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曹禺的所有作品(大全)
雷雨(劇本)1933,文生
日出(劇本)1936,文生
原野(劇本)1937,文生
編劇術(理論)1940,正中
黑字二十八(劇本)與宋之的合著,1940,正中
蛻變(劇本)1940,商務
正在想(劇本)1940,文生
北京人(劇本)1941,文生
家(劇本)1942,文生 艷陽天(電影劇本)1948,文生
曹禺劇本選1949,文生
明朗的天(劇本)1956,人文
迎春集(散文)1958,北京
關于曹禺的書籍
膽劍篇(劇本)與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執筆,1962,戲劇
王昭君(劇本)1979,四川人民
論戲劇1985,四川文藝
曹禺論創作(理論集)1986,上海文藝
[翻譯書目]
羅密歐與朱麗葉(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44,文生
[研究資料書目]
曹禺論(肖賽)1943,成都燕風出版社
曹禺研究資料匯編 1960,山東師院中文系編版
曹禺劇作論(田本相)1981,戲劇
曹禺的戲劇藝術(辛憲錫)1984,上海文藝
曹禺論(孫慶升)1986,北大
論曹禺的戲劇創作(朱棟霖)1987,人文
曹禺傳(田本相)1988,十月
曹禺劇作藝術探索(華忱之)1988
第二篇:曹禺的作品及分析分析
作品介紹
1933年創作了處女作四幕劇《雷雨》,暴露了具有濃厚封建性的資產階級家庭的腐朽和罪惡,揭示了舊制度必將滅亡的歷史趨勢,以高度的藝術成就和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震動了當時的戲劇界,標志著中國話劇藝術開始走向成熟.1935年寫成劇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國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惡社會,曾獲《大公報》文藝獎。它與《雷雨》前后輝映于劇壇,奠定了曹禹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戲劇專科學校,寫了他唯一的涉及農村階級斗爭的劇作《原野》。
抗日戰爭爆發后,曹禺隨校遷至四川,編輯戲劇刊物,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和電影廠編劇等職。著有《全民總動員》(合寫)、《正在想》、《蛻變》、《鍍金》等劇本,創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動人的優秀劇作《北京人》,并將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劇本,還譯有《羅密歐與朱麗葉》等。
1946年赴美國講學,翌年初回國,任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編導,發表劇本《橋》,寫了電影劇本《艷陽天》,由他導演攝成影片上映。他創作了話劇《明朗的天》(獲全國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劇本1等獎)、歷史劇《膽劍篇》(執筆)、《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選集》、《曹禹論創作》、《曹禹戲劇集》等。
1933年創作了處女作四幕劇《雷雨》,暴露了具有濃厚封建性的資產階級家庭的腐朽和罪惡,揭示了舊制度必將滅亡的歷史趨勢,以高度的藝術成就和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震動了當時的戲劇界,標志著中國話劇藝術開始走向成熟.1935年寫成劇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國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惡社會,曾獲《大公報》文藝獎。它與《雷雨》前后輝映于劇壇,奠定了曹禹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戲劇專科學校,寫了他唯一的涉及農村階級斗爭的劇作《原野》。
抗日戰爭爆發后,曹禺隨校遷至四川,編輯戲劇刊物,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和電影廠編劇等職。著有《全民總動員》(合寫)、《正在想》、《蛻變》、《鍍金》等劇本,創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動人的優秀劇作《北京人》,并將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劇本,還譯有《羅密歐與朱麗葉》等。
1946年赴美國講學,翌年初回國,任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編導,發表劇本《橋》,寫了電影劇本《艷陽天》,由他導演攝成影片上映。他創作了話劇《明朗的天》(獲全國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劇本1等獎)、歷史劇《膽劍篇》(執筆)、《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選集》、《曹禹論創作》、《曹禹戲劇集》等。
1933年創作了處女作四幕劇《雷雨》,暴露了具有濃厚封建性的資產階級家庭的腐朽和罪惡,揭示了舊制度必將滅亡的歷史趨勢,以高度的藝術成就和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震動了當時的戲劇界,標志著中國話劇藝術開始走向成熟.1935年寫成劇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國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惡社會,曾獲《大公報》文藝獎。它與《雷雨》前后輝映于劇壇,奠定了曹禹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戲劇專科學校,寫了他唯一的涉及農村階級斗爭的劇作《原野》。
抗日戰爭爆發后,曹禺隨校遷至四川,編輯戲劇刊物,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和電影廠編劇等職。著有《全民總動員》(合寫)、《正在想》、《蛻變》、《鍍金》等劇本,創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動人的優秀劇作《北京人》,并將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劇本,還譯有《羅密歐與朱麗葉》等。
1946年赴美國講學,翌年初回國,任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編導,發表劇本《橋》,寫了電影劇本《艷陽天》,由他導演攝成影片上映。他創作了話劇《明朗的天》(獲全國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劇本1等獎)、歷史劇《膽劍篇》(執筆)、《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選集》、《曹禹論創作》、《曹禹戲劇集》等。
1934年曹禺的處女作《雷雨》問世,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它被公認為是中國現代話劇真正成熟的標志。之后,1936年曹禺發表《日出》、1937年發表《原野》,1938年發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與宋之的合作),1939年發表獨幕劇《正在想》,1940年發表《蛻變》,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幾年時間,曹禺的創作水準不論從思想上還是從藝術上看,都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譽為“四大名劇”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藝術功力所達到的境界,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超越,而彼時他僅有31歲。1942年曹禺將巴金的小說《家》改編為話劇,風格與《北京人》頗有相通處。此后,他所寫的獨幕劇《鍍金》,《橋》(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寫的《明朗的天》(1954)、《膽劍篇》(1961,與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執筆)和《王昭君》(1978)等劇,其藝術魅力大不如前,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一個事實。
有許多學者認為,曹禺藝術創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務,加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干擾,使他無法集中精力從事創作,因此,1949年成為他創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學界一般趨向于認為曹禺藝術創作進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實上,自從《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創作就已經開始呈現出走下坡路的跡象,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原創性作品已不復出現,人們現在依然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前期所寫的“四大名劇”。
為何曹禺在短短數年內能以令人驚嘆的速度在文壇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當盛年之時其藝術創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劇作的原創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賦予這些劇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劇作的生命力為何迅速衰退?導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這是諸多研究者在反復探究的問題。
應該說,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類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現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種人類所共同擁有的心靈語言去講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種深廣的悲憫情懷來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點,他的悲憫情懷,讓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產生強烈共鳴。而曹禺創作生命力的衰退,與其說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務與政治運動的結果,不如說是他前期的作品在當時中國特殊的社會語境中被廣泛誤讀的結果。尤其是當時過分強調切近時勢的文學批評理論,對曹禺產生了巨大影響。曹禺劇作中凡是與時勢相切合的內容受到評論界的高度贊揚,與時勢相對有距離的內容則大受攻擊①。這些誤讀所形成的強有力的社會輿論最終使曹禺對自己的創作方向產生了誤解,并由此導致他的創造力偏離了自己所熟悉的軌道而進入了他人設定的軌道。也可以說,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占據社會主導話語的意識形態化的文學批評,使曹禺極富原創性的創作受到了嚴格的制約而無法自由發展。
曹禺名言
一時強弱在于力,千秋勝負在于理。
一個真正的人,應該為人民用盡自己的才智,專長和精力,再離開人間。不然,他總會感受到遺憾,浪費了有限的生命。
長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長相知。
作品分析
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中的哈姆萊特曾說過一句話:“軟弱,你的名字叫女人。”但是,曹禺的女主角卻常常相反。她們雖然處于弱者的地位,卻表現出驚人的傲岸、果決。她們意志堅強,敢于同命運抗爭,甚至在孤立無援的境地中也敢單槍匹馬地走向社會黑暗勢力挑戰,具有同一般柔弱女性迥然不同的硬性性格。
她情感熱烈,獨立意志極強,她說:“人家說一句,我就要說一句,那是違背我的本性的。”但命運卻把她拋進一個黑牢般的家庭,幾乎被窒息悶死,這時出現一個機會——周萍闖入她的生活,并與之相戀,然而周萍畢竟是他“父親的兒子”。加上四鳳的出現,他怕了,也對蘩漪感到厭煩。周萍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四鳳,拋棄了蘩漪。蘩漪一次次地與周萍交鋒,用盡各種手段要求他留下來,同時又迅速果斷的采取行動,阻止周萍出走。她解雇了四鳳,又跟蹤周萍到魯家。當她發現周萍和四鳳偷情時,便刻毒地關死了窗戶。當周樸園問她干什么去了,她還快意地微笑著說:“在花園里賞雨。”當她所做的這一切都被證明無效以后,面對周萍和四鳳的出走,她已經不顧一切了,為了拆散周萍與四鳳的關系,她把周沖和周樸園都拉了出來,森之不顧名譽不顧后果,竟當著眾人的面,大聲宣布了她和周萍的關系。不僅葬送了自己,也毀滅了別人。她的愛和恨結合得那么緊,變化得那么快,那么果決,很難不叫人想起一位作家的名句:我崇拜她的美,但我畏懼她的靈魂。
陳白露聽說小東西打了金人,忍不住地說:“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痛快!并馬上決定冒險保護她,阿根對她別管閑事。她卻非常鎮靜地說:“出了事有我擔待。”黑三一伙進屋查找,潘月亭嚇得躲了,她卻自己迎了出去(忽然聲色俱歷地)說:“站住!都進來?誰叫你們都進來?你們吃什么飯長大的?你們要是橫不講理,這個碼頭橫不講理的祖宗在這兒呢!(笑)你們是授私貨么?我這兒搜煙土有煙土,搜手槍有手槍(挺起胸)不含糊你們!”黑三一伙流氓蠻橫無理,她卻以硬抗硬,一下便鎮住了對方。和蘩漪不同,她不是同放任情感與固執相膠合,而是同理智的反省相關聯,因而常常帶有高人一等的見識和藐視眾生的泛泛的嘲諷,她始終鎮定,從容,果斷,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跟張喬治借錢沒借到,她只不過淡淡的挖苦了一句“真聰明”,并沒有再做努力,因為她一看清了自己的處境,當發現生命對自己已失去意義的時候,她便斷然而平靜地走向了彼岸,直到最后關頭,才放任淚水流淌。陳白露自殺的直接原因是維持她生活的潘月亭的破產,而更深一層的原因是她為保護小東西與金人勢力斗爭的失敗。她盡了最大的努力,仍不然使小東西與金八勢力斗爭的失敗。她盡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使小東西逃出黑暗勢力的控制,這使陳白露對自己的力量喪失了信心。從小東西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己的命運,看到了自己單槍匹馬闖社會的愿望,不過是一條死路,因而終于最后絕望。這種雙重的原因使陳白露的自殺也具有了雙重的涵義:既是一個淪落風塵女子因生活絕望而自殺的弱者之死,又是一個寧死也不肯落入黑暗勢力而遭受蹂躪的強者之死。這雙重涵義和陳白露矛盾的生活是完全一致的。她的自殺有其必然性,她的寧死不屈也有其性格基礎。在《日出》中,陳白露敢作敢為,果斷自尊的反抗性格應當說表現得非常突出。《雷雨》里的蘩漪,便是曹禺筆下最具有獨特個性的一個典型人物。這是一個由于社會的壓制,環境的窒息而變得乖戾的女人,有著這樣痛苦遭遇的女人,像這類“在陰溝里討著生活,心卻比天樣的高;熱情原始一片澆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罰她們枯干地生長在砂上”的女性,在當時封建高壓的社會中應該說是不少的,但是,像蘩漪這樣具有“一顆強悍的心,敢于沖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獸之斗”的,被情熱燒的瘋狂了的個性則是獨特的。曹禺形容蘩漪:“她是一極犀利的刀,她愈愛的,她愈要劃著深深地創痕。她不悔改,她如一匹執拗的馬,毫不猶豫地踏著艱難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夢而救出自己,但這條路也引到死亡。”通向了必然的悲劇結局。
她的生命燒到電火一樣的白熱,也有它一樣的短促。情感、郁熱、境遇、激成一條艷麗的火花。當著火星也消滅時,她的生機也頓時化為烏有,她是一個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織著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她擁有行為上許多的矛盾,但沒有一個矛盾不是極端的。
在曾公館這個封建家庭中,像愫方這樣一個寄人籬下,孤苦無依的待嫁姑娘,她是備嘗了愛情悲劇和孤寂生活的凄涼、苦澀的況味的,對于自己的“終身大事”不會不動心思的。曾皓、思懿等對她的婚事所持態度的背后隱藏著的機詐和私心,如利刃扎向她的心頭,不可能不觸起她悲哀,凄涼的身世之感和內心的劇烈沖突“她受盡了思懿的凌辱和眨眼,未嘗不想脫開這個可怕的封建牢籠,然而那個垂老的姨夫曾皓卻又死死地纏住她,把她當作維系生命的”拐杖“,她那寬仁的心怎么忍心斷然離去!更何沖她對曾文清還有那么深摯的愛戀之情呢!在曾浩、思懿的交攻下,愫方被迫說出的”我,我沒有意識“的話,透露了她此刻難以言喻的內心矛盾與痛苦。
封建統治者曾皓和壓迫者思懿,是造成愫方的愛情悲劇和深刻的精神創傷的代表人物。正是在封建家族統治者的嚴重翠抑下愫方的思想和性格迸射出了耀目的光輝。為了使曾文清跳出苦海而遠走高飛,她寧愿忍受永遠分離的痛苦和擔當曾文清留下的一切家庭重負。曾文清幾經延宕終于離家出走后,愫方如釋重負,內心感到一種從來體驗過的愉快和激動。封建家庭與禮數無論如何壓迫、折磨與摧殘她,卻始終不能撲滅她對曾文清一往情深的愛。當曾文清經不起社會上的風浪,出走而復歸后,“天塌了”,她對曾文清的愛的夢幻徹底破滅了,使她終于看清了曾公館是怎樣一個窒息、摧殘人的“監牢”。在瑞貞的啟示下,她毅然走出了這個“黑暗王國”而奔向她心中憧憬的那個光明所在。愫方和曾皓、思懿等封建家庭統治者之間的思想矛盾在客觀上是尖銳的,不可調和的!但是,劇本并沒有戰士愫方與他們的正面沖突,作者卻把他的筆墨傾注在曾皓、思懿對她的一次次沉重的精神壓迫與進攻,傾注在對這個沒落家族種種專制與腐敗現象的描繪,渲染上,造成某種尖銳緊張的沖突情勢。讓讀者自己去體味愫方在此情此景中的痛苦的內心世界,體味她那堅韌、頑強的內在性格和豐富淳厚的善良心地,她對美好生活的熱烈憧憬和反封建的叛逆精神。
愫方這個先進人物絕不是超絕塵世的仙女,而是從現實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成長起來,放射著時代光彩而又負荷著民族傳統思想與文化的復雜烙印,具有真實生命的人物。她飽經封建壓抑的苦難生活的磨練,對舊家庭、舊制度絕望后。,終于在時代曙光的招引下,背負著民族傳統思想與文化的復雜影響,不無眷戀地離開曾公館,走到久已憧憬的新世界中去。
當焦氏發現金子和仇虎“偷情”,面對焦大星的質問,焦花氏“(兩面望望,狠惡地)哼,(冷笑)你們逼我吧,逼我吧!(忽然高聲)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養了漢!…….你爸爸把我押來做兒媳婦,你媽從我一進門就恨上我,罵我,羞我,糟蹋我,沒有把我當人看。我告訴你,大星,你是個沒有用的好人。…….”這不是無可奈何的招供,也不是“借此掩護自己”“先發制人”的策略,金子個性的剛強以及仇虎輸送給她的復仇的力量,決定了她在這場戲中的反抗行為。《雷雨》中的蘩漪也有同樣“爆炸”式招供。兩個女性共同的特點是:她們頭腦中都有一個足以壓倒封建倫理道德常規的信念。她們認為自己是無辜的,是被“逼”出來的,因此,明明是不體面的“偷情”,她們卻毫無遮掩、理直氣壯。但她們也有不同一處,一是蘩漪抱著同歸于盡的決心,做著絕望的掙扎,而金子卻懷著對新生活的憧憬,在希望中反抗;二是,金子對焦家的控訴體現著被壓迫階段的覺醒,同時一個“逼”字,其含義不盡相同。金子早已許給了仇虎,她在仇虎遭陷害后被押到焦家這一悲劇本事就包含著極強的社會意義,而她的覺悟和反抗則體現了同一時代被壓迫婦女的求生愿望和斗爭精神。
金子個性中有“非一般農村婦女”的心理變態,她不像一般婦女那樣忍受封建道德的束縛,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她不像一般婦女在自己所愛的人面前那樣溫柔,賢淑,她更不像一般婦女那樣優柔寡斷、膽小怕事。她嫵媚中閃著潑野、聰明中含著狡猾,強悍中蓄著兇狠,是一個妖冶的風流媳婦。
曹禺很早就通過《易卜生全集》并飾演過娜拉,他很贊賞易卜生戲劇,認為“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要出走,要人格獨立,不愿老當丈夫的小鳥。這在當時是有極其重要的社會意義的”。由于曹禺深受易卜生影響,以至于《雷雨》則一問世,就被冠以“易卜生的信徒”的美稱了。在勇敢地擺脫資產階級傳統道德羈絆的蘩漪身上,在大膽地和詩人結合得陳白露身上,在棄家出走的金子,愫方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某種“娜拉精神”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孤身反抗社會的悲劇主人公,精神上勝利的失敗者,具有絕不和污濁社會同流合污的理想和勇氣,這正是這些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之所在。自殺,一般來說,是弱者的行為、消極的行為。但是,對于陳白露來說,她的自殺卻是又是她戰勝了她的享樂主義的人生觀的表現。如果她仍屈服于物質享受的誘惑之下,讓做著物質享受的奴隸,她是沒有勇氣走上自殺之路的。所以,她的自死表明她還不是個徹底的不可救藥的墜落者,在她的心靈里,還有若干美好的東西存留著。
在曹禺所制造的許多婦女形象中,侍萍和愫方是表現我們民族性格的某種典型。侍萍是具有勤勞、善良等傳統美德的勞動婦女,被周樸園遺棄后,默默地忍受著各種痛苦,希望女兒不要重蹈她的覆撤。她像舊中國許多勞動農民一樣,安分守己,且具有命運觀念,寧可自我犧牲也不傷害別人,她無意間再見周樸園時,既沒有幻想,又不圖報復,倒是顧全周家的情面,沒有和周萍相認。她雖然親眼看到魯大海被毆打,但后來還是警告他不準孕之后,卻非常痛苦而果斷地放他們去,寧愿自己承擔命運的懲罰。她是一個偉大的母親,為了愛護子女而甘愿犧牲自我。她懷著極度痛苦低聲說:“啊,天知道誰犯了罪,誰造了這種孽!”誰都知道,這是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周樸園種下的惡果,侍萍自己更加清楚。但她卻向上天祈求:“如果要罰,也罰在我一個人身上。”她又說“罪孽是我造的,苦也應當我一個人嘗”。曹禺先生在這里所描寫的侍萍自我犧牲的苦心,一方面引起我們對她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看到封建勢力和命運觀念、對以她為代表的勞動人民身體上、精神上的摧殘是多么嚴重!
愫方是另外一種女性。她沒有經受侍萍那樣的苦難,但是封建大家庭給她的精神折磨使她的心靈滿是傷痕。她寄人籬下,孤苦伶仃,而天性善良,被人任意欺凌。“溫良恭儉讓”這種封建道德規范成了她的精神桎梏。她是曾皓的犧牲品,又是思懿的眼中釘,可是她既不逃避,又不反抗,只是沉默地忍受著。她出身書香門第,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給她很深的影響。尤其因為她的不幸處境,形成一種自我犧牲的人生哲學。她整天忙著侍奉曾皓,幾乎與世隔絕,她愛著她的表哥曾文清。思懿出于妒忌對她冷嘲熱諷,她不僅逆來順受,而且覺得為曾文清受苦就是快樂。曾文清走后,她為了他不肯離開曾家這座“監牢”代替曾文清照顧他的父親,為他保管字畫和喂養鴿子,甚至對于他所不愛而為他所“親近過”的曾家大奶奶曾思懿,她都覺得“該體貼,該喜歡,該愛”。她說:“看見人家快樂,你也不快樂么?這是多么高貴的心靈,多么博大的胸襟。一般說來,自我犧牲總是一種美德,但愫方這種自我犧牲精神,卻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她的這番苦心,未免令人哀憐。幸好她生活在革命奔向新的世界。愫方是舊中國社會民族性格的某種典型,而她的出走,則表現出我們的民族性格已有所發展。
曹禺對蘩漪表現出了難得的理解、關愛和寬容。特別是對蘩漪和周萍的亂倫,他著重強調了女性的“情愛”。蘩漪,一個愛情至上主義者,為了愛情,她無視名分、地位、倫理和道德,寧愿放棄周家太太的身份,不惜違背倫理道德,做一個“母親不像母親,情婦不像情婦”的角色,這遠非是情欲能辦到的。蘩漪,自視為“已經死的人”,又被愛救起,愛曾經將她才“閣樓”里救出,讓她從一個封閉的空間走出來。她希望這愛還能幫助她從這令人窒息“喘不過氣來”的“家”中走出去,走到一個自由的世界。曹禺欣賞這樣的女性,但沒有把她絕對美化,也沒有把這個世俗不容的女性“妖魔化”。他給了蘩漪的行為許多個合情的理由:周樸園的專橫,周萍的移情別戀,更甚之的是“煩躁多事的季節,酷熱會逼走人的理智”。眼看著要失去想要得到的愛,傳統女性更多會咽著淚水默默無奈的走開,而曹禺想要塑造的是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個性。面對周萍,蘩漪一直采取的是忍讓、妥協,直到忍無可忍才像雷雨一樣爆發。曹禺寫出了蘩漪為愛而堅強,為愛而軟弱,為愛而痛苦,為愛而掙扎的女性般的無奈,而不是在情欲的迷途上越走越遠,最終找不到歸宿。陳白露也曾有過一段婚姻生活,但當她與詩人之間的激情被生活沖淡而逐漸褪去后,兩人的關系也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孩子去世后,兩人也只能分手去尋求另外的激情。陳白露在追求婚姻自由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可是她并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去迎接新的平淡的家庭生活。經歷了婚姻的失敗,他只能用揮霍物質去填充精神上的空虛。
第三篇:曹禺的個人簡介及作品
曹禺 個人簡介
曹禺(1910-1996),中國現代杰出的戲劇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寫過8部劇本。曹禺祖籍湖北潛江。清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萬家寶,字小石。在清華讀書時有“小寶貝兒”的綽號。“曹禺”是他在1926年發表小說時第一次使用的筆名(姓氏“萬”的繁體字的“草”字頭諧音“曹”)。曹禺是“文明戲的觀眾,愛美劇的業余演員,左翼劇動影響下的劇作家”(孫慶升:《曹禺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這句話,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戲劇人生。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劇旦角演員。
曹禺,卓越的中國現代戲劇家。原名萬家寶,祖籍湖北潛江。生于天津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開中學學習期間參加戲劇活動,曾擔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劇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廣泛鉆研從古希臘悲劇到莎士比亞戲劇及契訶夫、易卜生、奧尼爾的劇作。
1933年大學即將畢業前夕,曹禺創作了四幕話劇《雷雨》,于次年公開發表,很快引起強烈反響,它不僅是曹禺的處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別出版了他的重要劇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戰期間的重要劇作是《北京人》。新中國成立后,曹禺創作的劇本主要有《膽劍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時間(從上午到半夜)、兩個場景(周家和魯家)里,集中展開了周、魯兩家前后30年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顯示了作品嚴謹而精湛的戲劇結構技巧。該劇反復寫蟬鳴、蛙噪,寫雷雨到來前后的悶熱,其用意不僅是渲染苦夏的“郁熱”氛圍,而且還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緒、心理、性格。
更值得稱道的是劇作的語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個性化的語言進行寫作--從它的臺詞里,觀眾(讀者)能聽(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齡、性別、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語言帶有濃烈的抒情味--它的語言發自人物的肺腑,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某些場合的臺詞(如第三幕周沖對四鳳暢談未來理想的臺詞)本身就是沒有分行的抒情詩。《雷雨》以自己富有動感而精美的語言,充分展示了話劇這門“說話的藝術”的魅力。在千百個舞臺上曾以多種面貌出現,被不同的人們飽含深情的演繹著,解讀著,并一舉將中國話劇推上了歷史上最轟動熱烈的顛峰時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清華大學的學生們組織起抗日宣傳隊,開展抗日宣傳,曹禺擔任了宣傳隊長。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傳隊的同學們坐火車到保定去宣傳,在火車上遇到了一位姓趙的魁梧大漢,是長辛店鐵廠的工人。他對學生們的抗日行動贊不絕口,說:日本人霸占咱東三省,就像在咱國家身上割了一塊肉。娘疼兒心酸,誰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從心里欽佩這位工人大哥的愛國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構思的話劇《雷雨》,一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漸漸在他心里清晰起來。
曹禺率清華大學抗日宣傳隊在保定育德中學進行抗日宣傳,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話劇。這部描寫東北松花江群眾掩護抗日武裝隊員過江的話劇,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育德中學附近有個鐵廠,曹禺與工廠的工人們座談,工人們純樸的形象,生動的語言,和曹禺在車上遇到的那位姓趙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魯大海。多少個日日夜夜,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西文閱覽室,在清華園的小河邊,曹禺為創作《雷雨》簡直到了神魂顛倒的地步。幾經揣摩構思,又用了6個月全神貫注地寫作,曹禺終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創作。此劇以1925年前后的中國社會為背景,描寫了一個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悲劇。這時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將從清華大學畢業,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學任教。
在育德中學期間,他將此劇本進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學是同盟會員陳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隸訥公祠公立高等小學堂基礎上創建的一所完全中學,1917年增設留法勤工儉學等工藝預備班,1931年又增設高級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計有20個班左右,學生1000多人。學校要求理科教師要用英語授課,讓學生畢業時達到大學預科程度,這樣,英文課就頗為重要。曹禺被育德中學聘為英文教員,為學生講授林語堂開明英語讀本,英文經典,英文論說文范等課程。他在到育德中學任教之前,將《雷雨》的劇本送到了《文學季刊》。一部《雷雨》讓他苦苦構思了近5年,苦心寫作半年,五易其稿。寫成后將劇本交給了他在南開中學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與巴金共同負責《文學季刊》的組稿工作,《文學季刊》的主編是鄭振鐸。靳以人很正直,他覺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沒好意思將《雷雨》劇本向主編推薦,稿子一直放在他辦公桌的抽屜里。這期間,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學盡心教學,但他始終放不下心愛的戲劇創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繼續深造。直到他離開育德中學,他的《雷雨》還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與巴金一起談論《文學季刊》的組稿工作,巴金說:我們要注意文壇的新人,組稿面要寬一些。靳以便將曹禺的《雷雨》交給巴金。巴金當晚就讀完,被深深打動,把劇本推薦給主編鄭振鐸,在當年《文學季刊》的第三期發表。之后很快由中華同學新劇公演會在日本東京上演,東京神田一橋教育館發行了《雷雨》的日譯本,成為暢銷書。魯迅看了日譯《雷雨》劇本頗為興奮,對到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中國最好的戲劇家有郭沫若、田漢、洪深和一個新出的左翼戲劇家曹禺。正在東京的郭沫若觀看了《雷雨》的演出后親自為《雷雨》的日譯本作序說,《雷雨》確是一篇難得的優秀力作。曹禺由此從一位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一躍成為中國劇壇的巨星。
曹禺作為文明戲觀眾的歷史,是從母親(繼母)的懷抱里開始的。
曹禺的父親萬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學日本東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1909年初回國,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書,中華民國成立后,獲中將軍銜,曾任宣化府鎮守使、察哈爾都統等職。母親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寶后三天因患產褥熱病逝。曹禺曾說:“我從小失去了自己的母親,心靈上是十分孤單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為家寶繼母,始終把家寶看作是自己的親生骨肉,并終身未生育。曹禺的繼母喜歡看戲,他從小就跟著繼母看了很多京戲、地方戲和文明戲。
曹禺是愛美劇的業余演員,但他作為業余演員的歷史,則早在“愛美劇”出現之前就開始了。1915年,5歲的曹禺由表兄劉其珂作家庭教師,讀詩背經,并開始與小同學演戲編戲,但沒有上過正規的小學。1920年結束私塾學習,進入天津銀號“漢英譯學館”學習英語,并開始接觸莎士比亞等外國作家的作品。“愛美劇”作為一個運動,出現在1921年以后。
1922年進入南開中學二年級學習,與靳以(章方敘)同學,并成為終身好友。1923年開始熱衷于新文學作品,尤其是魯迅的《吶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認,“《狂人日記》當時沒讀懂”,而《女神》卻使他的血“沸騰”起來。1925年,15歲的曹禺正式加入南開中學文學會和南開新劇團(這是我國話劇界較早的劇團之一,由南開學校創始人嚴范孫、張伯苓創建于1909年,周恩來曾是其中的活躍分子)的活動,開始了他的演劇生涯。
1926年開始在天津《庸報》副刊《玄背》上連載小說《今宵酒醒何處》,第一次使用筆名“曹禺”。后陸續在《南開周刊》、《國聞周報》等報刊上發表詩歌、雜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譯小說等多篇。其詩作《四月梢,我送別一個美麗的行人》和《南風曲》有著郭沫若《女神》的影響。1927年他還參加了丁西林、田漢和易卜生劇作的排演。
曹禺作為左翼戲劇運動影響下的作家,雖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擔任《南開雙周》的戲劇編輯后,就開始了《雷雨》的構思。他父親希望他成為一名醫生,但兩次投考協和醫學院都未被錄取。同年夏天,曹禺以優異成績從南開中學畢業后,免試升入南開大學政治系,但他對政治經濟學課程不感興趣,1930年暑假專程去北京報考清華大學。9月,曹禺與八位同學一起轉入清華大學,插入西洋文學系二年級就讀,廣泛涉獵西方文學特別是戲劇文學,課余還常常與巴金、靳以去看京劇。年底,與錢鍾書等人一起成為《清華周刊》編輯。
1933年,23歲的曹禺開始寫作構思了長達五年的劇本《雷雨》和畢業論文《論易卜生》。曹禺參加清華大學留美考試,未被錄取。畢業后去保定明德中學任英語教師。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華研究院,專事戲劇研究。1934年1月,由鄭振鐸主編,巴金、靳以編輯的《文學季刊》創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張立即發表,7月,《雷雨》發表于《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當時并沒有引起國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的好評。1935年,由東京帝國商科大學的中國學生邢振鐸譯為日文,由留日學生劇團中華話劇同好會于4月27日在東京神田一橋講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關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贊賞。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師范學校孤松劇團作國內的首次公演(也是該劇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轟動,著名京派戲劇家兼評論家劉西渭(李健吾)發表《〈雷雨〉》一文稱:這是“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性質的長劇”。
1934年9月,應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師范學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勵和催促下,開始創作《日出》,白天為女師學生上課,晚上埋頭寫作,6月至9月開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連載。1936年,在曹禺尚未寫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時,《雷雨》即作為《曹禺戲劇集》(第一種)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因此,《日出》不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壇的廣泛關注。《日出》發表后,由蕭乾主持,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邀請了當時文壇上各種派別的幾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葉圣陶、沈從文、靳以、李廣田、朱光潛、楊剛、荒煤和燕京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中國通”謝迪克等,進行了兩次集體討論,盛況空前。為一個劇本,整個評論界如此迅速、如此興師動眾,在中國話劇史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1936年8月,應國立戲劇學校校長余上沅邀請,赴南京任教,講授“劇作”、“西洋戲劇”和“現代戲劇與戲劇批評”等課程。11月,在南京導演話劇《鍍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編的《文叢》第一卷第2-5期上連載。
1938年初,隨劇校遷往重慶。10月,與宋之的合作改編《全民總動員》(原劇為宋之的、陳荒煤、羅烽、舒群集體創作的《總動員》),當月公演,轟動重慶。1939年春,隨校遷往江安。暑假期間,創作《蛻變》。夏末去昆明導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總動員》)。初冬率劇校師生赴重慶演出《蛻變》,蔣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開始創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辭去劇校教職,夏,到重慶唐家沱,創作改編巴金的《家》。1943年8月,為創作歷史劇《李白與杜甫》作準備,與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慶后以此行的感想創作表現大后方民族資本家與官僚資本家矛盾的《橋》。1946年,與老舍同時接到美國國務院邀請,經上海赴美講學,并兩次會見德國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進入上海文華影業公司任編導,寫成電影劇本《艷陽天》,自導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經中共地下黨安排經煙臺到北平。
1949年7月參加第一次文代會。1950年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1951年自編《曹禺選集》,對《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劇本》、《人民文學》編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專演話劇的國家劇院)成立,任院長。同年,為創作以一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為主題的劇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開始創作,1956年獲“第一屆全國話劇觀摩演出”劇本、導演、演出一等獎。195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與梅阡、于是之合作創作歷史劇《臥薪嘗膽》(后改名為《膽劍篇》),并就劇中的若干史料問題請教沈從文,沈從文回長信詳細敘說戰國時期吳越社會各方面的狀況,后又對該提出修改意見。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間開始創作《王昭君》。文革期間曾先后被糾斗、在北京人藝劇團和宿舍看守傳達室。1973年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過問,被安排在北京話劇團工作。1975年參加第四屆人大。1978年北京話劇團恢復原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再次任院長。同年8月,為創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載《人民文學》當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作品
《雷雨》《日出》,《原野》。
著有《全民總動員》(合寫)、《正在想》、《蛻變》、《鍍金》等劇本話劇《明朗的天》(獲全國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劇本1等獎)、歷史劇《膽劍篇》(執筆)、《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選集》、《曹禹論創作》、《曹禹戲劇集》等。1933年創作了處女作四幕劇《雷雨》,暴露了具有濃厚封建性的資產階級家庭的腐朽和罪惡,揭示了舊制度必將滅亡的歷史趨勢,以高度的藝術成就和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震動了當時的戲劇界,標志著中國話劇藝術開始走向成熟.1935年寫成劇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國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惡社會,曾獲《大公報》文藝獎。它與《雷雨》前后輝映于劇壇,奠定了曹禹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
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戲劇專科學校,寫了他唯一的涉及農村階級斗爭的劇作《原野》。抗日戰爭爆發后,曹禺隨校遷至四川,編輯戲劇刊物,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和電影廠編劇等職。著有《全民總動員》(合寫)、《正在想》、《蛻變》、《鍍金》等劇本,創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動人的優秀劇作《北京人》,并將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劇本,還譯有《羅密歐與朱麗葉》等。
1946年赴美國講學,翌年初回國,任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編導,發表劇本《橋》,寫了電影劇本《艷陽天》,由他導演攝成影片上映。
他創作了話劇《明朗的天》(獲全國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劇本1等獎)、歷史劇《膽劍篇》(執筆)、《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選集》、《曹禹論創作》、《曹禹戲劇集》等。
第四篇:曹禺
1樓
8.曹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培育起來的戲劇藝術大師,他繼承了魯迅的精神,在戲劇創作、戲劇藝術管理、戲劇教育、戲劇翻譯、中外戲劇文化等領域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貢獻。
作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奠基人,曹禺與焦菊隱等人一起精心策劃、科學管理,“出人、出戲、出理論”,將北京人藝建設成為具有民族特色、世界一流的劇院。曹禺還是一位卓越的戲劇教育家。他把全部心血傾注于青年一代,在國立劇專、中央戲劇學院任教期間,是一位循循善誘、精通因材施教的偉大師長。曹禺的翻譯劇本手法靈活、抉擇精當,臺詞流暢、詩意濃郁、舞臺感強,堪稱戲劇文學翻譯的典范。
曹禺的主要成就在戲劇創作上。他是中國現當代首屈一指的劇作家。他的劇作藝術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在20世紀上半葉由貧困走向現代文明的苦難歷程,體現了徹底的反封建精神,追求個性解放的人道主義精神。他的劇作,繼承了中國古典戲劇高度凝煉的審美特色,又創造性地吸收了西方幾千年戲劇的精華。它們的獨特價值不僅在于首次演出就轟動劇壇,更主要的在于它們能隨著歲月的推移,長久地保留在中外劇壇上,煥發出超越時代的藝術生命力。
曹禺一生為中國現代文學事業貢獻了十四部話劇、一部電影作品,兩部散文集和一部戲劇論文集,其中可列為世界經典作品的有話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曹禺經典劇作的誕生,標志著我國現實主義戲劇藝術的成熟,它使我國的多幕劇創作在容量上、藝術質量上(又無論是典型人物的塑造上、結構藝術上,還是在語言的高度藝術化上),都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突破,是我國戲劇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對中國話劇藝術的全面發展,無論在戲劇文學、表導演藝術上,還是在舞臺美術、戲劇藝術教育、戲劇藝術管理上、藝術創意上,都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半個多世紀以來,曹禺的主要劇作不斷再版,不僅在話劇劇壇上演遍了祖國四面八方,而且,被改編成京劇、滬劇、評劇、漢劇、花鼓戲、川劇等十幾個戲曲劇種,以及電影、歌劇、舞劇、音樂劇、廣播劇、電視連續劇等,深入到神州大地的各個角落。在世界劇壇上,曹禺的劇作也廣泛活躍在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的舞臺上,并譯成多國文本,成為各國人民心心相通的橋梁。
曹禺劇作的歷史地位受到了美國、英國、前蘇聯、日本、韓國等眾多外國學者的重視和推崇。早在1936年,英國學者謝迪克就指出:“《日出》在我所見到的現代中國戲劇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無羞愧地與易卜生和高爾綏華茲的社會劇的杰作并肩而生。”日本學者佐藤一郎認為:“在中國近代戲劇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當首推曹禺。”
在人類戲劇史上,一位杰出戲劇家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早期、中期、后期的劇作在藝術水平上存在差異,這是常見的現象。曹禺早期、中期創作的五大名劇,形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濃烈,厚實的獨特風格,成為經過半個多世紀考驗的經典作品。它們所塑造的人物,填補了現代世界戲劇畫廊中中國人物形象的空白,與世界戲劇大師莎士比亞、易卜生、奧尼爾等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一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舞臺上歷演不衰。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曹禺是我國現當代戲劇史上一位當之無愧的世界級戲劇大師。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國際文化交流的加強,曹禺的劇作將會獲得世界更加廣泛的肯定。他的杰作,將會更加頻繁地、以更加多姿多采的形態活躍在世界各國的舞臺上。1934年曹禺的處女作《雷雨》問世,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它被公認為是中國現代話劇真正成熟的標志。之后,1936年曹禺發表《日 出》、1937年發表《原野》,1938年發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與宋之的合作),1939年發表獨幕劇《正在想》,1940年發表 《蛻變》,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幾年時間,曹禺的創作水準不論從思想上還是從藝術上看,都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譽為“四大名 劇”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藝術功力所達到的境界,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超越,而彼時他僅有31歲。1942年曹禺將巴金的小說 《家》改編為話劇,風格與《北京人》頗有相通處。此后,他所寫的獨幕劇《鍍金》,《橋》(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寫的《明朗的天》(1954)、《膽劍 篇》(1961,與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執筆)和《王昭君》(1978)等劇,其藝術魅 力大不如前,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一個事實。
有許多學者認為,曹禺藝術創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務,加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 干擾,使他無法集中精力從事創作,因此,1949年成為他創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學界一般趨向于認為曹禺藝術創作進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實上,自從《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創作就已經開始呈現出走下坡路的跡象,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原創性作品已不復出現,人們現在依然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前期所寫的 “四大名劇”。
為何曹禺在短短數年內能以令人驚嘆的速度在文壇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當盛年之時其藝術創造力很 快下滑?曹禺前期劇作的原創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賦予這些劇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劇作的生命力為何迅速衰退?導致他衰退的根本 原因是什么?這是諸多研究者在反復探究的問題。
應該說,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類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現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種人類 所共同擁有的心靈語言去講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種深廣的悲憫情懷來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點,他的悲憫情懷,讓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民族都能深 切理解并產生強烈共鳴。而曹禺創作生命力的衰退,與其說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務與政治運動的結果,不如說是他前期的作品在當時中國特殊的社會語境中被廣泛誤讀 的結果。尤其是當時過分強調切近時勢的文學批評理論,對曹禺產生了巨大影響。曹禺劇作中凡是與時勢相切合的內容受到評論界的高度贊揚,與時勢相對有距離的 內容則大受攻擊 ①。這些誤讀所形成的強有力的社會輿論最終使曹禺對自己的創作方向產生了誤解,并由此導致他的創造力偏離了自己所熟悉的軌道而進入了他人設定的軌道。也可以 說,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占據社會主導話語的意識形態化的文學批評,使曹禺極富原創性的創作受到了嚴格的制約而無法自由 發展。
第五篇:曹禺作品中的大少爺形象
曹禺作品中的大少爺形象
曹禺,原名萬家寶,字小石,“曹禺”是他在1926年發表小說時第一次使用的筆名,我雖沒有拜讀過他寫過的所有話劇,但是也對他做了一些了解!曹禺一生寫過八部的話劇,其中,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無不成為話劇界的偉大作品!
曹禺的作品無不在表達的對現實的批判,對人性的剖析,不管是《日出》還是《雷雨》等等,作品都通過完美的故事情節,獨具匠心的寫作手法,表達著他對這個現實的不滿!曹禺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話劇。在上課時,看了一些關于曹禺的視頻,里面講到,現實中的他不愛說話,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寫東西,甚至于讓老婆買什么東西他都寫在紙上。足以可見,曹禺不單單把寫作當成一種愛好,更加當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少了他,生命就不完整!曹禺的作品中非常多的注重女性形象,他習慣于讓女性來決定劇情的走向。具有犧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愛情,張揚意志,彰顯個性的特點。除了女性角色的重視之外,在曹禺的作品中,還有一種角色,也是他偏愛的,那就是……大少爺形象!
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中都有大少爺這一性格較為懦弱的形象!1933年大學即將畢業前夕,曹禺創作了四幕話劇《雷雨》它不僅是曹禺的處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雷雨》
廣泛地吸收了西方戲劇的優點,明顯受到易卜生戲劇“社會悲劇”、莎士比亞戲劇“性格悲劇”和古希臘戲劇“命運悲劇”等西方戲劇觀念和創作方法的影響,并將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現了20年代中國帶有濃厚封建性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中各種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為中國現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劇,從而使話劇這種外來的藝術形式完全中國化,成為我國新文學中一種獨特的藝術樣式。
在《雷雨》中有一個大少爺角色周萍,他可以說是一個矛盾的人,他對于他的父親有一種敬畏,不敢違背他的話,他在這個家庭中也是十分壓抑的,否則不可能和自己的后母發生感情。然而,四鳳的出現,讓他感覺到了生氣,青春——他極力渴望的東西。他想擺脫繁漪對他的干擾,因此他決定離開這個家,由此可以看出他還是一個不敢面對問題,極力逃避困難的人。但是他懦弱,是個十足的膽小鬼,單憑這一點,他就永遠不會配上蘩漪,到最后,擺在他眼前底一件件事實,卻讓他選擇了死——一個最好的逃避方式。
曹禺在抗戰期間寫出了一部很重要的劇作是《北京人》。被各個學家認為,這是
曹禺最優秀的作品,這也是曹禺本人認為最好的話劇!劇本中的詩的語言和詩的情調以及劇作者透過劇情,對于生活所表達的強烈鮮明的愛憎,不僅是對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態的關注,更是對人的生活的內在神韻與詩意的挖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華。只有在《北京人》中,才體現了曹禺“走向契可夫”的宿愿。
曹禺在他的男女主人公曾文清和愫芳身上發現了自覺于心靈的隔絕,又渴望心靈的溝通的兩個靈魂的接近,這一對“知己”盡管“在相對無言的沉默中獲得了哀惜和慰藉,卻又生怕泄露出一絲消息,不忍互通款曲”。然而曹禺終于發現了在這“靜默”的表象后面,隱藏著兩個不同的靈魂:一個(愫芳)像真正的“人”那樣得活著,她擁有博大而豐厚的愛與堅韌精神,一個(曾文清)作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軀殼”。但是劇作家卻在結尾處表現了理想主義精神,愫芳和文清人生道路有著不同的結局:文清自殺了,愫芳卻在經歷了精神的轟毀之后走上了新路:到廣大的“天涯”去尋找真正的“知己”。這正是:“人”與“生命的軀殼“都到自己應該去的地方。
在《北京人》中曾文清是是劇中大少爺的角色——他是個在詩人也難得有的這般清 俊飄逸的骨相:瘦長個兒穿著寬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舉止談話帶著幾分懶散 模樣。然而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淳厚,聰穎,眉宇間蘊藏著靈氣。他面色 蒼白,寬前額,高顴骨,無色的嘴唇,看來異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郁。時常凝視出神,青筋微微在額前邊凸起。他生長在北平的書香門第,下棋,賦詩,作畫,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時間。北平的歲月是悠閑的,春天放風爭,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紅葉,冬天早晨在霽雪時的窗下作畫。寂寞時徘徊賦詩,心境恬淡時,獨坐品茗,半生都
在空洞的悠忽中度過。又是從小為母親所溺愛的,早年結婚,身體孱弱,語音清虛,行動飄然。小
地方看去,他絕頂聰明,兒時即有“神童”之譽。但如今三十六歲了,卻故我依然,活得是那般無能力,無魂魄,終日像落掉了什么。他風趣不凡,談吐也好,分明是 個溫厚可親的性格,然而他給與人的卻是那么一種沉滯懶散之感,懶于動作,懶于
思想,懶于用心,懶于說話,懶于舉步,懶于起床,懶于見人,懶于做任何嚴重費 力的事情。種種對生活的厭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懶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曹禺之于北京人藝,有割舍不斷的情誼;而具有中國特色的戲劇藝術之于人文北京,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建設意義。本,北京市委市政府組織編制了《“人文北京”行動計劃》,旨在增強北京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曹禺等幾代藝術家們所創造的一流的舞臺藝術,具有新的時代內涵,展示了當代人的精神風貌,不僅與這一行動計劃有著本質的聯系,而且作為一個藝術標識,昭示了現代都市不可或缺的文化魅力。
其實,我個人認為,一個作家,在劇中刻意的去突出某種角色,一定與這個作者本身的經歷有關!為此我查閱了關于曹禺的人生經歷,曹禺的父親萬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學日本東京士官學校,可以說,曹禺在家中就是個大少爺,但是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大少爺的角色,都是那么的懦弱,怕事呢!曹禺是1910年出生的,可以說,曹禺的一生都是在國家最最動蕩的時候度過的,中日戰爭,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曹禺心中充斥的對現實的無奈,但是靠自己的力量卻無力回天,所以,曹禺心中表達著對祖國無限的熱愛,卻又無力改變的痛苦,與無奈!而在他的話劇中,大少爺也是,心中有理想,卻無處施展,只得憋于心中,最后走向慘淡!這恰恰表達著,曹禺的內心,表達著他對現實的無奈,對祖國的擔憂!
曹禺把他的一生獻給了中國話劇,為處在動蕩時期的中國點燃了一把永不熄滅的火把,這束光明照亮了一個民族,照亮了一個偉大的身軀,曹禺,永遠是中國文學中的大少爺,是中國人們心中的,大少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