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大學理念發展的歷史考察

【內容提要】本文從一個較為寬泛的角度出發，簡要考察了世界及中國大學理念的發展歷程，并對目前高教理論界對大學理念的探討作了歸納與總結。最后，作者提出研究大學理念應該把握全球的視野、發展的視野、多元的視野。【摘要題】高教史研究【關鍵詞】大學/大學理念/高等教育理念理念，人們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往往具有不同的指稱。但分析起來，通常是在兩個層面上加以使用。其一，是把理念看作觀念。它既包括認識、思想、價值觀、信念、意識、理念、理想等抽象的內容，又涵蓋諸如目的、宗旨、原則、追求等較為具體的內容，所以理念既是一種哲學觀點、思想觀念，又是一種理想追求、行動準則。其二，把理念看作是一種系統的理性認識和信念，是一種反映教育發展的本質特征和規律的觀念，因而它不是作為普遍的或一般的觀念，而是更多地表現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概念中的涵義，更具有理性色彩，更加系統化。在此，我們取第一種對理念的解釋，持相對寬泛的理念涵義，把大學精神、大學追求、大學理想等概念作為理念的代名詞看待，納入理念范疇加以討論。

一、西方大學理念的發展歷程

被稱為人類文化史上的“智慧的花朵”的中世紀大學，在其誕生之時只是一個行會組織或學術團體。據有關史料，1200年的牛津學生文件證明，他們自稱“牛津教師和學生大學”，這表明大學實際上是教師和學生的團體。這種行會組織在當時主要是滿足志趣相投的學者們追求知識的需要，期望通過這一組織尋求對其所作所為的保護。現在，已無史料表明中世紀大學的創建與發展是在什么理念的指導下進行的，但大學在它創辦伊始就表現出了自治性、國際性、綜合性等特點。大學的自治性，表現為當時的大學在政府與教會之間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權，學者們自由教授，自由地發表言論，自己管理大學事務；大學的國際性，是指教師和學生隨意云游，教師可以隨學生的變動移至另一城市，大學聚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由于宗教和語言的統一，這種對知識的探求是沒有國界的。[1]大學的綜合性，體現在中世紀大學的教學內容的多學科上，學生只有學完了文法、修辭、辯證法、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七藝”并獲得文科碩士學位以后，才有資格進入神學、醫學、法學學科學習。[2]

大學在隨后的幾百年歷程中，在追求學術、培養學生、回應社會等問題上不斷調整自己。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人文主義逐漸蛻變成一種煩瑣的經院哲學，大學越來越遠離社會現實的需要，成為落后保守的機構。在此情況下，人們不斷地審視大學的變革和發展問題，并最終導致了洪堡的大學改革。1809年，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學，并系統地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大學觀。他提出了“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主張，認為“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3]大學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場所，更是研究和發展知識的場所。如果說在柏林大學以前的大學以培養學生為重任的話，那么，柏林大學則把大學的功能進一步拓展為科學研究。1825年，美國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杰弗遜創辦了弗吉尼亞大學，強調“州立大學應成為建設各州的智囊團和人才的策源地”。1862年，《莫里爾法案》的頒布進一步推動了美國高等教育與社會的融合，威斯康辛大學首倡大學要為農業、工業服務，為經濟發展服務的辦學理念，提出州的邊界就是大學的邊界，這一思想得到了其他大學的響應，大學正式與社會主動結合，形成了大學的直接為社會服務的職能。

大學理念盡管滯后于大學的產生，但它同樣具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對大學理念進行系統的論述的是牛津學者紐曼(Newman)。牛津大學是歐洲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大學，也是保持中世紀大學的旨趣與性格的一所大學。紐曼在牛津大學生活了長達20余年，他于1852年寫的《大學的理想》(TheIdeaofUniversity)反映了當時牛津大學的思想。紐曼認為，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大學教育要達到提高社會理智格調，培養大眾的心智，凈化民族的情趣等目的，為此，大學應該為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而設，大學應該提供普遍性的和完整性的知識教育，而不是狹隘的專門化教育。當1852年紐曼在描繪他的大學理念時，德國的大學正在成為新的模式，民主革命、工業革命及科學革命正在西方興起。1930年，美國大學的先驅者阿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Flexner)在其著作《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大學》(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大學觀。他認為，大學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學成了有意識地獻身于尋求知識、解決問題的機構，大學建立了越來越多的研究所和學院、系及專業，大學不再是學生個人的需要，也是社會的需要。他強調大學應該是時代的表征，但他不以為大學應該隨社會的風尚、喜惡而亂轉。他批評當時大學成為一個五花八門的機構，成了“大眾的服務站”。[4]他希望哈佛大學不要承認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取消新聞學院和家政學院，取消足球、函授課程等等。正如牛津大學在1852年被紐曼理想化時，它實際上已面目全非，弗萊克斯納在1930年提出現代大學觀時，他所追求的現代大學也瀕臨滅絕。1963年，美國前加洲大學校長克拉克·科爾(ClarkKerr)在《大學的功用》(TheUsesoftheUniversity)中，提出了新的大學觀。他認為，當代的美國大學早已超出了德英的模式，而發展出自我的性格。大學已徹底地參與到社會中去，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服務站”。他用“多元化巨型大學”(multiversity)來形容當時美國一些大型大學，認為現代大學是一種多元的機構，有多重目標，多個權力中心，為不同的顧客服務。因而，這種大學的理念與紐曼、弗萊克斯納的構想已相差甚遠。他比喻說，紐曼心目中的大學只是一個“鄉村”，弗萊克斯納的大學只是一個“市鎮”，而當代的大學則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城市”。[5]

大學理念的形成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傳統理念的概括和闡釋，是對大學發展歷程和大學觀發展的反思與提煉；二是新型理念的生成和提出，是對現實社會及社會各種思潮對教育發展的預測與洞察。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次在法國巴黎高等教育大會上提出了21世紀高等教育發展的新理念。[6]會議認為，高等教育正在成為社會的中心或主要組成部分。由于社會已經逐漸變成了知識型社會，因而高等教育和研究正作為個人、社區和國家的文化、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組成部分發揮著作用。作為社會中心或社會主要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及倫理價值標準的多元化，無疑應對社會盡職盡責，幫助社會對倫理、文化和社會問題進行思考并采取行動，起著社會良知、思想庫的作用，發揮著批判、前瞻功能。文件指出，高等教育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而應加強其應變能力及變革和促進變革的能力，把包括高等教育的針對性、質量、公平、可持續發展、大眾化等問題納入到高等教育變革的視野里來認識。當然，致力于變革并不是對傳統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繼承符合現代高等教育精神的傳統的基礎上實行變革。[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5年出版了《促進高等教育的變革與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在這一文件中提出了“前瞻性大學”這一思想，認為有遠見的高等教育體制和高等學校在確定自己的任務時，都應有這樣一種遠大的目光，即建立一種最好稱之為“前瞻性大學”的新型大學。這種大學應該是：一個開展高質量培訓的地方；一個擇優錄取學生的地方；一個追求、創造和傳播知識的人、促進科學發展的人和開展技術革命與發明的人薈萃的地方；一個使未來畢業生立志追求知識和使他們以利用知識為社會發展服務為己任的地方；一個歡迎學生“回爐更新知識、提高水平作為固定形式的地方；一個鼓勵和支持與工業和服務部門進行合作以及發展地區和國家經濟的地方；一個以批判精神提出和討論各種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的地方；一個讓政府或相關機構獲得各種可靠而科學的情報以供決策的地方；一個匯集了堅決遵守學術自由原則的人的地方；一個置身于世界各種挑戰和機遇的地方。[8]這樣的新大學顯然不是與世隔絕的“象牙之塔”，也不僅僅是培養人才、發展知識為社會所用，而是主動投身于社會的各種事件之中，是國家或國際問題的自覺參與者和積極組織者。這體現了現代大學理念的新發展。

二、中國大學理念的發展

盡管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漢朝的太學，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產生，則要歸功于19世紀末期接受西方影響的結果，它與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機構并沒有繼續或淵源關系。當然，大學這種機構從一開始便與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傳統有著密切聯系，是根植于傳統文化這一土壤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在清朝末年，中國教育在外力撞擊和內力驅動下而走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道路，引進西方教育制度，移植西方大學的辦學模式。開始了模仿西方教育的艱辛歷程。民國以后，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后，進一步掀起了學習西方國家的教育和科學文化的熱潮，使大學從封建官僚養成所變成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大學。[9]在當時的大學辦學者中，許多是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仁人志士，受過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響，因而從一開始就敏銳地注意到大學理念在大學發展中的作用。正是由于大學辦學者的開闊的視野與先進的理念，致使我國大學教育的起點并不低。1912年，蔡元培作為教育總長主持制定《大學令》，確定了大學“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的宗旨，作了“學”與“術”的分離，確定了大學以文理兩科為主的綜合性，確立了大學設評議會、各科設教授會，形成所謂“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極力推崇德國的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大力主張學術研究及學術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學管理的教授治校。他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10]第一批庚款赴美國留學的梅貽琦于1928年任清華大學代校長，提出了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等思想，并在辦學中付之實施。因此，20年代的北大、30年代的清華、40年代的西南聯大集中反映了當時的辦學成就，造就了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和中國社會的棟梁之材，當時形成的許多大學的辦學理念至今仍然被人們奉為主臬，彌足珍貴。

建國以后，中國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俄為師”、“獨尊蘇式”，對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進行了改造。這一階段的高等教育理念強調大學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為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服務。隨之而來的1957年的反右斗爭和文革十年，使大學理念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楊東平在《大學精神》一書的序言中說，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間墮落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其時既有“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這樣的荒唐，也有“大學就是大家都有來學”的荒誕。韓延明在其博士論文中對文革中知識分子慘遭迫害曾有過一個統計與描述。經過文革的破壞，中國大學的“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理念可以說蕩然無存，甚至于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所持有的知識自由的傲骨也遭遇了“粉碎性骨折”，大學的獨立性受到了削弱，大學的權利被忽視，大學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度與靈性。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重塑大學理念、恢復大學傳統成了大學發展的重要內容。高校自主辦學、建立學術委員會等內容寫入了高等教育法。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大學校長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大學教授的地位有著顯著提高，學術的環境與氛圍有了較好的改善，知識分子的強烈使命感使高校師生們又一次成為時代精神的塑造者。盡管這種思想解放、學術自由還不夠徹底，但畢竟給學術研究提供了一片廣大的空間。

當然，和世界大學相比，目前中國大學的問題和處境仍然是十分獨特的。大學中的政治至上、經濟驅動比比皆是，遮閉了大學精神的光芒，官本位、政治擠壓、商業化的侵蝕嚴重扭曲了大學的靈魂。大學更像是一個政府部門，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學術組織。大學的教學、人事、科研等職能部門習慣于向上級主管部門請示匯報，缺乏獨立自主的辦學意識，這種自覺地把大學納入到行政管理體制中的做法，客觀上弱化了大學學術自由、機構自治的本質特征，放棄了大學的優良傳統與獨特性格，扼殺了大學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大學里也彌漫著推崇官階、唯官是重、攀權附貴的庸俗風氣，神圣的學術尊嚴被學術腐敗所玷污，知識殿堂被褻瀆，職稱也不再是學術成就的標志。大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左右擺動，對急功近利的商業化行為過度熱衷，使得神圣的學府被人指責為“學店”。

三、目前我國高教理論界對大學理念的探討

大學理念是對大學的精神、使命、宗旨、功能與價值等大學發展基本思想的概括性論述，其核心包括對“大學是什么”、“大學應該怎么做”這兩大基本問題的價值判斷和識別。對“大學是什么”這一問題可以從大學的性質、功能、特征等角度加以回答，可以稱之為生成理念或目標理念；對“大學應該怎么做”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在對大學的理性認識的支配下對大學發展策略的選擇與認定，可以稱之為行動理念或過程理念。下面我們主要從哲學基礎、大學組織的傳統積淀、現實的高等教育發展需要等層面對目前高教理論界的看法加以整理歸納。

從哲學基礎來說，大學理念實則是對學術和政治、求真和求用、自主與控制、社會與個人、傳統與創新、繼承與變革、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普通教育與專業教育等范疇的哲學思考。著名教育哲學家布魯貝克認為：“在二十世紀，大學確定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以政治論為基礎。”[12]為此，可以根據這兩種哲學分類分析大學理念。持認識論哲學的人強調大學以探索高深的學問和忠實地追求知識為目的，認為大學是一個學術系統，學術發展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大學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學是探索和傳播真理的堡壘”。持政治論哲學的人則強調知識對國家社會的深遠影響，追求知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他們要求大學根本改變以往基本上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況，從孤芳自責中走出來主動融入社會的現實之中。眭依凡認為，當今人們普遍接受的大學理念是認識論和政治論共同影響的產物，它們和諧地并存于大學理念中從而成為大學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大學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學術機構，它既必須按照知識發展和傳授的內在邏輯保持相對獨立性，又必須接受政治和社會對它提出的要求，承受經濟的壓力和大眾俗文化的沖擊。[13]肖海濤則從理性主義、工具主義、存在主義等哲學流派來分析大學理念，她認為，大學理念不應該只是從一種哲學思想中演繹而來，偏執任何一端都會扼殺大學的生機，新中國大學理念基本上以政治論為取向，忽視大學的學術自由、自主辦學的權利，造成了不少失誤。[14]劉振天認為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存在著四種不同的大學理想模式，即人文主義理想、知識中心主義理想、社會本位主義理想和人本主義理想。人文主義理想產生于英國中世紀以來的古典大學，認為大學的本質在于人的德行、情操、教養的養成；知識中心主義理想、社會本位主義理想分別是認識論哲學和政治論哲學；人本主義大學理想反對理性主義和工具主義，強調學生學習中的學習自由、選擇自由，尊重學生的主體意志、主體精神、主體人格和主體選擇。為此劉振天認為，大學的理想，既要體現我們社會的性質，又要表達時代的精神；既要遵循大學的內在規律，又要符合大學的外部規律；既要通過變革以適應社會，又要通過保留傳統以超載現實。因而，他提出的大學理想為：崇尚科學，追求完美；辦學自主，適度調控；造就英才，體現公平；發展個性，服務社會。[15]

根據大學這一組織機構在其歷史演變過程中的積淀來分析大學理念也是一個重要途徑。盡管大學這一機構在其發展歷程中不斷嬗變，大學理念也無時不處在變革演化之中，但存在著亙古不變的獨特的內涵與個性。目前，理論界對其認識與概括見仁見智，但也有一些共識。張應強認為，西方古典大學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原生型態，古典大學教育理念可以概括為：一是為探求真理、完善人格為宗旨，二是以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為條件，三是以教化社會、澤被人類為目標，四是以師生情趣相投、精神自由交往為形式。他強調要重視大學教育的人文理念，健全高等教育的文化批判精神和文化創造精神。[16]王建華認為最重要的西方大學辦理理念為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17]高教界對此有著較多的探討。

在今天，一些學者從社會需要、時代發展及高等教育改革等現實角度對大學理念作了重新審視與闡釋。他們認為大學理念不應該是冥頑不化，固步自封，而應該與時俱進，不斷發展。楊德廣認為，現代大學的性質與功能是由中國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所決定的，因而探討現代大學的性質與功能必須以現代社會的特點為基礎，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和需求。以此出發，他提出了十個方面的大學理念：教育性、學術性、綜合性、創造性、社會性、服務性、產業性、自主性、開放性、國際性。[18]王冀生認為大學理念既要重溫和繼承過去的傳統，又要能充分反映時代精神，因而新時代的大學精神應該是以人為本，注意學術，服務社會，科學管理。[19]還有學者從知識經濟發展需要角度，提出了高等教育應樹立“教育產業觀”、“素質教育觀”、“多元化教育觀”、“國際化教育觀”、“適應社會觀”、“可持續發展觀”、“創新教育觀”、“個性教育觀”等等不一而足。

總之，研究高等教育理念，必須把握好幾個視野：全球的視野、發展的視野、多元的視野，即處理好國際與本土、傳統與革新、單一與多元的關系。現代大學盡管有著較大的開放性與國際性，但大學首先是某個國家某個民族所有，是扎根于民族文化傳統及社會現實基礎之上；現代大學確實有著大學傳統的精髓，但現代大學與傳統的大學從性質、功能到運作都已相差甚遠，今非昔比；現代大學已經從“鄉村”發展為“多功能城鎮”，大學的功能已高度分化，大學出現了各種的形態與特征，如綜合型大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學院等等，為此，不同的大學應該具有不同的定位，表現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確立符合自己特點的大學理念。【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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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臨沂大學發展歷史變遷

革命戰爭年代的人才搖籃 濱海建國學院

1945年8月，濱海中學改名為濱海建國學院，原濱海中學的教職工大部分到建國學院工作。1947年春，山東省教育處（廳）把直接管轄的山東大學附中改名為濱海師范并下放到濱海地區。濱海地委、行署決定將濱海師范與濱海建國學院合并，成立“濱海公學”。由于解放戰爭形勢的需要，1948年1月，學校奉命停辦，教職員全部轉入華東大學學習，學生全部分配了工作。同年10月，濱海地委、行署決定在濱海地區恢復濱海中學，恢復后的濱海中學改名為濱海鄉村師范學校，1950年2月，濱海鄉村師范學校奉令從莒南遷至臨沂城南關靛市街，改稱臨沂師范學校。

濱海建國學院以及后來的濱海公學、濱海鄉村師范學校的師生員工們在動蕩不安的戰爭環境中，依靠黨的領導和堅強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密切聯系群眾，艱苦奮斗，不僅長期堅持了教學工作，而且在戰爭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項戰斗任務，為黨為革命培養和輸送了成千上萬名干部，為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變遷史

濱海建國學院大坊前校址

濱海中學——一所“抗大式”軍政干部學校(1941年5月——1945年8月)

1940年，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各項建設運動廣泛開展，根據地的軍政建設和文化建設迫切需要大批干部。為滿足這一需要，中共山東五地委和濱海區各縣聯合辦事處，決定按照抗大一分校的建制，在濱海區建立干部學校。因為戰時形勢的特殊需要，學校定名為“濱海中學”。1941年5月，濱海中學師范部開學。濱海中學第一任教導主任管戈同志和第一任書記郭抵同志，以及中隊長與中隊政治指導員寧林、山智中、余松若、任杏發，周抗、龐煥等領導同志，都是先后從抗大一分校調派和聘請而來的，這些同志始終保持著抗大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影響著濱海中學的教育方針和校風，使濱海中學成為山東抗日根據地一所“抗大式”軍政干部學校。

濱海建國學院

（1945年8月—1950年2月）

1945年8月，濱海中學改名為濱海建國學院，原濱海中學的教職工大部分到建國學院工作。1947年春，山東省教育處（廳）把直接管轄的山東大學附中改名為濱海師范并下放到濱海地區。濱海地委、行署決定將濱海師范與濱海建國學院合并，成立“濱海公學”。由于解放戰爭形勢的需要，1948年1月，學校奉命停辦，教職員全部轉入華東大學學習，學生全部分配了工作。同年10月，濱海地委、行署決定在濱海地區恢復濱海中學，恢復后的濱海中學改名為濱海鄉村師范學校，1950年2月，濱海鄉村師范學校奉令從莒南遷至臨沂城南關靛市街，改稱臨沂師范學校。

濱海建國學院以及后來的濱海公學、濱海鄉村師范學校的師生員工們在動蕩不安的戰爭環境中，依靠黨的領導和堅強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密切聯系群眾，艱苦奮斗，不僅長期堅持了教學工作，而且在戰爭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項戰斗任務，為黨為革命培養和輸送了成千上萬名干部，為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山東省臨沂師范學校

（1950年2月——1958年8月）

1950年2月，山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批準把省立濱海鄉村師范學校遷到臨沂并改名為山東省臨沂師范學校。本著黨的“教育為工農服務，教育為生產服務”的教育方針，開始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培養師資的正規化師范教育。學校進一步端正了培養目標與辦學指導思想，科學地設置了課程，整頓了管理機構，加強了教學管理，倡導學習、運用蘇聯的教學管理方法，教職工開展了思想改造、提高業務水平等一系列活動，重視學生課外活動的組織，促進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

臨沂大學

（1958年8月——1959年8月）

1958年8月25日，中共山東省委、山東省人民委員會批準了中共臨沂地委、臨沂專員公署關于建立臨沂大學的報告，臨沂大學宣告成立并于9月15日舉行了開學典禮。學校針對臨沂地區師資匱乏、工農業技術人才奇缺的實際情況，確立了主要培養中等學校師資和工農業戰線的技術人才的培養目標，設立了師范、農、工三科，制定了相應的教學計劃和教學要求，同時制定了臨沂大學《關于一九五九自然科學研究規劃》，確立了科學研究專題。學校貫徹教學、科學研究、生產勞動三結合的原則，充分調動廣大師生的積極性，在設備簡陋、經費嚴重不足的條件下，師生們反對保守，破除迷信，以沖天的干勁和科學分析的精神，使各項工作都取得了較大進展。1959年8月，根據中央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省委關于整頓1958年新建高等學校的指示以及省高教會議提出的對“臨沂大學”調整的方案，撤銷臨沂大學建制，分設師范專科學校和工業、農業兩所中等專業學校。同時宣布了三所學校的組織機構、專業設置和財產分配等。

老臨沂師專校門

臨沂師范專科學校

（1959年8月——1962年7月）

為了發展臨沂地區的高等師范教育，1959年8月，臨沂地委決定把原臨沂大學師范科改為臨沂師范專科學校，主要為臨沂地區培養中學師資。1960年夏天，臨沂師范專科學校遷入坐落在臨沂城西南（五里堡）的新校址。1962年7月，在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過程中，經臨沂地委研究決定報省政府批準，臨沂師范專科學校的編制撤銷。學生分配了工作，教職員工被安置到地直學校和各縣中學。

臨沂師范學校（五校合一）（1962年7月——1966年6月）

自濱海鄉村師范學校奉令從莒南遷至臨沂并更名為山東臨沂師范學校到1962年，學校經歷了一段穩定發展時期。1958年前后，臨沂地區又相繼建起第二師范、幼兒師范、藝術學校、體育學校多處中專學校。1962年，臨沂地委、行署為了重新調配和充分利用臨沂師專撤銷后的教育資產，決定把臨沂第一師范、第二師范、藝術學校、體育學校和幼兒師范五校合一，組建新的臨沂師范學校。組建之初，分三個教學點上課。1962年冬至1963年春，合并后的臨沂師范全部遷入原臨沂師專校址。原臨沂師專的校舍、教學設備等絕大部分移交給新組建的臨沂師范，部分教師也同時留臨沂師范任教。1966年6月，文革開始，正常教學工作中斷，學校停止招生。1970年底臨沂師范下放到臨沂縣，改名為臨沂五七紅校。1972年，臨沂地委決定撤銷臨沂縣五七紅校，恢復臨沂師范，仍屬地區管轄。1973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1978年秋，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臨沂師范改為臨沂教師進修學院。1983年6月18日，改名為“山東省臨沂教育學院”。

臨沂地區半工半讀師范專科學校（1966年6月——1970年3月）

1966年6月，為適應“兩種教育制度”的需要，山東省教育廳報經省人民委員會同意，決定在臨沂地區建立半工半讀師范專科學校，校址定在費縣城北。學校剛開始籌建，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學校處于停頓狀態。

臨沂地區中學教師進修學校（1970年3月——1970年12月）

1970年3月，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決定，將山東省教育干校撤銷，部分人員和物資調往費縣，與半工半讀師范專科學校合并，更名為“臨沂地區中學教師進修學校”。

臨沂地區師范專科學校

（1970年12月——1974年6月）

1970年12月，臨沂地區革命委員會決定將學校改名為“臨沂地區師范專科學校”。學校先后辦了三期中學教師短訓班和一期教干班。1973年學校開始招收普通專科班。1974年6月4日，國務院科教組（74）科教計字125號批準同意恢復“山東省臨沂師范專科學校”。

山東省臨沂師范專科學校

（1974年6月——1999年3月）

1974年6月山東省臨沂師范專科學校恢復后，招收了三屆工農兵學員，1977年迎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學員。1977年7月，郭沫若同志為學校題寫校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學校迅速實現了以教學為中心的工作重心轉移，撥亂反正，乘勢前進，制定了發展規劃，加強了黨的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在沂蒙精神的鼓舞下，改革奮進，爭創一流，各項工作蒸蒸日上。1984年，中共臨沂地委、行署報請山東省人民政府同意，將臨沂師范專科學校從費縣縣城遷至臨沂城北。1988年8月，學校受到國家教委的表彰和獎勵，實現了“全國有影響，全省第一流”的奮斗目標。此后，學校繼續向“示范性”學校的目標前進。進行了“大師專”教育機制的實踐，加大了對教學的投入，改善了辦學條件，提高了辦學效益，積極拓展辦學領域，提升辦學層次，更好地為當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科研工作、成人教育再上新臺階。1997年11月在全省高校教學評估中獲得優秀成績。1998年本科專業開始招生，為學校順利升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臨沂師范學院揭牌

臨沂大學奠基

臨沂師范學院

（1999年3月——2010年11月）

1999年3月25日，教育部批準臨沂師范專科學校與臨沂教育學院合并建立臨沂師范學院（教發[1999]36號）。1999年秋，臨沂師范學校改為臨沂師范學院附屬中學。2001年10月，臨沂農業學校和臨沂工業學校并入臨沂師范學院。2007年6月，沂水師范與費縣師范并入臨沂師范學院，成為臨沂師范學院的分校。

十年來，學校認真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堅持“為沂蒙服務”的辦學宗旨和“以學生為中心”的辦學理念，主動融入區域社會經營大學，以持續創新的精神，不斷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創新辦學體制和管理運行機制，使學校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強配置、國際化、高質量、大規模”的辦學目標已經基本實現。全日制在校生達34002人（2009年），本科專業64個，涵蓋九大學科門類，基本覆蓋了臨沂及周邊地區主要的社會行業和支柱產業。國際合作教育、研究生教育、職業教育、社會服務各項事業實現了快速發展，綜合辦學能力和服務能力顯著增強。規劃先進、占地7000余畝、投資27億元的新校區主體建設基本完成。“優化資源、市場運作、政府主持、學校管理”，規避資產風險建設新校區的創新模式成為國內外區域高等學校健康發展的成功范例。教學資源建設累計投入經費2.5億元，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2.38億元，館藏紙質圖書396萬冊，專任教師2045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的專任教師1064人。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2項，山東省教學成果獎16項，承擔省級以上教學研究和改革項目5項，建成14門省級精品課程和191門校級精品課程。建成1個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5個山東省品牌、特色專業。畢業生年底就業率平均達到92.48%。本科教學評估獲國家“優秀”等次。近五年來，主持承擔各類科研項目1471項，其中國家級科研項目10項，省部級科研項目99項；獲得各級各類科研獎勵519項，其中省部級科研成果獎勵31項；出版教材、專著243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科技論文被SCI、EI、ISTP等收錄385篇。建成8個省級重點學科、4個省級重點實驗室，3個省級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成立了山東省市場與價格研究中心等28個研究機構。實現了地方院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學術科研重點建設的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學校堅持“為沂蒙服務”辦學宗旨，引入國際化辦學理念和管理體制，致力于區域大學在人才培養、科技服務、文化引領等方面的功能性建設，近五年來，直接面向工農業生產一線的課題立項累計600余項，課題鑒定100余項。由學校主持發起的沂蒙企業家論壇、沂蒙博士聯誼、區域經濟研究和沂蒙文化開發研究等活動，成為沂蒙社會高層次學者交流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平臺。學校與40多所國外高校建立了合作辦學關系，共同開展本專科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學分互認、互派留學生、本碩連讀、博士培養等多種形式的合作辦學。常駐外國專家教授68人，建成中外合作專業5個，合作培養學生655人，外國留學生157人，學生出國留學831人。舉辦五屆大學經營國際論壇、四屆中韓文化藝術交流展、兩屆劍橋大學—臨沂師范學院暑期數學學校，國際化辦學進入扎實的實施階段。校內管理體制改革取得新突破，初步完成了現代大學管理的框架制度建設。師生員工在學校黨委的正確領導下，繼承和發揚沂蒙精神，奮力拼搏、無私奉獻，創造了發展老區高等教育的輝煌業績，走出了一條在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地方高校創新發展的健康之路，為創建高質量品牌大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10年11月26日，教育部向山東省人民政府發出通知（教發函【2010】189號文件），正式批準臨沂師范學院更名為臨沂大學。2010年12月8日，臨沂大學揭牌慶典隆重舉行，千萬沂蒙人民和全校師生為之奮斗和期盼已久的夙愿得以實現，臨沂大學從此走進創建高質量綜合性大學的嶄新時代。

70歲，您依舊美麗 你像一位慈祥的母親，用您那溫暖的懷抱將我們擁入您懷；您像一輪火紅的太陽，用您的光芒將渤大學子心房點亮；您雖然70歲了，歷盡滄桑，但您仍舊美麗！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您用您那寬廣的胸懷接納了本科，專科，高職等不同成績的學生，給予我們知識的養料，讓我們不斷茁壯成長；讓我們在您的關懷下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為自己的夢想打拼！六十年來您培育出了各行各業無數的人才，我們好像在您六十歲生日到來時說一聲：謝謝您！是您讓我們知道了什么是博大！

70年來，您經歷了風風雨雨，但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有一個輝煌。70年的時間，或許不夠一個民族真正的強大起來，但卻可以讓一個民族的教育強大起來.您的成長見證了整個大中華教育事業的蓬勃之勢。**大學已經真真正正的壯大起來，新增的校舍，校區，逐步加強的師資，不斷增加的圖書館藏書量，還有不停吸納神州大地的人才，都是您不斷成長的印記，印證著**大學一步步地成長起來。

眾所周知，大學是人生中最美的時光，是您，為您的學子提供的豐富的各類資料，資源讓我們人生中最美的時光不只是欣賞美景，更豐富了我們的內涵，讓我們送懵懂的中學時代醒來，為我們適應社會生活提供了更多的經驗。您知道嗎，你越是這樣無私的為我們的未來改變著，我們就越無法將您釋懷，我們會帶著您給的豐富知識更好的向未來宣戰！但您放心，我們會像我們的老一輩校友一樣，帶著輝煌的成就來給您祝壽！

70載桃李芬芳，薪火傳承。70年來，您的輝煌見證了您的成長！博大的胸襟是您對自己的承諾，您無悔的執著譜寫出了一頁頁的光輝，您用瘦弱的肩膀為祖國教育事業的貢獻著，您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渤大學生前進，而我們則想用我們的心聲來表達我們對您最真摯的愛意。

今天，我們以渤大為榮；明天，**以我們為驕傲！**母親，您放心，我們明白送給您最好的禮物就是我們的輝煌成就。愿您能像一顆璀璨的夜明珠般永遠耀眼奪目！

第三篇：發展理念

發展理念：

集團公司堅持“以人為本,誠信興業”的原則,始終不渝的恪守“質量第一、信譽第一、用戶至上”的經營宗旨,大力弘揚“團結拼搏、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爭創一流”的企業精神,堅持“創精品工程,樹良好信譽,持續的改進,讓顧客滿意”的質量方針,積極實施名牌戰略和多元化經營戰略,走質量和信譽興業之路,使企業得到長足的發展。

第四篇：歷史遺跡考察

歷史遺跡考察

——杭州篇

一、歷史遺跡考察概述

27日中午，我們一行4人，在范師兄的帶領下，結束蘇州之行來到了美麗的歷史文化名城杭州進行學習考察。在來杭州之前我們已經對考察的地點進行了先期的了解，鑒于杭州的歷史遺跡比較集中于西湖的現實，我們初步確定了環繞西湖的歷史遺跡的考察方案，主要安排如下：27日主要考察雷峰塔、東坡紀念館、章太炎紀念館、張蒼水墓和蓋叫天遺址；28日主要考察岳王廟、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館和南宋御街；29日主要考察有于謙祠、惠因高麗僧寺、武狀元坊和胡雪巖故居等。現將以上各個遺跡按人物、歷史、文化等分類報告，由于對各個遺跡的分布與考察無法進行嚴格的分類，在此只能粗略的進行分類以便報告。

二、歷史遺跡考察細說

首先，人物為主的考察主要有東坡紀念館、章太炎紀念館、蓋叫天遺址、胡雪巖故居等。由于各個歷史人物不同的貢獻各有側重，東坡紀念館主要考察蘇軾通判杭州的治績與其大量的書法作品碑刻；章太炎紀念館坐落在南山深處，面朝風景宜人的西湖，清幽安靜而更加讓人敬畏學術，太炎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的革命事業和民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有句對聯說的好“維新真學問，革命大文章”,還有幸看見了先生遺容的照片，在紀念館里感受到了先生在學術以及革命的杰出貢獻，最后拜謁了先生之墓；蓋叫天遺址起初不太了解，后來和師兄討論才得知是為了紀念著名京劇演員蓋叫天的；胡雪巖大家最為熟悉的就是其資助左宗棠收復新疆，被稱為“紅頂商人”，也許這就是其一生對于民族國家最重要的貢獻，值得我們銘記。

其次，歷史遺址主要有“西湖三杰”（岳飛、于謙和張蒼水）墓、南宋御街等。愛國是永恒的主題，不因歷史而淡忘，岳飛、于謙和張蒼水等都致力于民族國家的福祉而被人們稱為三杰以示紀念，秦檜等因為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而遭人們的唾罵，至今關于秦檜是不是應該站起來的問題也引發了人們的思考，對于歷史我們可以更加客觀的看待，但對于對民族的普遍的關懷是永恒的主題。南宋御街的歷史記憶已經比較模糊，充滿了現代性的商業因素，能看見的遺跡已是點點滴滴，不免心中惆悵。

最后，文化為主的考察主要有雷峰塔、西泠印社、惠因高麗僧寺與武狀元坊等。雷峰塔與西湖交相輝映，以白蛇和許仙的愛情傳說故事而聞名，與愛情有不解之緣，至今在西湖邊上有許多青年男女拍攝婚紗照和舉辦婚禮。西泠印社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金石篆刻研究學術團體，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為我國的金石印學以及篆刻的保護等做出了重要貢獻。惠因高麗僧寺屬中國佛教華嚴宗一派，也成為考察中國古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遺址。武狀元坊是南宋曾設的比武露臺，這座高大莊嚴的宋式牌坊顯示了不凡的氣派，成為功成名就的寶地，后代進京趕考的考生都來此憑吊先人，以期自己金榜題名。

三、收獲與反思

歷史不僅僅是一種學習更是一種感受,通過這次的考察學習,我真正體會了老師常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我收獲了很多書本上看不到的知識，比如碑刻的東西，不僅要有釋讀繁簡字的功力還要對不同的書法書體有一定的了解，還有神道上的馬、虎、羊、狗等動物分別代表的忠、孝、節、義的意思等，這些都是以前課本上沒有注意到的東西，諸如此類尤多，無法一一枚舉；其次，需要反思的一點就是現代人對歷史遺跡錯誤解釋的問題，最常見的是缺乏歷史的知識，比如官制的問題，繁簡字的問題，錯別字的問題等等；期間令我影響最深的是文革對于歷史遺跡的破壞，記得有一張文革前后“于謙墓”對比的照片，感觸很大，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好多歷史遺跡都是上世紀60年代前后破壞后來重修的，可想而知，和文革“破四舊”不無關系。我們的歷史需要總結，對歷史需要有一種敬畏，而不僅僅是把歷史遺跡放在市場化的旅游大環境中的供人們觀賞放松的另類景致??

第五篇：歷史考察作業

歷史考察作業

（1）宋代人口數量突破了一億，勞動力大量增加。（2）農業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得到很大的改進，出現插秧時節使用的工具——秧馬；農田水利得到很大發展。

（3）占城稻的種植面積迅速擴大，水稻逐漸躍居糧食產量首位。手工業

（1）煤的開采量居世界第一。（2）鐵、銅等金屬冶煉不論質量，還是數量，都達到當時世界最高水平。鐵產量大致相當于18世紀歐洲各國產量的總和。（3）陶瓷制造業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瓷器制作精美，成為暢銷世界市場的產品。商業（1）各地城市周圍和農村交通要道附近出現了大量集市，逐漸形成大大小小的城鎮，極大地促進了城市商業的繁榮。（2）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出現了“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南宋時通行“會子”“關子”等紙幣。

海外貿易（1）宋朝政府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在一些重要港口開設專供外商居住的“蕃坊”，并設有“蕃市”“蕃學”。（2）還先后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3）宋代海外貿易范圍很廣，東到朝鮮、日本，西到阿拉伯半島、波斯灣，都航行著來往中國的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