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中央“三資”改革有感
讀中央“三資”改革有感
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指出“以規范和制約權力運行為核心,全面推進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和黨務公開,健全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以下簡稱“三資”)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中辦、國辦《關于加強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的意見》指出要推行村級會計委托代理服務。
加強農村“三資”管理是促進農村和諧穩定發展的客觀需要。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穩定是國家穩定的基礎。當前,農村出現的一些不穩定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集體資金使用不規范、集體資產分配不公、集體資源流失嚴重、村務公開不到位等。推行農村集體“三資”委托代理服務就是通過建立制度、健全機制,規范農村“三資”管理,杜絕“三資”運行中的違法違紀行為,促進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大局穩定。
加強農村“三資”管理是推進農村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舉措。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是農民群眾十分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是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問題的多發領域。抓住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問題,就抓住了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的關鍵。目前村干部出問題、犯錯誤,甚至違法犯罪,絕大部分與集體“三資”監管不到位有關。有的村干部不能認真執行村務公開的有關規定,在“三資”管理使用上給群眾造成了不必要的誤會;個別村干部不能自覺遵守黨風廉政建設的有關規定,以權謀私、獨斷專行,集體資產被無償占用或低價承包租賃,有的集體資產被貪污挪用、揮霍浪費。這些情況,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嚴重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推行農村“三資”委托代理服務,就是要從源頭上鏟除腐敗現象滋生的土壤,從根本上減少和避免村干部犯錯誤的機會。
加強農村“三資”監督管理是鄉鎮現階段對農村的一項中心工作,也是加強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的一項重大舉措。
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工作長期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三個方面
1、農村“三資”復雜性強,管理難度大。農村“三資”涉及面廣、項目多,既有現金的,又有實物財產的,還有資源性質的;既有可移動的,又有不動的;既有國家支農資金、各項補償補助款,又有集體收入,還有籌資、捐資等,具有較強的復雜性、多樣性,帶來管理難度較大。
2、民主管理和村務公開不規范。一些村存在著開發不按照民主程序,不民主公開,不招標投標;村務公開只強調財務公開,不注重“三資”管理的公開。個別村干部村在對集體山林、土地、果園、房屋設施建設搞暗箱操作。
3、承包合同不規范,集體利益得不到保證。實際工作中,存在不簽訂書面合同、口說為憑、合同要素不全、條款不清、權利義務不明等多項不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的現象,導致集體利益得不到保障。
農村集體資產、資源、資金是發展農村經濟,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質基礎,是關于農民利益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加強對農村集體 “三資”的有效監管,是加強新時期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和從源頭治理腐敗的重大決策,是確保農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和維護群眾利益的重要舉措。
通過規范農村“三資”管理,將提高了農村基層工作的透明度,增強了農民群眾對村“兩委”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取消違法無效合同,完善不規范合同,清收被拖欠的集體資金,糾正占用集體資產資源行為。通過規范農村“三資”管理,將全面清理整頓“三資”,打造“廉政陽光工程”,有力促進了鄉鎮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為切實做好農村“三資”管理工作,加強農村“三資”管理,還需要切實加強以下幾個方面:
1、加強領導,齊抓共管。開展農村集體“三資”清理整頓是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維護集體和群眾利益的一項重要舉措。鄉鎮“兩委”要高度重視,成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把這項工作作為當前農村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采取有力措施,認真抓好落實。各有關人員要加強組織協調和監督檢查,從而形成上下協調、左右聯動、共同參與的工作運行機制。
2、廣泛宣傳,提高認識。鄉鎮要充分利用會議、宣傳欄、標語等宣傳工具,廣泛宣傳“三資”清理整頓工作的重要意義,使干部、群眾深入了解農村集體“三資”監督管理的概念、方法、步驟、重點,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為做好“三資”監管工作營造良好氛圍。
3、積極穩妥,務求實效。“三資”清理整頓工作涉及面廣,情況復雜,在清理整頓工作中,鄉鎮既要積極,更要注意穩妥,注意把握政策界限,防止損害群眾合法權益,防止引發不穩定因素。對工作不到位,清理不徹底的,責令其限期整改,補差補缺,確保“三資”清理整頓工作落到實處。
4、嚴明法紀,查辦案件。在清理整頓工作中,不得以清理整頓為借口,任意處置和變賣集體資產。要暢通舉報渠道,接受群眾監督;注重發現深層次的問題,對清理整頓過程中發現的黨員干部違法違紀問題,要依法依紀給予黨紀處分;涉及違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進行處理。
林 棟
左坊鎮人民政府
第二篇:讀《改革政府》有感(定稿)
讀《改革政府》有感
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曾對一本書做過這樣的評價:“美國每一位當選官員應該閱讀這本書。我們要使政府在這90年代充滿新的活力,就必須對政府進行改革。該書給我們提供了改革的藍圖。”這本書就是美國著名的“進步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戴維·奧斯本(David Osbrne)與特德·蓋布勒(Ted Gadbler)于1992年合作出版的《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政府“企業化”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國家的一種政府組織思想。進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企業化”為背景的管理模式——商業模式越來越收到人們的重視,并被廣泛應用于西方國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實踐之中。所謂“政府企業化”,是用企業家在經營中所追求的講效率、重質量、善待消費者和力求完美服務的精神以及企業中廣泛運用的科學管理方法,改革政府機構中的公共管理部門,重塑政府形象。建立企業化政府要求政府有新的理念、新的運作模式,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的《改革政府》一書,就是為美國治理政府痼疾,重塑政府功能與形象開出的一副良方。
奧斯本和蓋布勒是在深切感受到現行政府機制存在的各種弊端的基礎上提出他們的改革方案的。他們首先肯定政府的存在對于文明社會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遺憾的是政府的現狀并不令人滿意,它并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有效地運作。現在的政府官僚機構既龐大又集權化,行動遲緩,效率低下,刻板而且無人情味,這既是政府的形象也是政府的本質。即使是最有企業家創新精神的人,在掌管公共服務機構尤其是政府機構半年以后,“其行為也會變得像最糟糕的混日子的官僚和爭權奪利的政客一樣”。這樣的政府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只是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因而,留下的選擇只有一個,這就是改造。奧斯本希望用他們所展示的新思維、新范例,來打開尚未打開的一扇扇大門——美國政府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僚機構,以徹底發動一個范例的轉變。奧斯本和蓋布勒認為,至關重要的是政府體制問題,他們批判的矛頭所指并不是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而是現行的、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設計出的那種中央集權、層次繁多的政府官僚體制。在他們看來,“如果一個組織的結構就是鼓勵企業家精神和行為的,那么幾乎人人都可以成為企業家。反之,如果一個組織的結構是鼓勵官僚主義行為的,則幾乎任何企業家都會成為官僚主義者。”他們的責任,就是通過對政府體制的改革,把那些有才能、立志獻身的大多數政府公務員從他們所受制的陳舊體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釋放他們身上的巨大能量,提高他們為公眾服務的能力。
奧斯本和蓋布勒對傳統官僚體制的改革是通過十項原則進行的:一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劃槳;二是社區擁有的政府:授權而不是服務;三是競爭性政府:把競爭機制引入到提供服務中去;四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改變照章辦事的組織;五是講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撥款;六是受顧客驅使的政府: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不是政治官僚的需要;七是有事業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費;八是有預見力的政府:預防而不是治療;九是分權的政府:從等級制到參與和協作;十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進行變革。
雖然這本書在1992年就已經出版了,但在我看來,它仍然對當今我國政府的不斷改革具有借鑒意義。
在本書的最后一章: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進行變革。現行政府的工作是由許多計劃和方案組成的,政府官員也大都習慣于按計劃行事。但計劃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它受選民而不是顧客推動;它受政治而不是政策推動;它傾向于創造分裂的服務系統;它不是自我改正的;它難得壽終正寢;它很難達到為取得重大影響所必須的規模;它通常運用命令而不是獎勵手段。因此,政府的公共管理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和依據,運用市場機制達到公共目的。但要明確的重要一點是,如同政府存在著缺陷一樣,許多市場也是存在著嚴重缺陷的。這也就是說,企業家政府所建立的是一種既不同于傳統的按計劃行政的政府模式,也不同于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的政府模式,而是一種兼具二者優勢又彌補二者缺陷的第三種政府公共管理模式。
在本書的第三章:競爭性政府:把競爭機制引入到提供服務中去,我認為,政府之所以沒有商界那樣富有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它是采取壟斷方式而不是采用競爭方式進行管理活動。與壟斷相比較,競爭具有許多好處:競爭提高效率,即投入少而產出多;競爭能提高組織成員的自尊心和士氣。哪里有競爭,哪里就會取得較好的結果,增強成本意識,提供優質服務。由此看來,競爭是促進改革的永恒動力,但政府通常缺乏這種動力。因而政府必須通過各種形式引入競爭機制,改善行政管理。雖然“競爭不能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但是在解開使許多”付機構陷于癱瘓的官僚主義死結方面,它也許比本書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關鍵”。但同時,政府也需要對競爭進行必要而合理的管理。
這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很明顯的,就是要打破政府的壟斷,將公共服務行業公開化,市場化。競爭最明顯的好處是提高效率、迫使公營或私營的壟斷組織對顧客的需求做出反應、有效促進革新、提高雇員的自尊心和士氣。對于中國而言我覺得一個很典型的現象就是現在教育的私營化。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私立小學與私立中學。他們的生源還很好,這是為什么?其實這就是因為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道路上政府看到了,教育的提供如果全由政府來承擔是非常沒有效率的,是不適應市場化發展的,私立學校的建立其實是市場化競爭的必然結果。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化給我們帶來的很多好處,教育質量比起全部有政府辦學校的時候有了顯著提高,越來越多的學校競爭使得當地整體教育水平有了提高,這是私營經濟與公營經濟博弈的結果。然而,我們也應看到這樣的結果使得我們教育的成本有了提高,也就是說競爭機制的引入提高了教育的質量但是也抬高了教育的門檻,這便提醒了我們,引入競爭機制,將政府的事情交給私營經濟辦并不是萬能的,還有有一些工作,有些產業不能由私營經濟來完成的,比如典型的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一些事業像醫療和社會保障。原因是很簡單,私營經濟在經營過程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潤的最大化,這就難免在提供一些公共產品的時候出現公平的缺失,使得居民在享受這種產品受到限制,這顯然有悖于政府應有職能的。換言之,競爭是必須的,因為在這樣的市場經濟中,私營
經濟迅速地奪取了供應組織的市場份額,如果不競爭,我們的公營經濟就會停滯,會萎縮,直到剩下那些別無選擇的只有利用公共服務的顧客。但是我們的政府也要學會把握一個度,該自己做的事如果交與私營部門則會使自己的境地更尷尬,更會被時代多摒棄。總的來說,在整本書的閱讀中我們還是能清楚感受的到作者的主旨就是向讀者提供一個新的思維去思考,去探索政府改革之路,而這種思維是以企業家精神為主線的一系列改革創新與方向。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確實有著太多的問題和麻煩,但是他們在解決麻煩和問題的時候都有一個通病,就是缺乏一個新思維,一個新范例來引導改革向。
最后總結:不能擁有一個企業一樣的政府,但是我們可以擁有一個企業家的精神,因為這樣的新思維會引領我們打開政府改革的一扇又一扇大門。
姓名:黃方盈
學號:7101310049
班級:公共事業管理102班
第三篇:讀《改革政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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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改革政府》有感
作者:朱靜
來源:《新理財·政府理財》2013年第01期
美國人戴維·奧斯本在上個世紀90年代寫了《改革政府》,作者通過一個又一個的例子,說明只要政府官員有事業和創新精神,是可以嚴格按照預算來投入公共服務與設施,為廣大公眾服務,提供優質公共產品的。無論是在學校、貧民窟,還是在環境衛生治理等等方面都大有可為,而且削減稅收、提高服務機構效率也是可為可行的。
當時美國副總統戈爾受委托主持美國的政府改革,大部分思路來自此書。其實,政府官僚主義在全世界普遍存在,書中這些改革途徑都是很值得其他國家和地方參考借鑒的。
書中闡述了政府在以人民為重的指導思想下,注重自身的運轉效率。其中收入獲取方式多樣化、支出合理化及支出效果化等問題,是保證政府有效運轉的基礎。其中提出這樣的主張,“不論政府的大小而力求政府的效率,不強求政府做什么而著眼于政府怎么做,不糾纏征稅多少花錢多少而講究適當征稅花錢得體,不辯論政府辦事的動機而著重政府辦事的后果。”書中也談到了美國當年所遇到的“突擊花錢”的問題,如果到了財政結束時,主管們還沒有把錢用光,就會產生兩種情況,即他們會失去結余下來的錢,還有,第二年他們得到的錢會減少,于是就產生了財政結束前,政府突擊花錢的***慣。當時加利福尼亞州的維塞利亞市就進行了改革,允許各部門保留各自的結余,這樣不僅消滅了突擊花錢的現象,同時也鼓勵了各主官節約開支,也是讓各主官像所有者那樣來考慮問題,“如果這是我自己的錢,我會這樣花銷嗎?”
這本90年代的著作,來自于對美國政府改革的探索,也指導了美國政府的繼續改革。如今10幾年過去了,中國政府也到了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時刻。對中國而言,哪種形式的政府將更高效呢?也許恰如戴維所說的,他們的結論具有全球意義:企業家精神。
從戴維的這本書里,我們多少會借鑒了一些改革思想。雖然本期討論“突擊花錢”,但各方也都在打圓場,認為“年底突擊花錢不違規”。可是不得不承認確實存在年底突擊花錢的問題,只是拿“不違規”進行辯解而已,既是不違規,也不能說沒有問題、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年底突擊花錢雖不違規,但與均衡預算執行進度相比較,違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給產生違規提供了土壤。如果財政預算支出執行都集中到了年底,在年底很短時期內要花掉較大財政資金,就可能存在一些機構花掉不必要的資金,購買不必要的項目,甚至弄虛作假虛列支出項目套取財政資金,也可能想法設法套取財政資金用于職工年底福利支出等。最起碼,年底突擊花錢給違規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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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金就應該花的高效,花的公開透明。不能拿“突擊花錢不違規”這個低標準來要求,更不能拿日本等國也存在突擊花錢作為樣板示范,何不拿美國高效率、均衡預算支出來作為對照呢?
第四篇:讀《改革與新思維》有感1000字
讀《改革與新思維》有感1000字
大俠 一名思政課老師的日常
戈爾巴喬夫的著作不多,但是他的《改革與新思維》卻被很多研究者所推薦,今日有幸讀到,首先是對蘇聯當初改革的迫切性有了深刻的認識。
蘇聯的改革是因為各個方面發展,尤其是經濟的發展到了“不得不”的情況下而展開的,具體的情況正如書中描述的那樣:“70年代下半期國家開始失去前進的速度,經濟工作越來越亂,積累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問題,而且日益尖銳化,未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停滯現象和其他一些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現象,形成了某種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機制。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科學技術革命開辟了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新前景的條件下出現的,這不得不說,是生產關系的錯亂嚴重阻礙了經濟和科技的發展”.(P13-14)
當時蘇聯的經濟停滯現象比較明顯:“連續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都下降了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已經下降到幾乎是經濟停頓的程度,一個以前大力追趕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國家,開始明顯地失去一個又一個陣地。而且,在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發展科學技術、生產和開發現代化技術設備和工藝方面,同這些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追求”總產量“的做法,尤其是在重工業中,已經成為”最高任務“,甚至說是唯一目的。基本建設方面,由于施工期限漫長,大量國家財富被積壓,建造了一些造價高又不能保證達到最高科學技術指標的項目。凡是花費勞動、材料、金錢越多的,就被認為是優秀工作人員或優秀企業。按說生產者”討好“消費者才是正常的,”(P14-15)但是在蘇聯,是消費者要由生產者擺布,買方市場被賣方市場所替代,這是追求“總產量”的結果,是嚴重的供求失調。
很多經營管理人員不關心增加國家財富,而是關心在某個產品中消耗更多的材料、勞動和工時,并且賣的貴點。結果是:總產量有了,商品卻不足。還記得小時候看電視小品,反映的就是蘇聯的“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問題,導致中國人可以拿一雙褲襪換蘇聯的一塊好手表,后來這一事實成就了牟其中這個人,他用中國的輕工業品換了蘇聯的圖154飛機。也正是因為其產業發展不平衡,所以才有蘇聯同志一直吃大列巴而不是我們多樣化的餐桌美食,直到今天也沒有哪個國家的食品豐富程度能與中國的相媲美吧。
那時的蘇聯,是在優先增加產品數量的思想下發展工業的,在試圖阻止速度下降時也主要是采取越來越多地增加消耗的做法,導致了資源的浪費。勞動量和消費量之間的聯系遭到破壞,這幾乎成為障礙機制的關鍵環節,不僅阻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導致社會公正原則遭到扭曲。
想想我們正在開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等等政策的出臺,不都是認真吸取了蘇聯當年的教訓嗎?
另外還有很多現象,這里不再引述,也不多評價,待有時間再續
(聲明:文中轉化性引用了《改革與新思維》中的部分語言,已經做出標識)
第五篇:中央農地改革任務
中央農地改革任務
瞭望智庫在調研中獲悉,關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任務分工已經明確。總計21項相關改革內容,被下發至各個部委。
由農業部牽頭負責落實的改革任務有6項,涉及農地承包經營權及流轉的方方面面。包括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建立扶持農民合作社以及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發展政策、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下鄉發展現代種養業、發展農民股份合作等問題。由國土資源部負責牽頭落實的改革任務也有6項,涉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包括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及其配套制度的問題,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的問題,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以及加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管控力度等問題。
此外,人民銀行要負責牽頭落實的相關改革任務有3項,主要涉及農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的抵押、擔保等問題。
由中央農辦牽頭落實的有2項,主要是探索進城落戶農民的承包地和集體資產權利實現形式、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的問題。
國務院法制辦負責牽頭落實的也有2項,主要是修訂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擔保法、物權法等法律中的相關法律條文,以及完善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安置法律制度。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住建部負責牽頭落實的各有1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負責“關于加強土地制度理論和政策研究”,住建部負責“加快制定出臺《村鎮規劃條例》”。瞭望智庫獲悉,21項具體的改革任務還同時指明了具體的協同部門。包括林業局、財政部、銀監會、工商總局、國家發改委、稅務總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民政部、國研室、參事室、社科院等。
瞭望智庫認為,部委分工的明確,實際上可以理解為農地改革的配套改革、綜合改革方案。按照中央一系列部署要求,各牽頭部門要就被下發的改革任務盡快理清工作思路,抓緊落實,盡快拿出改革方案。展開先行試點,以問題為導向,以探索出可復制、能推廣、利修法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