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中國八十年論文

淺談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因

摘要：清朝最后十年堪稱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的歷史時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時期。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西太后挾光緒帝倉皇出逃，滿清皇室威嚴喪盡，顏面掃地。而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徹底淪為洋人的走狗，使國人對清政府更為失望，社會矛盾加劇。在統治內外交困之際，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實行“新政”，企圖力挽狂瀾，延續統治。然而事與愿違，“新政”非但沒有能夠鞏固清政府的統治，反而半路夭折，連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風暴中垮臺。

關鍵詞：清朝末期，新政改革，失敗。

清朝末期的新政失敗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么比洋務運動更能體現清政府學習西方的決心與實效更具有社會轉型色彩的“新政”會失敗，反而成為清朝滅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個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騙性

亨廷頓認為“改革者必須比革命者具備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個成功者必須是一個一流的政治家。”細數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國有“鐵血宰相”俾斯麥，俄羅斯有彼得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等，而中國恰恰缺少這樣的人。主持這次改革的最高統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攝政王載灃。先看慈禧，雖不能說慈禧沒有做過一點好事，但作為封建專制最高統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絕不是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引導社會前進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權力中度過，她關注的是如何維護自身權力，如何讓清政府免于滅亡，至于救亡圖存不過是為了應付眼前的危機。她或許具有改革的意識，但是她并沒有領導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國人心中，她只是個擅玩小聰明的權利狂，“但知權利，絕無政見”。再看載灃，他比慈禧太后沒有能力也沒有手段還沒有威望。他主持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驅逐袁世凱、重用親貴、成立皇族內閣、拒絕立憲派的請愿及實行鐵路國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會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這樣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敗之理？

再者說，“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清王朝統治，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責為“假維新”、“偽變法”。陳天華曾說﹕“見從前守舊惹的禍來，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過是掩人耳目”。從1901年1月頒布了所謂變法詔，說要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但是回避了變法自強的關鍵——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國的五個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幾個月回國后，向慈禧太后力陳實行憲政以達到皇位永固，內亂可彌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預備立憲”上諭，宣稱要“仿行憲政”，這才勉強與政治改革沾點邊。但其根本原則仍是“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對于何時實行立憲，上諭中根本沒有提及，實際是一張空頭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沒有什么實際的作為。所謂“新政”做的不過是發展實業、充實武備以及辦學堂、辦警察、清查戶口、釘門牌等等。更何況新政還有討洋人歡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簽訂和約的用意。買辦官僚盛宣懷看到前引變法上諭后即說：“今兩宮一心，已飭議行新政，將來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釋前嫌。”他為清廷草擬致列強政府的信稿中這樣寫道：“敝國現議實行新法，正期圖報各大國之惠于后日。”正式發出的國書中“實行新法”四個字改成了“力行實政”。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實質。

二、國內財政拮據，社會矛盾全面激化

自從甲午戰敗和義和團運動，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后，“天下之財，悉應賠款”。清朝財政已是油干燈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但改革本身需要錢款。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向人民層層攤派，“部臣籌費無出，責之疆吏，疆吏責之州縣，州縣舍百姓將誰責耶？”、“自近時新政試行，于是立學之費取之農，練兵之費取之農，其他雜款加稅無一不取之于農”。清政府承認：“各直省自攤還賠款、舉行新政以來，用如泥沙，取盡錙銖，搜括已不留余力，額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賠款攤派各省之后，民間搜刮殆盡，商業蕭條，倒閉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各地無不哀鴻遍野。新政不但未給人民帶來實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災難。加上官吏橫暴，未能愛惜民力，引發人民對改革的普遍不滿和反政府斗爭。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間，以抗捐抗稅為內容的民變遍及全國城鄉。據不完全統計，十年間，全國大小民變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變給人們展現了一幅亂世景象，給改革蒙上了一層陰影，但也給反清革命造成了強大的聲勢，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之勢。“昔漢臣賈誼陳時局之危，譬謂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數月以前，我國時勢，蓋有類于是，今則火既燃矣，且將燎原矣”。

三、用人不當，貪污腐化現象嚴重

政府腐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清末社會是一個賄賂公行和升官發財的社會，整個官場賄賂成風，腐敗透頂，官員們整天忙于逢迎拍馬，受賄行賄，搜斂民財，又怎么會把主要精力用于實行新政，籌備立憲呢？“新政”非但沒有解決腐敗問題，反而貪官乘機再撈，既增添了“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正因為任用的官員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封建專制時代都得到了好處，因而他們對待預備立憲也以是否對其有利為標準，他們害怕民權發達以后再不能為所欲為，一招不慎，還要喪失名位利祿，所以清末大小官員們大都視預備立憲如洪水猛獸，嫉之如仇，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將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預備立憲葬送在艱難的實施途中，同時，在清末敷衍塞責成為政府機構中的普遍現象；當權者視御旨若一紙空文,從不認真貫徹執行；地方官吏限于考試，對籌備憲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學會了粉飾成績，虛應故事的本領。對于吏治腐敗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進行整頓，僅1909年和1910年兩年，經載灃批準革職的大小不稱職官員就達千人以上，然而，積重難返，病入膏肓,各級官員上下左右之間互相勾連。盤根錯節，彼此庇護，根本無法改變，腐敗不除，敗局難挽。而自清廷推行“新政”以來，山東萊陽除繳納正賦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如地畝捐、學捐、戲捐、警捐、戶口稅、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廟捐等等，不勝枚舉。在“新政”籌辦前，全縣正雜各款不過數萬，“新政”實施后，人民負擔“驟增至數十倍”（見1910年8月13.14日《大公報》）。這年又遇春荒，農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該縣縣令與四大劣紳勾結一起，狼狽為奸，借興辦“新政”，派差役巡警四鄉催繳捐稅，額外多收，敲詐勒索，逼得群眾奪了下鄉官員的槍械，加上土槍土炮，集合數萬人與省里派去的軍隊搏斗，暴動鄉民被屠殺千余人。此事曾震動全國，許多地方群眾起事，聲稱為萊陽被殺群眾復仇。在抗捐抗稅風起云涌的同時，又爆發席卷全國的饑民搶米騷動，也是群眾反對清朝所謂“新政”的自發斗爭。

曾參加戊戌變法的黃遵憲也批評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娛樂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輾轉遷延，卒歸于絕望。然后乃知，變法之詔，第為辟禍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叢報》第24期)曾對“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啟超也感到失望。他說：“外國侵壓之禍又如此其亟，國內種種社會又如此其腐敗，靜言思之，覺中國萬無不亡之理。”清朝統治者的素質與個性表現的如此的不堪入目，新政最后的失敗了想一二了。

四、喪失改革的社會基礎

首先，滿漢官僚分裂。1906至1907年的官制改革，本是清廷籌備憲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可官制改革及由其引發的政壇紛爭結果卻是漢族官員大受排斥。在十一個部院中、漢、滿、蒙。滿漢的比例是六比四，還不如原先規定的各部均設滿漢尚書各一員的清朝舊制。特別重要的幾個部，如度支(財政)部、陸軍部都由滿人掌管。皇族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從袁世凱手里收回了北洋陸軍四個鎮的指揮權，同時宣布各省新軍統歸陸軍部管轄。這一切都明顯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權的趨向。擔任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的瞿鴻和歷任兩廣總督、郵傳部尚書的岑春煊等漢族重硻，被清廷罷免官職。原任廣西巡撫、后任軍機大臣的另一漢族官員林紹年被逐出樞機，袁世凱則被迫辭去八項兼職，并交出北洋四鎮兵權，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是明升暗降。經由此次所謂的官制改革，最終是滿族親貴“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連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也評論說：“此次中國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滿漢，與各部長官不兼任他職外，無改良之可觀。”漢族官員對此結局必然耿耿于懷，效忠清廷之心也隨之大打折扣。另外，立憲派背棄。作為國內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憲派，曾對清廷的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們盼望清廷能進一步加快預備立憲的步伐，多次舉行國會請愿運動，但屢遭清廷拒絕，這本已使立憲派嘖有煩言。到1911年5月，清廷又發布內閣官制和任命內閣成員上諭，在欽定的13名內閣成員中，滿族共計9人，而且有7人屬皇族，總理大臣也由慶親王奕劻出任。因此，這個內閣在當時被立憲派稱為“皇族內閣”，漢族官員由此進一步感受到自己宦海生涯的前途渺茫。立憲派對清遷組織“皇族內閣”極為憤慨，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上書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國些一之原則”。但清廷卻呵斥立憲派干預朝政，“議論漸近囂張”。立憲派對清廷更感失望，公開發表宣告全國書，闡明滿清王公親貴組成的所謂內閣完全是“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制”。就這樣，本應贏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卻由于滿清統治者的舉措乖張，愈來愈引起國內政治力量對清王朝的痛恨。事實表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就像一個爛掉的蘋果，就算是給它洗洗，還是改變不了它被拋棄的命運。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清末新政雖然失敗了，但它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為今天的政治改革吸取教訓。

首先，要重視民意，從“民本”角度出發，傾聽民意，讓百姓參與其中，而不是百姓當做改革失敗的承擔者，取信于民，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畢竟人民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成果理應由全體國民共享；第二，要重視行政人員作風問題，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加大貪污腐化懲治力度，有效的預防腐敗，增強政府威信，確保政府的政策號召力和影響力；第三，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關系，建立新的社會機制來吸附和制衡大量疏離社會外的因子；第四，抓住機遇推進政治改革。要求領導人必須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危機意識，改革要在情況尚好的時候展開。同時在每項政策出臺前要充分斟酌，廣泛征求意見，調動民眾參與的積極性，加大宣傳力度，考慮社會各階層的接受能力，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漸進中化解矛盾；最后，要扎實推進政治制度改革，刻不容緩，但是不要冒進，而是一個一個腳印的來。

以現代化的視角看，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國社會新舊變遷的重要環節。近代中國這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這一現代化的嘗試，只是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下的被動行為，失敗似不可避免，可無論如何它唱響了一曲走向近代化的悲歌，希望能給我們當今改革一些啟迪。

第二篇：風云變幻八十年

風云變幻八十年

我們的祖國歷史悠久，創造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我們的祖國歷盡滄桑，經歷過黑暗迷茫的近代百年；我們的祖國現已再度崛起，再次閃耀于世界民族之林。通過讀毛澤東主席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讓我對我們的祖國的發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與認識，同時也對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充滿了信心！

中國是世界上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一個文明古國，從秦始皇開始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制國家開始，中國的發展一直讓世界稱奇。然而，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19世紀中葉被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后，社會內部產生了重大的變化，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啟中國近代史的大門以來，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成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半封建的社會；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帝國主義又勾結封建勢力，壓迫和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近代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

在這樣矛盾重重的社會下，唯有讓革命的浪潮席卷華夏大地，通過革命取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以后，中國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逐步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富裕從而使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來，世界上主要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曾經欺凌過中國，而中國的近代反侵略戰爭（除抗日戰爭）無不以中國失敗而結束，在感受到屈辱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反思我們失敗的根本原因，正如書中所寫到的中國失敗的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的落后”，正因為此，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被這樣的歷史的提出來。同時，在危急時刻中國革命一步一步的發展起來了，只憑著一腔的熱情憑著堅定的信念不怕失敗，勇于奮斗，在摸索中不斷前進，認清革命當時的主要矛盾，針對主要矛盾，采取相應措施，不斷的前進不斷的進步并最終取得勝利。

風雨飄搖八十年，在銘記歷史的恥辱的同時，是為一名90后，我們更應該讀懂歷史，從歷史中總結經驗，讓中華民族再現往日的輝煌！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八十年大事記

中國共產黨八十年大事記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1919年5月——1923年5月）

1919年5月4日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中國的革命有深遠的影響。

1920年8月 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7月23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22年7月16日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22年初到1923年春 全國出現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大革命時期

（1923年6月——1927年7月）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1924年1月20日至30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1925年5月15日 五卅運動。

1925年 廣州革命根據地得到統一。

1926年7月 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

1927年春 北伐軍消滅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勝利。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 工農運動出現高潮。

1927年4月12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1927年7月15日 武漢國民黨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國共合作全面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義。

1927年8月7日 八七會議——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點。1927年10月 毛澤東在井岡山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1929年12月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舉行。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紅軍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挽救了黨和紅軍，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12月9日 在中國北方局的領導下，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17日至15日 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變。

1937年5月2日至14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延安舉行。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變”，全面抗日戰爭爆發。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定了全面抗戰的方針。1937年 中國共產黨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布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正式成立。

1937年8月至10月 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南方8省14各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1937年9月 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首戰告捷，極大的振奮了全國軍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1940年8月12日 百團大戰。

1941年至1942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反“掃蕩”斗爭。

1942年 整風運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1945年8月 重慶談判，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946年6月 全國規模的內戰爆發。

1947年6月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挺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

1947年7月至9月 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 《中國土地法大綱》。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

1949年3月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開。

1949年4月21日 毛澤東和朱德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1949年4月23日 南京解放，宣布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覆滅。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10月上旬 中共中央派遣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開展了抗美援朝的運動。

1950年冬至1953年春 土地改革運動。

1950年6月6日至9日 中國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51年12月—1952年下半年 全國開展大規模的“三反”、“五反”運動。1953年 中共中央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3年1月起 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4年1月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

1956年底 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

（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9月15日至2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57年4月至1958年夏 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

1958年底 “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1960年冬 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2年9月24日至27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71年9月13日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

1971年10月25日 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1972年2月28日 中美兩國發表上海聯合公報，標志著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75年1月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京舉行。

1976年10月6日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1976年10月——1997年9月）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 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2年9月1日至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3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1983年10月11日和12日 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

1984年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88年9月26日至30日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9年6月23日和24日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9年11月6日至9日 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

1990年3月9日至12日 中共中央十三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

1990年 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1年2月12日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陳子明、王軍濤等1989年政治**主謀人員依法判決。

1991年3月25 日至4月9日 七屆人大四次會議在京舉行。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 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在京召開。

1992年1月21日至24日 全國黨員教育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1992年初 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了重要談話。1992年10月1日 北京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5周年慶典。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向大會作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

1993年8月 江澤民在中紀委第二次全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工作格局和工作重點。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1994年1月24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江澤民在會上講話指出，宣傳思想工作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引導人。

1994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1995年5月23日 我國外交部就美國政府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宣布允許李登輝對美國進行所謂的“私人訪問”一 事發表聲明，并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

1995年6月28 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做出關于追授孔繁森同志“模范共產黨員、優秀領導干部”稱號的決定。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1995年11月6日至8 日 江澤民在北京市考察工作。在談到干部教育問題時強調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 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 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1997年7月1日 中國政府成功地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

1997年9月6日至9日 中共十四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就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為十五大的勝利召開作了充分準備。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 黨的十五大在北京舉行。

1998年2月25至26日 黨的十五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8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紀念大會。1999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論大法”的通知》。1999年9月19 日至22日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9年12月20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2000年2月21 日至25日 江澤民同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強調我們黨始終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2000年10 月9日至11日 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第四篇：八十年校慶演講稿

八十年校慶演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我驕傲，我是巴蜀人》

還記得四年前的那個盛夏，我帶著憧憬和展望來到了巴蜀，和所有新教師一樣，我們所有新成員都沒有陌生的感覺，因為巴蜀很容易讓我們找到了歸屬感和幸福感。在這里，每一位領導和老教師都以長者的仁愛關心著我們，以智者的智慧啟迪著我們，以一個在教育事業上默默耕耘，幾十年如一日的行者的身份感動著我們，在他們身上我們仿佛看到了夢想中的自己，燃燒著一試身手的沖動，我在心底重復著年輕的誓言：這是我夢開始的地方，我驕傲，我是一名巴蜀人。我為有這樣的充滿關愛的大家庭，為有這樣的激發我們熱情的沃土而驕傲。

在巴蜀有一種情叫做牽掛，有一種愛叫做奉獻，有一種信仰叫做堅守。我還清晰的記得初2012級的一位老前輩鄭榮濤老師，剛開學不久，鄭老師感覺到身體不適，被送往醫院治療，病床上鄭老師總是一支手打著吊針另一支手拿著教案，我們知道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學生，每一次有老師去醫院看望他，他總是滿懷歉意的說：讓幫我帶班的老師再堅持下，我很快就能回去了。我們知道他最牽掛的還是他的學生。2012年5月，我們再次走進鄭老師的病房，眼前的一切讓所有人都揪心，我們無法相信，眼前這位瘦骨嶙峋，面色蒼白的老人竟是那位在講臺上侃侃而談，在辦公室里談笑風生，在操場上和年輕人揮汗如雨的鄭老師，‘正當大家難過時，鄭老師的話讓我們更加痛心，“孩子們要中考了，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去給他們上語文課。”善良的鄭老師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確診為胰腺癌晚期，不知道自己已經危在旦夕，他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牽掛的仍然是他的學生。半個月之后，鄭老師永遠的離開了我們，在孩子們照畢業照時，他們自發的給班主任的位置空了出來，那是留給鄭老師的。我在心底一直默念著，教書是福，大愛無疆，我驕傲，我是一名巴蜀人。我為有這樣的執著堅守無私奉獻的同事而驕傲。

在巴蜀有一種幸福叫做尊重，有一種力量就做信任，有一種快樂就做收獲。作為一名教師我們的幸福感來自于得到學生的尊重，熱愛和信任，也許是他們清晨傳來的朗朗書聲，也許是他們深夜埋頭苦讀的身影，也許只是作業本上的紅五分，也許是他們博得狀元的大紅喜報，也許是他們畢業后大洋彼岸的一封電郵，也許只是留在我辦公桌上的一張小紙條，但這都是我驕傲的理由。我驕傲我是一名巴蜀人，我為有這樣勤勉奮進，懂得感恩的孩子們而驕傲。

在巴蜀工作的越久，越會被他厚重的文化積淀和滄桑的歷史所吸引。巴蜀您在烽火連天的歲月，用信念鑄造我們救亡的民族魂，紅旗招展的時代，您用知識激勵起一顆顆熱切的報國心。我們似乎看到了枇杷山下那曾經刻在“湘院”上的“公正誠樸”，似乎聽到了周恩來總理在學校操場上演講的回聲。八十年的滄桑見證了每一位老巴蜀的青春，八十年的輝煌記載了我們每一個人的驕傲。八十年的砥礪，我們的巴蜀早已風雨如磐、桃李芬芳；八十年的奮進，我們的巴蜀早已崢嶸如歌、氣宇軒昂。我們在八荒風雨中奔跑，在四野群壑里呼嘯，我們要高喊：我們來自中華的巴蜀，我驕傲，我是一名巴蜀人。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八十年大事記

中國共產黨八十年大事記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1919年5月——1923年5月）

1919年5月4日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中國的革命有深遠的影響。

1920年8月 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23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22年7月16日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22年初到1923年春 全國出現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大革命時期

（1923年6月——1927年7月）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1924年1月20日至30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1925年5月15日 五卅運動。1925年 廣州革命根據地得到統一。1926年7月 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

1927年春 北伐軍消滅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取得了重大勝利。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 工農運動出現高潮。1927年4月12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

1927年7月15日 武漢國民黨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國共合作全面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義。

1927年8月7日 八七會議——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點。1927年10月 毛澤東在井岡山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1929年12月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舉行。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紅軍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挽救了黨和紅軍，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12月9日 在中國北方局的領導下，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17日至15日 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變。

1937年5月2日至14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延安舉行。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變”，全面抗日戰爭爆發。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定了全面抗戰的方針。1937年 中國共產黨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布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正式成立。

1937年8月至10月 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南方8省14各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1937年9月 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首戰告捷，極大的振奮了全國軍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1940年8月12日 百團大戰。

1941年至1942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反“掃蕩”斗爭。1942年 整風運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1945年8月 重慶談判，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946年6月 全國規模的內戰爆發。

1947年6月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挺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

1947年7月至9月 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 《中國土地法大綱》。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1949年3月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開。

1949年4月21日 毛澤東和朱德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1949年4月23日 南京解放，宣布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覆滅。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

行。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10月上旬 中共中央派遣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開展了抗美援朝的運動。1950年冬至1953年春 土地改革運動。

1950年6月6日至9日 中國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51年12月—1952年下半年 全國開展大規模的“三反”、“五反”運動。1953年 中共中央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3年1月起 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4年1月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1956年底 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9月15日至2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57年4月至1958年夏 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1958年底 “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1960年冬 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2年9月24日至27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年5月—1976年10月）1966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71年9月13日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

1971年10月25日 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28日 中美兩國發表上海聯合公報，標志著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75年1月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京舉行。1976年10月6日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年10月——1997年9月）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 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80年2月23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2年9月1日至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3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

1983年10月11日和12日 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1984年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9月18日至23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988年9月26日至30日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89年6月23日和24日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9年11月6日至9日 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

1990年3月9日至12日 中共中央十三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

1990年 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1年2月12日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陳子明、王軍濤等1989年政治**主謀人員依法判決。1991年3月25 日至4月9日 七屆人大四次會議在京舉行。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 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在京召開。1992年1月21日至24日 全國黨員教育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1992年初 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了重要談話。1992年10月1日 北京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5周年慶典。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向大會作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1993年8月 江澤民在中紀委第二次全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工作格局和工作重點。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1994年1月24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江澤民在會上講話指出，宣傳思想工作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引導人。

1994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1995年5月23日 我國外交部就美國政府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宣布允許李登輝對美國進行所謂的“私人訪問”一 事發表聲明，并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

1995年6月28 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做出關于追授孔繁森同志“模范共產黨員、優秀領導干部”稱號的決定。1995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1995年11月6日至8 日 江澤民在北京市考察工作。在談到干部教育問題時強調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 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 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1997年7月1日 中國政府成功地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1997年9月6日至9日 中共十四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就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為十五大的勝利召開作了充分準備。1997年9月12日至18日 黨的十五大在北京舉行。1998年2月25至26日 黨的十五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8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紀念大會。1999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論大法”的通知》。1999年9月19 日至22日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99年12月20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2000年2月21 日至25日 江澤民同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強調我們黨始終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2000年10 月9日至11日 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4 1917年，十月革命的曙光照亮了世界。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了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于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當中，逐步傳播開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呼聲，劃破長空，震撼中國大地，中國歷史又翻開了新在一頁。

此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全國各地新出版在進步刊物如雨后春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便達到400多種。比較出名的除《新青年》、《每周評論》外，還有《少年中國》、《覺醒》、《湘江評論》等。1918年4月，毛澤東同蔡和森、何叔衡在湖南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1919年7月，李大釗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不久，周恩來和郭隆真等人組織了“覺悟社”。當時，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最突出的是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編輯的《新青年》，成為宣傳新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在他們的推動下，許多先進青年和知識分子，開始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促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逐步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金斯基等來華，先后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之后，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基礎上，于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十二人，還有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以及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制訂了我黨的第一個綱領。規定了黨支的奮斗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達到共產主義”。大會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由陳獨秀擔任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過程中，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這四個階段，其間經受了1927年和1934年兩次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經過長期武裝斗爭和各年方面、各種形式斗爭的密切配合，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便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高潮。同時，建立了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核心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革命統一戰線，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迅速地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基本上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但是，在這次大革命的過程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犯了“一切聯合，否認斗爭”的錯誤，對統一戰線內部的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的妥協性、反動性認識不足。因此，沒有及時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結果，當蔣介石、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先后叛變的時候，我們黨不能組織有效的反擊，導致了第 大革命的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國民黨在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支持下，建立了新軍閥的反動統治，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實行極其殘酷的鎮壓。僅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屠殺了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33.7萬多人。但是，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嚇倒、被殺絕，他們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又繼續戰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等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9月，毛澤東同湖南省委領導了湖南、江西邊界的秋收起義。隨后，湘鄂贛粵各地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的起義先后爆發。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28年，黨在全國各地領導武裝起義100多次，開始進入創建紅軍和發動土地革命的新時期。

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組織了中國式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軍隊中建立了黨的組織，并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1927年10月，秋收起義的部隊轉入井岡山。1928年，朱德帶領起義的部隊到井岡山會師，創立了紅軍第四軍，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1933年，全國紅軍發展到33萬人，共產黨員也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1萬人發展到30多萬人。

在此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黨內的“左”傾錯誤，幾乎使城市中有組織的革命力量損失殆盡。黨中央在城市站不住腳，1933年，被迫撤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損失慘重，不得不在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長征途中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黨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是，王明冒險主義造成的這次嚴重失敗，使全國紅軍由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共產黨員由30萬人減少到4萬人左右。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針對當時實際情況，毛澤東同志多次重申黨的二大提出的關于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規化，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光輝思想，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于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并進而轉入社會主義。并著重總結了建軍黨以來，在統一戰線方面的經驗教訓，制訂了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以及同頑固派斗爭的方針，建立了國民黨在內的包括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將我黨工作的重點放在敵后，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和政權。在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執行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致使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人民軍隊的主力，由抗戰開始的3萬多人，發展到120多萬人，共產黨員由抗戰開始的4萬多人，發展到121萬人，使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成為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領導力量。

抗日戰爭結束以后，蔣介石依賴美國的援助，拒絕我黨和全國人民關于實現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以根據革命形勢的變化和革命實踐的發展，充實和豐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面對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其反革命的兩手。在武裝斗爭總題上，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使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在內戰中不斷發展壯大，僅僅經過3年多的英勇奮戰，就消滅了蔣介石的800萬軍隊，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我們黨發展為代表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勝利充分說明：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謀任何私利的政黨雖敢于并善于領導人民百折不撓地向敵人作斗爭的政黨。中國各族人民從親身經歷中看到了這個事實，人而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空前的民族統一和團結。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取得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上一個重大的貢獻。

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我國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勞動人民成了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個人口占人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也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壓迫剝削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前進的信心。中國革命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斗爭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無數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各族人民長期艱苦奮斗結果。對此，中華民族的每一代兒女都應加倍珍視它、愛護它，必要時甚至用生命來捍衛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醫治戰爭的創傷，恢復和發展經濟，使年輕的共和國粉碎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的封鎖和顛覆活動。在國內領導全國人民，迅速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基礎。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變化。在1956年9月淫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黨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成，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由于生產落后而不能滿足這種需要之間的矛盾。此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受過嚴重的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十年中，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增長了3倍，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展開，并逐漸收到成效。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4.9倍。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1957年，毛澤東同志也曾提出了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問題。但是，毛澤東現場在此之后的一個時期內，逐步夸大了確實存在的階級斗爭的嚴重程度，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隨后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致使在不少場合混淆了敵我，造成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終于釀成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

1976年10月，黨中央政治局代表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1978年12月，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其中包括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就在于它真正開始了全面的、堅決的、依靠群眾和深思熟慮的撥亂反正，開始了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傾錯誤，使用權黨重新加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

從十一屆三中會全召開，經過十二大，至今為止的21年的時間里，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堅持改革開放，并緊緊把握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使國家的面貌發生了許多可喜的變化，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在經濟建設、科學發展等不少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今天，共產黨已發展成為有4800萬黨員，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大黨。象戰爭年代一樣，在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共產黨不愧為我們事業的中流砥柱。誠然，在改革中不少艱難險阻，也不可能沒有失誤，在我們黨內的一部分人身上也還存在著風氣不正的問題和腐敗現象，但是我們黨能面對現實，認真糾正自身的缺點和錯誤。這正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偉大之處。我們黨定能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領導全國人民實現祖國富強的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