Tomb-sweeping Day)和萬圣節除夕(Halloween)相同點：

萬圣節前夕又被稱為“鬼節”，而中國的清明節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稱之為“鬼節”。

不同點：

1.時間：清明節為每年的陰歷四月初五；萬圣節前夜為每年的10月31日夜晚。

2.起源或傳說：

清明節：據歷史記載，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時代，晉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跟隨他的介子推不惜從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塊肉讓他充饑。后來，重耳回到晉國，做了國君（即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大事封賞所有跟隨他流亡在外的隨從，惟獨介子推拒絕接受封賞，他帶了母親隱居綿山，不肯出來，晉文公無計可施，只好放火燒山。他想，介子推孝順母親，一定會帶著老母出來。誰知這場大火卻把介子推母子燒死了。為了紀念介子推，晉文公下令每年的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戶戶只能吃生冷的食物，這就是寒食節的來源。寒食節是在清明節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節的活動延續到清明，久而久之，人們便將寒食與清明合而為一。現在，清明節取代了寒食節，拜介子推的習俗，也變成清明掃墓的習俗了。

萬圣節前夕：1000年前，居住在大布列顛的凱爾特人篤信上帝統治人 類。他們也相信死神Samhain會在10月31日夜晚降臨塵世，因此他們點燃篝火，并將一些用火燒烤的牲畜作為祭品獻給死神。有的凱爾特人穿戴動物的面具和毛皮，這就是現在流行的萬圣節假面舞會的來源。今天，萬圣節的宗教意義已經逐漸淡化，而成為一種大眾喜愛的節日了。

4．活動形式及其意義：

清明節：清明節是一個紀念祖先的節日。主要的紀念儀式是掃墓，掃墓是慎終追遠、敦親睦族及行孝的具體表現。清明節紀念祖先有多種形式，掃墓是清明節最早的一種習俗，這種習俗延續到今天，已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逐漸簡化。掃墓當天，子孫們先將先人的墳墓及周圍的雜草修整和清理，然后供上食品鮮花等。由于火化遺體越來越普遍，其結果是，前往骨灰置放所拜祭先人的方式逐漸取代掃墓的習俗。清明節當天有些人也在家里拜祭祖先。不論以何種形式紀念，清明節最基本的儀式是到墳前、骨灰放置處或靈位前追念祖先。

萬圣節前夕：每到萬圣節前夜，人們就圍坐在火爐旁，講述一些有關鬼的故事，有時讓一些在場的小孩聽起來害怕。有的人把蘿卜或甜菜頭挖空，做成一個古怪的頭形的東西，在上面刻上嘴和眼睛，在其內放上一枝點燃的蠟燭，看上去古怪、讓人害怕，然后把它掛在樹枝上或大門上，據說這樣可以驅逐妖魔鬼怪。在美國，人們制作“杰克燈”或叫“南瓜燈”（Jack-o'-lantern）。小孩們身穿古怪的服裝，頭戴面具，裝扮成鬼怪的形象，手里提著一盞南瓜燈，從一家走到另一家，在大門口大聲叫著“是請客還是要我們搗亂（Trick or Treat）。這時若主人不請客（treat），這些頑皮的孩子就會動真格地搗亂（trick），有的在主人的門把上涂上肥皂或往玻璃上灑肥皂水；有的干脆把主人的門給卸下來；還有的順手拿走主人放在門口的日常小用品等。但人們對這些天真可愛的小客人一般還是歡迎的，并且事先都準備好糖果或零錢。聽到這些小孩來時，他們馬上迎出來，給孩子們分發糖果或零錢。

當然，中外還有很多具有獨特民族氣息的節日，比如：中國的端午節（Dragon Boat Festival）、重陽節（Double Ninth Festival）、七夕節，和西方的愚人節（April Fool’Day）、復活節（Easter）、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