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革反貪,落網的是群眾

顧土：文革反貪，落網的是群眾

2016-01-28 10:41:15 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顧土

摘要

多年來，我們揭露和打擊貪污盜竊分子，主要是用搞政治運動的辦法，如“三反”、“五反”、“新三反”、“一打三反”、“四清”，等等，這些運動所取得的積極成果應當肯定和維護。

今年是文革爆發50年。

2015年底，有兩件事引發了輿論的強烈關注，也引起了社會的熱烈討論，一是已經退休的官場名人于幼軍在大學開設文革講座，一是電影《老炮兒》的上演。我將這兩件相互并不沾邊的事情捏合在一起，原因是兩件事都與文革，也就是與30多年前的記憶有關。一位黨政前高官不忘文革，可見文革記憶對今天的重要;一部電影如何，姑且不提，但一部電影居然能引來對文革初期北京城生活的激情回憶，這卻是始料未及的，僅微信轉發的各類文章就不計其數，沒料到有那么多人對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記憶猶新，人物、情節、日期、名稱、派系、背景、結局，無不一一呈現。

可見，那個年代的事情根本沒有被忘記，只要一遇機會，就會如潮水般涌來。

如今，對70年前的事情，經過輿論不斷強化，各種戰役、各類人物，很多人都可以如數家珍;而對30多年前的往事，經過一再淡化，多數人都已經模糊直至忘卻。這就好像老人，遠的事情歷歷在目，近的事情一概糊里糊涂。

即使阿里巴巴的馬云，那么聰明的人，還是個60后，在一次演講中對30多年前的記憶都與真實相距甚遠。為了表明如今的污染嚴重，他說30多年前癌癥還很稀罕，不像現在，四周處處是癌癥患者。其實，30多年前甚至40年前的中國，癌癥已是常見病，從孫中山直到焦裕祿、周恩來、陶鑄、陳毅、謝富治、彭德懷，我能說出一串因癌癥去世的政治名人，安波、馬可，中國音樂學院前后兩任院長也都患癌癥，英年早逝;在我的周圍，親戚、鄰居有6人死于癌癥。而且，那時的癌癥，肺癌、胃癌、肝癌、直腸癌、膀胱癌、胰腺癌，早已是什么類型都不缺席了。那個年代的農村，多半交通不便，很多農民一輩子沒去過大城市，連縣城都沒見過的也不是沒有，即便患了癌癥，根本不會去醫院做檢查，死都不明白怎么死的;哪里像現在，各個城市的醫院擠滿了農民，就算有人沒錢看，但查還是能查出來的。

在各種失憶和記憶扭曲中，文革最為明顯，這樣一場徹底改變中國人心靈、顛覆中華文明根本的巨大政治運動，被不斷想象化、碎片化，似乎只要今天對什么不滿，文革就會以理想化的參照系冒了出來。尤其針對當今的貪腐，許多人認為文革就是反貪腐，“貪官污吏最怕文革了”“只有貪官才反對文革”等等，這樣的話語每天每時都會出現在人們的交談里、網頁上、微信和微博中。

最近，就連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報章在談論文革時都將今年看作是文革結束40年的日子。其實，文革結束應該以中共十一大為標志，也就是說文革歷時整整11年，明年才是文革結束40年。這不僅因為這是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明確宣布的，而且還在于從逮捕“四人幫”到中共十一大，中國政治依然是在文革思維中運行：文革仍然被高調贊揚，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錯案大多還在維持;“四人幫”的揭批方式仍依照文革模式進行，并且被當做“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文革中的個人崇拜又延續到新一代領導人身上，名字前必須加上“英明領袖”、人民日報報眼每天刊登新領袖的語錄、新領袖的畫像掛在了所有公私場所、頌揚新領袖的歌曲繪畫詩歌故事紛紛問世。不過，這一年的文革，與中共九大之前的文革畢竟不同，與林彪事件之后的文革也不一樣，可謂文革的尾聲。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記憶，每個人也有每個人對歷史的態度，但是不管你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前的歲月，無論你怎樣只顧當下、不重歷史，對改革開放前的那個時代，凡是過來人都應該具備起碼的常識，沒經歷的人也不能靠想象來對比今天的現實生活。

那個年代，貪污總是在基層

事實上，文革與反貪腐沒多大關系，將文革看成是反貪污，是一種幻覺，是任意杜撰。

文革不但沒反貪官，而且還以批判清官海瑞肇始，用歷史上最著名的清官為文革祭旗，我在一年前發表的《文革：只反清官 沒反貪官》一文中對此曾有過詳細敘述。文革初期還對歷史上所有的清官來了個清盤式的大掃蕩，連他們的墓地都被搗毀，尸骨都被拖出來示眾，理由就是清官比貪官更壞，因為他們有欺騙性，更有利于維護反動統治。

從發動文革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看，都沒有反貪污的內容。那個年代，假如將文革看作是反貪腐，恐怕還逃脫不了“轉移斗爭大方向”的罪名，是會受到嚴厲批判的，因為文革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反修防修”，而反貪腐在歷朝歷代、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這就好像批林批孔中夾了個批“走后門”，那時就被定性為“破壞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確，那個時代貪官很少，說來說去，只能舉出兩個最大的：劉青山、張子善。

但就在人們津津樂道那個時代反貪最大政績劉青山、張子善的時候，誰都不想想，那是什么時候的事情?那是“三反”“五反”時期!時間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具體的稱呼叫：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然而，從此以后直至文革結束，你還見過劉青山、張子善這么大的官員被作為貪污犯揪出來的嗎?沒有，一個都沒有!

為什么沒有?是因為打擊貪污嚴厲嗎?

事實上，自從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以后，各類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有政治的，也包含經濟的，假如真有大貪官，肯定會作為一個大罪名、作為大功績拼命宣揚。反右派運動中的右派，可不只是知識分子，還有省長、廳長、校長呢，但他們的罪名里就是沒有貪官這一條，如果有，豈不是更給力?文革期間，罪名無數，假如在走資派、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的后面加個貪官，豈不是更具殺傷力?可惜，恰恰沒有!那個時代，是個“莫須有”的時代，是個“逼供信”的時代，是個冤假錯案遍地的時代，但從中央文革到大小革命群眾組織，后來又加上工宣隊、軍宣隊、革委會，卻都沒拿貪官當回事，在羅織罪名時，也都沒有這一最具煽動性的罪狀。

如果說“三反”“五反”之后還有明確反貪內容的運動，那就是“四清”和文革期間的“一打三反”了，然而，這兩次運動整肅的對象都在基層。

“四清”被稱為文革的預演。早在1960年起，中共中央就曾多次發出在農村進行整風整社，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其中就有“清賬目、清倉庫、清財務、清工分”的“四清”做法，清的對象無一不是基層干部和農民。

從1963年在全國城鄉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俗稱的“四清”運動，在農村先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后期又提升為“大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又掀起了黨政軍機關、工業交通財貿系統和文教單位的“五反”運動。“四清”的特點就是中央領導率領黨政軍各級干部組成的工作隊下基層開展運動，下基層當然是因為那里才是運動的重點。

“四清”運動在農村揭發出來的問題大多是：鋪張浪費、挪用公款、多吃多占、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買賣婚姻、續家譜、修廟宇祠堂;城市“五反”運動中被揭露出來的問題主要是：鋪張浪費、多吃多占、走后門、公私不分、不愛護公物、生活特殊化。揪出的“貪污”分子有沒有呢?從所有公開的資料看，非常多，截止到1963年8月，僅“五反”運動就揭發出全國各級機關企業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作案人數將近20萬。據北京市公安局整理公布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典型中可以看出，其表現主要是，有的倒賣國家統配物資、統銷商品和緊俏商品，有的倒賣黃金和各類票證，有的城鄉串通長途販運，有的開辦地下工廠、修建隊、運輸隊，有的已經成為有組織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集團。被揪出來的“罪犯”基本都是基層干部、職工、工人、農民和居民，有很多后來被證明根本夠不上貪污，有很多還是冤假錯案，有很多更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有產物，今天看來，也與犯罪無關。

“四清”運動當時在城鄉各有樣板，其中的“白銀廠經驗”就很有名，而且是中央最為重視的大案，也是牽涉嚴重貪腐的單位和干部級別最高的地方。

白銀廠也叫白銀有色金屬公司，位于甘肅省白銀市，在“四清”運動中被揭發出來的問題有：在企業職工生活困難時，利用閑置設備與當地農村搞“生產協作”;個別干部多吃多占、損公肥私、官僚主義;生產管理制度不完善，有漏洞;精簡企業職工時把握不當。當時在周恩來等中央高層領導的批示和關注下，由冶金部副部長率領一個由處級以上干部組成的工作組前往白銀廠處理整頓，最后認定這里已經被地主和資產階級奪了權，其中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行為的共379人，占職工總數的3.7%。經中央批復，對公司5名主要領導給予開除黨籍、留黨察看和逮捕處分，對兩名處級干部判處死刑或有期徒刑，先后有69名職工被戴上“地富反壞”帽子，47名干部職工戴上“貪污盜竊分子”帽子，占職工總數的0.8%的人被戴上各類帽子。

即使是這樣一個“四清”的貪腐樣板，在改革開放后也被平反，因為在白銀廠中立案的630余件案子，絕大多數屬于冤案。

其實，農村“四清”中間揭露出來的那些多吃多占問題，到我去農村插隊時依然存在，從公社到大隊的各級干部十分普遍。招工、當兵、入黨，當老師、會計、拖拉機手，當年在生產大隊里可以撈到的最大好處，大多由干部的親友優先獲得，或者向干部送禮后才能從中分得一杯羹。我們村的知青，凡是當上保管員、飼養員、廣播員、小學教師的，哪個不向干部送厚禮?哪個不找關系?認干爹干媽的也不少。因為人民公社的體制下，宗族、人情、幾個干部說了算的基本社會結構并沒有改變，無論誰當干部，都會走上這條道路。像典型宣傳的那種大公無私的人不是沒有，只是永遠都在極少數。

那個年代，群眾貪污也是反革命

文革是個大運動，其間還不時套著五花八門的各類運動，有個“一打三反”非常著名。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

是這樣說的：

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一小撮階級敵人不僅在政治上伺機反撲，而且在經濟領域里對社會主義也發動了進攻。他們同暗藏在國家財經部門的壞人，內外勾結，利用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煽動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趁火打劫，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破壞備戰，破壞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有的侵吞國家財物，霸占公房、公產;有的利用機關、學校和企業、事業單位的撤消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販票證，倒賣國家物資;有的私設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有的行賄、受賄、走后門，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動，牟取暴利。他們千方百計以“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的手段，企圖瓦解革命隊伍，破壞新生的革命委員會。這是新形勢下階級斗爭的新動向。

可見，那個時代的貪污分子都屬于反革命，是壞人，是階級敵人，實際是政治罪，而且總是和盜竊、投機倒把捆綁在一起的，也就是說，與偷東西、倒買倒賣并列，矛頭所向自然都是最基層。這樣的“罪行”大多來自基層干部、機關普通工作人員、會計、出納、保管、采購，甚至是農民、工人、售貨員，都不屬于官的范疇。什么是投機倒把呢?文革期間有個很有名的電影《青松嶺》，里面的反面人物車把式錢廣，因為運輸時夾帶著倒賣山貨，就叫投機倒把。這個罪名，如果放在當今，大概誰都逃脫不了入罪的下場，尤其農民、股民、商販，再加上炒期貨的、玩基金的、倒騰外匯的，哪個不在投機倒把?而且遠比過去那個時代嚴重百倍。

“一打三反”的結果，還真是以打擊所謂反革命為主，到1970年11月底，全國共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而反貪污的戰績遠不如打擊反革命那樣顯著。1970年，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報道或文章凡是出現“一打三反”戰果時，多是籠而統之的大批判、表決心，即使有些文字在介紹本單位的經驗時提到揪出了一批投機倒把、貪污盜竊分子，也沒說具體情況。從這些單位看出，無非是些基層的公社、批發店、商店，所以，那些“分子”大概也脫離不了保管、會計、采購員之類。從各地可以查閱的“一打三反”檔案看，其中的反貪污戰果以群眾為主也是事實。

1970年1月14 日的人民日報第2版發表湘才的文章《打擊敵人就是保護群眾》，對反貪戰果為何以群眾為主做了如下解釋:

正當我們狠抓經濟領域階級斗爭的時候，有些地方出現了一種怪論，說什么‘搞經濟問題，是矛頭對準群眾’。我們認為，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躲在陰暗角落里刮出來的一股陰風。斗、批、改越深入發展，階級敵人越瀕于死亡，就越是要進行垂死掙扎。他們混淆視聽，妄圖攪亂階級陣線，干擾斗爭大方向，借以蒙混過關，這是毫不足怪的。我們必須及時揭露批判，粉碎敵人的陰謀。狠抓經濟領域里的階級斗爭，打擊資產階級的腐蝕和破壞，我們的矛頭是對準一小撮階級敵人，對準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這些家伙，是社會主義大廈的蛀蟲，他們大挖社會主義墻腳，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大敵，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們有什么資格充當群眾?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斗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把矛頭對準這一小撮，正是我們斗爭的大方向，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也是為了保護廣大的人民群眾。

從這篇文字看，群眾確實也是當時反貪的對象。

1979年，當黑龍江的一個小官，或者叫吏的王守信案件被披露后，全國引起震動，各地相繼揭露了一些貪污盜竊的典型案件，而王守信正是從收款員起家的。事后，1981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反貪污盜竊的斗爭要經常抓 》是這樣說的：

每天同錢、物打交道的人，如售貨員、保管員、采購員、出納員、會計員等，能做到一塵不染，兩袖清風，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高尚的情操和嚴謹的生活態度。我們黨多年來培養、造就了千千萬萬這樣的人，他們是各個企業、各個單位的中堅分子和骨干力量。國家和人民把財物交給他們管理、支配，是靠得住、信得過的。但也要看到，確有一小部分人，利用接觸錢物的方便條件，貪污盜竊，貪婪地侵吞國家的財產。對此，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客觀的估價，不然就會喪失警惕，使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遭受損失。

多年來，我們揭露和打擊貪污盜竊分子，主要是用搞政治運動的辦法，如“三反”、“五反”、“新三反”、“一打三反”、“四清”，等等，這些運動所取得的積極成果應當肯定和維護。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門在運動中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錯誤地傷害了一些人，留下了“后遺癥”。有些地方已經或正在清理過去運動中留下的積案，這是十分必要的。審理積案時，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該平反的平反，不該平反的不平反，不能“一風吹”。不然，就會助長貪污盜竊分子的氣焰，不利于今后的斗爭。

這段話，可以算是為以往反貪污運動做了個總結。

那個年代，“貪污犯”是這樣的

文革期間，有沒有“貪官”呢，在文革中被揭發批判的人多如牛毛，可貪官的典型幾乎沒有，只有“四人幫”被捕后，靠文革起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被定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在揭發他的文字里能夠看到一些腐敗的內容。直至文革以后，文革時期的“貪污分子”才被不時揭露出來，不過，這些“貪污分子”的特征與今天的貪官有所不同。

1979年8月，黑龍江的王守信大案被公諸于世，舉國震驚。8月16日人民日報第4版通訊《 觸目驚心 發人深省 ——大貪污犯王守信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是如此描寫的：

王守信一伙為什么能夠貪污多達五十三萬多元的巨款?為什么在長達七年的時間內，他們可以在省、地、縣一些機關通行無阻，還被評為“先進單位”、“先進人物”?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王守信這個(黑龍江)賓縣煤建公司(后改名燃料公司)常泡病號的收款員，一反常態，跳將出來，組織了一個只有兩個人的“搗黑窩戰斗隊”，積極“造反”。她得到當時握有實權的縣革委第一副主任的賞識和支持，壓垮了“對立面”，奪了權。她煽動一些人揪斗煤建公司領導干部，把他們趕到農村勞動;她捏造罪名，制造假案，把另一派群眾組織的頭頭關押了七十九天。于是，這個善于鉆營的家伙，一躍成為全縣“響當當”的“造反派”。“造反”就要當官!“造反”就要入黨!這是王守信的目的。她揪斗煤建公司黨支部書記時說得明白：“你是個什么東西?我要求入黨十年了，你不發展，我早夠條件了!”果然，沒過多久，經那位賞識王守信的縣領導干部提名，王守信被任命為縣商業系統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緊接著，這位領導干部又對商業革委會黨的核心組組長說：“王守信的組織問題，你們要幫助她。”授意發展她入黨。但是，王守信不光彩的“老底兒”，使她在黨員大會上沒有得到通過。于是，這位領導干部又在縣直機關干部大會上批評：現在有的支部不納新“響當當”的“造反派”，納新“老好人”!施加壓力的結果，使得人們今天在王守信的檔案里發現了這樣的奇怪現象：縣革命委員會宣布，從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起，撤銷商業革委會。但是九月二十日，這個已被撤銷的單位，居然召開黨支部大會，通過了王守信入黨。十月四日，由這位領導干部主持的會議上，居然根據已撤銷的支部做出的決議和蓋著已作廢的公章的材料，批準了王守信入黨!

王守信貪污集團的主犯——白石營業部主任馬占清，是個吃、喝、嫖、賭、貪“五毒俱全”的壞家伙，自稱“白石山寨主”。一九七二年九月，王守信召開支部會，讓大家“討論”馬占清入黨的問題。有個黨員剛剛提出一點不同意見，王守信便把臉一沉，大聲訓斥說：“咱們的黨員都象馬占清，我還知足了呢!”于是不經表決，強行通過。

群眾氣憤地把賓縣燃料公司叫做“王記公司”。的確，王守信采取軟硬兼施的辦法，按照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王法”，在這里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

同王守信一樣造反起家的一些人，控制了縣里一些重要部門的實權。他們得了王守信的好處，就同她彼此串通、互相利用。縣財政科一位副科長不顧財經紀律，在財政科的帳上，給王守信立了個黑戶頭。王守信請客送禮需要細糧和飼料，縣糧食局一位副局長就違反黨的政策給她“批”，自己也從中撈一把。王守信需要安插私人、擴大勢力，縣勞動科就有人給她搞空轉空調。王守信成車成車地拉一、二類物資送禮，縣工商科就有人給她開運輸證明。

賓縣人說王守信“神通廣大”：別人搞不來那么多的煤，她能搞;別人要不來汽車，她能要;她能夠讓別人的兒媳婦更名改姓冒充女兒“頂班”;她可以通過“活動”隨意給人長工資……。

她的算盤是：你以權謀私嗎?好，我就投你所好，為我所用。松花江的鯉魚是送禮佳品，她叫公司添置了兩張大網，派人捕魚，以便以魚“釣魚”。豬肉、蔬菜、瓜果等農副產品，是送禮請客的好東西，她以改善職工生活的名義，非法占用二百二十畝農田作為“生產基地”，把相當一部分產品拿去“喂”那些她要用的人。一些干部的子女上山下鄉往上調的問題不好解決，她就搞了一個“知識青年點”，做招工、招生、參軍的“跳板”，在這些人還沒有“跳”走之前，不上工也可以照拿數目不小的“工資”。她就用這種辦法“抓住兒子，牽住老子”。

請看送禮的規模吧，王守信說：“每逢大節，光送禮的酒，沒有幾十箱(每箱二十四瓶)下不來!”據不完全統計，自一九七二年以來，王守信一伙請客送禮的金額達六萬多元。各種物資有：酒八千四百多瓶，煙三千八百多盒，肉八千七百多斤，生豬五十九頭，魚八千九百多斤，雞蛋一千多斤，糧食六萬多斤，飼料九萬多斤……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守信找省燃料公司副經理高玉斌，打算“蘑菇”兩輛汽車。高玉斌毫不掩飾地說：“你以為要車那么容易?得托人、挖門子、請客、送禮!我這次出去調車花了不少錢，公家又不給報銷。”(實際是開白條報銷了。)“心有靈犀一點通”。王守信立即看透這是個“吃主”，趕忙說：“沒關系，弄車花的錢，你們報不了，我們報。”王守信回縣以后，很快讓她的“副手”把一千元裝在信封內，帶進城，送給高玉斌。于是，經高批準，將省公司的兩輛汽車批給王守信。就這樣，前后七次，光高玉斌自己承認的受賄款就有一千八百多元。幾年來，經高玉斌批準，共撥給賓縣燃料公司六輛汽車，一臺加油器;還擠掉別縣的指標，多批給賓縣二千六百噸煤。

一九七四年底，縣紀律檢查委員會副主任(當時是縣紀律檢查員)楊振清正缺錢用。王守信主動找上門，借給他一百元。他平時買煤、拉柴需用汽車，王守信“慷慨”地給了不少方便。就憑這份“人情”，當一九七五年春天，有人寫信檢舉王守信貪污問題時，這封信落到了楊振清的手里，他不僅沒有按信追查，反而把信交給王守信，并向她交底：“信到我這兒也就算完了。”結果，一封對貪污犯的檢舉信，招來了壞人的一場鎮壓。

據查證，王守信一伙從一九七二年以來，僅用煤“加價”這種辦法就非法騙取了一百二十九萬元的巨款，除上繳一小部分掩人耳目外，扣留了九十三萬元，藏在黑金庫，供自己支配。她們從這筆款項中，共貪污五十三萬六千余元。其中首犯王守信貪污五十萬零三千九百七十元。王貪污大量錢財，購置了多種高級消費品。破案后，除收繳了四十一萬多元贓款外，還從她家清查出價值四萬余元的贓物。計有：電視機三臺，電唱機、電風扇、錄音機各一臺，收音機十一臺，照相機兩臺，縫紉機六臺，自行車五輛，手表十八塊，鴨絨被二十三床，毛毯四十六床，各種皮大衣二十二件，狐貍皮筒三十八張，各種皮鞋六十多雙，各種名酒六百零九瓶，高級香煙一千五百五十盒，等等。

縣主管部門和縣革委會某些領導同志，過去認為“王老太太”很潑辣，很能干，全縣燒煤全靠她，知道她送禮拉關系，也沒制止。縣里缺化肥，還派她出去跑。聽到群眾對他們一伙有反映，也只當作一般的“不正之風”，沒有認真追查。

從王守信的經歷里可以看出，在計劃經濟、統購統銷、物資匱乏的時代，在文革這樣的極端革命時代，照樣可以不看群眾臉色，照樣一個人或幾個人說了算，照樣缺少監督，照樣可以送禮收禮直至行賄受賄。只是她的那些罪狀恰恰與計劃經濟、統購統銷、商品經濟的不發達，與文革，結為因果。

1977年，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華國鋒回顧說：

一些地方和單位資本主義泛濫，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內外勾結，城鄉串通，猖狂進攻，使一些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極少數單位蛻化變質。應當在適當時機大張旗鼓地放手發動群眾，堅決打擊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各種資本主義的非法活動，堅決制止破壞國家計劃的行為。要打擊階級敵人的復辟活動，也要解決人民內部的資本主義傾向問題。

從這段話可以證明，當時經濟領域出現的所謂罪行與基層的聯系實際上更為緊密。

那個時代的反貪，揪出的為什么都是群眾?因為這是有重要理論依據的。1975年初，姚文元的名作《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發表，這是經歷了9年文革后的重要文章之一，是對文革帶有理論總結的綱領性文章，經毛主席審定后問世。后來揭批“四人幫“時有人想批判這篇文章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被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是當時負責宣傳的汪東興制止，因為他很清楚這兩篇文章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位置。姚文元的文章中就引用毛主席的話說：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所以，在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中，群眾同樣可以產生資產階級，照樣可以出現貪污腐敗，這并不是官員的專利，與“走資派”也不結為因果。文革中間的反貪腐，目標指向基層，落網的是群眾，可謂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篇：反貪提高群眾安全感措施

區檢察院反貪部門

認真謀劃和推進滿意度提升工作措施

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關鍵期，經濟發展的黃金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職務犯罪多發易發是歷史的必然，反腐敗查辦職務犯罪存在長期性和艱巨性；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職務犯罪呈現出的新特點、新變化以及法制的進步給我們辦案工作帶來的新機遇和新挑戰，冷靜分析，沉著應戰，認真學習和研究，掌握過硬的知識和本領，不斷提高業務素質和偵查技能，綜合運用偵查手段，更好的運用偵查謀略，尤其要注重走反貪工作同群眾路線的緊密結合，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加強新時期專門工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才能更好的推動反貪工作健康發展。為了更好的提升人民群眾對反貪工作的滿意度，結合我局實際情況，認真謀劃今年后幾個月的工作，確保以過硬的措施取得扎實的成效。

一、切實加大辦案力度，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檢察機關反貪工作的期望。一是充實辦案力量，整合人力資源，加強與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二是進一步加強與紀檢、審計等部門的聯系，拓寬案源渠道。三是充分發揮偵查一體化機制作用，主動爭取市院反貪局的指導幫助和參辦督辦，不斷提高工作質量，力排辦案干擾阻力。

二、執法辦案中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支持、配合我們的工作。首先要打破檢察工作的神秘感，加大檢務公開的力度，讓人民群眾充分了解我們的工作，從而解除思想上的諸多顧慮；其次要轉變工作作風，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第三要多與人民群眾溝通交流，與他們真正地交朋友，贏得他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廣開言路，暢通信息舉報渠道；第四要注意改進做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應尊重和保護群眾的利益。

三、大力加強隊伍建設，更好地樹立檢察機關執法辦案的社會形象。一是反貪干警長期與基層廣大人民群眾打交道，其一言一行更直接、更廣泛地關乎人民群眾對檢察機關的滿意度，要求全體反貪干警務必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狠抓自身建設。二是扎實開展“恪守檢察職業道德、促進公正廉潔執法”主題實踐活動和“反特權思想、反霸道作風”專項教育活動，教育引導全體反貪干警認真踐行“忠誠、公正、清廉、文明”的職業道德，牢固樹立“理性、平和、規范、文明”的執法新理念。三是深入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進一步修訂完善涵蓋反貪工作各個方面、各個崗位、各個環節的管理制度，細化工作程序、工作標準和工作要求，堅持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案，保障各項工作協調健康發展。

四、廣泛開展檢察宣傳，更好地凝聚推動工作發展的合力。一是切實發揮好基層檢察聯絡站平臺作用，緊緊依靠區委、區政 2

府的支持配合，不斷拓寬檢察宣傳的覆蓋面，著力提升廣大群眾對反貪工作的知曉率。二是堅持把執法辦案活動與“十件實事”、“檢察干警進萬村”、“檢察干警進萬企”活動相結合，把法律服務貫穿于執法辦案全程，有效提高法律服務工作效率和群眾滿意度工作效果。三是充分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不斷加強對反貪工作職能的宣傳，對隊伍建設和執法成效的宣傳，及時展現檢察機關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新進展、新業績，積極促進檢察機關社會影響力的提升。

第三篇：是心系群眾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正道直行》讀后感

吳官正同志《正道直行——黨風廉政建設的實踐與思考》一書,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選編了吳官正同志在湖北省武漢市、江西省、山東省主持工作期間和在中央紀委主持工作期間,關于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部分講話、談話、文章、書信和批示,其中大多數篇目為第一次公開發表。所選內容鮮活生動,蘊涵深刻,脈絡清晰,較好地反映了吳官正同志從事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長期實踐和創新性思考,對于進一步推動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與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和理論參考價值。

本書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偉大實踐的生動寫照,是黨的建設的重要文獻。

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黨風廉政建設能否搞好,影響到黨的形象,決定著人心向背,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吳官正同志在長期擔任地方主要領導期間,十分重視黨風和反腐倡廉建設工作。主持中央紀委工作后,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依靠全黨同志,在過去的基礎上,中央紀委積極探索堅持和完善反腐倡廉方針、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拓寬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三者統一的中國特色反腐倡廉新路子;強調加強制度建設,制定制度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行得通、做得到;強調維護黨的章程,遵守黨的紀律,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強調要深挖腐敗分子,對違紀干部要注重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進一步改進和規范黨內審查措施;情系群眾,強調要切實解決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真正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積極推進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強調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

這些富有創新精神的廉政方略,這一系列關于黨風廉政建設的新思路新觀點,在本書收錄的諸多講話和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如吳官正同志在山東主持工作期間的講話《著眼教育健全制度強化監督進一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同主持中央紀委工作時的講話《逐步建立起中國特色的教育制度監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預防腐敗體系》,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內涵一脈相承,較好地反映了黨風廉政建設中一些重大決策的歷史形成過程。《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個環節》、《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倡廉方針》、《拓寬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等講話和文章蘊涵豐富、思想深刻,是新時期反腐倡廉建設理論與實踐的生動記錄,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理論研究價值。

本書洋溢著一個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強烈的百姓情懷,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應有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質,是一部獨特的思想道德教育讀本。是心系群眾、服務人民,還是高高在上、脫離群眾,這是衡量黨風特別是領導干部作風好壞的試金石。領導干部心系群眾、服務人民,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是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

吳官正同志出身布衣,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的感情。無論在地方還是在中央,作為領導干部,他始終情系群眾、心向人民,視民如傷、嫉惡如仇。本書從第一篇文章開始,就處處體現了吳官正同志這種強烈的百姓情懷:面對一段時間內武漢市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風,他在講話中問道:“這股歪風的核心問題,是以權謀私??我們有權,是拿權以權謀私呢,還是拿權為人民服務呢?這是檢驗政黨好與壞的根本問題。”在到山東上任第一天看望省信訪局工作人員發表的講話中,他提出:“我們當干部的,就應當為人民辦事,少說空話,多辦實事,多辦好事。信訪部門是了解老百姓脈搏的‘窗口’”。在國家環保總局調研時的講話中,他提出要“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益”。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調研時的講話中,他指出:“認真解決食品藥品領域中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對制售假冒偽劣的要嚴懲不貸。”“誰得罪了群眾,誰就得罪了共產黨,得罪了政府,我們就要堅決查處他。”??通讀全書,我們能處處感受到一個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一枝一葉總關情”,對普通老百姓要察其苦、聽其呼、想其思、急其盼、辦其需,這在吳官正同志看來是“黨員干部應有的政治立場,也是應有的道德品質”。

對待群眾的態度,體現了一個黨員干部的政治品質,同時也往往決定了他自身的品行操守,兩者常常是一脈相通的。正是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大公無私為民謀利中,才磨礪出一代代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氣。吳官正同志雖然長期處在領導崗位,但始終身體力行,嚴于律己,始終嚴格要求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充分體現了他坦蕩的為人風度:他要求山東省委辦公廳負責同志:“今后,如有人以我的親屬、熟人或朋友的名義(不管是真是假),來山東要求提供方便和照顧,包括經濟往來、法律糾紛、人事安排、工作調動等等,一概嚴厲拒絕。”在為子女婚事簡辦所寫的信中,他提出“一不受任何人的禮,二不請客”;在父親去世時給親屬的信中,他要求做到:“喪事一切從簡,決不能大操大辦,決不要收受任何人的錢財,決不可勞煩當地政府。”“父親已入土為安,他同母親相伴??永遠不可損壞或擾動他們的鄰居。也永遠不要建什么亭子,也不要在墳墓間修一條通向父母墓地的路”??本書所反映和收錄的這些真切生動的事例,充分體現了一個黨員干部講操守、重品行、保持高尚道德追求的精神境界,其言其行,讀來甚為感人,具有很強的思想道德教育意義。

本書名為《正道直行》(取自宋代包拯《書端州郡齋壁》中“直道是身謀”的佳句),恰切不過地提領出上述內涵,意為正道直行是立身的綱領,體現了無私奉獻、公正廉潔、為民富民的思想,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應有的境界和品格。

本書文風簡潔精悍,語言生動活潑,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個性化的人生體悟,是一部可讀性、啟示性很強的政治文化精品。

吳官正同志一直提倡改進文風,反對文牘主義。文如其人,本書收錄的很多篇目可以說是一次很好的語言學試驗:政治文章寫出了文化味兒,寫出了人情味兒。

全書內容在敘述過程中引用了大量名言警句,運用了大量名人典故,彰顯了個性特質。比如,用“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等說明要把人民群眾的冷暖疾苦時刻掛在心上,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說明當干部一要公道,二要廉潔;等等。而在《扁鵲三兄弟故事的啟示》、《要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等篇中,各種名人典故信手拈來,旁征博引,并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恰如其分,恰到好處,使得嚴肅而枯燥的政治議題頓時趣味盎然,耐人回味。

本書很多篇目同時融入了吳官正同志自身透徹的人生感悟,這增添了內容的真情實感,其中不乏醒世良言、警示箴言,讀后令人銘記難忘。比如在《竹與柳的聯想》中,他說:“你們看,竹子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是那樣堅定不移。看到竹子,我們就會聯想到,在政治上一定要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祖國”。“你們聽,竹子的枝葉常常發出蕭蕭聲,那是人民的心聲啊!看到竹子,我們就會聯想到,作為黨的干部,任何時候都要關心群眾的疾苦”。“你們看到過竹子開花嗎……看到竹子,我們就會聯想到,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格要求自己,潔身自好,廉潔奉公。”“你們看,竹子長得很高吧,但里面卻是空的。”要“?學習,學習,再學習?,像竹子那樣?長到凌空仍虛心?”。在《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中,他說:“我們就像猴子,都有一條尾巴。平時蹲在地上的時候,尾巴不容易被看到、抓到,爬到樹上,尾巴就露出來了。所以,要夾著尾巴做人。”在《忠厚謙讓,不做虧心事》一信中,他說:“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忠厚好,謙讓好,吃虧好,這對后代好!”……這些飽含著人生哲理和智慧的“真心話”進一步提升了本書內容的感染力,增強了本書的可讀性、趣味性和精神啟迪性。

第四篇：假如我是一名辦事群眾

假如我是一名辦事群眾

公安機關是一個特殊的行政機關，它肩負著打擊與服務的雙重職責，面對特殊的工作環境，特殊的執法與服務對象，我們堅持“嚴格執法、熱情服務”的方針，一方面積極挑起保一方平安的重任，一方面不斷開劈便民為民的服務舉措，克服困難，在自己的崗位上履行應盡的職責。特別是通過創建文明單位、文明窗口活動，我們的“小窗口”不斷贏得贊譽，在爭創人民滿意的同時，樹立了良好的警察形象。但我們的工作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假如我是一名辦事群眾，在我心目中的警察形象應該是這樣的：

一、籌措資金建窗口，塑造服務新形象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流動性日益增大。但作為面向廣大群眾開展警務活動的派出所，原來那種陳舊簡陋的辦公條件，卻與當今時代的風貌不相協調，達不到應有的要求。過去群眾到派出所辦理相關手續時，經常發生擁擠現象, 針對這種情況，派出所應先把窗口形象樹立起來，要設置專門的值班接待室，為前來辦 事、報警、求助、咨詢的群眾提供較好的環境。值班室內要備有便民茶水、便民桌椅，為群眾辦事提供免費服務。把民警通訊電話號碼以及他們的當日去向一并上墻，便于群眾聯系。室外安裝報警門鈴。并設置夜間報警燈箱。辦公樓頂懸掛警燈，以便群眾在最短時間內辯認到派出所的位置。要專門裝修一間具有受理外

事，戶口、居民身份證、流動人口辦理等多功能的辦證服務廳。

二、規范管理出要求，訂立制度提效益

派出所實行每天24小時的值班制度，民警實行正、副班值班備勤，正班堅守于報警臺，隨時接受群眾的報警求助等，副班民警開展其他的警務活動。每天都有一名所領導帶班，并要求值班人員堅守崗位，認真履行職責，不得擅自離崗，并做好值班記錄。每天早晨8點進行交接班。健全值班備勤制度，規范全所的工作，學習、生活秩序，為及時出警、打擊違法犯罪活動提供保障。不論刮風、下雨、星期六和星期天辦證大廳的民警要照樣上班。各類證件辦理實行“一次說清、兩次辦結”制度，不能讓群眾跑第三趟。申辦戶口凡手續完整，符合有關規定，隨到隨辦，一次辦結，并做到“事不過三”。對孤寡老人辦事不方便和其他特殊困難情況的，所里派人上門服務。為了規范各項管理，要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如：值班備勤制度、執法與服務承諾制度、民警警容著裝規定、便民措施、接報警制度、戶籍民警行為準則，外事民警行為準則等，約束和規范民警的日常行為。

三、轉變作風迎挑戰，拓展服務新領域

作為維護一方平安，保障地方經濟建設順利發展的派出所，要接受挑戰，在開辟便民為民服務方面緊跟的上，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拿自己與社會上的一些大款作比較，只有轉變作風，履行承諾，不斷拓展服務的內涵外延，才能真

正體現為民的宗旨。接待辦事群眾要做到微笑服務，來有迎聲，去有送聲。只有這樣，群眾才能真正滿意。

第五篇：群眾期待是改革方向(聲音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群眾期待是改革方向（聲音·高端話改革）

既要始終依靠人民群眾，聽取群眾意見建議，吸納人民群眾參與改革，保證改革始終有眾志成城的民意支持，始終有破浪前行的民眾動力；又要站穩人民立場，從人民利益出發，多想一想群眾在期待什么、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

進一步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需要深刻體會到，全面深化改革是順應時代要求的重大抉擇，是破解發展難題的現實需要，是實現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

正確處理求實與創新的關系。要做好改革的事，先得做好改革的人，注意“四戒四求”：一要戒怕求勇，摒棄畏首畏尾的態度，鼓足敢闖敢試的勁頭，拿出動真碰硬的行動，用改革的勇氣和辦法來掃清發展道路上的困難和障礙；二要戒懶求進，強化進取意識、機遇意識和責任意識，始終站在改革的最前沿、干在改革的第一線，當好改革的組織者、實踐者和推動者；三要戒亂求嚴，牢固樹立一盤棋意識，在抓好各項改革的銜接配套上下功夫，確保形成改革的合力、發揮最大的效益；四要戒浮求穩，防范畢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傾向，在科學總結思路和具體方案的基礎上，穩扎穩打地推進，積小勝為大勝。

正確處理全面與重點的關系。就當前來說，各地各部門要圍繞中央《決定》和省委《意見》的貫徹落實，主動作為，積極謀劃，把我們看準的、能干的事先干起來，特別要把中央和省委已經明確的改革舉措落到實處。從長遠來說，要緊扣制約全省發展的重大矛盾和問題，加快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力爭取得實質性突破，以點帶面牽引和推動整體的改革、全局的改革、系統的改革。

正確處理規劃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我們根據中央《決定》的精神和甘肅實際制定實施意見，明確路線圖和時間表，以避免在實施過程中相互扯皮、拖延不決；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門實踐探索、摸著石頭過河是為改革開辟道路，因為總體規劃和宏觀設計不可能事先把一切細節都規定好，必須堅持服從大局、試點先行、逐步推開這一改革方法，在中央和省委的總要求下加強實踐探索，積累改革經驗，降低改革成本。

正確處理為民與靠民的關系。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牢固樹立改革的根本力量在于群眾、改革的有效辦法來自基層的理念，堅持走群眾路線。既要始終依靠人民群眾，聽取群眾意見建議，吸納人民群眾參與改革，保證改革始終有眾志成城的民意支持，始終有破浪前行的民

眾動力；又要站穩人民立場，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推進改革落實，多想一想群眾在期待什么、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做到謀劃改革汲取群眾智慧、推進改革凝聚各方力量、檢驗改革依靠人民評判，使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成為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普遍受益的過程。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日前在省委十二屆六次全委會上說

文章來源：陜西人事考試網（http://sa.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