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貪污”“職務侵占”兩種罪量刑截然不同

“貪污”“職務侵占”兩種罪量刑截然不同

“徐副部長”涉貪400多萬，庭審時否認“貪污”，承認“職務侵占”

本月16日，73歲的原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徐裕年因涉嫌貪污400多萬元出庭受審，面對指控，徐裕年很“爽快”地坦陳自己的犯罪事實，對公訴機關起訴的具體涉案金額也“全沒意見”，惟獨對檢察機關起訴他的罪名———貪污罪不認賬，反復“聲明”自己已經不是公職人員，犯的不是“貪污罪”而是“職務侵占罪”。記者采訪有關專家后得知，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是有明顯區別的兩種罪名，在量刑上，“區別”尤甚。

據了解，現行刑法第271條第1款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它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構成職務侵占罪”。第2款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其它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它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它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上述行為的，“依照本法第382條、第383條(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單從字面上理解，“職務侵占罪”的犯罪主體應當是非公務人員，一旦“公家”的人涉嫌“職務侵占”、無論是公私財產，起訴的罪名很可能就是貪污罪。刑法第382條第1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從目前刑法理論著作和實際操作的情況看，許多專業人士認為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的主要區別有三：

———犯罪對象不同。貪污罪侵犯的是公共財產；而職務侵占罪侵犯的是私有財產。

———犯罪主體不同。貪污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即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它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而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是非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公司、企業或者其它單位的人員。

———行為特征，貪污罪的客觀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財物，而職務侵占罪的客觀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

此外，職務侵占罪與貪污罪在量刑上差別很大———構成職務侵占罪且數額較大的，依法可以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巨大的，可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貪污數額達到10萬元以上的，就可以依法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貪污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以判處死刑。

第二篇：危險駕駛罪量刑標準

危險駕駛罪量刑標準

一.概念：所謂危險駕駛罪，是指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危險駕駛罪分為追逐競駛與醉酒駕駛兩個類型。

（一）追逐競駛。一般來說，追逐競駛，是指行為人在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駛，隨意追逐、超越其他車輛，頻繁、突然并線，近距離駛入其他車輛之前的危險駕駛行為。

（二）醉酒駕駛。

醉酒駕駛，是指在醉酒狀態下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危險駕駛罪量刑標準 二.刑法條文

《刑法修正案

（八）》第二十二條規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

“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危險駕駛罪量刑標準

三.處罰刑法修正案八》二

十二、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 “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刑法》第四十二條拘役的期限，為一個月以上

六個月以下。第四十三條被判處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就近執行。在執行期間，被判處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兩天；參加勞動的，可以酌量發給報酬。第四十四條拘役的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醉酒駕駛的標準為：等于或大于80mg/100ml，即車輛駕駛人員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80毫克以上。據測算，80mg/100ml則相當于3兩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

刑法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相關法律條文的規定： 《刑法》規定

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危險駕駛罪)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

第九十一條：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六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因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被處罰，再次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十日以下拘留，并處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

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

飲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處十五日拘留，并處五千元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

醉酒駕駛營運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十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后，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飲酒后或者醉酒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

第三篇：論貪污受賄罪定罪量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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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貪污受賄罪定罪量刑問題

摘要：貪污受賄之定罪量刑標準關乎懲治貪賄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國刑事法治領域重大的理論和實務問題。當前我國貪污受賄的定罪量刑標準存在難以全面適時反映貪污受賄個罪的社會危害性、不能充分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影響個罪之間罪刑設置的體系協調問題在此應該相對支持貪賄罪的“零容忍”政策，引入群罪立法模式并明確各自定罪量刑等。

關鍵詞：貪污 受賄 零容忍政策 定罪量刑標準 犯罪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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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due to its influence and effect on the punishment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Defects in current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n China have been identified such as being unable to reflect its social harmfulness comprehensively and timely and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punishment with culpability so that the system coordination of sentencing between individual cases has been seriously influenced.In this setting should be relatively supported against Bribery Crime “ zero tolerance” policy，introduced legislation crime group mode and clear thei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Keywords: corruption, bribery, zero to erance polic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Amount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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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第一章 緒論.................................................................................................................1

1.1引言.................................................................................................................1 第二章 我國貪污受賄犯罪定罪起點數額的立法沿革.............................................4

2.1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究竟應該升還是降.....................................................5

2.1.1貪污賄賂行為本質的經濟學分析......................................................5 2.1.2貪污受賄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6

第三章 我國貪污受賄定罪量刑標準的完善探索.....................................................7

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確各自定罪量刑標準.............................................8 3.2受賄罪與貪污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應分開設立.............................................8 3.3 應由司法解釋規定并科學、合理地設定具體數額標準............................9 參考文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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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和政府把反腐敗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反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十八屆四中全會又全面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藍圖。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九），將貪污受賄的量刑標準改為以金額加犯罪情節的量刑標準，一改之前簡單地以犯罪金額量刑。這一修改體現了以具體犯罪情節的社會危害性懲處貪污受賄犯罪的立法意圖，完善了刑法修改前唯犯罪金額而量刑的制度缺陷，在有利于更加公正打擊貪污受賄犯罪的同時，也給法官如何真正按照犯罪情節量刑帶來了考驗。一方面，面對挑戰法官深刻領會立法精神，盡快熟悉和掌握以犯罪情節量刑的法律精髓，努力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尤其在以犯罪情節量刑初步實行的語境下，法官更要對此慎之又慎。一旦處理不好，不僅會背離立法初衷，而且還會損害司法公信，絕不能等閑視之。另一方面在以犯罪情節量刑的過程中，法官還面臨如何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嚴峻考驗。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它在避免法官機械適用法律的同時，也容易造成審判權力的濫用。這就要求法官必須堅守司法底線，在以犯罪情節量刑時，敢于頂住壓力和干擾，正確、全面地理解和適用法律，從而通過自由裁量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量刑。

近年來我國對貪污受賄犯罪的治理成效明顯，但反腐形勢依然嚴峻，相關犯罪的治理還面臨著不少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由于定罪量刑標準設置不甚合理，使得貪污受賄犯罪的司法適用日益偏離立法規定，司法實踐中的具體刑罰裁量無法實現犯罪均衡，難以全面反映具體個罪的社會危害性，貪污受賄犯罪數額與量刑之間出現”尷尬”困局，因而亟需要認真研究解決。目前對于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是否需要調整，犯罪數額在貪污受賄犯罪量刑中應居于何種地位，貪污受賄犯罪數額標準該如何確定等問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議。《刑法修正案

（九）》通過后，貪污受賄犯罪原則只規定“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以及其他”情節較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定罪量刑檔次，1997年刑法明確規定的貪污受賄犯罪5000元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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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數額將不再適用，具體定罪量刑標準可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司法解釋予以確定[1]。

因此，有針對性地深入探討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問題，是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必須關注的重大現實法治課題。

[1] 李適時.關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說明——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法學專業學年論文

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上[J].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 2015(5): 826-830.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法學專業學年論文

第二章 我國貪污受賄犯罪定罪起點數額的立法沿革

新中國成立以來，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出臺了多個涉及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和司法解釋文件。1952年4月21日公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對貪污賄賂犯罪的概念，量刑檔次和處罰標準等予以詳細規定，首次確定了新中國貪污受賄犯罪刑法體系，但是沒有規定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起點數額。

1979年7月6號，我國第一部刑法典頒布。在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罪和第八章瀆職罪中分別規定了貪污罪和受賄罪。1986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經濟檢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明確貪污受賄1000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同時，對貪污受賄不足1000元但具有惡劣情形或造成嚴重后果的也應予以立案。

1988年1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在1982年3月8號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的基礎上，對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出重大調整，明確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2000元以上不滿1萬元的，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污數額不滿2000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現行刑法。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污數額不滿5000元，情節較重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刑法修正案

（九）》第四十四條規定取消了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數額標準，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法學專業學年論文

相應地，也在立法上取消了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起點的具體數額。

從上述貪污受賄犯罪定罪起點數額的演變，可以看出：定罪起點數額是貪污受賄犯罪入罪標準之一，在某些情形下，貪污受賄情節也作為入罪標準《刑法修正案

（九）》原則重視犯罪情節在定罪量刑中的法律意義，可以說是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數額+情節”復合定罪量刑標準[1]應該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

（九）》之前的相關司法解釋文件中，也規定了數額結合情節的入罪情形，如1986年最高檢《立案標準的規定》對貪污不足1000元，但具有貪污救災、救濟、優撫等款物，共同貪污主犯，多次貪污等情形的，規定應予立案追訴。

[1] 趙秉志.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問題研究[J].中國檢察官, 2015(7): 76-76.2.1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究竟應該升還是降

2.1.1貪污賄賂行為本質的經濟學分析

最早對犯罪進行經濟學分析的曾是于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加里·S·貝克教授，他最早對犯罪行為進行了系統的，規范的經濟學分析[1]，犯罪的成本與收益理論的前提基礎是經濟學中的“經紀人”假設[2]。從經濟學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經濟學中的經濟學分析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看不到貪污賄賂行為本身有什么問題。但是，貪污賄賂行為不僅會加速官僚政體分崩瓦解的過程，而且還會使低收入的公務員借此獲得更加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單純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1997年的5000元和現在的5000元確實沒有什么可比性，時代在變化，社會財富增加了，貨幣相對在貶值。表面上看來，現在貪污受賄5000元比在1997年貪污受賄5000元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這個觀點看似有道理，但2009年與1997年相比，變化的不止是經濟發展，政治文明、精神文化、社會建設等各方面也有了相應的進步。易言之，到了2009年，各級官員理應比1997年具有更高的民主法治素養、精神文化品質。因此，如果把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賬一起算，就不應該得出調高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的結論，而是與之相反[3]。

從法律意義上講，對貪污賄賂行為作出否定評價，是因為不該官員哪的東西就不能拿，這是反賄賂的倫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拿1000元、5000元、幾萬元，跟拿幾百萬、一個億性質是一樣的。經濟學家已經揭示，賄賂的本質是權錢交易，會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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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共利益。而貪污賄賂行為，無論多少，都應當從法律上作出否定煩人評價。2.1.2貪污受賄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

我國司法實務部門的專家曾從我國《刑法》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法律對接的要求和量刑的科學性角度提出，我國應取消關于貪污受賄的數額規定。也有學者提出，[1] 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M].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納[J].法律的經濟分析, 1997, 20.[3] 鄧清波.貪污賄賂罪起刑點不能只算經濟賬[D]., 2009.其視角應著眼于社會對貪污受賄犯罪的政策體現了相對的容忍。1997年《刑法》規 定的5000元起刑點，主要是考慮到事物發展的變化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起刑點具有很大的相對性。有人提出，如果把對貪污受賄行為的容忍度降為零，則可以避免 上述以數額作為認定貪污受賄犯罪而出現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預防和打擊賄賂犯罪。

但零容忍政策（zero to erance policy）只能發揮《刑法》的懲治功能，其顯著的缺陷在于重打擊，而忽略了預防；同時缺乏刑罰的謙抑性，與我國當前所倡導的嚴寬相濟的刑事政策不相協調。因而適用零容忍政策有一定的障礙。我們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許多人還不具備“零容忍”的思維，在迎來送往、逢年過節“拜訪”領導眼花繚亂的“國情”下，類似規定在中國出臺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臺，由于尚沒有充足的司法資源支持“零容忍”的有罪必罰，這一規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得到切實執行？對此，我們必須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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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貪污受賄定罪量刑標準的完善探索

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存在問題，已經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懲治貪污受賄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越來越難以適應反腐敗和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需要亟需改革完善。而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修訂又緊密關涉貪賄犯罪圈的劃定、國家對貪賄犯罪的懲治力度、刑事司法資源的負重、公眾對刑法的認同等重大問題，對其改革完善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務必需要審慎穩妥、科學合理、切合實際地統籌考慮，既要注意克服當前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缺陷，滿足懲治貪污受賄犯罪司法實踐的需要；又要注意刑法規范明確性與司法可操作性之間的平衡，有助于實現量刑公正和罪責刑相適應，增強公眾的刑法認同，秉持上述理念和原則，改革完善我國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及相關立法，筆者認為，當前應著力從以下三方面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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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確各自定罪量刑標準

一般國家關于貪污犯罪的立法，如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大都是采取罪群立法模式（罪刑系列立法），即根據貪賄犯罪的罪質及犯罪構成并考慮懲治犯罪的需要而靈活設計成為一個存在主輔關系的罪名（罪刑）系列。對貪賄犯罪這類多發性犯罪設計系列的犯罪構成或罪刑系列，已經成為一些國家刑事立法的重要技術。而且這些國家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之定量因素主要通過罪群立法模式來體現。

就我國貪賄犯罪的刑法規制來說，盡量經過很多次刑法修正，刑法典中除規定了受賄罪之外，還規定了行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等罪名，但是目前的受賄罪罪名，但目前的受賄罪罪名體系任過于粗略，邏輯層次并不夠清晰，尚未體系化，有些新型受賄行為也未納入刑法的規制范圍，給貪腐分子留下規避法律的制度空間。鑒于此，筆者建議待時機成熟時，積極借鑒相關國家貪賄犯的立法經驗，在系統梳理，認真分析貪賄犯立法規范以及相互關系并適當調整有關罪狀的基礎上，考慮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形成以一般貪污罪、受賄罪為主體，以其他特殊貪污受賄犯罪為補充，層次分明而又相互銜接的貪污受賄犯罪罪群體系。如以受賄罪的罪刑系列立法為例，可考慮立法上對受賄犯罪進行小類的體系化構建，除規定一般的受賄罪之外，再酌情增設斡旋受賄罪、索賄罪、事后受賄罪、司法工作人員受賄罪等，并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從破壞經濟秩序罪章移到貪污賄賂罪章之中。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受賄罪為主體，以斡旋受賄罪、索賄罪、事后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介紹賄賂罪等為補充的受賄罪罪群體系。受賄罪罪群體系確立后，均統一按照“數額 + 情節”的兩元彈性模式，根據各受賄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再由司法解釋根據反腐敗形勢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形勢，對各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具體數額、情節標準作出明確規定和適時調整。這樣既能起到嚴密受賄犯罪刑事法網的作用，又能統一各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從而更好地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和量刑統一。

3.2受賄罪與貪污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應分開設立。

目前我國貪污罪和受賄罪適用的是同一定罪量刑標準。在刑法典分則之中，凡是單獨定罪的犯罪行為均有其單獨的法定刑，只有貪污罪和受賄罪共用法定刑，這種立法例世所罕見。因此筆者認為，盡管貪污罪與受賄罪都屬于貪污賄賂類犯罪，都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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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 廉潔性，但兩罪在侵犯的具體客體、社會危害程度、犯罪成本、反腐政策指向的重點等方面都存在相當差異，不應適用同一的定罪量刑標準。

3.3 應由司法解釋規定并科學、合理地設定具體數額標準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刪去了對貪污受賄犯罪規定的具體數額，規定了概括數額加情節的標準。那么，概括數額在司法實踐中具體如何掌握，這仍然需要明確。至于通過什么途徑來予以明確則存在較大爭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立法說明中提出，貪污受賄犯罪具體定罪量刑標準可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制定司法解釋予以確定。此外另有論者認為，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中貪污受賄犯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等概括性規定統一進行立法解釋[1]。由此可見，如何明確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具體數額標準，主要有三種主張:一是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掌握;二是由“兩高”制定司法解釋予以確定;三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立法解釋予以確定。筆者認為，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掌握或者頒布立法解釋來確定的做法均為不妥，應由”兩高”

[1] 現代刑法學的使命(下卷)[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14 :716-716.用司法解釋來確定具體的數額標準，即由司法解釋規定一個相對確定的幅度，再授權省級司法機關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并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司法解釋規定的幅度內明確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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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李適時.關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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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法學專業學年論文

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上[J].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 2015(5): 826-830.[1] 趙秉志.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問題研究[J].中國檢察官, 2015(7): 76-76.[1] 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M].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納[J].法律的經濟分析, 1997, 20.[3] 鄧清波.貪污賄賂罪起刑點不能只算經濟賬[D]., 2009.[1] 現代刑法學的使命(下卷)[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14 :716-716.

第四篇：云南省侵犯財產罪量刑標準

云南省侵犯財產罪量刑標準

關于正確認定九種侵犯財產犯罪案件數額與情節的暫行規定

（2001年8月31日印發）

為了正確適用刑法有關侵犯財產犯罪的部分條款，避免刑事司法活動中的主管隨意性，維護法律的統一和尊嚴，保障刑事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結合本省司法實踐，對正確認定詐騙罪等九種侵犯財產犯罪案件的數額與情節作如下規定：

一、詐騙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一）詐騙公私財物2000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 詐騙公私財物3萬元以上的，為“數額巨大”； 詐騙公私財物2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二）詐騙公私財物2萬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有其他嚴重情節”：

1、詐騙集團的首要分子或共同詐騙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

2、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的；

3、詐騙單位、個人的生產資料或其他款物，嚴重影響生產或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

4、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救濟、移民款物的；

5、揮霍詐騙款物，致使詐騙款物無法歸還的；

6、使用詐騙款物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7、詐騙行為人系累犯的；

8、詐騙老、弱、病、殘、下崗人員、婦女、未成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或者其他經濟特別困難、處于危難境況的人，或者導致被害人傷害、死亡、精神失常和其他嚴重后果的；

詐騙公私財物10萬元以上，并具有上述九種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二、搶奪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

（一）搶奪公私財物500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 搶奪公私財物5000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 搶奪公私財物3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

搶奪公私財物，數額達不到500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1、多次搶奪的；

2、搶奪老、弱、病、殘、下崗人員、婦女、未成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的；

3、因搶奪造成被害人傷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嚴重后果的。

（二）搶奪公私財物，數額接近“巨大”“特別巨大”標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別認定為具有“其他嚴重情節”和“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多次搶奪的；

2、在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市場、商場、公園、影劇院、娛樂場所、運動場、展覽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以及在公共汽車、火車、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和交通要道，公然實施搶奪，造成一定范圍的社會公眾恐慌或者產生不安全感的；

3、搶奪旅游者或在風景旅游名勝區和旅游度假村實施搶奪，影響極壞，有損于云南旅游形象的；

4、搶奪老、弱、病、殘、婦女、未成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的；

5、因搶奪造成被害人傷害或其他嚴重后果的。

三、聚眾哄搶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條）

（一）聚眾哄搶公私財物1500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 聚眾哄搶公私財物15000元以上的，為“數額巨大”。

（二）聚眾哄搶公私財物接近“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標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別認定為有“其他嚴重情節”和“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聚眾哄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物資的；

2、聚眾哄搶老、弱、病、殘、下崗人員、婦女、未成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的；

3、聚眾哄搶造成被害人傷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嚴重后果的；

4、橫行鄉里、欺行霸市的流氓惡勢力故意組織進行哄搶的。

四、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條）

（一）非法侵占他人財物8000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 非法侵占他人財物8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

（二）非法侵占他人財物5萬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非法處置他人的財物，致使被害人的財物無法追回或者無法恢復原狀的；

2、非法侵占他人財物，造成被害人生產或生活困難、傷害、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五、職務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1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 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1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

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及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的，依照適用貪污罪的數額標準定罪量刑，不適用本規定的數額標準。

六、挪用資金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

（一）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的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使用，數額在2萬元以上的，為挪用資金“數額較大”。

（二）前款人員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或者非法活動的，以挪用資金1萬元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數額起點。

（三）前款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的資金歸個人使用，數額在15萬元以上的，為挪用資金“數額巨大”。

（四）挪用資金數額較大不退還，是指挪用資金數額較大，因客觀原因在一審宣判前不能退還。

（五）前款人員挪用資金后攜款潛逃或者隱匿財產逃避追繳的，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六）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挪用資金行為的，按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

七、敲詐勒索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

（一）敲詐勒索公私財物2000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 敲詐勒索公私財物2萬元以上的，為“數額巨大”。

（二）敲詐勒索公私財物1萬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有其他嚴重情節”：

1、敲詐勒索公私財物多人或多次，影響極壞，使群眾喪失安全感的；

2、敲詐勒索老、弱、病、殘、下崗人員、婦女、未成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的；

3、敲詐勒索造成被害人精神極度緊張或者精神失常的；

4、動用和依靠黑惡勢力進行敲詐勒索的；

5、其他手段兇殘、后果嚴重的敲詐勒索行為。

八、故意毀壞財物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

（一）故意毀壞公私財物價值4000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 故意毀壞公私財物價值4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

（二）故意毀壞公私財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根據其程度不同，分別認定為“有其他嚴重情節”和“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故意毀壞他人的生產、生活物資，造成被害人生產停滯、生活困難的；

2、故意毀壞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物資，嚴重妨害或影響有關工作的；

3、行為人公然蔑視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規范，明顯帶有黑惡勢力性質的；

九、搶劫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搶劫罪以1萬元為“數額巨大”的起點。

搶劫罪的 其他情節，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認定。

十、本規定自下發之日起執行。在執行過程中遇到需作補充規定或進一步解釋的問題，由發文單位按職能共同或分別作出解釋與規定。

第五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量刑標準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量刑標準

來源：智豪刑事律師網 編輯：張智勇律師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量刑標準：根據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銷售金額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五十萬元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銷售金額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銷售金額二百萬元以上的，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行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構成要件

一．本罪侵犯客體是國家對普通產品質量的管理制度。普通產品是指除刑法另有規定的藥品、食品、醫用器材、涉及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電器等產品，農藥、獸藥、化肥、種子、化妝品等產品以外的產品。

二．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銷售者違反國家的產品質量管理法律、法規，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行為。違反產品質量管理法律、法規一般是指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工業產品質量責任條例》以及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的關于產品質量的地方性法規、規章、有關行業標準規則等。

1.摻雜、摻假。這是指行為人在產品的生產、銷售過程中摻入雜物或假的物品。

2.以假充真。這是指行為人以偽造產品冒充真產品，表現為偽造或者冒用產品質量認證書及其認證標志進行生產或者銷售這類產品的行為。3.以次充好。這是指以次品、差的產品冒充正品、優質產品的行為。4.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這是指以不符合產品質量標準(包括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在內)的產品假冒符合產品質量標準的產品的行為。三．本罪主體是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一切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只要實施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的行為均能構成該罪。根據本節第150條的規定，單位也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

四．本罪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一般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為人的故意表現為在生產領域內有意制造偽劣產品。在銷售領域內分兩種情況：一是在銷售產品中故意摻雜、摻假；二是明知是偽劣產品而售賣。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量刑標準及司法解釋：兩高《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 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1.4.5 法釋〔2001〕10 號）

為依法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活動，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現就辦理這類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在產品中摻雜、摻假”，是指在產品中摻入雜質或者異物，致使產品質量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或者產品明示質量標準規定的質量要求，降低、失去應有使用性能的行為。

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種使用性能的產品冒充具有該種使用性能的產品的行為。

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級、低檔次產品冒充高等級、高檔次產品，或者以殘次、廢舊零配件組合、拼裝后冒充正品或者新產品的行為。

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不合格產品”，是指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質量要求的產品。

對本條規定的上述行為難以確定的，應當委托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進行鑒定。

第二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的“銷售金額”，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出售偽劣產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

偽劣產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達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銷售金額三倍以上的，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處罰。

貨值金額以違法生產、銷售的偽劣產品的標價計算；沒有標價的，按照同類合格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貨值金額難以確定的，按照國家計劃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聯合發布的《扣押、追繳、沒收物品估價管理辦法》的規定，委托指定的估價機構確定。

多次實施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未經處理的，偽劣產品的銷售金額或者貨值金額累計計算。

第三條 經省級以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藥品檢驗機構鑒定，生產、銷售的假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的“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一）含有超標準的有毒有害物質的；

（二）不含所標明的有效成分，可能貽誤診治的；

（三）所標明的適應癥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可能造成貽誤診治的；

（四）缺乏所標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分的。

生產、銷售的假藥被使用后，造成輕傷、重傷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生產、銷售的假藥被使用后，致人嚴重殘疾、三人以上重傷、十人以上輕傷或者造成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

第四條 經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機構鑒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導致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標準的有害細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的“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

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輕傷、重傷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被食用后，致人死亡、嚴重殘疾、三人以上重傷、十人以上輕傷或者造成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后果特別嚴重”。

第五條 生產、銷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輕傷、重傷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的“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生產、銷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致人嚴重殘疾、三人以上重傷、十人以上輕傷或者造成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

第六條 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致人輕傷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的“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造成感染病毒性肝炎等難以治愈的疾病、一人以上重傷、三人以上輕傷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后果特別嚴重”。

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致人死亡、嚴重殘疾、感染艾滋病、三人以上重傷、十人以上輕傷或者造成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的，應認定為“情節特別惡劣”。

醫療機構或者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而購買、使用，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以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定罪處罰。

沒有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注冊產品標準可視為“保障人體健康的行業標準”。

第七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中“使生產遭受較大損失”，一般以二萬元為起點；“重大損失”，一般以十萬元為起點；“特別重大損失”，一般以五十萬元為起點。

第八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不履行法律規定的查處職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刑法第四百一十四條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放縱生產、銷售假藥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為的；

（二）放縱依法可能判處二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的；

（三）對三個以上有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的單位或者個人不履行追究職責的；

（四）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惡劣影響的。

第九條 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帳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或者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

第十條 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十一條 實施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查處，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

第十二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從重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