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賄賂犯罪是一種對合共犯。它是在行賄人和受賄人均具有謀利動機的基礎上，雙方為互相滿足對方的需要而“協議”進行的犯罪。這種犯罪的隱蔽性極強，很多都是“一對一”的證據，對于證實犯罪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現結合有關證據理論就司法實踐中“一對一”受賄案件證據的認定與運用問題，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何謂“一對一”證據？在證據學上，根據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關系，將證據分為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凡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則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需與其他證據結合，相互印證，才能推斷出主要案情的證據。按照證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實踐中使用直接證據一般應有若干間接證據作佐證，才能確定案件的主要事實；運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則須有一 系列間接證據構成嚴密的體系，即形成“證據鎖鏈”，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斷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結論，才能證實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證明案件事實或事實的某一環節的證據中間，僅有一個證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證據和一個證明無罪或罪輕的直接證據。例如在受賄案件中，只有行賄人肯定供述和受賄人否定的辯解，除此之外，無任何第三人目擊及其他案件事實的直接證據。

二、“一對一”證據是一種特殊的證據形式，在認定上具有較大的難度。尤其在受賄案件中，由于該類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隱蔽性的特點，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養和較為豐富的社會閱歷，對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跡往往通過種種手段予以銷毀，在案件取證過程中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實的證據不易充分收集和認定，導致許多案件陷入“二難”的境地。如果片面強調犯罪證據不充分，易造成放縱犯罪；如果草率認定有罪，同樣有可能造成冤案、錯案的發生。基于此點，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就成為司法實踐中十分棘手的一個問題。

根據證據學的基本原理，結合司法實踐，我本人認為一部分“一對一”證據是可以認定的。

（一）受賄嫌疑人對受賄行為供認不諱，再輔以其他證據的情況

在受賄案件中，多數被告人在司法機關訊問、開導、政策攻心下，懾于國家法律的威嚴，都能夠對自己的受賄行為坦白交待，以期待獲得從輕處罰。我們通常以嫌疑人供述為基礎，再與行賄人的證詞進行對照，相互印證，同時查找贓款、贓物或其去向，從而認定嫌疑人受賄行為成立。可以說，這是受賄案件最常見，也是最典型的一種認定形式，它充分運用了直接證據的直接性和證明力強的特點，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有的辦案人員為了取得直接證據，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證據，便認為證據確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決就失去了足夠的依據。所以，對待這種“一對一”證據的案件，要充分發揮間接證據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證據的形成過程，科學地運用邏輯推理，以保證辦案質量，做到不枉不縱。

（二）受賄嫌疑人對其受賄事實拒不供認，但有其他證據的情況

１、有行賄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處查出行賄人所述贓款、贓物；嫌疑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的，可以認定。

在受賄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為其犯罪行為實施得秘密，司法人員不易找到足夠的證據，所以拒不供認的情況也較為多見，在認定這類案件時困難較大。然而，根據我國刑訴法的有關規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依據這一原則精神，只要有行賄人的證詞作為直接證據，同時又有從嫌疑人處查出的贓款、贓物等間接證據作佐證，就可責成嫌疑人具體說明該款物的合法來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來源的證據，就可以認定其受賄行為成立。

２、有行賄人供述，且行賄人與嫌疑人之間無特殊關系；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有人謀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況下可以認定。

其認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據證據的證明要求，有直接證據、間接證據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認定；所以，有了行賄人證言這個直接證據，再有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人謀取了非法利益這一事實作間接證據，排除了兩者之間關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訴法上的證據效力；二是認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且指向同一，即結論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為反常，在與行賄人無親友關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職務之便對其進行特殊“照顧”，甚至不惜違背原則和制度；若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釋，那么，就只能把這種反常行為的動機歸咎于貪圖賄賂。

３、與被告人關系密切且無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證詞，一般可以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只依據直接證據或只依據間接證據定罪量刑的情況很少，但在特殊情況下并不排除運用單一證據定罪的可能。因此，完全運用直接證據認定案件是可行的。實踐中，如果行賄人與嫌疑人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且無政治經濟上的糾紛與矛盾，其證詞未受任何外因干擾，一般來講是可信的。事實上，行賄人的證言是經過一系列的常識性結論證明是真實的；盡管這些常識性結論的證明力與案件主要事實的認定聯系緊密，但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間接證據。當然，對這類案件證據的認定，有極為嚴格的限制條件，實踐中應慎重對待；一是看行賄人與被告人是否有利害沖突；二是要看雙方是否有利害沖突；三是要看有無外因干擾，上述矛盾都得到合理的排除了，結論也自然確定了。

４、嫌疑人以“借貸”形式收受錢款，而行賄人與被告人之間形成借貸關系的前提條件不充分的，可以認定。

司法實踐中，受賄人以“借貸”為名，行索賄、受賄之實的情況很多，案發后，亦常常以“借貸”為由來否認其存在受賄行為。對于此類情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全面分析，綜合判斷：一是考察借錢的前提條件是否真實，即借錢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虛構借錢的事實，借故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就可以視為具有貪圖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二是考察借錢是出于私人交情還是利用職權為交換條件；三是考察錢款崐的用途與去向；四是考察嫌疑人與“行賄人”先前有無經濟上的往來，私人關系是否密切；五是考察所“借”款項有無歸還意圖，等等。以上述事實作為認定嫌疑人是否屬“形借實賄”的間接證據，形成了一個完整嚴密的證據體系，證據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各個證據指向一致，排除了嫌疑人借貸的一切可能性，形成了受賄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從而推斷出嫌疑人受賄的唯一結論。

上述總結的受賄案“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原則及方法，僅僅是針對一般案件而言的，并不能適用受賄案件中的一切情況。在受賄案“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問題上，我們應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絕對、片面地追求固定的模式，用一個不變的標準去衡量。

第二篇：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賄賂犯罪是一種對合共犯。它是在行賄人和受賄人均具有謀利動機的基礎上，雙方為互相滿足對方的需要而“協議”進行的犯罪。這種犯罪的隱蔽性極強，很多都是“一對一”的證據，對于證實犯罪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現結合有關證據理論就司法實踐中“一對一”受

賄案件證據的認定與運用問題，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何謂“一對一”證據？在證據學上，根據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關系，將證據分為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凡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則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需與其他證據結合，相互印證，才能推斷出主要案情的證據。按照證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實踐中使用直接證據一般應有若干間接證據作佐證，才能確定案件的主要事實；運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則須有一好范文版權所有系列間接證據構成嚴密的體系，即形成“證據鎖鏈”，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斷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結論，才能證實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證明案件事實或事實的某一環節的證據中間，僅有一個證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證據和一個證明無罪或罪輕的直接證據。例如在受賄案件中，只有行賄人肯定供述和受賄人否定的辯解，除此之外，無任何第三人目擊及其他案件事實的直接證據。

二、“一對一”證據是一種特殊的證據形式，在認定上具有較大的難度。尤其在受賄案件中，由于該類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隱蔽性的特點，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養和較為豐富的社會閱歷，對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跡往往通過種種手段予以銷毀，在案件取證過程中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實的證據不易充分收集和認定，導致許多案件陷入“二難”的境地。如果片面強調犯罪證據不充分，易造成放縱犯罪；如果草率認定有罪，同樣有可能造成冤案、錯案的發生。基于此點，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就成為司法實踐中十分棘手的一個問題。

根據證據學的基本原理，結合司法實踐，我本人認為一部分“一對一”證據是可以認定的。

（一）受賄嫌疑人對受賄行為供認不諱，再輔以其他證據的情況

在受賄案件中，多數被告人在司法機關訊問、開導、政策攻心下，懾于國家法律的威嚴，都能夠對自己的受賄行為坦白交待，以期待獲得從輕處罰。我們通常以嫌疑人供述為基礎，再與行賄人的證詞進行對照，相互印證，同時查找贓款、贓物或其去向，從而認定嫌疑人受賄行為成立。可以說，這是受賄案件最常見，也是最典型的一種認定形式，它充分運用了直接證據的直接性和證明力強的特點，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有的辦案人員為了取得直接證據，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證據，便認為證據確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決就失去了足夠的依據。所以，對待這種“一對一”證據的案件，要充分發揮間接證據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證據的形成過程，科學地運用邏輯推理，以保證辦案質量，做到不枉不縱。

（二）受賄嫌疑人對其受賄事實拒不供認，但有其他證據的情況

１、有行賄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處查出行賄人所述贓款、贓物；嫌疑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的，可以認定。

在受賄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為其犯罪行為實施得秘密，司法人員不易找到足夠的證據，所以拒不供認的情況也較為多見，在認定這類案件時困難較大。然而，根據我國刑訴法的有關規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依據這一原則精神，只要有行賄人的證詞作為直接證據，同時又有從嫌疑人處查出的贓款、贓物等間接證據作佐證，就可責成嫌疑人具體說明該款物的合法來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來源的證據，就可以認定其受賄行為成立。

２、有行賄人供述，且行賄人與嫌疑人之間無特殊關系；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有人謀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況下可以認定。

其認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據證據的證明要求，有直接證據、間接證據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認定；所以，有了行賄人證言這個直接證據，再有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人謀取了非法利益這一事實作間接證據，排除了兩者之間關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訴法上的證據效力；二是認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且指向同一，即結論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為反常，在與行賄人無親友關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職務之便對其進行特殊“照顧”，甚至好范文版權所有不惜違背原則和制度；若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釋，那么，就只能把這種反常行為的動機歸咎于貪圖賄賂。

３、與被告人關系密切且無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證詞，一般可以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只依據直接證據或只依據間接證據定罪量刑的情況很少

第三篇：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葉祖懷

關鍵詞：受賄案件 證據特點 證據收集 審查判斷

多年來，集中力量查辦賄賂犯罪案件，一直是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總的來講，賄賂犯罪大要案上升的勢頭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制，犯罪形式日趨多樣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隱蔽。因此，如何準確認識受賄犯罪案件證據的特點，正確收集證據并對獲取的證據進行甄別和運用，始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一、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

刑事訴訟意義上的證據，亦即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是刑事訴訟活動賴以正常進行，并最終實現刑事訴訟任務和目的的基礎和根據。它具有客觀性、合法性和關聯性等特點。刑事證據是由犯罪事件本身造成的，是犯罪分子在進行犯罪過程中，由于其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使外界事物發生某種變化而引起的必然結果，具體表現為各種痕跡、映象等。它是客觀存在且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是刑事證據最本質的特點——客觀性。揭露和證實犯罪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提取、收集和審查、運用證據的過程。

在受賄案件中，犯罪分子索取賄賂或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也必然會使客觀外界事物發生某種變化。但是，由于受賄犯罪案件在犯罪主體、犯罪行為、犯罪結果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加之目前的法律環境、經濟環境等各種客觀因素的影響，使得受賄案件證據在來源、種類、證明力等方面，越來越凸顯出與其他案件不同的特點。

1、證據的單一性

受賄案件本身的特性，導致物理性證據缺乏。雖然受賄犯罪行為也會引起外界事物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卻不象其他案件那樣，會明顯地外化為各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并留存下來。如盜竊、搶劫案件中的作案工具、對人身、財產造成的損害，貪污案件中大量存在的憑證、單據，一般來講均是有形的，易于提取。受賄犯罪的過程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權錢交易”的過程，由于犯罪方式的特殊性，它往往只對交易的雙方產生直接影響，而這種影響往往又是“無形”的。作為犯罪對象的贓款贓物雖然是有形的，但作為一種間接證據，往往無法直接和單獨地對案件事實起到證明作用。所以，相對其他案件而言，受賄案件中有形的、具有物理性的證據十分缺乏。

2、證據的隱蔽性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由于受賄犯罪分子大多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有的還具有一定的反偵查能力，他們在犯罪前后，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各種反偵查措施，如收受賄賂時不能有第三人在場，不留下任何文字或音像資料，收受賄賂或者案發后訂立攻守同盟，贓款贓物異地藏匿等，因而犯罪證據的隱蔽性較強。這就使得受賄案件的證據不僅種類和數量少，而且不易提取和收集。

3、證據的易變性

大多數受賄案件的認定，主要依賴于言詞證據，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有時甚至僅限于言詞證據。但是，言詞證據本身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如個人對客觀事物感知的主觀差異性、記憶的有限性、語言表述的不確定性等，都會影響到言詞證據的穩定性。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證人作證時，大都具有復雜的心態。犯罪嫌疑人歸案后，懾于法律的威嚴，為了得到從寬處理，可能會部分或全部供認犯罪事實;然而，因為對可能受到的法律懲罰懷有恐懼心理，或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又可能推翻原來的供述。證人作證時，因出于對受賄人的憤恨或害怕自身受到法律追究，會如實作證，而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言詞對犯罪嫌疑人可能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在受到外界的威逼利誘時，又很可能改變證言。犯罪嫌疑人和證人的這種復雜心態，往往造成言詞證據的反復，給準確認定案件造成極大的困難。

4、間接證據的決定性

由于受賄案件的直接證據基本上僅限于言詞證據，而言詞證據又具有不穩定性，那么，間接證據的大量收集和運用就顯得至關重要。間接證據雖然不能直接和單獨地對案件事實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但是，不僅對直接證據真實性的判斷要依賴間接證據的印證，對有些只有行賄人證言而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認的案件，形成證據鏈條的大量的間接證據就決定了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這就是間接證據的完全證明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的間接證據具有系列性，與受賄犯罪的過程相對應，每個環節均有相應的間接證據予以證實，而由所有的間接證據形成的證據鏈條，推導出一個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結論，證明了受賄行為的存在。所以，間接證據在受賄案件認定中的決定性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二、受賄案件證據的收集

證據的收集，是指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依照法定程序，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了解并取得證據的活動。一般來講，收集證據應當遵循主動及時、客觀全面、深入細致、依法取證等原則。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受賄案件由于在證據上存在種類單

一、不易提取、穩定性差等特點，再加上犯罪主體的特殊性，這就要求辦案人員在收集證據時一定要確立“證據意識”，即證據具有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證據是正確認識案件的基礎，是正確定罪量刑的依據。偵查人員必須通過收集各種證據，將已經發生過的案件事實準確地反映出來，并被人們所認識。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收集受賄案件證據時，就要遵循收集證據的一般原則，并針對受賄案件的特點，認真提取各種證據材料，并重視對證據的固定。

1、收集證據要依法進行

在辦理受賄案件中，無論收集何種證據，都要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受賄人因其具有的特殊身份，一般都有較強的自尊心，甚至相對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心理上更具脆弱性。因此，取證時更要注重方式方法，真正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這樣才能提取到真實有效的證據，降低受賄人將來翻供的可能性。取證時采用過激的、非法的方式，如單獨審訊、長時間輪番訊問、逼供、誘供等，不僅降低了證據的證明力，甚至使證據無效。提取證人證言時，也要給證人如實和全面作證提供條件，否則就會影響證言的真實性。總之，辦案人員不能僅僅滿足于收集到了證據，而是要收集到真實有效的、具有充分證明力的證據，只有這樣，才能為正確認定和處理案件打下堅實的基礎。

2、收集證據要客觀全面

客觀全面，就是要從案件的實際情況出發，按照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去了解并如實地加以反映，既不夸大，也不縮小，更不能歪曲或捏造。全面，就是要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對能夠證明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罪重或罪輕的證據材料均應加以收集。但在辦理受賄案件收集證據時，真正做到客觀全面卻并非易事。在調查中不是使主觀認識符合案件的客觀實際，而是要案件的客觀實際符合主觀的推測和想象;只愿聽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愿聽取無罪或罪輕的辯解;不給證人提供可以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取證時斷章取義，取我所需，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取得的證據，均不能正確、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實，極易造成冤、假、錯案。因此，要做到客觀全面地收集證據，必須防止和克服先入為主、偏聽偏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注意傾聽其無罪或罪輕的辯解，并與其它證據相比對，認真加以分析;在詢問旺人時，也要讓其真實、全面地提供證據。

3、收集證據要深人細致

所謂深入細致，就是要注意證據材料的各種細節。注意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其它一切可疑情況。鑒于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在收集證據時，既要抓住主要的犯罪事實，又不能放過關鍵細節。對于證據在細節上出現的矛盾，要分析這種矛盾是本質的還是非本質的，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是否足以影響對主要犯罪事實的認定。有些細節只有行賄人和受賄人才能提供，在查明案件事實時起著重要作用。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微不足道的物體或物質痕跡，經進一步調查了解和分析，往往成為查明案件的重要依據，與其它證據相印證后，又可能成為認定案件不可缺少的間接證據。所以，在收集證據時，要保持對證據的敏感性。

三、受賄案件證據的審查判斷

從公訴人的角度對證據進行的審查判斷，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逐證審查其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判斷是否符合運用證據的標準;二是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判斷，看其是否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實際上，審查判斷證據與收集證據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必然要對收集到的證據進行審查判斷，而在審查判斷證據時，對發現的矛盾和疑點，也要通過復核或收集新的證據加以解決和排除。

(一)審查判斷證據的標準

l、以事實為根據，審查判斷證據的客觀性

證據是客觀存在著的事實，在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時，就應一切從案件的實際出發，看其是否如實反映了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而不應把辦案人員的主觀推測、想象、判斷和假設推理作為定案的依據。要著重審查證據來源的可靠性。提供證據的人員受到客觀外界環境和主觀條件的限制，要通過對提供證據人員的身份、與案件的利害關系、主觀傾向、辨別、記憶和表述事物的能力等情況的分析，判斷證據的可信程度。如果其提供的證據是傳來證據，還要考查被傳聞或轉抄的次數，綜合判斷其可靠性。

2、以法律為準繩，審查判斷證據的合法性

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是保證證據具有真實性的基礎和前提，也是使證據具有充分證明力的保障。任何一種證據，既使可以證明案件真實情況，但因收集程序非法，也會使其失去證明力而無法使用。對于不合法的證據，應否定其證明力，重新調查取證，如果原始證據是不可再生的，則必須完備相關的法律手續。

3、結合案件事實，審查判斷證據的關聯性

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證據與證據之間應存在客觀的、必然的聯系性。證據與案件事實的聯系性，是其對案件具有證明意義的必然要求。而證據之間，只有經過相互聯系、相互印證，才能對案件事實起到證明作用。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對每個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進行審查判斷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審查判斷案件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的過程。依據“證明體系”的要求，審查全案證據與證據之間，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間，全案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證據與案件的每個主要情節之間是否完整統一【1】如果據以定案的每個證據都查證屬實，案件的每個事實都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實，且排除了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證據與證據之間的重大矛盾和疑點，全案證據相互關聯、相互印證，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據體系，就可以必然地、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一個具有排他性的結論。

(二)逆向思維方式的運用

審查案件的通常做法是，按照起訴意見書載明的事實及認定的罪名，通過對案件證據進行審查，判斷案中證據是否已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這是審查案件最基本的思維方式。

然而，針對受賄案件的特殊性，在運用順向思維方式的同時，還應當恰當地運用逆向思維方式，即：在審查證據過程中，將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辯解及所有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加以綜合，并假定其為真，爾后，將案中其它證據與之對比、鑒別，并判斷出其真偽。結果有三：(1)其它證據確實充分，并能推導出另外一個具有排它性的結淪，則證明被告人的辯解等為假;(2)其它證據不僅無法推翻被告人的辯解及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在客觀上反而能加以印證的，則證明被告人的辯解等為真;(3)其它證據與被告人的辯解等存在難以排除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應找出矛盾的癥結所在，通過復核證據或對案件進行補充偵查，去偽存真，解決矛盾。

充分運用逆向思維方式可以更好地保證案件質量，還可為將來的出庭公訴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一對一”受賄案件的認定

所謂“一對一”受賄案件，是指直接證據只有行賄人的證詞而被告人拒不供認或開始供認后又翻供的受賄案件。賄賂案件之所以常常出現證據“一對一”的現象,主要是由賄賂案件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同時也有偵查工作方面的問題。【2】正確地認定和處理這類案件，對于準確打擊受賄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嚴格意義上的“一對一”受賄案件，是無法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要對案件作出正確的認定，就要打破證據“一對一”的局面：在向被告人人和行賄人收集證據時，注意對證據的固定;通過收集大量的間接證據，印證直接證據的真偽。

對“一對一”受賄案件的證據進行審查，還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1、傳來證據，從其證明力上講也屬間接證據，只要審查清楚其來源可靠，并與行賄人的證言相互印證，在“一對一”受賄案件中往往會起到關鍵作用;

2、被告人與行賄人之間存在權錢交易的可能性，雙方存在可以相互利用的關系;

3、行賄人與被告人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排除誣告陷害的可能性;

4、有證人或書證證明行賄人用以行賄的錢物有可靠的來源;

5、贓款贓物確已為被告人占為已有，且已通過法定程序，將其固定在某種狀態。

注釋：

【1】參見《中國刑法雜志》，2002年第2期，第125頁。

【2】韓先清、許先華，《如何解決賄賂案件證據“一對一”的問題》，載《法學》，1993年第10期。

參考文獻：

1、王國樞主編：《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

2、樊崇義主編：《證據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

3、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

第四篇：受賄案件判決書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

(2009)湘高法刑終字第1 36號

抗訴機關（原公訴機關）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黃孝光，男，1969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縣，漢族，法律碩士，捕前系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住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家屬宿舍。2007年4月29日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賄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因涉嫌受賄犯罪被逮捕。現押湖南省看守所。

辯護人楊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長沙分所律師。

辯護人李繼華，廣東大洲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人黃孝光受賄一案，湖南省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二OO八年九月十日作出(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號刑事判決。黃孝光不服，提出上訴。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二OO九年五月十八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王東暉出庭履行職務。受黃孝光及其親友的委托，北京市德盧律師事務所長沙分所律師楊章保，廣東大洲律師事務律師李繼華擔任上訴人黃孝光的辯護人，出庭為黃孝光提供辯護，黃孝光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湖南省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定：參與販賣、運輸、制造冰毒1389公斤的犯罪嫌疑人陳錫鐘歸案后，其妻范玉葉擔心陳被判極刑，委托親友陳銫出面疏通關系。陳銫找到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承辦陳錫鐘案件的黃孝光幫忙，并提出愿意繳納罰金和給法官個人好處費。黃孝光將此情況告知時任該院副院長的陳瑤云，陳瑤云表示同意，并商定，如果作不到，陳錫鐘家屬代繳的罰金及給法官個人的好處費將退還。2004年1月31日、同年2月15日，黃孝光與陳瑤云二次前往廣州，由黃孝光出面收受了陳銫經手所送賄賂款150萬元，黃孝光分得60萬元，陳瑤云分得90萬元。2004年7月，陳錫鐘被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上述事實有書證、證人證言、行賄人的供述、共同作案人的供述及被告人黃孝光的供述與辯解等證據予以證明。據此，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黃孝光構成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沒收非法所得60萬元，沒收個人財產140萬元，共計200萬元上繳國庫。

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抗訴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賄50萬元的事實不予認定錯誤，應當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其同受賄200萬元；原審判決沒有認定被告人黃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節錯誤；被告人黃孝光認罪態度極端惡劣，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量刑畸輕。

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上述抗訴意見。

被告人黃孝光上訴提出：

1、原審判決認定受賄犯罪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2、沒有受賄，沒有分得贓款，沒有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構成受賄罪。

3、實施了介紹賄賂的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請求宣告無罪。

4、原審判決沒收非法所得60萬元沒有證據，沒收個人全部財產140萬元沒有法律依據。

辯護人辯護提出：l、檢察機關抗訴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共同受賄200萬元的證據不足，不能成立。

2、原審認定黃孝光從150萬元賄賂款中分得60萬元證據不足。

3、黃孝光沒有為當事人謀取利益或不正當利益，不構成受賄罪，黃孝光的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

4、原審量刑畸重。

經審理查明，2002年7月，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公安局偵破了肖新傳、楊泰光、卓祖城、廖大禮、林能謙（均已被處決）、陳錫鐘等16人制造、販賣、運輸毒品冰毒1389公斤案，廣東省陸豐市人陳錫鐘作為主犯涉案并于2002年8月被抓獲。陳錫鐘之妻范玉葉委托陳錫鐘堂兄陳銫出面疏通關系，委托陳錫鐘的表弟黃炳桂專門負責管理相關費用（范玉葉、陳銫、黃炳桂另案處理）。2003年12月3日，肖新傳、楊泰光、陳錫鐘等16人被起訴，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該案后，由上訴人黃孝光擔任審判長并主審。陳銫找到黃孝光，代表陳錫鐘的家屬請求黃孝光幫忙，表示只要不判陳錫鐘極刑，家屬愿意代為繳納罰金以減輕陳錫鐘的罪責，還可以給法官個人好處。黃孝光將陳銫的這一意圖告知了時任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陳瑤云（另案處理），陳瑤云同意先收錢。陳瑤云與黃孝光商議，如果陳錫鐘被判處了死刑立即執行，收的錢包括預收陳錫鐘家屬代繳的罰金都將退還。之后，黃孝光按與陳瑤云商定的調子和陳銫談妥了預收罰金及個人好處費的方案。2004年7月，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因陳錫鐘有重大立功表現一審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期間，陳錫鐘的家屬向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繳納了罰金及沒收財產款共計人民幣239.8萬元。

2004年1月30日，黃孝光與陳瑤云商定前往廣東收錢。黃孝光即電話告訴陳銫，要其在廣州送50萬元。陳銫告訴范玉葉后，當天即與黃炳桂趕往廣州。次日，由黃炳桂在廣州取出50萬元交給陳銫，陳銫將50萬元在廣州火車站附近的人行天橋下送給了黃孝光。事后，黃炳桂把看著陳銫將50萬元交給黃孝光的情況電話告訴了范玉葉。2004年2月14日，黃孝光與陳瑤云商定再次前往廣東收 錢。黃孝光即電話告訴陳銫，要其在廣州送100萬元。陳銫告訴了范玉葉。次日，范玉葉安排司機陳少虛開車送陳銫和黃炳桂到廣州，黃炳桂將從深圳及廣州等地銀行取出的100萬元在廣州花園酒店門口交給陳銫，在黃炳桂注視下，陳銫進該酒店大廳將10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黃孝光收受100萬元后，交陳瑤云以“付永良”的戶名存入了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廟前直街支行。

黃孝光收受上述二筆贓款后與陳瑤云進行了分贓，陳瑤云分得90萬元，黃孝光分得60萬元。

上述事實有下列查證屬實的證據證明：

（一）、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政治部出具的書面證明材料，證實黃孝光系該院法官。

（二）、行賄人的供述

1、行賄人范玉葉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大夫陳錫鐘被抓后，她委托陳錫鐘堂兄陳銫出面疏通關系’委托陳錫鐘表弟黃炳桂負責管錢。(2)陳銫告訴她說找到了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承辦陳錫鐘案件的黃孝光法官，并說要向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繳納罰金和給黃孝光個人送錢。(3)2004年1月底的一天，陳銫打電話說黃孝光在廣州要50萬元她要黃炳桂在銀行取出50萬元交給陳銫，后黃炳桂打電話告訴她說看見陳銫將5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4)在送50萬元后約十多 天，陳銫告訴她說黃孝光在廣州要100萬元，她要黃炳桂從銀行取出了100萬元交給陳銫，黃炳桂告訴她說看見陳銫把10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

2、行賄人陳銫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陳錫鐘被抓后，陳錫鐘的親友推舉他出面為陳錫鐘的案件疏通關系。(2)他請黃孝光幫忙，與黃孝光為向法院繳納罰金和給黃孝光個人送錢的事進行過多次交談，黃孝光承諾如果陳錫鐘被判處極刑，繳納的罰金和送給個人的錢將退還。為陳錫鐘的案件他只與黃孝光接觸過。(3)2004年1月30日，黃孝光提出要他在廣州送50萬元，他告訴范玉葉后，與黃炳桂趕往廣州。次日，黃炳桂從銀行取出50萬元，由他在廣州火車站附近一人行天橋下送給了黃孝光。(4)2004年2月中旬，黃孝光要他送ll00萬元到廣州。他告訴范玉葉后，由黃炳桂從銀行取出100萬元，由他在廣州花園酒店大廳將1 00萬元現金送給了黃孝光。

3、行賄人黃炳桂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他受范玉葉的委托保管陳錫鐘案件的經費。(2)2004年1月31日，他按照范玉葉的意思，在廣州取出50萬元交給陳銫。他看見陳銫在廣州火車站附近一人行天橋下將5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3)在送完50萬元后約十多天，他按照范玉葉的意思，從銀行取出1 00萬元交給陳銫，看著陳銫在廣州花園酒店大廳將10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

（三）行賄資金來源及去向的書證

1、黃炳桂于2004年1月31日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流花支行取款50萬元的銀行憑證；黃炳桂于2004年2月14日至2月1 5日從中國工商銀行深圳南山支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第三支行共取款100萬元的銀行憑證。

上述銀行資料經筆跡鑒定，結論為：送檢的中國工商銀行“開立個人銀行結算帳戶申請書、取款憑條’’等文件上的手寫字跡系黃炳桂本人所寫。該鑒定結論，沅江市人民檢察院出具了(2007)沅檢技鑒字第03號《文件檢驗鑒定書》o 2、2004年2月14日以“付永良”戶名存入中國銀行佛山分行30萬元，2005年2月18日支取本息的銀行憑證；2004年2月1 5日以“付永良，戶名存入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廟前直街支行100萬元，2007年1月23日取出本息及匯入馬忠海帳戶100萬元的銀行憑證。

上述銀行資料經筆跡鑒定，結論為：送檢的檢材上“付永良”的簽名字跡與送檢的陳瑤云的樣本筆跡2008)一人所寫。該鑒定結論，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出具了(2008)湘檢技鑒字11號《文件檢驗鑒定書汾。

3、馬忠海的銀行帳戶活期歷史明細清單記載2007年1月23日，馬忠海的銀行帳戶上收到匯款100萬元 4、2004年4月9日以“王楚豐”戶名在中國銀行佛山分行存入60萬元，2005年2月18日存入28萬元，2005年2月19日存入50萬元。2006年9月28日取現轉存140萬元并匯入中國銀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東交民巷處“王楚豐’’帳戶上。

上述銀行資料經筆跡鑒定，結論為：送檢的中國銀行“開戶申請書、取款憑條、存款憑條’’等材料共13頁中手寫字跡系黃孝光本人所寫。該鑒定結論，沅江市人民檢察院出具了(2007)沅檢技鑒字第04號《文件檢驗鑒定書》。

（四）證人證言及其它相關證據

l、證人陳乃換的證言：在兒子陳錫鐘被抓后，他召集親友開會推舉陳銫出面為陳錫鐘案件疏通關系。為陳錫鐘的案件具體用了多少錢他不知道，是范玉葉辦理的。

2、證人陳少虛的證言：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范玉葉要他開車送陳銫、黃炳桂到過廣州花園酒店。

3、馬忠海的證言：2007年1月的某天，陳瑤云打電話說有筆錢要匯入他的銀行帳上，1月23日他開在工行的賬戶上匯入了100萬元。

4、付永良（系廣東省樂昌市坪石鎮人）的證言：自己在銀行沒有任何存款。偵查機關從樂昌市公安局調取登記為“付永良，的印有嫌疑人陳瑤云頭像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和戶籍證明書，經付永良辨認，登記的不是他本人。

5、王楚豐（系廣東省樂昌市坪石鎮人）的證言：自己只在坪石鎮的建設銀行和信用社開過戶，最大額度只有四五萬元。偵查機關從樂昌市公安局調取登記為“王楚豐”的印有嫌疑人黃孝光頭像的戶籍證明書，經王楚豐辨認’登記的不是他本人。

6、薛會林（樂昌市公安局巡警大隊大隊長）的證言：2000年下半年，他應黃孝光之托幫黃在坪郊派出所辦了一張假身份證。經對“王楚豐”身份證底卡進行辨認，薛會林辨認出該身份證照片上的人就是黃孝光。

7、佛山禪城酒店住宿情況登記及押金收據記載'黃孝光、陳瑤云于200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該酒店入住。

8、偵查機關從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取的旅差費報銷單及火車票等附件記載，黃孝光于2004年2月1 4日乘坐火車從郴州至廣東2月15日從廣州返回郴州。

9、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的追繳說明，陳錫鐘親屬代繳罰金及沒收財產款共239.8萬元。

10、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肖新傳、楊泰光、陳錫鐘等16人毒品案件的合議庭評議筆錄、刑一庭研究筆錄、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記錄及一，審刑事判決書、二審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內部函。

（五）共同作案入陳瑤云及上訴人黃孝光的供述 l、陳瑤云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肖新傳、楊泰光、陳錫鐘等1 6人毒品案件起訴到法院后，指定黃孝光擔任審判長并主審該案。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黃孝光告訴他說陳錫鐘的家屬愿意繳納罰金和送給他們個人200萬元。他和黃孝光商議，如果陳錫鐘被判極刑，被告人家屬繳納的罰金和給個人送的錢要退還。(2)2004年1月下旬，他與黃孝光到廣東 佛山，聽黃孝光說收了陳銫送的60萬元，黃孝光拿出30萬元分給了他。(3)2004年2月中旬，他與黃孝光到廣州，由黃孝光出面在廣州花園酒店收了陳銫送的100萬元，他以“付永良’’的戶名將1 00萬元存入了當地一家工商銀行。(4)研究該案前，’黃孝光和他商量，為免引起別人懷疑，黃孝光發表，對陳錫鐘判處死刑的意見，要他發表對陳錫鐘判處死緩的意見，后他發表了同意判處陳錫鐘死緩的意見。(5)2005年2月18日他在中國銀行佛山市城門頭支行取款30萬元分給了黃孝光，之后他還給了黃孝光10萬元現金。(6)陳錫鐘案件在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他沒有和陳錫鐘的任何親友接觸，都是由黃孝光出面辦理的。

2、黃孝光曾作過供述，主要內容為：(1)陳瑤云安排并指定他擔任陳錫鐘等1 6人毒品案件的審判長并主審該案。該案到法院后，陳錫鐘的堂兄陳銫就到法院找到了他。(2)家屬擔心判陳錫鐘死刑，陳銫多次提出要給法院繳納罰金和給他個人送錢，他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陳瑤云。陳瑤云提出要150萬元，并要在案子判決之前到位，他轉告陳銫，陳銫表示同意。陳瑤云提出不便出面，都是由他出面和陳銫交談的，他在和陳銫交談中沒有提到陳瑤云。(3)陳瑤云提出1 50萬 元要在廣州收。后他和陳瑤云二次去了廣州，由他出面分二次從陳銫手中收取了50萬元、100萬元。

關于檢察機關抗訴提出應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共同受賄200萬元，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賄50萬元的事實不予認定錯誤的理由。

（一）指控黃孝光2003年9月28日在郴州市萬華賓館收取陳銫所送前期活動費30萬元的主要證據有：(1)從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提取的陳銫銀行帳戶流水資料，記載2003年9月26日存入30萬元，同年9月28日支取30.5萬余元；(2)陳銫對曾送給黃孝光前期活動經費30萬元作過供述；(3)范玉葉對曾交給陳銫30萬元現金讓陳銫 送給黃孝光有過交代。此外，李素勇、劉恒、南新丹證言證實，在陳錫鐘案尚在檢察階段時，陳銫就找上了黃孝光。經查，黃孝光對收取前期費用始終沒有作過供認，陳銫的5次7供述，對時間、地點、金額、經過，范玉葉是給的現金還是打到帳上的以及是否同來郴州，說法不一，而范玉葉的8次供述中，只有1次交代給過前期活動費的事，交給陳銫30萬元現金，但也講不清時間和資金來源及具體情節。銀行帳戶流水資料記載2003年2月23日至9月28日之間1 0萬元以上的資金進出就多達7筆，故該帳戶的用途并不專一，不能卡死支取的30萬元就是行賄資金。

（二）指控黃孝光2004年1月29日在郴州市萬華賓館門口收受陳銫所送10萬元的主要證據有：(1)陳銫供述2004年1月底到郴州交罰金，當晚將自己lo萬元做生意的現金送給了黃孝光，次日準備送黃孝光要的30萬元時，黃孝光又提出要在廣州收50萬元，自己就把黃炳桂取的30萬元借給生意伙伴黃志標了；(2)范玉葉、黃炳桂均供認，在郴州交罰金時，黃炳桂接范玉葉電話指示取了30萬元交給陳銫，當天下午陳銫說黃孝光要到廣州收50萬元，后黃炳桂又在廣州取了50萬元給陳；(3)陳瑤云供述，2004年元月31日和黃孝光到廣州，聽黃孝光說收了60萬元。經查，黃孝光對去廣州收50萬元之前曾在郴州收l0萬元自始無供述，黃炳桂、范玉葉供述在郴州取給陳銫的30萬元，陳銫供述是挪作了他用，故給了黃孝光10萬元只有陳銫1人供述，無其他證據證實，陳瑤云供述收60萬元是聽黃孝光說的，系傳來證據，未得到黃孝光供述印證，不足采信。

（三）指控黃孝光2006年上半年范玉葉之侄陳錦龍手中收受1 0萬元的證據只有范玉葉和陳銫的供述。陳銫供述案件報北京核準期間，黃孝光打電話說到了深圳，要20萬元，自己就打電話告訴了范，次日黃孝光打電話說只拿到10萬元。范玉葉供述，接陳銫電話后，只湊了10萬元交給陳錦龍，由陳錦龍送給了黃孝光。經查，黃孝光未作過供認，也無直接行賄人陳錦龍證實。

本院認為，上訴人黃孝光身為國家司法工作人員，伙同其主管領導，利用承辦案件的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構成受賄罪。在共同受賄犯罪中，黃孝光是受賄行為的直接實施者，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抗訴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賄50萬元的事實不予認定錯誤，應當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共同受賄200萬元”的理由，經查，雖然陳瑤云供述聽黃孝光說是收的200萬元，但講不清另外50萬元的具體情節，且系傳來證據，未經查證屬實。黃孝光雖也供述過收了200萬元，但供述的是在廣州花園酒店的那次收了150萬元，經查證不是事實。指控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收受50萬元的事實，證據既不確實、也不充分，已于前述。原判認定受賄數額150萬元正確，抗訴提出應認定受賄200萬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納。抗訴提出“原審判決沒有認定被告人黃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節錯誤”的理由，經查，黃孝光在審判活動中受賄，接受案犯親屬提出的輕判陳錫鐘的請托，并拉陳瑤云下水，讓其發表輕判陳錫鐘的判決意見，上下其手，玩權弄法，敗壞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形象，該抗訴意見應予以采納。黃孝光上訴提出“沒有受賄”、“原審判決認定受賄犯罪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理由，經查，黃孝光對和陳瑤云赴廣州二次收取賄款150萬元的經過作過供述，陳瑤云也供認不諱；賄款資金由范玉葉提供，由黃炳桂交付給陳銫，并看著陳銫給黃孝光行賄，不僅有范玉葉、黃炳桂、陳銫的一致供述，而且還提取了黃炳桂取款的銀行憑證相印證；陳瑤云假冒“付永良’’開戶將其中130萬元賄款存入銀行，提取了銀行憑證佐證。因此，黃孝光伙同陳瑤云二次收受陳銫所送150萬元賄賂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黃孝光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黃孝光沒有為當事人謀取利益或不正當利益，不構成受賄罪”的理由和意見，經查，黃孝光接受自己主審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親屬的請托，通過與陳瑤云勾結使陳錫鐘得到從輕判處，具備受賄罪為他人謀利的構成要件，其利用了自己的職務便利，且與陳瑤云互相配合，既有共同受賄的犯意聯絡，又共同實施受賄行為，與介紹賄賂行為人不具備職務之便及與受賄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沒有共同受賄故意存在本質區別，即使如黃孝光所言是陳瑤云受賄，黃孝光出面為陳瑤云收取賄款，也是實施的共同受賄行為。’黃孝光的行為符合受賄罪的特征，其提出是介紹賄賂的理由與事實不符。因此，黃孝光上訴還提出請求宣告無罪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黃孝光上訴提出“沒有分得贓款”的理由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原審認定黃孝光從150萬元賄賂款中分得60萬元證據不足的意見，經查，雖然黃孝光否認分得了贓款，但共同作案人陳瑤云多次供述黃孝光分得了60萬元贓款。且陳瑤云供述的部分分贓情節，得到了書證材料的印證。原審判決認定黃孝光分得了60萬元贓款并無不當，故該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黃孝光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原審判決沒收非法所得60萬元沒有證據，沒收個人全部財產140萬元沒有法律依據”的理由，經查，原審判決對60萬元非法所得予以追繳并無不當，但并處沒收個人財產1 40萬元，從其犯罪所得及財產實際狀況衡量，判處失當，以并處沒收個人財產60萬元為宜。抗訴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量刑畸輕”，以及黃孝光的辯護人辯護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量刑畸重”的意見，經查，原審判決根據黃孝光犯罪的具體情節，對其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是適當的，該抗訴理由與辯護意見均不予采納。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 百八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駁回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的部分抗訴和黃孝光的部分上訴，維持湖南省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號刑事判決對黃孝光犯受賄罪的定罪部分和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部分，撤銷其沒收非法所得和沒收個人財產部分。

二、上訴人黃孝光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60萬元。

三、對上訴人黃孝光違法所得60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代理審判員 楊曉紅 代理審判員 鄧志剛 2009審判長 毛曉輝

年9月22日 書記員 彭澎

第五篇：合同糾紛與證據認定

同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正確地理解和遵守合法的合同，從小的方面來說可以保護當事者雙方的合法權益，大而言之可以維護市場經濟秩序。近日發生在山東省的一起買賣合同糾紛案就給人以深刻啟示。

原告山東省滕州市泰山液化氣有限責任公司與被告華北石化分公司幾個月前就雙方2002年8月簽訂的一份液化氣買賣合同對簿公堂。后者還就此案進行了反訴。這份液化氣購銷合同的主要條款是：買方滕州液化氣公司每月購氣量1500噸；買方必須在棗莊100公里范圍內銷售；賣方華北石化分公司給予買方每噸50元優惠。合同約定買方每月購氣量不低于合同量1500噸的80%；買方不得跨區域銷售，如果跨區域銷售3次以上，賣方有權解除合同。

問題就出在合同的約定上。原告認為被告單方中止了合同的履行，給他們造成巨大經濟損失，請求法院判令被告賠償49萬元。而被告認為一切都是因為原告違約所致，請求判令原告賠償因違約給他們造成的經濟損失83201元。

滕州市法院在一審中認為，本案的焦點是原告不能足額認購的違約行為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條件，以及原告是否有三次以上跨區域銷售的行為而符合約定解除的條件。合同法所規定的法定解除權的發生是以一方當事人根本違約作為前提條件。對根本違約的判斷標準是，其一，違約方的違約行為違反了合同的主要義務；其二，違約行為致使另一方訂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實現。本案原告于2002年9月、10月沒有完成當月合同量的80%，已構成違約。但是縱觀合同履行全過程，原告已履約繳納保證金，均是先付款后發貨，從未欠過貨款。這說明原告的違約行為不能構成根本違約。法院還認為被告單方解除合同的真實原因是被告方領導的更換，而且也不能認定原告有三次以上跨區域銷售。法院遂作出判決，判決華北石化分公司賠償滕州液化氣公司損失29.4萬元，駁回被告的反訴請求。

到底被告是否有權依據法定解除條件和合同約定解除條件解除合同？被告在上訴中給予了肯定的解釋。華北石化分公司作為上訴人指出，在合同履行中，被上訴人滕州液化氣公司嚴重違約，有證據證明其多次將液化氣轉賣給河北任丘市的孫某異地銷售，且連續兩個月購氣量低于合同量的70%，對此上訴人既享有法定解除權，又享有合同約定解除權。

上訴人認為，一審判決對合同違約事實和相關證據的認定有錯誤。如僅憑被上訴人的想象就杜撰出上訴人解除合同是因為“領導更換”，且將此作為否定其他對被上訴人不利證據的依據。一審判決對“產品配送任務單”中多次出現孫某公司業務人員所寫“劉偉”簽名不依河北省冀中公安局所作的“刑事科學技術物證鑒定書”予以認定，僅以所謂“產品配送任務單”上記載交貨地點為滕州市南環路以及無證據證明“驗收回執章”交給孫某持有為理由，企圖否定被上訴人曾將“2號驗收回執章”交給孫，由孫蓋章后直接在河北等地銷售的事實。上訴人還認為，本案的合同履行由四個環節組成，四個環節中后三個環節均出現了問題。判決將上訴人在這幾個環節的證據鏈人為進行割裂，將交款環節中孫某以被上訴人名義刷卡交付購氣款認定為“不能當然推定為轉賣液化氣行為”，“墊付貨款與履行合同能力并無必然因果關系”。那么如果沒有轉賣行為，又有什么證據證實孫某和被上訴人之間還有其他經濟往來呢？孫某又為什么要替被上訴人墊付高達幾百萬的貨款呢？上訴人還指出，一審判決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29.4萬元不能成立，基于被上訴人的違約，應判令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支付賠償金83201.5元。

一個液化氣買賣合同引發了糾紛，并被訴諸法庭。在經濟活動中，從表面上看也許這只是兩個單位間的紛爭，其實它的背后還有深意。因為法律介入的準確與否，并不僅僅對這起案件有直接的作用，而且對規范經濟活動的正常走向，維護市場秩序的健康氛圍都具有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