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華夏邊緣》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讀書報告

【摘要】中國邊疆民族史學者王明珂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以族群邊緣研究為視角，運用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范式，借用歷史記憶與失憶的概念，對華夏以及華夏邊緣認同如何形成、擴張與變遷進行了系統闡述，同時也是對西方人類學界族群理論所作的一個本土話語應對。其嶄新的研究取向為我們開辟了新的視角，給以啟發反思以及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族群邊緣、集體記憶、溯源研究、民族史邊緣研究

一、背景介紹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是臺灣中央研究所王明珂博士“族群邊緣研究”的重要成果。作為一位研究中國邊疆民族史的臺灣學者，作者引用大量歷史、考古和人類學資料，從一個新的角度——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歷史回憶——來解讀華夏（中國人）的本質，說明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華夏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成為非華夏。作者明確指出了以往歷學、社會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族群溯源研究的不足，他以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為主要研究對象，努力構建一個族群邊緣理論，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的認同與認同變遷現象，最終來回答“什么是中國人”這個本質問題。

二、作者簡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臺灣。1979、1983年先后畢業于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199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責任職于中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并曾任教于臺灣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師范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等校。主要從事于中華民族史、族群認同、歷史與社會記、游牧社會及其歷史研究。近十年來從事羌族社會文化、歷史記憶與族群現象的田野調查研究。

三、主要內容

全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了30年來社會人類學界族群理論的發展歷史，并提出自己“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作者對于歷史文獻、考古遺存和當代口述資料的看法。當代的社會人類學界，關于族群本質的研究存在兩大理論：

一、族群客觀特征論，即通過個體的體質特征或文化特征（語言、服飾、宗教等）來判斷其族群身份。這種族群劃分方法的缺陷是明顯的，首先、體質相同的個人或者群體間，可能由于主觀認同的或客觀文化特質的差異而屬于不同的族群；其次、不同的文化因素在族群間劃分的人群范疇不一定能彼此吻合；再者、語言、體質、文化在人群中常有同有異，相似到哪一個成度就是一個族群并沒有一個學術上的客觀標準。

二、主觀認同下的族群與族群邊界，它的代表是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Barth），他宣稱造成族群特征的是由它的“邊界”，而非包含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邊界，而主要是指社會邊界。他與文化特征論者所持有觀點不同，而認為“族群”理論更趨向一種主觀認同，客觀文化特征最多只能表現一個族群的一般性內涵，而無法解釋族群邊界的問題。

圍繞著認同是如何產生、變遷，產生了西方人類學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論方法，即工具論和根基論。工具論者視族群為人們在現實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資源人群范圍的工具。有時工具論者又被稱為況遇論者，因為他們強調族群認同的多重性，以及隨情勢變化的特質。他們用政治、經濟資源和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變遷，并認為族群的認同是多變、可被利用并隨變化而定；根基論者以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于“根基性”的基本情感，克利福德·格爾茲指出：“對于個人而言，這種根基性的情感來自親屬傳承而得的既定資賦。”[1]一個人生長在一個群體中而不自覺的獲得的血緣、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等，因此他與群體中其他成員通過這種根基性練習來凝聚彼此。不過，他們并不強調生物傳承或以客觀文化特征來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釋的傳承。例如一個中國人自稱是“炎黃子孫”，并非一定說他真是炎帝或黃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觀認同。

但是工具論和根基論都有明顯的缺失，工具論無法回答族群認同與其他人類社會認同間的差別，同時，根基論也無法解釋族群認同的特殊性及根基性的感情聯系如何產生、維系和傳承。作者結合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與前述族群理論，調合工具論與根基論之間的矛盾。集體記憶，可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結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問題。不但這樣，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解使我們重新思考在歷史研究中所重建的“過去”本質如何。將某一族群的“歷史”視為一種社會集體記憶，用這樣的歷史記憶凝聚一族群，無疑合乎根基論的判斷；同時，它也在現實資源分享與競爭情境下被人們集體建構、修改、遺忘，以改變族群的邊緣，如此說來這樣也適合于工具論的觀點。

接下來，針對中國的族群研究現狀，作者提出一個不同于傳統史學和考古學界“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作者對民族史進行邊緣研究建立在一種對民族的定義上：民族被視為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范疇，而非一個特定語言、文化與體質的綜合體。“民族邊緣研究”在方法上也與“民族溯源研究”有相當的差別：在考古學上，由注重器物之傳播、演變轉而注意人類的經濟生態，以重建族群邊界產生的資源生態背景；在文獻上，將文獻記載當作歷史記憶，著重于分析歷史記憶中所表達的“我群”與“他群”邊緣分野及其變遷。

第二部分主要講華夏生態邊緣的形成，在同時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華夏的起源。新時代晚期氣候的干冷化使華北、華西從事定居農業的人群開始逐漸走向移動化、牧業化和武裝化。這樣的農牧混合經濟人群南移至晉、陜、冀的北方和西遼河地區，找尋宜于農牧之地，于當地的定居農業社會產生了土地資源的競爭。他們便是史書記載中的戎狄。南部的東周諸國，在此刺激下產生了一體的華夏意識，向北驅逐戎狄，以保護自己定居化的農業生產，并且修筑長城以抵御他們。華夏向北擴張，建立長城保護中原資源，如此，便使長城以北習于畜牧混合經濟的人群完全投入游牧經濟之中，專業游牧人群就此誕生。北方專業游牧化的形成，促使長城以南中原諸國農耕社會人群的華夏民族認同得到空前的強化。北方從事游牧的人群開始被視為“異族”和“非我族類”。由此，“華夏”也自認為是定居的，以農業經營為目標的，并且愛好和平的人群。長城的修筑，代表游牧、農業二元對立，華夏世界愿意積極保護農業資源區的極限，是一個折衷的選擇。秦漢統一帝國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國的建立，也是華夏族群邊緣確定具體化的象征。[2] 第三部分主要講華夏邊緣的形成與擴張，首先，“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是全書關鍵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國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個主題，周人是構成華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換言之，追尋周人族源，無疑是追溯華夏民族族源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通過周人與戎及姬、姜、嬴、戎所代表的族群之間的關系，來說明華夏邊緣的成長過程。周人原出自混合經濟人群——戎狄，但在他們與部分戎狄進入中原農業區，接著持續地向東擴張他們的勢力以后，周人與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關系愈來愈呈疏遠的態式。西周時期，姬周與戎之間仍若即若離，表現在姬、羌、贏（秦）、戎間的族群政治之間。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滅了西周之后，“戎”終于完全成為“異族”的代名詞。周王朝東遷后，尊王攘夷的呼聲高漲，北部各諸侯國紛紛驅戎，修建長城，表現出強烈的華夏認同感，華夏實質性的邊界——長城的修筑，是用于保護他們所共同擁有的農業資源。這種強烈的宣告，終于消除了華夏與戎之間最后的模糊界線。其次，華夏邊緣形成以后，隨著華夏的擴張華夏邊緣也逐步向南和向西擴張。華夏邊緣的擴張包括兩個同時并進的過程：一是華夏定義誰是異族，一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3]作者用華夏的“羌人”概念來探索華夏邊緣的西向漂移。他并沒有將“羌”視為一個在歷史時空中遷徙的民族實體，而是將它看成是華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華夏的人”，也就是華夏的西部族群邊緣。因此，分析文獻中由殷商到漢代“羌”地理空間之漂移，也就是探索華夏族群西方邊緣的擴張過程。另一方面，重組集體記憶以改變社會結群范圍，春秋時期原來被視為“蠻”的吳國的正是通過這種方法假借華夏的祖源記憶以成為華夏的。

第四部分主要講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雖然在秦漢時期華夏與非華夏的族群與地理邊界大體形成，但并非自此華夏子孫永為華夏，非華夏子孫永為非華夏。漢代是中國人異族意識與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時代，這時華夏邊緣的擴張達到了生態上的極限，逐漸明確化、固定化，邊緣之內的人自稱為漢人，匈奴、西羌、朝鮮地區、南蠻、西南夷、南越和東越因有不同的經濟、文化生態和社會組織而被排除在華夏之外。這種族群意識主要有兩個主觀的標準：一是人群間經濟生態如草原游牧、森林狩獵游牧、農牧混合經濟或游耕人群與農業定居人群的差異；二是群體在組織結構，即中國的君權統治方式和游牧、半游牧群體松散結合的方式之間的不同。華夏政權以通婚、貿易、征伐、封貢、賞賜等手段安撫羈縻邊疆的民族與國家以維持這個邊緣，而最為基本的則是族群意識深處的歷史記憶。[4]

本書的最后，作者用“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為敘述目標，結束討論。他強調了本書在思考華夏邊緣歷史變遷的三項主軸，即資源競爭、歷史記憶和族群認同。從理論層次，他說明了在資源競爭與分配體系下，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關系，以及典范觀點的社會記憶如何使得邊緣的聲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會邊緣。

四、作品特色

在學術上王明珂強調了注重多元因素，邊緣及微觀聲音，也形成了對現實人群的關懷。該書在許多層面上都有相當積極的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尤其是在方法論、族群理論方面有著突出的成績和貢獻。

其一、研究方法獨特，作者深刻的指出了在歷史學、考古學和社會學界對歷史研究和族群研究上的不足與缺陷。在本書中作者運用多學科知識并結合西方最新的人類學研究理論和方法，把研究對象確定為中國邊緣的人，由邊緣來探討族群認同的本質及其形成。從時間、空間和認同的邊緣上重構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變遷。全書對文獻史料的態度是，將其視為一種“歷史記憶”。所謂的歷史記憶分析也是一種文本分析，目標不在于厘清文本所陳述的是否為事實，而是從文本分析中探求書寫者所處的情境，及其個人情感與特定意圖。

其二、這本書是華人界較早將族群理論運用于具體研究實踐的代表性成果。在族群理論方面，本書以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來發揮并補充巴斯以來的人類學族群理論與族群邊緣研究，同時，用對親近人群間之區分的微觀研究來充實族群研究內涵。更重要的是，該書并非空談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著作，而是以華夏邊緣的歷史變遷作為研究對象，在實證研究中修正、補充這些理論，以促進我們對歷史的過去和現實社會都有所了解。

其三、提出“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這一理論的提出使作者的研究重點由民族內涵轉移到民族的邊緣。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有，一、作者認為民族是一個人類群體主觀的認同范疇，而不是一個特定文化與體質特征的綜合體。人群的主觀認同即族群范圍是由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界來完成，并且族群邊界是多重的、可變的，他主張利用邊緣研究來觀察、理解族群現象。

二、作者認為族群邊緣研究應從造成族群邊界出現或改變的資源競爭和集體記憶出發，考察邊緣人群如何維持、傳遞歷史記憶，如何假借、扭曲、遺忘歷史記憶來造成新的族群認同或認同變遷。

三、作者主張進行結合人類學的歷史研究，即將歷史記載當做田野報告人的陳述，以人類學者田野調查的態度對比、分析史料。

五、啟發感想

綜觀全書，作者理論可謂別開生面、鉆之彌深，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處。書名《華夏邊緣》中的“華夏”是一個族群概念或者文化概念，而“中國人”是一個政治概念，作者在書中沒有很好的區別與統合華夏的邊緣與中國的邊緣。另外邊緣的形成是為了強調內部的一致性與邊緣的異質性，作者在書中拿臺灣與羌族對比，但兩者的例子是相反的，羌族仍然處于華夏的邊緣而未進入華夏，而臺灣則努力想要從華夏內部跳出來，而刻意構建一個“臺灣邊緣”來造成于中國大陸的異質性。其

三、人們確實是依靠“邊緣”來明確自己的認同，但有時，一個族群為構建一個認同，能動的對外來或內部的客觀文化因素的選擇性取舍，也往往造成族群邊緣的改變。完成這個認同的過程同時認為的制造了一個邊緣，這時認同先于邊緣而存在，而不是客觀邊緣的存在造成認同的差異。

參考資料

[1]克利福德·格爾茲.舊社會新國家[M].1963 [2]羅豐.什么是華夏邊緣——讀王明珂《華夏邊緣》

[3]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臺北:允晨文化

[4]郭宏珍、何星亮.評王明珂的《華夏邊緣》.[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3,03.

第二篇：《華夏邊緣》讀書報告

《華夏邊緣》讀書報告

前言

1997年,《華夏邊緣》在臺灣出版不久,就受到了整個華文學術界的關注,不僅成為臺灣學界的暢銷著作,也引得大陸學者紛紛注目。人們不僅關心一個臺灣學者在臺灣出版的著作中詮釋的中國人是什么,而且更關心他是如何詮釋的。由此可知,當時《華夏邊緣》在大陸的流傳是多么地曲折傳奇,甚而有點神秘。時隔九年之后,2006年本書的大陸簡體版得以正式出版發行。

一、文章導讀（1）作者簡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臺灣。臺灣師范大學畢業，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該所人類學組主任及副所長，并曾任教于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臺灣師范大學、臺灣東吳大學等校。1994至2003年間，在四川西部群山之間從事累計約一年的羌族田野研究；2002至2007年多次到內蒙古及四川西北進行蒙古族、藏族游牧經濟考察。王明珂的代表作品主要有：

1、《楚鄉千古為悲歌：項羽傳》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

2、《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

3、《蠻子、漢人與羌族》臺北：三民書局，2001

4、《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5、《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

6、《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二）作者寫作背景

清代移民臺灣的漢人因祖籍不同而有漳、泉州與客家等區分, 后又因省籍意識不同而有本省、外省之別, 這些背景構成了臺灣的族群體系。

日本殖民時期, 臺灣人的中國認同在殖民背景下使邊緣特質不斷被強化,成為臺灣社會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民政府遷臺, 積極推動國民政府的 “中國正統性”，本省籍人士與外省新移民關系也因競爭而益發緊張。

獨統之爭后，在臺灣去中國化的主體建構過程中, “中國性”的排除使臺灣人的屬性更形明顯, 而外省人士的中國屬性反成了“他者”的差異特質所在。臺灣人本省人透過對“中國性”的失憶而構建臺灣的新認同, 這樣的失憶恰恰與外省人的中國認同記憶凝聚形成了對照。臺灣面對的正是這種分裂的國族認同與隱晦的族群政治。

（三）王明柯對大陸民族學研究的評價

民族史的研究分為，溯源研究和邊緣研究。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學傳統：在其初始階段常與國族建構脫不了關聯——從歷史根源來根基化民族、由語言分化分類來區分并系統化民族，以文化風俗來描述來典范化各個民族、并由現代化程度來分別漢族與少數民族。甚至可以說,在新的“民族” 概念下,找尋、分析“典范的民族文化”此一 學術活動也創造了典范的“民族”。

（四）王明柯民族史溯源研究的理論來源

王明柯采用了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定義,將“族群”視為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范疇,而非一個特定的語言、文化與體質特征的綜合體。

受益于族群邊界理論的啟發,王明珂針對民族史的研究,提出了用邊緣研究來替代溯源研究的觀點。他采用了一個形象生動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以此視角出發，作者目的是要研究中國人，研究對象卻是“中國邊緣的人”，即以邊緣為切入點，達到對核心人群的認知。族群邊緣又是多重的，易變的，因此該書主要內容即在闡述華夏邊緣界定的認同如何形成、擴張與變遷。

（五）對本書民族研究的簡介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運用“邊緣研究”方法，對“華夏邊緣”作了新的解讀。作者認為，所謂“邊緣研究”，就是“這種研究法將研究的重點由民族的內涵轉移至民族的邊緣”。并由此通過對“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等的論述，用以揭示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華夏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華夏如何借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借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成為非華夏。

二、《華夏邊緣》主要內容

本書緒論作者采用了 “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么是中國人’、為何我們自稱是中國人”。

本書第一部分對當代人類學族群理論的清晰梳理, 令大多數人類學的專業人士誤以為這是一本地道的人類學作品。通過點評主觀論與客觀論以及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s)與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之間的爭執,王明珂指出,將“歷史記憶”這一概念帶到族群研究中來,無疑是研究族群認同問題的上策,因為族群認同是建立在歷史記憶之上的。

本書第二部分“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中,王明珂通過大量的考古資料論證了,華夏邊緣的形成其實是一個資源爭奪和維護的過程,最終形成了“內諸夏,外夷狄”的生存格局。

本書第三部分“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中,原繁體版本的“華夏邊緣的維持:羌族歷史記憶”與“華夏邊緣的變遷:臺灣的族群經驗”,被代之以新的內容“近代華夏邊緣再造”與“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出現于大陸簡體版中。

（一）作者核心觀點

1.族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

2.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系中為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的。

3.族群邊界環繞的人群以“共同的族源記憶”來凝聚。

4.由于族群本質由“共同的族源記憶”來界定和維持族群關系中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經常相互“關懷”，甚至干涉對方的族源記憶。

5.一個族群內部也經常形成不同的次群體，相互競爭著到底誰對本族群的“過去”有詮釋權。

（二）華夏邊緣的形成

1.特定環境中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系，是一群人設定邊界以排除他人，或改變族群邊界以容乃他人的基本背景。

2.這種族群邊界的設定與改變，依賴的是共同的歷史記憶的建立與改變。3.歷史記憶的建立與改變，實際上是在資源競爭關系下一族群與外在族群間，以及族群內部各次 群體間對于“歷史”的爭論與妥協的結果。

（三）華夏邊緣的兩種變遷

1.第一種變遷：華夏心目中異族概念向外漂移的過程 案例：“羌”在各朝時期的地域分布。

“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國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在華夏心中一種對西方異族的概念。這個概念表達著“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漢代隨著華夏向西擴展，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2.第二種變遷：華夏邊緣人群假借華夏祖源記憶成為華夏的過程

案例：《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太伯，太伯弟仲 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出。季歷賢，而有圣子 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同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余家，立為吳太伯。

吳太伯故事：華夏族群邊緣人群“尋得或假借華夏祖先以及華夏“尋回失落祖先的后裔”。來解釋吳太伯后裔之說的由來。

三、對《華夏邊緣》的評價

（1）舒瑜的評價

王明珂的《華夏邊緣》開創了一種介于史學和人類學 之間的“民族史邊緣研究”方法,在他的論述中,“邊緣成為了觀察和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穿越歷史的時空,王明珂所關懷的是“什么是中國人”的問題,而他告訴我們: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國人”,只有從“華夏邊緣”中去尋找答案,凝聚中國人最主要的力量來自華夏邊緣的維持,而不完全依賴華夏內部的文化一致性。②正如他常用的一個比喻,即圓的形狀總是由圓周的曲線來規定的,因此,正是邊緣使得中心的存在成為可能,通過刻畫“邊緣”來凝聚“中國”。（2）陳乃華的評價

本書是一本具有歷史人類學問題意識的 “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著作, 運用人類學與歷史學匯流的方式, 王先生探索過去的建構如何詮釋現在的人群認同以及現在的人群認同中過去如何被建構, 并試圖以集體記憶與族群理論的方法, 對歷史實體論和近代建構論進行同時超越。

4（3）李銥涵的評價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王明珂采用了一種歷史學與人類學中介點的研究范式，尤其注重結合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傳統的史學界把歷史資料當做是一種客觀存在加以考據，而王明珂認識到資料的主觀性，因此引入了關于“歷史記憶”與“失憶”的研究。這一點無疑是頗具人類學色彩的。同時，區別于傳統的史學關注宏觀正史的取向，王明珂也著眼于微觀層面的歷史，如對個人生活史的記述和解讀，恰是反映了當代“新史學”的旨趣。

四、本書值得進一步探討完善的地方

第一，他對于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的態度是模糊而曖昧的。一方面，他認為史料包含了人的主觀認識與建構，是歷史記憶的折射，因此借用文本闡釋的方法來削弱文獻史料的客觀性；另一方面，他的論述又是依賴于大量考古史料得證。比如第二部分描繪的華夏邊緣得以形成的資源競爭和分配的生態場景，對人類生態考古知識具有較強的依賴性。

第二，他“將歷史記載視為人類資源情境下社會結群的一種表征”，但卻忽略了歷史記載中的權力關系問題：究竟是誰記載了歷史？反映的又是誰的歷史記憶？被歷史代表和表述的大多數人的記憶又在哪里得以被發掘？所以說，即使王明珂做出創舉，超越田野的時空性，但是歷史記載始終是無法與田野報告人的陳述等同起來的。對于這點，王明珂在其后來更為系統化并獲得更為廣泛認可的作品《羌在漢藏之間》中，對文獻解讀和田野工作進行了更為恰當和完善的結合。

第三，該書工具論的痕跡很重，過于強調資源競爭、沖突與分配，卻忽略了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和同狀態，比如和親、封貢、互市、會盟等等。華夏邊緣的認同、形成與變遷不僅僅是對于競爭場景的工具性應對，也發生于這樣一種和諧的狀態之中。

參考文獻

1.王明珂.華夏邊緣[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2.陳乃華.華夏邊緣前后[E].西北民族研究，2008（2）3.李銥涵.王明柯的貢獻于不足[J].中華民族報2010.12.10 4.舒瑜.邊緣也是“想象” [E].西北民族研究，2008（2）5.費孝通.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C].華夏出版社, 2004.6.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M].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7.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1 8.王銘銘.西學“中國化”的歷史困境[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6

第三篇：峭壁邊緣 讀后感

從《峭壁邊緣》我們應該看到什么？

——讀《峭壁邊緣》有感

20120800303 陳玉敏 管理五班

亨利 保爾森，美國前財政部長，入主財政部之前曾擔任高盛集團的總裁。就是這本書《峭壁邊緣》的作者。

讀一本書，最先就是了解這個作者的生平事跡。因為一個人的經歷閱歷，往往奠定了他日后的成就和對這個世界帶來的變化。查找他的事跡便發現，他出生于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鎮的農場里，1964年就讀于達特茅斯大學，也是美國常春藤名校最佳橄欖球手之一。大四那年他認識了溫迪，溫迪后來成為了保爾森的夫人。1968年，保爾森進入哈佛大學商學院獲得MBA學位。在尼克松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保爾森出任總統幕僚助理和白宮內務委員會成員。保爾森的得意之作，是自1999年擔任高盛總裁所取得的成績。任職期間他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金融高手之一，一度被美國媒體冠以“華爾街權力之王”的頭銜。2006年，保爾森接替約翰 斯諾，擔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在他擔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后，很快，保爾森就面臨著一大考驗：拯救峭壁邊緣的金融系統。就像這本回憶錄向我們訴說的一樣，歷史上的那段“非同尋常的動蕩時期。”

正如我們在書中所看到的，保爾森在書中解讀了當時一個接一個的驚心動魄的事件――從貝爾斯登，到兩房，到雷曼、AIG、美林、華盛頓互助銀行、美聯銀行，再到美洲銀行和花旗集團等等。特別是作為危機發源地和中心，美國政府如何應對處置這次危機，保爾森的回憶錄提供了最全面最真實的解釋。他向我們描述了危機中深陷其境的感受還有試圖去分辨一些教訓，從以讓后來者避免重蹈覆轍。保爾森回首金融危機尤自心有余悸，他在書中如此評點風雨飄搖中的華爾街：“在崩塌的保險公司巨頭、奄奄一息的購物中心、瀕臨破產的銀行和幾乎破產的汽車公司之中，美國人民目睹著一個比一個軟弱無力的機構，一個比一個步履蹣跚的機構。”

書中不僅僅只是保爾森個人的回憶，也包括了與美國總統布什、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現任財政部長蓋特納的會談。在書中，保爾森真實記錄了自己和奧巴馬、麥凱恩以及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的談話。保爾森最后的印象是，奧巴馬“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佩林卻對經濟危機和救市計劃毫無概念。這或許能說明保爾森所在的共和黨為什么會在大選中落敗。從保爾森的書跡中我也對這些領導人有了更不一樣的了解與認識。

在這一本書中不難看出保爾森是個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他也為自己救助美國國際集團及其他華爾街公司的決定進行了辯護。他認為，對于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來說，在換作任何其他時候，他都會對政府采取的干預措施感到深惡痛絕，而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可能瓦解現代金融系統，作為響應危機的第一道屏障，美國別無選擇、必須出手救助銀行。正如我們所接觸到的金融知識一樣，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在某些情況下能某種程度上地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點，從而使經濟的發展走向正軌。在干預市場的過程中，有幾種方式的選擇：一是直接拯救身處困境的金融巨頭。穩定市場信心，從而使市場在穩定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軌道。這種方式背后的價值觀即政府是“救火員”，采取的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救援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盡管這些參與者往往不是受危機影響最深、度日艱難的人；二是直接給與危機受害者援助，比如直接向因房價下跌而面臨“負資產”的房主提供臨時信用支持或房價擔保。這種方式背后的價值觀是納稅人的錢必須用在納稅人身上，而不應該給那些銀行家，投行。

書中提到，從理論的角度上來看，對于歷來崇尚市場“自由競爭”理論的美國政府來說，選擇對雷曼不加任何干涉，任由其被市場“優勝劣汰”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事情。然而書中回憶的那幾年以來的貝爾斯登、房地美、房利美來看，美國政府對大型金額機構多采取政策扶植，甚至以國有化的方式進行拯救，雷曼兄弟同樣是華爾街重要的投行大鱷之一，卻不能列入援助名單之中，不免有所唏噓。從全文來看，我們看到的是在08年美國金融里的常規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

此外，保爾森在《崩潰邊緣》一書中透露了金融危機爆發時，世界各國所持的態度。保爾森認為，當美國金融面臨崩潰，世界金融體系走向災難的時候，作為美國盟友的英國卻背叛了美國，而俄羅斯也在美國處于金融危機時幸災樂禍。唯有中國人，卻堅持不賣出美國債券，為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做出了貢獻。而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局的變化，保爾森也做了如實的記錄。

除了書中主要講的金融事件之外，從保爾森回憶的字里行間，還有他應對金融危機時的行動和感想，不難看出他是個不害怕面對恐懼和挫折，有著敏銳的金融嗅覺認知能力，執著，強硬，但不乏溫情的人。正如保爾森所說，他拯救的金融世界曾處于峭壁邊緣，但幸運的是，倔強的保爾森并沒有讓金融帝國墜入深淵。

著名經濟學家胡祖六對《峭壁邊緣》的評語中提到，保爾森是“美國建國以來最有中國情節的財長”。我覺得重要的一點是保爾森的回憶錄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而正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就是：峭壁邊緣中造成美國經濟危機的幽靈也是否在中國游蕩著？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許多人也包括我都在思考：這些事如果發生在中國呢？可能發生在中國嗎？中國將來要為自己的金融變局支付怎樣的代價呢？

第四篇：《峭壁邊緣》讀書筆記

《峭壁邊緣》讀書筆記

金融11111103110243陶彥宇

曾經一次偶然機會讀過《峭壁邊緣》，而今，我再次拿起了《峭壁邊緣》。有了金融市場課程的理論基礎，再讀這本書的時候看不懂的部分已大大減少，對2007-2008年那場危機的認識也深入了許多。

保爾森作為華爾街銀行家出身的財政部長，同時也是一個共和黨人，信奉政府不干預市場行為的信條，是自由市場主義的堅定擁護者。但是，隨著《峭壁邊緣》這本書的展開，當次貸危機已經鋪天蓋地華爾街已經越陷越深的時候，保爾森痛苦的意識到，自由市場主義可能已經無法挽救病入膏肓的金融體系。是堅持自由市場主義的信仰，還是挽救已經滑到峭壁邊緣的金融體系？保爾森面臨著抉擇。當08年3月危機纏上貝爾斯登的時候，保爾森讓貝爾斯登自己尋找買家，這是私人經濟部門在自由市場主義框架下的自救，最終貝爾斯登與摩根大通達成交易；9月雷曼陷入困境，保爾森力促巴克萊收購雷曼，甚至召集華爾街各銀行聯合為雷曼的有毒資產出資以促成交易，盡管最終因英國監管部門的否決而功虧一簣，但這仍是保爾森在自由市場信仰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接下來的美國銀行收購美林，保爾森領導下的財政部仍未出手??然而，當雷曼破產，危機由個體蔓延到整個金融系統，甚至連GE這種制造業的翹楚都受到影響的時候，保爾森發現，自由市場主義已經無法自救。為了挽救危如累卵的金融體系免于崩潰，保爾森所代表的美國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市場，保爾森的“火箭筒”該開火了。于是才有了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有了國會山上民主共和兩黨就如何救市的激烈交鋒，有了政府接管“兩房”，有了財政部向系統重要性銀行注資??我無意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歌功頌德，盡管這在我國司空見慣，我只想說，保爾森的干預行為，是在極端情況下做出的不得已選擇，因為兩害相權不得不取其輕。保爾森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種干預行為存在的道德風險，因此在干預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把保障納稅人的利益作為行動的指引，并且在書的《后記》中建議通過“程序性預防機制”來抑制道德風險。我想，這種“程序性預防機制”應當是指采取干預措施前必須取得國會的特別授權。這種對于權力的“敬畏”，或者說是在權力面前的自我約束意識，尤其值得我們借鑒。

曾經是投資銀行家的保爾森沒有意識到2006年美國房市回落、次貸違約率直線上升的風險么？從書中看，保爾森意識到了，但卻認為這個風險“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因為他

錯誤的估計了次貸的規模（“最壞的情況”3000億美元作用）。而犯這個錯誤的原因便是忽略了房地產泡沫膨脹期間住房抵押貸款的惡劣質量。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個問題會被忽略呢？保爾森把它歸咎于原本用來分散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既然債權人通過CDO和CDS可以把債務人的違約風險完全轉移出去，債權人也就無需再關注債務人的信用情況。

為什么次貸違約率的上升會在金融系統內掀起如此軒然大波？我認為可以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金融機構的杠桿率過高；二是金融機構拿短期借款來投資房地產這樣的低流動性資產。當市場年景好的時候，高的杠桿率可以為金融機構帶來可觀的收益，但當市場突然轉壞，杠桿也會將金融機構的損失放大。隨著房價的下跌，貝爾斯登的對沖基金便成了最早的犧牲品之一。金融機構拿短期借款投資房地產，為的是獲取更高的收益，因為短期借款成本更低。具體而言，投資房地產是通過購買CDO這樣期限較長的衍生產品來實現的，但同時也帶來了“期限錯配”的問題。當市場發生恐慌時，短期資金往往被最先抽走，進而使借短期資金的金融機構發生流動性危機。

為什么危機會最先從投資銀行而不是商業銀行爆發？因為同投資銀行比，商業銀行擁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商業銀行主要從事儲蓄和貸款業務，美聯儲可以充當商業銀行的最后貸款人，在商行發生擠兌的時候提供資金穩定市場。而投資銀行則不同，它由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美聯儲無法為投資銀行提供融資工具，而證券交易委員會同樣無法為投行提供融資。這也就是為什么危機之后碩果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會轉變成為銀行控股公司的原因。商業銀行抗風險能力高于投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商行的融資依靠存款，而投行的融資卻主要依靠債券回購。當市場形勢惡化，參與者對回購擔保品或者交易伙伴的可靠性喪失信心時，沒有人愿意再進行交易，投資銀行的融資渠道會迅速枯竭，而且枯竭的速度令人瞠目結舌，保爾森在書中寫道“在這個星期之初，貝爾斯登手中還有大約180億美元的現金，現在只剩下2億美元左右”。坦白地說，在這次重讀《峭壁邊緣》前，我沒有意識到信心會對市場產生如此巨大的作用。

正如我在前面所闡述的，保爾森對金融體系的救助方案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私人部門之內的互相救助；第二個階段則是政府出面主導的救助。私人部門之間的互相救助僅在個別金融機構發生風險的時候可以使用，但當風險由個別機構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時，只能由政府出面主導救助活動。政府的救助活動其實又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方案：一個是銀行資本重構計劃，另一個是股權注資，或者說，某種意義上的“國有化”。具體而言，銀行資本重構計劃是“斥資不超過5000億美元從銀行購買非流動性的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以便清理他們的資產負債表并鼓勵借貸”。這個方案似乎有點像我國對四大國有銀行不

良資產通過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剝離的處置模式。在這一方案中，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持有人由銀行變為政府，除了清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政府可以主導對已經違約的房貸進行展期，或者變更還款條件，使房貸借款人不至于喪失房產贖回權，這一措施符合美國政府一直以來提倡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國夢”計劃。當然，如何對已經通過證券化高度分散的房貸進行展期是隨之而來的另外一個問題。資本重構計劃中，銀行和政府間是賣和買的關系，政府通過市價購買問題資產，并不去過多干預銀行的經營。但這一方案也有不足，那就是實施起來需要太長的時間。而危機在金融系統中的惡化速度已不允許保爾森采取這一方案。對于股權注資方案，它最大的優點即在于實施迅速，銀行可以立即獲得資金，進而把新獲得的資金投入市場，激活信貸市場。但它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這會被認為是“國有化”。讀到這里的時候，我才真正認識到美國人對“國有化”所抱的那種如臨大敵的態度：政府絕對不能替企業做決定。最終，保爾森選擇了購買被注資機構的無投票權優先股，并且要求了5%的股息（5年后提高到9%）。這是另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政府要求注資必須能夠保值增值，同時，也是在要求金融機構對政府的注資負責。反觀我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幾乎無處不在，而且歷史上對國有銀行的幾次注資，全部都是財政兜底買單，完全沒有要求銀行對壞賬負責。我更欣賞美國人的做法。

回顧保爾森在“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上所采取的措施，全部緊緊圍繞著“穩定金融體系”和“重啟信貸市場”兩個目標展開，而對于監管制度的變革則鮮有提及，正如在本書開篇財政部處理兩房時，保爾森認為當務之急是讓兩房和資本市場穩定下來，對于兩房的“結構性問題”以后再說。盡管保爾森意識到了當前的監管制度是一個“無可救藥、七拼八湊的過時大雜燴，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時代和形勢”，但在08年的那種情況下，他無暇也無力去促進監管體制改革。畢竟，當一個胖子生命垂危時，心肺復蘇式的搶救遠比讓他減肥更為重要。現在，距離次貸危機的爆發已經過去了4年有余，次貸危機未平歐美債務危機又起，在此種惡劣的環境下，政府是否有精力去變革監管體制？我對此深表懷疑。

第五篇：邊緣生轉化工作

高莊一中邊緣生幫扶制度

一、統一認識，明確思路，高度重視邊緣生工作

邊緣生處于升學的臨界點，把狠抓邊緣生作為中考質量提升的增長點，邊緣生大部分智商不低，只是由于學習習慣，學習方法或學習心理上出了偏差，找不到正確的學習路徑；或只是由于某個學習階段的個別學科、個別環節或個別知識點上缺少點化，摸不準查缺補漏的方法竅門。

二、激勵鼓動，引導邊緣生走出困境。教師要破除“定論局”對邊緣生和風細雨的加以引導，鼓勵他們樹立信心，正確對待成敗，要進行心理健康疏導。幫助他們克服焦慮心理、卑怯心理。通過細致的心理教育，使大部分學生擺正心態，相信自己有實力，能成功。

三、在教學中要幫助他們夯實基礎，構建網絡，提升他們的解題意識和思維品質。邊緣生在課堂上被注意、被提問、被檢查、被鼓勵的頻率必須要高于其他學生，在訓練和糾錯上下足功夫。

幫助邊緣生消除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誤，如審題不仔細，解題不規范，運算不過關，書寫不認真，考試方法不科學等。教師必須不厭其煩，經常提醒指導，逐漸幫助消除。

四、具體措施

1、原始分：所幫扶幾位同學上次考試該科平均分與八校聯評該科平均分的差。

一輪考試分：這幾位同學一輪考試中該科平均分與本次八校聯評該科平均分的差。

提高分 = 一輪考試分—原始分

2、量化措施：提高分每加1分，加教師量化2分；每減1分，減教師量化1分。

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