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孤殘兒童民間收養的困境與出路研究

孤殘兒童民間收養的困境與出路研究

摘要：民間收養問題日益凸顯，孤殘兒童作為社會上最需要關注的弱勢群體，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都面臨了諸多困境，如何從法律制度上更好的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是現在亟需解決的問題。需要從分析孤殘兒童的定義與現狀入手，然后再通過對立法現狀分析研究發現立法上的不足，對孤殘兒童的法律保護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議。

關鍵詞：孤殘兒童；法律保護；兒童福利；立法現狀；完善建議

“袁厲害”案件將孤殘兒童民間收養問題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孤殘兒童作為最需要關注的社會弱勢群體，法律應為其提供更加完善的保護。但是從實際情況看來，我國并沒有針對兒童保護頒布專門的法律，許多現實問題得不到解決，民間收養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只有完善法律制度，為孤殘兒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民間收養才能走出困境。

一、孤殘兒童的界定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條規定：“為本公約之目的，兒童系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少于18歲。”在我國，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未成年人是指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另外，《憲法》、《民法》、《刑法》等相關法律規范中，十八周歲都作為劃分完全行為能力的重要標準，如《憲法》第34條。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法律上所指的兒童是指未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孤殘主要是指的孤兒和殘疾兩個方面。從國家統計孤兒數的要求來看，孤兒是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綜上結合《殘疾人保障法》第2條關于殘疾人的定義，筆者認為孤殘兒童這一概念可分廣義與狹義，廣義上的孤殘兒童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父母或在心理、生理、人體結構上存在問題難以正常方式從事某種活動能力的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即孤殘兒童只需滿足孤兒與殘疾中任意一個條件。狹義的孤殘兒童則是指同時滿足孤兒與殘疾兩個條件的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本文中所的孤殘兒童概念是廣義的。

二、我國孤殘兒童保護所面臨的困境

（一）法律保護機制薄弱

1、缺乏專門的法律保護。我國關于兒童權利保護的法律主要分為五個層次：一是參與的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機構發布的宣言、公約等法律文件，如《兒童權利公約》；二是全國人大及常委通關的相關法律，如《收養法》等；三是國務院及其各部門頒布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政策規定，如《家庭寄養管理暫行辦法》；四是地方性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政策規定；五是國際與國內各種非政府組織制定的規定與聲明等。[1]不難看出，我國關于兒童保護的法律層次較多，但是嚴格地說，至今我國沒有關于兒童福利的基本法，缺乏完善的相關福利政策，現有的孤殘兒童權益保護的法規不成體系，散見于各個法律之中。[2]這些法律難以統一，其分散性導致法律規定出現重疊、沖突與缺失等問題。同時有關孤殘兒童的大部分的規定，都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發布出來，層次較低，司法性、權威性不足。盡管在2011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曾受民政部委托起草《兒童福利條例》（建議稿），但是，這個條例只是列入民政部的規章制定規劃，并沒有進入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或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層級不夠。[3]而從現實狀況可以看出，散見的各個法律規范與政策文件的保護規定不能滿足現實需求，我國的孤殘兒童缺少專門的法律保護。

2、現行法律適應性不強。現今不僅法律缺失，出臺的法律規章也不能完全適應現實情況要求，存在著執行難的問題。收養能夠讓兒童重新融入家庭生活，是孤殘兒童的重要出路之一。因此筆者就以《收養法》為例，簡要的分析一下我國關于孤殘兒童收養方面法律規定的不足。第一，法律條文規定不夠細致，比如《收養法》第4條第3款規定與第5條第3款規定中提到的“特殊困難”，法條里并未進行解釋說明，我們不能確定其具體所指。第二，我國現行法律只規定了收養程序，但是收養后的監督沒有制度可循。第三，我國《收養法》對收養人的資格限制過于嚴苛死板，例如《收養法》第8條規定“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第9條規定當沒有配偶的男性想要收養女性，必須與被收養兒童相差四十周歲以上，這樣的嚴苛規定減少了適格收養人的數量，許多收養人因為不符合嚴苛的條件而選擇民間收養或者是放棄收養，這樣實際上更不利于孤殘兒童的生存與發展。以上分析的問題并不只存在于《收養法》之中，現行的許多條款都存在著，規定過于原則，法律條文模糊與空白的問題。不能適用的法律相當于一紙空文，立法不是最終的目的，能夠適應現實情況解決現實問題，才是立法的意義所在。

（二）法律實施的監督體制不完善

我國在孤殘兒童保護上存在缺失，不僅僅體現在法律法規的缺失，還體現在沒有完善的監督體制。

1、民政內部監督機制缺乏。《收養法》第15條規定收養需到民政部辦理登記，收養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中國公民收養子女登記辦法》第7條、《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登記辦法》第11條規定登記機關在規定時間內對收養申請人的資格與材料進行審查，符合條件的才能依法辦理登記，收養關系自登記時成立。從上述條文中可以得知我國收養關系成立的審查機關和審批機關都是縣級以上民政部門。依據《民法通則》的規定，兒童福利院系被收養兒童的監護人、送養人，而福利院是隸屬于民政部門的事業單位，并由其指導，兩者有直接行政關系。[4]綜上所述，收養過程中，民政部門顯然系自己送養、自己審查，這嚴重違背相互制約的法制原則。監督機制缺乏，必然造成權利的濫用，在實踐中，也曾發生過民政部門辦理“人情登記”的事件。更有違法犯罪分子與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相互勾結，進行販賣兒童的違法犯罪活動。

2、政策執行后續監督缺乏。政策執行之后，缺乏后續監督，兒童后續利益得不到保護。如兒童被收養后，對于收養的家庭是否對兒童進行了良好的照顧，兒童對新的環境是否適應都缺少回訪關注，導致被收養兒童受到虐待等案件時有的發生，甚至存在收養后轉賣的情況。另外分散孤兒的補助金直接下發到監護人賬戶之中，而民政部門對監護人是否真實的履行了監護義務，補助金是否用于撫養孤殘兒童沒有完備的監督體制。這就導致一些監護人拿著政府的補助金，卻不履行監護義務，資金用不到孤殘兒童的身上，監護兒童淪為了某些人獲利的途徑。

三、孤殘兒童法律保護相關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1、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為了更好的保護兒童的權益，我國迫切需要一部專門的法律。各國相繼出臺《兒童福利保護法》，甚至一些國家的法律已經相對完善，而我國卻在這方面無所發展。從國際形勢來看，出臺關于兒童保護的特別法是必然趨勢，我們應該順應時代，將兒童保護的相關規定從政策層面提升到司法層面，提高孤殘兒童法律保護的權威性。《兒童福利保護法》作為一部特別法，有較強的適用性與可操作性。同時該法可以使孤殘兒童福利的內容、責任主體、資金渠道、財政劃撥比例與執行標準、管理和監督體制等事項進一步明確，這勢必對行政效率提高、管理的集中化、資源的節約起到推動作用。[5]此外，原有的相關法律規定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將法律條文中過于原則、模糊性的規定作出適當的解釋，把握好宏觀與微觀，讓有關部門在適用時有一個相對清晰的評判標準，避免過度的自由裁量權，導致兒童的權益受到損害。另一方面，對一些過度苛刻的要求進行放寬，拓寬孤殘兒童得到幫助的途徑，防止苛刻的法律條件阻礙兒童獲得救助。我們需要從政策向司法轉變，通過對基本的法律進行完善，保障孤殘兒童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2、發展性法律保護制度的構建與完善。作為應當特別關注的對象，孤殘兒童面臨的不僅是生存問題，還有發展問題。他們正處于樹立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重要階段。如果只重視他們基本生存的保護，而忽視了孤殘兒童未來發展的需求，這不符合保護的初衷。生存權與發展權是最基本的人權，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例如對孤殘兒童的學費予以減免，提供相關的教育補助、設立專門的助學基金；在醫療保障上為其提供更多的便利，構造一個良好的醫療環境；在法律中給予他們更多的照顧，實行傾斜保護。我國對于孤殘兒童的保護還處于較低水平，但是隨著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對其的保護應該從基本生活慢慢的擴展到推動個體發展上來。[6]

（三）改革創新體制

1、法規支持，創新我國家庭寄養模式。通過借鑒英美兩國的家庭寄養模式經驗，我國已經對家庭寄養模式做出相關規定，2014年12月1日我國出臺了《家庭寄養管理辦法》，有些地區已開始試行。但是我國的家庭寄養模式仍舊處于發展初期，存在許多的不足，需要更多的法律進行規制。我們應該借鑒國外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對家庭寄養做出進一步的規范。首先要完善家庭家養評估體系，通過測評，了解孩子對其的寄養家庭的真實看法，更加清晰把握每個寄養家庭的情況。其次重視寄養中斷問題，做好承接工作，避免對兒童的再次傷害。第一，法規中增加寄養家庭的違約成本，讓寄養家庭能夠更加重視孩子的寄養問題，在寄養之前做好充分準備，減少寄養中斷情況的發生。第二，適當保留相關的福利政策，以此增強寄養家庭的穩定性。第三，補充完善家庭寄養向收養過度的相關法律法規，在寄養轉收養的情況下，放寬寄養家庭的法定收養條件，減小其經濟壓力。

2、完善相關監督管理制度。首先內部監督，如上文所提及，我國收養關系成立的審查機關和審批機關都是縣級以上民政部門，中國收養中心、兒童福利院則隸屬于民政部門的事業單位。如果要說內部監督，僅僅就只有上級部門對下級部門的監督，內部沒有相對獨立的監察機構，這嚴重違背了相互制約的法治原則。因此完善內部監督需要打破民政局在兒童收養過程中的壟斷地位，設立單獨的監督部門，對日常活動進行監管，縱向與橫向監督同時進行，以此來保障工作的有效開展。[7]其次是社會監督，兒童補助資金由民政部門直接發放，但是民政部門對于資金的數額與走向并未向公眾進行公示。此外，許多數據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透露，并不符合信息公開原則。大量的信息不公開，社會公眾無法進行監督，工作權威性必然會受到質疑。有關部門應將更多的信息向社會發布，保障公眾的知情權，用社會監督的力量來提高部門工作效率，促進工作的清正廉潔。最后要完善回訪監督制度，雖然我國在這方面有相關規定，但是過于松散，力度薄弱，實施效果并不理想。有關部門應當對其作出的決定負責，關注決定的實施情況。有效的回訪制度能夠對孤殘兒童進行追蹤了解，更好的保護兒童的權益，這也有利于相關部門更好的履行自身的職責，對錯誤的決定作出及時調整。

綜上所述，孤殘兒童作為社會上的特殊群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都處于弱勢地位，他們需要社會更多的關注。只有完善我國法律體制，為孤殘兒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更好的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才能更好的建設以人為本、民主法治的和諧社會。（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1]劉繼同.當代兒童福利政策框架與兒童福利服務體系（上）[C].理論研究.2008.9

[2]孫瑩.兒童福利政策與措施的探討[J].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12）：6-10

[3]韓柳潔.孤殘兒童救助如何走出困境[N].人民政協報/2013年/1月/21日/第B01版

[4]陳杰.涉外收養兒童權益保護問題研究[D].云南財經大學.2013

[5]仇雨臨.我國兒童福利保障政策的評析與展望[J].社會保障研究.2007，（2）

[6]陳靜.孤殘兒童社會保障現狀及發展路徑研究[J].殘疾人研究.2012（2）

[7]蔣新苗.中國殘疾兒童收養的法律機制透析[J].中國法學.2009.6

第二篇：論兒童道德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論兒童道德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10303班蔡亦璇02號

【摘要】：中國正處在空前廣泛而深刻的巨變之中，傳統的道德規范受到強烈沖擊，而與社會轉型相一致的道德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導致社會道德出現了某種混亂和無序。在這一社會快速變遷與轉型的時期，道德和道德教育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價值失落，道德的困惑和困惑的道德成為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從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探討兒童道德教育所面臨的多重困境。然后分析了兒童道德教育面臨困境的歷史與現實、內部和外在因素。以哲學和心理學研究發展為依據，最終提出兒童道德教育的出路：讓兒童的道德在美好生活中自由成長。

【關鍵詞】：兒童道德教育、困境、出路

【正文】：

一、兒童道德教育的困境

（1）：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并稱為教育的三大支柱

在很長一段時間，父母在培養孩子時一致認為IQ是一個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很多家長費盡心思只為培養一個高智商的“神通”，然而能稱得上成功的卻不是很多。近年來，EQ也逐漸受到父母的重視，他們了解到，情緒健康的重要性更重于人的聰明頭腦。所以，各種培養情商的游戲和玩具開始吸引他們的注意。直到MQ的提出，讓父母知道品格更勝于知識。

雖然，父母對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沒有異議，他們也覺得自己一直都重視道德教育。然而，許多父母對孩子的道德教育并不全面，多數只集中在如何保護自己、如何讓自己快樂、如何欣賞美等方面，而對于道德智商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卻不甚了解。

在教育學和心理學界的研究中，道德智商包括體貼、尊重、容忍、寬恕、誠實、合作、負責、平和、忠心、禮貌、獨立、幽默等各種美德，因此也稱之為美德智商。

現代父母都愿意接受新的教育觀念，目的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全面的發展。因此他們自然會樂于配合孩子的道德智商培養。在道德教育中，父母的作用至關重要，而從另一個方面講，影響孩子們道德智商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急于教育好自己孩子的父母們。

（2）道德價值觀教育從“只說不做”到“只字不提”。

家庭教育需要言傳身教，對孩子的道德教育應放在首位，這是一個常識，更是中國數千年傳承的家教傳統，孝文化、君子文化便是這一傳統結出的碩果。但今天似乎并非如此。天津市曾進行一項7～14歲兒童家庭教育調查，當列出健康、安全、學習成績、品德、自理能力、興趣愛好、交友、吃、穿等9項指標要求家長回答“您平時最關心孩子什么”(選其中三項)時，有87.2%的父母選擇“學習成績”，為第一位；而最關心孩子“品德”的比此低25.4個百分點。當進一步要求家長對所選三項內容按重要程度排序時，將品德擺在第一位的僅占全部調查對象的18.1%。

（3）“狼性教育”讓孩子缺乏愛心。

在社會主義市場和社會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從小培養孩子的能力，讓其今后在社會上有競爭力，成為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點。但不少家長片面地把愛心和競爭力對立起來，在兩者之間選擇了后者。

一些家長、學校和教育者贊同甚至實施“狼性教育”，即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世界里，要對孩子們進行“狼”的教育，而不應是“羊”的教育。上海兒童健康基金會兒童心理工作室主任吳亦君是一名心理咨詢師，她曾接觸一個在打罵中長大的高二學生，孩子最大的愿望竟然就是希望自己快點長高長壯，可以對一直責打自己的父親還以顏色，考試故意考砸、家里故意搗亂，看著父母焦急生氣就會產生快感。

實施“狼性教育”有兩種情況，一是父母本身難以控制住情緒，加之“棒下出孝子”等觀念，因而對孩子萬般嚴苛，教育方法也過于激進。二是受社會競爭壓力的影響，一味培養孩子的競爭觀念，最終造成孩子缺乏愛心，甚至導致性格的扭曲。

北師大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忠心表示，狼的本性是兇殘的，是通過掠奪占有的，“狼性教育”如果是為了適應競爭，這是對市場經濟的一種膚淺認識。狼性教育的實質是以自我為中心。一些少年兒童的父母對社會上非正常的人際關系和不良社會狀態存有不滿情緒，以至于對個人和家庭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信心和責任心。加之社會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的存在，更使一些人個體意識強化，社會責任感淡化，表現為凡事以我為中心，對自己、對家庭有利的事就做，無利的事不做。一些家長對孩子在學校參加勞動，在社會上參加公益活動抱不支持態度，教孩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公共秩序、公共規則置之不顧，我行我素等等。這種不負責任的社會觀助長了少年兒童的自我中心傾向。

應該看到，轉型期的中國，傳統道德體系面臨挑戰，適應時代發展的新道德體系尚未建立，道德價值的失范成為現實中的普遍困境。面對“拿什么教給你，我的孩子”的問題，許多家長十分困惑：拿什么正面的成才觀、成功觀向孩子解釋現實生活？顯然，要徹底解決其中的價值觀扭曲問題，尚有待于全社會的道德價值體系重建。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和家庭教育的直接責任人，家長們，老師們應當行動起來，從自我道德重建出發，為下一代成長負起應有的責任。

二、兒童道德教育困境的歷史與現實因素分析

傳統文化中兒童的缺失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兒童、兒童生活長期以來處于是被忽視的地位。

1.“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家長制作風。中國儒學重禮，“禮”是傳統儒學心目中的倫理綱常、行為準則、道德規范等。“禮”包含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思是君主要像君主，臣民要像臣民，父親要像父親，兒女要像兒女;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很顯然，子女在父親面前是沒有獨立人格的，甚至連自身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時至今口，我們雖然不再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這種封建家長制作風在當代家長身上依然存在。表現在父母可以隨意打罵兒童，父母讓兒童彈琴學畫，子女就得彈琴學畫。家長包辦一切，主使一切，子女只能被動接受，否則就得挨打受罵。

2.“小時了了”的兒童觀。中國傳統文化是以成人為本位的，兒童在傳統文化中受到蔑視。“人們對于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甚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周作人;《藝術與生活·兒童的文學》)即使贊及小孩，也是推崇那種“小時了了”的少年老成，對天真無邪、童言無忌則譏為乳臭未干。為了快快

結束兒童期，成人便用長袍馬褂將兒童打扮成成人的樣子，以成人的規范要求兒童，用四書五經作為催熟劑灌輸給兒童。

3.“父以子貴，光宗耀祖”和“小祖宗”的兒童工具觀。中國人大都把子女的出人頭地看成是自家門庭的無尚榮光。從古至今，許多家長把子女當成自己臉上貼金的工具。他們在子女身上相互攀比，別人的孩子會什么，我家的孩子就不能落后，甚至還要超過他們。

當前社會上各種特色班、強化班，以及家長逼迫孩子學鋼琴、美術、等現象，一定程度上正是這種封建兒童工具觀的延續。“小祖宗”現象是古人的兒童工具觀的另一個重要表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重人倫、重血脈的特點往往使家長走向兩個極端。一方面家長對兒童蔑視與束縛，把兒童看成是“小奴才”，隨意打罵兒童。另一方面，視兒童是自己生命的延續，是自家傳宗接代的工具，是家庭的小祖宗、小太陽。結果，家長們要么對孩子過分控制，要么過分地對孩子嬌慣放縱，任其所欲，盡情滿足，這樣一來，孩子以自我為中心，形成任性、懶惰、依賴、怕苦、怕失敗等不良品質。

4.回顧以往德育課程中的道德，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可概括為一個基本特點：就是知識道德。他存在于一種體系化的道德中，把道德看作知識或主要表現為知識，在西方是源遠流長的，從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到柏拉圖的“道德即規范性知識”都是把道德看成一種知識，這種道德不僅是學生學習的對象，也是全社會的道德藍本。

但是我認為道德的知識與理論與生活隔絕的話，那道德的自足、自明、自我完成將會消失。

基于新德育課，我們應于道德存在論的誤區出發，從知識德育走向生活德育。我覺得以往的小學生習得的道德教育只是價值判斷上的道德，我們告訴他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但是今天小孩子想得到的道德教育，可能更多是緣于生活。在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道德知識的獲得，而是引導孩子選擇和構件什么樣的道德生活和生活方式。

5.從古至今，反思而得，也許我們遵守的道德不是知識邏輯的道德而是生活邏輯的道德，不是由概念、范疇推演而來的課程體系，而是根據兒童生活的演進、發展、而建構的課程體系。如我們今天新課改后的《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就是以健康安全的生活、愉快積極的生活、負責任有愛心的生活、動腦筋有創意的生活作為課程的框架，以不斷擴大生活場域——家庭、學校、家鄉（社區）、祖國乃至世界的道德活動、道德關系中去，以此為課程建構的框架。

在兒童道德的視域中，應以兒童的“生活事件”生成教育話題來呈現道德教育，這樣不僅能調起兒童的“胃口”，而且也體現了以兒童為中心，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不妨打個比方，假如生活經驗是一幅絢麗多彩的圖景，德育教育就是努力把這幅多彩的圖畫展示在學生面前，使他們從多形態、較完整的生活經驗中真正領悟生活，體驗生活中的道德。

三、兒童道德教育的出路

對于兒童而言，他們的生活經驗是自身的、是無價的、是不可替代的，他們對生活的需要、期望都寄予正在進行時的生活之中，當然，他們對未來的憧憬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所以，我們要給他們體驗眼光和愉悅，也引導他們去獲取解決現在生活中的問題和困難的種種經驗，把現在正在進行的生活建構的更道德、更美好！

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僅有正確的家教觀念還不夠，還需要進一步發解當代兒童所處的客觀環境和過去比發生了那些變化，這些變化在孩子身上發生發那些影響，他們成長有那些需要，時代對兒童的成長提出了那些新要求，如何根據兒童的認知規律以及非智力因素形成的規律，采取適當的教育方式來幫助他們健康成長。面對這些問題，必須確定科學的教育內容和掌握科學的教育方法。從家庭教育上看，對于每個具體孩子，需要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育兒方式，身教重于言傳

每一個孩子在出生時，品德上都是空白的，孩子日后的發展完全是受周圍環境和父母的影響。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鏡子，因為孩子在模仿上是天賦，父母是他最主要也是最可信的模仿對象。所以孩子日常生活習慣的養成、待人接物的方式等都可以通過模仿形成習慣，當父母們了解MQ及其帶來的一些新思維后，為了孩子，父母需要不斷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智商，隨時隨地調整自己的行為。

兒童成長需要空間。創造和諧寬闊的環境，要從尊重孩子開始。浙江省金華市高二學生徐力把母親打死的悲劇使我們看到，孩子的心靈世界是靠人格尊嚴支撐的。在壓力之下，人就沒有被尊重的感覺，他就不會尊重別人，就不會尊重社會的規范。母親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過高的期望值使母親扭曲了。不能給孩子寬闊的環境，自由的空間。孩子沒有快樂，只有壓抑。這種情況在我們身邊也有很多。在物質條件越來越好的今天，孩子成長卻出現了“三大三小”即生活的空間越來越大，生長的空間越來越小；房屋的空間越來越大，心靈的空間越來越小；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內在的動得越來越小。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之早就發出呼吁：“解放兒童的創造力，解放兒童的頭腦，解放兒童的空間，解放兒童的手、嘴，解放兒童的時間”。這一點是對孩子的尊重，是為孩子創造的和諧、寬闊的成長環境的前提。

成長需要理想。它是孩子心靈世界的陽光。是孩子的人生目標和健康成長的動力。這一點許多孩子成才的例子都已證明。家庭是孕育孩子理想的溫室，種下正確理想的種子，給它適量的水、肥、陽光，才能順利的發芽、開花、結果。

成長需要肯定。肯定是對孩子擁有的潛在的力量的信任，會給孩子帶來一生的自信和勇氣。

但是我們首先要做到肯定兒童生活及其經驗的價值，不把兒童期的存在作為消極的、被否定的因素來對待，另一方面，也不是把兒童的生活經驗絕對化、理想化，以“兒童中心”來替代“成人中心”。

當然，兒童的生活世界與成人的生活世界是相互交叉和重疊的，兒童與成人生活在一起，他們也在追逐的感受和理解成人生活中的人與事，成人的生活經驗正漸漸地滲入他們的生活經驗中去，因為兒童的生活和成人的生活經驗是不可能截然分離的，而且兒童的生活經驗是更多的關注現在的遭遇，然而對未來生活的籌劃也必然在此進行中。這些期待、籌劃、關注也構成兒童生活的一部分。兒童是發展中人，他們離不開成人的經驗、示范和引導。

道德教育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希望我們從生活出發，變單向為交互作用，在課程學習中交往、在文本中對話、在自我經驗中反思。

一個孩是一個家庭的希望，千萬個孩子時一個民族的希望。

愿我們的青少年兒童擁有一個美好的道德前程！

【參考文獻】：1.李江、李微：《皮亞杰兒童道德發展理論述評及啟示》，贛南師范學院學報 J 第3期

2.唐淑、何曉夏：《學前教育史》，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

3.蔣飛云：《皮亞杰兒童道德發展理論研究》，株洲工學院學報 J 2003年第1期

第三篇：中國孤殘兒童收養制度與寄養制度初探（本站推薦）

中國孤殘兒童收養制度與寄養制度初探

2012年1月4日清晨8時許，河南蘭考縣收養孤兒和棄嬰累積超過100人的市民袁厲害家發生火災，造成7名孩童死亡。盡管自2007年蘭考縣民政局就已認定袁厲害屬于違法收養，但直至事故發生仍未執法。在政府尚不完善的收養、寄養制度之下，孤殘兒童事故再次發生似乎難以避免。

198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作為歷史上被最廣泛批準的“人權公約”，規定“兒童在童年時期有權獲得特別照料和幫助”。序言和不少條款都強調了家庭的重要性和創造一個有益于兒童健康發育和成長環境的必要性。而當孩子的父母由于種種原因（孤兒、父母失職或者沒有能力等）無法承擔撫養子女的義務時，應該由國家出面撫養。國家親權的理念主張國家在充任未成年人“父母”時，應當為了兒童的利益行事，即以兒童的福利為本位。對于孤殘兒童，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撫養責任和義務。

2005年，民政部啟動了自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次全國范圍內的孤兒現狀調查，并發布《我國孤兒現狀與面臨的困境》報告稱，全國18周歲以下父母雙亡及事實上無人撫養的未成年人共計57.3萬人，占全國人口的萬分之4.43；其中農村戶口的孤兒占總數的86.3%。

2008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發布《我國社會福利社會化政策研究》中提出：“全國需要由國家撫養的孤殘兒童428萬人，而各類福利機構能夠提供的床位只有3.15萬張，僅能夠滿足需求量的0.7%。”

隨后在2010年，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等機構推出的《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稱，目前已開展家庭寄養的社會福利機構占有兒童收養任務的福利機構的50％以上，這些機構中有超過一半的孤殘兒童委托寄養家庭照顧。

如今，中國尚缺乏統一的《兒童福利法》，而英國、瑞典、挪威等發達國家以及臺灣、香港地區早在上世紀就出臺了兒童福利專門法案，并成立了兒童福利局等專門機構。而中國的兒童福利管理則分散于民政部、教育部、婦聯及司法等眾多部門中，尚未成立專門的全國統管兒童福利機構，客觀上使兒童福利行政管理處于“虛化”狀態。同時，由于政策缺失，已被收養的孤殘兒童在教育、戶口等方面都存在問題。

根據1999年5月25日實施的《中國公民收養子女登記辦法》規定，對于棄嬰，需要公安機關出具“撿拾棄嬰、兒童報案證明”，再去民政局辦領養證，才能報戶口。一旦沒有在獲得棄嬰的第一時間去辦理有關手續或證明，或難以獲得當事者或目睹者或派出所相關證明，派出所更無法補發有關證明。隨著年齡增長，孩子們的就業住房問題逐漸顯現。

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人口計生委曾聯合下發“關于解決國內公民私自收養子女有關問題的通知”，其中規定“自本通知下發之日起，公民撿拾棄嬰的，一律到當地公安部門報案，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監護人的一律由公安部門送交當地社會福利機構或者民政部門指定的撫養機構撫養。公民申請收養子女的，應到民政部門申請辦理收養登記。”

而根據河南蘭考縣民政局主管救助工作的工作人員對媒體回應時稱：并不具備收養資格的袁厲害自1987年起收養共超過110名棄嬰，民政局曾多次要求其放棄收養并交由政府，均得到拒絕。而面對“如果當事人拒絕移交,法律沒有規定該怎么辦”的情形，民政局沒有強制執法權，無法強制將孩子送走。

在中國農村地區, 家庭和多代家庭, 是養護兒童的主體。父母已經死亡或父母無力撫養的兒童, 絕大多數還在家庭中得到保護, 得到政府救助的人數非常有限。根據北京師范大學2008年調查, 養育人的年齡分布為: 50歲(含)以上的, 占總數的3 /4以上;在60歲(含)以上的, 占總數的一半以上。

2010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加強孤兒保障工作意見》以及一攬子制度和25億中央財政資金，對東、中、西部地區孤兒分別按照月人均180元、270元、360元的標準予以補助。而這一補助計劃則是由民政部門通過福利機構已登記的孤兒名單進行申請和發放，僅面向“父母雙亡或事實上無人撫養”的部分孤殘兒童。

與之相反的是，美國的兒童福利項目則是以家庭為單位，大部分福利項目的執行都是以資產調查為基礎，充分體現了“窮人靠國家，余下的人靠市場”的制度設計原則。兒童福利項目安排非常詳盡，幾乎涵蓋了兒童需求的每一個方面。

除收養制度以外，另一種兒童福利模式——家庭寄養的起源于發展，也同樣對中國孤殘兒童的生態環境產生的較為重要的影響。

聯合國關于保護兒童和兒童福利，特別是《關于國內和國際寄養與收養的社會和法律準則的宣言》（198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和關于在跨國收養中保護兒童和進行合作的《海牙公約》均認為，當親生父母和其家族成員不能滿足一名兒童充分而和諧地發育成長所必要的條件時，負責保護兒童和兒童福利的被授權團體，必須尋求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如果情況需要的話，可通過收養或長期寄養家庭照管，向孩子提供一個永久性的替代家庭，要比在一個機構照管孩子更好。

其中只有當孩子需要短時間照管的情況下，寄養家庭照管作為一種福利措施才可予以考慮。為了使孩子有可能最終同他（或她）的家庭重新團聚，必須計劃尋找同他（或她）的出生家庭繼續保持聯系的機會。

1951年，英國精神病學家提出“兒童依戀理論”，提出機構教養使兒童失去了母愛以及融入社會的成長基礎，并主張將兒童福利機構中的特殊兒童移出，走向家庭。隨后，歐洲多國將大部分兒童福利機構解散，其中英國60%的特殊兒童為家庭寄養，而澳大利亞這一比例則高達90%。在美國，截至2007年約有542000名寄養兒童，每1000名兒童中就有大約7名兒童進入寄養系統。

1997年以來，中國許多省份開始進行實驗性的家庭寄養項目，天津、煙臺、齊齊哈爾、南昌、開封、成都、莆田、烏魯木齊、拉薩、北京共建立的10所中國SOS兒童村。其中“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在民政部隨后的推廣中被樹為典型。2000年，按照《全國社會福利社會化工作會議》的要求，民政部明確提出要“使家庭寄養成為兒童福利事業社會化的一條重要途徑”，并于隨后的2003年頒布《家庭寄養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家庭寄養工作的管理、服務、標準及規范。

然而，實踐中的“家庭寄養”模式僅僅是由部分地方政府投入所進行的“實驗性工程”，不僅缺乏廣泛的覆蓋面，具體操作更呈現出各地紛紛“樹立典型”的現象。2000年10月，昆明市兒童福利院借鑒國內外家庭寄養新模式，與國際慈善組織合作，投入近70萬資金開展孤殘兒童農村家庭寄養，形成了以兒童福利院、鄉政府、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和家庭5級共同參與的“本土化”農村監護網絡。至今這種模式已開展10年。

理論上來說，中國“家庭寄養”是指由政府出資，由福利機構為孤殘兒童選擇合適的家庭，由這些家庭為兒童提供所需的生活照料和服務，寄養兒童的監護人并非收養家庭，而仍是民政部門。

按照《家庭寄養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孤兒到14歲時便要送到社會福利院；寄養中途如果有人提出對這些孩子的收養，原有的寄養關系便自動終止。以南京市為例，2011年南京市公收養500余名孤兒，多半住在福利院，其余都寄養在郊區的社會家庭中。福利院根據國家規定，支付每個孩子每月700元的生活費；孩子的醫療教育等費用，也由福利院結算。先后有兩百多位孤兒在寄養家庭中找到了“新家”，至今尚有103個孤兒生活在這里。但其中，幾十名兒童因被涉外家庭領養而離開。

在火災事故發生之前，袁厲害收養的110多名孩子中，有近40名應得不到治療，在收養一年之內就無聲的死去了，和這7名孩子一樣，其中的大多數都沒來得及取名字。這些悲劇，原本都可以避免。（澤清）

第四篇：現階段勞動者維權的困境與出路研究

現階段勞動者維權的困境與出路研究

［摘要］勞動關系問題正在成為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中的突出矛盾。多種原因促成了這一問題的尖銳化，勞動爭議的產生也就不可避免。探討現階段勞動者維權的困境與出路，具體到如何選擇恰當的維權方式進行權益保護也就迫在眉睫。只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規范各部門勞動關系，并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各界在各部門勞動者維權中的作用，以社會保障為主，權利維護為輔，特別是勞動者、資本和政府的三方合作關系中應重視政府行為，政府是協調勞資關系的重要力量，有效的勞動行政管理是實施勞動法的重要保證，這樣才能使現階段勞動者維權走出困境，找到新出路。

［關鍵詞］勞動者維權；勞動關系；勞動合同法 困境與出路

一、當前勞動者權益問題主要表現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市場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我國基本完成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我國經濟20 年的高速增長為世界所矚目，但不可否認，我國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已成為一個社會焦點。我國的經濟關系、勞動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企業的組織形式、經營管理機制、就業用工方式、薪酬分配制度等日益多樣化，各種矛盾和利益關系也顯得更加復雜。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間的沖突和爭議不可避免[1-2]。

（一）國有企業改制和非壟斷企業中的勞動者權益問題

勞動者的經濟利益被侵蝕：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工人的利益被嚴重忽略。改制使企業產權向經營管理人員集中，使之短時間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而多數勞動者被迫下崗。這種“改革”在管理層與普通工人之間形成了天壤之別，侵害了他們的合法權益，特別是一大批為企業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勞動者被拋向勞動力市場時，幾乎不可能再獲得高收入的機會。

非壟斷企業職工收入過低的狀況長期存在：2005 年我國GDP 為18 萬億元，職工（不包括城鎮、私企和個體勞動者）工資只有1.9 萬億元，只占GDP 的11%，且逐年下降。全國總工會2005 年對10 省中的20 個市（區）1000 個企業的調查發現，2002 年至2004 年職工工資低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人數占81.8%，12.7% 的職工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在這三年中，港澳臺企業年均效益增長33%，而職工工資增長為零[3]。

（二）企業經營管理者與職工對比

而在這樣的條件下，企業勞動定額畸高，勞動者必須加班才能得到基本工資。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企業經營管理者與職工的工資收入相差懸殊，中央企業2003 年二者的差距為13.6 倍。特別是農民工超時高強度的勞動只能獲得低廉的工資，甚至被任意克扣和拖欠。雖然我國1993 年已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但是2005 年31個省市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沒有一個達到國際通行、國家認可的占當地社會平均工資40-60%的水平[4]。

（三）與此同時，勞動條件低劣并且工會失靈

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低下甚至惡劣： 典型地表現于農民工的勞動環境。在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業戶口的勞動力占了近六成，他們缺少必要的勞動保護設施，導致工傷事故頻頻發生。2002 和2003 年，我國每年死于礦難的7 千人左右，遠遠超過世界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的總和，百萬噸煤死亡率接近4（美國不超過0.04）。一些私企毆打、拘禁農民工，甚至非法使用童工。這些勞動者每天的工作時間普遍超過8小時，甚至達到12 小時以上。“加班加點和超時勞動，已經成為我國非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權利被侵害的重要內容，” 而“勞動者個人對于超限度的加班加點是根本無法拒絕的。在加班工資待遇上，雇主也是極力壓低。”有的企業布設霸王合同、押金合同、暗箱合同、生死合同、賣身合同和雙面合同，勞動者別無選擇不得不接受之。

工會失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許多國家認為，要求過分的勞工運動會抑制投資。“為了維護和諧，官方正式要求工會積極分子必須將自己的活動限制在符合‘國家利益’的范圍之內。”“因此大多數國家都在制定排斥性、壓制性政策和努力將勞工納入官方政治和行政體制這兩者之間舉棋不定。他們勸誘與制約并舉，努力將工會組織限制在嚴格控制的參與性角色之內，以此阻止來自工會的壓力。”大多數國家的工會成了協助企業維持生產秩序的工具，國家也力圖把工會納入權力體系之中。我國工會原有的主要職能是維持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工會實際上喪失了作為群眾組織的獨立性和主體資格[5]。

二、勞動爭議引起的社會問題

（一）勞動爭議案件上升 當農民工的欠薪和工傷問題投訴無門、久拖不決時，當上述工會失靈時就可能迫使工人集體上訪、堵塞交通甚至發生極端事件。當前我國各類勞動爭議案件在不斷上升，種種對勞動者權益的侵害是社會不公平的具體表現。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及時解決，被侵權者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就會蔓延，對改革的認同度就會下降，并可能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已成為轉型時期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它的核心是，應當如何在大變革中力求保持社會公正。”我們的目標是構建公平與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只有依靠法治才可以實現。法制社會需要建立一套法律體系，但要實現真正意義的法治就要維護法律的有效性。“通過法律發展來維持道德社會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如果法制不是內生的制度，即缺乏必要的法律文化，那么法律的有效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法律的有效性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普遍問題，近年頻繁爆發的以勞資矛盾為主的社會沖突正是這一問題激化的表現[6]。

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決由社會和經濟的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新型的爭端，人們就會不再把法律當作社會組織的一個工具而加以依賴。他們將尋找其他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的爭端。他們將通過腐敗的方式，例如政治恐嚇或肉體威脅來解決他們的爭端。一旦如此，法律將日益成為與社會和經濟生活無關的事情，政府也會再次失去它的引導該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國際勞工標準

作為一項關注勞動者權益的標準，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S000，社會責任標準）被認為是繼ISO9000（國際質量標準）和ISO14000（國際環境標準）之后，又一項重要的國際性標準。與先前的ISO9000 和ISO14000 不同，SA8000 一開始就是國際標準（ISO 是整合各國國家標準的國際標準），并且只有一個認證機構（SAI）；更重要的是它關注的是勞動（勞資）關系，是將有關維護勞動者權益的道德規范引進企業及其市場行為的行動準則。它要求企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對社會，尤其對利益相關者也要負責任。這種社會責任包括九個事項：（1）不可雇用童工或支持雇用童工的行為；（2）不可雇用或支持雇用強制性勞工的行為；（3）應提供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環境中的危害隱患，建立系統來偵查、防范或反應那些潛在威脅；（4）應尊重員工組織工會的自由與集體談判的權利，當這些權利受到法律限制時，應協助員工采用別的方法來達到這種權利；（5）不可從事或支持任何基于種族、社會階級、國籍、宗教、殘疾、性別、性別取向、工會會員資格或政治關系的歧視行為；（6）不可從事或支持肉體上的懲罰、精神或肉體脅迫以及言語凌辱；（7）應遵守適用法律及行業標準有關工作時間的規定，所有超時工作應付額外報酬，而且協議加班必須是自愿性質的；（8）應保證支付的工資達到法律或行業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可巧立名目逃避對員工應盡的義務；（9）管理系統應制定有關社會責任和勞動條件的政策，定期審查政策、措施及其執行結果，決定其是否充分、適用和持續有效，包括指定專人負責、進行溝通，建立和維持適當的程序來評估和挑選供應商/ 承包商，定期提供相關數據和資料等等[4]。

中國的勞動法，除自由結社和強迫勞動問題與國際社會存在著一定分歧之外，其他內容與國際社會的要求并無大的差別，有些方面如工作時間，甚至比一般的國際標準還要嚴格。但是，正如國際貿易政策分析家鄧肯·格林所言：“中國有很好的勞動法，但是并未得以實施。”

（三）道德風險轉化為商業風險

SA8000 標準將（企業的）道德要求指標化、制度化，是一個更加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勞動標準。一般說來，國際勞工標準所包含的，一是道德方面的標準，包括結社自由、集體談判權、同工同酬、禁止就業及職業歧視、禁止使用童工等等；二是國際貿易的標準，包括工作時間、工資水平、勞動環境和社會保障等等。

而沒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往往意味著有較大的道德風險，而這種道德風險隨時可能轉化為商業風險。雖然SA8000 標準迄今尚未對我國企業構成特別大的影響，但近年我國沿海地區已有幾千家企業接受過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調查，發生了多起因企業違規而被追究的事例。2002 年，美國客戶對深圳某玩具廠進行童工調查，發現有嚴重加班加點和工資偏低情況，而且所提供的工時工資資料是虛假的，因此取消了其供應商資格，其他客戶也相繼取消訂單，結果這家有8000 名工人的集團公司被迫關閉。2003 年，福建泉州某玩具公司也是因為被發現使用童工，取消了幾千萬元的出口訂單。2003 年3 月開始，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對產品銷往美國的16 家中國工廠進行調查，發表了一批負面報告。2004 年2 月，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被指其在廣東的供貨企業違反了國際勞工標準，引起很大反響。廣東、江蘇兩省2004 年發生多起企業拒絕接受SA8000 認證，被中止合作的事例。隨著SA8000 的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企業如果通不過SAS000 標準就很可能失去客戶和訂單，在這個問題上，誰掉以輕心，誰就將為之付出沉重代價[7]。

三、現階段勞動者維權幾大困境及相應解決方法研究

（一）非正規部門勞動者權益保障

由于種種原因，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權益最容易受到侵犯。只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規范非正規部門的勞動關系，并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各界在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維權中的作用，以社會保障為主，權利維護為輔，才能使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的權益真正得到保障。

（1）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權益狀況主要特點：一是就業穩定性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普遍帶有臨時性和季節性，他們大多是根據市場需要由業主隨時聘請與解雇，往往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就業極不穩定。二是勞動報酬低。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的薪酬或者采用計時工資，即按月、天，甚至按小時計；或者采用計件工資，如零星的勞務承包、產品推銷等。其薪酬標準不是按正規部門的薪酬制度，而是由勞動用工雙方協商確定，勞動報酬一般只能達到當地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多數勞動者報酬較低，勞動時間較長，被克扣、拖欠工資的情況較多，且勞動者人格尊嚴經常受到損害。三是勞動條件惡劣。非正規部門一般勞動組織簡單，多數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沒有規定工作時間和固定工作場所，除了在雙方約定的周期內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務外，勞動關系雙方沒有其他的權利和義務約定，用工方往往不提供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承諾，也不配備必需的勞動保護設施和用品，發生工傷機率高，且很難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四是社會保障缺失。現行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制度大多是為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設計的，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沒有這種制度的支持，使他們無法進入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8]。

因此，總體來說，與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相比，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其就業境況更差，勞動者權益更容易受到侵犯。（2）非正規部門勞動者權益易受侵犯的原因：

勞動關系的非正規性。勞動關系的非正規性包括勞動關系松散和勞動關系不規范，這是非正規部門就業的最顯著特征。

勞動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缺位。現行的勞動管理制度主要是針對固定的勞動關系制定的，對于非正規部門勞動用工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沒有做出專門的規定，在適用何種管理和法規的爭論中，用工方找到了規避法律制裁的漏洞，也為其侵權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

除了外部原因，非正規部門勞動者權益備受傷害還有其個人的原因。主要有 “就業第一”的觀念、一定的感情壓力、弱勢的談判地位等。非正規部門大部分為低技能勞動崗位，對于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不高的非正規部門勞動者，在勞動力供大于求、個體替代性強的情況下，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他們更不敢向雇主提出其他要求，從而使其權益損害更加嚴重[9]。

（3）為了切實保障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權益，必須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 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好像市場化就業的“安全網”，特別是對于勞動關系和收入水平均呈不確定性的非正規部門勞動者來說，必須鋪設好這張“安全網”，以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并從三個層面實施：第一，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實施范圍。我國原來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面向國有和集體企業等有固定收入、能連續繳費的人群，絕大多數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被排斥在社保體系之外。第二，逐步建立和完善相應的保險制度。要根據非正規就業者的需要和特點，按照工傷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的順序逐步建立和完善相應的保險制度。第三，建立針對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的社會救助制度。

建立非正規部門的勞動用工和勞動合同制度。規范的勞動關系和勞動合同是非正規部門就業者勞動權益的護身符。，為了從源頭上調整非正規部門就業者的勞動關系，必須建立和完善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合同制度。要研究制定適應不同的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合同文本，明確非正規部門雇主使用勞動者也必須簽訂勞動合同，履行勞動合同約定的各項權利和義務，并推廣實施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合同范本制度，以明確非正規部門就業者勞動關系確立的條件和要素，澄清非正規部門內部的勞務關系和勞動關系問題[10]。

發揮各級政府部門在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維權中的主導作用，發揮社區和居委會等基層組織的維權功能，發揮非政府社團組織在維權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由于非正規部門行業廣泛，人員眾多，且從業人員的年齡、文化、收入等參差不齊，要在這樣一個紛紜繁雜的群體中實現勞動者維權，不僅需要各級政府在制定社會保障的制度措施中大膽探索、不斷創新，也需要社會各行業在輔助促進的實踐中相互協調、形成聯動，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國非正規部門實際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并把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的權益維護真正落到實處。

（二）農民工勞工權益

“民工荒”現象居然出現在勞動力幾近無限供給的中國，不能不說有點奇怪。尤其是去年以來缺工現象還有個新特點：不僅缺乏技工，連普通勞工也缺乏(見表1)。

“民工荒”現象凸顯勞工待遇過低，據調查，2004年廣東民工的平均月工資(含加班費)800元以下的占80％多，月工資1000元以上的只占6.54％，與10年前相比農民工月工資上漲不到100元，扣除價格因素后民工的工資收人實際上是下降的，而同期全國各地城市工人工資在扣除物價上漲后每年平均增長幅度為6％左右，這樣的工資水平和工資上漲幅度無論是從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來看還是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都是不合理的，部分省市最低工資標準見表2。

近幾年勞動爭議重點集中于勞動報酬方面，90％與工資有關，幾乎所有的罷工事件均由工資引發。欠薪嚴重凸顯用工單位違法使用勞工，但容易忽略的是相當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人日復一日地在非常惡劣環境下工作和生活，且沒有必要的安全保護措施。礦難頻發凸顯勞動者工作環境之惡劣。針對我國的現狀，對于我國目前勞工問題，特別是勞工標準問題，應該參照國際勞工標準。逐步完善我國勞工標準立法使最低工資標準和社會保障水平應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嚴格執法。維護勞工合法權益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簽署公約、通過SA8000等認證、響應全球契約等口號，這些形式上的事情不難做到，對我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腳踏實地地按照核心勞工標準的要求依法治國。

（三）勞動者維權中的加班糾紛注意點

在勞動者維權中常出現的加班糾紛中我們為自己的工作中存在加班情形而提起索要加班工資的仲裁及訴訟時要注意仍需要舉證證明加班事實，舉證責任并非倒置，而在勞動者本人；被認定的加班時間中需要包含實際工作內容---t路途或者準備時間不能視為加班；加班審批手續要完備—一因完不成工作而自愿加班延時的工作不能視為加班，所以在加班糾紛的勞動者維權中認識基本只是規定為自己維權是必不可少的。

四、我國勞動合同法的勞動者維權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已經成為我國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社會是否和諧，從根本上取決于勞動關系的和諧程度。勞動關系雙方在形成勞動關系的過程中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由國家的勞動法律制度規定。因此，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勞動法制，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根本前提，意義重大。我國勞動合同法側重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傾向十分突出。對于勞動者而言，這就意味著我國勞動合同法具有明顯的維護其合法的、基本的勞動權益功能。我國勞動合同法側重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功能的主要在立法目的、權利和義務分配、法律責任分配、監督檢查等方面，我國勞動合同法側重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功能的客觀依據是首先，從勞動法產生的歷史背景和世界上第一部標志性勞動法的內容看，勞動法面世的理由和目的就是為了保護處于“ 弱者” 地位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其次，勞動力供大于求作為現代社會中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注定了勞動者弱者地位難以改變。第三，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資源大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象尤為突出，勞動者弱者地位更加明顯，國家側重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理所當然。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顯示單位GDP的勞動爭議受理數全國為1.9，浙江省為1.35，單位GDP的勞動爭議涉及勞動者人數，全國為5.59，浙江為2.40。在一些省份勞資矛盾高發的背景下，浙江卻表現“平靜”——勞資糾紛數最少、影響小、處理快。探究原因，浙江省實施的領導負責、部門履職、工會推進、企業參與的“四位一體”維權機制使得加強地方立法適應維權需要、工會成為職工利益的維護者、勞動仲裁縣市全覆蓋、機制保工資“零欠薪”發揮著道要作用。因此，立足于我國的實際，國家通過制定和實施相關法律法規加重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穩定勞動關系，符合我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五、結論

勞動者維權與勞動爭議的處理是緊密相關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是一個由多個解決機構和多種解決方式組成的有機整體。只有各方面都得到完善，才能協調有序地運行，從而更好地發揮保護勞動者權益的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市場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勞動用工制度的不斷改革，我國社會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企業的組織形式、．經營管理機制、就業用工方式、薪酬分配制度等日益多樣化，各種矛盾和利益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勞動爭議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我國勞動維權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政府大力整治勞動用工違法行為，工會積極作為為勞動者撐腰，基層調解組織強化勞動爭議調解，眾多企業主動參與和諧企業創建。；企業則應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做到“有法必依”；勞動執法部門嚴格執法，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只有真正依法治國，才能使勞動者的權益從“應然權益”成為“實然權益”，才符合社會主義大國的形象，也才能真正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這樣勞動者維權的渠道將很暢通．維權之路也會越走越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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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孤殘兒童農村家庭寄養與農村社區發展研究

孤殘兒童農村家庭寄養與農村社區

發展研究

摘要：孤殘兒童家庭寄養政策是我國在探索兒童福利社會化道路中的一項重要嘗試 ,而在農村開展孤殘兒童家庭寄養是近幾年來在多種家庭寄養模式中發展比較快的一種模式。本文主要通過考察農村家庭寄養模式，來分析和探討農村家庭寄養模式對農村社區的影響以及農村家庭寄養模式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提出相關的對策和建議，以期望對當前農村家庭寄養工作的開展和農村社區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和幫助。

關鍵詞：農村家庭寄養；農村社區；社區發展

近幾年來，開展孤殘兒童家庭寄養成為失依兒童福利社會化的一條重要途徑。各地福利部門在實踐中探索和形成了多種家庭寄養的模式。從地域角度看，中國的家庭寄養模式主要分為農村模式、城市模式和城鄉交界型模式。在不同的家庭寄養模式中，在農村開展孤殘兒童家庭寄養是多種家庭寄養模式中發展較快且成效較大的一種模式。所謂農村家庭寄養是指將原來由福利院照料的孤殘兒童送到經濟條件比較好、交通便利的農村地區，由經過嚴格甄選的家庭負責養育的一種模式。

一、孤殘兒童農村家庭寄養對農村社區的積極影響

雖然在農村開展家庭寄養的最初目的更多考慮的是孤殘兒童的身心發展，但是研究發現孤殘兒童農村家庭寄養模式客觀上也對農村社區產生了重要影響，并形成了一種集合的社會效應，促進了農村社區的進步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孤殘兒童農村家庭寄養的開展促進了農村社區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一方面，為了支持農村家庭寄養工作，當地政府或民政部門會對已開展家庭寄養的農村社區提供一些政策支持，比如幫助他們修建道路、建公共浴室等，政府和民政部門的這些政策支持為農村社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另一方面，為了給寄養兒童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條件，社區本身也會關心本社區環境和條件的改善，主動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大力促進本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和發展。因此，在外部政策支持和內部動力驅動下，農村寄養社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

（二）調動了農村社區閑散勞動力資源、增加了農村社區居民收入。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的發展，農村社區的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而農村家庭寄養模式的推行，則大大調動了農村社區的閑散剩余勞動力資源，尤其是女性勞動力資源，既為她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又滿足了眾多家長奉獻社會、參與社會勞動的愿望。同時，這也增加了他們的收入，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達到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雙重效果。

（三）增加了社區居民的聯系，增強了農村社區的凝聚力

為了解決各自在家庭寄養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寄養家長會主動地向其他寄養家長就寄養兒童的康復和教育等問題進行交流和學習，這就打破了農村居民

“關起自家門，做自家事”的封閉隔絕狀態，為了共同的目標---做好家庭寄養工作而凝聚和團結起來。同時，家庭寄養工作指導中心也會對寄養家長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教育和培訓，這就為平日整天為賺錢而忙碌奔波的村民們提供了見面、溝通和交流的機會，增加了感情的聯絡，增強了社區凝聚力，同時也提高了村民自身的素養。

（二）有利于培養良好的社區文化，促進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

孤殘兒童進入農村寄養家庭不僅使我們中華民族撫慰救助、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得到了彰顯，而且還形成了農村社區的新風尚，培養出了良好的農村社區新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庭寄養文化”，如濟南唐王紙坊村的“愛心獻給孩子，關心送給家長”的社區寄養文化。此外，為了更好地對寄養兒童進行康復訓練和學習教育，寄養家長們會主動參加有關兒童康復及教育的培訓和學習活動，努力提高自身素養，增加自己的科學文化知識，出現了“寄養兒童要教育，寄養家長要學習”的社區新貌，形成了其樂融融的社區氛圍，促進了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同時也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的建設和發展。

二、農村社區在孤殘兒童家庭寄養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

雖然在農村社區開展孤殘家庭寄養不僅具有獨特優勢，而且也能促進農村社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重發展，但是與城市家庭寄養相比，農村社區在孤殘兒童家庭寄養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村社區資源相對較少，不利于孤殘兒童的康復、教育與成長。與城市社區相比，農村社區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資源相對較少，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相關配套服務不足，這直接影響了寄養兒童的康復和教育。例如農村教育機構缺乏特殊兒童教育的能力，很難接受孤殘兒童上學；很多農村社區沒有取暖設施，冬日兒童的取暖問題得不到解決；農村的醫療設備不完備，醫療條件差，寄養兒童享受不到良好的醫療服務等。但是，由于受到當前中國國情的限制，農村社區資源少的問題又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這將無疑對農村家庭寄養工作的順利開展造成巨大障礙。

（二）農村社區居民整體文化水平低，不能很好地滿足孤殘兒童的康復和教育需求。

調查發現，農村寄養家長對寄養兒童受教育的期望值明顯低于城市，導致家長對兒童的教育重視程度不夠或者教育投入不足。此外，農村寄養家長往往知識水平有限，缺乏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此并不能很好地掌握一些對孤殘兒童有利的康復知識和技能。再次，由于農村社區居民的整體文化水平也不高，因而也就不能為寄養兒童的成長營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圍和環境。總之，農村社區居民文化水平不高、對兒童受教育的期望值低、專業知識不足成為目前制約農村家庭寄養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三）農村社區收到的社會支持來源少、形式僵化、內容淺顯。

目前農村社區收到的社會支持主要來源于家庭寄養指導中心等福利機構，而來源于企事業單位、慈善組織、社會團體、科研機構的社會支持很少，造成了整體社會支持力度不夠的困難局面。此外，社會支持的內容淺顯、形式僵化，主要是物質支持和經濟支持、而情感支持、政策支持等較少。再次社會支持缺乏系統性，主要是針對寄養兒童的支持，而對農村社區、對寄養家長的支持不足，而且

在時間上也不夠及時，缺乏實用性。這些情況的存在制約著當前農村家庭寄養工作的發展。

三、一些建議和對策

針對以上農村社區在孤殘兒童家庭寄養中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決這些問題：

（一）鼓勵社區居民參與，提高農村社區自我增能的能力。

家庭寄養工作不僅僅是寄養家長的事情，而是整個社區的事情，需要全體社區居民的參與。社區居民參與是社區自我增能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也是家庭寄養工作取得成功的的重要保證。因此我們必須通過提高居民的社區參與來增強社區自我發展的能力，以此提高農村家庭寄養的服務水平。我們可以運用媒體、板報等方式讓農村社區居民了解到家庭寄養的基本狀況以及開展家庭家養的意義。通過宣傳教育來增強居民對家庭寄養的認知和認同，讓更多的非寄養家庭參與進來，這既是對家庭寄養工作的支持和幫助，又是對寄養家庭的監督和約束，有利于農村家庭寄養走向規范化和制度化的道路。

（二）建立廣泛的社會支持網絡，充分挖掘潛在的社會資源。

農村環境相比閉塞，社會支持資源少，為了保證孤殘兒童農村家庭寄養的開持續發展，需要社會各界多方面的參與支持，需要建立起系統的社會支持網絡。隨著家庭寄養專業化的發展，開發整合家庭、社區和社會中的專業資源，為寄養家庭提供各種專業性支持，滿足寄養兒童和寄養家庭的各種需要，已成為構建和完善農村家庭寄養社會支持網絡的重點。尤其是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現有的主要來源于政府、慈善組織、科研機構、各類社會團體和服務組織等方面的社會資源，增加農村家庭寄養的社會支持力度，例如積極宣傳家庭寄養的社會意義，挖掘社會工作志愿者，組建一支多學科的專業性的志愿者隊伍，讓寄養家庭得到全面的、及時的幫助。再比如，取得高校大學生志愿者的支持，開展一系列主要針對家養家庭的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緩解寄養家長的緊張，減輕他們的壓力，為他們提供情感支持等。

（三）加大對農村寄養家長的培訓力度，使農村家庭寄養工作逐步向專業化道路發展。

針對農村寄養家長掌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少以及寄養兒童受教育程度低的現實情況，兒童福利機構和家庭寄養指導中心除了加強對寄養家庭的篩選和走訪巡查外，還必須進一步加大對寄養家長的培訓力度，建立寄養家長培訓制度，定期給他們組織專門的兒童康復和兒童教育的培訓。在有條件的農村社區，還可以組織家庭寄養小組的組長或負責人到其他地區或機構參觀學習，全面提高家養家長的文化素養和家庭寄養服務的專業知識水平，增加對他們的工具性支持，以更好地滿足寄養家長和寄養兒童的需要。

總之，農村孤殘兒童家庭寄養模式使家庭寄養與農村社區通過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取得了孤殘兒童、福利機構和農村社區等多方共贏的效果。但是，農村社區在開展家庭寄養工作的過程中還存在許多的不足和問題，因此還需要我們對農村家庭寄養模式與農村社區發展問題進行更多的探索和研究，這無論是對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還是對農村社區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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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煥龍.北京市孤殘兒童家庭寄養的路徑選擇[J].社會福利,2003(9).作者簡介：張洪霞，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06級社會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