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法化和改革

中國日報網消息：據美國媒體報道，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長馬塞洛?埃布拉德1月28日宣布，他將堅決守衛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使其在今年3月正式施行。墨西哥城是拉丁美洲第一個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的城市。

1月27日，墨西哥聯邦檢察長辦公室向墨西哥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稱同性戀法案違反了憲法中關于家庭和保護兒童的內容。而墨西哥城市長馬塞洛?埃布拉德認為這種指控是毫無理由的，墨西哥憲法并沒有禁止同性婚姻或同性婚姻家庭領養兒童。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地方議會12月21日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允許同性戀人結婚并收養小孩。該法案在墨西哥城地方議會獲得通過，由墨西哥城市長埃夫拉德親自簽署生效。(來源：中國日報網張品秋編輯：孫恬)

新華網布宜諾斯艾利斯７月１５日電（記者宋潔云 馮俊揚）阿根廷議會１５日通過承認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這使阿根廷成為拉美首個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阿根廷參議院從１４日中午起進行了長達１４小時的激烈辯論，最后以３３票贊成、２７票反對和３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法案。由于法案兩個月前已獲阿根廷眾議院批準，因此在參議院通過后即成為正式法律。

阿根廷是傳統天主教國家，同性婚姻合法化問題在阿根廷朝野引發激烈爭論，民眾中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數量大致相當。

據美聯社12月29日報道，阿根廷兩名同性戀男子28日在民政局登記結婚，成為拉丁美洲首例合法的同性戀婚姻。圖為這對新人在民政官員和媒體的見證下合法結婚

同性戀權利活動家阿歷克斯.弗里爾和何塞瑪麗亞.狄貝洛的婚禮本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法官的批準下，原定于當地時間12月1日舉行，后遭到聯邦法官瑪塔.戈梅茲的禁令而暫停。圖為阿歷克斯·弗里爾和何塞瑪麗亞·狄貝洛相互親吻對方

28日這對新人在世界最南的城市——阿根廷的火地島首府烏斯懷亞，在朋友和官員的見證下舉行了婚禮。火地島省長在致辭中表示：“同性婚姻是國家人權和社會融合中的一項重要進展，我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圖為阿歷克斯·弗里爾和何塞瑪麗亞·狄貝洛在官員和媒體見證下結婚。

哎，看到這些，真是很為他們高興，也為他們祝福```突然有種想哭的沖動呢，呵呵，他們是幸運的，必競不是所以的城市都允許這種婚姻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中國也能這樣，允許同性戀婚姻，就像那位省長說的：“同性婚姻是國家人權和社會融合中的一項重要進展。”

美國媒體3月12日報道，墨西哥城幾對新人11日創下了一個新的歷史，他們成為首批在拉丁美洲地區合法結婚的同性戀者。

墨西哥城市長馬塞洛·埃布拉爾不顧教會及其他一些人士的反對，出席了這幾對同性戀者的婚禮并擔任貴賓。新人巴斯克斯豎起她的拇指說：“這是自由 的標志。”她表示自己6年前就想結婚了，但今天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國家終于承認它的合法性了。主持婚禮的法官柯爾特斯稱：“今天是墨西哥城具有歷史意義 的一天，這些結婚證書的頒發，意味著我們把對一個家庭的傳統看法拋在腦后了。”

據悉，這并不是拉丁美洲的首個同性戀婚禮，去年12月，兩個阿根廷男子在一個州長和法官的幫助下完成民事結合，但這和法律規定的婚姻是兩回事。墨西哥城去年12月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是拉丁美洲首次在法律上明確規定同性戀者可結婚并收養孩子的城市。

目前世界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南非、瑞典、挪威、荷蘭和比利時。美國的艾奧瓦州、馬薩諸塞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新罕布什爾州也允許同性婚姻。最新消息稱，美國華盛頓州已經加入允許同性婚姻的行列。下圖為華盛頓一對愛人在結婚儀式后熱吻。

據美聯社波哥大6月15日報道，根據國會通過的一項議案，哥倫比亞將成為在健康保險、遺產繼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給予同性戀伴侶全部權利的第一個拉丁美洲國家。

昨天通過的這項議案預計將很快生效，它得到了哥倫比亞保守派總統阿爾瓦羅·烏里韋的支持。

該議案將允許長期保持關系的同性戀伴侶與異性戀伴侶享有同樣的健康保險和社會保障權益。它還保證在兩人維持關系期間積累的資產將由兩人平分，而且在一方死亡的情況下可以由剩下的一方繼承。

一個同性戀權益組織的負責人瑪塞拉·桑切斯說，拉丁美洲的一些個別地方和城市已經通過類似的法律，但在這個絕大多數人是羅馬天主教教徒的地區，還沒有其它一個國家在全國范圍內采取這種做法。她說，在哥倫比亞，有多達30萬的同性變伴侶將從中獲益。

人類的無知與暴虐似乎是并存的。當人類開始相信冥冥中的神靈時，我們便開始為服從這些虛構的想象而付出代價。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立法與道德準 則，一旦有人觸碰到這個底線，便會不同程度的受到懲罰。當男人愛上男人，女人戀上女人，那些上帝的法則，道德的約束便會統統跑出來橫加指責。

一生都在為同性戀群體爭取權利的德里克?加曼可以說，“異性戀不是生活的準則與標尺，它只是比同性戀更加普遍。”此言一出，定會有人追隨，有人反對。我 們沒必要效仿古希臘學者們展開幾天幾夜的討論，沒人逼迫你去接受或者質疑。你可以不理解，不屑一顧，但是得學會尊重與寬容。寬容不是凡事忍氣吞聲，沉默寡 言，也不是對于惡人惡事一笑了之。關于究竟怎樣才是寬容，也是房龍在其著作《寬容》里討論的核心。

《大英百科全書》的第二十六卷中寫道：“寬容（來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于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遠在古希臘，人們從未有過對于真理和謬誤嚴格森嚴的教規，也沒有什么信條，這一理念也體現在他們的文學中。《荷馬史詩》中的宇宙統治者宙斯雖然脾氣暴躁，但是還算通情達理，允許有關他的玩笑，并不把他本身和他所擁有的權利看得太重。

蘇格拉底為了傳播這種寬容，引頸受戮。房龍在書中大大抨擊了教會的人，無數臭名昭著的事件也都由教會醞釀。簡單點說，教會的人就是一些堅持自己信仰的 人，這并無任何過錯，但是當他們要把這些信仰強加于人，制訂成金規戒律，違反者便拖上火刑架燒死時，災禍產生了，罪惡也由此而生了。他們認為自己的上帝被 褻瀆了，于是要借上帝之命來懲戒這些不知好歹的人。不過，臺比留大帝曾說過，“如果那位上帝認為必須補償他所蒙受的損失，他一定會自己關照的。”

“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不僅實現了“羅馬和平”，也適用于今時今日。當電影中的那些人把那些垃圾和骯臟的字句投向那三個無辜的人時，他們便是不寬容。別人戀愛、裝扮、跳舞又如何傷害到他們的利益了？僅僅是視覺上的不能容忍么？

第二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從語義上分析，“安樂死”是希臘文 “Enthansia” 的中譯，其愿意為“美好的死亡”。韋氏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將其定義為：“安靜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靜容易死亡的舉動”。從中文的字面意義上來看，也體現了中譯者寬厚仁慈的內心本質。（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漢中發生了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從此安樂死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近期以來，由于對安樂死的許多問題仍爭執不下，加之法律對其沒有進行應有的關注，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逐漸冷淡下來，研究陷入了一種停滯的局面。在實踐中，或許人們已經將安樂死作為一個事實，已經將其作為一種私權來對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認可，它還處于一種尷尬的地位。在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對于安樂死問題，法也應該體現其應有的人文關懷。

一、安樂死概念的界定

對于一切問題的探討，概念是其基礎。僅有字面而無內在的界定，會造成人們對具體問題理解的混亂。人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問題，從而形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樂死亦是如此。關于安樂死的概念，中外學者都曾企圖給以科學的界定，綜觀學者們見仁見智的觀點，（2）可以看出安樂死的討論范圍十分廣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幾種行為：（1）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動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2）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痛苦，應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3）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治療給其帶來的痛苦，放棄治療，不再人為地延長其生命。這幾種行為中，最后一種也被稱為消極的安樂死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在實踐中也極少對這種行為人追究其法律責任。因此，這種消極的安樂死已經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對于第一種行為，由于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也由于這種行為容易產生流弊，極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喪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樂死之名，行殺人或種族滅絕之實，而且這種行為本身也是極不人道的。（3）因此，這種行為不應包括在通常所說的安樂死之列，因而也就喪失了討論其存在的基礎的必要性。通過上述排除，本文所論及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無治愈希望的絕癥的病人，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無法忍受的痛苦，應病人真實、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的行為。這個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礎，筆者在下文將從歷史趨勢的角度、個人權利自由選擇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圍繞這一概念，展開對其合法化的理論基礎的探討。

二、歷史的必然趨勢

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說：“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4）因此，對安樂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安樂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會的加速死亡措施，他們在遷移時往往將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滅，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們的死亡。在古希臘、古羅馬，人們有權處死有缺陷的兒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兒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紀，這種原始的習慣仍在一些地方流行著。古代的這些習慣雖然與現代所說的安樂死有著非常大的差距，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它們相通的一面，其中所體現的功利主義和私權理念對于現代安樂死的理解，無疑具有一種啟蒙的作用。

中世紀以后，尤其是進入近代社會以后，一些思想家從理論上闡釋了安樂死的內涵，蒙田、培根、科羅納羅、莫爾、休謨等都曾對這一問題直接或間接的作過理論闡釋。如培根認為：“醫生的職責不僅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的死去。”這些思想家的經典論述，影響了人們對于生命的看法，使人們不但追求高質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質量的死亡。這些論述也成為安樂死出現的催化劑，成為人們為安樂死辯護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紀三十年代，當時歐美一些國家的人們開始積極倡導安樂死。如1936年，英國民間出現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上議院提出了法案，率先開始開展安樂死立法運動；1838年，美國牧師波特爾建立了美國安樂死協會等等。雖然這些努力由于這一時期安樂死已經被納粹分子作為種族屠殺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合法化仍未喪失信心，仍有不少學者、醫生為安樂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戰后，特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安樂死又成為人們熱衷的話題，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現，這正式拉開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摸索的序幕。在美國，1969年愛華達州的立法機關討論了安樂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岡州討論了安樂死法案，1975年發生在新澤西州的昆

蘭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問世，1976年加利福利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實踐中，美國不承認對安樂死可以進行合法辯護，但實際上仍然將其不同于一般的殺人罪來看待；在英國，雖然議會對安樂死法案遲遲不能通過，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從1936年到1970年，英國議會曾多次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進行辯論。人們對安樂死的態度越來越傾向于支持，1998年英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有72％的人認為安樂死在特定條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國，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樂死從違法行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對實行安樂死的行為人宣告附緩刑的最低刑；在日本，雖然法律還未承認安樂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個著名的安樂死案件的判決確定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條件，成為后來日本審理安樂死案件的基礎；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000年11月，荷蘭議會下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2001年4月，荷蘭議會上議院通過該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時參議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參議院的司法及社會事務委員會通過關于安樂死的一項法律提案；在我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樂死問題還沒有受到注意，從1987年發生了首例安樂死案件后，這一問題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案件發生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組織的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收到了350多封觀眾來信，其中90％的人明確表示贊成安樂死。有學者曾對某醫學院的172名學生就安樂死問題進行了民意測驗，其中持贊同態度的占77％。可見在我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占絕大多數。（5）

可以說，安樂死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謹小慎微到大膽突破，從醫學實踐到立法確認，可謂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從發展趨勢上來看，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和呼聲在全世界成為一股潮流，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數越來越多；安樂死協會也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來，其會員人數呈不斷的上升趨勢；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也已越來越多。1976年，安樂死的支持者們甚至在日本舉行了一次“安樂死國際會議”，其在宣言中明確強調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可見，歷史已經在向我們展示：安樂死合法化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三、個人的自由選擇

個人是社會中最基本的單元。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個人可以分為本人和他人，他們由社會關系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在社會中和平共處、團結友愛的生活。社會是個人的上位概念，社會由個人所構成，但社會絕不受個人所控制，它影響著個人的生活，促使人們又是為著他的利益進行選擇或者放棄。個人的自由選擇無疑會引起他人的利益變化，并對其進行價值判斷，也會造成社會對個人的這種選擇的整體評價。因此，對安樂死的個人選擇的合理性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本人、他人、社會這三個角度展開。

亞里士多德曾說：“人的功能，絕不僅是生命，因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們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為生長養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為甚至牛及一切動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據理性原則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人的生命意義在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強調了人應該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規律的生活。帕斯卡爾在其著作中論證了人的全部尊嚴在于思想的觀點，從他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人因為有了思想才偉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嚴的源泉。而對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選擇安樂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現，也是其尊嚴應有的內容。相反，使一個人違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權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這就是生活的異化，背離了人生活的真諦。進一步說，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義的生命創造活動，“生存”則是無意義的生命適應活動，“生活”是人應有的內容，尤其是現代社會，人作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當他能夠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動時，才可能存在。（7）否則真正意義上的人將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安樂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選擇，是其應有的權利，而且法治社會的政府有責任為公民更好的生活創造條件，而沒有權力強迫其公民為適應他人而痛苦的活著。選擇“體面的死亡”既是每一個公民的內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權利，誰干擾了人的這一內在自由，誰就侵犯了他的內在尊嚴，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任何形式的顯著限制他的選擇自由的強制，都是對他的人格尊嚴的冒犯，選擇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從本人的角度來說，應該給與個人以安樂死的權利，此為其一。

其二，從他人的角度來說，本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任何社會都不會允許其成員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個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孤立的個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著平等。”（9）個人自由必然永遠與平等結合在一起，以使社會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擁有這樣的自由，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個人單獨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樂死而言，由于這是一種個人權利的處分，它并不會對他人的權利造成任何侵害。從他人的角度來說，這種個人權利的形式也不會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會因為此權利的行使而減少。并且由于這種自由權利在社會上是平等的，任何社會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這一自由權利，它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而且這種平衡永遠都不會因為一

個人行使了這一權利而被打破。因此，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安樂死權利的普遍化并不會給他人帶來損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安樂死存在的合理性。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中無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幫助時，他人應該給與必要的幫助，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是善的道德應有的體現。

其三，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得不出對其限制的充分理由。個人的自由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個社會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將人基于內在自由選擇而請求實施安樂死的社會代價與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進行比較，結果對安樂死進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為患者請求對其實施安樂死，結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嚴的排他性處置，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損害。僅以“將安樂死作為殺人工具”有害于社會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因為它僅可以作為殺人的手段而不能成為殺人的目的和動機。私人小汽車可能會肇事殺人，但我們不能因而停止生產小汽車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車，這會是十分荒謬的。更何況“這既沒有賦予集體以完全不顧個人價值的權利，也沒有賦予集體為了整體而戮害個人價值的權利。”（10）換句話說，“社會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法律的高度尊重。”（11）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個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還會給社會節約大量的資源，從而將這些資源運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會資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張對安樂死進行限制的種種理由，也經不起社會正義的檢驗。亞里士多德將正義區分為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其中分配正義是指對待不同人之間的相對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們授予利益或者設定負擔。（12）羅爾斯則認為“正義主要是社會的正義，也即社會制度的正義。”（13）就限制患者請求實施安樂死而言，社會分配給他的負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著，這種分配的正義顯然是不平等的，它不應該為社會所贊揚。需要強調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選擇安樂死，并沒有妨礙社會的共同幸福，請求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也沒有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沒有被指責的理由。就社會制度正義而言，被禁止實施安樂死者并沒有因此而帶來補償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狀況不同的這種禁止也是不符合羅爾斯關于不平等情況下衡量社會正義的原則的。（14）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對這種患者的請求的支持或維護是應該的。

四、法律的人文關懷

既然從個人的權利的自由選擇的角度既可以證成安樂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證偽安樂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應該體現其固有的人文關懷精神，關注這種權利，將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護。

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其要義是：一切從人出發，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和制度的主體；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展，應放成為個人、群體、社會和政府的終極關懷；作為主體的個人和團體，應當有公平、寬容、誠信、自主、自強和自律的自覺意識和觀念。人文精神以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人的權利的平等尊重和關懷為特質。現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現代法律產生和不斷改革的強大動因，權利本位、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權利”觀念為核心的人權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偉大體現。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因此，法必須以人文精神為基調，并不斷的充實這種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樂死而言，患者最為迫切的需要就是結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選擇死亡來實現解除難以忍受的痛苦是無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嚴和現實需要而不容置疑的應有權利。法應該尊重和確保人的這種選擇權利，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進行認可和維護。病人也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樣也應該以他們為出發點，以他們的需要為中心，把他們作為制度的主體，弘揚其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他們的權利同樣的予以尊重和關懷。反之，如果法律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選擇漠視的態度，則辜負了其應有的使命；如對其進行限制，對相關無過錯者處罰，就表現出殘暴，就辜負了其應有的人道。所以，為了切實對請求安樂死的患者予以關懷，我們必須弘揚法應有的人文精神，對其選擇予以尊重，對相關者給與寬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體現為：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綜觀我國各個部門法，找不出哪一門法律明確禁止個人在這種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極端痛苦的情況下，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因而這種權利應當是被允許的，法律不應該因此而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個人的自由如果沒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體現了其應有的人文關懷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體現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這主要是針對刑法而言。刑法是強制性法律，其條文都是一種否定性規定，它所規定的行為都是不允許去做的行為，一旦人們做了這種行為，違反了刑法的規定，則會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評價。因而刑法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對其范圍的規定應該慎之又慎。對安樂死也是如此，一旦安樂死被列為刑法的禁止性行為，則當現實生活中發生這種情況時，就會遭到來自國家的強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即使是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生的行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論處。反之，如果懲罰這種行為，則將導致客觀歸罪，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有違法的人文關懷精神。而且，就幫助實施安樂死行為而言，它內在的反映了該醫生的內心善良和對患者的關愛，懲罰這種行為也有背現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這種不能證偽的合理性下，權利還是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當法律對權利給與足夠的關注時，它才能為人們所重視，才能為人們毫無顧忌的行使。因此，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對安樂死的立法應該早日提上日程。

第三篇：安樂死合法化之我見

安樂死合法化之我見

一般認為,安樂死最早源于希臘文,是希臘文“美好”和“死亡”兩個字所組成的,因此其本意是指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但是，現代人對安樂死有著不同的理解，分為廣義、中義和狹義。我以為，若要使安樂死得以合法化，必須去其狹義的理解。

狹義的安樂死觀認為,安樂死只能是當事人自愿的,因為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帶來的肉體、精神痛苦,病人自主表示愿意放棄治療或采取某種醫學措施來加速死亡進程,死亡過程必須是無痛的、保持人的尊嚴的。由于該層面上所解讀的安樂死是以當事人的個人選擇為基礎,因而排除了被迫或非自愿行為,充分保障了當事人的權利。生命權無疑是人自身極其珍貴的權利,生命權是作為主體的當事人享受其它利益和權利的載體,人一旦喪失生命,則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任何違背當事人意愿,剝奪其生命的行為,都不應當具有合法性。所以,尊重意思自治原則成為安樂死的前提條件。因此我們認為,狹義層面上的安樂死,既可嚴格限制適用對象,同時基本符合法律意思自治的原則。

從安樂死實施的可行性上看，我們可以借鑒已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的做法。根據荷蘭的安樂死立法, 醫生對垂危病人實施安樂死時, 必須滿足以下主要條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慮后提出實施安樂死申請;2）確認患者病情根本無望好轉且病人在經受病痛無法忍受的折磨;3）主治醫生應向患者詳細陳述實際病情和后果預測;4）與患者協商并得出結論, 認為安樂死是唯一的解脫辦法;5）一直看護患者的醫生就上述4條寫出書面意見;6）征得另一位獨立醫生的支持;對病人實施規定的安樂死程序。而針對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歷史文化，我們要求安樂死必須是由“成年和意識正常”的病人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自己提出來的;與此同時，我們還因加強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以避免出現病人因無依無靠或因為無力負擔治療費用而尋死的情況。

從個人情感上來看，當個人因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帶來肉體、精神痛苦之時，我們應該尊重其在清醒意識之下做出的對生與死的選擇。這不僅僅是尊重了人的相對自由的意志，更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免除其和其家人接受更大、更多的痛苦。從人道主義出發, “人道主義”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和目的,關于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現實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學說”，為避免人受到折磨、非人的或降低人尊嚴的待遇,無論這種殘酷的待遇是來自國家、他人還是疾病,為了保持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都應該使安樂死合法化。

同時，我們認為中國應當將安樂死進行“謹慎的有限合法化”,并在條件成熟時制定安樂死單行法。所謂謹慎,是指應當進一步對我國的絕癥并痛苦不堪的疾病、醫療技術和條件、醫療福利措施等方面進行醫學調查,進一步對我國的民眾情感、民眾基礎進行國情摸底,進一步積累醫學案例和司法實踐經驗,重視個案的正當性處理,對于具有相當合理性的安樂死行為予以司法認可,從點到面,循序漸進地引導安樂死合法化。所謂有限,是指在法律上、在司法實踐中,只承認那些既符合醫學標準又符合自愿的、消極的安樂死行為法律標準的行為合法,防止安樂死成為政治利用與謀殺他人的工具,避免損傷國民的善良情感。

從對社會的影響上看，安樂死這一行為對社會不會造成危害。安樂死是個人的選擇幸福的結束生命的一種方式，正如婚姻法中給予了行為人結婚和離婚的權利，同樣的，在生命權上我們也應給予給予行為人生存和死亡的權利。

當然，在使安樂死合法化之前，我們一定要細化違反操作程序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應當承擔的相應民事、經濟、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這樣才能保證安樂死不會被居心叵測的人所利用，最大程度地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權。

第四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謝謝主席，各位評委，觀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討論的辯題是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我方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開宗明義，概念先行。讓我們先明確兩個概念。首先，什么是安樂死？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它針對的都是處于極大痛苦中的瀕死病人，因此安樂死與其說是對生與死的選擇，不如說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

基于以上對概念的分析，我方將從以下三點進行論述。

第一，從情理上看。安樂死實質上是一種患者和家屬在特殊條件下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對于患者來說，安樂死是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消除或減輕死亡時的痛苦；繼續生存則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延續生命的長度。所以安樂死對患者實際是一種對安樂的死去還是痛苦的活著的判斷和選擇。對于家屬來說，是否同意患者安樂死實際上是以自身情感為出發點做出的一種抉擇。如果患者和家屬在判斷和選擇上達成了統一，安樂死對于利益相關者就沒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種正當的權益。據調查，安樂死最主要群體是晚期癌癥病人。我國每年有近130萬人死于癌癥，癌癥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臨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漸被癌細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這種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法律沒有理由強制人痛苦的活著。

第二，從法理上看。法律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公民越來越多的合理訴求予以認可和保護，使其成為正當的權利。安樂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屬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上，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訴求。安樂死合法化體現的是法律對公民意愿的尊重，這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證明。

第三，從程序上看。為了防止無意愿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議到：建立一套以登記制度為主的嚴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樂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記載，有效遏制無意愿安樂死決定權的濫用。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據此制定出了嚴謹的程序，規定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患者真實的、明確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經過醫療與司法機構的嚴格認證與審查。它需要經過多項程序，這些程序為安樂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見，安樂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當性，在實施過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夠予以保障。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在絕癥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對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的訴求，而將安樂死拒絕在合法化的門檻之外。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第五篇：安樂死不應該合法化

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死亡的觀念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展到積極主動地規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樂死”這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

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

20世紀30年代起，西方國家就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由此引發了應否合法化的大論戰。

荷蘭是對安樂死實行合法化的先行國家，在荷蘭每年有4000人死于所謂“合法化死亡”。但是現在有許多老年人擔心他們在醫院會被醫生“殺死”.荷蘭法律規定，實施安樂死有3個前提條件：醫生必須首先確認病人正在經受著“難以忍受的持續痛苦”，且當代醫療手段根本無法解除這種痛苦；醫生必須采取過一切可能的治療方法，但均宣告無效；醫生必須向患者本人求證其自愿實施安樂死，而不得有任何脅迫及威逼的情況發生。只有在這3個前提均滿足時，安樂死才算合法。但是，據從醫27年之久的凡·沙朗醫生估計，目前荷蘭仍至少有一半醫生秘密為病人實施安樂死。他分析說，由于報告病例的手續太過繁瑣，一些醫生寧愿違規操作，在不滿足法定前提的情況下為病人實施安樂死。

不少反對者稱，即使能滿足法律規定的上述3個條件，考慮到重癥患者的神智往往并不清醒，他們的親屬可能會出于減輕病人痛苦的角度，催促醫生實施安樂死，結果一些完全有可能被救治的病人因此而“非意愿死亡”。另外，醫生也可能給未能救活病人找到“合法解釋”。他們還稱，按照現有法律，只要現行技術無力回天，醫生就可以勸說病人放棄治療、自動“走上絕路”，這樣做的后果就是使醫療技術發展停滯不前。正如一位反對者所言：“殺死一個生命并不等于治療。”

法理：公民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博士宋功德提出，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看，做到這點有點不現實。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有專家認為：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倫理：“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

從倫理方面講，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體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認為，在這方面法律應該體現人性化。但是，“安樂死”沒有被確認事出有因。首先，在現有的法律條件下，“安樂死”可能引致“故意殺人”。患者自殺不會影響別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結束生命，醫護人員及家屬協助滿足其請求，在《刑法》中是“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其二，“安樂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類對疾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未經法律許可而結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權利的道德準則。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為，安樂死是違反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的反自然行為，削弱了人類戰勝災難的力量和勇氣。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

我國一些學者在承認安樂死的人道性、正義性的同時，提出我國的社會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質、人道意識水平尚不足以為安樂死提供社會倫理保障；醫療衛生與福利保障體系不足以為安樂死提供可*的社會保障；醫界從業人員的道德狀況不足以為實施安樂死提供醫療救治上的技術保障；我國的整體社會法制狀況不足以為安樂死的正確與適當適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而，安樂死不應該合法化。

·《人身權法論》作者楊立新：安樂死是變相侵害生命權 : 非法剝奪一個人生命的行為，在侵害個人生命權的同時也侵犯社會秩序與國家利益，是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挑戰。故此，應由公法憑藉國家強制力對侵害生命權的行為作出處罰，以一體保護個人、社會、國家三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