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參加國際彈道會議的所見所聞

我參加國際彈道會議的所見所聞

我曾先后出席過三屆國際彈道會議，最早的一次是在1992年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13屆會議，另兩次是2004、2005年分別在澳大利亞阿德雷德和加拿大溫哥華召開的第21屆和22屆會議。在第13屆會議上我發表了一篇論文；在第21和22屆大會期間我參與了中國兵工學會申辦在北京舉辦第25屆國際彈道會議的有關工作。出于對自己所從事專業的興趣，今年4月我還將參加在西班牙召開的第23屆會議。

高水平高層次的學術盛會

國際彈道會議是由國際彈道委員會發起和組織的，涉及的領域包括內彈道、外彈道、終點彈道、發射動力學、數值模擬與仿真、彈丸及戰斗部設計、彈藥易損性、創傷彈道、火炮身管環境等常規兵器科技的非常寬泛的領域。由于國際彈道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是美國和西方軍事裝備大國兵器彈道學界極具聲望的專家、學者，其中不乏具有在政府和國家軍事機構高層工作背景的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因此，每屆大會都能吸引四、五百名來自世界近三十個國家的從事該領域研究工作的各類科研人員參會，其中也包括近年來在前沿領域做出卓著成就的青年科研人員和研究生。經過大會論文評審委員會嚴格篩選而被每一屆會議錄用的論文大約在200篇左右。盡管會議的論文要求是非涉密的，但是會議論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領域研究的最新動態、最新手段和最新思想。會議除了為每一篇口頭發表的論文安排有十幾分鐘的提問和討論時間之外，還專門安排展廳為參會代表與感興趣的張貼論文（posters）作者討論問題提供方便。會議論文集在會議前正式出版，編輯認真、裝幀精致，并附有作者索引，近年來還提供光盤版文集，為查

閱參考時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會議還設立了三個獎項表彰最近時期在彈道科學技術領域做出顯著成就、并以論文形式在本屆會議上發表論文的作者。此外，由于會議的權威性和廣泛影響，有關儀器設備制造商、軟件開發商也競相在會議期間設立展位展示并推銷其產品。從參會人員的角度來說，也獲得了諸如最新測試設備和手段等的信息等等。因此，國際彈道會議是國際常規兵器領域層次最高、信息量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盛會之一，是恰如其分的。

規格高而不奢華，規模大而組織有序

國際彈道會議對會場要求非常高，因為不僅要便于組織數百人的大會，而且也要便于同時組織若干個分會場；不僅有會議報告和演講，還要組織張貼論文（posters)的展示和交流；同時還要提供參展商的展示場地，并方便與會者的參觀。因此，歷屆國際彈道會議都是在承辦當地的五星級賓館或是大型國際展覽中心舉辦的。會議的組織安排已經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矩，如，會議開幕式不特意設立主席臺，開幕式由會議主席主持，通常邀請承辦國一位政界或軍界高層官員作主旨演講（92年在瑞典召開的13屆會議上，瑞典三軍最高司令Bengt Gustafsson將軍作了簡短講話），并安排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或秘書長）致開幕辭。開幕式前后總共只有30分鐘；國際彈道會議對張貼論文（posters）同樣給予高度重視，會議論文演講交流階段開始前，大會通常組織論文選評委員會有關成員分別對本次會議上發表的張貼論文按會議劃分的專業方向進行綜述介紹；會議不統一安排與會者的住宿（會議通知中僅推薦包括會議所在賓館在內的附近可供住宿的各等次旅店）；也不負責安排與會者從住宿地到會場的接送；不發禮品（在澳大利亞的那一次會議上隨會議資料贈送一個木制L型的象征澳大利亞古兵器的飛鏢，在當地價值決不會超過三、五十元人民幣），更不變相發放禮品或生活用品，例如會議參加者在交費注冊后得到的文件包用我們國人今天的眼光來看，恐怕也只能起到把會議資料安全地拎回家的作用；會議用餐安排也有差

不多固定的模式，報到當晚有一次歡迎酒會，第二天晚上通常是舉辦地政府宴請，另有一次晚餐是與會議組織的半天的參觀或游覽活動相結合的。會議期間安排的三次午餐也十分簡單，主菜能有三種選擇就不錯了。其余各餐就得自己想辦法了；會議期間內一般只安排半天的參觀活動，如攜夫人參加必須另交費用。如想參加會議結束后的旅游節目那就更要親兄弟明算賬了。我想這些規矩是以確保會議的有效組織、順利進行為原則的，突出了會議學術交流的主題。規格高而決不奢華，熱情而絕不使人感到過度，議程緊張而又給予個人一定的安排自由，規模大而秩序井然。仔細想一想這些規矩還是很有道理的。

在政治上多少有點敏感的會議

國際彈道會議組織者歷來把這個會議界定為“非涉密但又不面向公眾（unclassified but not open to the public）”的學術會議。會議畢竟涉及軍事技術，帶有官方和政治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國際彈道會議主要由美國和北約國家參加。80年代后期南京理工大學（當時的華東工程學院）的首批出國留學教師最先介入了這一會議，打開了國內彈道界與西方彈道界相互了解、進行學術交流的通道。

從那時起，南理工向國際彈道委員會申請由中國承辦一屆國際彈道會議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是，在國際彈道委員會看來，由中國承辦這樣一個會議，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他們考慮更多的實際上還是政治問題。我記得1992年我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的第13屆會議的時候，當時前往參會的中國代表除了南理工之外，還有北理工等單位共十來名專家、學者。由于我在瑞典曾留學過三年，這次同機來的同仁們差不多都是首次到訪瑞典，所以我自告奮勇擔當了到達當天的向導和對外聯系人。

下午三點多一點，當我們一起前往會議地點報到時，意外的情況發生了，負責會議報到工作的人員告訴我們，會議接到瑞典政府有關部門的通知，本次會議不接待來自中國的代表參會。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弄懵了！我們幾人稍稍退離報到地點，簡單議論了一下，在感到十分氣憤的同時，也感到正義和道理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再次來到會議報到處，我出面要求與會議組委會的負責人交涉。我向會議組委會闡明：我們參會的邀請是會議組委會發出的，簽證是瑞典政府批準的，瑞典政府又準予我們入了境，現在不允許我們參會是毫無道理的。組委會的人員顯然也覺得理虧，對我們說這是政治原因。我們回答他說，我們都是專業技術人員，我們前來這里是為了進行學術交流的。我們提請大會組委會再次認真研究我們的參會要求。組委會有關人員經過初步磋商后告所我們，一個小時以后聽取最后的消息。當我們一個小時以后再次出現在會議報到處的時候，先前接待我們的組委會的先生大步迎上前來，高興地對我們說，組委會已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決定不聽瑞典政府的，組委會同意你們參會！現在招待酒會馬上就要開始了，朋友們，請進吧！這次會議原本安排我校王南炎教授擔任一個分會場的主席，因為他沒有出席會議，組委會決定由我代替他擔當的角色，與荷蘭的一位教授一起，主持了一場平行論壇。我還被邀請列席了會議期間國際彈道委員會討論第15屆會議申辦申請的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南理工代表中國、另外還有以色列等國遞交了申辦申請。彈道委員會的美國委員們提得最多的就是，如果會議在中國舉辦，基于當時的政治形勢，美國政府非常可能不會批準大多數美國委員前往中國參會。因此，會議上決定第15屆會議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舉行。美國和西方社會對中國政治上的偏見可見一斑。應當指出的是，第13屆大會是我國學者的論文被錄用最多的一次。被會議安排作為大會演講交流的有9篇，作為張貼論文進行展示交流的有22篇之多。遺憾的是，國內30多篇論文作者中出席會議的不到三分之一。致使會議幾個場次的交流由于一連幾個中國學者的發言空缺，預先安排好的議程不得不打亂。中國學者的張貼論文展位前，不少是白板，有些張貼論文

雖然由同行帶到會議上張貼了，但是無人可以代表作者交流解答問題，使組委會感到十分難堪。這也是那一次國際彈道委員會不愿把第15屆交給中國承辦的又一個原因。

25屆會議的組織將考驗中國兵工界的國際化意識

毫無疑問，第25屆會議的申辦成功是我國國際政治地位提高、經濟軍事實力提升的結果，加之這次會議的申請以中國兵工學會的名義，得到了我國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使申辦的份量大大加重。現在，面對三年后即將在我國召開的第25屆國際彈道會議，我們應當做好哪些準備？怎樣才能成功地組織好這樣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我認為，會議前和會議期間作為承辦方的工作將對中國兵工界的國際化意識和國際化水平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首先，要嚴格按照會議遵循的國際慣例做好會議的各項籌備工作。國際彈道會議經過30多年、20多屆的實踐，已經形成的、被國際彈道界同仁廣為認同和接受的會議規則，已經屬于會議的一種特色、成功的秘訣，是國際彈道會議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尊重并在工作實踐中嚴格遵從。國際彈道會議所形成的這些慣例，集中到一點，就是一切服從和服務于學術交流這一根本任務。我們必須注意避免把會議注入更多行政色彩的傾向，沒有必要在會議開幕式上邀請太多的政府部門的領導出席并講話。政府對會議的重視和支持應該充分體現在為會議確保實現其宗旨提供方便和保障上。我們應該努力使這次在中國召開的會議符合國際化的標準，而不是設法使會議變得更加中國化，如試圖用同聲傳譯系統以照顧國內英語聽說能力較差的學者，等等。我們必須懂得學術交流是第一位的，熱情接待是為高質量的學術交流服務的，決不可本末倒置，尤其要防止接待中的過度熱情，如輪番的宴請、饋贈過于貴重的禮品、會議內安排旅游節目太多，等等。

第二，鼓勵高水平的專家、學者在會議上發表高水平論文。我們申辦在中國舉行國際彈道會議，目的是要擴大中國彈道學界在國際的地位和影響，提高我國彈道學科的水平，而在會議上發表高水平論文、與世界彈道學科各領域的科學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則是最為有效的辦法。我認為，切不要盲目追求論文的數量，尤其是在我國國內承辦這樣一次會議，一定要有若干篇高水平的論文發表，求新求深。我不太贊同攤派任務，追求數量指標的做法，因為這樣做會降低會議的學術水準，有損中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的形象。要遵守會議工作語言是英語的規矩，推舉英語口語能力強的作者宣讀論文、回答問題。英語交流能力對于論文在會議上的順利發表至關重要。不少中國學者常見的缺點是制作的投影片或ppt不規范，往往在一張片子上羅列過多的圖片或文字，這可能與中國學者英語表達能力較差有關，希望借助更多的文字與圖表彌補口頭表達的不足。我在瑞典第一次赴美國參加一個治理二氧化硫的國際會議時，會議組織者給我發了一個如何制作會議投影片的建議，規定一張片子的文字不要超過8行。投影片或ppt是演講的輔助手段，是論文內容的高度概括，起到向聽眾展示講演思路，對自己起到把握節奏、突出重點的作用。切忌把論文內容不加提煉地拷貝到投影片或ppt上去。中國學者另一個弱點是不善于向別的作者提問和回答別人給自己提的問題，這或許與英語表達能力也直接有關。我在一次很正規的國際會議上曾見到一位中國學者在宣讀完自己的論文后，面對臺下聽眾的提問，充耳不聞，不理不睬，徑直朝臺下走去，是他聽不懂別人的提問還是不懂得學術會議的規矩，臺下聽眾一片茫然。這既對別人不夠尊重，也使其演講大打折扣。

第三，讓中國兵工界的科技人員更多地了解國際彈道會議，充分利用這一交流平臺促進我國常規兵器彈道學科進入國際前沿水平。正如上面所介紹的，國際彈道會議所涉及的是相當寬泛的彈道學概念。目前，在會議所涵蓋的許多領域還沒有我國的學者出席過，這與國內學者對國際彈道會議缺乏了解有關。建議在兵

工科技界，利用報紙、雜志、網站、簡報、圖書館、資料（情報）室等途徑和媒體，加大宣傳和推介。尤其應方便科技人員充分利用歷屆彈道會議論文集，了解國際彈道學界的學術科研前沿動態，鼓勵和支持相關領域和方向的科研人員撰寫高水平論文在會議上發表，與國際同行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和討論。可以相信，借助于國際彈道會議這一平臺，我國彈道學界的專家學者將更加廣泛和深入地融入到國際彈道學界中去，這對我國彈道學科水平的提升、隊伍實力的增強，同時對促進國際彈道科學技術的發展必將起到重要的作用。（作者：徐復銘 中國兵工學會副理事長 南京理工大學教授 第25屆國際彈道大會申辦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第二篇：我參加歷屆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

我參加歷屆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

整理說明：王堯教授1928年生于江蘇漣水，原就讀于南京大學中文系，1951年就讀于中央民族學院，師從著名語言學家于道泉先生學習藏文。曾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客座教授，現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波恩大學《藏文歷史文獻》刊編委（1981年起）。著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宗喀巴評傳》《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陸版和臺灣佛光出版社）等十余種，發表論文數百篇。新近有《王堯藏學文集》(5卷，中國藏學出版社)問世。王堯先生代表中國藏學學者參加了七屆國際藏學會議，為中外藏學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以下回憶錄便是根據2011年5月王先生的口述整理的。我今天把國際藏學會議的歷史先說一下吧。國際藏學會議成立的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成立的原因是當時歐洲的一些年長的藏學家們，為了紀念西方最早的一位藏學家——匈牙利人喬瑪[1]而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藏學會議是在匈牙利召開的，第二次是在維也納召開的。但是當時的國際藏學會議都是老年的藏學家在參與，沒有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就有些不服氣，覺得既然是國際藏學會議，為什么只有老人參加，而沒有青年人的機會呢？在1976年，這些青年人就在瑞士的蘇黎世舉辦了第一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那時參加的人很少，只有七八個。他們為會議定制了一些規則，并且決定第二次會議要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第二次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由阿瑞斯·馬可[2]主持，時間是1979年。但是，這兩次青年藏學家會議，都沒有中國人參加，當時我們甚至連消息都不知道，因為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1981年的時候，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喬瑪雖然是匈牙利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奧地利和匈牙利屬于一個國家——奧匈帝國，所以，為了紀念喬瑪，第一屆國際藏學會議的舉辦地點是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第二屆就是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我當時去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國際藏學會議，參加會議的過程中，舉辦方就說：“下一屆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們也邀請你參加?！蔽覇査乱粚檬堑趲讓茫麄冋f下一屆是第三屆。接著他們又把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邀請書拿給我看，舉辦地點是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1983年與斯坦因凱勒在維也納1981年的維也納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出國經歷。1981年的時候，來了兩個德國人，他們想要邀請我的老師于道泉先生去維也納參加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但于先生說自己年紀太大了，不方便去參加，就把我推薦給了他們。這兩位德國人就來到了我家，其中有一位能講漢語，是位漢學家，叫做邦克（W.Benck）。他們說在維也納要召開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邀請我也去參加，我說我不去，因為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國家沒有經費支持的，恐怕我去不了。他們就說讓我不用擔心，會議期間的一切費用他們會提供，還說是于道泉先生介紹他們來找我的，說于教授是個了不起的人，80歲的人了，德文還記得那么清楚。那當然了，于道泉先生早年在德國待過兩年，德文很棒，英文、法文也都非常棒，這是他勤奮學習的結果。后來經過與家人的商量，我決定去參加這個“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那一年我53歲。出國之前，我就在國內一邊辦理各種復雜的出國手續，一邊準備會議需要的論文。我當時準備了兩篇，一篇是關于語言的，叫做《藏語mig（目）古讀考》，談的是藏語里“眼睛”這個詞在古代的讀音究竟是什么樣的，從而論證現代藏語口語與文字的距離?！把劬Α边@個詞用拉薩口語讀作“mig”，是高降調，既然是高降調，就說明這個詞應該是有前加字或上加字的。但實際上現代藏文中“眼睛”既無前加字又無上加字，它們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經在嘉絨、安多和康區做過調查，發現安多話和康巴話都在不同程度上將“眼睛”的前加字或上加字讀出來，而最有意思的是嘉絨話，雖然嘉絨地區的人很多不懂藏文，但他們都把“眼睛”一詞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全部都讀出來了。所以這就證明了最古老的藏語方言是嘉絨方言，接下來是安多方言，然后是康巴方言，最現代的、最年輕的是拉薩方言。另一篇論文叫做《宋少帝趙顯遺事》，寫的是宋朝的一個小皇帝，被蒙古人俘虜以后，被送到薩迦，在薩迦的寺廟里做了34年僧人的一段歷史。這位皇帝后來就完全成為藏人了，藏名叫做卻吉堅贊。他把《大乘因明入正理論》這本佛典從漢文翻譯成了藏文，在這本書的結尾，他也用藏語寫上了自己的身份——“大漢天子出家”。于是我就翻閱了很多史料來查找與這個人有關的信息，發現了與這個歷史人物有關的很多故事。這就是我在1981年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上提交的兩篇文章，那時參加會議的都是年紀很老的人，而且沒有中國人，我去了之后，他們都感覺很新奇，因為他們一直認為盡管西藏是中國的，中國人在管理西藏，但是中國人對藏學不重視，藏學也搞得不好。但他們對我的這兩篇論文還是很感興趣的，于是他們邀請我參加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從維也納回到北京以后，就開始準備明年會議的論文了。在準備論文期間，他們派了一個人與我經常聯絡，那個人是哥倫比亞大學南亞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叫做巴布若·阿吉茲。巴布若·阿吉茲是黎巴嫩人，幼年移居到美國，入了美國國籍，但她的血統是中亞的，是一位穆斯林。后來我們帶她去見于道泉教授，于教授很開心，他們聊得很投緣。因為阿吉茲曾經從美國到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待過幾年，他的導師是海門道夫（C.Von Fürer Haimendorf），海門道夫跟于道泉先生以前就認識，因為于道泉先生曾經在倫敦大學教書9年呢。他們聊得非常開心，阿吉茲很佩服于先生，她說：“于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多年沒有聽過東方人能講如此地道標準的、倫敦西部的官方口音了?！彼芘宸谙壬?，一定要邀請于先生去參加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其實國際藏學界早就知道于先生了，于先生曾在法國留學5年，在英國教書9年，在德國待過2年，一共在歐洲學習工作過16年。但先生回國之后，國際藏學界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F在阿吉茲見到他了，自然非常高興，想要邀請他，還有我跟王輔仁一同出國。但當時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主持人威利[3]對我說，我們只給你提供一張機票，以及你與會期間的費用，供你學習和訪問，意思是于先生和王輔仁需要自費，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后來由于于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出國，不放心他的身體，因為于先生當時已經80多歲高齡了，所以先生就沒能參加那次會議。1981年9月，我在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國人只有我一個。與會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臺的時候，我便用拉薩藏語向在座的所有藏族學者致意，說了大概3分鐘。臺下的外國人都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彼此說：“He is speaking Tibetan！He is speaking Tibetan！??”因為在當時的外國人眼里，漢族的藏學家都是不會講藏語的，覺得中國的藏學界很不一樣，所以當我一說藏語，他們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鮮。在維也納參加會議期間，我見到了李方桂教授[4]和張琨教授[5]，他們都是語言學家，李方桂先生是張琨先生的老師。他們兩位是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教授，與于道泉先生是同事。張琨先生是馬學良先生[6]的妹夫，他的妻子就是馬學良先生的妹妹馬瑞玉。馬學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張琨先生當年是自費留學美國，馬瑞玉在資金上給了他很大的幫助，變賣首飾，全力以赴支持張琨先生出國留學。誰料想以后幾十年的天各一方、永難相見？在維也納，我還結識了邦隆**[7]和噶爾梅博士[8]，邦隆**旅居德國，噶爾美博士旅居法國，是著名藏學家石泰安[9]的弟子。我們一直保持著來往。以后的歷屆國際藏學會議上也經常見面。1983年春天，我應石泰安先生之邀到了巴黎訪問，那都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在巴黎，我到圖書館看敦煌藏文卷子，并結識了一批藏學界朋友。在維也納的會議上，我還認識了烏瑞教授[10]，他是匈牙利人，在維也納大學的藏學—佛學系講授佛學，也是位共產黨人，他的藏學研究一直都秉承著客觀、公正的觀點。1983年，我應聘到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擔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也就是接了烏瑞先生的工作。以后，一直聯系不斷。他把90多篇論文抽印本送我，使我對他的工作成績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隨后這些論文也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上陸續發表。這次維也納的國際藏學會議，算是一次成功的國際交往吧！1982年，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從第三屆開始，國際藏學界開始比較廣泛地邀請中國學者參加。于道泉先生由于身體和經費的原因，沒能出席。因為當時中國的大學，對出國訪問的學者，是不提供經費支持的。所以，參加這次國際藏學會議的中國人，還是只有我一個。到了美國的飛機場以后，巴布若·阿吉茲馬上開著車來接我去她家。在她家我見到了她的丈夫，那是一個很好的人，是一位猶太裔的基督徒，而阿吉茲則是伊斯蘭教徒?？磥恚麄兊募彝ソM成很有意思。在這次的會議上，我準備了一篇論文，是介紹現代西藏戲劇的，就是用藏語演出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拉薩上演后，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我就在大會上介紹了這一情況，包括劇目的臺詞、排練、演員以及演出的效果。這部戲劇的演員都是上海戲劇學院藏語班的學生，演得很專業。而且，《羅密歐與朱麗葉》這部戲，描述的是歐洲傳統貴族的生活，很像西藏農奴制時期的貴族生活特點，所以，用藏語來轉譯它，就能夠很恰當很充分地表現，老百姓也很容易理解這部戲的內容。這部戲的藏語譯者叫龍國泰，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熟讀莎翁戲劇，有很高的藏語文和英文修養。他是一位殘疾人，駝背，我們也認識。據說他的祖父是去藏地做生意的漢人，后來與藏人結婚，他的家族就慢慢地藏化了。我在會上說，這部戲劇能用藏語翻譯的這么好，“充分說明了藏語其實是很豐富的，現代藏語可以表達世界上任何的文學名著！”我發表了這篇論文之后，有的外國人表示十分贊同，有的則以為西藏已經被現代化了，傳統文化丟失了，說中國政府在摧毀西藏文化等等荒謬言論。我一方面覺得這種看法十分可笑，令人氣憤，同時也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跟不上，外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西藏現在到底是什么樣。在美國參加會議期間，我們還去新澤西的紐瓦克參觀了西藏博物館，西藏的很多經書和文物是在國外收藏的。參觀博物館的時候，我碰到了一個年輕的外國人，他問我說：“你覺得這個博物館怎么樣？”我說：“覺得很好”。他又說：“你不覺得慚愧嗎？”接著他又說了一句臟話，是用藏語說的，這個人大概懂一些藏語。我說：“奇怪了，我們有什么慚愧的呢，西藏的事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外界不了解真實情況，西藏發生了什么？改變了什么？人民生活的怎樣？總是一味的批評，十分荒謬，不斷地編造故事，令人可笑。”我更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做得不夠，外界對我們常常誤解，雙方都欠缺交流，形成了很多誤會。說到誤會，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帶著研究生在青海做調研，正巧**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瑪[11]也帶領一行人在青海探親，省上就安排我們見面會談。**喇嘛的妹妹說，中國政府非常的殘酷，藏族人生活很貧窮，剛生孩子的母親沒有奶水，就用小刀把手臂劃破，用血漿喂嬰兒。我就覺得這種說法很可笑，因為這根本不符合生活常識，是不可能的??！所以，關于中國的很多說法都是信口傳言，是不真實的。**喇嘛的妹妹當時在美國紐約開旅館，也經營藏餐廳，接待去美國的藏族人，美國政府也一直支持她。美國對流亡藏人一直是比較支持的，這是他們的一貫政策，我們得了解這一點。在美國，我還會見了梅祖麟[12]先生，他當時在康奈爾大學，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他對我說，他的父母想請我到他們家里住，我想，這一是為了聊一聊國內的事情，也是為了幫助我節省生活費，讓我多買一些書籍帶回去。梅祖麟的父親梅貽寶先生，是原燕京大學的校長，后來到了美國某大學執教，他的哥哥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校長。梅祖麟先生的母親倪逢吉也是燕京大學的教授。他們一家人都是很著名的學者。晚上，聊天時，我向梅貽寶老先生匯報了自己的研究情況，他很高興，也很感興趣。他對我說，當年燕京大學西遷時，自己曾在西部地區待過，藏族人民和藏族文化對他也產生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后，他送給我一篇文章《青海訪問記》，還向我問起了關于謝冰心先生、吳文藻先生、聞宥先生等人的近況，說是很想念他們。我送給老先生一雙布鞋和幾本書，老先生當即把鞋穿上，說來也巧，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適。他穿著布鞋在房間里開心地走來走去，還把腳抬起來端詳，高興地說：“京鞋！”看來，老先生是想念北京，想念祖國了。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訪問期間，東亞系主任鮑生先生送了一本《薩迦格言》給我，是他從蒙文的《薩迦格言》翻譯為英文的版本，我則把自己藏譯漢的《薩迦格言》送給了他。與他互贈譯本，也是一段有趣的經歷。去國外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讓我還深深地認識到，中外藏學的交流是多么重要，只有交流，才有提高，只有交流，才能發展。于是，我下決心辦一個刊物，專門刊登國外藏學家論著的漢語譯文。藏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需要廣泛地交流，別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要拿進來參考學習，我們的研究成果也要送出去與別人對話。當時，中央民族學院成立了一個藏學研究所，我，還有陳慶英都在里面工作。在研究所里，我們開始創辦《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剛辦了兩期試刊，就有人向學校領導反映情況，說是要對我們進行“反污染”運動，阻止譯文集的印發。還好，后來國家阻止了“反污染”，說“反污染”實際上就是反對改革開放，不讓這些人折騰了。由于這些干擾，《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的出版，我們就聯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他們表示很愿意合作，因為這是對西藏發展有利的事情。這套叢書一直在進行，現在已經出了近20輯，有很多青年學者踴躍參與，這幾年我弄不動了，已經交由王啟龍來負責。1985年，第四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德國的慕尼黑舉行。這次中國參加會議的就不止我一個人了，東嘎·洛桑赤列**[13]也作為中國代表參會了。他是拉薩色拉寺的**，36歲的時候就獲得了“拉然巴格西”的學位，當時他正在中央民族學院擔任藏學教授，他非常的博學而智慧，思想也很靈活，善于接受新事物。在這次藏學大會之前，東嘎**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論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的原因和過程。這篇論文影響很大，當時是用藏文發表的，以后，一共有3個版本的漢譯本在國內出現，可見影響之大。一是陳慶英譯本，二是唐景福譯本，還有一個是郭冠忠、王玉平翻譯的。每天開完會后，東嘎**都會有小型的接談會，歡迎各國藏學家前來提問。他說：“你們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向我隨便問，我們一起探討?！边@是何等的自信！由此可見東嘎**不僅有淵博的學識，還有著寬大的胸懷、開放的視角，樂于交流。在這次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是前些年去青海調研的時候，做的一篇有關地理地名方面的研究，叫做《黃河源上兩大湖——扎陵、鄂陵名稱位置考實》。過去，外國探險家去青海果洛的扎陵湖、鄂陵湖考察，由于不懂藏語，就把扎陵湖、鄂陵湖的位置記反了。本來是扎陵湖在西邊，鄂陵湖在東邊，結果被他們記成了扎陵在東，鄂陵在西，聯合國也就根據他們的報告一直這樣用了。我們去青?？疾欤貌卣Z跟當地人交流，也查閱了藏文文獻，結果證實了扎在西、鄂在東，并向聯合國進行了報告，終于把它糾正了過來。在慕尼黑開會期間，我們與邦隆**有過多次接觸。邦隆**的本寺是云南迪慶的松贊林寺，但他一直居住在拉薩。在旅居德國之前，他曾經與東嘎**一起在色拉寺學習，并共同取得了“拉然巴格西”學位，他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后來他轉向西藏古代語言研究，在這方面很有成就，并且在慕尼黑大學和巴伐利亞州科學院擔任研究員，主編藏德大辭典。邦隆**拍攝了很多拉薩修復古建筑的照片，在會議上放映幻燈片，以此來告訴人們現實的西藏正在發生的變化，告訴人們中國政府的積極努力。邦隆**盡管旅居國外，但在對待西藏問題上，他一直都秉持著公正、平實的心態。1988年與藤枝晃夫婦在京都 1989年，第五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日本東京和京都舉辦。先是在東京召開，然后在京都召開。這次去的人就多了。1989年對于中國來說，也是不太平的一年。因此，這次我們去日本參加會議，是很小心而敏感的，大家都對這些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在當時的場合談論國內發生的那些問題，是非常不合適的。

1992年，第六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挪威奧斯陸的法根尼斯召開，這里是一派安靜、優美的鄉間風光。這次，參加會議的中國人更多了，大陸代表有26人，臺灣代表有6人。看到有這么多中國人參加國際藏學會議，我的心里別提多高興了，這說明我國的藏學事業正在蓬勃發展，且越來越得到世界的認可。臺灣同胞和大陸同胞相見，都表現得非常熱情，兩岸學者在會場找了一個房間，開起了茶話會，大家聊得非常開心。外國人推開門一看，滿屋子都是中國人，還以為我們在商量什么呢！這次會議有這么多中國人參加，而且是兩岸同胞在一起，真是令人激動??！1995年，第七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召開，中國的代表仍舊很多，有26位。重返奧地利，我見到了熟悉的朋友和校園，想起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時候，中國人只有我一個，現在，已經有這么多中國藏學家可以參加這一國際性的藏學大會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藏學的生命力。1998年，在美國布魯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召開了第八屆國際藏學會議。中國代表有28位，其中西藏社會科學院和西藏大學的代表共有10人。印第安納大學也是美國藏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它有一個烏拉爾研究中心，從事藏文研究，**喇嘛的哥哥土登諾布[14]也在里面任教，他原先也是一位**，到了國外以后，就還了俗，娶妻生子，并在大學的研究機構獲得了工作。當年**喇嘛流亡國外的時候，很多**也跟他一起逃了出去，他們走的時候，帶走了很多古代的文獻。這些**都是學識淵博的人，到了國外之后，很多被大學聘請，講授佛教文化和藏語文，國外有很多大學對這些**很歡迎，這點我們也得承認。其實，藏族**對大學校園的知識體系，是很感興趣的，想要學習這些知識，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維。我曾提議讓中央民族學院辦一個**班，與這些藏族高僧交流知識和思想，但學校一直不同意。現在，在北大，已經有這樣的**班了。美國的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15]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是外國藏學家勤奮學習藏語的典型代表。外國藏學家的藏語文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且學習藏語的積極性也很強，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向人家學習。有一句話說得好，“只會自己的語言，相當于不懂語言，因為無法與別人交流”。要想好好研究藏學，必須有過硬的藏語基礎。當然，研究藏學，也必須有扎實的漢語能力。很多外國藏學家都有一個遺憾——不會漢語，因為一直以來，漢族都是中央王朝的主體統治者，漢文文獻里有很多關于藏族歷史文化的記載。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的藏語文非常棒，但他就一直因自己不懂漢語而深感遺憾。前些年，在中國自己舉辦的藏學研討會上，戈爾斯坦也受邀前來。他對我說，想把自己的兒子多布杰送到中國來學習漢語，我答應了他，答應要把他送到中央民族大學[16]學習漢語。但是，學校一聽他的身份，便不同意他入學。這讓我非常為難，因為我已經答應了他的父親，怎么能食言呢？后來，我聯系了中國人民大學，人大接收了他，他在那里的中文系讀了三年。2000年，第九屆國際藏學會議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辦，有不少中國藏學家參加，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參加的最后一次國際藏學會議。從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算起，到2000年，我一共參加了7屆。2001年，第十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舉辦，中國人參加的也很多，這次我就沒有再參加了，而是赴香港大學教書，一共在港大教了4年。我發現，港臺有很多年輕人對藏學很熱心，對學習藏語也有很大的決心，我帶的學生里面，就有好幾個奔赴藏區各地，長時間做田野，勤奮地學習語言，而且專心致志，這讓我十分感動，欣喜地看到了港臺藏學發展的新生力量。盡管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國的藏學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和成就，但還是不得不承認，我國的藏學界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漢族學生不肯定下心來學藏語，而有些藏族學者也不歡迎其他民族的人搞藏學，認為這是本民族自己的學問。其實這樣是不行的，藏學是一門國際性學科，應當聽到不同的聲音，應當開放自己的胸懷，多交流，多對話，共同探討問題。這就是我參加的從第三屆（1982年）到第九屆（2000年）國際藏學會議的大體狀況，一共7屆，以后我還會選擇一些專題，再詳細地談談。王堯口述 王玥瑋整理（原載《中國藏學》2013年第1期）[1]喬瑪（AlexanderCsoma de K?r?s，1784—1842），匈牙利人，19世紀30年代出版《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等，開國際藏學的先河，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2]阿瑞斯·馬可（Dr.ArisMichael），牛津大學藏學家。[3]威利（Dr.Wyllie），美國著名藏學家，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藏學教授，創立藏文拉丁轉寫系統，被國際藏學界奉為圭臬。[4]李方桂（1902—1987），英文名Fang Kuei Li。著名語言學家，原籍山西省昔陽縣，為國際語言學界公認之美洲印第安語、漢語、藏語、侗臺語之權威學者，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之譽。[5]張琨（1917—），著名語言學家，1947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1963年轉至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中國語言學漢藏語教授迄今，1972年起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6]馬學良(1913—1999)，山東榮成人，著名語言學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奠基人。[7]邦隆**，出生在昌都地區的管覺縣，5歲時被確認為第三世邦隆**的轉世靈童，被迎請到云南中甸松贊林大寺坐床供養。1959年在拉薩傳召大會上榮獲“拉然巴格西”學位。后到印度和德國，以佛典中“戒經”的辨析在慕尼黑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并編纂《藏德大辭典》。[8]噶爾梅·桑木丹（Dr.S.Karmay）教授博士畢業于倫敦大學，曾任巴黎第十大學教授，法國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苯教研究學會主席，第九屆國際藏學會主席。[9]石泰安（Prof.R.A.Stein，1911—1999)，法國著名的漢學家、藏學家，在藏族史詩和吐蕃佛教研究方面影響深遠，著有《西藏的文明》等著作。[10]烏瑞教授（Prof.GezaUray，1921—1991），匈牙利著名藏學家，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教授，發表研究藏族語言、文字、歷史、宗教、民族關系、考古等方面學術論文100余篇，其中一部分被翻譯為漢文。[11]吉尊白瑪，第十四世**喇嘛之妹。[12]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在漢語語法史和漢藏語言比較研究領域成果卓著。[13]東嘎·洛桑赤列(1927—1997)現代著名藏傳佛教高僧、藏學家。西藏林芝縣人，民國二十三年(1934)7歲時，被認定為林芝覺木宗扎西曲林寺第八世東嘎**，曾任中央民族學院藏族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西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第六至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著有《漢藏歷史詞典》《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著作。[14]土登晉美諾布（ThuptenJigmeNorbu，1922—2008），十四世**喇嘛兄長，法號塔澤仁波切，27歲擔任塔爾寺堪布，1952年抵達美國印第安納州，1965年在印第安納大學藏學研究系擔任教授。[15]梅爾文·戈爾斯坦（Dr.MelvynC.Goldstein,1938—），美國著名藏學家，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醫學院國際健康兼職教授（體質人類學）以及“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喇嘛王國的覆滅》《雪獅與龍》等著作。[16]1993年，中央民族學院正式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

第三篇：參加第三屆國際頭頸部癌癥會議記解析

參加第三屆國際頭頸部癌癥會議記

由American Society for Head and Neck Surgery(ASHNS，耳鼻喉科系統)和The Society of Head and Neck Surgeon(SHNS，一般外科系統)合辦的國際頭頸部癌癥會議，每4年舉行一次，這一次是第三屆，從1992年7月26日至30日，集會於舊金山Marriott Hotel，共有來自45個國家，1300多人與會。

徐主任和我搭乘25日12:55的聯合航空直飛舊金山，經11小時抵達，當地時間為25日上午9點。早一天到達的R3閻愷正醫師已租好車子等候，順利將行李推向地下停車場後，再驅車入市區。舊金山位於太平洋與舊金山灣之間，約北緯37度，一下飛機，即使在7月天，仍有一股涼意，前往市區的高速公路兩旁，依地形建有密密麻麻的房子，雖然人多、房屋多，但畢竟土地大，所以沒有臺北的那股窒息感。進入市區可看到兩節的市公車及電車(MUNI bus及streetcar)，路經市中心(Civic Center)，舉目可見宏偉的市政廳及寬敞的廣場，沿著最熱鬧的Market Street，可見兩旁地下鐵(BART，bay area rapid transit)出入口處，該地下鐵有71哩長，可通往南邊的Daly City及經由3哩半長的海底隧道(Transbay Tube)，到達25個灣區東岸的其他城市，大眾運輸系統很是方便。右轉第4 街，便看到39層高的Marriott Hotel，順利check in後，徐主任便帶我們前往附近，佔地15個block的中國城，入口處有臺灣捐贈的「天下為公」牌坊，看了倍覺親切，城內絕大部分是廣東老華僑，偶而看到「臺灣酒樓」。街道名牌下都有中文音譯的小名牌，真是一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合適的餐館，室內有股蝦醬的臭味，價錢不怎麼便宜，但料多，吃得真飽，真謝謝徐主任請客。午餐後，瀏覽市區看到貝聿銘設計的Transamerica Pyramid，高聳入雲，錐形體的建築，很具特色，是灣區的標幟之一。市區的建築較現代化，街道隨地形起伏，因此路邊停車時，必須把前輪打偏，以免下滑或後退，途中看到舊金山的另一特色-----Cable car，這種觀光性質的運輸工具，是藉助兩條鐵軌中央，位於街道下移動的長條鋼纜環為動力，當車子底盤前後兩座鉗夾器鉗住鋼纜時，車子便被帶動，放鬆時便失去動力而停止。共有三條路線，分別連接Market Street和漁人碼頭(Fisherman’s wharf)，海洋公園(Aquatic Park)，及另一條大街Van Ness。回旅館到B3的會場報到後，閻醫師再按圖驅車前往佔地1017英畝的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途中再度領略市中心廣場的寬敞，以及市政廳、現代藝術博物館、歌劇院及交響樂館的壯觀。沿途看到的維多利亞式建築，色彩鮮豔，造型獨特，每幢都有特色，真是好美麗的房舍。金門公園濱臨太平洋，風頗大，以前被認為是無法利用的不毛之地，如今綠樹參天，有漂亮的溫室，鮮花盛開的庭圈，小橋流水，中國式涼亭，人造瀑布及廣大的湖泊，更有許多博物館、運動場、棒球場、高爾夫球場，另外有一座日本茶圈，展現出美國地大物博的一面。開車簡單瀏覽一番，便回旅館準備參加晚上的歡迎會。便餐後，徐主任帶我拜會幾位大師級人物，分別和John M.Lore Jr.，Charles W.Cummings合影留念，認識香港大學的同道，也會合了黃清浩及長庚侯勝博兩醫師。另外臺灣來的，尚有成大放射治療梁永昌、臺中榮總放射治療詹建勝及三總的陳祥霖諸醫師。和荷蘭自由大學的舊識及新加坡的曹紹應夫婦聊天後，已是近8點了，回房問後，抵擋不住時差的疲倦，終於在巴塞隆納奧運的開幕聲中進入夢鄉。

這次的會議共有7個Keynote address，由不同領域的頂尖專家向全體參加人員講述有關倫理學(ethics)、致癌過程的分子生物學、癌癥預防、癌癥侵犯的機轉、人類癌癥轉移的機轉、染色體與遺傳學及態度的轉變與範疇的改變。24個Panel分別在不同場地舉行，由該主題學有專精的醫師或博士，每人15到20分鐘演講，最後再接受主持人或聽眾的質問。另外有34個主題，共計301篇的Proffered Papers及281篇的海報和32家廠商展示。每天早上8點便開始「上課」，由於題目很多，只能選擇有興趣的單元聽講。第一天Proffered papers : Salivary and lateral skull base中有8個lateral skull base也被侵犯的癌癥病人，經 transcervical及transtemporal和腦神經外科醫師合作切除，雖有兩人因流血致死，但仍有6人的腫瘤得到控制，印象較深刻的是有一鼻咽adenoid cystic ca，侵犯兩側lateral skull base的病例，兩側皆接受同樣方法的手術，而得以控制病情，看來真是令人鼓舞。Spiro指出唾液腺的adenoid cystic ca(ACC)之stage 比grade(grade l : cribriform，grade 2 :mixed form，grade 3 : solid form)更能反應預後。另外使用中子束來治療advanced ACC可達88%的局部控制率，但副作用較嚴重。享用coffee break豐富的餐點後，中餐就在附近的麥當勞解決，緊接著下午1點聽Panel : Cancer of the pharynx and cervical esophagus主要是講 oropharynx和hypopharynx，美國一年咽癌的新病例有男性6700人，女性2500人，危險因子仍是抽煙及喝酒。下咽癌的預後不好，5年存活率介於14到28% 之間，治療仍是以手術加放射線為主，必要時，得做 gastric pull-up，處理頸部食道癌。接著的 Keynote address : Molecular Biology Aspects of the Oncogenic Process指出proto-oncogene是致癌過程的加速者，而tumor suppressor gene(重要的有p53, retinoblastoma gene)是扮演剎車的功能，又分為 type I(需要兩對等基因皆不活化，才會致癌)及type II(只要一對等基因不活化，便會致癌)。可藉著point mutation，translocation及amplification使proto-oncogene活化，而point mutation，deletion及insertion可使tumor suppressor gene去活化，加速癌癥的形成。頭頸部癌癥較常見的基因變化有p53 gene的突變，表皮生長因子受器(EGFR)的增加，及染色體第9、11對的改變。接著的Proffered papers : Histologic predictors of response 臨床上發現DNA的ploidy越高，對放射線治療放果越好，但實際上以表皮細胞癌細胞株實驗的結果，卻得到相反的結果，DNA ploidy越高者，反而對放射線不敏感。另外DNA ploidy可作為induction chemotherapy效果的預測，雙倍體者，只有12%(2/17)達完全反應；非雙倍者有39%(13/33)(P<0.05)。還有由臺灣去美國的陳醫師發現，原發癌和轉移癌的腫瘤形成能力並沒差異。自由大學報告的Bleomycin基因毒性效應，經計算100個metaphase後，再現性穩定，染色單體的斷裂數在癌癥病人和正常人之間，有意義的差別，該方法可能有助於找出，會引起上呼吸消化道癌癥的高危險羣。一直到5: 30終於完成第一天的課程。

第二天便開始設立海報，除了徐主任的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stein-Barr virus and major salivary gland tumors和我的 Cisplatin and 5-FU for NPC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or recurrent disease 之外，臺灣方面還有詹建勝醫師的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in the patients with NPC，該抗原是從子宮頸癌純化、游離出的，結果在 NPC只有5.7% 大於2ng/ml，不適合作為NPC的腫瘤標記。早上的 Keynote address : Cancer prevention指出Vit C十 E可抑制nitrosamine 的作用;Retinoids可減少polypeptide growth signal;Piroxican可抑制prostaglandin的合成;Selenium可增加glutathione peroxidase的活性;β-carotene可去除一些 free radical而達到預防癌癥的功能。另外對頭頸部癌癥，尤其是口腔癌及喉癌，給予13-cis-Retinoic acid 50-100 mg/m2/D，可有明顯的預防放果。接著的Proffered papers : Neck 有人指出口腔及口咽癌的occult metastasis的比例很高，採取預防性頸部手術後的復發率較低，但用較根治性的手術並不見得比保守性的復發率低。如果occult metastasis的機會大於21%，則以選擇性手術或放射線處理N0後的生活品質較好，至於用手術或放射線，則決定於對原發癌癥之處置。另外有人以細針抽取頸部腫瘤，藉助聚合酶連鎖反應(PCR)複製EBV DNA，以進一步佐證其原發處是在鼻咽。此外日本報告晚期口咽及下咽癌50%有咽後淋巴轉移，做手術時要注意咽後的切除。對於原發不明的頸部轉移癌之放射線治療，只電頸部和加電其他部位的5年存活率，分別是37%及48%，但沒統計上有意義的差別，只有5%(7/ 144)被找到原發腫瘤。如果淋巴腺有4個以上受侵犯；有血管及淋巴腔、軟組織受侵襲；以及有 desmoplastic pattern，則頸部復發的機會很大，其中以desmoplastic LN pattern復發的危險性高達7倍。下午都是有關NPC的題目，自由大學最近5年治療16個NPC，以近距療法追加到8250 cGy，兩年的無復發率達 70%。另外一篇沒來演講，但以海報方式展出的大陸廣州孫逸仙醫科大學報告，指出以基因工程製造出的EBV膜抗原(membrane antigen)來測MA-IgA，發現對NPC的敏感性:VCA ≧ MA ≧ EA，但專一性是 EA= MA >VCA，即測 MA-IgA 兼有VCA的敏感性及EA的專一性。接著的Panel是關於復發性鼻咽癌的診斷及治療，一般復發率介於8-34% 之間，臺大的復發率是13%。使用 fat suppression及Gadolinum-DTPA的MRI是最佳的診斷方法，至於治療可用放射線或手術，前者包括再用遠距療法或近距療法(如短效的Au-198之永久植入，或Ir-192鼻腔內可除去性的，及高劑量afterloading等方法)，及立體定位放射線療法(stereotactic R/T)，尤其是針對咽後淋巴及顱底；手術可用各種不同方法，局部控制率約38%。第三天的課程包括Panel: Cancer in the neck，一般頸部若有轉移癌，則痊癒率就降低一半；如果有3個以上陽性淋巴腺，則遠隔轉移的比率高達46%，原發腫瘤的復發率也高。該 Panel的主持人Robert Byers很有權威性，問的問題很尖銳也很實際，因舌癌的occult metastasis的比率高達25%，所以對N0的處理很重要，各國學者的想法略有不同，但除了T1之外，都認為以手術或放射線治療之較妥當。下午的ASHNS住院醫師臨床及基礎科學獎之論文，是有關以PCR來偵測喉癌及下咽癌的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有HPV者其存活率有意義地降低，且局部復發危險性增加至2.7倍，預後更不好。另外一篇是「頭頸部癌的磷酸脂代謝物之表現」，表皮癌細胞可產生prostaglandin E2 及Leukotriene B4，該兩物質皆有抑制免疫的功能，可能對局部腫瘤璟境免疫能力之低下，扮演重要角色。接著的 Keynote address : Mechanisms of cancer invasion :幾乎所有的癌癥都有血管增生(angiogenesis)現象，所以理論上能抑制血管形成的物質，如α-interferon、steroid等，對癌癥的侵犯都有抑制效果。coffee break之後的Panel : Salivary gland cancer 主持人是James Suen，每次他演講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這次又有 psychoneuro-immunotherapy for adenoid cystic ca，藉著心智映像(mental imagery)，行為以影響大腦，產生β-endophine而提高淋巴球的增生反應。對於唾液腺癌癥，手術很重要，術後追加放射線治療，5年及10年的存活率只由60%，50% 分別增加到70% 及60%;如果術後仍有腫瘤、高惡性度、大於 3公分，及有淋巴轉移，則一定要追加放射線，對於低惡性度、小於 3公分，沒有神經侵犯、年齡小於30歲者，則術後的放射線治療是危險的。至於中子束對缺氧細胞較有效，局部控制率比一般光子束高，但急慢性的後遺癥較大，對於遠隔轉移的預防也沒有幫忙。唾液腺癌最重要的預後因素是stage，組織學的grade並不重要，年紀輕、女性較好，來自大唾液腺的較好。

第四天上午的Keynote address : mechanism of human cancer metastasis，由來自Houston的一位PhD Fidler主講，他將深奧的理論口語化，很生動，是位很好的演講者，值得學習。他指出每個癌細胞轉移的能力不一，而且有增強(enrichment)的教果，即轉移到別處的癌細胞，其轉移的能力更強。轉移有器官專一性，符合「種子和土壤假說」(The seed and soil hypothesis)，種子要在適合的土壤，才能生長，可能確定診斷時，血液中已充滿癌細胞，但只在某器官、某條件下才能定居生長;而且有位置專一性(site specific)，如有些黑色素癌細胞株只能長在腦膜，有的只能長在腦實質內。癌細胞周圍的正常組織可影響其生物行為，如轉移到腦膜的黑色素癌細胞，要和腦細胞直接接觸，才會長出黑色素(melanin)。另外轉移到大腦的癌細胞，長到一定程度(約2.5公分)便可使強韌的「血管一大腦屏障」(BBB)發生裂開的現象，有利抗癌藥物的治療?？傊?，轉移是一相當選擇性的過程，要很多條件都符合才能完成，所以可從很多步驟加以調節，只要能找出每種癌的生物習性，是可預測在何種情形下，在何位置會有轉移癌，對於轉移的預防和治療，似乎仍是樂觀的。接著的Panel : Base of skull tumors 主要都在討論內頸動脈的處理。對於顱底腫瘤首先要判斷內頸動脈是否受侵犯，若受侵犯，可在手術前使用氣球試驗性栓塞(BTO)，測其遠端回流壓力，如果大於50 mmHg，則綁住後，中風的機會不大;或者加上腦波監視或Xenon flow study，如果腦波有缺血的變化或Xenon flow介於15-30cc/100 g/min，則中風的危險很高;若大於40 cc/100g/min，則沒有中風之虞，但仍必須避免低血容量、低血壓，高凝固性及側枝循璟之阻塞，才不致於中風，因為上述四個因素是術後中風的主要原因。對於顱底常見的chordoma, Pittsburgh的Dr.Sekhar認為質子束是很好的治療方法，因質子束對表層組織的劑量小，而且只在某一特定深度累積最高劑量，再深下去，劑量劇降到零，很適合治療重要器官之腫瘤。年紀大的chordoma病人預後比年紀小的好，nonchondroid chordoma易復發，預後比chondroid chordoma不好，甚至比 chondrosarcoma還不好。下午的 Panel: Cancer of the base of the tongue and oropharynx 提出的治療原則是 : N0 的原發小腫瘤----電療;N2-3的小腫瘤----頸部切除加原發處之電療;大腫瘤-----切除加電療。15% 的手術要切除下顎骨，電療以近距療法(brachytherapy)，尤其使用looping法，效果較好。接著的Keynote address : Chromosomes and genetics，內容很基礎，Dr.Knudson的演講技巧令人覺得沈悶，較不易吸收。因為很多癌癥常伴隨染色體的變化，如CML 90%有染色體第9及22對之相互對換，而形成著名的Ph chromosome，自然令人聯想癌癥與基因變化有關，其中以 Autosomal dominant的retinoblastoma最著名，因為其tumor suppressor gene---Rb gene去活化所致。另一較熱門的tumor suppressor gene，p53 gene之去活化，也與各種呼吸消化道，及頭頸部的癌癥有關。Coffee break後的 Proffered papers: Video presentations有甲狀腺、副甲狀腺的手術、頸動脈體腫瘤的去除、頭顱顏面及中臉部切除術之錄影帶，比較可以清楚學到手術之技巧。喉上神經的外側枝有14% 的機會，會低於甲狀腺的上端，因此做甲狀腺切除時，傷到神經的機會不小，一位巴西人以錄影示範神經刺激器尋找該神經的方法，看環甲狀肌有收縮。另外有關副甲狀腺尋找的方法，在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癥的病人，比較好找，但有些沒癥狀之病人的副甲狀腺，仍需要藉助病理切片證實，所以對於副甲狀腺的尋找，仍是要多看，多學習別人的經驗。日本人示範的En bloc anterior and middle fossa craniofacial resection for extensive maxillary cancer，是由篩狀板往後切到planum sphenoidale，經 cavernous sinus 外側，進入 foramen ovale，再往下、往前到infratemporal及 temporal fossa。是很大的工程，但仍不適合於cavernous sinus 或內頸動脈受侵犯的病例，12例中有5例已存活3個月到3年。術後再以free rectus abdominis MCF重建。另外Jatin Shah示範廣泛的中臉部切除，包括眼窩、鼻子、上頜竇及大範圍的皮膚，仍以free rectus abdominis重建，再配合facial prosthesis病人已有4年以上良好的生活品質，值得學習。最後由一位加拿大醫師秀出以Ultrasonic surgical vibrator，藉助超音波不易破壞纖維的特性，除去頸動脈體瘤，而保留神經、血管，是科技進步之所逝賜。觀賞整節錄影示範報告後，內心的確是受到很大的衝擊。最後一天的閉幕詞，H.Goepfert提到未來的展望，希望藉著molecular surgery, differential therapy從基礎層面，因人因病施醫，以突破臨床治療的瓶頸。接著的Keynote address : Change in attitude, change in latitude，由一位 radio-oncologist Million主講有關喉癌治療的演變，因為纖維鏡、顯徵鏡，CT及MRI的出現，Voice-sparing手術和新的音聲復健技術的進步，以及對於癌癥的擴散方式及發聲機轉的進一步了解，使得喉癌的治療有了很大的轉變與進步。早期的聲門上癌仍有30%的區域轉移，其中47%在上頸區，38%在中頸區，10% 在氣管旁，下頸區仍有5%。較晚期(T3-4)對側頸淋巴腺轉移的機會也有30%。聲門癌轉移的機會較小，T1: 0~1%，T2: 2~7%，T3-4: 25%，上頸區佔55%，中頸區27%，氣管旁包括Delphian node佔18% 是 stomal recurrence 的主因。對於聲門上癌的治療，他認為 T1 : 放射線，T2-3 : 腫瘤不大或不適手術 : 放射線;腫瘤大 : 手術±放射線。關於聲門癌，T1-2 : 放射線，較好的T3(單一聲帶受侵犯或往外突出型): 放射線，不好的 T3 : 手術土放射線。整個會議最後的課程，我參加Panel: Thyroid cancer，由Dale Rice主持，目前遺傳學方面對於follicular neoplasm的研究，發現43%(9/21)的濾泡癌有C-Myc oncogene的表現，相對於濾泡腺瘤只有14%(3/21)(P<0.05)，有C-Myc oncogene的表現，顯示其生物習性較具侵襲性。關於 medullary Ca，偶發性的病例比家族性的(MEN)預後差，出現amyloid staining的較好。至於分化良好的癌(乳突及濾泡癌)的預後因素有 : 年紀大於50歲;腫瘤大於3公分;濾泡癌;甲狀腺外之侵犯，包括淋巴轉移及遠隔轉移者較不好。雖然有人證實只有第一期的分化良好癌之年輕人，接受subtotal thyroidectorny仍有很好的結果，但一般仍認為全部切除較好，理由是1.全切除後才能成功地以I-131治療殘餘或轉移的癌細胞，2.才能以thyroglobulin(分化良好癌的一個標記，臺大目前己能測驗)作為腫瘤有無再發的標示，3.健側有occult ca的機會高達30~85%，4.全切除後，復發率較低，5.減少由分化良好癌轉變為不分化癌之機會。四天半的密集課程終於結束，覺得比當醫學生時還累，還充實。

開會期間只有晚上有空到處溜達，託閻醫師之福，才得以全覽金門公園之壯麗面貌，在太平洋濱的荷蘭風車(美國地大物博，任何東西都大，連風車也比荷蘭的大)前留影後，再驅車沿海濱公路按圖索驥，找到名聞遐邇的金門大橋，沿途看到海豹石(Seal Rocks)，外觀真是像極了海豹。豔紅色的金門大橋，由兩座相距4200英呎高746英呎的橋墩架起，縱分太平洋及舊金山灣，費時4年半，於1937建成，儼然西海岸的大門戶，每年需要7000加崙的油漆粉刷，氣勢之磅礡，真是名不虛傳，橋墩上端不時有濃霧籠罩，更添一份詩意，頗有剛中帶柔之意味。因附近風很大，很快留影後，便揮別這如雷灌耳，大名鼎鼎的金門大橋，真是意猶未盡。閻醫師再度發揮其獨到的適應能力，在徐主任的指引下，很快便回到市中心，在“ Let’s go USA"的建議下，很巧找到一家徐主任以前到過的中國海鮮餐廳---悅利(Yuet Lee)，飽餐一頓，很不好意思，又讓徐教授破費。另外參加第四天晚上兩學會理事長的歡迎會後，閻、黃、侯和我四人再驅車到另一名勝-----漁人碼頭，欣賞海岸遊艇風光，看成羣海豹佔據碼頭，品嚐風味絕佳的龍蝦及大螃蟹(每隻11美元)，遠眺燦爛的晚霞及海中「惡魔島」，因時間已晚，無緣欣賞旁邊的海洋公園，只好逛逛整排熱鬧的商店，其中有家“ The Left Hand World”專賣左撇子的用具，很新奇。接著再摸黑前往全世界最扭曲的街道----Lombard street，只見閻醫師像考駕照般地左拐右轉，順陡坡而下，因天色已暗，看不到兩旁漂亮的花樹，大概只有駕駛才能領會到世界之最。最後一天的下午是最有空的時間，先到購物中心，買了孩子交待的東西後，在徐主任的帶領下，三人一行來到Stanford醫學中心及大學，旁觀Wi1lard Fee主持的耳鼻喉門診及登記中心，規模小小的，很難想像那是著名的醫學中心。整個醫院的規模都比臺大小，只是幅員廣闊，到處可見乾枯的樹木及花草，似乎不太符合「種子和土壤假說」。接著到大學園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胡佛塔(Hoover’s Tower)，是為了紀念美國胡佛總統所建，大學的建築都融有藝術氣息，寬敞平坦的騎樓，很適合溜冰，貼有mosaic磁磚的教室，顯得莊嚴中帶點亮麗。美國給人的印象是地大物博，一切都大一號的感覺，連大學校園也是比臺大還大。這次的美國處女行真像接受學術、人文的大洗禮，連晚上也得學徐主任整理當天的筆記、心得，及預習隔天的課程，真是被洗得一塵不染了，也深深領會到造物者對美國人的厚愛，當然人民的勤奮也是其富強之主因，看看別人，砥礪自己，希望能開拓出屬於臺灣人的一片天地。

第四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總結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總結

2014年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渦輪博覽會（ASME Turbo Expo 2014）于6月16日-20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會議中心（CCD）召開。此次會議由ASME主辦，由德國西門子公司（SIEMENS）、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及英國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等眾多國際知名企業提供贊助，會議上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上萬名的專家學者，很榮幸在XX大學研究生院和導師XXX教授的聯合資助下，成為其中的一員。

16日上午8點辦理完報道手續之后，在1號和2號展廳開始本次會議的開幕式，由協會的主席和各贊助公司的領導進行了開幕演講，演講內容涵蓋了整個行業的發展，大氣而又不失幽默，十分精彩。之后，按照各自研究方向的不同，會議組分出28個展廳，各自組員到各自房間內進行展示，也便于其他人按照各自興趣進行選擇聆聽，從而促進學習交流。每天分為四個階段進行匯報，上、下午各兩場，一場兩個小時。我的論文編號是GT2014-XXXXX，論文題目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我被組委會分到19日上午的第一場，在W3房間進行展示，我們這個展廳是有關汽輪機內傳熱方面的。

參加國際會議都有一個約定熟成的規矩，就是展示者要在演講當天早上和自己分會場主席同桌進餐，從而可以使雙方彼此了解，便于主席在展示者登臺時進行相應的介紹。到我演講的那天，我早早地收拾完，前往公交站準備坐車到會場，以往公交車都是10分鐘左右一趟，而我在那等了快半個小時，車還是沒影，我感到很奇怪，因為德國人向來比較守時，一般不會這樣。我心里很著急，因為再晚些就趕不上早餐了，就沒法跟主席自我介紹了，我便問了周圍一位與我一起等車的當地人，她說今天是他們當地一個宗教節日（具體什么節我也聽不懂），大部分的公共設施都停止了，因此，我只能選擇走路到會場，從我們住的地方到會場要大概一個小時，就這樣我在7點50多到達了會場，進入了我的展廳，8點鐘第一位展示者登臺，還好沒有遲到，不過沒有時間向主席自我介紹了。我是我們組的第三個展示者，聽完前兩個展示者的精彩演講，輪到我登臺了，上臺后我向分會主席表達了歉意，他也很理解，因為今天屬于特殊情況，整個演講過程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沒有緊張，因為演講稿在到德國之前已經練習的很熟練了，在放松的狀態下，整個演講過程還是很順利的。但到了提問回答環節的時候，由于自己的聽力水平不好，有些問題聽不明白，不過好在有位來自GE公司的華人幫我提示了一下，化解了尷尬，算是順利地完成了整個匯報工作。下臺后，那位好心人還謬贊了我幾句，說我的研究還是很有深度的，我也由衷地表達了之前幫助我的謝意。在會間休息的時候，我遇到了我們組的分會主席，我向他打了招呼，并與他握了手，他為人很和善，也向我說了很多鼓勵的話，感覺整個會場的氛圍都是這樣，很溫馨。

此外，在下午第一場的時間段，會議還專門開設大型展廳，由各公司的專家和各大名校的著名教授講述各自的研究現狀，以及對未來發展的預測，演講內容十分先進，都是本行業內世界領先水平。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日下午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一位老教授John Denton，他演講的內容正好和我的研究方向相同，都是汽輪機末級葉片除濕方面，由于自己的專業英語水平有限，有些專業名詞不是太明白，但一些先進的除濕方法還是有所掌握，總而言之，這次演講讓我受益匪淺。

經過這次會議，得以一睹諸多學者的風采，也有幸聆聽了很多優秀的報告。我不僅學到了許多專業相關的知識與技術，也進一步鍛煉了英語口語，對于當前國際上前沿的研究方向及方法內容有了一定的了解。會場休息時間，我們能夠與參會者自由交流，這不僅是與其他國家學校的同學建立友誼的機會，更讓我加深了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對于后續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并且，通過在開會間隙的交流，我不僅在具體的學術問題上有不少收獲，還學習到一些有益的科研方法和策略。而且此次會議涉及很多國家和地區，通過與國外研究者的交流，還鍛煉了我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讓我在公共場合更能勇于展現自己的觀點，這對性格相對內向的我來說是個小小的進步。通過此次開會，我迫切的感受到熟練的英語口語交流水平對我們今后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過英語的交流，才能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紹其他國家的學者，才能從他們的評論中得知自己的可取和不足之處，才能獲得更廣泛的思路，拓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最后，我要特別感謝學校給予我這樣好的機會能夠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感謝XX大學研究生院、XXXXX學院、國際交流部的老師們對我們研究生參加國際會議的支持，更感謝我的導師XXXXX學院的XXX教授對我的支持和幫助，感謝她在學術上對我的諄諄教導。通過這次大會，我增長了見識，豐富了經歷，也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明確了碩士論文和現有研究課題的思路，更加堅定了我要繼續努力的方向。我將更加努力的學習，認真的進行科研實驗，盡量做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以不辜負學校和老師的殷切希望。

XXXXX學院 XXX 2014年7月3日

第五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總結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總結

高 兵

2010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Computer Theory and Engineering(ICACTE 2010)于2010年8月20日至2010年8月22日在四川成都的四川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四川省計算機學會和IACSIT（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聯合發起，由IEEE、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南民族大學提供技術協助。會議旨在為科研工作者和工程技術人員提供一個報道先進研究成果、交流學科前沿動態的平臺。

會議吸引了來自亞洲、非洲、北美、歐洲等2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百余位專家、學者的參加，會議內容涉及本領域國際最新研究動態及前沿工作，反映了未來發展方向。會上與國際知名學者交流，感受了國內、國際權威學者的敏銳思維、學習專家解決難題的靈活方式、感覺受益匪淺。

大會共有600余篇poster展出，本人的第一作者論文“Application of Structured Exception Handling in Software Anti-debugging ”被本次大會安排為會議首日第一個分會場的第一個口頭宣讀，充分體現了大會對本論文的重視，作為本次大會第一個宣讀的論文，本論文也得到了分會場主席和與會專家和學者的普遍好評并得到很多有益的建議，可謂收獲頗豐。具體內容是：

隨著軟件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反跟蹤技術為核心的軟件安全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在與軟件解密做著不懈斗爭的同時，軟件從業人員不斷發現新的軟件反跟蹤策略，提出新的軟件保護方案，增強了軟件的安全性。

結構化異常處理，是操作系統提供的用于解決系統軟硬件異常的一種機制，在程序設計中的合理使用可以提高軟件的穩定性、容錯性。本文著重探討了其在軟件反跟蹤中的應用。

應用程序正常執行中出現異常時, 操作系統將收集異常發生的原因、類型、位置等信息，填寫相關的數據結構,并從用戶程序轉到系統級執行,將控制權交給系統的異常調度函數。該函數將根據系統收集的異常信息選擇一個異常處理例程處理異常。用戶可定義的異常處理例程分為兩種；一種是線程相關的，一種是進程相關的:線程相關的異常處理例程,監視某線程中某段代碼是否發生異常，由于線程是程序執行的最小單位，所以把異常解決于線程的內部，可以避免該異常對其它線程的干擾，保證程序的穩定運行。進程相關的異常處理例程：也稱為篩選器，監視進程中所有線程發生的異常，做進程退出前的清理工作。

異常處理流程是指運行在win32系統中的程序通常包含多個線程，而每個線程都會安裝各自的異常處理例程；除此之外，程序中可能存在一個全局性的異常處理例程；再者，如果進程被調試的話，調試進程也相當于一個異常處理例程。當異常發生時，系統將根據異常類型選擇一個異常處理例程來處理異常，正常情況下，系統進行異常處理的流程為：

系統首先判斷異常是否應發送給目標程序的異常處理例程。如果應該發送，并且目標程序正在被調試．則系統掛起程序；如果程序沒有被調試或者調試器未能處理異常，系統繼續查找是否安裝了線程相關的異常處理例程。如果已經安裝，系統就把異常發送給SEH處理例程。每個線程相關的異常處理例程可以處理或者不處理這個異常，如果它不處理并且安裝了多個線程相關的異常處理例程可交由鏈起來的其他例程處理；如果這些SEH處理例程均不處理異常，且程序處于被調試狀態，操作系統會再次通知調試器；如果程序未處于被調試狀態或者調試器沒有能夠處理，并且程序調用SetUnhandledExceptionFilter函數安裝了進程相關的異常處理例程的話，系統轉向對它的調用；如果沒有安裝進程相關的異常處理例程或者它沒有處理這個異常，系統會調用默認的異常處理例程，通常顯示一個對話框，用戶可以選擇“關閉”或者可以將程序附加到調試器的“調試”按鈕。如果沒有可以附加的調試器或調試器也不處理，系統就對線程異常處理句柄進行展開做最后的清理工作，最終調用ExitProcess終結程序。通過對系統異常處理流程分析可知，當應用程序執行過程中發生異常時，系統可在三個層次上完成異常處理：調試器、進程、線程。線程層次的異常處理即SEH，能夠準確定位異常的信息，更加靈活、隱蔽的實現反跟蹤的功能，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面。下面深入分析SEH的工作原理。

系統級處理機制，SEH作為系統內部處理異常的一種機制，其工作主要在系統級完成，因此掌握系統內部異常處理的工作原理是研究基于SEH的軟件反跟蹤的關鍵。下面圍繞異常處理例程深入分析系統級異常處理機制。異常發生時，系統執行KiUserExceptionDispatcher函數并調用RtlDispatchException啟動對注冊的異常處理例程的查找。如果找到的處理例程處理了異常并繼續執行，則對RtlDispatchException 的調用不再返回。否則，有兩種可能：調用 NtContinue使程序繼續或產生另一個異常。若是后者，異常不再繼續，進程必須終止。

RtlDispatchException函數遍歷異常幀，利用獲得的指向 EXCEPTION_REGISTRATIONS鏈表的指針遍歷每一個節點查找異常處理例程,并通過 RtlpExecuteHandlerForException 完成異常處理例程的調用，根據RtlpExecuteHandlerForException 的反饋信息，RtlDispatchException或者繼續遍歷異常幀，或者產生另一個異常，最終將控制送至ExecuteHandler函數，由該函數通過 EXCEPTION_REGISTRATION 的 handler 域調用異常處理例程，對程序執行中產生的異常進行處理。

SEH在軟件反跟蹤中的主要應用方式是調試工具的檢測、硬件斷點的去除、改變程序執行順序等，但這些反跟蹤技術相對比較成熟，很容易被破解者發現并成功破解。本文所介紹的是一種更加隱蔽，效果更好的反跟蹤方式：單步異常-抽取代碼法。

在程序的正常執行序列中設置功能請求標志位，之后觸發單步異常，進入異常處理例程后根據標志位完成所抽取的相應的功能，繼續程序的運行。這樣，如果破解者不能發現異常處理例程的存在，將無法實現該功能。這是因為異常發生后，調試器接管了異常，而不會去調用作者安裝的實現具體功能的異常處理例程，從而達到反跟蹤的目的。

利用單步異常實現反跟蹤的具體過程是安裝異常處理例程，在程序開始處將異常處理函數地址放入EXCEPTION_REGISTRATION結構的handler域中，一旦執行過程中有異常發生系統就通過handler域的地址調用異常處理函數，完成相關的異常處理，正常執行代碼，安裝完異常處理例程，其后是程序功能代碼，在這里設置標志以便異常函數作不同的處理。插入單步異常指令，此處是關鍵的地方，因為程序的反調試功能通過它來實現。當程序執行到這里時，根據是否處于調試狀態有兩條執行路徑，一條是處于調試狀態，這時調試器接收異常信息，并進行相關的處理，這樣將有部分程序代碼得不到執行而使程序出現錯誤；另一條執行路徑是不處于調試狀態下，程序本身將通過異常處理函數來處理異常，這樣程序中部分被抽取的代碼將得到執行，程序不出現錯誤，且功能可以實現。清除異常處理例程，程序執行完功能代碼后，要把開始時安裝的異常處理例程去除，否則容易引起系統錯誤。清除的方法是：用出棧指令將EXCEPTION_REGISTRATION結構的prev與和handler域彈出即可。

這次參加ICACTE國際會議，通過和與會學者的交流、探討，我覺得自己的收獲主要在以下方面：

（1）對自己專業的新動態有了一定的把握，對本行業內的其他專業方向有了一定的了解；

（2）發現了自己在學術上存在的問題，這有助于以后的改進和提高；

（3）結識了一些日本、韓國、臺灣等地高校和公司的教授、研發人員和學生，為以后更廣泛的交流打下了基礎；

（4）發現了自己英語水平的不足，這將促使我更加努力地掌握英語，尤其是提高口語水平。

總體上，這次國際會議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我感覺收獲頗多，聽到了許多新思想，結識了許多新朋友，拓寬了視野，增長了知識，結識了軟件安全研究領域的多名學者，更加明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相信對個人今后的學術研究有很大的促進。非常感謝我校研究生院給予的此項支持，鼓勵研究生參加國際會議是符合建設國際型大學的潮流之舉。作為研究生，我們應該認識并珍惜學校提供的學術科研和培養的機會和條件，積極思考，廣泛交流，用優秀的科研成績回報學校。

2010年12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