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于建嶸：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及其基本特征

于建嶸：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及其基本特征

群體性事件是觀察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多將其視為研究的雷區而不敢涉及，少有的研究基本上還停留在現象的認識階段，大都將其概念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和表現，有的甚至將起因、訴求、指向、表現各不相同的事件做簡單〔1〕化的政治解讀界定為“社會敵意事件”。這種研究的不足表明了我們的學術研究缺乏起碼的理性精神和基本的技術路線。本文試圖通過對當前主要的群體性事件進行類型學的分析，以求對群體性事件有更細致的考量和更正確的判斷，克服簡單化和教條化的定性分割。

一、群體性事件及其類型學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群體性事件”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學術概念，它作為一個“政治術語”最初出現在官方的一些文件之中，但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而且還常常與“突發群體性事件”或“群體性突發事件”、“群體性治安事件”等混用。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頒發的《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把“群體性治安事件”定義為“聚眾共同實施的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2〕章，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安全的行為”。這應是官方公開文件中較為正式的表達。從公安部的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群體性治安事件主要特征是“群體性”(聚眾共同實施)、“違法性”(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社會危害性”(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安全的行為)。根據這些特征，有學者認為，“群體性事件是指聚眾共同實施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擾亂社會，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3〕權利和損害公私財產安全的社會事件”。然而，有學者認為這些定義“在中國的語境里一味強調群體性事件的危害性、違法性特征，甚至認為這種事件同一般的‘群體利益的表達行為’有〔4〕本質的區別，在經驗上和學理上是經不起推敲的”。因此，希望賦予這一概念更大的包容性。

中共中央辦公廳2004年制定的《關于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稱群體性事件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群眾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通過非法聚集、圍堵等方式，向有〔5〕關機關或單位表達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醞釀、形成過程中的串聯、聚集等活動。” 這一定義，淡化了所謂的“社會危害性”，卻強調了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誘因(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群眾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以及事件的“非法性”(通過非法聚集、圍堵等方式，向有關機關或單位表達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醞釀、形成過程中的串聯、聚集等活動)。為了克服這種不足，一些社會學家給出了更為中性的界定。其中邱澤奇所作的定義最有代表性。他認為，群體性事件是“為達成某種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數量的人群所構成的社會性事件，包括了針對政府或政府代理機構〔6〕的、有明確訴求的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罷課、請愿、上訪、占領交通路線或公共場所等”。但這種定義所言的“為達成某種目的”之說，又與當前一些沒有明確目的事件的現實不符。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說，群體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數參加的、通過沒有法定依據的行為對社會秩序產生一定影響的事件。這一定義，大體上有四個方面的規定性：其一，事件參與人數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根據我國現行的有關法律和法規，5人以上應是一個最底標準。比如，信訪條例第18條就規定“多人采用走訪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訪事項的，應當推選代表，代表人數不得超過5人”，而在實現中，超過了5人就被視為是非正常上訪，是信訪事件。特定群體或不特定的多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其二，這些事件所進行的行為在程序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規明文禁止的。其三，這些聚集起來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為取向。其四，這些事件對社會生產秩序、社會生活秩序、社會管治秩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如果按照這個定義，就可以對群體性事件進行新的類型學研究。當前學界對群體性事件的分類研究多集中在對高校、農村、庫區移民、職工、大型體育場、民族宗教等的群體性事件上，但是很少有研究對群體性事件作專門明確的分類。在已有的少數分類研究中，分類的標準也多是從“人民內部矛盾”與“違法犯罪”的單一傳統維度來進行的。作綜合分類的代表性的研究現僅見于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王戰軍從“矛盾屬性”、“發生根源”、“參與主體”、“表現形式”、“處置方〔7〕略”等五個維度分別對群體性事件作了劃分。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王來華、陳月生提出了從“參與主體”、“事件本身是否帶政治性質”、“事件的規模大小”三個維度對群體性事件作〔8〕了分別劃分。可見，已有的研究在群體性事件的類型劃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都并沒有把這些維度的標準綜合起來作整體研究。

本文依據目的、特征和行動指向，近十年以來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可以劃分為以下五種類型：維權行為、社會泄憤事件、社會騷亂、社會糾紛和有組織犯罪。關于社會糾紛和有組織犯罪，由于其特征比較明顯，也不是轉型社會特有的現象，本文將不作專門討論，重點討論維權事件、泄憤事件和騷亂事件這三類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二、維權行為、社會泄憤和騷亂性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一)維權行為及其基本特征

維權事件，這是目前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從現已掌握的資料來看，此類事件約〔9〕〔10〕占目前全國群體性突發事件的80%以上。其中又可以具體分為農民的“以法抗爭”、工人〔11〕的“以理維權” 和市民的“理性維權”。總地來說，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其一，維權事件主要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經濟性大于政治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農民維權中，土地問題約占65%以上，村民自治、稅費等方面都占一定的比例。目前農村土地糾紛最集中的地區是沿海較發達地區。其中以浙江、山東、江蘇、河北、廣東最為突出。這些地區爭議的主要是非法或強制性征地，農民控告的對象主要是市、縣政府。在中部地區的安徽、河南、黑龍江等地區所表現出來的問題主要是對農民土地承包權的侵犯，控告的對象主要是鄉鎮及村級組織。工人維權的主要問題是主要是國有企業改制、拖欠工資、社會保險、破產安置、勞動時間、毆打工人等方面。市民維權房屋拆遷是主要問題。無論是農民，還是工人及市民，都把具體的利益訴求作為行動的目標，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

其二，規則意識大于權利意識，但隨著從個案維權向共同議題轉變，權利意識有所加強。哈佛大學裴宜理教授指出，中國無論從古代還是現代都有層出不窮的民眾抗議活動，但是這些抗議有一個傳統，就是都在遵守規則。抗議者非常關注國家放出來的信號。他們盡力按照國家的規則來進行，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他們都很注意。在英美傳統里，權利是指自然權利，是由上帝賦予的而不是國家賦予的。在中國盛行的以“權利”語言構建起來的道義經濟式的抗議，往往要求撤換不受歡迎的低級官員(偶爾成功)。但這些抗議者極少質疑中國共產黨或者它的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威。就這個方面而言，當代的抗議者與封建時代的造反者有不少相似之處。在中國，權利往往被理解為是由國家認可的、旨在增進國家統一和繁榮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賦予的旨在對抗國家干預的保護機制。在此情景下，民眾對行使自身權利的訴求很可能是對國家權力的強化而不〔12〕是挑戰。

其三是反應性大于進取性，具有明顯的被動性。目前中國的維權行動，大都是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農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損而引發的，它是一種反應性的抗爭行動。而且，維權者一般都會以現行的法律和法規作為其行為框架和底線，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調處，行為相對克制。但是，某些事件由于爭議的經濟利益巨大，侵權方不僅不會輕易讓步，反而常常動用黑惡勢力對付維權者;而地方政府和官員則往往站在強勢的侵權者一方，以“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秩序” 為由，動用警力對維權者進行打擊而引發惡性暴力事件，發生十分惡劣的社會后果。

(二)社會泄憤事件及其特征

“社會泄憤事件”是目前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其在參加者、發生機制及行動邏輯等方面都不同于維權事件和有組織犯罪。它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沒有個人上訪、行政訴訟等過程，突發性極強，從意外事件升級到一定規模的沖突過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現過事主不滿，找有關部門反應或要求解決問題而未果的情況，但真正騷亂事件發生時，仍然有很強的突發性。比如2004年〔13〕的重慶萬州事件。

第二，沒有明確的組織者，找不到磋商對像，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的事件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主要是路見不平或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以發泄為主。這種所謂的“無直接利益沖突”或“泄憤性沖突”是社會泄憤事件區別維權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最為主要特點。前〔14〕面所說的萬州事件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近期〔15〕群體暴力襲警案頻發。分析這些事件，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一，群體暴力。這個群體成分十分復雜，有些與案件本身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有些則沒有任何直接利害關系，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其二，群體泄憤。如果說報復殺人是“泄私憤”的話，那么，近期發生的暴力襲警案則是“泄公憤”，當然，這里的“公憤”僅僅指這個群體的某些不滿之“憤”，并不是常用的具有好惡價值判斷的社會之“憤”。其三，目標明確。這些事件都是在明知攻擊的對象是警察或警務機關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故意采取的以侵犯警察人身安全或警務機關工作秩序或財產安全的行為。由此表明，在當前的社會形勢及社會心理下，警察執法的權威性受到了最嚴重的挑戰。

第三，在事件發生和發展過程當中，信息的傳播有新的特點。各種失實信息的通過短信和網絡傳播，對事件發生和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手機在中國社會的普遍使用，而短信作為新媒體所具有互動性、廣泛性、針對性、表現形式多樣性和直達性，都對群體性事件產生影響。網絡特別是具有博客性質的發布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各種事件“真假”信息的傳播。

第四，有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的行為，不僅給國家、集體和個人造成財產方面的損失，而且會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一般來說，民眾進行維權活動都較為克制，但社會泄憤事件卻大都有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件就其目的而言，具有維權性質，但隨著事件的發展，后面發生了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的行為，也就從維權變成〔16〕泄憤性騷亂了。比如2007年發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就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時許，該縣竹陽鎮萊仕德酒店一名女員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機關調查偵破期間，死者親屬與酒店方發生爭執，矛盾激化。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親屬及數百名群眾到萊仕德酒店門前聚集，要求盡快查明死因。這個階段基本上是維權。可到了2007年1月17日下午4時左右，近萬名圍觀者中的少數人員沖入酒店打、砸、燒，這就改變了事件的性質，從維權變成了泄憤。

應該說，上面關于社會泄憤事件特點的分析，也就是判斷此類事件性質的基本標準。其中最需要關注的就是事件的參與者，他們與誘發事件并“無直接利益關系”，主要是一種“泄憤性沖突”。

(三)社會騷亂及其基本特征

社會騷亂在形式上和上面提到的社會泄憤事件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其性質上已經出現了變化。比如2008年9月底，在湘西因非法集資發生的事件，就具有騷亂性質。它不僅把政府的招牌〔17〕砸了，還把與案件根本無關的商店搶了。這與我們研究過的甕安、瑞安、池州、萬州有很大的不同。在這些事件中，砸和搶的都是與這些事件相關的商店。在湘西事件中，被砸被搶的商店與事件本身沒有關系，但還是被砸了和被搶了，致使這個城市的商店在國慶節期間不敢開門。這說明，它們不同于社會泄憤事件，也不同于維權事件。從維權走向泄憤是有可能的，從泄憤走向騷亂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樣界定泄憤和騷亂，有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攻擊的目標是不是具有相關性。這是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研究的。騷亂可能是有組織的，也有可能沒有組織，但泄憤事件是無組織的，是集群行為。綜上所述，作為當前中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維權事件、社會泄憤事件和騷亂事件之間在表現形式上存在相類似之處，也有本質上的區別(詳見下表)。維權事件、社會泄憤事件和騷亂事件的異同比較

三、利益沖突、社會心理和轉化機制

當前，我國進入社會沖突的高發期。隨著我國經濟改革向縱深推進，利益格局劇烈變動和調整，各類社會矛盾圍繞著經濟、社會上的各種問題而相互滲透和相互交織，從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社會成員針對其共同關心的問題極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訴求和心理共鳴，而且由于彼此間聯系的技術手段的改進，他們極易就共同關注的話題進行溝通和串聯，從而形成某個具有社會影響的共同話題，從而為群體性事件的爆發提供了心理基礎。同時，伴隨著體制轉型和政府調控能力的弱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和約束社會的能力下降，原來依賴統制主義的命令方式管治社會的手段不但不能起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反而對事件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因而，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是應對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重要前提。從總體來看，目前地方政府在處置社會沖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許多完全可以化解的矛盾，由于處置不當而產生了嚴重后果。這主要表現在，當某個事件剛發生時，往往會成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無”，由此對事件漠然置之的態度往往錯過最佳處理時機，表現出“體制性遲鈍”，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層反應遲鈍——事態升級爆發——基層無法控制——震驚高層——迅速處置——事態平息”的怪圈，從而〔18〕“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應急能力的薄弱。要對社會事件做出科學合理的處置，首先就必須對群體性事件的類型做出科學劃分，從而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化解。如果對不同事件采取同一方式，就可能粗暴地將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事件單一化和絕對化，激化原有的矛盾和沖突。

值得關注的是，在一定條件下，不同類型的群體性事件之間是可以相關轉化的。當社會條件變化、尤其是政府處置措施不當、喪失公信力的時候，在法律框架之內活動的“維權事件”會迅速轉變為社會泄憤事件，社會泄憤事件也可以瞬間將禍水由政府部門引向無辜群眾和社會，成為騷亂事件。這之間的轉化機制是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的。這對于我們有效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防止造成更大的破壞具有重要意義。而對于不同類型群體性事件間轉化機制的理解，我們可以從群體心理的角度來研究。事實上，如果不研究特定社會情境下的群體心理，就很難真正理解群體性〔19〕事件的發生及其類型轉化的機制。

從群體性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來看，它大致遵循如下邏輯，沖突源——導致主體利益受損——主體挫折感產生(主體心理不滿意感產生)——否定性言語產生(牢騷、怪話、氣話)——否定性行〔20〕為產生(對其他個體、群體或政府的反抗)。在正常的維權活動中，行為者的訴求是尋求體制性的解決渠道，如雙方對話和談判、尋求司法和行政調解、上訪等。如果這些方式都不能解決其問題，他們可能集體上訪、游行示威、破壞公共秩序，直至暴力對抗。在整個過程中，心理對行為的影響是貫穿始終的。在制度化的表達渠道內，他們獲得的不僅是關于自己問題的各種公正或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對整個政治體系的認識。當行為上遭受挫折后，心理上的不滿、怨恨、暴躁、抵觸情緒就更容易導致行為具有攻擊性，并在合適的場合尋找借口發泄出來。這種受心理影響的行為并不只是個體的，它會在特定的社會群體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從而為泄憤沖突埋下種子。

從理論上講，群體心理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并不是同時發生的，它的發生過程有兩個重要的機制：一是情緒感染;二是行為模仿。所謂情緒感染是事件的場景使原來無動于衷的旁觀者的情緒也激動起來，從而完成從個體向群體的轉變。而行為模仿則是指集群行為中行動者互相仿效，使整個人群產生一致的行為。“因為人們在突然事件前不知所措，無計可施，只好模仿他人，看到別〔21〕人怎么做，自己也跟著響應。這樣集群行為就產生了”。可見，情緒感染和行為模仿與上述分析的心理特征是一致的。它從發生學的角度解釋了群體心理的形成有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突出的特點是相互影響，并最終形成一個具有普遍“合理性”的社會情景。在這種社會情景中，個人行為受到群體情緒變化的影響，由最初的自制和理智逐步走向失控和狂熱。在泄憤性沖突中，作為旁觀者的非直接利益相關者由于與當事者發生感情共鳴，因而客觀上起到了惡化事件發展的作用。社會“弱者”作為一種博弈和博取同情的“武器”，極自然地激起人們天生同情弱者的心理，圍觀者在行為選擇上傾向于支持和幫助弱者。當人們在對政府的官方消息充耳不聞時，一些謠言和小道消息，尤其是弱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消息在人群中普遍傳開時，會對人群的聚集和行動起到催化作用，并促使群情激憤，情緒高昂。一些過路者或中學生受到感染，而在行為上具有了某種趨同的特性。此時，群體的指向已不再是原來的事件本身，當事方也可能早已被群體所湮沒，而變成了一些非直接利益相關者針對公安部門、政府機關以及其他不相關建筑的泄憤性行為。針對這種行為，政府如果措施得力，處理得當，可能會很快地平息群眾情緒;但如果采取以暴制暴的對抗方式，不僅不能平息民怨，還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可能促使泄憤性沖突向社會騷亂方向發展。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這些因利益沖突引發的維權活動和社會心理失衡發生的社會泄憤事件，以及各種暴力情景引發的社會騷亂都對社會秩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這些事件只是一種民眾表達利益訴求或情緒的方式，不是針對政權的政治性活動，雖然會對社會治理結構帶來一定的影響，但不會帶來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化，不會影響到中國政治統治的完整性，也不會從根本上影響政府管治的有效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群體性事件仍然會以有限范圍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難形成一個統一的、維持很長時間、能影響全局的社會運動。這就要求執政者，在高度重視和積極應對各種群體性事件的同時，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要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以“維穩”為名，甚至以影響政府執政合法性為幌子，形成官官相護的利益共同體，甚至脅迫上級為其胡作非為背書。

注釋：

〔1〕 2009年 3月 14—15日，由中國政法大學和京鼎律師事務所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社會敵意事件與調控·犯罪學高層論壇”在北京中國社會主義大學文華大廈舉行。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政法大學皮藝軍教授提出了“社會敵意事件”這一概念，并認為甕安事件、德江舞龍、學生聚會、楊佳這些事件都是“社會敵意事件”。

〔2〕《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公安部 2000年 4月 5日發布。人”，而在實現中，超過了5人就被視為是非正常上訪，是信訪事件。特定群體或不特定的多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其二，這些事件所進行的行為在程序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規明文禁止的。其三，這些聚集起來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為取向。其四，這些事件對社會生產秩序、社會生活秩序、社會管治秩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果按照這個定義，就可以對群體性事件進行新的類型學研究。當前學界對群體性事件的分類研究多集中在對高校、農村、庫區移民、職工、大型體育場、民族宗教等的群體性事件上，但是很少有研究對群體性事件作專門明確的分類。在已有的少數分類研究中，分類的標準也多是從“人民內部矛盾”與“違法犯罪”的單一傳統維度來進行的。作綜合分類的代表性的研究現僅見于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王戰軍從“矛盾屬性”、“發生根源”、“參與主體”、“表現形式”、“處置方略”等五個維度分別對群體性事件作了劃分。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王來華、陳月生提出了從“參與主體”、“事件本身是否帶政治性質”、“事件的規模大小”三個維度對群體性事件作了分別劃分。可見，已有的研究在群體性事件的類型劃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都并沒有把這些維度的標準綜合起來作整體研究。

〔3〕 林維業、劉漢民著：《公安機關應對群體性事件實務和策略》，中國人民公安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頁。

〔4〕 王國勒：《社會網絡視野下的集體行動》，中國人民大學 2008年博士論文，第 5頁。

〔5〕 轉引自朱力：《中國社會風險解析——群體性事件的社會沖突性質》，《學海》2009年 01期，第 69— 78頁。

〔6〕 邱澤奇：《群體性事件與法治發展的社會基礎》，《云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 5期，第 54— 96頁。

〔7〕 王戰軍：《群體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維分析》，《政法學刊》2006第 5期，第 9— 13頁。

〔8〕王來華、陳月生：《論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基本含義、特征和類型》，《理論與現代化》2006年第5期，第80—84頁。

〔9〕 于建嶸：《中國的社會泄憤事件與管治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 1期，第4— 9頁。

〔10〕 于建嶸：《當前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一個解釋框架》，《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 2期，第 49— 55頁。

〔11〕 于建嶸著：《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42頁。

〔12〕 于建嶸、裴宜理：《中國的政治傳統與發展》，《南風窗》2008年第 20期，第30— 32頁。

〔13〕 范偉國：《重慶萬州臨時工冒充公務員打人引發群體事件》，《北京青年報》2004年 10月 20日。

〔14〕 王吉陸：《安徽池州群體性事件調查：普通車禍變打砸搶燒》，《南方都市報》2005年 7月 1日。

〔15〕 比如：3月 23日海南東方市因一學生糾紛，數百人到感城鎮政府和邊防派出所進行打、砸、燒，導致4間官兵宿舍及部分檔案資料被燒，1輛警車、1輛涉案扣押的小汽車及10部摩托車被砸爛燒毀。3月 28日晚，西寧市城西公安分局虎臺派出所民警在處理一起報警事件中，遭到一伙人的毆打圍攻，派出所遭到打砸。3月30日，烏魯木齊3名便衣民警在押送犯人途中，遇代某違反交通法規橫穿馬路，鳴笛示意，代某卻不避讓。民警緊急采取制動措施，交涉過程中雙方發生口角，代某煽動周圍“不明真相”的群眾圍攻民警，圍觀群眾達 200余人，等等。

〔16〕 任硌、陳凱：《四川大竹事件反思:地方忙于換屆錯過處置良機》，載《 望新聞周刊》2007年 3月 1日。

〔17〕《吉首非法集資案再爆騷亂，民眾圍堵州政府》，http://，最后訪問：2009年9月24日。

〔18〕 黃豁等：《“體制性遲鈍”的風險》，《 望新聞周刊》2007年第 4期，第6— 7頁。

〔19〕 于建嶸：《社會泄憤事件中群體心理研究——對“甕安事件”發生機制的一種解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

年第 1期，第1— 5頁。

〔20〕 朱力：《中國社會風險解析——群體性事件的社會沖突性質》，第 69— 78頁。

〔21〕 沙蓮香著：《社會心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第221— 222頁。

第二篇：于建嶸：當前群體性事件的態勢和特征

于建嶸：當前群體性事件的態勢和特征

2015年中國的群體性事件仍居高不下，對中國的社會治理、經濟發展、社會秩序、社會與政治心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一、基本態勢

由于有關方面并沒有公布全國群體性事件的數據，我們只能根據以往的研究和2015年社會發展的形勢得出初步的判斷，即，2015年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上繼續增長。在參與者的群體身份方面，工人(含農民工)、農民、業主是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參加群體，但以商戶、出租車司機以及投資者為主體的群體性事件增長迅猛。下面，我們將按照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緣由簡單分析2015年的群體性事件的大致情況。

征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仍居高不下，占據相當大的比例。雖然此類事件被主流媒體報道得較少，被曝光的此類群體性事件大多規模較小，但并不能就此認為此類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明顯下降。此類事件被媒體曝光的往往只是那些發生了命案或較為嚴重暴力的沖突。

例如，云南鎮雄縣以勒鎮部分村民因為不滿土地征收和房屋拆遷安置補償而阻撓房屋量測工作，導致十余名工作人員受傷、7輛公務車被砸壞。近年來，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在土地轉讓過程中存在的不當行為或違法行為導致了不少悲劇的發生，并未得到有效根治。

例如，9月14日，臨沂市平邑縣地方鎮后東固村村民張紀民在捍衛土地的過程中因火災身亡。11月，離北京只有數十公里之遙的河北燕郊發生了多起村民因征地拆遷糾紛被砍事件。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在征地、拆遷過程中的不法行為不僅容易侵犯相關居民的合法利益，而且容易降低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因欠薪、降薪、裁員、社保待遇等勞資關系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該有增無減。近幾年來，世界范圍內普遍經濟低迷和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導致低端制造業陷入困境，大量企業倒閉或搬遷。在這種經濟環境下，全國范圍內因欠薪等勞資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近兩年居高不下，在所有群體性事件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

2014年，勞資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已經相當驚人，而2015年此類事件呈增長態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2015年中國的經濟形勢比2014年更加嚴峻，經濟增長速度將至25年來最低水平。根據廣東有關方面的統計，廣東省在2015年因欠薪問題引發的3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高達數百起，占全省30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的70%以上。廣州、東莞、中山等地連續發生多起千人以上工人罷工事件，抗議相關企業的裁員等舉措和當地住房公積金新政策。

例如，2月，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裁員引發上千名工人抗議。3月，位于東莞的興昂鞋廠和裕元鞋廠相繼爆發了數千人參與的罷工。10月，深圳福昌電子公司倒閉，三千多名工人維權。其他省份也爆發了一些勞動關系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由環境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處于高發態勢。其中，由于相關設施污染環境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各地不時爆發。

例如，8月，江西樂平市數千居民上街抗議工業園區長期污染當地環境。由于擔憂相關項目建成之后可能造成環境污染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居高不下。深圳、廣東河源、上海金山區寶山區、廣東陸豐、南昌、廣西北海、廣東陽春、武漢等多地先后爆發了抗議興建(擴建)垃圾焚燒場、火電廠、PX項目、變電站、核電站、碼頭、康復醫院等鄰避設施的環境群體性事件。此類事件在當地往往造成較大的影響。例如，深圳數千居民抗議該市東部垃圾焚燒處理廠項目。陸豐市碣石鎮上林村部分村民持械阻止修建核電站，最終19人被抓捕。

房屋業主由于不滿物業公司服務、房屋質量和房屋受損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居高不下。僅根據筆者通過互聯網、報紙和期刊所看到的信息，四川、湖北、甘肅、天津、內蒙古、河南、廣東、浙江等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有業主發起的群體性事件被曝光。其中，天津上百名受天津港爆炸事故影響的業主到政府機關門前聚集一事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個體經營者(如出租車司機、專車司機、商戶)由于利益受損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2015年增長迅速。出租車司機發起的罷運等群體性事件在2015屢屢吸引全國人的注意。1月4日，沈陽市爆發數千輛出租車罷運事件。南京市部分出租車司機在1月8日開始停運，并阻撓、打砸其他繼續運營的出租車。1月13日，出租車罷運在全國多個城市同時進行，包括長春、濟南、成都、南昌在內的多個城市爆發出租車罷運事件，被一些媒體稱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事件。這場出租車罷運**此后不斷上演，武漢、北京等地相繼爆發了出租車司機抗議專車搶生意而罷運的群體性事件。此類事件在2016年可能仍將不斷上演。

2016年以來，深圳、南昌、濟南、成都等地先后發生出租車司機抗議專車的罷運事件，對當地的交通狀況造成一定的影響。部分地方的專車司機也不甘示弱。例如，武漢、廣州的部分專車司機集體抗議有關部門的執法。商戶利益受損而發起的群體性事件也不時出現。1月，山西太原上千商戶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有關部門解決多家物流公司跑路產生的債務問題。上海、海口等地也發生了商戶抗議有關部門的群體性事件。

投資者利益受損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大量涌現，上升勢頭較猛。成百上千的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投資者先后在昆明、上海、北京等地發起群體性的維權活動，并且到國家信訪局、證監會等國家機關表達維權訴求。河南西峽縣某房地產公司違規吸納民眾資金違規建房，且未按期交房，導致數十名投資者阻攔列車。此類事件的發生與大的經濟環境存在密切關系。

由于捍衛某些權利(如教育權利、女性權利、同性戀者權利、社會保障權利)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增長。例如，3月19日，中山大學的5名大學生聚集在廣東省教育廳門前抗議高校教材將同性戀視為心理疾病，也要求有關部門回收對同性戀有污名化的教材。5月初，來自全國各地的近千名失獨者在國家衛計委門口聚集抗議計劃生育和相關的政策，要求政府保障其相關的權利與利益。圍繞著子女教育權利的抗爭值得關注。

9月17日，北京市近千市民到北京市政府門前抗議985、211高校對北京生源減招以及中央民族大學附中全國掐尖侵占北京高招名額等問題。主張女性權利、同性戀權利的新社會運動近些年在中國呈現發展態勢，大多數時候以個人性的、言論性的形式呈現，較少出現集體性的街頭抗議活動。但是，未來此類新社會運動可能會越來越多地以街頭抗議的方式呈現。

由極端宗教思想和分離主義思想引發的恐怖主義事件、暴力事件在新疆等地不時出現，給當地乃至全國的社會形勢造成較大的壓力。在過去的2015年，恐怖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有加劇的趨勢。除了中東以外，法國、美國、英國也發生了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其中，多名恐怖分子共同制造的法國巴黎恐怖事件震驚世界。

由于表達對某些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的憤怒而引發的泄憤事件也占一定的比例，值得我們關注。2015年12月底，甘肅省金昌市永昌縣一未成年女孩在某商場偷巧克力遭到商家和母親辱罵之后跳樓自殺繼而引發數千居民圍攻警方，打砸公共設施，并造成市長受傷。泄憤型群體性事件折射出抽象憤怒和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在整個社會的蔓延，值得社會各界深思。

由于爭奪某些特殊利益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值得我們關注。此類事件的一個典型是被部分媒體或網友稱為“保路運動”的抗爭事件。1月，河南新野、鄧州兩地居民要求鄭萬高速鐵路襄陽到南陽段在自己家鄉設站，并在多地發起集體活動。5月，四川省鄰水縣爆發了上萬人上街頭要求正在規劃中的達渝城際鐵路經過鄰水，并且爆發與警察的暴力沖突。

此外，對村干部或政府工作人員不當行為不滿、醫患糾紛等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值得我們關注。

簡而言之，征地拆遷、勞資糾紛、環境糾紛、業主維權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群體性事件的相當大比重，個體經營者利益受損、投資者利益受損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增長迅猛，而恐怖主義、主張某種權利的社會運動、泄憤型群體性事件雖然數量較少，卻也值得我們研究和關注。

二、基本特征

2015年的群體性事件呈現出以下一些特征。

群體性事件呈現出從事后救濟型維權轉變為事前預防型維權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人在自身的利益、權利尚未遭受切實的損害之時就采取多種方法表達自身的訴求。這種特征與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增長存在密切關系。這種特征在鄰避事件中表現得最充分。預防型維權在一些罷工事件中也有所體現。例如，在3月爆發的裕元鞋廠工人罷工事件中，工人們擔心工廠合并是裁員的前奏，要求立即發放住房公積金。有關部門應該正視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增長。

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緣由以經濟利益沖突為主，但朝著日益復合化的方向發展。互聯網產業的興起導致許多傳統產業和經濟模式受到沖擊。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專車、快車在許多大城市嚴重沖擊了出租車司機的利益。網店沖擊了許多實體店的生意。經濟利益糾紛雖然仍是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的最主要緣由或原因，但經濟利益受損、權利意識增長、政治心理的變遷等因素往往混合在一起發酵而釀成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的動員與宣傳日益依賴互聯網(尤其是互聯網自媒體)，線上線下的聯動日益深入。除了在一些農村地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不使用或較少使用互聯網進行動員和信息傳播以外，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在醞釀過程中和爆發之后都依賴互聯網。抗爭的領袖和積極分子使用互聯網進行動員和信息傳播，大大地提升了動員速度、社會參與度和關注度。手機和微信、微博、QQ等互聯網自媒體成為群體性事件動員的重要載體，成為抗爭者的重要抗爭資源，對地方政府的不當行為起到了相當程度的曝光和社會輿論監督作用。由于互聯網本身的一點特點，通過互聯網進行動員和傳播可能會導致一些不實消息的擴散。

群體性事件的參加者和同情者日益超出地理界限。這一特點在徐純合之死引發的網絡熱議和外地網友前往慶安抗議中得到充分體現。徐純合身亡的消息在互聯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并導致部分外地人前往黑龍江慶安火車站抗議“徐純合被槍殺案”。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群體性事件的這一特征加大了社會治理的難度，對其行政與政治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方政府對群體性事件的組織者、傳播者的打擊力度加大。在許多群體性事件中，組織者和積極宣傳抗爭信息的積極分子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處罰。

例如，被稱為“勞工維權專家”“工運之星”的曾飛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部分卷入集體維權事件的律師也遭受打擊。有關群體性事件的消息在互聯網上消失的速度似乎比往年加快，這或許顯示出有關部門在互聯網言論管理方面日趨嚴格。值得我們警醒的是，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對抗爭活動的組織者、同情者的打壓可能會導致抗爭活動日益去組織化、暴力化乃至極端化。

第三篇：當前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和原因)

當前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和原因

新聞中心-中國網 china.com.cn/news時間： 2009-07-06責任編輯: 法律人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的轉型，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增多，群體性事件呈上升趨勢，成為影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突出問題，成為各級黨政機關亟需研究和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群體性事件的特點

1.數量增多，規模擴大。近年來，全國頻繁發生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上訪、集會、請愿、游行、示威、罷工等群體性事件，數量多、人數多、規模大，從1993年到2003年間，我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統計數據）。近幾年，群體性事件逐年增多，規模上千人的占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縣“株連九族”式的野蠻拆遷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發的沖突曾震驚中央和全國。

2.涉及的部門行業多，主體成分多元化。參與的人員復雜，有各種職業、不同社會身份的人參加：有國有企業的下崗失業職工，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權益受損職工，失地農民，農民工，房屋被拆遷居民，庫區移民，下崗的軍轉干部，出租車司機，環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3.城鄉群體性事件的指向對象不同，維權內容不同。農民以基層政府和官員為主要抗爭對象；工人以企業管理者為主要抗爭對象。農民抗爭以要求補償受損利益和實現村民自治為主要內容，失地或受環境污染的農民要求維護權益成了中心議題；工人抗爭以維護經濟權利和要求管理企業事務為主要內容，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雇傭工人要求發放足額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農民工要求發放欠發的工資，下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國企的工人要求保護國家財產不能流失等。

4.表現方式激烈，內部矛盾逐漸對抗化。群體性事件大多采取較為平和的表現方式，從本質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壞性群體性事件逐漸增長，出現激化現象，對抗程度加劇。群體性事件的組織者和參加者出于“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心理，越來越多地采取各種極端或違法行為發泄不滿情緒，圍攻沖擊基層黨政機關、阻斷交通、扣押人質，個別地方發生破壞公共設施、打砸鄉鎮政府和縣政府的局部騷亂。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殺等過激行為。

5.組織程度高，經濟矛盾趨向政治化。有相當數量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有組織的，而且開始出現跨區域、跨行業串聯聲援的傾向。尤其是那些參加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反復性強的群體性事件事先都經過周密策劃，目標明確，行動統一。雖然大多數群體性事件是因經濟利益矛盾引發的，但有些群體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漸明顯，有的帶有政治目的。

6.各種矛盾相互交織，處置難度加大。多數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與不合法行動、無理要求與非法行動相互交織，多數人的人民內部矛盾與少數人的嚴重違法行為混在一起。敵對勢力、敵對分子也插手群體性事

件制造事端。如果處理不當，局部問題就可能影響全局，非對抗性矛盾就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二、群體性事件的原因

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是我國經濟和社會變革過程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綜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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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直接原因看，城市的群體性事件的誘因主要有：一是部分國企改制、轉制未征求職工意見，不按規定程序操作，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侵害了職工民主權利和國家利益；二是部分企業經營過程中，廠務不公開、重大經營活動未經職代會通過，職工情緒對立；三是企業拖欠職工工資、醫藥費、退休金，職工基本生活保障不落實；四是企業改制、兼并或破產后，職工下崗、職工安置、養老保險等問題未得到妥善處理；五是企業經營者和管理者不廉潔，垮了企業，肥了自己，窮了職工；六是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侵害職工合法權益；七是市政建設拆遷，補償爭議大；八是部分企業或施工單位隨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等。農村的群體性事件的誘因主要有：一是村務不公開、財務管理混亂，有的基層干部違法亂紀；二是亂收費使農民負擔過重；三是個別基層政權組織軟弱渙散，一些鄉村基層干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四是集資款久拖不還，基金會等非金融機構吸納的股金不能按期兌付；五是一些地方征地中存在政策不透明、補償標準偏低或補償費用沒有如期兌付或沒有全部兌付到戶，損害了被征地農民的利益；六是由于歷史原因，一些地方的山林、土地權屬不清，爭執激烈；七是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民族宗教矛盾；八是一些地方環境污染嚴重影響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產生活；九是基層選舉中出現賄選、罷選等。還有社會管理方面的原因，如地方出臺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不慎重，不連貫，或執行政策有偏差；部分單位工作人員執法犯法，辦事不公；部分行業管理工作不規范，頻繁發生如重大礦難等安全事故，等等。

從深層次社會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貧富差距不僅表現為收入差距，還表現為財富占有、教育不平等等方面。對分配不公，對不正當致富，社會心理及社會輿論表現出強烈不滿情緒。貧富差距過大損壞了社會公正原則，引起社會摩擦，導致矛盾增多。當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或忽視時，他們產生相對剝奪感，不滿和對抗情緒往往以群體性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

2.職工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無視職工的民主權利，擅自決定企業破產、出售、轉讓、兼并等直接涉及企業生存、職工命運和國家利益的重大事項，甚至賤賣國有資產，引起大量職工群體性事件。在一些非公企業中，生產資料所有者、資本擁有者、企業經營者和管理者，與職工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壓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資；普遍重生產輕安全，損害職工安全健康權益；任意延長勞動時間，職工加班加點嚴重；職工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簽訂率低。因此，造成不少非公企業勞資關系緊張，引發大量職工集體上訪、罷工事件。

3.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現象造成干群關系緊張。有些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干部不傾聽群眾呼聲，不關心群眾疾苦，群眾遇到的問題和困難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使小矛盾釀成大矛盾，最后釀成群體性事件。一些地區和一些干部為了所謂的政績，違背科學發展觀，脫離實際，不顧

民意，硬性推行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項目”；一部分干部蛻化變質，貪污腐化，違法亂紀，嚴重損害了共產黨的公正形象，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

4.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復雜化。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社會利益和價值觀念由單一趨于多元。市場經濟給社會帶來生機和活力，也產生了負面影響。一些人政治觀念經濟化、宗旨觀念利己化、紀律觀念自由化，對黨和政府不信任。一些人法制觀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糾紛時，不善于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往往采取一些極端手段。還有一些人，缺乏社會主義榮辱觀，只要權利不愿盡義務，采取鬧事的方式來實現過分要求。

5.社會管理方式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群眾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不相適應。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方式、社會組織形式、群眾生產生活方式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單位人”向“社會人”、“社區人”轉變，群眾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也日益增長，而我們不少黨政部門和干部卻仍在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進行社會控制與管理，比較習慣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動工作，有時甚至強迫命令、違法施政，導致矛盾激化。一些地方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對出現的矛盾采取簡單生硬的辦法拖延或壓制，群眾開始時采取的行動是上訪、投訴，但在長期上訪無果、投訴無決的情況下，最后采取了群體性事件。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正確處理當前的群體性事件提供了理論指導。各級黨委、政府要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重視預防和解決群體性事件，標本兼治，綜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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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當前我國失業的類型及對策

當前我國失業的類型及對策

王波

[摘要]失業是一個較為普遍的國際性問題，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也出現了嚴峻的就業壓力。本文在深入分析我國失業現狀的基礎上，認為我們應該根據中國國情，制定促進就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以有力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過去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經歷一個“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中，伴隨著各種各樣的陣痛，比如腐敗、環境污染、法律不健全、失業和就業不足等等。我國的失業與就業問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既有很多相似之處，又有與眾不同的特征，這是因為：第一，我國過去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第二，我國過去的人口政策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導致人口基數太大；第三，我國長期存在著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

我國失業統計問題

目前，我國失業及失業率的統計尚不統一，爭論較多，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司有如下建議：

一、失業的定義：建議參照國際勞工組織及世界上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關于失業的定義。根據我國國情，失業可定義為：在16周歲以上，有勞動能力，在調查周內未從事有收入勞動，當前有就業可能并以某種方式正在尋找工作。具體解釋：

（1）“16周歲以上”。我國勞動法第15條規定：“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因此，失業人員年齡的下限為16周歲。但沒有失業年齡的上限規定，這是因為中國只有退休年齡規定，沒有勞動年齡上限規定；不同工作或工種實際退休年齡也不統一；60歲以上無業而尋找工作（即統計為失業）的人員極少，不論是否找到工作，自己也不認為是失業人員。

（2）“有勞動能力”，是指在體力和智力上可以從事社會勞動的人員。其中包括有部分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員。

（3）“在調查周內未從事有收入勞動”，即調查周內從事有收入的勞動時間不到一小時或為零小時。這里不涉及收入高低。

（4）“當前有就業的可能”，具體是指在調查時點以后兩周內能應聘上班。

（5）“正在以某種方式尋找工作”，具體指：去職業介紹所登記，去各種勞務或人才市場進行應聘洽淡，通過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尋找工作，自登應聘廣告，托親友找工作，自籌資金準備從事經營活動等。

二、我國確定“失業”人員的兩個問題

（1）我國農村是否存在失業？以前的看法是：我國農民在理論上講都有基本生產資料—土地，只要勞動，就會有生活保證，因此，不存在失業。但我國地少人多，農村有近1.5億剩余勞動力，而且這個趨勢會因機械化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更為突出，因此，從長遠看，必須將農村失業問題列入社會的失業統計中。

（2）下崗職工是否應統計為失業人員？根據失業的定義，下崗人員中如正在尋找工作的應統計為失業人員。

三、失業的統計口徑

從歷史的角度看，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才1.8%，而2003年底，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800萬人，失業率確實上升了，在10多年時間里，失業率上升了139%。目前失業率有幾種：一個是“城鎮登記失業率”，另一個是“城鎮調查失業率”，再一個就是“不充分就業率”。

首先，“城鎮登記失業率”。2003年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而全世界的平均值為7%。如果把各類企業下崗職工中沒有工作、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和各類學校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的也計入失業的話，我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會上升到7%還多。

其次，“城鎮調查失業率”。如果不分戶口，只根據居住地和工作情況統計，國家的統計局按照我國失業的定義做過調查。抽樣的中國城鎮的調查失業率大概是5.3%，農村的調查失業率大約0.6%，如果城鄉統算的話，失業率大概是5.9%。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失業率均大幅度上升，連美國也接近6%（2002年4月），因此我國公布一個不到6%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應該不會引起大的社會震動。

再次，“不充分就業率”。不充分就業率，比城鎮調查失業率更寬泛一些，嚴格地講城鎮登記失業率統計的是一點工作也不做的人，而不充分就業率里統計的是，一周時間之內，勞動時間不足本國法定工作時間一半的人。拿我們國家來說，一周工作時間是40個小時，那么，一周工作時間不到20個小時的人就是不充分就業者。中國的不充分就業率是31%，全球不充分就業率是33%左右。

按照這樣的判斷標準來說，中國的失業問題雖說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就業矛盾已經非常復雜。比如：失業人員和大量新成長勞動力的并存；下崗職工再就業與農村勞動力進城的碰撞；轉軌型失業與經濟全球化失業的交匯。

中國當前失業的原因及類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然而，伴隨著新舊體制轉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而臨著失業問題的嚴峻挑戰，農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和城市職工的下崗數量增大，使我們在看到改革成果的同時，也不得不正視其帶來的附產品—失業。轉型時期中國的失業類型主要為5種，它們的產生既有共同的原因又有各自特殊的原因。

一、摩擦性失業

造成摩擦性失業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充分。由于信息不靈，盡管失業的人適合于填補現存的工作空缺，但工作空缺和與此相聯系的工資并不為人們所知，從而造成失業。長期以來，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極為不發達，統包統配、垂直性的就業方式使得就業信息閉塞，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在這種具體的國情下，相當一段時期內摩擦性失業將大量存在。

二、結構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中國的產業結構將迅速調整，新的支柱產業不斷涌現，舊產業被不斷淘汰。其一，社會中的新興產業由于突然崛起，出現適合該產業的勞動力短缺，如金融、信息產業、電子行業等。其二，老產業由于資本存量的減少，勞動力需求逐步下降，因此，工作崗位空缺與失業同時并存。

眾所周知，在體制轉軌階段，由于全國統一市場尚不發達，再分配機制的地方利益分配關系安排不夠合理，國家產業政策應有的約束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導致重復建設和地方產業布局同構化現象嚴重。從八十年代中期的一般家電生產為代表的結構趨同，直至近年以汽車、化工等支柱產業為代表的結構趨同均充分反映了這一事實。這種大量的重復建設，造成我國“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化單體企業形態。這樣，不但生產要素得不到優化配置，資源大量浪費；而且企業生產經營效率低，市場競爭能力差，產品結構單一，生產能力嚴重過剩。這從根本上阻礙了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在市場供求形勢總體上已經由過去的短缺經濟、賣方市場初步進入買方市場階段時，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必然。而產業結構調整，實際上就是壓縮一些產業部門的投資和就業的同時，增加一些產業部門的投資和就業。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是壓縮淘汰過剩的落后生產力，努力實現產業振興。其中，壓縮淘汰過剩的落后生產力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而實現產業振興，發展高新技術及第三產業在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的約束下，尚未全面啟動，相對滯后，形成了中國目前的產業空洞。其結果便是大批企業職工紛紛下崗。在這些下崗職工中大多數文化水平較低，同時受傳統的觀念的影響較深，沒能力或者不愿意走到新的崗位，造成大量結構性失業。

三、周期性失業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的宏觀經濟已經經歷了數次周期波動。由于中國的勞動力資源相對于固定資本比例太高，加上投資主體缺乏風險機制的約束，因此，以投資膨脹為起點，結構性瓶頸為信號，國家采取宏觀緊縮政策為結局的宏觀經濟周期波動是我國市場經濟的常態。一個經濟周期一般包括上升期、高峰期、衰退期和低谷期。在經濟擴張階段，由于投資增加，市場需求旺盛，企業生產任務充足，此時不僅企業內部隱性失業減少，而且可以臨時擴招一些工人。但是，在經濟緊縮階段，由于金融緊縮，投資下降，市場需求疲軟，導致企業產品積壓，部分工人下崗，在這個階段，隱性和顯性失業都會增加。目前，國內需求不旺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造成國內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消費不足和投資不足。從消費需求方向來看：由于市場改革的加速，特別是國有企業職工在批下崗失業，醫療、教育、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等，導致人們對收預期心理下降，未來消費支出預期上升，造成儲蓄傾向增加而消費傾向減少，消費需求不振。在農村，農業繼續徘徊，農產品市場結構相對過剩，農產品價格難以上揚，鄉鎮企業發展陷入困境，進一步約束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使得農村消費不旺。此外，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市場化，收入差距呈繼續擴大化趨勢發展。據有關部門調查，1989年我國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9.38%，最貧窮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11.65%。而如今，前者上升至于50.14%，后者下降至4.27%。這種財富的過量集中必然導致社會消費不足和生產能力過剩。

從投資需求來看：首先消費不足制約了投資需求。從根本上講，投資是為消費服務的，沒有消費的增加，投資不可能無限制的循環下去。盡管國家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但消費仍然出現繼續滑坡，使得投資的乘數效應大大降低。其次銀行對市場前景和貸款安全性的擔憂，使各國有商業銀行從自身生存發展的角度考慮，采取“惜貸”的不積極態度，限制了企業的生產投資。

因此，投資不足和消費不足構成了國內總需求不足，經濟增長缺乏原動力。在這種形勢下，供給過剩，商品價格低迷，眾多企業開工不足，人們的就業機會減少，形成了目前的周期性失業。

四、總量失衡性失業

是指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大于需求而產生的失業，也稱需求不足的失業，造成總量失衡的原因很多。首先，從勞動力的供給方面來看，中國的經濟是一個勞動力過剩的經濟。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造成中國人口高速增長，雖然1978年以后積極推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但由于人口基數太大，仍然無法扼制其增長的迅猛勢頭。龐大的人口形成大量勞動力資源，促使勞動力供給的增長一直快于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其次，從勞動力的需求方面來看，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早日實現工業化，政府集中大量財力、物力、人力用于重點工程建設，走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然而重工業與高科技產業都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而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部門卻極大發達，造成產業結構極大平衡，為日后大規模失業埋下了隱患。

造成總量失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以來，農村的人口增長速度一直快于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人均耕地面積日益銳減，而且農村的家庭生產方式開始向相對專業化的集中生產方式轉變，由此帶來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大幅度排斥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以前大量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鄉鎮企業擴展速度減慢，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來越弱。因此，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一部分滯留在農村，一部分形成流動人口成為舉世矚目的“民工潮”。

五、隱性失業

又稱在職失業。在西方國家，指被雇傭從事不能充分發揮其能力的工作，或者指從事那種勞動生產率低于從事其能力的工作；或者指從事那種勞動生產率低于他從事其他工作時所能達到的勞動生產率的工作。這類現象在我國也普遍存在。中國長期實行“低工資、高就業”，導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職失業嚴重。

經濟改革之前，中國并非沒有失業，只不過由于種種原因，采取了較為隱蔽的狀態。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存在著冗員現象，即隱性失業，這是由于中國傳統的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造成的，即由國家充當用工主體和分配主體，用人單位和職工都處于無權地位，這種制度致使企業事業單位在招工、用人方面受到許多的控制，勞動力能進不能出，結果企業的編制往往超過企業的實際需要，生產率低下，效益很差。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要求企業行為目標轉到追求效益上來，過去幾十年實行的數量型就業將隨著微觀基礎的全面市場化而向效率型轉變，這勢必會減少單位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剩余的冗員被剝離出來拋向勞動力市場，因此出現了大量下崗失業人員，變隱性失業為顯性失業。

解決失業問題的途徑

一、加快經濟發展，擴大就業規模

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是解決就業的根本途徑。根據奧肯定理，實現國民經濟增加2.5%，則失業率就減少1%左右。因此，增加就業必然以發展經濟為條件。

1、積極發展農村經濟，分流農村剩余勞動力。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眾多，而農業作為基礎產業，是目前我國國民經濟最薄弱的部門，農業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非常關鍵。因此，應積極發展農村經濟，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推進小城鎮建設，發展多種經濟和多種經營，是多渠道安置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有效方法。作為政府，一方面應繼續加大力度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應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對農村經濟發展加以正確規劃和引導。

2、調整產業空間布局,縮小地區間經濟的差距，從源頭解決失業問題

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一是生產力多元化，生產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從東向西、從城市到農村呈逐步降低的序列，這種生產率的差異決定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差異，使某些高檔耐用消費品在經濟發達地區已經飽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卻缺乏有效需求。因此，在中西部地區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應該把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具有很大市場潛力的產業從東向西，從城市向農村轉移。這既可節省資金，盤活資產，使東部地區相對成熟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與中西部便宜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有機地結合起來，帶動中西部及農村的發展，同時為東部及城市地區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騰出了經濟空間。只有實現了東西部經濟及城鄉經濟的全面發展，國民經濟才可能持續而穩定的增長，創造出更多的就業空間。

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 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會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化，使第三產業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國第三產業的增速一直低于GDP的增速，只是在2000年和2001年才一度持平，與工業增長速度相比更是落差懸殊，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長期徘徊在30%左右。按照經濟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理論，第三產業向來被認為是吸收勞動力能力最強的領域。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不快，發展水平也不高，其吸收勞動力的潛力還沒有釋放出來。在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已達到70%以上，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已達到50%左右的同時，我國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到2003年底卻只有29.3%。

今后我國發展第三產業，應在擴大就業容量，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基礎上，大力開拓發展潛力大、預期效益好、符合國內居民文化生活需要的行業部門。具體來說，就是著重發展以國內旅游為主體的 旅游業；以“安居工程”和健全維修服務、物業管理體系為核心的房地產業；以生活服務、衛生保健、嬰幼教育、養老托老等為重點的社會服務業；以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業務為代表的新型流通業；以電子出版和系統維護為內涵的信息服務業；以多樣化、規范化、人性化為目標的金融保險業；以及廣告咨詢、科技服務、文化、體育等十大增長點。

二、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力度，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就業

人力資本投資，就是由政府或其他社會機構向勞動者投資，以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從長期來看，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內容是增加教育投資，普及教育。近幾年中國高校擴大招生，就是一種長遠的人力投資。這樣既可以提高國民的整體文化素質，又可以暫緩就業壓力。從短期來看，是對工人進行在職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從目前情況來看，失業人員總體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文化技術水平低，二是工作技能單一，三是知識老化。鑒于此，為切實解決對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必須建立多渠道，多層次的培訓網絡。主要包栝三個方面：其一，單位培訓。各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對本單位職工進行技能提高培訓，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崗位需要，減少失業源。其二，政府培訓。政府從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出發，對本地區的失業人員進行分門別類的技能培訓，使他們適應新崗位的需要。其三,社會培訓。這是一種實現成人再教育和終生教育的有效措施。現代社會變化日新月異，每個人都應樹立終生教育的觀念。在這種形勢下各院校應充分利用目前的通訊設備進行遠程教育，或者在本地區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和拓寬他們的工作技能，使勞動者迅速適應社會變化，增強競爭力，減少失業。

三、規范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

“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就業模式。這一模式的良好運作，要求有一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一個統一開放、依法規范的勞動力市場，是保障勞動力流動，使企業和勞動力實現動態優化組合的基礎。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一是要打破勞動力市場在地區、行業間的壁壘，促使企業根據需要更靈活地調整勞動力存量，根據勞動力市場價位控制人工成本。任何用排斥外地勞動力進入保護本地居民就業的做法，從長期看破壞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會使當地工資上漲，企業因此會減少用工，反過來影響就業。二是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通過規范化的職業介紹機構開展信息、培訓、咨詢和職業介紹、職業指導等系列化服務。三是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加快推進區域內、區域間乃至全國性統一信息網絡建設。包括勞動力供求信息網絡、職業培訓網絡和職業介紹網絡，充分發揮現代通訊工具和手段傳遞信息的作用，降低勞動力市場職業搜尋成本。

[參考文獻]

（1）郭慶松，《中國城鄉就業發展戰略研究》〈2001—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張春煜 喻桂華，《第三產業結構升級中的就業變動》，《財貿研究》2004年第二期（3）楊生文，《中國就業論壇》，《職業》2004年第5期

（4）《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現實思考》，《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3年2月（5）韋廷柒，《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論壇》2004（8）（6）王鈺 主編，《經濟前沿12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年版（7）鐘朋榮，《誰為中國人造飯碗》，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

個 人 簡 歷

本人王波，1991年畢業于合肥工業大學化工系，取得本科學歷，學士學位。1998年取得化學工程師職稱。2001—2003年在安徽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攻讀經濟學專業（經濟管理方向）碩士研究生課程，各科成績優異，并通過了英語和綜合學科全國統考。近年來著重于宏觀經濟的研究，最近公開發表了3篇學術論文，現正在積極準備今年5月份的碩士論文答辯，6月底能拿到經濟學碩士學位。

本人1991年至2000年先后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任技術員和工程師，主要從事化工技術和生產管理工作。2000年底進入三聯學院任教。2003年三聯學院與省勞動廳合作開展SYB《創辦你的企業》培訓班，本人被選送到勞動部參加全國師資培訓班，是全省從事創業培訓最早的老師之一，在全省巡回講課已有兩年時間，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受到各地市勞動部門領導和創業培訓學員的高度評價。本學期主要任務是寫論文，另外還在省水利學院兼職上《國際貿易》，省工業經濟學院上《國際商務》。能任教的課程有《西方經濟學》、《市場營銷》、《國際貿易》、《國際商務》、《經濟學原理》等。

本人在企業生產一線工作多年，又有幾年高校從教經驗，符合雙師型教師的標準，適合高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多年來，無論在哪個崗位都能恪盡職守，按質按量完成工作任務，受到領導和同事的一致好評。

聯系電話：0551-36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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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 2005年4月10日

第五篇：對當前群體性事件的調研報告----李厚

當前群體性事件的調研報告

目前我國群體性事件高發、頻發。以近年為例，在全國范圍

內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群體性事件就有近10起，其中以貴州甕安“6·28”事件、新疆“7·5”事件和湖北石首群體性事件的社會影響最大。這些群體事件的發生，無一列外造成政府和群眾的雙輸局面。既損害了政府的形象，也對部分群眾造成永久性創傷，而這種創傷既是肉體的，也是精神的。而這對和諧社會構建以及民主法治進程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它具有很強的負面標本意義。因此有必要厘清這些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內在原因，唯其如此，才能正本清源，才能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表層治療。

一、群體性事件是什么

群體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會矛盾引發，特定群體或不特定多

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通過沒有合法依據的規模性聚集、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群體活動、發生多數人語言行為或肢體行為上的沖突等群體行為的方式，或表達訴求和主張，或直接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或發泄不滿、制造影響，因而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各種事

件。

總體上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社

會結構轉型，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增多，我國群體性事件次數和參與人數均呈上升趨勢，參與人員常常達到了成百上千，甚至上萬人參與的事件在全國也已屢見不鮮。群體性事件涉及行業越來越多，主體成分也呈多元化。

范圍已遍及各個省（區）、市、縣，涉及城市、農村、企業、機關、學校等眾多行業和領域。過去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多是農民、企業退休人員、困難人群，現在則是在職和下崗職工、農民、個

體業主、復轉軍人、教師、學生、技術人員、干部等各階層人員。

而引起群體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性問

題，也有特殊性問題；既有經濟領域問題，也有社會領域問題；既有歷史累積的問題，也有現實中新產生的問題；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際影響。這些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進一步增加了社會穩定形勢的復雜性，加大了維護社會穩定工作的難度。

我國未來面臨的五大問題，都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觸發

點。第一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這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出現了背離；第二是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中，會引發不安和動蕩，加劇社會矛盾和沖突； 第三是腐敗，腐敗永遠是人們對政府意見最大的地

方；第四是就業問題；第五是社會信任感的喪失，這種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眾之間、各政府部門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而這恰恰是一個國家的軟價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給社會穩定造成威脅。從性質上來說，當前我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絕大多數都是對權利和權益的訴求，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是由人民內部矛盾激化而產生的，并不是要推翻國家政權和現行社會制度。

二、當前群體性事件的新特點、特征、發展趨勢及表現方式

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呈現出新的特征與趨勢，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首先，近期群體性事件參與者的訴求明顯朝向抽象的不滿情緒發展，可能會上升到更高層面的價值觀追求，由此可能演變為價值觀沖突。其次，網絡傳播使事件的影響加大并吸引更多參與者，各利益群體的不滿情緒有蔓延和結合的趨勢，若引起不同階層和政治群體參與，那么事件性質不排除發生根本變化的可能。

新特點：將發泄不滿的目標指向了政府；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采取過激行為。群體性事件所形成的負面示范效應以及社會浮躁心理再擴散；利益受損群體的消極情緒極容易加劇；選擇非理性手段表達訴求。

特征：主要表現為維權與社會泄憤的雙重特征。群體性參與、突發性加快、利益性增多、關聯性互動、仿效性增強、對抗性（暴力性、破壞性）升級、危害性極大、反復性遞增。

發展趨勢：數量規模呈上升態勢；多領域的利益沖突越來越顯現；行為方式越來越激烈；有組織性趨向越來越明顯；群體行為的互動性增強；處臵難度不斷增大。

表現方式：以要求政府、部門解決各種問題為由，聚集在黨政機關、主管部門門口，干擾黨政機關部門的正常工作秩序；上路堵塞交通，攔截上級領導喊（冤）；集體罷工、罷市；以你們不解決我們要到遵、到省、進京上訪、或以死相威脅。

三、當前群體性事件處臵中存在的問題。

當下，地方政府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主要存在4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為了片面地、機械地樹立本地區“社會穩定”的形象，也為了少數地方官員晉升的需要，在群體性事件發生初期，采取“捂蓋子”、不向公眾通報真實情況的手法，導致謠言滿天飛，失去了處理群體性事件、降低社會危害性的最佳時機。

湖北石首“6·17”事件就是一起由非正常死亡案件演變成重大的群體性事件的案例。從石首市領導機構對該事件的處理方式來看，主要領導在該事件的處理過程中缺少應有的指揮能力，加上“捂蓋子”的官僚主義思想作怪，結果導致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件由于應急處臵不當而最終釀成了社會影響巨大的群體性事件。

其次，處臵群體性事件的態度不嚴肅，不能堅持“慎重初戰”、“將問題控制在萌芽狀態”等原則立場，草率作判斷、下結論，任意推翻已經作出的判斷，人為制造混亂，引發了社會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嚴重質疑。一些群體性事件的應對，因為相關部門甚至個別人的輕率、武斷言行，引發了更大范圍的公眾質疑和聲討，嚴重惡化了本來已經得到控制的局勢。

然后，在處臵群體性事件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是依法采取應急措施，而是依靠某些領導的認識水平和判斷能力，過分依靠臨場發揮，人力、物力、資金難以全部按要求及時到位，各方面的行動難以協調地開展工作。

一些領導對群體性事件的“臨發征兆”毫無覺察，沒有任何預警和預防機制，對群體性事件的處臵存在很大的僥幸心理，過分依靠警察、公安和保安等治安力量，不愿意深入實際處理具體問題，眼高手低，缺少靈機應變能力。極少數人臨陣脫逃、擅離職守，完全喪失了領導干部的應有品格。2008年發生的貴州甕安“6·28”事件也是由當事人非正常死亡事件釀成的嚴重打砸搶燒突發事件，雖然最后在貴州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平息了事件，但對其的處臵延續時間長、造成的社會混亂和不良影響卻是近年來少有的。

最后，不能認真總結和吸取群體性事件處臵的經驗教訓，導致一些類型的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一些地方政府對演化成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分析不夠深入，工作做得不夠扎實，習慣于使用“不明真相的群眾”、極少數壞人和暴徒唆使等簡單化的總結性語言來應付上級機關和公眾的質疑，抓不住處臵群體性事件問題的核心，缺少最起碼的“執政能力”。

四、對當前群體性事件處臵對策的建議

每一起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都經過策化、醞釀、發生、發展和結束五個環節。因此，在處臵中，應本著“發現得了，控制得住，處臵的好”的工作目標，堅扣群體性事件的五個環節，以教育疏導為主，靈活運用行政、法律等各種手段，防止事態擴大，遏制事態發展，最終平息事態。

（一）領導重視，部門參與。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和支持應對群體性事件處臵工作，各有關部門要積極配合，全民廣泛參與；

要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統籌安排；堅持以預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集中資金，合理配臵各種資源。

（二）健全信息網絡，完善預警機制。當前，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在今后的一個時期內群體性事件還有可能繼續增加。因此，各級黨政機關和職能部門應建立覆蓋各行、各業的信息網絡，重視群體性事件信息的搜集和掌握，一旦發現苗頭性信息，能及時傳遞和反饋，早作準備，把事件平息在萌芽狀態。各基層黨委、政府應有針對性地結合各地情況，制定處臵群體性事件預案，明確黨政機關和各職能部門的職責任務，有機整合現有的各種資源，經常加強演練，依靠自身的力量盡職盡力解決矛盾，把矛盾化解在基層，縮減影響，縮小事態。

（三）進一步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建立和完善群體性事件應急處理隊伍。要依據突發事件應對法所規定的應急法律原則，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有關群體性事件處臵的法律法規和預案，促進應對突發性工作制度化、法制化。特別是建立科學和完善的處臵群體性事件的行政問責制度，增強各級領導處臵群體性事件的責任心。加大投入，加快專業人員培養，不斷提高隊伍的素質，充分調動人員的積極性，確保隊伍穩定，真正做到“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四）完善快速反應機制。突發性應急小組值班人員電話應24小時通暢，相應人員車輛設備應處于應急狀態，保證事件的及時處臵，最大限度地減少群體性事件造成的損失，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建立群體性事件物資儲備供應中心。根據不同類別事件發生頻次、可能波及范圍，存儲不同品種的藥品、物資、器械，保障事件發生后及時供應，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

（五）區別不同對象，以教育疏導為主，孤立和打擊少數。絕大部分群體性事件都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群體性事件，在處臵時，應在法律政策規定的范圍內，運用說服、教育、批評、對話的方法解決，少用壓服手段。教育疏導中要注意選派責任單位和部門具有權威使群眾信服的領導面對面開展說服教育，緩解對立情緒。說服中在做好解釋工作的同時，屬于工作失誤的要誠懇承擔責任，糾正錯誤，同時，對不同對象分別采取教育、法律威懾等不同方法。對那些自始至終參與的少數策動者、為首者則應嚴密控制，在事件中要設法將其同一般參與群眾分離開來，使其失去作用，在事后，依法予以嚴肅處理。對具有違法犯罪行為的個

別人員和別有用心的敵對分子，要及時依法予以揭露，視情強制帶離現場，及時打擊處理，決不手軟。

（六）堅持可散不可聚、可順不可激、可解不可結的原則。群體性事件具有對立性、突發性，處臵稍有不當，就會激化矛盾，形成更大規模。這就要求責任單位和各職能部門必須樹立全局一盤棋思想，上下擰成一股繩，形成強大合力，主動擔負起各項任務，誠心實意對待群眾提出的合理要求，對一時難以解決的或屬歷史遺留問題，由黨委、政府組織有關單位、部門和群眾代表共同研究，提出解決的方法。通過說服教育，盡量把矛盾就地解決，解決在單位，解決在初始階段，分化解決在基層，不使其形成大規模的上訪請愿乃至沖擊黨政機關、阻塞交通等。對那些不負責任、遇事推諉、躲避或者上交矛盾、導致事態擴大，給處臵工作造成被動的責任單位應視情追究單位領導責任。

（七）堅持慎用警力，警出必果的原則。慎用警力不是不用警力。群體性事件有其必然原因和針對性，參與者都有相對統一的目的，聚集鬧事只是達到其目的手段。因此，堅持黨委和政府統一領導，由主要責任單位和有關職能部門共同處臵，重點就群眾提出的問題予以教育疏導和解決。公安機關除派出少量警力維護現場秩序外，應重點搜集深層次的信息和勢態發展趨勢，及時向黨委、政府匯報，當好參謀，為領導決策服務。公開使用警力應作為控制事態的最后手段，一旦公開使用警力，就必須保證出警成功，控制住事態。否則，不僅不利于事件的平息，反而使事件復雜化、擴大化，導致局面無法控制，對以后的其他事件的處臵和維護穩定工作也必然帶來消極的影響和連鎖的反應。公開警力到達現場后，應在現場處臵領導統一指揮下，區別事件的性質和危害程度，分別采取法制攻勢、現行管制、調查取證、分化瓦解、強行帶離現場等靈活處臵措施，工作方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