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共產黨腐敗之我觀

共產黨腐敗之我觀

多媒體1013 何瀚 1045607043 腐敗不是與生俱來，腐敗有他的生存土壤，毛澤東主席處死兩個紅小鬼，并告誡全黨，革命勝利了，要適當保持革命氣節，必須經受住糖衣炮彈的襲擊，只有這樣才是人民的政黨，為人民服務的政黨。脫離了人民群眾的政黨是沒有希望的。

現在將腐敗，往往和有權的人聯系在一起，社會上流傳“無官不貪，無官能正”，共產黨人怎樣遠離腐敗？

現在社會上盛行，不腐敗不能當官，不腐敗不算有本事，共產黨不是一個腐敗的黨！歷史上許多教訓，社會的覆滅都是從腐敗開始，如果對腐敗熱忠而不覺，大家都熟識無度。國家會怎樣，我們的后代會怎樣？

美國征收高額遺產稅，中國也應該實行，我看這是中國腐敗的根源。人不能傳萬代，富不過三代，沒必要給自己的子女留太多財富，中國人如國都成了吃老族，中華民族也不會又希望。社會發展離不開奮斗，離不開進去，離不開探索和進去！

我們的政策應該激發全民族的分發進取的干勁，不能養太多的寄生群體，龐大的寄生人群會腐蝕中華民族的。

社會只有在公平環境下才能激發大多數人的積極性，一個失去公正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個腐敗橫行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

中國是一個“人拉人”的社會，想必世界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因為人畢竟是一種全體動物。但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與人之間的“裙帶”關系恐怕都沒有中國這么厲害。中國古代有句話說得好：“一人飛天，仙及雞犬”。“茍富貴，勿相忘”的誓言伴隨著多少人的一生。“相忘”了，那也就沒啥大不了的事了。如果不“相忘”，那么伴隨而來的就是貪污腐敗問題。如果沒有這么厲害的“裙帶”關系，中國的貪污腐敗恐怕要少不知多少倍。越古老文明越久的民族優秀的東西也越多，但同時腐朽的東西也越多。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五千歷史文明就很能證明這一點，但同時許多積病卻扎根很深，諸如貪污腐敗等問題也久治不好.當今社會，民眾對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痛恨之極，雖然中央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來治理腐敗，因此社會上有這樣的說法：“當官的是一個一個挨一個殺有冤枉的（極少數），隔一殺一有漏網的，中國貪官每年弄的錢可以蓋好幾個三峽”。可見中國的貪污腐敗問題有多嚴重。許多民眾對政府有意見，找不到合適的說理的途徑，只好把怨氣化作“國罵”，罵完了政府罵當官的，罵完了當官的，又開始罵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我不和他們進行辯論，我只是在講一個簡單的道理。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經久不衰，許多優秀的成分恐怕是想丟都丟不掉，而許多糟粕的東西是真想丟，可就丟不掉。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一個人的習慣都難以很快地解決，何況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這么長的歷史當中形成的習慣呢？中國共產黨是人組成的一個組織，不可能像黨章里說的那么十全十美，只要有人參加的組織，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人類的瑕疵。我們對人況且都不可能要求其十全十美，更何況是近8000萬的一個大組織呢？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我可以這樣說，貪污腐敗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不太優良的傳統。學過歷史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自有國家以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是沒有貪污腐敗現象的。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國家，有哪個國家又沒有貪污腐敗現象呢？2003年10月7日，總部設在柏林的透明國際公布了2003年度的腐敗指數。透明國際對全世界133個國家和地區的公務員及政治家的腐敗程度進行了排名。得分最高即腐敗程度最輕的依次有芬蘭、冰島、丹麥等。其中芬蘭以9.7分的得分連續第四年成為全球最廉潔政府。這里沒有說這些最廉潔的國家不存在貪污腐敗。世界上有將近二百個國家，可以說貪污腐敗是一個世界各國都普遍存在的問題。為什么現在總有人把這個小辮子強加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呢？

我們的國家才剛起步沒多久。我們應該看到，中國能發展到這個程度，應該把歸功于中國共產黨，雖然這個黨仍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我們和民國比，我們再和改革開放以前比，我們可以和十年前相比，我們今天的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

我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所以我不是以黨員的身份來說這些話的，應該不存在我作為黨員來包庇黨的嫌疑。我只是說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曾經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正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即處在體制轉軌中。這類體制轉軌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著腐敗滋生蔓延的侵蝕，腐敗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最明顯的形式，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受到腐敗的困擾。因此，在較短的時期內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腐敗、反腐敗的制度，以保持政府的廉潔，是這個時期各國政府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什么是腐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腐敗定義為：“濫用公共權力以謀取私人的利益。”國際透明組織將腐敗定義為“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無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從事行政管理事務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于他們的人不正當地、非法地富裕起來”。因此，我們可以一般地認為，腐敗是指公共權力代理人違背委托人的意愿，濫用自己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

腐敗的本質是對人民賦予的權力、對公共權力的濫用。腐敗和權力是依存關系。權力過分集中,權力行使不當都容易產生腐敗。而腐敗就其表象來看,又表現為多種形式,概而括之,表現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生活方式上。若細分起來,政治上腐敗又可以分為用人的腐敗、用權的腐敗,腐敗者信奉任人唯親的選拔原則,濫用職權,欺上壓下,離間黨群關系,放棄共產主義信念,拋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最終蛻化變質。經濟上的腐敗形式多樣,常見的有貪污受賄、權錢交易,新興的有利用“合法” 形式掩蓋其非法目的,如在獎券,信用卡上大做文章,也有麻將桌上送禮等等。經濟犯罪目前猛烈之勢在于團伙犯罪,許多大案要案所涉及的并非三、五人,一網就是一幫、一伙,這種形勢更令人心驚膽寒。生活方式上的腐敗表現在揮霍公款、吃喝玩樂、買別墅、養情婦,完全喪失起碼的生活道德。不難看出,這三方面的腐敗是相聯的,政治信念喪失不可避免地轉向經濟上的腐化,生活方式也會隨之變得奢侈靡爛,因此,腐敗現象也就有增無減。

毫無疑問，在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腐敗現象，但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國家能夠將腐敗控制在較小的范圍和程度內，而有些國家，特別是體制轉軌國家，腐敗日盛，以致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般而言，腐敗不僅褻瀆了公眾的信任，損害了社會公平，而且侵蝕了社會資本，浪費了資源，降低了效率，因而其危害是不容忽視的。就體制轉軌國家而言，日益滋生蔓延的腐敗對轉軌進程、現代化進程及經濟社會的穩定造成嚴重影響。各種研究表明，在市場化進程中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與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而易見的負相關關系，因為腐敗降低了投資并進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減少了對教育和健康領域的支出，降低了公共投資、稅收收入和直接投資。進一步講，腐敗還會扭曲市場和政府的功能，間接地影響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比如，腐敗使政府難以有效地實施必要的管制和監察，降低了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能力；圍繞腐敗展開的競賽扭曲了激勵機制；腐敗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契約履行和產權保護方面的基本功能；腐敗還會降低市場經濟制度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腐敗也會加劇窮人的貧困。

然而，也有相當一批人持不同觀點，認為腐敗是經濟車輪的“潤滑油”，如果沒有腐敗，也就沒有交易和增長。這種觀點似乎在腐敗程度和經濟業績一同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得到印證。經濟學家試圖用腐敗的可預見性來解釋這一現象，認為可以預見的腐敗不一定導致效率的損失。腐敗的可預見性是指對必須支付的金錢數額與獲得的好處的預測，在腐敗程度既定的條件下，對腐敗更容易作出預測的國家，其投資率也高，經濟業績也優于其它國家。但是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不論一個國家對腐敗的可預見性有多大，如果能夠有效地減少腐敗，其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率會更高。腐敗的可預見性即使存在，也是相對而言的，完全的可預見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圍繞腐敗并不存在完全競爭。退一步講，即使存在腐敗的可預見性，日趨嚴重的腐敗也會帶來無窮的后患。在腐敗嚴重的情況下取得高經濟增長率的國家，會在不遠的將來發觀自己正在為此支付更為昂貴的代價。腐敗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就會不斷地蔓延和增長。如果對侵吞的賄賂平均而言達到10%的腐敗行為聽之任之，就會使人們產生出一種將受賄額提高到15%或20%的沖動。腐敗能自我助長，使非法所得呈螺旋形上升，最終使發展受到損害，多年的進步被逆轉。圍繞腐敗與賄賂而展開的活動是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因此日趨嚴重的腐敗本身就意味著資源的浪費。不僅如此，日趨嚴重的腐敗還會使社會的合法性遭到破壞，如果人們（包括所有的官員和民眾）都認為賄賂是提高辦事效率的必要條件，而沒有必要遵循法律所設定的運行規則的話，“腐敗”有可能成為一種社會運行機制，并在相當程度上替代正規的“法律”或“規則”。其后果是規范的市場秩序難以建立，使體制轉軌受阻。

許多經濟學家用經濟指標來衡量腐敗造成的嚴重經濟后果。我國經濟學家胡鞍鋼通過對稅收流失、國有經濟投資和財政支出流失、非法經濟“黑色收入”、壟斷行業租金四個方面的初步合計，認為從1995年到1998/1999年，僅上述四個方面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16.8%之間。

在當今社會，腐敗的存在已成為全球性問題，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把腐敗歸結為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侵蝕的觀點已經過時了。實際上，只要存在下列條件，腐敗就會產生，這些條件是：1.一些人掌握著能夠自由支配好處和懲罰他人的權力（或者稱為可以任意處置的決策權）；2.掌握權力的人具有強烈的以權謀私的欲望；3.權力失去有效的約束而被濫用。我們知道，公眾不可能去直接行使權力，只能將公共權力委托給一些人來行使；而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自利的“經濟人”，再加上公眾對權力代理人的約束并不總是有效，所以腐敗就成了全球的普遍問題。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滋生腐敗的土壤——存在過多的任意處置權。腐敗的普遍存在說明腐敗的滋生有著廣泛的適宜其生長的基礎，這就是一切可以“金錢化”的權力。比如公共部門的官員所擁有的許多權力都可以金錢化，他們可以通過給予辦事人以方便從中獲得好處，也可以通過自由地掌握懲罰他人的程度而受益。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個市場經濟發育還不完全的轉軌國家中，更容易滋生腐敗，比如有些政府官員在簽訂重要合同、私有化、頒發許可證、分配進出口配額、對自然壟斷實施管制、給予補貼或軟貸款、稅收減免、控制外匯、為某些企業提供壟斷權、制定并影響價格等方面，擁有很大的權力，這是大量產生被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的現實基礎。因此，一個市場機制扭曲嚴重的國家，腐敗的猖獗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這種滋生腐敗的土壤，不僅范圍廣闊，而且“肥力”很高。所以，轉軌國家腐敗的泛濫與轉軌本身是分不開的。

在中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中長期缺乏有效制約的權力在市場化改革中得以金錢化，因而腐敗就被凸現出來。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軌進程具有明顯的漸進式特征。漸進式的改革經歷較長的雙軌體制共存，雙軌體制本身就是“尋租”的沃土，這個時期的政府官員或改革的設計者既要制定“游戲規則”，又要參加“游戲”，而且他們制定的規則往往是不穩定的、不公正的和不透明的，所以改革資源極易被規則的制定者們壟斷地加以利用；另外，分權化和改革的不斷“試錯”帶來地方和部門權力的擴張及過多的任意決策權，甚至圍繞腐敗形成了利益集團。

其次，掌握過多任意處置權的人往往具有自利動機，存在強烈的腐敗的沖動或欲望。在政府行為理論研究方面卓有建樹的公共選擇論認為，傳統理論在研究政府行為時通常隱含著一個“道德人”假設，把政府官員當著慈善的道德高尚的而又完全理性的執政者，他們無私地追求社會公眾利益，把社會公眾利益最大化看成是自身的目標，而且他們是明智的，能夠自覺地從整個社會的福利出發，科學決策，對社會的運行實施有效的調節。然而，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中，“道德人”假設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是難以成立的。團為在現實中，政治家和公務員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什么不同，他們都是“經濟人”，即都以個人利益為動機，都以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表現為權力以及由權力帶來的收入、地位、榮譽等）為行為準則。具有自利動機并掌握著某些權力的政府官員們客觀上存在著以權謀私的沖動，這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在現實生活中具有統計性質，是可以普遍成立的，因此，使用“經濟人”假設并不意味著我們是用有色眼鏡來看待政府官員。

最后，如果公眾把治理國家的種種權力交給一些人來行使，而又不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權力就會被濫用，腐敗就必然會生長出來。因此約束軟化是腐敗產生的總根源或癥結所在。

行賄者和受賄官員的腐敗行為能否被揭露和懲罰，是影響腐敗程度的決定性因素。政府官員們在決定是否進行腐敗活動時，要權衡腐敗的預期收益和腐敗被揭露及懲治的可能性與代價（我們可以稱之為腐敗的現實成本）。腐敗的現實成本越高，說明對政府官員的外部約束越是有效，腐敗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腐敗的機會成本的高低也是影響腐敗程度的重要因素。所謂腐敗的機會成本，我們可以描述為政府官員因其腐敗行為可能被處理而放棄的合法收入。因此，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官員的合法收入越高，其腐敗的機會成本就越高，因腐敗而可能帶來的損失也就越大，此時的動機就不那么強烈；反之，如果政府官員的合法收入較低，其腐敗的機會成本不高，因腐敗可能帶來的損失不大，就容易誘發腐敗。政府官員合法收入的高低，實際上是一個激勵的問題。權力的委托人對權力的代理人激勵不足，是產生腐敗甚至使腐敗普遍化的重要誘因。1997年世界銀行在《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對這一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該報告指出，如果公務員的工資不能反映出可比的私營部門工資，他們就更容易從事腐敗。由于公務員工資低，官員試圖用非法的收入來增加其工資，以達到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如果私營部門有許多高薪而合法的工作，那么，因從事腐敗而被開除低工資公職的風險并不是一個有力的威脅。因此，腐敗常與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工資的差距（或曰“誘惑率”）成正比例關系。但是，僅僅提高公務員的工資并不能減少腐敗行為。基于個人才干的聘任和晉升的機制能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親，并創造出一個更為公正無私的公共服務體系，這種機制也能減少腐敗。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官員相對收入（合法）下降與政府官員日趨普遍的腐敗并存，是我們目前面臨的嚴酷現實。我認為，低工資與腐敗之間存在某種必然聯系。首先，在對付腐敗問題上，假定或執意認為政府官員的思想境界高于其他人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或不明智的。政府官員也是人，同樣追求名利，要求取得與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社會地位以及付出的辛勞相稱的經濟收入，這個收入應當大致相當于他們在非政府部門工作的工資收入。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持與自身地位相稱的生活，才能體面地做人，才有可能守得住“節”。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從邏輯上講，給予政府官員與非政府部門相當的可比收入，是保持政府官員廉潔的必要條件。這樣一種收入不一定必然導致廉潔，但得不到這樣的收入，腐敗的滋生就是難以避免的。政府官員的低工資是產生灰色收入的重要誘因，也是以權謀私日益普遍化的重要基礎。在低工資條件下，政府官員撈取額外收入就顯得心安理得。

對于政府官員的激勵，從靜態看是一個工資級別和工資高低的問題，從動態看是一個如何不斷晉級的過程，因此，激勵問題還包括晉升機制是基于能力和業績，還是基于血緣關系、人際關系、利益關系，甚至基于是否提供賄賂及多大數額的賄賂。

我個人認為對反腐敗的幾點建議: 1把住用人關口

反腐的關鍵在“用人”上,以“任人唯親,任人唯近,任人唯明、任人唯庸”為用人原則,非但腐敗不能除,還有喪民心、殃政權的可能。中紀委委員、江西省紀委書記馬世昌在總結反腐敗的經驗教訓時指出:“要知道,提拔一個好干部,能激勵一批干部,樹立正氣;反之,提拔一個壞干部,便打擊一批干部,帶壞風氣。”可見,從嚴治黨首先還是要搞好干部選調。在干部的推薦選拔任用過程中真正貫徹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備、任人唯賢的原則以及“四化”的方針,干部隊伍純潔了,腐敗之風也就會漸小漸消。2劃定權力界限

腐敗與權力是休戚相關的,腐敗多表現在濫用職權、權錢交易,因此對于領導干部的權力進行一定的規范限制是很有必要的。中紀委書記尉建行同志尖銳地分析道:“從陳希同,王寶森問題來看,一是對領導班子成員授權不能太大,更不能形成一個人大權獨攬,??二是個人行使權力,要嚴格按民主集中制原則辦事,不得越權,不得擅權,更不能侵權。”在日常政務活動中,要十分注意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只有將權力界限劃分清楚,才能保證干部執行職權時的合法合理。3發揮合力作用

許多學者在提出反腐敗對策上都強調監督機制及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我認為應充分發揮“合力”作用,亦即監督與自我監督相結合,教育與自我教育相結合。監督與自我監督是監督機制中兩個重要方面。監督主要指民主監督,主指人民群眾監督黨的組織和黨員是否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同志在同黃炎培先生談話時指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可見,民主監督意義深遠。如何更好地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呢?第一,要建立健全監督體制,要賦予人民群眾監督的權力,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要動員群眾勇敢檢舉揭發腐敗分子,要同腐敗分子作堅決斗爭。這同時也要健全保障體系,使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作用得到極大地發揮。第二,領導干部也要為民主監督開道,要真誠主動地接受群眾監督,廣開言路,聽民聲,察民意、知民情,要建立健全以“公開化”為主要特征的公共權力運行程序,公開辦事制度,公開辦事過程,公開辦事結果,以此來更好地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談及自我監督,當然是指領導干部依靠其內在的、主觀自身的力量對其道德品質和行為的監督。自我監督的標準只能有一條,即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有堅持以此標準作為自我監督的衡量尺度,才能使自我監督實現其真正意義。對于廣大干部來說,堅持自我監督,不斷地自省自律,是能夠起到拒腐防變的作用的。

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作用也絕不容忽視。鄧小平同志指出,對貪污腐化和濫用權力的現象,“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教育在這里主要指對黨員干部進行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其核心問題是堅定共產主義理想、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真正過好“名位關、權力關、金錢關、色情關和人情關”,拒腐防變。努力使領導干部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對于教育和自我教育,我認為自我教育作用尤為重要,這正如同外因和內因這兩個要素,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黨員干部的自我教育是自省自律的重要手段,黨員干部應依據黨和國家的有關規定不斷地進行對比檢查,與先進找差距,深入持久地學習馬列理論,增強愛國主義熱情,在內心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并力爭自己成為先進、典型。由此,教育與自我教育的作用才算真正地發揮出來。因此也可以看出,中紀委所提出的“要不失時機地通過我們的卓有成效的宣傳教育工作,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深入、持久、有效地開展”的要求,是具有戰略意義的。4適度提高收入

就目前中國國情而言,對于領導干部尚無法做到高薪養廉。但在我國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可適當提高公務員的收入,使其能以合法收入滿足其正常消費。另外,對于國家公務員,應大力增強其收入的透明度,將他們享受的待遇公之于眾,使其隱性收入明朗化,而一旦他們牟取暴利或其他非法收入,就應將其免職。因此,公務員制度的完善也是反腐敗的一計良策。5加大處罰力度

目前,國家已經制定出臺了許多政策、法令來約束懲治腐敗分子,但腐敗現象似乎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懲治腐敗的力度仍要加大,強度更要增強。當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事件時有發生,使法律成為一紙空文,失去威懾的本色,應有的強制作用沒有得到發揮。因此,對于腐敗分子,絕不能姑息遷就,而應毫不留情,從嚴懲處。誠然,反腐敗是一幅短期內難以勾勒完成的圖畫,它的艱巨性、長期性、復雜性是眾所周知的,但我們堅信,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人民群眾的密切配合下,一定會鑄就一座反腐倡廉的豐碑。

第二篇：我之魯迅觀

我之魯迅觀

一、魯迅之初認識

對于魯迅，我作為一個紹興人，該是對他有著一份更親切的情愫吧！依稀記得第一次接觸魯迅是在小學課本上，那時聽老師說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紹興人。頓時，年幼的我，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偉大的紹興人！我，是與他同鄉的！也因了年幼，當時并不了解魯迅，只知道他是個大作家，他是個紹興人，他和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我們竟有這樣的關系！也是在當時，一下就喜歡上了魯迅先生與他的作品。

二、魯迅之再認識

漸漸長大了，受當時的語文老師影響，更多地開始接觸魯迅，然而喜歡歸喜歡，他的作品是真的很難懂。雖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似乎更能很好地理解魯迅小說中提到的場景——熱鬧的社戲，戲臺下孩童的玩鬧的樂趣（《社戲》），在下雪天用畚箕捉麻雀，在菜園子里抓小蟲子（《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神圣的祝福（《祝福》），就算是《少年閏土》中提到的沙地、西瓜地的場景也是有機會去稍遠一些的海涂見到的。只是那些本在我眼中平凡的小事，一些兒童簡單的樂趣與平常的小游戲，在他的眼中就是能看出異于常人的東西來，在他的筆下愣是被賦予了別樣的意義，讓人讀來或懷念，或向往，或嘆息，或惆悵，或迷惘——這便是他這樣的大文豪與我這樣的小蝦米（或許小蝦米都算不上）區別吧。

愛他的小說，愛他的散文，愛他短小的詩，愛他尖銳的語言，但每每需要挖掘作品的思想時，我總是沉默了——他的作品，有太多的內涵，有太多的批判，那些簡單的文字或許很多時候是晦澀的語言包含了太多民族的、歷史的東西，我淺薄的歷史知識和單純的思想模式，品不出那深刻的內涵，每次都只能是無奈地想到其中的一點兩點，至于還有三點四點，我是望塵莫及的。所以我偏愛他的小說與散文，諸如《吶喊》與《朝花夕拾》，至于他的雜文之類，如《野草》我是不敢輕易拜讀的——因為讀不懂。

套用陳樹鳴先生的一段話：“如果說，《野草》的境界有如崇山峻嶺，深徑幽谷，這里有崢嶸突崎的峰巒，萬丈陡峭的絕壁：這里的流水是山上的瀑布，從山頂傾瀉而下，激起萬丈的洶涌的波濤，發出聲聞百里的轟鳴；而《朝花夕拾》所展示的境界，只是我們常見的村落和田疇，這里沒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可是她賦予了蔥蒼的生命，這里的陽光是這樣明潔，植物是這樣茂盛，一切并不瑰奇，無須震駭或驚嘆，但她是那樣的親切和淳樸。這里的流水只是一灣清澈見底的小溪，她用緩慢而勻稱的節拍奏鳴著永恒的樂章，在那里淙淙有聲，汩汩地流動著。在這里我們正如同一眼就能辯識清澈見底的小溪里的卵石的顏色和水草的針杉

那樣接觸到詩人的明潔的淳樸的崇高的心靈。??”①

我一直深諳自己是個小女人，做不到大氣，所以在如崇山峻嶺、萬丈峭壁的《野草》與如淳樸、平靜的村落和田疇的《朝花夕拾》之間，毫無疑問的，我選擇后者。《朝花夕拾》就如紹興這座古城，溫婉、柔和，適合你平靜的過活，卻不善于容納你想要闖蕩的心。我偏愛它的寧靜與祥和，童趣與率真，溫馨與親切——當然，暫時拋開作品中實際包含的悲歡愛憎、批判與諷刺，暫時把魯迅想成是一個年幼的紹興小少爺，一個單純的孩童，而不是作為一個極具戰斗性與批判性的文豪斗士，或許這是一種誤讀，是一種錯誤的做法，但姑且讓我這么認為吧。

三、魯迅之我見

對于魯迅，文壇上似乎從來都是褒貶不一。有極力反對的，也有無上推崇的。曾經在“風則江大講堂”聽過一個關于魯迅與胡適之爭的講座，那時才知道有人曾是那么的反對他，雖然聽到別人對魯迅的批判，但是從小到大根深蒂固的鄉土榮譽感明顯的占了上風，沒有絲毫的猶豫，我還是站在魯迅這一邊的，就如當初來到紹興文理學院時，本是滿懷不甘的，但是當我進了東大門，看到魯迅先生的塑像時，心在那一刻平靜——他曾是這兒的校長，曾為這所學校努力付出過——這或許就是一種崇拜吧！

既是崇拜，那么便是不能允許別人來褻瀆的。曾在課堂上聽某老師慷慨激昂、喋喋不休地批判魯迅，在那老師看來，魯迅的文章除了《藥》便沒有好文章了——即便是《藥》，也只一個情節是好的，就是結尾處那個烈士的墳上出現了一圈小黃花——僅這一個情節是好的。當時聽了很是震驚——只有這一處好？那為什么每年還會有數不盡的國內外的旅客與文人騷客來紹興游玩，且來紹興必看的是魯迅故居？為什么還會召開國際性的魯迅研討會？為什么紹興打著魯迅的名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與向往？為什么他的作品在那么多年之后還是被那么多人分析研讀？

一直是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別人的看法與自己的不同，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也不能否定人家。每個人有自己獨到的角度，從不同的角度看一個事物，那么其結果很有可能就不一樣了。眾所周知，胡適與魯迅兩人，爭議不斷，但就算是這樣兩個矛盾人物，邵建先生在《胡適與魯迅》一書中如是說：“胡魯之間，胡之長則魯之短，胡之短則魯之長。胡適和魯迅作為中國二十世紀兩位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們以各自的人格、思想和走過的道路，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但也是不同的價值遺產，面對這些遺產，作為后學，我們自當① 陳樹鳴 《魯迅小說論稿》 上海文藝出版社

有所擇而承繼之。”②這話在我看來是很公正、很客觀的，因為你和別人所處的位置、生活的環境、接受的思想知識、人生的閱歷不同，那么對同一人或事的看法就有可能不同，你不一定要接受別人的看法，但是義正言辭地否定別人恐怕也不妥吧！

最近的一次家教中，在學生的閱讀題中看到魯迅先生寫的《風箏》，看到“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并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對于他弟弟周作人的驚呼于遠處的風箏突然落下來了，或為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而高興跳躍，“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當他發現弟弟在偷著做風箏時，“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的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當時的魯迅占了年齡、力氣的優勢，“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里”（魯迅《風箏》）。這便是他的獨特之處，他與周作人不同，身處特殊的年代，魯迅的身上肩負著別樣的使命，他是一個斗士，是一個在槍林彈雨中拋頭獻血的沖鋒陷陣者，而他的筆就是他強大的武器！所以，他的性格是剛毅的，一如他的塑像，哪一個不是棱角分明，線條冷峻的！

“我之魯迅觀”，一開始覺得這個題目有些大了，怕自己駕馭不了，可又想不出什么別的題目來，最后還是用了這個。其實我也知道，文中有許多需要更加理性對待的地方，或許只有真正遭遇生命困境和社會黑暗的人才能更深切地走進魯迅、理解魯迅吧。也因了老師的一句“說真話，要寫自己的真實想法與感受”，我才敢在這里寫下這一些幼稚的文字，沒有過多的參考別的一些關于魯迅的論文——純粹地，只是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不為別的，只為我想在這里談談我對魯迅的一些粗淺的看法，不成熟，也談不上什么價值，但它是屬于我的真實的想法。② 邵建 《魯迅與胡適》 光明日報出版社 2008年1月p26~27

第三篇：我之魯迅觀

我之魯迅觀

本學期，我的限選課選的是現當代文學，通過這學期的學習我了解各大作家的文學成就以及他們的文學社，同時對文學作品有了更加濃厚的興趣，更重要的是我又進一步的了解了魯迅先生的作品，也對魯迅先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隨著老師的講解，我在魯迅先生的作品里，隨著老師一同凝望逝去的歷史，解讀上個世紀中國最憂患的靈魂，同時在課堂中，我開始漸漸了解這個偉大人，有人說，魯迅先生的作品很難懂得，走進他的內心深處，是相當困難的，魯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復雜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時候，常常會陷入表述的尷尬。對于我們學生而言，在老師的講解下去品味、體會，仍然是被置入另一種無地的尷尬中，我只能記下那些在我的成長中慢慢風化卻又自信彌堅的感想，來告慰先生的偉大，以及見證一些當年的狀況。

毛澤東評價說，他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葉圣陶：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芽滋長,播散到大眾的心里。他于1924年在北京同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馮文炳、俞平伯等人成立了文學社團---語絲（散文隨筆）；起社團的文學主張為進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任意而談，無所顧忌。他們的主要刊物為《語絲》周刊。

魯迅一生創作無數，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阿Q正傳》等皆收于《吶喊》中）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含《藤野先生》等）文學論著：《中國小說史略》；散文詩集：《野草》（含《風箏》、《雪》等作品)《故鄉》論文集：《門外文談》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自選集〉自序》〕，比較完整地記錄了魯迅從幼年到青年時期的生活道路和經歷，生動了描繪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畫面，是研究魯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當時社會的重要藝術文獻。

這些篇章，文筆深沉雋永，是中國現代散文中的經典作品。

（一）《阿長與〈山海經〉》——阿長是魯迅小時候的保姆。記述兒時與阿長相處的情景，描寫了長媽媽善良、樸實而又迷信、嘮叨、“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的性格；對她尋購贈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繪圖《山海經》之情，充滿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語言，表達了對這位勞動婦女的真誠的懷念。

（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描述了兒時在家中百草園得到的樂趣和在三味書屋讀書嚴格但不乏樂趣的生活，揭示兒童廣闊的生活趣味與束縛兒童天性的封建書塾教育的尖銳矛盾，表達了應讓兒童健康活潑地成長的合理要求。

（三）《藤野先生》——記錄作者在日本留學時期的學習生活，敘述在仙臺學醫專受日本學生歧視、侮辱和決定棄醫從文的經過。作者突出地記述了日本老師藤野先生的嚴謹、誠、沒有民族偏見的高尚品格，表達了對藤野先生深切的懷念。

（四）《朝花夕拾》寫到他年少時代以至于到日本前后的若干生活片段，展現當時的世態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魯迅先生對社會的深刻觀察和對家人師友的真摯感情。敘述情切感人，又有機的糅進了大量的描寫、抒情和議論，文筆優美清新，堪稱現代文學史上最高水平的回憶散文。

（五）《狂人日記》：橫截面 第一人稱主觀抒情（日記體），象征手法，反諷結構。

（六）《孔乙己》：三個層面看與被看的結構。

（七）《阿Q正傳》：對全知視點的嘲弄與視點的轉移——視點由遠及近，由全知到限制，體現主觀抒情的特征。

（八）《傷逝》：第一人稱獨白——選擇的兩難，生存的困境。《在酒樓上》、《孤獨者》：敘述者與人物成為“自我”內心矛盾的外化。

（九）《故事新編》

1、把古代英雄圣賢拉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神光，還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

2、表現“古”與“今”之間深刻的聯系。

3、“莊嚴”與“荒誕”兩種色彩與語調（旋律），互相補充、滲透與消解。

（十）《野草》

1、“獨語體”：自言自語的靈魂獨白。

2、象征主義手法：獨特的意象

3、思想內容：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

4、語言：奇峻的變異。陌生化。

而對于魯迅的雜文特點總結有如下幾點

1、批判性、否定性、攻擊性特色。

2、在“反常規”的“多疑”思維燭照下批判的犀利與刻毒。

3、雜文思維中的“個”與“類”：通過談論個別的人、事，表現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類型。

4、強烈的主觀性。

5、自由創造的雜文語言。

在我淺薄的學識中，從我讀到的文章中，他應該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樹著，濃密的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一張瘦削的臉龐，透露出剛毅與堅強；兩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那沉沉的黑夜；一頭不屈的硬發，要根根顯示著與惡勢力的不調和的一位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沒有莎士比亞的累累巨著，沒有盧梭的長篇自傳，也沒有屠格涅夫那清新優美詩一般的筆調，沒有雨果那曲折動人的小說情節。然而他的確是位偉大的作家，因為他首先是偉大的戰士。他生活在一片混沌的世界中，卻異常地清醒與敏銳。

總的來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先生他敢罵，罵茍延喘、陰險狡詐的“落水狗”，罵奴顏卑膝，貌似中庸的偽君子；他敢論，論國民眾生的劣根本性，論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悲劇之源；他敢抨擊，抨擊狂人眼中“吃人”的世界，抨擊把孔乙己推上絕路的封建禮教；報敢吶喊，為艱辛而麻木地生活著的閏土。他嫉惡如仇，使那些反動御用的文人們捉襟見肘，心驚肉跳，使病態社會的千瘡百孔暴露無遺。他的幽默中閃爍出睿智與深刻，內中包含的是一顆憂憤深沉的愛國之心！

他“俯首甘為孺子牛”，他一生都為改變整個民族的命運忙碌著；年輕時看到整個民族病弱的狀態激發了他學醫救國的志向，后來在日本學習過程中認識到中國人的病不在身體上，而是在心理上。于是他決定拿起筆，通過自己的文章來呼吁所有的中國人，所以有的人說：“魯迅先生的筆是同黑暗作斗爭最厲害的武器。”他用自己手中的筆改變中國人的思想；他的著作無數，其中《阿Q正傳》、《孔已己》、《藥》、《狂人日記》等都深刻反映了當時畸形社會下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態和思想狀況。他的著作對當時的社會尤其是青少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人們為改變中國落后狀況而努力奮斗。他總是不屈地戰斗著，抗爭著，以思想作劍、寸筆為槍，劃破漫漫長夜，帶來絲絲曙光！

魯迅在“進洋學堂”，認識到了現實世界并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直到現在，我想魯迅先生那深沉的目光依然會在你迷茫時使你幡然醒悟。當你醉心享樂，虛度光陰時，“浪費時間無異于慢性自殺”的警告，會使你猛然從夢中驚醒。當你鉆入虛無主義的圈子里而不能自拔，對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歷史產生懷疑甚至自卑時，那一句“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詰問，又使你重新挺起胸膛??。總之，他的精神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民族魂，這也是當時的人們在追悼會上蓋在他遺體上的三個字。

這學期的公選課就這樣結束了，感覺過的好快，又有一絲不舍，徜徉在文學的海洋里時間總是過得很快，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教育人們成長，而魯迅先生正式把這做到了極致。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文章永遠是中國歷史上最璀璨耀眼的光芒。雖然課已結束，但是我對文學的喜愛追求不會停止，相信它也會陪伴我的一生。

第四篇：我之節育觀

我之節育觀

標簽： 路衛兵文化計劃生育看到一則新聞：人民網東興7月23日電（記者張芳、見習記者羅世立）今天，記者接到東興市網友爆料稱，今天（7月23日）早上8點左右，一男子持刀闖入廣西東興市計生局，當場行兇，致2死4傷。目前，傷者已被送往東興市人民醫院進行救治。

隨后，記者致電東興市宣傳部核實此事，相關人員回應，確有此事件發生，但具體的傷亡情況和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暫不便透露。

目前，該事件起因有兩種說法：

1、計生局不給該男子第二個兒子入戶；

2、事件緣起計生局強行給男子妻子結扎。

近幾年，因為計劃生育引發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類似上述惡性事件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筆者曾從事過多年基層計劃生育工作，對此深有體會。

先說事件的起因，第一種說法，“計生局不給該男子第二個兒子入戶”，這是外行話，不可信。上戶口是派出所的事，計生局沒有這個權力和職能。按我國戶籍法規定，孩子出生，只需持有婦幼保健院或醫院開具的出生證明即可——當然還需父母雙方的戶口本結婚證等其他證件，計生局根本沒有阻止其上戶口的權力，公安局或派出所也沒有義務為計生局做什么，這畢竟是兩個部門。

計生主管部門控制超生戶上戶口的情況，嚴格說也有過，不過是上個世紀的事了。當時計劃生育如火如荼，為了加強執行力度，地方計生部門和公安戶籍管理部門，在當地政府的授意下，曾一度搞過合作，即：孩子上戶口，必須由計生主管部門開具證明，證明此孩子屬計劃內出生，否則不予上戶口。此舉確實效果明顯，讓一些超生戶很撓頭，但同時也給國家統計真實的人口數量制造了障礙，出現大量黑戶口。隨著《計劃生育法》的頒布（2002年9月1日實施），此項規定就禁止了。雖然禁止，但有些地方為了開展工作的方便，還是戰戰兢兢、變換花樣和形式地維持了一段時間，到2004年初，便基本沒人再敢冒此大不韙了——我們這是這樣，不知東興如何？而且計生用詞也發生了變化，計劃內出生改稱政策內出生；計劃外出生，改稱政策外出生。溫柔了許多。

第二個原因，“計生局強行給男子妻子結扎”。倒是有可能。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的，一般會采取兩個措施：一是進行經濟處罰，也就是向其父母征收一定數額的社會撫養費；再就是采取節育措施。

社會撫養費，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超生罰款，征收原因是：因為你的孩子不按國家規定和規劃出生，會給將來的社會造成了一定負擔，加大了消耗社會資源的基數，而你是始作俑者，所以你要為此買單，承擔一定費用。

社會撫養費征收的標準，國家《計劃生育法》沒有具體規定，只要求各省、市、自治區，按照法律規定、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省、市、自治區《計劃生育條例》，做出具體的征收標準。這個條例是要經過省、市、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通過，并由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頒布實施的，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一般有農村戶口和非農戶口之分。是農村戶口的，按本地上年人均純收入來計算，以河北為例，是征收夫婦雙方上年人均純收入的2.5倍，也

就是5倍，假如上人均純收入是5000元，那么社會撫養費就是2萬5；非農戶口，有工資或其他收入的，按夫婦雙方工資或實際收入的5%，各征收10年，也就是夫婦總工資或總收入的10%的20倍，如果夫婦二人年工資總收入為4萬元，那么社會撫養費就是8萬。（由于時間久遠，加之往事不堪回首，記憶或有偏差，具體可參看相關條例）

以上征收標準指的第二胎超生的，如果是第三胎，則要加倍重罰。前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張藝謀超生案，生了7個，應該6個屬于超生，這種情況我還真沒遇見過，如果按他的實際收入罰款，二胎之后按幾何倍數遞增，罰個幾億應該是正常的，因為他賺得多。

計生主管部門與超生戶的矛盾，其實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征收社會撫養費和采取節育措施。先說第一點，征收社會撫養費。這是個令人撓頭的問題，非農戶口，特別是有工作的，比如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還好處理，可以申請凍結工資，可以給與行政處分，是黨員的，還可由紀檢部門請去喝茶，給予黨內處分，加上其本人入黨提干問題縈繞心頭，屬于被戴著緊箍咒的，好處理些。城鎮的商販，開門臉，開工廠的，也相對容易。注意，是相對容易，不是絕對容易，所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他們會調動一切社會關系，將對自己的處罰降至最輕。

不好處理的是農村戶口，和那些城鎮中沒有固定職業的人。

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一點，就是計生工作人員征收社會撫養費，只有做工作的權力，沒有強制權，不能打罵，也不許搬東西，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拆房、燒房的情況更不允許。也就是說，他們只能憑一張嘴，依據一本《條例》，去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這一般會遇到三種情況：

1、不講理的。愛咋咋地，反正你不能拿我怎么樣；

2、打游擊的。你來我走，你走我歸，從不給你正面交鋒的機會；

3、講理的。承認超生不對，但對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不滿，問你這人均純收入是怎么來的，說我們沒那么高。你只有反復強調“人均”二字了，說別的你自己都不信。

經過一番思想對陣，你會把工作重心放在講理的那批人那里。會遇到四種情況：

1、她一邊哄著孩子，一邊聽你說教，間或給孩子喂奶、把把尿，等你口干舌燥了，給你來一句：我不是不交，我真的沒錢；

2、先緩緩，給我點時間準備準備；

3、痛哭流涕，這日子可怎么過呀；

4、你們就會欺負老實人，誰誰誰你們怎么不敢去找。

為了達到教育效果，也為了社會撫養費征收順利，你只能降低標準，先罰個幾千意思意思，多數地方就是這么干的。但就這幾千元的罰款，也會出現三種情況：

1、一次性付清，這個占極少數；

2、須得去他們家里多次，在他們在家的情況下，每次拿個幾百或一兩千，這個也不錯；

3、每次都說給，而且積極想辦法，比如去親戚鄰居家借，但每次都空手而歸。

4、托關系。這個幾乎每個超生戶都可以做到。有句話說，只要通過七個人，就能和奧巴馬拉上關系，一點不錯。他們找來的人你都惹不起，而且人家根本不理你，直接向你的頂頭上司施壓，最后少交或者不了了之。

或問：你的上司或是你本人，就不可以鐵面無私嗎？答：世上已無包拯。

在少交或不了了之之前，一般要交代一番，不要向任何人說，但第二天全村人就會知道。因為靠一己之力打敗政府，是個值得自豪的事。

最后你要想將社會撫養費征收上來，只有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這一條路（當然是對那些既不交錢又沒托關系的）。在反復做工作未果，且發放繳納通知書到期之后（這兩個時間疊加，最快也要三個月），可以起訴超生戶，如果再沒有效果，法院便可強制執行。

屆時，鄉鎮計生干部會提前踩好點，摸清行進路線，待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時，實施突然襲擊，將“肇事男”抓回法院，然后交公安機關。這會出現兩種情況：

1、交罰款。但不一定是交清，這個很難。

2、仍舊不交。拘留15天。會出現三種情況：

（1）、待足15天釋放；

（2）、中途扛不住，交一定的罰款，回家；

（3）、上午進、下午出，你懂的。

也就是說，向法院起訴這條路也不是萬能的，許多該收的社會撫養費還是收不上來。有人不禁要問：既然國家不讓超生，為啥出現這么多超生戶？你們都是吃干飯的？問得好，這就涉及到第二個矛盾：節育手術。

按理想狀況，確實不該出現過多的超生戶，因為國家說了，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而且國家還說了，育齡婦女在生完第一個孩子后，要積極采取節育措施，也就是避孕。可惜的是，理想代替不了現實。單說避孕，就極不好控制。避孕的方法有三種：

1、藥具。也就是避孕套，這個是免費發放的，但用不用自己說了算。

2、上環。就是宮內環。這會出現兩個問題：

（1）環自行脫落。這個無須解釋。

（2）人為取出。這個也不難，去任何一個私人診所，都能辦到，盡管這個也是國家明令禁止的。

所以上環也不保險。最保險的是結扎，也就是輸卵管結扎術。但結扎會對二次生育有影響，這個一般適用于不允許再生，比如按規定政策已經生有兩個孩子的，或那些違反政策的超生戶。

做結扎手術，是誰也不愿意的，包括那些超生戶。即便是做，也不能強迫，需在超生婦女自愿的情況下，簽字畫押才行——鬼才自愿。而且結扎有時會出現術后癥，雖然比例不大，但不是百分百，不用多，一個縣有一例，負面影響就不可估量。

結扎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給男人做輸精管結扎術，亦即男扎。這個更沒人喜歡，也更不好落實，因為不光是挨一刀的問題，還涉及一個男人的無尚的尊嚴。

上環、結扎不能落實，自己又不避孕，當然很容易出現“意外”懷孕的情況。有人又問：懷胎需十月，難道不能及時發現嗎？沒錯，對于育齡婦女，是要定期檢查的，就是防止意外發生，但

1、十月中，前三個月是看不出來的；

2、誰也不會明目張膽地挺著大肚子招搖過市。

最重要的是：底層情況你根本摸不透。這是因為：

1、人口流動性。外出打工的多，行蹤不好掌握。親戚多，她會在準備生育時，自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很難把握。

2、人手有限。城鎮社區干部只有幾個，管計生的也就一個；鄉鎮一般只有30幾名干部，其中有十來個是專職計生干部，算多了吧？但一個鄉鎮少則十來個村，多則二十幾個村，一般有2——5萬人不等，一個計生干部要負責兩到三個村，要掌握真實情況，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此外，工廠、飯店、旅館還有流動人口，要負屬地管理的責任。另外，鄉鎮一般只配備1——2名四術員，也就是搞上環、結扎工作的，他們也只長了一個腦袋。

3、此外，你還要應付計劃生育檢查。計劃生育的檢查是很頻繁的，省市縣三級，分半年檢查和全年檢查，甚至還有季度檢查，也就是說最少要六次，有時還要接受國家計生委的抽查。每次檢查，都要準備一周甚至更長的時間，幾乎是24小時連軸轉，要準備軟件資料，要入戶核實，等等。恨不得長三頭六臂。

所以只有靠村里，各村雖說也有計生專職人員，有主管計生的副主任，有婦聯主任，還有育齡婦女小組長，一般小村（500——2000人）一名，中村（2000——4000人）兩名，大村（4000人以上的）四名。每月每人有300元錢的報酬。但是這些人發個傳單、催促上站檢查可以，你不要指著他向你匯報本村的超生超孕情況，因為都是鄉里鄉親，誰也不愿得罪人，而且，她們工作也不是萬能的，就是匯報，也不知道孕婦的藏身地點，或者知道也不說。況且，前文說過，上環也不保險不是？難免會有疏漏。而如果孕婦是她們自己家親戚，大義滅親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現在的問題是，超生戶既不交社會撫養費，也不做結扎，腫么辦？于是，只有鋌而走險。

超生分兩種，一種是超孕，就是懷孕了，但還沒生，須做引產手術，將這個未來要給社會造成負擔的嬰兒扼殺在搖籃里。但這也有兩種情況：

1、引產手術需本人簽字，這個難度可想而知，你殺我的孩子還讓我簽字，你明白吧？

2、大月份還不敢引產，8、9個月，快生的，技術人員怕出危險。

此外還有惡性抗拒的，比如東興這名男子。筆者也曾遇到過這樣一種情況，場面猶如香港黑幫片，因為要給超孕的婦女做引產手術，這家找來黑社會，十幾個赤膊紋身的青年，拿著砍刀，在午夜時分包圍了計生局，當時我油然而生必死的信心，招呼僅有的幾名干部抄家伙對陣，直到等來警察。

已經生了的，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前面已經說過，起訴是最好的辦法。

計劃生育工作如此難搞，出現這么多問題，我們不能不思考一下，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以下談一些淺見：

首先是在標準制定上有問題。沒有一碗水端平。需要著重說明一個情況，國家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但不是絕對的，有幾種情況，國家是允許生二胎的，這個各地有各地的規定，這里只舉幾個普遍的例子，也就是各地均有的情況。比如：

1、第一個子女為病殘兒的；

2、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

3、夫妻一方為二等乙級以上革命傷殘軍人的；

4、夫妻雙方均為全國一千萬以下人口的少數民族的；

5、夫妻雙方均為歸國華僑或者在本省定居的臺灣、香港、澳門同胞的；

6、從事海洋作業的沿海漁區的漁民的；

7、山區、壩上的農村居民；

8、平原、丘陵的農村居民，只有一個女孩的。

9、農村中男到有女無兒家結婚落戶的。等等。這些都可以生育二胎，當然要履行一定的手續。

10、經省人民政府批準，屬于其他特殊情況的。

這其實就是兩套標準了，其他不說，就說第7和第8為例，山區、壩上的農村居民，可以生養第二胎，而地處平原的農村，只有第一胎是女孩，才可以生育第二胎。這個極難讓人理解，純山區鄉鎮或純平原鄉鎮還好說，筆者所處的鄉鎮，正好是個半山區，一半平原一半山區，于是就出現兩套標準，于是出現這樣一個怪現象：在山區與平原結合部，兩個挨著的村，一個可以生二胎，一個不可以，這讓那些抱著孩子走村串巷的嬸子大娘們情何以堪啊！

以上是農村，非農呢？不說“經省人民政府批準的特殊情況”有多活絡，就說第一條，病殘兒，簡直成了辦二胎準生證的法寶，這個不用細說，相信誰都明白。于是大量歡蹦亂跳的“病殘兒童”應運而生，如果你相信這是真的，那么你會驚奇地發現，這些“病殘兒”的父母或爺爺奶奶，都是響當當的大人物，甚至還有計生局局長家的孫子孫女。

其次，可操作性差。從社會撫養費征收難度，和結扎的難度就可看出，計生法或條例，只是規定了超生者的義務，并沒有實際的、操作性很強的措施，所以造成許多矛盾，甚至類似廣西東平的流血沖突。

第三，單純用經濟調節人口平衡不可取。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很難到位，不管是農村的幾萬還是張藝謀的幾億，都很難如數征收，猶如房地產留下許多爛尾樓和鬼城一樣。而且，如今人們的收入水平在不斷拉大，一視同仁顯然不合適，對于經濟寬松的，特別是有隱性財產的，這點錢還不夠在去一次飯店的，對于低收入家庭，則是難上加難。最后你會發現，計劃生育似乎專門為那些吊絲們制定的。第四，限制不是辦法，就像房子限購，越限制越覺得稀缺。關鍵是讓人們自己達到意識，優生優育，當然這個存在差距，在大城市，好多人你鼓勵他生他也不生，因為還得去香港買奶粉；農村不行，只要還有2畝地，打的糧食夠吃就行，也不用喝奶粉，小米湯就可以養活。

第五，放寬計生政策沒有想象的可怕。通過筆者多年的經驗，農村現在也不是想生多少生多少，其實和好多非農一樣，他們只是想要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畢竟一個孩子太孤單了，將來的社會負擔也會重。（文/路衛兵）體驗新版博客

第五篇：我之翻譯觀

我之翻譯觀

長期以來，“信、達、雅”作為翻譯的目標，幾乎是沒有爭議的。信，在于意思表達忠實；達，在乎文章順達；雅，旨在語言優美。說起來輕輕松松。要做到卻不簡單。倘若有人不會寫中文而要把外文譯成中文，等同于無米成炊，所以翻譯必須要求譯者兩種語言的的功底都屬上乘。

首先，我們要明白翻譯是語義的翻譯，不是語言形式的翻譯。譯者的任務是用另外一種文字重新創作，表現出作者的用意，產生同樣的效果。作為一種再創作，翻譯雖然少了布局構想的部分，但是在表情達意上考量用詞和語法要更細致得多，不可謂不艱苦。再創作的過程中，你需要謹慎但也要大膽，比如要敢于增刪修改。例：Why should it be made longer than is necessary?按原文語序可翻為“為什么要使它拖得比需要的更長呢？”這樣不免拗口，按中國人的說話習慣譯為“為什么拖得太久呢？用不著嘛。”尊重原文卻不受一字一詞的桎梏正是翻譯的藝術。

當然翻譯也要看翻譯的目的。當要翻譯法律文字時，文筆流暢、用詞典雅全不必講究。為了達到法律警示的職能，翻譯要求語言精確、界定具體。但對于文學作品而言，意譯比直譯更符合要求。例如《大衛·科波菲爾》中，大衛對朵拉迷戀近乎癡狂，自己都很害怕。狄更斯形容他：got up in a crisis of feeble infatuation，直譯為“在無力迷戀的恐慌中起身。”這樣忠實的翻譯實在有悖于中國人的語言習慣，譯為“起床了，心里惶恐，渾身無力，都是為情所困”豈不更好？

好的譯文一定要打破字的桎梏，用生花妙筆傳達出原著作者的所思所想。但我相信，無論多么優秀的譯者，都無法用自己的譯作表達出原著的所有妙處來，這像是一個極限，仍不斷有人朝著它努力，期以無限趨近。這也是翻譯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