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良大學“官本位”之我見

改良大學“官本位”之我見

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事件”凸現了高校體制嚴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謂“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張鳴所言，指行政權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資源配置，將其觸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學、研究、管理等一切領域，一切環節，成為主宰高校發展的唯一的，決定性的力量。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是原計劃經濟體制和90年代后進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錢化互相結合的產物。中外任何高校都需設有行政管理部門，但是它的主要職能是為教師和學生服務，而不是相反。50年代初，中國的高等教育以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根據地教育建制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高校體制為基礎，對建國前的教育制度進行了深刻的革命改造，在長達三十年的時期內，高校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培養各類專業干部和改造教師和學生的思想，因而高校的行政部門不單純是為教學研究等服務，而主要是統領大學一切事務的領導機關。在人們的記憶中，高校或教育，原先是作為一條“戰線”而存在的，即如“工業戰線”、“財貿戰線”、“文藝戰線”、“醫療衛生戰線”、“體育戰線”等一樣，都是具有高度行政性的集中統一的性質的。改革開放以來，和工農業或其它行業、領域相比，高校對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的改革是相對滯后的。如今在高校體制內的人都知道，現在的高校頗類似于改革前的大型國有企業，其基本結構就是充分“官本位”，最典型的例證就是全國大學已分為“副部級大學”、“正廳級大學”等。與此相聯系，高校中校級以下的行政管理干部，院、系、所的院長、主任、所長；校和院、系兩級的學術委員會、教學委員會等的組成人員都是由校或院、系行政部門任命。高校教師的崗位設定、薪資、提職，工作考核等等也無不與“項目”或“量化”掛鉤，從而使高校出現了實利化、官場化的濃厚氛圍，嚴重扭曲了大學作為知識傳授地和新思想發源地的屬性。

中國大學的“官本位”是一種很奇特的現象，總體上講，還是一種“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60年代，雖然大學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是老干部在大學擔任領導工作，但那時是“單一計劃經濟下的政治掛帥模式”，在“大老粗光榮”的大環境下，大學中的知識分子，不管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是重點被教育的對象，就是書記和校長都可能瞬間倒臺，大家都要“夾著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氣氛還不算濃厚。各種歷史記述都反映，當時的各大學領導，雖然也奉命抓“階級斗爭”，但多數人還是謙謙君子，很少“官氣”。

1968年后的“工宣隊軍代表模式”又可稱“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識分子已被整體視為“臭老九”，軍代表、工宣隊極左、粗暴有之（他們中間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調動頻繁，人事關系大多都在原單位，所以也談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變了從前那種老干部擔任大學領導的傳統，在大學里提拔了一些專家學者擔任領導工作，他們從“臭老九”一個筋斗翻成大學校長，無不心懷感激，奮發工作，一時間大學校園里銳意進取蔚然成風，其間還出現了像劉道玉、江平、楊叔子那樣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場化、科層化的環境下，大學行政權力急速擴張的時期，突然冒出來無數的處、委、辦、科，還有公司等等，滿眼見到的都是官。過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則造成大學除了聽命于政府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外，基本不受校內教職工和社會的監督；二則導致越演越烈的“官”與“學”兩棲現象，吸引一批批大學教師往仕途上奔，一些人一旦獲官，出為教授，入為官員，最充分地實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園生態出現了“唯官是舉”的新氛圍。

在教育主管部門的“量化”和“項目至上”的指揮棒下，如今的大學校園中，權、錢之幟高張，高校的生態環境已結構化或板塊化了，整體改變的可能性很小，在這種情況下各校命運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領導在處理行政權力和學術關系上的智慧和態度。應該說，國內大學特別是在江浙滬穗一帶的高校，還是有一些優秀的書記和校長的，就是在院系一級的“頭頭”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堅守學術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錢化”的“污染”，在做學問、做事方面都很認真，說來他們還是學者。考之這些學校，在歷史上都有著優良的學術傳統，雖經歲月流逝，名校的精神傳承早已斷裂，但還是點點滴滴體現在一些普通教師和領導的身上，書記和校長雖然也是“官”，但他們的身上都保有可貴的“書生本色”。遇到這樣一位開明的校長和書記，那是學校和教師、學生之福；但如果不幸碰上一個“官迷”，也只能自認倒霉。

說到這兒，不由得想起歷史上有過的那些享有崇高社會聲望的大學校長們，蔡元培、胡適之、蔣夢麟、竺可禎、梅貽琦、張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說了，也不說1950年代作為“民主人士”被安排擔任大學校長的馬寅初、陳垣等，因為他們也沒有“可比性”。單說建國后的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學校長，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實權在握的“書記兼校長”，也都是一些聲望卓著的專家學者。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副校長成仿吾；先后擔任過南京大學校長和中國人民大學書記的郭影秋；先后擔任過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中山大學校長馮乃超；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杭州大學副校長林淡秋等。這些大學校長中，最特別的是郭影秋，他已擔任云南省的省長（省人民委員會主席），卻因對歷史的愛好和興趣，主動要求轉到大學工作，1957年來到南京大學當校長，這樣的事尤如驚鴻一瞥，早成絕響。

在那個年代，吳玉章等的空間要比今天的大學校長們小得多，掌握的資源更有限，使他們無由充分實現自己的報負。他們受到那個時代的局限，或許也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他們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蘊；熱愛教育，重視和尊重知識分子；有理想，有責任心，更有擔當；都在極有限的空間里為發展教育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不是那種對上唯唯諾諾，對下橫眉冷對的官僚。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吳玉章老校長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學的書刊資料社，使她有一塊躲避風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吳老，把被誣為“胡風分子嫌疑”，即將陷入絕境的何干之保護了下來。杭州大學的林淡秋副校長不避嫌疑，多方設法保護被安置在杭州大學的“大右派”陳企霞和陳學昭。郭影秋調入南京大學時正值“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陳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壽辰，此時南大的老先生們，都還驚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為三老祝壽，并在自己家中設宴，親自斟酒、敬酒，感謝三位老教授潛心治學、辛勤執教，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材”。在“大躍進”的高潮中，郭影秋強調“教學是高校的主線”，盡量減少政治運動對大學的沖擊。1963年，匡亞明調入南京大學，在不斷升高的階級斗爭的聲浪下，他鼓勵教師要扎實研究學問，學生要好好讀書，并安排動員學校的行政后勤部門，全力為教師學生服務。及至“文革”結束，匡亞明再任南大校長，長期住在校園內的普通教工宿舍，為的是多聽教職員工的意見。今日名校華中科技大學的前身是華中工學院，1937年到延安的老院長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剛從勞改地釋放，誰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接納到華工，典定了學校以后發展的人材基礎。1950年代擔任北大黨委書記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這位曾經留學德國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還是盡量愛護知識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責為“右傾保守”，在1959年被發配到大西北的蘭州大學擔任書記和校長，仍兢兢業業，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說到張鳴，這是一位在學界享有盛譽的杰出學者，對于這樣的學者，理當愛護。人民大學因有張鳴和其他一些優秀學者，才令人們刮目相看！人們發現，這所原來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質的大學也實現了全面的學術轉型，有了一種真正的“大學氣象”。說來令人欷噓不已，人民大學這所曾在50-60年代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大學，其經歷的磨難比國內任何一所著名高校都要深重，“文革”中居然被無情的解散。按理說，這段“浴火重生”的歷史，應該使人民大學今天的目光比其它高校更深邃，胸襟更開闊，更大氣，更重視人材。卻未曾料想，就因為張鳴沒能做到對個別領導抱持“敬畏之心”，加之又在一些具體工作問題的看法上和領導不一致，就被扣上“搗亂分子”、“破壞和諧”的大帽子而被免去系主任一職。試想在吳玉章老校長主政的時期，會發生這種荒唐事嗎？和今天的人民大學的某些官員相比，論資格和官銜，吳玉章是中共元老，是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員；論學問，吳玉章是杰出的歷史學家和中國文字改革的先驅；但“官氣”兩字，卻和他一點也不沾邊，吳老不愧是真正的教育家！當然，在某些人的眼中，或許只有“權力”最偉大，“教育家”是毫無份量的！

這些話說了似乎也白說，大學的過度行政化似已積重難返，只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那么能否學一點行政化年代那些不官僚化的正面典型呢？大學的校長和官員們，請不要再嚷嚷學什么哈佛、耶魯、伯克利、劍橋、牛津了，中外大學校長聯席會議也不知開了多少次了，“新知”掌握也差不多了。現在大樓都已蓋起來了，規模和氣派和外邦的大學相比一點都不遜色，其它那些“軟件”，想必怎么學一時也學不來的。既然如此，就不必舍近求遠，花大把銀子去做那些越洋考察的“無用的功課”了，還不如返躬求己，就從“本土”資源挖掘一些積極因素。吳玉章、郭影秋、匡亞明、朱九思等都是“老革命”，政治思想都正確，屬于我們優秀的“本土資源”，就請以這些老校長為榜樣吧，在你們的職權范圍內，對大學的過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稍作一些改良或改進，讓大學板結狀的土壤松一口氣如何？

第二篇：淺談官本位-大學行政化

淺談官本位-大學行政化

一、問題的提出：

一代科學巨匠錢學森走了，他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故事有兩則：一是，他極為憂慮中國太缺乏具有創新精神、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認為世界級大科學家的他一生不喜歡做官，多次頑強執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這兩個故事能讓人過目不忘，其實是有著它的內在邏輯的。一開始，人們在反思“中國現在為什么出不來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的時候，生出種種困惑：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笨嗎？難道今天的科學家比過去的科學家笨嗎？顯然這種質疑站不住腳。于是，很自然地由錢學森執著“拒官”，我們想到了當下學術界特別是大學行政化體制的傾向和官本位價值取向的盛行。

最近十多年來大學負面新聞愈來愈多，出人意料，古怪離奇。于是，“大學，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為天下之問。

“大學問題”之成為問題，其實是轉型期中國問題的縮影之一。造成“大學問題”的原因可謂錯綜復雜，既有社會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學自身的內在原因。有問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規避問題，更可怕的是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找不到問題的癥結。因此，首先要正視問題，其次要對癥下藥，最后要解決問題。目前的“大學問題”，并非僅只“行政化”一端，但無疑這是當下后果最嚴重、從政界到學界最為關注的“大學問題”。

二、管本位：大學行政化

只要走進任何一所大學校園，根本不需要打聽，舉目而望，行政樓往往外表最氣派，而且內部裝修也往往最豪華。這再顯然不過地證明：在大學，行政壓倒學術，行政支配各類資源，學術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專家學者大都對官位趨之若鶩，由此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大學“行政化”景觀，即“官本位”。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現是“官學不分”：一是教授官員化。目前大多數原本是專事教學科研的教授均有級別不一的行政職務，如院長、副院長、書記、副書記、處長、副處長、所長、副所長等等。二是黨務、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務部門的非教學科研人員（特別是處長以上的干部），大都評上了教授、研究員等學術職稱。三是高官掛職高校現象非常嚴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華、北師

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長，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導師。如此一來，上行下效，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員也紛紛效仿，到名牌大學做兼職教授和博導。

“官本位”使得在大學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學者也被邊緣化。九三學社最近一項問卷調查顯示，62.6% 的受訪者認為，學術委員會只是裝飾或者僅能對學校重大學術事務提供參考意見：大學行政化程度愈來愈深，事實上改變了大學的性質，否定了老師和學術的主體地位，不僅使大學按照教學科研規律自主辦學和管理創新空間越來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學術創新的人才在大學中不斷邊緣化。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前校長、南方科技大學（籌）校長朱清時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體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癢。大學的本質應該是崇尚真理，即“誰有真理誰就有發言權”，但現在一些大學行政化了，即“誰的權力大，誰就有發言權”，甚至是“權力通吃”“。在權力本位的引導下，大學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權力和官位級別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長時間靜下心來埋頭苦干，搞學術研究。這些大學?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

正因為“行政化”導向，故大學愈來愈彌漫著衙門氣。朱向東先生曾對大學的衙門氣做過很好的歸納：第一，家長制、一言堂。“黨務方面，書記說了算；行政方面，校長說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風凜凜。第二，按權分配。高校津貼獎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級別分配，校領導拿最高檔次，教師按職稱套相應的行政級別，而黨政官員則沒有工作量要求。第三，近親繁殖。提拔干部、進人方面往往是師生關系、同學關系、親子關系占上風，“你提拔我，我維護你；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第四，單純追求經濟效益。有些高校領導就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人一樣，把創收放在首位，不顧社會影響，不顧教育質量，大搞教育產業化，將圣潔的學術殿堂變成了赤裸裸的商場。第五，有的大學負責人為了政績，盲目擴張，大興土木，債臺高筑；有的為了獲取上級好評，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大做表面文章。

三、“大學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蝕著大學，官本位現象愈演愈烈，已經危及大學的健康發展。

首先是使大學難以提供稱職的師資。我們說，一個合格的大學，在軟硬環境兩個方面都要合格。這些年來，國家對大學的硬件建設方面投入很大，教學、生活、實驗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軟件建設方面卻做得很不夠，還沒有形成一個能夠讓大學教師將教學科研作為第一天職的制度環境。合格的大學教師，應該在德才學識方面都是非常優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現狀下，教授“官員化”，官員“教授化”，結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給學生上課。對于這些教授而言，上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額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擔任博士生導師的政府高官，盡管其名下有數人到十幾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們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應付，平時幾乎沒時間到學校來，更不用說給學生講課了。

現在的大學在評價一個學者時有一個相當突出的現象：如果某一個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擔任院長、處長等行政職務，否則就好像不重視人才。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另一個危害，即嚴重敗壞了大學風氣。官學不分，造成了教育資源向官員嚴重傾斜，不僅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而且也嚴重地敗壞了高 校的風氣。國家嚴禁國家公務員在企事業單位和協會兼職，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對和防范腐敗，限制權錢交易。其實，國家公務員在高校兼任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等職務，同樣會滋生嚴重的學術腐敗、權學交易。這些“官員教授”自己并不寫文章，但卻經常會掛名發表各種論文，由此造成學術成果方面的弄虛作假。官員在高校兼職也給學生樹立了“壞榜樣”，認為學得好沒用，只有跟對導師才有出路。結果很多學生報考研究生時，最感興趣的不是老師的專業水平，而是老師的官職大小。

“官本位”也影響到了學生。不少大學生不是執著于專業學習，而是熱衷于到團委、學生會等謀得“一官半職”。如果學生在這些組織是為同學服務，這不僅無可厚非，而且還應大力倡導，但在相當一些學生組織中已經出現了各種官場上的不良風氣，如拉幫結派、逢迎拍馬、壓制同學等等，令人憂心忡忡。“不可想象一個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學，能夠培養出溫總理所說的具有?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的學生……有些學生團體幾乎成為?官僚試驗田?或?微型名利場?”。

四、用大學的邏輯辦大學

“我們現在的教育確實存在許多問題”，其中第一大問題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最好大學不要設立行政級別”。這是溫家寶總理2010年2月27日

在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說的受到學界廣泛關注的一句話。

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在深圳接受鳳凰網與正義網聯合訪談，在描繪未來十年中國大學的理想版圖時朱校長認為，未來十年應該是中國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讓教授治校、恢復學術至上，是中國大學的必由之路：

第一，有條件的大學和校長不妨率先“闖關”。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先生的話說，“校長反大學行政化，不能只在論壇上”。

第二，從教育部直屬大學試點。這是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先生的觀點。其道理就在于，教育部直屬高校被認為是行政化問題最嚴重的領域。作為取消行政級別的試點，可先從降低副部級高校的級別回歸到正廳級起，為進一步推進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級別掃除思想阻力。拿教育部直屬高校試點，可以起到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示范作用。取消直屬高校的行政級別，不再向直屬高校派干部之后，教育部可監督學校依法辦學。從教育部的職責看，調整與直屬高校的關系也是改革使然。

第三，盡管從根本上改變高校“官本位”現象很難一步到位，尚須有賴于政治、文化和教育體制的深入改革，但就目前而言，高校“去行政化”關鍵是“去官本位”。以下三點可為當務之急：一是在高校內部實現政（行政）教（教學科研）分離制，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以上黨政領導專職化，一心一意做大學的校務、黨務，在任期間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擔教學工作和科研任務，也不擔任研究生導師。對于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為本，改變目前的數量化考核辦法，尊重學者，尊重學術。我相信，如果一個大學的專職教師比例達到教職工總數的60%-80%，那么中國的大學的教學科研的格局必然煥然一新。二是黨中央、國務院明文禁止國家公務員在大學兼職。現任高級官員應該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動辭去在大學的兼任院長、博士或碩士研究生導師。如果某位公務員實在對專業過于熱愛，那么不妨趁機脫離現在的公職崗位而到大學執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學，發揮余熱，亦未嘗不可。三是要去掉大學權力本位，讓大學回歸大學，即讓高校成為追求學問和真理的凈土。如同朱清時校長的主張，行政人員還原其本來定位，即為學校、教授服務。這些管理人員待遇可以很高，但不會讓他們有官員的地位，更沒有官員的權力。南方科技大學將沒有任何行政級別，今后要憑教學科研中的成就贏得社會的尊重。這是一種相當值得期待的現代大學的愿景。

第三篇：“官本位”下的中國大學

“官本位”下的中國大學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馬國川 2011年04月22日 12:40 PM 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與此有關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怪狀不斷涌現：社會總體教育水平日漸提高，博學廣識的大師級人物卻逐漸凋零，無以為繼；科研條件日益完善，資訊日益發達，偷工減料的學術剽竊、學術欺詐事件卻越來越多；學習條件不斷改善，大學生卻越來越無志于學術，走向物質化、功利化和娛樂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學教師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教授”、“專家”的社會形象卻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淪為公眾奚落、嘲諷的對象。

這些現象并非全部都源于大學教育自身的問題，但中國大學教育的缺陷已不容忽視。中國大學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如何改革？以這個問題為主題，筆者近年來集中采訪了對此很有發言權的一個群體——中國的大學校長。

在筆者采訪的14位中國著名大學校長中，除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外，其余均為大陸大學的校長，包括九位前任校長和四位在任校長。從采訪中可以看出，相比而言，前任校長更敢于直言，對問題批評較多，而在任校長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前景表現地更為樂觀。但是，盡管存在這些差異，這些中國高等教育的領航者和意見領袖，也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大學校長的共識之一是，目前中國大學教育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必須盡快解決。曾因經挑選出任南方科技大學校長而名噪一時的朱清時認為，中國大學教師和學生的創新能力都在明顯萎縮，學術論文水分太多，原創性內容微乎其微。歷史學家、中國師范大學前校長章開沅警告說，高校素質的整體下降已經有目共睹，更為嚴重的是高校教師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造成的誠信流失。目前中國大學出版的許多刊物已經鮮少有人問津，朱清時甚至略顯尖刻地說，現在學術界制造出來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種浪費，而且在回收過程中還污染了環境。

追溯這些問題的源頭，大學校長普遍認為，大學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禍首之一，而大學校長的任命制是大學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他們提議對大學進行“去行政化”，包括逐步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他們認為，大學的根本弊病在于將大學當成了行政機構來管理，大學的書記、校長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員，“官文化”充斥整個大學校園，不僅存在于學校管理層中，還蔓延到了學生會等自治組織中。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本應是大學主導者的教授們沒有什么話語權，只能想方設法地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投身官場謀求出路。

朱清時警告說，最近十多年來，雖然國家名義上在實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學教育的行政化其實愈演愈烈，有真才實學的教授，越來越難以發揮聰明才智，而一些擁有權力和地位的“大腕”則把持了大學講座的講壇。

大學校長的行政評級，已將他們矮化為政府教育部門的附庸。教育學家、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說，西方國家的大學都是盡其所能地與政府部門保持距離，中國大學卻是拼命去討好教育行政部門。在核物理學家、復旦大學前校長楊福家看來，現在至少應把大學體制恢復到解放初的情況，那時大學管理者沒有什么行政級別，像復旦大學、武漢大學這樣的名校的校長，社會地位都要高于部級干部。筆者的受訪者普遍認為應該效法西方，通過招聘和遴選產生大學校長，而不應經政府任命，從而使高校擺脫行政系統的操縱。

大學校長的另一項呼吁是，應該將大學還原為一個學術共同體，擺脫外部控制，使大學教師成為學習的真正主導者。在這個方面，大學校長們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張“教授治學、校長治校”，但總體上都主張讓大學回歸它的學術本原，成為一方獨立超脫的凈土。劉道玉說，西方的大學從中世紀誕生起，就是一種學術共同體，既不受教會主宰，也不受政府干預，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大學自治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根本精神，號召向發達國家學習的中國，怎能只學皮毛而不學精髓？

面對大學與商界、學術與金錢日益交織的現狀，大學校長們還就一個問題大聲疾呼：大學一定要同市場保持距離。筆者采訪的很多校長都表示，一些人誤認為大學辦企業是美國的經驗，但其實在那里，學校與企業等盈利機構之間是截然分開的。而在中國，大學以所謂的“教育產業化”為由想方設法創收、忽視教育質量而一味追求金錢的傾向已十分嚴重。例如，章開沅痛心疾首地說，高等教育進入了新一輪“大躍進”，大學成為重災區，大量教師把精力用在爭招生數額、項目經費、科研課題、學位授予點上，根本無心考慮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

中國大學教育改革有何外部資源可供借鑒？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受訪者均認為，現代大學已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體制，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國應從西方發達國家吸取經驗。劉道玉把世界上成熟的大學體制總結為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四種模式，雖然在不同模式中，政府與大學的親疏關系各有不同，但各個模式均堅持依法、依章程治理大學，以及思想自由與學術自治。有了更好的大學管理制度，中國才有希望出現更多的教育家和真正的大師。

總體而言，這些中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所主張的，并非多么玄奧的理論，在許多發達國家早已是社會的普遍共識。但自筆者完成這些采訪至今，還未看到現實中的大學教育體制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反倒是僅在剛剛過去的一個月里，高校界又出現一些新的爭議話題，例如北大擬對“思想偏激”的學生進行會商，又如青年學者熊培云在外經貿大學的演講被一位學工干部“砸場”。莫非除了法治倒退之外，中國高校的自由空間也將萎縮嗎？

幾天后，清華大學就將迎來它的百年誕辰，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值得記錄的時刻。清華百年校慶正值北京初春，萬物吐翠，難道我們的大學還要堅持某種“主流價值觀”，對那些“偏激”的思想和“特立獨行”的學生莫名恐懼嗎？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大學還能堅持“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大學成為社會的精華所在、良心所歸，難道這些精神我們今天還不能堅持嗎？（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為媒體從業者。）

第四篇：官本位表現

一、“官本位”思想的表現：

1、不愿深入基層和群眾，更不愿下基層“受苦”，安心于坐辦公室看文件、做指令；

2、思維僵化，存在機械執行上級決定，生搬硬套，不顧基層實際情況；

3、想問題、作決策、抓工作過多依賴領導指示要求，存在靠習慣思維、憑經驗抓落實的現象；

4、做決策不接地氣，沒能全面把握基層實際情況；

5、跟蹤檢查不到位。布置了的一些工作沒有回音，安排了沒有落實，缺少跟蹤檢查督促落實，造成實際效果不明顯；

6、服務意識不強。針對分管工作，安排布置任務多，主動服務，指導幫助，解決難題少；

7、聯系群眾停留表面。感覺外事、僑務工作直接服務的對象就在身邊，相互間都很熟悉，覺得聯系群眾不是問題，但實際上是停留在表層，對服務對象深層需求和關注點，不是很清楚，造成工作成效沒有完全符合服務對象的期盼；

8、決策不夠大膽，落實前緊后松。抓細了怕越位，管多了怕越權。認為自己是副職，過分依賴班子決策和主要領導拍板。

二、不夠主動擔當方面的表現

一是認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認為有些工作不屬于自己的分管范圍，有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操心，自己即使有這方面的工作經歷，也擔心自己干多了越位不討好，話說多了越權不中聽。

二是雖然也專注于自己分管的工作，但對一些常規性的工作，存在被動應付多，主動謀劃少；注重面上工作多，研究深層次問題少；考慮事務性工作多，考慮長遠發展少的情況。

三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思想上有了求穩怕亂的想法，滿足于看好自己的門，做好自己分管的事，積極進取精神有所弱化，主動參謀不夠，對承擔更復雜工作任務的底氣不足。

第五篇：官本位思想

歷史根源--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封建社會和“官本位”內在聯系有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從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上看，封建社會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員，官員按照級別分封土地。與皇帝同父異母的人都定為同姓親王，擁有皇帝分給他們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權體制，從州、郡、縣到中央，通過官來集權，實行金字塔結構，這樣的社會必定導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會推崇皇權至上，普天下皆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說了算。封建社會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極致，社會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來自中國三千年的封建社會。

公務員福利 就該比公民福利高？

《人民日報》上一篇“公務員收入不高，你為啥不信”的署名文章在互聯網上引發網友熱議。文章稱“應通過消除（公務員的）黑色收入、擠壓灰色收入、科學設定白色收入，消解人們（對公務員收入高）的刻板印象”，也認為應該“健全監管、完善機制”，“讓公務員收入清清白白”。

對此，有網友表示贊同，提出全國各地公務員的情況不同，不能一干子打死，也有網友指加強社會監督，讓公務員的收入真正透明化，才是消除大眾偏見的關鍵。但更多的網友則是提出了更大的質疑：如果公務員收入不高，那么，那些拼命要去考公務員的都是傻瓜嗎？為何有些鄉鎮級的公務員都能開上汽車？基層公務員如此“坑爹”，為何一些基層公務員的子女還是可以進入公務員的隊伍？

當然，其實些疑問的一個簡單解釋是大眾混淆了政府官員和普通公務員的性質，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官本位”下衍生出的歷朝歷代人們對“公務員”的病態推崇，甚至是崇拜。

但須知人們不可能平白無故的崇拜“官”，進而發展出流毒至今的“官本位”思想。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歷代“官本位”背后的那些大眾皆知，卻又霧里看花的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