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七夕節(jié)的起源和演變

七夕節(jié)的起源和演變 一、七夕節(jié)的起源

七夕節(jié)的起源問題已經(jīng)成為學界爭論的焦點。七夕節(jié)何以形成、何時形成、在起源上與牽?？椗裨捰袩o關(guān)聯(lián)，這是在考證七夕節(jié)起源時無法回避的三個方面。就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來看，諸說并立。在辨析七夕節(jié)與牛郎織女神話傳說的關(guān)系時亦兼論二者各自起源，但學者們在七夕節(jié)起源問題上并未達成共識。就七夕節(jié)與牛郎織女神話的關(guān)系問題來看，大致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二者本無關(guān)系，在各自發(fā)展中于某一時間合而為一；二是認為二者是一非二，在起源上具相互衍生的關(guān)系。到底是牛郎織女的的傳說造就了七夕佳節(jié)，還是七夕佳節(jié)正好遇到牛郎織女的傳說而得以流傳至今呢？這就要從兩者出現(xiàn)在人們視野的時間先后來看了。

關(guān)于牛郎織女傳說的典籍記載，最早見于《詩經(jīng)·大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其二為《詩經(jīng)·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神女，不可求死。”這些記錄只是牛郎織女傳說的雛形，這幾句話描述了織女沒有織布，牽牛不拉車，顯然，此時描繪的織女星和牽牛星主要還是作為帶有農(nóng)耕文明和家庭手工業(yè)文明的象征的兩個星宿出現(xiàn)，并沒有出現(xiàn)傳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相互關(guān)系和相關(guān)情節(jié)，這時的織女與牽牛并沒有產(chǎn)生男女關(guān)系。后來的《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牛郎織女才開始有了隔河相望的相思形象。到了東漢時期，演繹成織女七夕渡鵲橋的傳說。東漢應劭的《風俗通》記載：“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橋首無故皆髡，因為梁以渡織女故也?！彼侮愒n《歲時廣記》引《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薄妒酚洝防镆灿杏涊d：“四星在危面，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日：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钡讲苤驳摹堵迳褓x》里，才確定了牛郎織女的夫妻關(guān)系。而作為夫婦的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故事，大致形成于南北朝時期。當時的《荊楚歲時記》記載：“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役，織成云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遷。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

由此可見，對牛郎織女二星的歌詠，從周末經(jīng)春秋戰(zhàn)國，再由漢初至東漢、三國、魏晉南北朝，流傳數(shù)百年間，才提到七月七日相會。而那時候的七月七日已經(jīng)是規(guī)模不小的歲時節(jié)日了。

七夕起源很早，剛開始時只是作為一個節(jié)令。從歷史文獻來看，七夕節(jié)起源時間至少在三四千年以前，其起源與星象、物候密切相關(guān)。

據(jù)說七夕的節(jié)日在戰(zhàn)國時期可能就已經(jīng)有了。據(jù)明代羅頎《物源》記載：“楚懷王初置七夕?！钡蜃髡吲c所載時間相隔太遠，恐不足信。關(guān)于七夕乞巧風俗最早的記載當數(shù)東晉葛洪的《西京雜記》，文中記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后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中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愛連’?！?又載：“漢絲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開于襟褸?！边@兩條記載都可以說明，西漢初宮中過七月七日的盛況，而漢代這些風俗活動中都不見有關(guān)牛郎織女故事的記載。由此可見，七夕并非是牛郎織女傳說所衍生出來的歲時節(jié)日。

關(guān)于七夕節(jié)的起源，我們可以從七夕風俗中去探尋?！捌呦Α弊钤鐏碓从谌藗儗π巧瘢簿褪菍ψ匀坏某绨?。《太平御覽》卷三十一引東晉周處《風士記》：“七月初七日，其夜灑掃于庭，露施幾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贝颂幍暮庸暮涂椗?，指的就是牽牛星和織女星。牽牛星是視為谷物神，織女則傳說是天帝之女桑蠶神，谷物神和桑蠶神都是我們這個農(nóng)耕民族的先民極為重視的神袛。那時的人們認為東西南北各有七顆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稱二十八星宿。至

于在七夕拜牽牛和織女二星，是因為兩星的運行七月顯得最為突出。

“七夕”也來源于古代人們對時間的崇拜。據(jù)《太平御覽》記載：“七月黍熟，七日為陽數(shù)，故以麋為珍?！薄捌咴缕呷諡榱既铡?，所以把它作為慶賀秋收的吉慶日子。漢魏時把這一天作為集會游樂的日子。這一天還是天宮神仙們聚會的日子?！独m(xù)齊諧記》記載：“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逼邤?shù)在民間表現(xiàn)為時間上的階段性，計算時間時往往以“七七”為終局完滿。因此，在七夕風俗里，有乞巧乞福乞情等風俗，都是源于七月七日是良日，以此祈求豐收美滿之意。對時間的崇拜，也延伸到對生命的崇拜上。在七夕風俗中，就有乞子和祭祖的風俗。楊琳在研究七夕節(jié)的起源時，結(jié)合民俗學相關(guān)原理、結(jié)合類書、文人筆記、地方志等相關(guān)記載資料，對七夕節(jié)的起源問題作了詳細的辨析：七夕節(jié)的成因在于“七在古代文化中是個具有生殖魔力的數(shù)目，古人將七月七日作為節(jié)日是崇拜七這個神秘之數(shù)的結(jié)果，其實質(zhì)是對生殖的期盼和膜拜?！币蚨诠糯芏嗯詾榱颂岣咦约涸谏鐣钪械匚唬谄呦?jié)這天往往會進行乞子的活動。

七夕節(jié)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與牛郎織女的神話傳說結(jié)合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大**時期，百姓長期處于戰(zhàn)亂之中，追求幸福安定的生活愿望在現(xiàn)實中很難實現(xiàn)，于是便向傳說中的人物去乞求。此時牛郎織女的故事進一步完善，并與七夕節(jié)相互融合，七夕節(jié)成為普遍的節(jié)日。除了乞巧的習俗外，七夕節(jié)在此期間還多了乞求富貴、長壽、生子的習俗，牛郎織女的堅貞愛情也成了人們的情感寄托。由于女性所處的社會地位較低，在封建社會又通常被視為繁衍后代的工具，生下男嬰因而成為女性為提高社會地位的方式之一，求子也因此而成為七夕節(jié)民俗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

通過分別對牛郎織女神話傳說和七夕節(jié)的探源可見，七夕節(jié)的起源主要來自古代人民對星辰、對自然以及時間的崇拜，其起源與牛郎織女的傳說是毫無關(guān)系的。但隨著牛郎織女神話故事的發(fā)展演變及其故事中傳達的人類情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逐漸融合交匯的。二、七夕節(jié)的演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牛郎織女故事情節(jié)進一步完善，并與七夕節(jié)俗相互融合，七夕節(jié)成為普遍的節(jié)日，其活動也日益豐富，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記載:“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jié)彩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鈺石為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wǎng)于瓜上，則以為符應?！边@充分反映了民間女子在七夕穿針引線、祭星乞巧的情景。通過觀看蜘蛛結(jié)網(wǎng)的情狀來占卜自己在針線織作方面的天賦，也是一種女性們在乞巧時經(jīng)常采用的方式。南朝時的做法是將蜘蛛放在瓜上，讓它在瓜上結(jié)蛛網(wǎng)，然后根據(jù)蛛網(wǎng)的密與疏來推測自己是否得巧。為它所附著的牛郎織女的傳說故事得到廣泛傳播，七夕原有的禁忌意義在此時己完全消失，七月初七成為了欣賞天庭歡聚、乞求人間幸福的吉日。《玉燭寶典·七月孟秋》原注:“七月俗重是日。其夜灑掃于庭，露施機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熒重為稻，祈請于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边@則記載明確表明了牛郎織女于七夕相會，這樣就將七夕節(jié)和牛郎織女傳說相聯(lián)系，逐漸固定下來，形成了深入人心的愛情故事。因此在這一時期，七夕節(jié)不僅繼承發(fā)展了己有的“乞巧”習俗，還添加了乞求富貴、乞求長壽、乞求生子的習俗。同時，由于人們對牛郎織女之間堅貞的愛情的向往和追求，七夕節(jié)成為人們的情感依托。而漢代的登樓曬衣習俗到魏晉時演變成為曬書習俗?！妒勒f新語》曰:“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曬衣服，隆乃仰，出腹臥，云:‘曬書?！绷碛腥钕滔壬匆娻徖镌谄呦ζ匾?，而他家徒四壁卻也翻出自己的粗布破褲晾出來。這顯示出七夕習俗在民間的影響極大。這其中，乞巧愛情與求子都與女性的生活及精神密切相關(guān)，封建社會對于子嗣的重視也直接決定了女性的地位，所以求子也是當時女性的重要活動，二對于愛情的祈求則是封建女性難以實現(xiàn)的美好愿望。七夕食俗也形成于魏晉南北朝，相關(guān)最早的記載是

晉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是個好日子，這天的飲食也不同于以往，北人會吃湯餅。湯餅又稱“不托”，是一種經(jīng)水煮過后的面塊等簡單的食物。人們在七夕節(jié)吃餅有其文化內(nèi)涵。其一，餅是圓狀，古人認為“圓，陽物也”，陽物有辟邪的功能，吃陽物可以求吉利。其二，圓還暗示在七夕之夜牛郎織女鵲橋相會，有團圓之意。古人把七夕餅叫做“巧餅”。

唐代長安盛行各種七夕節(jié)俗，在《開元天寶遺事》中，也有“宮中殯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的記載。宮女們長期被幽禁在宮廷中，生活的寂寞，情感的空虛，使她們對七夕穿針之事甚感興趣。

唐代崔顥的《七夕》詩，曾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長安七夕節(jié)女性們穿針乞巧的風俗，詩云：”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間不相見?！遍L安城中家家戶戶的少女少婦，在七夕節(jié)時都要持針線、供瓜果、擺香案，向織女乞巧，其目的也正是為了想要證實自己在針線活計方面的天賦與才能。唐代時，皇宮中也十分盛行用蜘蛛乞巧的習俗，據(jù)《開元天寶遺事》記載，當時每至七夕節(jié)，宮女們便要“各捉蜘蛛閉于小盒中，至曉開視蛛網(wǎng)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唐宋時期，七夕食餅又出現(xiàn)了變化，《唐六典》記載:“七月七日加研餅，并于常食之”。

宋代以后，農(nóng)耕文明進一步發(fā)展，從朝廷到民間，牛郎、織女成為了祭祀的神靈，祭祀盛行推動了七夕節(jié)的發(fā)展。七夕節(jié)俗活動更加豐富了，除了保存歷代流傳下來的習俗，還出現(xiàn)了《天河配》、《長生殿》等節(jié)令戲，七夕節(jié)成為了可以使民眾娛樂放松的節(jié)日。宋代羅燁、金盈之編輯的《醉翁談錄》說:“七夕，潘樓前買賣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車馬填咽，至七夕前三日，車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復得出，至夜方散。”由此，我們能夠得知當時七夕節(jié)熱鬧非凡的場景。太平興國三年公元年，宋太宗下了一道有關(guān)于鼓七夕節(jié)在元代多被稱為女兒節(jié)，可以看出到這時，七夕節(jié)的節(jié)俗基本是以女性為主了?！段鼋蛑尽分袑ζ呦?jié)這天在市中、朝中、宮中等熱鬧慶祝節(jié)日的場景做了詳細的記載。牛郎織女的傳說已經(jīng)很普遍了，南宋羅愿《爾雅翼》卷一三也說:“涉秋七日，(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為是日河鼓與織女會于漢東，役烏鵲為梁以渡，故毛皆脫去。”此時也涌現(xiàn)出很多頌揚牛郎織女的詩文。例如北宋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shù)。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北闶琴濏炂呦Φ闹娖?。

明清時期，七夕有吃“結(jié)緣豆”的食俗，《漳州府志》記載了用熟豆相親來證明有緣，并結(jié)緣的習俗。清朝時期，江西七夕節(jié)有吃“油餅”，喝“巧水”的習俗。明清時期，女性們在過七夕節(jié)時又開始流行起一種新的乞巧方法，那就是通過觀看針在水中的投影來驗證自己的針線織作水平高低，這叫做“丟巧針”，又叫做“督巧”。《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場》記載:“七月七日許丟巧針，婦女曝盎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締針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針影，有成云霧、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征矣。婦或嘆，女有泣者?！边@種卜巧方法在《帝京歲時紀勝》和一些明清方志中均有類似記載，可見流傳已久，覆蓋面也很大。

參考文獻：

[1]馬冰雁 湯菊紅 《七夕溯源初探》 孝感學院學報 2009年 [2]張萌 王妍 《七夕考述》 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

2009年

[3]邱綺《傳統(tǒng)七夕節(jié)演變歷程與現(xiàn)代轉(zhuǎn)型》 中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4]王愛科《牽?？椗裨拏髡f與七夕節(jié)的起源》 青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年 [5]吳天明《七夕五考》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3年 [6] 李長茂《論七夕節(jié)產(chǎn)生和流行的動因》《文史》2012年第5期 [7] 郁倩文 《從唐代詩歌看牛郎織女傳說及七夕節(jié)俗》《語文學刊》2012年第6期

[8] 陳連山 《論七夕節(jié)的源流》《天中學刊》2013年第1期

第二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考古和文獻記載說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國的文字——漢字，已經(jīng)誕生并日趨成熟了。關(guān)于漢字起源的歷史，基于現(xiàn)存的古代文獻記載和現(xiàn)已得到確認的考古發(fā)現(xiàn)，至少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了，而漢字起源的歷史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開端歷史，所以通常我們說中華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國的文字從出現(xiàn)至今，已經(jīng)歷了早期的圖畫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以及印刷術(shù)發(fā)明后為適應印刷要求而逐漸派生出來的各種印刷字體等漫長的發(fā)展歷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們看作是中國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紀后期，在河南安陽，農(nóng)民在耕地時偶爾發(fā)現(xiàn)了甲骨的碎片，他們把這些甲骨作為龍骨賣到藥房。1899年，古文字學家劉鄂在別人所服的中藥中，發(fā)現(xiàn)了這種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開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寫在或刻在龜甲、獸骨之上的文字，其內(nèi)容多為“卜辭”，也有少數(shù)為“記事辭”。因為那時人們用被灼燙過的甲骨上的紋絡來判斷事物的吉兇。占卜完畢，就將占卜的時間、人名、所問事情、占卜結(jié)果，以及事后驗證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顯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書墨書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滿朱砂，其字體與今不同，因此難以辨認?，F(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個。經(jīng)過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們的分析、判斷，能夠辨認的已近兩千。這些甲骨文字，多為從圖畫文字中演變而成的象形文字，許多字的筆畫繁復，近似于圖畫，而且異體字較多。這說明中國的文字在殷商時期尚未統(tǒng)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聲、假借的文字，從而說明文字的使用已經(jīng)有了相當長久的歷史。

金文

繼甲骨文之后出現(xiàn)的漢字書體就是金文。由于這種文字多鑄于各種青銅器上而得名，也稱為鐘鼎文或青銅器銘文。至今所見最早有銘文的青銅器，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銘文都很簡單，文字書體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銅器銘文。金文還載于各種彝器、樂器、兵器、度量衡器、鑄幣、銅鏡和金屬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載文數(shù)量最多。各種器物上的文字，較之甲骨文長且完整，字數(shù)少者數(shù)十字，多者數(shù)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載字二百九十一個。

大篆和小篆

篆書又分為大篆和小篆，是漢字書體發(fā)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小篆較之大篆，形體筆畫均已省簡，而字數(shù)日增，這是應時代的要求所致。從古文到大篆，從大篆到小篆的文字變革，在中國文字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占有重要地位。

隸書

隸書始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為秦朝縣之獄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陽獄中。他在獄中苦心凝思十年，損益小篆，作隸書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納用之，遂拜其為御史。當時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政務多端，文書日繁，記錄事務單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種比小篆更為省簡、規(guī)范的文字，以便于書寫和鐫刻。由于當時改簡小篆為社會急需，勢在必行，致使隸書這一比小篆規(guī)范得多的新的字體應運而生，得以面世。

楷書

楷書，又名真書、正書、今隸?？瑫翱闭撸ㄒ?，式也，模也。草書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書之名則反之。雖然篆書和隸書也有草寫者，以此而論，其工整者亦可謂之為“楷”，但這里所說的楷書，是指自成一體、現(xiàn)在通用的“楷書”而言，如歐陽詢、柳公權(quán)等碑帖的字等。關(guān)于楷書的首創(chuàng)者，眾說不一。因為魏、晉、南北朝幾百年來的文字，是隸書中的八分與楷書筆意錯雜時期。比較一致的說法是由東漢王次仲所創(chuàng)。現(xiàn)存實物中，只有魏時期鐘繇的“賀克捷表”的法度可稱為楷書之祖。鐘繇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楷書書法家。今天的楷書，其筆畫端莊，是由古隸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簡捷等脫化、演變而來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書之上者”，是由八分隸再簡約其點畫，以便于書寫之字體）。從三國時期鐘繇作“楷書”起，這種字體一直沿用至今，被視為標準字體而為世人所喜愛。

行書

行書，是介于楷書與草書之間的、運筆自由的一種書體，這是后漢穎川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變體，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稱之“行書”。自晉迄今，行書用處最大，用得最廣，一般性書寫幾乎均用之。

草書

草書，又稱破草、今草，由篆書、八分、章草，沿襲多種古文字變化而成。草書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帶有比較濃厚的隸書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進一步發(fā)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們習稱的“一筆書”。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書趨于簡捷者。漢字發(fā)展到草書一體，已近完美無暇。唐朝之后，雖又出新體，即張旭之“狂草”，但狂草寫出來他人多不能識，只能作為供人們欣賞的藝術(shù)品，而失去了它作為記載和傳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鑒于此因，草書難以再向前發(fā)展。文字的發(fā)展只能另辟新徑，沿著新開辟的方向——印刷字體演進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繪畫,容易辨認,易于區(qū)別。如“人、目、山、火、木、魚”等等?！霸笔情_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個象形字,表示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我國殷商時代的青銅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漢字像畫的畫兒，如“月”字，多像彎彎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頭還有三個高高的山尖。

會意字

會意字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組成的漢字，它的意義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幾個漢字的意義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兩個字組成的，因為“日、月”都是能發(fā)光、明亮的東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學過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嗎？最有意思的，還要數(shù)“淚”字，它是由“水”和“目”兩個字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淚。

形聲字

用形旁和聲旁組成的字,就叫形聲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變化，今天形聲字聲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適當利用這有限的作用還是必要的。因為漢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標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來注明字音外，聲旁也可以幫助提供字音信息。

第三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一．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易·系辭下》說，“古者包犧（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抑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边@段話即是演繹《易》的易理，也是創(chuàng)造漢字的原理。

1、漢字的結(jié)構(gòu)

漢字的結(jié)構(gòu)是“外圓內(nèi)方”。這法于古人的“天圓地方”的理念。“○”是“?”的簡化形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圖形?！啊稹钡闹荛L與直徑相比是一個常量（π=3.14159??），“π”是物質(zhì)世界“變易”中的“不易”，可謂“萬變不離其中”?！啊稹笔窃诰€條長度固定時，可以占據(jù)的最大“宇宙空間”?？梢?，漢字的“外圓內(nèi)方”結(jié)構(gòu)是“完美”和“節(jié)省”的構(gòu)造方式。

2、“五”之說

“五→二乂”字，《說文解字》說“五，五行也，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梢?，“五”字乃指“天地陰陽相交，音同‘戊午’。戊，為天干第五；午，也指五月”。在著名的《河圖》、《洛書》中，“五”安排在圖的中間，也有“陰陽相交”之意?！疤臁笔亲畲蟮摹瓣栂蟆?，“地”是最大的“陰象”，“天地造化五行”?！拔逍小笔枪湃苏J為構(gòu)成世界萬物的五種基本元素，即：金、木、水、火、土。

3、五種基本筆畫

筆畫指構(gòu)成楷書漢字字形的最小連筆單位。所有筆畫歸納為五種標準的結(jié)構(gòu)，即：橫

（一）、豎（丨）、撇（丿）、捺（丶）、折（乙）。

4、漢字起源和演變

漢字的演變過程，可以簡略歸納為五個階段：聲、形、象、數(shù)、理。

⑴ “聲”是任何一種語言的必要組成部分。在遙遠漫長的太古時代，人類從本能的“哭聲、笑聲??”或模仿大自然的“鳥鳴、蟲叫、獸吼、風聲、雷聲、雨聲??”中逐漸分化出具有一定意義、代表一定事物的“聲音”，這就是語音的進化。例如：“ma、ba”用于代表“媽、爸”可能是從哭聲“啊??”中分化出來。語音進化到現(xiàn)代，已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tǒng)，漢語中大約有4×400＝1600種聲音。語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規(guī)律，從現(xiàn)代語言中可以分辯出一些線索。例如： “鵝、雞、鴨、貓??”等家禽和家畜可能是依據(jù)其叫聲而定其名的?！肮?、喔、噓、哎唷??”等聲音是直接表示人類在不同情緒下的自然發(fā)聲。“五→午”、“苗→渺”、“木→冒”??音相通，意相聯(lián) 【原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從屮、下象其根。⑵ “形”是語言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遠古時代人類主要面臨的是生存和種族延續(xù)問題。在與大自然和猛獸毒蛇等的斗爭過程中，有時需要用“形”或“畫”來表示事物。例如：遠出狩獵，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巖石上或樹干上做一些標記。人類在狩獵時，也注意觀察野獸的足跡，以辨別出野獸的特性。另外，人類也可能出于對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qū)γ赖氖挛锏淖非?，在巖洞壁上，畫上“日、月、人、山、木、屮、動物、祖先??”等圖象。《說文解字》說，“黃帝的史官倉頡看見鳥獸的腳印，明白可以用形來區(qū)分事理，開始創(chuàng)造文字。”

由“圖畫”經(jīng)過一個簡化過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開始了“文字”的進化過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圖象向表示聲音的字母方向發(fā)展，以語音作為主體。漢字由原始圖象向“象、數(shù)、理”方向發(fā)展，用不同的圖象來表示各種各樣的意思。

⑶ “象”是創(chuàng)造漢字和《易》說理預事的主要方法?！叭?、月”等屬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這些基本部件相互組合，產(chǎn)生各種各樣的“象”，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字?；静考妥诌€可以進行更高層次的組合，產(chǎn)生用于表示各種事物、各種意念的諸多文字。

這些字還可以組成更多的字。如：“盟→明皿”、“踢→易”、“濕→氵顯”、“但→亻旦”??。

⑷ “數(shù)”概念是人類長期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人類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無”和“有”。沒水喝會渴，沒東西吃就會餓?！坝小勗隆弊种小剥劇北硎臼郑霸隆北硎救??！坝小弊衷狻笆窒掠腥狻?，有肉吃就不會挨餓?！坝小边M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多”等數(shù)的概念。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又如：金→鑫，木→林→森，水→淼，火→炎→焱，又→雙，人→從→眾，乂→爻??。通常，字根相重表示“多”，三重表示“眾”。

⑸ “理”是“象、數(shù)”的擴展。漢字外延的演變主要是通過“理”來擴大的，即相“象”的事物，“理”也相通。例如：“明”本意是明亮，延伸出“眼睛看得清楚、心里明白、事情變得明顯??”等。

二．字體（漢字）的演變

一、萌芽時期（距今約6000余年）

1、先文字階段：

①結(jié)繩刻本記事（圖略）。

②圖畫記事（圖略）。

2、原始文字階段：

①陶器上表示抽象概念的符號 — 大汶口陶器

文字（圖略）。

②陶器上模擬物體形象的符號（圖略）。

二、古文字時期（距今約3000余年）

1、甲骨文：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我國最早的成熟文字，于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開始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又稱“殷墟卜辭”（圖略）。柔弱纖細的特點；形體結(jié)構(gòu)還沒有完全定型。

2、金文：產(chǎn)生于西周時期的一種古文字。字形較甲骨文更為粗壯、象形，因刻于青銅器上而得名。代表作品有：《大豐簋》、《散氏盤》、《毛公鼎》。殷代末期就產(chǎn)生了。渾圓質(zhì)樸；形體結(jié)構(gòu)不定性。

3、籀文（古籀文）：即“大篆”，相傳為周宣王時期太史籀所造，故名。字形整齊穩(wěn)定，更加簡潔和線條化。早期銘文無存，代表作品有戰(zhàn)國時期的《石鼓文》。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秦國文字。具有求精凝重的風格。字體結(jié)構(gòu)整齊，筆畫均勻，并有橫豎行筆，形體趨于方正。筆勢圓整。字體繁復，偏旁多有重復，書寫不便。

三、今文字時期

1、小篆：秦統(tǒng)一中國后，統(tǒng)一了文字，即“秦篆”。因多刻于石、木之上，故稱“篆”。其字筆畫已基本線條化，字形瘦長，書寫工整勻稱，圓潤秀麗，為秦統(tǒng)一中國后推行的正宗文字。代表作品有《泰山刻石》等。

2、隸書：萌芽于戰(zhàn)國后期，至西漢日臻成熟，到東漢是隸書的成熟和鼎盛時期，并成為漢代的正宗文字。其字字形扁平，呈現(xiàn)出橫平豎直、俯仰向背、肥瘦方圓、結(jié)字緊密的特點，較篆書更易書寫。代表作品有《乙瑛碑》、《張遷碑》、《熹平石經(jīng)》等。

4、楷書：亦稱真書或正書。三國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時期，其書體表現(xiàn)出“半隸半楷”的特點。代表人物及作品有：鐘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 《樂毅論》、王獻之的《十三行》及云南的《爨寶子碑》等。

到了唐代，楷書已成為正宗官方文字，并沿用至今。代表人物及作品有：①初唐四杰：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孟法師碑》、薛稷的《信行禪師碑》；②晚唐二杰：顏真卿的《多寶塔感應碑》《麻姑仙堂記》《顏勤禮碑》、柳公權(quán)的《玄秘塔碑》，后世稱為“顏筋柳骨”。

另有北宋趙佶所創(chuàng)“瘦金體”《千字文》、元代趙孟頫《道德經(jīng)》等；

后世將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quán)、趙孟頫四人合為“楷書四大家”。

5、行書：是楷書的一種輔助書體，介于楷書和草書之間，是雅俗共賞，最具實用價值的書體。代表人物及作品有：王羲之的《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蘇軾的《寒食詩帖》（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趙孟頫的《琴賦》等。

6、草書：因書寫草率而得名。其類別及代表書家有：①章草：始于漢初，是將隸書寫得草率、簡捷而成。因此，保留了隸書字形扁平、有波筆、字字分離的特點。傳世名作有索靖的《出師頌》、陸機的《平復帖》等；②今草：始于漢末，從章草發(fā)展而來，筆畫連綿回繞，字與字之間多有連綴。代表人物有“二王”、張旭、懷素、黃庭堅等；③狂草：又稱大草，它是今草的極端發(fā)展。其筆勢狂放，筆畫省減，多字字相連，為欣賞之用。代表人物有張旭、懷素、黃庭堅、毛澤東等。

三．書法藝術(shù)的文房四寶

毛筆字的書寫用具，主要是筆、墨、紙、硯，通常稱“文房四寶”。要學書法，就得了解這些文具，知道如何選擇，怎樣保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十分必要的。

筆

毛筆，相傳是秦國大將蒙恬發(fā)明的。也有的說“虞舜造筆”。

其實，毛筆的歷史比蒙恬、虞舜都早得多。原始文化的仰韶彩陶上，就有用毛筆繪制的紋飾，露鋒之處，一根根筆毛的痕跡都清清楚楚。它的歷史比文字還早，距今至少有6000多年了。

漢字書法之所以成為藝術(shù)，且飲譽世界，同采用了毛筆這種特制的書寫用具有莫大關(guān)系。毛筆筆頭是用羊、狼、鼠、兔

等的須毛制成，因其柔軟，可輕可重，可粗可細，方才可能寫出天成人妙的奇異點畫，形成出神入化的藝術(shù)妙境。毛筆其他質(zhì)料的工具，也可以寫出各種漂亮的字體，但是卻難以取得有如毛筆書法這樣高的藝術(shù)成就。

毛筆制作積幾千年之經(jīng)驗，而最負盛名的當推湖筆。湖筆因產(chǎn)于古代湖州而得名，創(chuàng)始于元代，距今有700多年歷史。

毛筆有軟毫、硬毫和兼毫之分。

軟毫：性柔軟，易濡墨；制作原料多選取羊毛，故俗稱羊毫。書家有的認為用羊毫易練出筆力，主張初學者以選用羊毫為宜。我的體會是，中小學生習字，多從中楷開始，宜先求工整。羊毫雖佳，卻難掌握，用兼毫較為合適。

硬毫：性強勁，不能多含墨；選取黃鼠狼尾毫為主制成，故俗稱狼毫。練習小字，為求工整，宜用硬毫。

兼毫：屬中性，剛?cè)峒鏉?，是兼用羊毫與其他獸毫配制成的。野兔豪毛色近于紫，故兔豪又稱紫毫。依比例，有七紫三羊、三羊七紫、五羊五紫，則稱紫羊兼。

如何選筆？

一是大小軟硬要合于實用。一般說，寫大字用大筆、軟筆；寫小字用小筆、硬筆。

二是筆尖要圓如錐，捺如鑿，具備圓、尖、齊、健四個特點。圓，是筆頭圓聚飽滿；尖，是指筆尖鋒穎如錐；齊，是將筆尖潤開捺平即捏扁，鋒如鑿刃一樣平齊；健，指筆鋒有彈性，勁健有力。可將新筆蘸些唾液潤開，在大拇指甲上來回繞圈兒。若圓轉(zhuǎn)自如，繞罷提起，筆尖自然收束，回復尖挺，就可以。

如何護筆？

新筆啟用，筆頭上有膠，須先用溫水（不能用熱水）浸泡，讓其發(fā)開，名曰發(fā)筆。注意不可硬捻，更不能用牙咬開。小楷筆可發(fā)開筆頭的2/5，中楷筆可發(fā)開1/2，大楷筆可發(fā)開2/3。一般說，毛筆不宜全發(fā)開，全發(fā)開則軟弱無力。發(fā)開多少合適，終歸要看使用起來是否合適。

毛筆用過后，大字筆要用清水洗凈，不留宿墨，再將筆頭理順，筆頭向下，懸掛起來。小字筆，要用筆套保護起來，以防筆豪膠結(jié)。若長期不用，則要放入匣或囊中，放入樟腦，以防蟲蛀。

墨

墨，相傳周宣王時“邢夷始制墨”。有學古考證，邢夷當為刑夷，換言之，即古代有了刑罰之后就有了墨。古籍記載，舜時有五刑，其中之一為墨，就是在犯人額上刺絞，用墨涂上，也稱黥刑。這樣，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已有墨了，約有4000

年歷史。商代甲骨背面也發(fā)現(xiàn)多有墨書。秦漢墨丸也有出土。

古代用墨非?？季?。漢代隃麋（今陜西千陽）以制墨而聞名，故隃麋成為古墨的代稱。晉代女書法家衛(wèi)夫人所著《筆陳圖》說：“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10年以上，強如石者為之?！北蔽嘿Z思勰《齊民要術(shù)》記載：當時制墨，不僅講究墨煙，講究用膠，還要放入珍珠、麝香等藥物，以增強墨的光澤，顏色，除祛異味，令有香氣。唐末出現(xiàn)了以制墨而名聞于世的墨工奚超、奚廷圭父子。

奚氏后南遷安徽歙縣，奚廷圭被南唐后主李煜任命為皇家的墨務官，賜姓李，故后世又稱李廷圭。李廷圭所制之墨，香味濃郁，光澤如漆，當時就與黃金等價。宋時已成為文林珍寶，已有“黃金易得，李墨難求”的感嘆了。宋人何薳著《墨記》、晁貫之著《墨經(jīng)》，出現(xiàn)了制墨的專著。近世有人統(tǒng)計，歷代古人制墨所用藥物，僅見諸記載的就有50多種。不難想見，古人是多么重視墨這一用品了。

墨的常見品種，按制作用的主要原料，大致可分為三類：

松煙墨。主要是用松木燒煙，摻入適量的膠、藥材和香料制成。而松煙墨又以徽墨為上上之品。

油煙墨。即用油類燒煙制成，通常多用桐油、麻油、菜籽油，以及石油。制墨時亦摻入適量的膠、藥材、香料。

油松墨。以油煙及松煙混合制成。由于混合的比例不同，墨質(zhì)有所不同。

如何選墨？

墨質(zhì)優(yōu)劣，從色澤與聲音可以分辨出來。色澤以紫光為上，墨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為下。輕輕擊墨，音清者為上，音濁者為下。研于硯，其聲細者為佳，粗者為次。

如何磨墨？

磨墨要用清水。清水以含有微量鹽灰的水為優(yōu)，次井水，次自來水，次蒸餾水。注意不要用茶水，也不要用熱水。

研磨時，墨要保持平正，要重按輕推，圈大力勻，平穩(wěn)而緩慢。初研，水宜少，磨濃了，再加水，再磨濃。墨磨得要濃淡適度，太濃易使筆鋒膠澀難用，太淡又易透紙。

墨濕而再干，則易碎裂。可在墨外裹上一兩層紙。用時不污手指，也可保護墨不碎裂。

平時練字，為了方便，多用墨汁。墨汁過濃?？傻钩錾僭S與清水在硯中調(diào)和。注意不要往墨汁瓶中加水，那會使墨汁中的膠質(zhì)腐壞發(fā)臭。

紙

紙，相傳為東漢蔡倫所發(fā)明?？脊虐l(fā)現(xiàn)，早在蔡倫之前200年，西漢初期已有粗糙的麻紙了。但在已發(fā)現(xiàn)的多種古紙中。凡比蔡倫時代為早的紙，如西安灞橋紙、陜西扶風紙，名為麻紙，實為絮團，上面都沒有寫字；而在蔡倫之后的紙張，如新疆羅豐泊紙，甘肅武威旱灘坡紙，卻都是用之于書寫的，上有墨跡可證。因而可以說、蔡倫是古代造紙術(shù)的革新家，古麻紙經(jīng)蔡倫革新制作技術(shù)，才便于書寫了。稱其為紙的發(fā)明者，也是不過分的。

紙的品類多不勝舉，但用之于毛筆書法的紙張，歷來以宣紙最著名。

據(jù)考證，宣紙創(chuàng)始于南朝，當時有凝霸、銀光之名。

宣紙的集中產(chǎn)地在安徽涇縣。涇縣唐時屬宣州管轄。后世涇縣等地紙張也集中到宣城外銷，故有宣紙之名。

宣紙質(zhì)地綿紉，紋理細密，宜于表達書畫藝術(shù)的妙趣。同時，抗拉力強，不易蟲蛀，便于長期保存，故有“千年壽紙”之譽。

宣紙品類名稱很多，如單宣、夾宣、羅紋宣以及珊瑚宣、虎皮宣、玉版宣等等。以紙質(zhì)區(qū)別，可概分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類。

生宣，易吸水，滲墨，同時要注意墨的濃淡相宜。

熟宣，是生宣經(jīng)加明礬、骨膠等處理而成，不易吸水，紙質(zhì)較硬。

半熟宣，也是由生宣加工而成的，介于中性，能吸水，而不易滲化。

宣紙是書畫用的較為貴重的紙，初學寫字，用紙不必太考究，要選用比較糙而澀的紙為好，通用的有元書紙、毛邊紙、白麻紙均可。但不宜用過于光滑的紙張，如油光紙、拷貝紙等。紙糙澀容易練出筆力，光滑則用于練筆不利。

硯

硯，始于何時？古人不知，就將之歸功于人文初祖的黃帝。東漢李尤撰《墨硯銘》就說：“書契既造，硯、墨乃陳?！币馑际前l(fā)明了文字，就有了硯和墨。其實，在世上還沒有文字之前，已有了硯。硯，最初是用于繪畫，用以研磨顏料的。西安半坡發(fā)現(xiàn)有先民制陶時用以研磨顏料的石磨盤，且有研磨痕跡。這是已知的原始石硯，距今約六七千年。比古史傳說的黃帝時代還要早一兩千年呢！

1.端硯

端硯產(chǎn)于廣東肇慶。那里有座斧柯山，山下有水名端溪，山上出端石，制硯最佳，名曰端硯。

端硯，以紫色者為佳，紫如豬肝者最佳。發(fā)墨快，不損毫，有墨不易干，天寒不易凍。

2.歙硯

歙硯，因所用硯材出之于唐代歙州而得名。歙州所轄多縣均產(chǎn)歙石，但以龍尾山（在今江西婺源）所產(chǎn)歙石最佳，故又稱歙硯為龍尾硯。

歙石一般色澤黝黑，略顯青碧，用碧云形容其色澤是很貼切的。歙石中質(zhì)地優(yōu)異的多有金星、金暈等。金星、金暈，大的似豆，小的似魚子。這金色的星、暈，是硫化鐵的點滴物，硬度大，既易挫墨，又易傷筆，但光澤閃耀，燦若飛星，惹人愛憐。硯工精心布置，妙用瑕瑜，將星暈處雕作硯床，而將無星暈之中心雕為硯堂。有若俏色玉雕，變瑕為瑜，相得益彰。

3.洮硯

產(chǎn)于古代洮州。今甘肅省卓尼縣洮硯鄉(xiāng)為洮硯的集中產(chǎn)地。洮硯是以洮石制成的。洮石出之于臨洮大河中，故以洮名。洮硯石質(zhì)堅而潤，發(fā)墨快，蓄墨久而不下，固之成為名硯之一。

洮硯以綠洮、紅洮最為著名。綠洮是用綠漪石制成。深綠的稱鸚哥綠，淡綠的稱柳葉青，色綠帶波，優(yōu)美自然。紅洮古稱野鴨血：今稱玫瑰紅。色紅雅麗，細潤純凈。

三大名硯的共同特點：硯石質(zhì)地堅潤而細膩，堅而不燥，膩而不滑。

堅潤不燥則易于發(fā)墨。細膩不滑則出墨塊。

初學寫字，選購石硯，只要石質(zhì)不大光滑，而又不過于粗糙，就可以使用。但要選有硯蓋的硯。這樣的硯，便于蓄墨，可免于風吹墨汁干涸。硯用后，要洗凈。在硯心少貯清水以養(yǎng)硯。尤要防沾油污。

第四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作者：陰法魯）

世界上目前正在使用的各種文字以漢字為最古老。漢字的歷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什么時代？漢字從古到今發(fā)生過哪些重要變化？這是關(guān)心中國文化史的人都很感興趣的問題。下面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知識。第一節(jié)漢字的起源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經(jīng)歷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別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語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但是就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chuàng)造的文字來說，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xiàn)到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后形成，總是需要經(jīng)歷一段很長的時間的。還不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可以稱為原始文字。漢字是一種獨立創(chuàng)造的文字，它無疑是在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原始文字階段以后，才發(fā)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所以漢字起源的問題實際上包含了下述兩方面的內(nèi)容：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文字逐步發(fā)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的；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于何時結(jié)束于何時。由于缺乏原始漢字的資料，對這兩個問題目前都還無法作出確切的答復。下面先對已有的關(guān)于漢字起源的一些說法略作討論，然后簡單談談我們對漢字形成的過程和時間的一些初步推測。

一、關(guān)于漢字起源的舊說 1.倉頡造字的傳說

這一傳說最早見于戰(zhàn)國晚期的文獻：

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呂氏春秋·君守》）沮誦、倉頡作書。（《廣韻》魚韻“沮”字下引《世本》）倉頡之作書也，自環(huán)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韓非子·五蠹》）秦代李斯所編的字書《倉頡篇》也是由于首句是“倉頡作書”而得名的。古人稱文字為“書”，作書就是造字。倉頡作書的傳說在戰(zhàn)國晚期顯然已經(jīng)很流行。這一傳說無疑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它有沒有某種程度的可靠性呢？漢字當然不是個別人造出來的。不過在漢字形成的過程里，尤其在最后階段，很可能有個別人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倉頡也許就是這樣的人。早在戰(zhàn)國晚期，就有學者作過類似的解釋?！盾髯印そ獗巍氛f：“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闭J為倉頡只是眾多“好書者”中由于用心專一而最有成就的一個。

但是上引《呂氏春秋》所舉的六個人，除倉頡外都是見于時代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獨倉頡在現(xiàn)存的早于戰(zhàn)國晚期的古籍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在戰(zhàn)國晚期的古籍中也沒有關(guān)于倉頡的時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跡的任何記載。漢代人多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尚書·序》孔穎達《正義》：“司馬遷、班固..皆云倉頡黃帝之史官也?！保?，恐怕未必有確據(jù)。魏晉以后人把倉頡說成早于黃帝的遠古帝王，就更荒誕無稽了（參看唐蘭《中國文字學》53—54 頁。以下引作“唐書”）。也許倉頡只是古人所虛擬的一個文化英雄。

在上引《世本》中跟倉頡并提的沮誦，也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人物。漢魏間的宋衷的《世本》注說：“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初學記·卷二十一·史傳第二》引）恐怕也是想當然的說法。近人唐蘭、高亨懷疑“沮誦”就是“祝融”（唐書52 頁、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 27—28頁。高氏認為祝融是倉頡的官名），是否可信，尚待研究。2.文字出自八卦說

這是較晚出的一種說法。古代學者很早就認為在文字產(chǎn)生之前，結(jié)繩和八卦曾經(jīng)起過某些類似文字的作用。一般認為作于戰(zhàn)國晚期的《易·系辭·下》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jié)繩而為罔（網(wǎng)）罟，作佃以漁?? 又說： 上古結(jié)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包羲氏就是伏羲氏?！皶酢睋?jù)漢末鄭玄注，指寫有文字的木質(zhì)契券。后來這個詞往往用作“文字”的同義語。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敘”（通“序”）文的第一段，是根據(jù)上引《系辭》文改寫的。比較重要的改動是把“結(jié)繩而治”歸在晚于伏羲氏的神農(nóng)氏名下，并指實“后世圣人”為“黃帝之史倉頡”。不過不管是《系辭》還是《說文》“敘”，都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lián)系起來。《尚書》偽孔傳的“序”說：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jié)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這篇序的作者大約是魏晉時人。他認為三皇時代就已出現(xiàn)文籍，所以把“造書契”這件事提早到了伏羲之世，與“畫八卦”并列，同時不得不把為書契所取代的“結(jié)繩之政”推到了伏羲王天下之前。但是他也還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lián)系起來。

據(jù)《易經(jīng)》的《象傳》和《說卦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分別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象征。易緯《乾鑿度》進一步認為八卦就是“天”“地”等八個字的“古文”。易緯本出漢代，但是今所傳《乾鑿度》一般認為是宋代偽書。上引說法究竟出于何時尚難確定。如果撇開此說不管，最先明確主張“天”“地”等字出自相應卦形的，似是一些宋代學者。下面舉比較有代表性的鄭樵的說法略加評論。鄭樵在《通志·六書略·第五》“因文成象圖”節(jié)中說：

有近?。喝　觯ㄌ欤┯凇觯ㄇw）。取■（地，亦為坤字）于■（坤體）。取■（水）于■（坎體）。取■（火）于■（離體）。..有遠?。喝　吧健庇凇觯摅w）取“雷”于■（震體）。取“風”于■（巽體）。取“澤”于■（兌體）。在“論便從（縱）”節(jié)中又說：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為字，則必從。故■必從而后能成“■”，■必從而后能成“火”，■必從而后能成“■”。鄭樵顯然是先有了“天”“地”等字應該出自相應卦形的成見，然后去硬加比附的?！吧健薄袄住薄帮L”“澤”諸字跟相應的卦形實在太不相像，只得立了一個“遠取”的名目來搪塞。近取諸例中，“天”與乾卦，“火”與離卦，其實也都并不相似?！扮荨痹诠艜杏杏脼椤袄ぁ弊种ā督?jīng)典釋文·周易音義》說“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但并無用為“地”字之例。漢碑“坤”字作川■等形，即“巛”字所從出。王引之《經(jīng)義述聞》卷一“巛”字條，據(jù)漢碑和《玉篇》等，指出漢人借“川”為“坤”，“巛”即“川”之變體。這是很對的?！按ā弊直咀鳌啊觥保P在中部都不作尖折形，跟坤卦之形也聯(lián)系不上。只有“水”字跟坎卦的確比較相似。但是八卦是由陽爻“—”和陰爻“——”組合而成的八組符號，古文字中的“水”則是個象形字，二者的相似只能認為是一種巧合?！八弊譀Q不會是根據(jù)坎卦造出來的。古人以坎卦為水的象征，倒有可能是由于受了坎卦之形與“水”字相似的啟發(fā)?？傊疤臁薄暗亍钡茸殖鲎园素灾f是完全不可信的。

清末民初的劉師培也認為“八卦為文字之鼻祖，乾坤坎離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中國文學教科書》“象形釋例”節(jié)）。他還把結(jié)繩也扯了進來，說“字形雖起于伏羲畫卦，然漸備于神農(nóng)之結(jié)繩”（同上“論字形之起源”節(jié)）。這種很沒有道理的說法，在當時卻產(chǎn)生過不小的影響。

在商代和西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等資料里，屢見一種用三個或六個數(shù)字組成的符號，如■（八一六）■（六一八六一一）等。近年來經(jīng)過張政烺等學者的研究，證明是一種易封（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之易卦》，《考古學報》1980 年4 期）。相傳的周易卦形中的陽爻應是由數(shù)字“一”變來的，陰爻應是由數(shù)字“■”

（六）變來的（參看樓宇烈《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 年1 期）。這種爻形出現(xiàn)的時代，無疑是比漢字起源的時代晚得多。從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來看，文字之形出自八卦的說法的荒謬性就更明顯了。

二、跟漢字起源有關(guān)的考古資料及其研究情況

在已發(fā)現(xiàn)的各種性質(zhì)既明確、內(nèi)容也比較豐富的古漢字資料里，時代最早的是商代后期（約前14—前11 世紀）的殷墟甲骨文。它所代表的是已經(jīng)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F(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以后，主要是50年代以來，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少量商代前期（約前17—前14 世紀）的漢字以及一些跟漢字的起源可能有關(guān)的考古資料。后者主要指刻劃或繪寫在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各種符號以及被有些學者認為是夏代文字的一些符號。這些資料還不足以解決漢字起源問題，但是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相當大的推進作用。

根據(jù)外形上的特點，大體上可以把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符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象實物之形的，一類是幾何形符號。有些雖非幾何形但也不像是象實物之形的符號，可以附在后一類里。下文稱后一類為甲類，前一類為乙類。1.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號

就已發(fā)現(xiàn)的情況來看，甲類符號絕大部分刻劃或繪寫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龜甲、獸骨或骨器上。這類符號分布得很廣，在仰韶、馬家窯、龍山、良渚等文化的遺址中都有發(fā)現(xiàn)（參閱拙文《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 1978 年3 期。下文引作“探索”。我們所說的“遺址”包括墓地在內(nèi)）。它們行用的時間也很長久。就上限來說，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址和接近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里，都已發(fā)現(xiàn)了這類符號。大地灣一期文化的符號發(fā)現(xiàn)于甘肅秦安縣大地灣，是用顏料繪寫在陶缽形器內(nèi)壁上的（《文物》 1983 年11 期22—25 頁）。“賈湖”符號發(fā)現(xiàn)于河南舞陽縣賈湖，是刻在龜甲等物上的（《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fā)掘簡報》，《文物》1989 年1 期）。就下限來說，這種符號不但直到原始社會末期還在使用，而且在進入歷史時期以后，在漢字已經(jīng)形成的情況下，仍然在某些領(lǐng)域延續(xù)使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商代以至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陶器上，都可以看到不少這一類的符號（參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 36 頁。甚至在某些西漢陶器上都還可以看到這類符號，參看《廣州漢墓》上冊89—91、210—211 頁）。在甲類符號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符號，時代既比較早（距今約六七千年），資料也比較豐富，因此在關(guān)于漢字起源的討論中最受人注意。我們就以它們?yōu)槔齺碛懻撘幌录最惙柛鷿h字的關(guān)系。在半坡類型各遺址中，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這兩個遺址發(fā)現(xiàn)的符號數(shù)量最多。下面是半坡遺址發(fā)現(xiàn)的符號的一些例子（引自《西安半坡》197 頁圖141，又圖版167—171）： 臨潼姜寨遺址發(fā)現(xiàn)的符號，有不少跟半坡的相同或相似，此外還有一些形體比較復雜的例子，如（引自《考古與文物》 1980 年3 期15 頁）：半坡類型符號一般是單個地刻在陶缽外口緣的黑寬帶紋或黑色倒三角紋上的，例外很少。對半坡類型符號的性質(zhì)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有的并且把它們跟古漢字直接聯(lián)系了起來，如認為■是“五”字，■是“七”字，■是“十”字，■是“示”字，■是“■”字，■是“阜”字，等等（于省吾《關(guān)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 年2 期32 頁）。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符號還不是文字，而“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專門記號”（《西安半坡》198 頁）。還有學者認為它們只不過是制造陶器時“為標明個人所有權(quán)或制作時的某些需要而隨意刻劃的”（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fā)明》，《考古學報》1981 年1 期23 頁。下文引作“汪文”）。這種符號所代表的顯然不會是一種完整的文字體系。它們有沒有可能是原始文字呢？恐怕也不可能。我們絲毫沒有掌握它們已經(jīng)被用來記錄語言的證據(jù)。從同類的符號在漢字形成后還在長期使用這一點來看，它們也不像是文字（參看上引高明書35—36 頁）。把半坡類型的幾何形符號跟古漢字里象實物之形的符號相比附，更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這兩種符號顯然是不同系統(tǒng)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前一種符號跟后一種符號里形體比較簡單的例子（如草的象形符號）或某些經(jīng)過簡化的形式（如殷墟甲骨文里的“示”和某些“阜”旁）偶然同形，就斷定它們之間有傳承關(guān)系。

但是已發(fā)現(xiàn)的半坡類型符號，絕大部分都刻在同一種陶器的同一個部位上，規(guī)律性很強。有些符號不但重復出現(xiàn)在很多個器物上，而且還出現(xiàn)在不同的遺址里?？磥磉@種符號，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已經(jīng)比較固定地用來表示某些意義了。除了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標記之外，這種符號也有可能用來表示其他意義。沒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經(jīng)知道用符號記數(shù)。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號估計也不會沒有這種用途。古漢字除了使用象實物之形的符號之外，也使用少量幾何形符號。■、■、■、■

（四）、■

（五）、■

（六）、■

（七）、■

（八）、■

（十）等數(shù)字是最明顯的例子（數(shù)字“九”很多學者認為是一個假借字）。跟這些數(shù)字同形或形近的符號，在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號里是常見的。很多學者認為這種符號就是這些數(shù)字的前身，這是有道理的。不過這并不能證明原始社會使用的記數(shù)符號是文字。因為這種符號并不跟語言里的數(shù)字嚴格相對應。過去云南的哈尼族由于不會使用文字，在訂立買賣契約的時候，用■、■、■、·四種符號分別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要表示五元就點五個點（汪文12 頁）。這是記數(shù)符號并非文字的一個實例。

此外還應該指出一點。由于構(gòu)成甲類符號的要素一般比較簡單，不同地區(qū)的人很容易造出相同的符號來。這種同形的符號，其意義往往并不相同。所以雖然古漢字有些數(shù)字的外形跟半坡類型符號相同，我們?nèi)圆荒艿贸鲞@些數(shù)字就源于半坡類型符號的結(jié)論。它們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原始文化。

商代和西周時代（主要是西周前期）的銅器上常常鑄有族徽（這里所說的族徽包括族名）。大部分族徽具有象形程度明顯高于一般銅器銘文的特點，而一小部分則跟原始社會的甲類符號很相似，例如：

它們也有可能源于這類符號（參看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考古學報》1972 年1 期4—5 頁）。原始社會里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標記的符號，是很容易變成族徽的。在商周時代，這一部分族徽符號是否已經(jīng)成為文字，還是一個問題（參看汪文39 頁）。它們的性質(zhì)也許就跟后代的花押差不多。

總之，我們認為我國原始社會時期普遍使用的甲類符號還不是文字。除了有少量符號（主要是記數(shù)符號）為漢字所吸收外，它們跟漢字的形成大概就沒有什么直接關(guān)系了。而且即使是那些為漢字所吸收的符號，也不見得一定是來自半坡類型符號的。有些學者以半坡類型符號為據(jù)，說漢字已有六千年以上歷史。這是不妥當?shù)摹?/p>

近年在西安市郊區(qū)長安縣花樓子的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里，發(fā)現(xiàn)了一些刻在骨片和骨器上的甲類符號（《陜西長安花樓子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發(fā)掘》，《考古與文物》1988 年5、6 合期）。有人稱之為甲骨文，認為跟殷墟甲骨文有淵源關(guān)系。這恐怕也是不妥當?shù)摹?.原始社會時期的乙類符號

在田野考古中，乙類符號主要發(fā)現(xiàn)于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一般都刻在一種大口的陶尊上。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約為前2800—前2500 年。近年王樹明在《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一文中，集中發(fā)表了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的資料（文見《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下文引作“王文”）。據(jù)此文，已發(fā)現(xiàn)的刻有符號的陶尊和殘器片共有16 件。其中15 件是在莒縣的陵陽河和大朱村采集或出土的，1 件是在諸城縣前寨采集的。出土的大都出自墓葬。這些墓葬大部分有豐富的隨葬品，墓主身分似比一般人高。件陶尊及殘器片上，共刻符號18 個，可以歸納為8 種，下面每種各舉一例（各種符號以拼音字母為代號，旁注數(shù)字表示出現(xiàn)次數(shù)）：B 是在A 下加山形而成的。G 跟H 上部的中間部分象同一種東西。這些符號絕大多數(shù)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下文依王文稱為頸部），少數(shù)刻在外壁近底處。通常一個陶尊只刻一個符號，只有兩件陵陽河采集的陶尊刻有兩個符號。一件頸部刻G，近底處刻E。一件在頸部兩側(cè)分刻G 與D。G 四見，都涂朱。H 兩見。完整的一例即上圖所示，下部盆形是朱繪的（未刻），其他部分涂朱。殘缺的一例不涂朱。他種符號各例，除諸城前寨采集陶片上殘去左上部的符號B 涂朱外（《文物》 1974 年1 期75 頁），全都不涂朱，就是跟涂朱的G 共見于一器時也不涂朱。

在山東泰安、寧陽二縣之間的大汶口墓地的發(fā)掘中，曾在一個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發(fā)現(xiàn)過一件背壺，器身上半有如下朱繪符號（《大汶口》 73頁）：這個符號跟晚期陶尊上的乙類符號是否屬于一個系統(tǒng)，尚待研究。

上舉A—D 四例，在1974 年出版的《大汶口》考古報告中就已發(fā)表。在70 年代有好多位學者對這種符號作過研究。1986 年發(fā)表的王文和接著發(fā)表的李學勤的《論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文物》1987 年12 期。下文引作“李文”），根據(jù)新的資料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對這種符號的性質(zhì)主要存在兩種看法。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并且把它們當作比較原始的漢字加以考釋。例如：于省吾在《關(guān)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里釋A 為“旦”（《文物》1973 年2 期32 頁）。唐蘭在《關(guān)于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等文中釋A 為“炅”，B 為“炅”的繁體，C 為“斤” D 為“戌”和“戉”（《文物》1975 年7 期72—73 頁。唐氏以為“戌”“戉”古為一字）。李學勤釋B 為“炅山”合文（下文所引《起源》155 頁），F(xiàn) 為“封”，并指出E 也見于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在那些資料里用作人名或族氏（李文78 頁）。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符號還不是文字，例如汪寧生認為它們“屬于圖畫記事的范疇”，是“代表個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圖形標記”（汪文27 頁）。此外，這兩派學者里都有人主張某些符號與祭祀或器主的身份有關(guān)。

在良渚文化（？）或作風接近良渚文化的某些遺物上，可以看到跟上舉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相類甚至相同的符號。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二號灰坑曾出土一個大口陶尊，頸部刻有如下符號（引自李文79 頁）。這個符號跟上面舉過的H 很相似，似可看作同一符號的異體。據(jù)發(fā)掘單位的文章，北陰陽營二號灰坑遺存“大體與張陵山類型相近??可能屬于張陵山類型向良渚類型過渡階段”（《文物》1978 年4 期52 頁）。

解放前流入美國、現(xiàn)藏于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shù)館的幾件古玉器，也刻有這類符號。首先注意到這批資料并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后來李學勤也進行了研究，其意見發(fā)表在《考古發(fā)現(xiàn)與中國文字起源》（《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2 輯，1985 年。下文引作“起源”）以及上引李文中。下面主要根據(jù)李學勤的文章介紹一下這批玉器上的符號（有關(guān)的圖皆轉(zhuǎn)引自《起源》157 頁）。這批玉器包括一件“玉臂圈”（？）和三件玉壁。玉臂圈兩側(cè)各刻一個符號（見右圖）。a 跟上面舉過的A 相同。三件玉璧上各刻一個復合符號（見下圖）。這三個復合符號都以“作鳥立于山上之形”的符號為主體。其山形跟上面舉過的B 的山形一樣，也有五個峰，“不過峰頂是平的”?！镀鹪础钒堰@個符號釋為“島”字（155 頁）。c 的下部包含一個跟“臂圈”的a 相同的符號，只是象太陽的圓圈形內(nèi)加了文飾。d 的山形之內(nèi)，上部有一個跟“臂圈”的b 有點相似的符號，底部所添加的究竟是符號還是文飾不易斷定。e的山形之內(nèi)也有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也許是一個甲類符號。刻有C 的玉璧的邊緣上還刻有如左圖兩個符號。李文已指出f 跟上面舉過的F 是同一符號的異體（78 頁）。

林巳奈夫和李學勤都認為上述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遺物。良渚文化的年代約為前3300—前2200 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正在其范圍之內(nèi)。這兩種文化分布的地域比較接近，并有某些同類型的器物，彼此顯然是互有影響的。

所以李學勤認為“這兩種文化有共同的文字聯(lián)系，實在情理之中”（《起源》156 頁）。他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和上述玉器上的符號都看作文字，所以用“共同的文字聯(lián)系”這種說法。不同意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看作文字的學者，當然也不會同意把上述玉器上的符號看作文字。

近年在國內(nèi)博物館藏品中也發(fā)現(xiàn)了兩件刻有這類符號的玉器。兩件玉器都是大型玉琮，形制相類。首都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上端兩側(cè)面各刻一個符號。其中一個跟上舉玉璧上的幾個符號相類，也是以“作鳥立于山上之形”的符號為主體的復合符號。另一個符號已磨損不可辨。李文認為這件琮屬良渚文化玉琮中最晚的一式（78—79 頁）。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據(jù)傳出于山東省，上端正中刻有跟“玉臂圈”的a 相同的符號，底部內(nèi)壁一側(cè)刻有斜三角形。發(fā)表者認為此琮與“玉臂圈”應為大汶口文化遺物（石志廉《最大最古的■紋碧玉琮》，《中國文物報》1987 年10 月1 日2 版。此文稱“玉臂圈”為“矮筒形小玉琮”）。還有學者認為此琮是山東龍山文化遺物（安志敏《關(guān)于良渚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1988 年3 期241 頁、245 頁注（74）。由于在考古發(fā)掘中尚未發(fā)現(xiàn)過刻有這類符號的同類玉器，上述那些玉器究竟應該歸屬于哪種文化，還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我們過去曾經(jīng)根據(jù)前面舉出的A—D 四個符號，斷定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是用作族名的原始文字，并認為它們跟古漢字之間很可能“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guān)系”（《探索》165—166 頁）?，F(xiàn)在看來，這樣說是不妥當?shù)摹Ｕ缟弦粑乃赋龅?，“真正的文字要從表音開始，是能夠記錄語言的符號。陶器上這幾個孤立的圖形，還不能證明這一點”（28 頁）。而且如果說A—D這幾個符號確實跟古漢字很相似的話，新出的G、H 兩個符號以及玉器上的鳥立山上形符號和符號b，跟古漢字顯然就不怎么相似了。所以把這類符號看作原始文字是根據(jù)不足的，把它們直接看作古漢字的前身就更不妥當了。

估計刻在陶尊上的乙類符號可能有兩種用途。有的用作性質(zhì)接近后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標記，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屬之族的職務或地位的標記。在同一個陶尊上出現(xiàn)的兩個符號也許是分屬這兩類的。汪文說：“這些圖形（引者按：指乙類符號）刻于陶器上，當是作為作器者的一種氏族標記。例如，石斧形標記可能代表善制石斧的氏族..”（28 頁）。他說的這種標記接近我們所說的后一種標記。不過古代往往“以官為氏”，“以爵為氏”，“以技為氏”（參看《通志·氏族略》），后一種標記往往會轉(zhuǎn)化為前一種標記，二者的界線不是絕對的。玉器上的符號的用途尚待研究。

一個象形符號如果用作了性質(zhì)接近后世族氏或人名的標記，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可以認為已經(jīng)變成了文字。例如一個名“鹿”的族用象鹿之形的符號（也可以說“鹿的圖形”）作為自己的標記，這跟用“鹿”的象形字來記錄“鹿”這個族名豈不是一回事嗎？但是實際上問題并不這樣簡單。早在舊石器時代，只要人們已經(jīng)會畫鹿，就有可能指著鹿的圖形說出“鹿”這個詞來。我們能不能說這時“鹿”字就產(chǎn)生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跟有意識地用鹿的象形符號來記錄成句的語言中的“鹿”這個詞，完全是兩回事。根據(jù)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來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的貧富分化已經(jīng)相當顯著，階級的形成已經(jīng)不是遙遠的事情了。在這種條件下使用的作為族或個人標記的象形符號，跟原始社會較早時期的圖畫當然不能等量齊觀。但是在并非用來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這一點上，二者卻是相同的。所以我們還不能把這種符號看作文字。

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雖然不能斷定為原始文字，畢竟是我國已發(fā)現(xiàn)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種符號。從有些符號在并非出于一地的遺物上不止一次地出現(xiàn)的情況來看，這種符號的穩(wěn)定性顯然也是相當強的。它們無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驅(qū)。如果文字形成的過程接著開始的話，它們的大多數(shù)應該是會轉(zhuǎn)化成文字的。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國的中心地區(qū)。有些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的作風，跟古漢字確實很相似?？磥磉@種符號雖然不見得是原始漢字的前身，但是很有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產(chǎn)生起過某種影響。在這里附帶討論一下前面講甲類符號時提到過的、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比較高的那類族徽的性質(zhì)。上面是這類族徽的一些例子。上引汪文認為這類族徽跟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一樣，是一種“圖畫記事”，而不是真正的文字（33 頁）。這類族徽的確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漢字產(chǎn)生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當時它們當然還不是文字。但是汪文也承認“圖畫記事”中的“大部分圖形成為后來文字的前身”（40 頁）。在漢字形成的過程里，那部分族徽無疑大都轉(zhuǎn)化成為文字了。而且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在漢字形成后才被使用的。這部分族徽一般都應該是文字。所以我們認為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至多只會有很小的一部分還不是文字。它們的絕大部分是沒有理由不當作文字看待的。由于族徽具有保守性，同一個字在銅器上用作族徽時的寫法，往往要比一般使用時更接近圖形。這種區(qū)別是文字的古體與今體之別，而不是圖形與文字之別。事實上銅器上的族徽的寫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同一個族徽往往有時寫得比較象形，有時則寫得跟一般金文比較接近。有些圖繪性比較濃厚的、現(xiàn)在還無法確釋的族徽，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作為族名或人名使用的例子。它們作為文字的性質(zhì)是不容懷疑的。這一點郭沫若在《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中早就指出來了（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在一般稱為族徽文字的象形程度較高的金文里，有一些字是用作個人的私名的。所以有的學者把這種金文稱為記名金文，而不稱為族徽金文或族名金文。我們在下文中也采用這一名稱。3.關(guān)于所謂夏代文字

一般認為夏代已經(jīng)進入階級社會時代。目前除少數(shù)學者外，大家都認為夏代應該有文字，至少應該已有原始文字。但是在考古發(fā)掘中卻還沒有發(fā)現(xiàn)確鑿無疑的夏代文字。在河南偃師縣的二里頭文化遺址里發(fā)現(xiàn)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例如（引自《考古》1965 年5 期222 頁）：

這些符號大多數(shù)刻在大口尊的內(nèi)口沿上。它們大都發(fā)現(xiàn)于二里頭遺址的三、四期地層，屬于二里頭文化后期。二里頭文化后期，有人認為相當于商代早期，有人認為相當于夏代。持后一種看法的學者大都把上舉這種符號看作夏代的文字。我們認為這種符號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號屬于一個系統(tǒng)，不但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且也不可能是原始文字。

陜西商縣紫荊的二里頭文化遺址里也發(fā)現(xiàn)過少量刻在陶器上的符號，個別的可能是象形符號。報導者認為可能是夏代文字（王宜濤《商縣紫荊遺址發(fā)現(xiàn)二里頭文化陶文》，《考古與文物》1983 年4 期1—2 頁）。由于資料太少，尚難肯定其性質(zhì)。

河南登封縣王城崗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址里也發(fā)現(xiàn)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有的學者認為這個遺址是夏代的，并把所出陶器符號看作夏代文字（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嗎》，《文史知識》1985 年7 期51—52 頁）。由于已發(fā)表的資料太少，其性質(zhì)也難以肯定。4.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

由于至今還沒有發(fā)現(xiàn)確鑿無疑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包括原始漢字），商代前期的漢字是已知的最古的漢字。可惜已發(fā)現(xiàn)的資料也很貧乏。

年代以來發(fā)現(xiàn)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遺址，但是出土的文字資料卻很少。在鄭州二里崗和南關(guān)外的商代前期遺址里發(fā)現(xiàn)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鄭州二里岡》17 頁，又圖31。《鄭州南關(guān)外商代遺址的發(fā)掘》，《考古學報》1973 年1 期83—84 頁）。它們跟二里頭文化陶器符號一樣，大多數(shù)刻在大口尊的內(nèi)口沿上，也是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號同類的東西，并不是文字。在二里崗還發(fā)現(xiàn)過兩塊字骨（《鄭州二里岡》38 頁，又圖30）。一塊只刻有一個像是“■”的字（“■”字見于殷墟甲骨文），出自商代前期地層。一塊是采集品，上面刻有十來個字，字形跟殷墟甲骨文相似，文例則比較特殊。

河北藁城縣臺西商代遺址里也發(fā)現(xiàn)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號，其中一部分的時代稍早于商代后期（季云《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發(fā)現(xiàn)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 年8 期）。它們一般都是單個地刻在陶器上的，確實像文字的有“止”、“目”、“刀”等（同上50 頁，見左圖）。其字體古于殷墟發(fā)現(xiàn)的商代后期的陶文和甲骨文。

江西清江縣吳城商代遺址里發(fā)現(xiàn)的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號，也有一些是早于商代后期的（唐蘭《關(guān)于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 年7 期。《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第四次發(fā)掘的主要收獲》，《文物資料叢刊》2）。它們既有單個地刻在器物上的，也有四五個以至十來個刻在一起的?？上Ш笠活惪涛倪€沒有讀通。吳城出土的有些陶器上的文字或符號，作風比較獨特，似乎不屬于商文化的系統(tǒng)。在已發(fā)現(xiàn)的商代前期銅器里，有銘文的銅器非常少，器上的銘文通常只有一兩個字。有的究竟是不是應該看作文字，還有討論余地（參看李學勤《論美澳新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 年12 期73 頁；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 年3 期247—252 頁）?？傊?，已發(fā)現(xiàn)的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又少又零碎，顯然不能充分反映漢字當時的發(fā)展水平，對我們研究漢字的起源沒有重大參考價值。

三、對漢字形成過程的推測

由于確鑿可信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尚未發(fā)現(xiàn)，商代前期漢字的資料又很貧乏，我們只能以商代后期的漢字為主要依據(jù)，參考文字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和某些時代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況，對漢字形成的過程試作一些初步的推測。下面所用的古漢字一般都引自殷墟甲骨文，少量的引自銅器銘文（如“方”“圓”的古字）。在原始文字方面則引用云南的納西族所使用過的納西圖畫文字（以下簡稱“納西文”）的資料（參看傅懋..《納西族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區(qū)別》，《民族語文》1982 年1 期1 頁）。

第五篇：漢字起源演變

漢字的演變及造字原理

漢字產(chǎn)生于原始社會末期，至今已有五六千年的歷史。從比較成熟的甲骨文算起，也有三千多年的歷史。

從甲骨文產(chǎn)生至今，漢字字體發(fā)展經(jīng)歷了古文字和今文字兩大階段。古文字階段可分為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四個階段。今文字階段可以分為隸書、草書、楷書等幾個階段。

漢字字體演變史：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時代通行的文字。甲骨文主要記錄商代王室貴族有關(guān)占卜活動的內(nèi)容，因為 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面的，所以人們稱之為甲骨文。甲骨文的主要特點是：圖畫特征明顯，由于是用刀在 龜甲獸骨上刻寫的，因此筆畫比較細瘦，字形大小不一。

2、金文

金文又叫鐘鼎文，它是西周及春秋時代澆鑄在青銅器——鐘鼎、生活用品、武器等上面的文字。古代 稱青銅叫金，所以后世稱青銅器上的文字叫金文。金文主要記錄的是統(tǒng)治者祭祀、分封諸侯、征伐及器主的功績等內(nèi)容。金文的主要特點是：筆畫肥大厚實，結(jié)構(gòu)、行款趨向整齊，圖畫特征明顯減少，文字符號特征有所加強。

3、大篆

大篆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國流行的漢字字體。大篆這種字體是從西周金文直接發(fā)展而來，其形體及結(jié)構(gòu)特點與金文大體相同，變化小而規(guī)范，可以從中清晰地看出漢字字體發(fā)展的痕跡。大篆的主要特點：字形整齊勻稱，筆畫粗細一致，趨于線條化，比金文前進了一大步。

4、小篆

小篆是秦統(tǒng)一六國后通行于全國的標準字體。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實行“書同文”的政策，以秦國流行的大篆作為整理漢字的基礎，省改大篆的筆劃和結(jié)構(gòu)，使之更加簡易、規(guī)范，從而使原來紛繁復雜的漢字字體統(tǒng)一起來，有了共同的標準，這種統(tǒng)一的字體就是小篆。小篆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漢字規(guī)范化的產(chǎn)物，在漢字發(fā)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小篆的通行，結(jié)束了從甲骨文以來一千余年漢字形體紛繁、寫法多樣的混亂局面。小篆的主要特點：筆畫、結(jié)構(gòu)簡易規(guī)范，字體、字形高度統(tǒng)一。

5、隸書

隸書是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形成于秦代，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種字體。秦代的一些下層辦事人員，為了省時、快速，在抄寫東西時不完全按照小篆的筆畫、結(jié)構(gòu)書寫漢字，從而逐漸形成了一種新字體。因為這種字體多為下層官吏、徒隸等使用，所以被稱為隸書。在秦代，隸書只對小篆起輔助作用，正式場合仍然要用小篆。到了漢代，隸書終于發(fā)展成為一種全新的漢字字體，并取代了小篆成為通用字體。隸書的主要特點：完全打破了小篆的結(jié)構(gòu)，形成了點、橫、豎、撇、捺等基本筆畫，筆畫講究波勢挑法；結(jié)構(gòu)勻稱、棱角分明，字形扁方，整齊美觀；圖畫性完全消失，字體完全符號化。所以說，隸書是漢字發(fā)展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嶺。

6、草書

草書是漢代為提高書寫速度在隸書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字體。據(jù)說草書得名于打草稿，“草”有“草率”、“潦草”之意。草書主要運用于日常書寫，正式場合，如公文、布告等，仍然要用隸書。草書一般為章草、今草、狂草三種。章草形成于東漢初年，其特點是：筆畫相連，但字字獨立，辨認容易。今草產(chǎn)生于東漢末年，其特點是筆畫相連，而且字字相連，書寫十分潦草，有時一個字只保留一點輪廓，許多不同的偏旁，如竹字頭、心字底、四點底，都寫成一個形狀，辨認十分困難?？癫莓a(chǎn)生于唐代，是在今草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其特點是：書法家任意揮灑，隨意增減筆畫，字如龍飛鳳舞，一般人很難辨認。由于草書實在難以辨認，逐漸失去了文字的使用價值，現(xiàn)在只能作為漢字特有的一種書法藝術(shù)存在了。

7、楷書

楷書又叫正書、真書，是出現(xiàn)于東漢、成熟并通行于魏晉、一直沿用至今的標準字體?！翱笔强５囊馑?，意即楷書可以作為書寫的楷模。楷書繼承了隸書結(jié)構(gòu)上的特點，同時吸收了草書筆畫簡單的優(yōu)點。楷書的主要特點：去掉了隸書的波勢挑法，筆畫十分平直，字形比較方正，結(jié)構(gòu)顯得緊湊，字的筆畫大大

減少。

8、行書

行書的產(chǎn)生稍后于楷書，是介于草書和楷書之間的一種字體。行書的書寫比楷書靈活流暢，辨認比任意揮灑的草書容易，因此，運用十分廣泛，具有較高的使用價值。行書現(xiàn)在已成為與楷書印刷體相對的一

種字體——手寫體，具有與楷書同等重要的作用，人們?nèi)粘鴮懀话愣际褂眯袝?/p>

漢字的起源和造字理論發(fā)展

漢字起源于意符文字?？脊虐l(fā)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大都有陶刻意符文字。其刻畫精確簡潔，顯示是專業(yè)文字工作者所為。陶刻意符文字，學術(shù)界或稱之為刻畫符號、圖畫文字、圖形文字，大約各從它的不同發(fā)展階段命名。而意符文字能概括它的全部發(fā)展歷程。

安徽省蚌埠市雙墩出土距今7000多年的陶刻，經(jīng)徐大立先生整理出600多個意符文字，內(nèi)容包括日月、山川、動植物、房屋、狩獵、捕魚、網(wǎng)鳥、種植、養(yǎng)蠶、編織、飼養(yǎng)家畜、計數(shù)、藝術(shù)等廣泛內(nèi)涵。第一次發(fā)掘的186個意符文字，發(fā)表在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文物研究》第五輯上。其中有一、三、十、、、、、、等似為數(shù)字符號；有、、、、、等似為象形字；有蠶吐絲結(jié)繭、鳥困羅網(wǎng)、野豬墜陷阱網(wǎng)內(nèi)、家豬形象等圖畫；還有多符號組合的、、等圖形。這三個多符號組合圖形，可能分別表示：初夏(十字花科植物開花)是魚類繁殖(兩魚并列)季節(jié)，捕到懷孕母魚要放掉(魚頭在網(wǎng)外)；養(yǎng)蠶要抓住季節(jié)()，蠶繭要及時繅絲，否則蠶蛹化蛾破繭而出，繭便成了廢品；織絲帶子的方法、工具。均似同短文。

《光明日報》2005年11月15日報道：11月11日到13日，30多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的一流專家學者齊聚蚌埠，舉辦“雙墩遺址暨雙墩文化研討會”。會議認為“雙墩刻畫符號是中國文字起源的重要源頭之一”。

傳說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傳說卻沒講“蛇身”功能。漢代石刻畫像：男女二人分持規(guī)、矩，下身是兩條互相纏繞的蛇。兩蛇互纏是蛇交配形象?！锻谋O(jiān)綱目》記伏羲氏初創(chuàng)書契、制驪皮嫁娶之禮??伏，古寫“虙、宓”，字素“必”指標準，引申生活規(guī)則。即伏羲氏是創(chuàng)建許多生活規(guī)則的領(lǐng)袖，人首蛇身是記載伏羲、女媧共創(chuàng)“對偶婚”制度的意符文字字形。

神農(nóng)氏“牛首人身”，也應是記他發(fā)明耒耜(犁子)馴牛耕地的意符文字字形?！兑?系辭下》有相應記載。耒耜必須牛耕，“牛首”即首創(chuàng)牛耕。神農(nóng)氏從工具、動力兩方面極大提高了生產(chǎn)力，奠定了中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基礎，推動社會由畜牧時代進入農(nóng)業(yè)時代，故被尊稱為神農(nóng)。神農(nóng)又稱“炎帝”，指他命祝融為“火正”，燒荒墾田。祝融也因此被尊為“火神”。設火正指導燒荒墾田擴大耕地，可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提高的程度。

大約“人首蛇身、牛首人身”本來都是多符號組合的意符文字字形。倉頡完成“單音字造字工程”總結(jié)時，為闡明單音字的優(yōu)越性，對意符文字的字形、字意分別記述。其字意成了古史；而字形描繪，年遠代湮，被誤解、演變成了“神話”。根據(jù)字形、字意和相關(guān)資料分析：(穗)、爪、禾、秋、蚩、尤??很多字，可能都是意符文字時期便已經(jīng)有了的單音字。當然，字形與現(xiàn)在字形不同。綜上所述判斷可知，意符文字既有單音字，又有似同短文的復音字，即多符號組合的字。多符號組合的字，必須附加語言解說才能理解字的含意。可見文字尚不對應語素，不能把語言用文字記錄下來。黃帝戰(zhàn)勝蚩尤統(tǒng)一中原后，組織各方面人才全面研究發(fā)展文化科技事業(yè)，意符文字便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命倉頡為首的一批文字工作者改革文字。即史傳“倉頡造字”。

然而，從倉頡以前的陶刻文字到殷墟甲骨文字，歷時約千年，未見刻在實物上的文字。

如果說在這千年之中中國沒有文字，顯然不符合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而且《三墳》、《五典》、《夏書》、《夏小正》、《山海經(jīng)》、《商書》等，都恰是這千年之中的文獻，又都不見于甲骨文，足證這千年之中已有能自由組合詞、句、文章，系統(tǒng)完整的單音字?！?錄)”字的字形（用刀刻木）、字音（lú)、字意（記錄）證明：那個時期的文獻是刻在木板上的。木板易朽，所以考古無所發(fā)現(xiàn)?，F(xiàn)在，雖然沒有文獻明確介紹倉頡造字前中國文字的發(fā)展水平，但是，“牛首人身”這個字形說明：第一，記載神農(nóng)氏功績時仍是多符號組合的意符文字。第二，神農(nóng)、黃帝之間沒有成篇的文獻。第三，黃帝時出現(xiàn)命倉頡造字(改革文字)的決策?？梢妭}頡造字前，中國文字僅有指事(刻畫符號)、象形（刻畫圖形）、會意(多符號組合)三種造字方法。三種造字方法都難以區(qū)分同類中不同的實物，例如各種鳥、魚、草、木；更難以表示各種思想、動態(tài)，而這些正是各種學術(shù)研究所需要的文字。

倉頡在上述文字水平和社會基礎上受命改革文字，雖沒有流傳下來記載他具體改革方案的文獻，但是甲骨文出現(xiàn)以來，字形歷經(jīng)多次變革，始終圍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zhuǎn)注”六種造字方法；甲骨文出現(xiàn)以前的文獻，無論是古文《尚書》還是今文《尚書》，字形結(jié)構(gòu)也都是六書原則。這個重大事實證明：倉頡造字后，漢字形成了系統(tǒng)完整的六書造字方法。特別是比意符文字多了個“形聲造字法”，所造形聲字占漢字總數(shù)80%以上，即字數(shù)猛增了四倍以上，達到了語言、文字同步發(fā)展水平。

形聲字由形符、聲符兩部分組成。形符又名意符，在字典中稱為“部首”。每個部首各代表自然、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lǐng)域，例如鳥部字含各種鳥；木部字含各種樹；心部字含各種思想感情；手部字含各種動態(tài)。沒有部首，造不出形聲字。部首的特征說明：倉頡把自然萬象中具體物類和抽象概念，科學分類成若干領(lǐng)域，再從每個領(lǐng)域中尋找一個代表性符號作為部首。造字時只要確定該字所屬領(lǐng)域，寫出該領(lǐng)域部首，便成字一半；再加個聲符，便造成了表示某具體事、物的字。如此逐個造出各領(lǐng)域內(nèi)每個具體事、物的字。文字與語素對應了，與語言發(fā)展同步了，自然寫出了各種文章。

東漢許慎說，“轉(zhuǎn)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正是對倉頡造字過程的概括。看來，轉(zhuǎn)注是造字理論，形聲是造字實踐。而且在部首建立過程中，對由意符文字中承繼下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字字形，也規(guī)范到了部首之中。由此推論：伏羲氏初創(chuàng)書契，是在刻畫符號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多符號組合的意符文字。倉頡造字，是在意符文字基礎上，科學分類自然萬象，創(chuàng)造出“轉(zhuǎn)注、形聲”兩種新的造字理論，形 成了系統(tǒng)完整的造字理論和造字方法，沿用至今。

六書分析

從刻畫符號至今，漢字始終按照表意原則發(fā)展。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zhuǎn)注合稱六書，是指漢字六種造字方法和理論。但因秦人焚書，造字理論失傳。許慎憑借口耳相傳的解說和經(jīng)典用字之意著《說文解字》，使后世研究漢字還能有個線索。然而漢字有本意、引申、假借諸意，經(jīng)典某一處用字，未必用其本意，更難概括引申、假借諸意。所以，依據(jù)經(jīng)典解析漢字，往往似是而非。試想：造字之前，何來用文字寫的經(jīng)典?造字只能依據(jù)自然、社會、生活中的現(xiàn)象和觀念造字。所以，解析漢字也必須依據(jù)自然、社會、生活背景，分析字形、字意、字音的邏輯關(guān)系，以及同字素其他字形、意、音的邏輯關(guān)系，相互驗證，方能正確理解字意。

(一)象形字

象形字象自然人、物之形，如日月山水、人目口手、牛羊鳥魚、禾草竹木、玉石缶皿。有象正面、象側(cè)面、象全體、象局部、橫看、豎看等多種象形方法。象形字是漢字的基礎字：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加個符號；會意字是由兩個以上象形字、指事字組合而成的；形聲字是由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組合而成的，其或省筆、變形。

但因隸書為了方便書寫，改金、篆的圓弧筆畫為平直筆畫，相應做了些技術(shù)性字形改變；楷書也有所發(fā)展；近年又出現(xiàn)丟棄表意原則、六書規(guī)則、草書筆畫楷化的符號字，依據(jù)現(xiàn)行楷書字形很難看出象形特征。

（二）指事字

指事字有兩大類：一類是在象形字上加個符號，指出字意是符號所指部位，或該部位有特別含意，而不是該象形字的全部。如：本，木的根干；末，木的枝梢；刃，刀的刃部；亦()，人的兩腋；丑()，寒冷而手封袖中之月(農(nóng)歷十二月)；豖，控制小野豬(豬)的腿不能走動而睡著飼養(yǎng)，逐漸馴化成家豬的技術(shù)。另一類是似同象形字而表示抽象概念的符號。如數(shù)字符號“一、二、三”，天干符號“甲、乙、丙、?。ㄊⅰ?、)”，方位“上、下(、)”等。

（三）會意字

會意字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字、指事字組合的字。傳統(tǒng)字理認為：會意字是由各字素推理出新字意的字。這種認識雖然不錯，但是，許多會意字超越了推理范圍。實踐證明有八種會意方法，推理只是其中之一。（1）推理會意字：如歪、孬、劣、夯、卡、吃、耍、析、所、糞??（2）形象會意字：字素之意不能推理，字素形象顯示了字意。如不()，鳥能高飛，但不能飛到天上。丕()，鳥飛到空中乃知天、地之大。降，左腳(?)、右腳(?)腳趾都向下，從山坡上

向下走。金()，分散在土、石中的金屬顆粒，經(jīng)冶煉而集合()成金屬塊。筆，竹竿毛頭。余(、、)，原始森林中自然枯倒之木，幾經(jīng)暴雨沖下山，折斷，在溪中漂流至某處擱淺，匯集成爛木堆。諺語“好花開一樹，爛木頭滾一堆”即指這種現(xiàn)象。此木堆為森林多余之木，故做剩余之余；又相對于森林為零尾小數(shù)，故用于萬余人、百余只。（3）背景會意字：聯(lián)系相關(guān)生活背景或歷史背景方能解釋清楚的字。如朝，既可看做日出月落，也可看做日落月出；聯(lián)系中國古代地圖方位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自然確定為太陽剛剛從東方草叢中升起，是早晨之意。朕，甲骨文寫做“”，意指撐船人；秦始皇規(guī)定“皇帝自稱曰朕”，是把國家比做舟，皇帝是運轉(zhuǎn)舟(國家)行駛方向的人；李斯作小篆，改寫成“”，贊譽秦始皇把國家駛向了光明（火）；隸書變?yōu)橹坳P(guān)，楷書變?yōu)殡蕖?/p>

(4)比喻會意字：如熱(熱)的“埶”，種植；灬，火的變形；種火，比喻熱。冶的“冫”，古冰()字；冰，固體，可融成液體；臺，飴的省筆；飴即糖稀，液體，可加工成固體糖塊；冫、臺合成冶，比喻把固體的金屬礦物熔化成液體，再造形成固體器物的過程。羨(羨)，見了美味的羊肉而流下口水

(氵欠，涎的古字)，比喻羨慕之情。贏的“ｌｕo”，指獅、虎、熊等大野獸，價值(貝)大；故捕到比喻贏。輸?shù)摹坝?)”，合并獨木舟為方舟，穩(wěn)定性好，用于水路運輸；車，用于陸路運輸；兩種運輸工具比喻運輸。假借為輸贏之輸。迎，在路(辶)上卬(仰的古字)首遠望來賓，比喻迎接、歡迎之意。雪，能用手(彐)拿起的雨。

（5）對比會意字：羸，羊和熊、虎等大野獸對比，多么羸弱。化()，一人先頭向上，后頭向下，對比變化。北()，一人向左，一人向右，相背而立，“背”的本字；假借為南北的北后，另造背字表本意；但戰(zhàn)敗而逃叫做“敗北”，仍用北的相背意。尖，一端小，一端大，對比出尖。

（6）訓詁會意字：字的組合似同解釋字。都，邑(右阝)者都也。豬(豬)，豕者豬也。地，土也。池，積水也。弛，弓解也。馳，馬長驅(qū)也。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息)。自然者為真，人為者為偽。

（7）反寫會意字：丸()，仄的反寫；仄之意傾側(cè)；丸，小球體，任它怎樣滾動也沒有傾側(cè)。司，后的反寫；夏代以前，諸侯國君稱后，如夏后啟，有窮后羿；司，在外執(zhí)行君命的人。乏()，正的反寫，指不正常；《左傳?宣公十五年》：“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災妖生。故文(字)反正為乏”。泛、貶等字都是用乏的反正意組字。

(8)省筆會意字：免，“兔”省去表示小尾巴的一點，指兔沒有自衛(wèi)能力，只會快跑，快到不見其尾的程度方能免去死亡之災。次比“氵欠”少一點；氵欠，因羨慕而流口水，次少一點，即因次于所羨慕的事物。烏()，比鳥少一點，指烏鴉羽毛、眼睛都是黑色，分不清眼晴。，“有”字中空，即沒有。秀，從禾從孕省子；禾穗噙苞叫孕穗，出穗叫秀穗；孕婦分娩，子出生而恢復體形秀美；禾穗齊出，豐收在望，人視為秀美，故曰秀穗。

（四）形聲字

形聲字主要是由形符、聲符兩部分組成的。形符又名意符。故形聲字既有字意，又有字音。而且形符、聲符都是象形、指事、會意字（有的省筆或變形），字意、字音稍加指點即可掌握。形聲字的造字方法靈活而簡便，又容易識讀，所以它造出了約占漢字總數(shù)80%的單字。但是，傳統(tǒng)用“形符表意，聲符表音”概括形聲字的特征，從而引導出“由于古今字音變化，現(xiàn)在形聲字的聲符已不能表音”的錯誤認識，配合“會意字已不能會意”，成為“漢字是符號字”這一謬論的兩個重要依據(jù)。形符又稱意符。然而它只表示字意所屬范疇，不能表示具體字意。具體字意是由聲符確定的。如“木”是各種樹名、果名、木材、木制品，以及巢、村、相、楞??的共用形符，單憑“木”絕對不能確定具體字意。由聲符確定了字音，方可結(jié)合語言，借語言之意確定形符范疇內(nèi)的具體字意。例如椿、樺、樟、楊、桃、梨、板、村、桌、柜??。（1）標音形聲字：聲符音與字音的聲母、韻母完全一致，包括聲調(diào)變和不變。但是，多音字作聲符時仍然容易讀錯字音。筆者在編《字理新說》時的解決方法有三：一是為聲符標音，并在括號中標其他讀音，如參ｃ?。钭鳚Bsｈan的聲符時，標“參ｓｈēｎ(cāｎ、ｃēｎ、ｓ?。?”聲。二是為每個字標“字性”，如變音形聲字、背景會意字等。三是娛、訛、詣、窘等形似形聲字的會意字，強調(diào)不要讀錯字音。

（2）變音形聲字：變音形聲字也可叫近音形聲字。其主要特征是：聲符音與字音韻母相同，改變了聲母。如“桃ｔáｏ，變音形聲字，木，樹名，果名，兆ｚｈàｏ變ｔáｏ聲”。在按《漢語拼音方案》音序編輯的字典中，相同聲符、改變相同聲母的形聲字，常有兩個以上至20個。舊時沒有《漢語拼音方案》，也沒有同音字典，按部首編輯的字典，同音字分散，又用“切音”標音，多家切音又不盡相同，便沒有發(fā)現(xiàn)標音、變音、借音規(guī)律。

所謂韻母相同也不盡相同，如：ɑｎ與ｉɑｎ、ɑｏ與ｉɑｏ，各是兩個不同韻母，但其尾音分別相同。在沒有《漢語拼音方案》的古代，取近音作聲符時，多是把尾音作為取舍依據(jù)。所以，類似現(xiàn)象都應屬于變音形聲字范疇。（3）借音形聲字：借音形聲字是選取同音會意字作聲符，又為了減少筆畫而只借它的一個字素，代表它的字音作聲符。例如“都ｄu”，訓詁會意字：邑者都也。借都的字素“者ｚｈ

ě”代表“ｄu”音作聲符，組成“阇ｄū；堵、睹、者見、賭ｄǔ”等借音形聲字。法ｆǎ，背景會意字：法平如水，去除邪惡。借法的字素“去ｑù”代表“ｆa”音作為“砝ｆǎ、琺ｆà”的聲符。同音字字典中此類現(xiàn)象也很多。如上標音、變音、借音形聲字，都是聲符僅表音并確定具體字意的形聲字。實際上還有一大批形聲字的聲符不僅有表音作用，而且像會意字那樣參與字意的升華。如

“猙ｚｈēｎｇ”，如果僅作為標音形聲字：從犬，爭ｚｈēｎｇ聲，則字意淡?。话褷幍摹盃幎贰币饧舆M去，則犬相爭斗，齜牙咧嘴，猙獰的兇惡形象便顯示得更具體了。議(議)的 聲符“義”是實事求是按規(guī)則辦事，指議事須實事求是按規(guī)則議論。論(論)的聲符“侖”是集合典冊，指論必有據(jù)，或形成新的理論。

讒(讒)的聲符“毚”是狡兔，狡兔營造三窟是為了保護自己，比喻讒言是進讒者謀自身利益，而不是為國家、社會、聽讒人謀利益。諂的聲符“臽”，人踏臼中，似落陷阱，比喻諂媚之言近似陷阱。

喬(喬)的本意是高，作“橋”的聲符指橋高于水面；作“僑”的聲符指更適于自己特長發(fā)展的外地；作“驕”的聲符指自高自大。

這類聲符兼有升華字意功能的形聲字，稱為會意標音形聲字、會意變音形聲字。

（五）假借字

假借主要因造字跟不上文化發(fā)展而借字使用。戰(zhàn)國至西漢，文化發(fā)展極快，假借用字很多，并且出現(xiàn)了隨意性，如“蚤”借為“早”。故有“本無其字而借，謂之假借；本有其字而

借，謂之通假”的說法。凡假借字，各書都有注解，勿須贅論。這里僅講講兩種假借造字。

（1）減筆假借造字：

乞ｑǐ，氣ｑì的同音減筆假借字；匆ｃōｎｇ，囪ｃōｎｇ的同音減筆假借字；乒ｐīｎｇ，兵ｂīｎｇ的變音減筆假借字；乓ｐ?。睿?，兵的不同音減筆假借字。

（2）借音造字：前文“借音形聲字”造出的字屬形聲字范疇。但從造字方法看，則是“假借造字”，而且是假借的重大發(fā)展：由借一個字用，發(fā)展為僅借一個字素代表一個字音作聲符，造出一批字使用。這很像現(xiàn)代扶貧工作中“由輸血發(fā)展為造血”的理念。

（六）轉(zhuǎn)注

《說文解字?敘》（《說文解字》簡稱《說文》）給轉(zhuǎn)注的定義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老是也”。但是，《說文》對9300多字的解釋，卻沒有一個字定性為轉(zhuǎn)注，包括“考、老”二字。《說文》：“考，老也，從老省，kāo聲”。屬省筆標音形聲字。“老，考也。七十曰老。從人毛化，言須發(fā)變白也”，屬形象會意字。然而學者們因考和老字音相近而有音轉(zhuǎn)說，字形相似而有形轉(zhuǎn)說，字意互訓而有意轉(zhuǎn)說、互訓說。百家爭鳴，至今沒有一個能被公認的結(jié)論。他們都忽略“建類一首”這個概念；所舉例字又都像強拉一批形聲字另立個戶頭，也沒有“同意相受”特征。讀者比照各說之一自己尋找“轉(zhuǎn)注字”，竟找不出一個“轉(zhuǎn)注字”?？肌⒗仙星也皇寝D(zhuǎn)注字，哪里還會有什么轉(zhuǎn)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