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紀委審理室：受賄行為的證據收集與運用(權威指引)（精選）

中紀委審理室：受賄行為的證據收集與運用（權威指引）

受賄行為的證據收集與運用

一、概述受賄行為是指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中的黨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紀律審查工作中，受賄行為是審查的重點之一，實踐中情況復雜，需要把握標準和條件。這種違紀行為的構成要件是：1．違紀主體。本行為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中的黨員。具體包括三類：一是黨的工作人員。具體是指黨的各級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和黨的基層組織中專職、兼職從事黨內事務的黨員。二是國家工作人員中的黨員。對國家工作人員和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的認定，依照法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以及司法解釋執行。具體包括三種人：國家機關（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軍事機關，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機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級機關）中從事公務的黨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黨員；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黨員。三是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中的黨員。根據有關規定，農村黨組織、社區黨組織和村民委員會、社區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中的黨員從事下列公務，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變相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按受賄行為認定：（1）黨費、社?；鸷途葹?、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防疫款物的管理；（2）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3）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4）土地征用補償費的管理；（5）代征、代繳稅款；（6）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7）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8）依照黨內法規從事黨的紀檢、組織（人事）、宣傳等工作。2．違紀主觀方面。本行為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會發生損害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的后果，并且希望這種后果發生的心理態度。3．違紀客體。本行為侵害的是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公務人員中的黨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4．違紀客觀方面。本行為在客觀方面一般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具體分析：（1）被審查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構成本行為的基礎要件。根據2003年11月13日《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有關精神，所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如被審查人利用其負責財務審批的職責索取申請審批人財物的行為，即屬于此類情況；二是雖本人在職務上不主管、負責或承辦某項公共事務，但其利用職務上具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如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于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2）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這是受賄行為的兩種方式。①索取他人財物，也稱索賄，這是指被審查人在執行公務時主動向管轄、監督對象索取財物。因此，索賄行為具有主動性特點，對于以索賄形式完成的收受財物行為，在認定受賄時不要求其為被索賄方謀取利益。也就是，無論是否為索賄方謀取利益，都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性質認定。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該種情形下的受賄行為，要求“收受財物”和“謀取利益”兩個要件同時具備。這里的財物，包括現金、匯款、有價證券、貴重物品等有形財產，也包括免費提供旅游、住宿，代為支付學費、購物費，免除債務等能以金錢計算的無形財產性利益。這里的“謀取利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包括“承諾、實施、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任一階段的行為，均可認定為謀取利益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此外需強調的是，根據規定，被審查人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無論本人是否有承諾意思表示，均視為本人已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性質認定。5．根據法律規定，還有幾類特殊的受賄行為，其構成要件與一般受賄行為具有共性，也有一定差異。具體講：（1）斡旋受賄行為。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本人職務上的便利，通過其他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變相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屬于斡旋受賄行為。學理上也稱之為斡旋型受賄行為。斡旋受賄行為的主要構成要件與一般受賄行為相同，主要差異在于兩點：第一，斡旋受賄行為要求被審查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過程中，既不是利用本人主管、負責或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不是利用職務上的隸屬或制約關系，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均屬于此類情況。需注意的是，斡旋的中間人必須是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如果是被審查人通過熟悉的個體老板找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辦事并收受請托人財物，則被審查人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斡旋受賄行為。第二，被審查人為請托人所謀取的利益需為“不正當利益”。如果謀取的利益難以認定為“不正當利益”，則不能構成斡旋受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1999年3月14日）、《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3年1月1日）等規定，歸納起來，謀取“不正當利益”包括三種情況：一是行賄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的利益；二是行賄人要求對方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三是違背公平、公正原則，在經濟、組織人事管理等活動中謀取競爭優勢。如在招標投標、政策采購等商業活動中，違背公平原則，給予相關人員財物以謀取競爭優勢的，在組織人事工作中跑官、買官行為，所謀取的利益均應認定為“不正當利益”。（2）通過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行為。2007年5月29日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和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先后在黨紀和刑事領域明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這里，本人并未直接收受財物，但其授意特定關系人收受財物，視為本人對財物的進一步處分，其法律后果仍應由本人承擔，在法紀上仍應按受賄行為認定。需要提出的是：第一，這里所稱的“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除此范圍之外的其他人員，不能認定為特定關系人，以體現寬嚴相濟的執紀政策，避免打擊范圍過大。第二，關于“近親屬”的范圍界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近親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十二條規定，近親屬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二者規定的范圍不盡一致，學界對認定的標準也存在不同看法。我們傾向認為，《刑事訴訟法》總則主要是從訴訟權利的角度對近親屬的范圍作出界定，相比之下，民法意義上的近親屬范圍界定側重于經濟利益關系，更符合受賄行為本質是權錢交易這一根本屬性。因此，對這里所稱近親屬的范圍，宜參照民法意義上的規定認定，即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第三，關于對“情婦（夫）”的理解。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情婦（夫）是指一方或雙方已有配偶而發生性關系的男女。我們傾向認為，為體現寬嚴相濟的執紀原則，作為特定關系人的情婦（夫）在認定標準上應更加嚴格。一般而言，男女雙方除了存在上述不正當兩性關系外，二人關系還應具有較長時間的穩定性。如果僅僅是存在一次不正當關系就認定為特定關系人，則有擴大打擊面之嫌。第四，關于對“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的理解。這里的共同利益關系，是指以明示或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主要包括共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如共同占有、合伙關系等。同時，也包括政治、情感等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關系，實際認定中需結合個案具體講。比如，某局長利用職權為某房地產商提供了幫助，該房地產商將10萬元感謝費送給了該局長指定的個體老板王某，而該局長交代稱其之所以授意房地產商將錢送給王某，是因為王某多次為其調整職務找有關領導幫忙。在此情況下，該局長與王某之間就具有共同利益關系，王某屬于該局長的特定關系人，對該局長的上述行為應按受賄行為認定。（3）在職期間為他人謀取利益，離職后收受財物的行為。根據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在離職后收受的，以受賄論處。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離職前后連續收受請托人財物的，離職前后收受部分均應計入受賄數額。需強調的是，對上述情況按受賄認定時，為防止客觀歸罪（錯），應查明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期間與行賄人是否存在“約定”（約定離職后收受財物），如不能查實存在“約定”，則難以認定為受賄。（4）收受管理服務對象財物的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也即構成受賄。

二、證明該行為主體方面的證據1．本行為的主體是特殊主體，紀律審查人員需調取被審查人的干部履歷表、干部任免審批表、任免文件、公務員登記表、入黨材料等書證，并向被審查人及相關證人談話核實其主體身份情況，以證實其身份屬于“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中的黨員”范圍。此外，還需調取證明被審查人工作職責的書證，包括所在單位或部門的“三定方案”、職責分工文件。實踐中，部分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沒有建立完善的干部任免檔案，可由其人事部門出具關于其主體身份情況的書面說明。2．對受委托從事公務人員的主體身份，紀律審查人員應重點查明委托機關、委托事項及權限、委托期限等內容。通過調取相關證據證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受委托從事公務人員具備代表國家處理公共事務的管理權，享有法律或授權范圍內的對公共財產管理、使用、收益、處分等權利，并承擔應當接受社會監督的義務。3．如果被審查人入黨手續不全，可由所在單位黨組織出具說明，證明其入黨經過以及是否屬正式黨員并提供必要的書證材料，便于組織進行綜合判斷。4．對具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會代表、黨委委員等身份的被審查人，紀律審查人員應調取證明其上述身份的書證，或由所在單位出具書面說明。

三、證明該行為主觀方面的證據受賄行為的本質是權錢交易。在收集受賄行為主觀方面的證據中，要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通過綜合運用多種證據，形成證據鏈條，證明被審查人的主觀故意。

（一）被審查人陳述與被審查人談話，重點核實：1．受賄的動機、目的。2．有無預謀策劃及具體內容。3．收受財物行為與謀取利益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如系其特定關系人收受的，本人是否知情，以及知情后是否提出退還或上交。4．對受賄數額是否明知或概括知情，以及如何知情。5．在職時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離職后收受財物的，查明在職時對收受財物是否有約定，以及如何約定。6．與他人共同受賄的，查明如何共謀以及共謀的內容。7．對有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要查明被審查人的動機、目的，以及具體謀劃、實施的情況。

（二）證人證言與行賄人及相關知情人談話，重點核實：1．行賄的動機、目的。2．有無預謀策劃行賄及預謀策劃的具體內容。3．如何向被審查人提出請托以及請托事項。4．是否將所送財物及數額告訴被審查人。5．送財物行為與被審查人謀利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6．對有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要注意向證人談話核實被審查人的具體謀劃、實施的情況。

（三）書證等其他證據調取能夠反映被審查人受賄主觀故意的日記、信件、手機短訊等書證，以及證明被審查人將所收財物歸個人所有或處置涉案款物形成的物證及其相應照片、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

四、證明該行為客觀方面的證據

（一）“收受型”受賄行為客觀方面的證據“收受型”受賄行為是指被審查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這是最常見的受賄行為。此種行為取證時，應主要圍繞“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是否收受他人財物”展開。具體講：1．與被審查人談話，重點核實：（1）請托人的基本情況，包括相識經過、基本身份等；（2）請托事項的承諾、實施或實現經過，包括請托人或其委托的第三人提出請托事項的時間、地點及具體內容，請托事項與被審查人的職權有何關系，被審查人對請托事項的態度和承諾情況，是否及如何辦理請托事項，是否辦成，是否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3）是否收受請托人的財物，收受的時間、地點、情節等具體經過，對收受財物的特征和數量的認識；對授意其特定關系人收受，本人是如何授意的，特定關系人收受后是否告訴了本人；（4）所收財物的去向；（5）有無積極退贓、自首、坦白、檢舉揭發等從輕、減輕情節；（6）有無妨礙組織審查的行為。2．與行賄人談話，重點核實：（1）行賄人的基本身份情況，與被審查人如何相識；（2）是否及如何向被審查人提出請托事項，被審查人是否承諾、實施或實現請托事項及相關辦事經過；（3）是否及如何向被審查人送財物，陳述相關詳細經過，包括所送財物的來源、所送時間、地點、情節、財物特征、數量等；（4）被審查人是否收受及相關經過，收受后是否有退還的意思表示。3．與被審查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所涉及的知情人、經辦人，以及被審查人家屬等相關證人談話，重點核實：（1）被審查人的基本身份；（2）是否了解請托人及請托事項的相關情況；（3）請托事項的辦理經過，包括被審查人如何打招呼、經辦人如何辦理、辦理結果；（4）請托人是否因辦理請托事項而獲取利益及獲利情況；（5）所收財物的去向，如系家屬代收財物的，是否將收受情況告訴被審查人，被審查人如何表態。4．與行賄人一方參與財物籌備、轉送以及辦理請托事項的相關知情人談話，重點核實：（1）所送財物的來源以及準備經過；（2）將財物提供給行賄人的過程；（3）參與到現場一起將財物送給被審查人或應行賄人安排將財物通過一定方式轉送被審查人的，由其證明相關經過；（4）參與轉達請托事項的，由其證明轉達內容和經過。5．調取相關書證，重點核實：（1）證明請托人的基本情況，如被審查人收受的是單位所送財物，還需收集該單位基本情況的書證，如工商注冊資料、企業營業執照等；（2）是證明請托人所送財物來源的書證，如請托人提取現金的銀行流水、單位財務資料、借條、購買物品支付款項的財務會計資料等；（3）證明受賄事實發生及受賄數額的書證，包括：被審查人、請托人及其他證人有關記載行受賄內容的流水賬、日記、信件、手機短訊等；在收受錢款的案件中，如請托人是通過銀行轉賬、匯款方式交付，或是送銀行卡、購物卡的，需要收集相應的銀行匯款流水、商戶的出售購物卡資料等書證；在收受物品的受賄案件中，如有購物發票、銷售小票的，應收集該發票、銷售小票；以提供裝修、旅游等費用，或以交易形式、合作投資等變相手段行賄的，要根據行賄方式的特點，收集相應書證，如支出裝修費用、旅游費用的財務賬證資料、銀行存取款記錄、購物消費憑證等；（4）證明被審查人保管、處置涉案款物的書證，如被審查人將受賄款存入銀行的，應調取銀行存款憑證，如投資于股市的，應調取股市資金存入及交易記錄，同時要調取組織采取暫扣、封存或協調司法機關扣押、凍結的相關手續材料；（5）證明被審查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書證，如被審查人的相關批示、會議記錄或紀要、書面批復、合作合同、財務會計資料等；（6）證明被審查人妨礙組織審查的書證，如簽訂的虛假借款協議等；（7）其他書證，如收受的是外幣，需要收集受賄當日該種外幣與人民幣的匯率，如不能確定具體日期，應當以受賄行為發生的概括時間范圍內的匯率最低值（不是平均值）作為折算受賄數額依據。6．調取相關物證及鑒定結論，主要包括涉案款物及相關照片、視聽資料等。對物品價值難以確定的，應委托專業機構出具鑒定和價格認定報告。此外，對請托人所送款項來源的相關財務會計資料復雜的，以及以收受干股、合作投資等復雜形式收受賄賂，難以準確認定受賄數額的，可進行司法會計鑒定。

（二）“索取型”受賄行為客觀方面的證據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及其他從事公務的黨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財物行為，學理上稱之為“索取型”受賄行為。此類行為無需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構成要件，因此在收集證據中，一般不需調取謀取利益的證據，應主要圍繞“被審查人與索取對象之間是否存在隸屬、制約關系，是否及如何索取財物”這兩個要件開展取證工作。具體講：1．與被審查人談話，重點核實：（1）是否向他人索取財物；（2）如向他人索取財物，被索取人的基本情況、身份、從事的工作，與被審查人是否存在隸屬、制約關系；（3）如何向他人索取財物，包括索取的時間、地點、情節、數額等基本經過，以及財物特征、數量；（4）索取財物后如何處置及具體去向。2．與被索取人談話，重點核實：（1）本人的基本身份情況，所從事的工作；（2）被審查人的身份、職責及其與本人之間是否存在隸屬、制約關系；（3）被審查人是否向其索取財物，如存在，請其陳述索取的具體經過，包括時間、地點、如何提出索取要求、本人如何支付、財物特征和數量；（4）為何同意將財物送給被審查人；（5）所送財物的來源及相關賬證處理情況。3．與索取財物行為的相關知情人談話，包括被審查人一方的參與者、目擊者，被索取方的目擊者、財物具體提供者、單位財務經辦人員等證人，核實相關財物如何被索取、索取過程、索取的結果、被索取的財物在單位如何做賬等情況。4．調取相關書證，重點核實：（1）證明被索取人基本身份情況的書證，包括身份證、企業營業執照及工商注冊登記資料等；（2）證明被審查人與被索取人之間存在隸屬、制約關系的書證，如被索取人是被審查人執法監管對象的書證，包括被審查人單位或部門“三定方案”及本人職責分工書證等；（3）證明被索取人所送財物來源的書證，如被索取財物人提取現金的存取款憑證、銀行查詢資料、財務會計資料、借條等；（4）證明索取財物的事實實際發生的相關書證，如通過銀行轉賬將索取款送給被審查人的，應調取銀行賬證，如通過提供裝修、旅游等方式將財產性利益送給被審查人的，應調取裝修合同、購買憑證、銀行匯款流水等書證。5．收集被審查人處置涉案款物、妨礙組織審查、外幣匯率等方面情況的書證，以及物證、鑒定結論等證據，可參照前述“收受型”受賄行為的取證要求。

（三）“斡旋型”受賄行為客觀方面的證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此謂之“斡旋型”受賄行為，又稱斡旋受賄行為。紀律審查人員在收集證據時，應主要圍繞“是否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所謀取的利益是否為不正當利益，是否收受請托人財物”等三方面內容展開。其中，對收受財物行為以及收受財物與謀取利益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取證內容可參照“收受型”受賄行為客觀方面的相關內容。下面，重點介紹“被審查人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取證要件。具體講：1．與被審查人談話，重點核實：（1）本人基本身份情況和職責；（2）請托人是否及如何向本人提出請托，請托的內容；（3）本人是否及如何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提供幫助，包括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具體身份、對請托事項的態度及答復情況、如何辦理請托事項、是否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謀取了何種利益；（4）本人為請托人所謀取的利益是否屬不正當利益，即是否屬于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利益，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為請托人提供幫助或方便條件，或違反公平、公正原則，為請托人在商業、組織人事等領域謀取競爭優勢。2．與請托人談話，重點核實：（1）請托人的基本身份情況；（2）被審查人的身份、職責及與請托人之間的關系；（3）是否及如何向被審查人提出請托事項，請托的具體內容；（4）被審查人對請托事項的態度及答復情況、如何辦理請托事項、是否謀取到利益；（5）請托人所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3．與其他知情的證人談話，并結合不同的證人身份情況，相應核實下列內容：（1）被審查人和請托人的基本身份、職責；（2）被審查人的職權或地位對其有何影響，或者與其工作有何聯系；（3）被審查人是否及如何為請托人向其提出請托事項，本人是否及如何辦理請托事項，辦理結果如何；（4）請托人所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4．調取相關書證，包括：（1）證明被審查人及其通過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基本身份、職責分工的書證；（2）證明請托人身份的書證，如系企業法人的，調取工商注冊資料等；（3）證明被審查人與其他工作人員職務關系的書證，如證明被審查人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屬于同一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的書證等；（4）證明請托事項內容的書證，如通過信件、短訊等轉達的請托事項，應調取信件、短訊；（5）證明請托事項屬不正當利益的書證，如其所違反的具體法律、法規、政策等文件，如認定難度較大，可由專業或主管部門出具書面意見。5．調取其他需要的證據。

（四）“回扣型”受賄行為客觀方面的證據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對此類受賄行為，學理上稱之為回扣型受賄行為，即被審查人只要在經濟往來中違規收受回扣或手續費，無論是否為對方謀取利益，均按受賄行為認定。需提出的是，對商業活動中針對不特定對象的公開折扣或優惠不應視為違規的回扣。因此，在取證中，紀律審查人員應主要圍繞“是否在經濟往來中收受對方回扣或手續費，是否違反了國家規定”這兩個方面開展工作。具體講：1．與被審查人談話，重點核實：（1）本人基本身份情況；（2）是否及如何參與有關經濟往來，其在經濟往來中的職責，所在單位領導、主管人員及其他參與人員的參與情況和相關職責；（3）經濟往來中對方單位、人員的情況及對方參與情況；（4）在經濟往來中對方是否及如何支付回扣、手續費，是給單位還是個人，支付的理由；（5）本人是否收受及收受后如何處置；（6）收受的回扣、手續費是否違反規定。2．與對方參與經濟往來人員談話，重點核實：（1）基本身份情況，與被審查人的關系；（2）個人或所在單位與被審查人所在單位發生經濟往來的具體情況；（3）被審查人是否參與經濟往來，及在經濟往來中的職責；（4）是否送給被審查人回扣、手續費，支付回扣、手續費的原因，以及支付方式、數額等；（5）被審查人是否收受回扣、手續費及相關經過，事后是否及時退還；（6）所送回扣、手續費的資金來源及相關賬務處理情況；（7）給予回扣或手續費是否針對特定人，是否違反了有關規定。3．與被審查人所在單位領導、主管人員以及其他知情人員談話，重點核實：（1）證人的基本身份和職責；（2）單位是否安排被審查人參與有關經濟往來工作，經濟往來的內容以及被審查人在其中的職責；（3）經濟往來中對方參與情況和對方單位、人員的基本情況；（4）是否了解被審查人在經濟往來中收受回扣、手續費；（5）被審查人收受回扣、手續費后如何處置，是否退還或上交單位；（6）被審查人收受回扣、手續費行為是否違反了相關規定。4．調取書證等其他證據，包括：（1）證明發生經濟往來的書證，如合作合同、資金往來的財務會計資料；（2）證明被審查人主管、負責或承辦、參與經濟往來的書證，如項目方案、參與成員名單等，或由所在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3）證明對方所送回扣、手續費等款項來源的書證，如取款的銀行賬證；（4）證明收受回扣、手續費事實實際發生以及數額的書證，如單位賬務賬證、匯款銀行流水等；（5）證明所收回扣、手續費違反了國家有關規定的書證，如相關政策文件等。

五、收集和運用該違紀行為證據需注意的問題

（一）區分受賄行為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行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行為，是指企業（公司）或者其他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中的黨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變相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或在經濟往來中違反有關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行為。其與受賄行為的區別主要在于違紀主體不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行為要求違紀主體是企業（公司）或者其他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中的黨員，而受賄行為要求違紀主體是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從事公務人員中的黨員。因此，收集和運用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行為的證據，除在主體要件上有區別外，其他基本類同于受賄行為，不再贅述。重點介紹如何調取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行為的違紀主體方面的證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行為的主體是企業（公司）或者其他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中的黨員，既包括國有企業、公司中非從事公務的黨員，也包括民營企業中非受國有公司、企業委托從事公務人員中的黨員，村委會、居委會、村民小組等組織中非依法從事公務人員中的黨員，以及為組織體育賽事、文藝演出或其他正當活動而成立的組委會、籌委會、工程承包隊等非常設性組織中的黨員。紀律審查人員在取證中應注意：一是與被審查人談話，核實其主體身份情況，包括工作履歷、具體職責、是否系從事公務活動；二是與被審查人所在單位領導、組織人事部門負責人以及其他知情人員談話，核實被審查人的身份情況，是否系非國家工作人員；三是調取相關書證，證明被審查人的身份，包括其所在單位的工商注冊資料、本人入職審批材料、工作履歷、職責分工文件、是否系國有公司企業委派從事公務活動的證明材料等。其中，對被審查人所在單位的性質或本人身份認定存在難度的，可由其上級主管部門出具書面認定意見。

（二）關于受賄行為中的賄賂內容受賄行為中，賄賂的內容要求是財物，不包括非物質利益（如名譽、商業信譽、經營機會等)。紀律審查實踐中，財物多數表現為現金、銀行卡、匯款、貴重物品等能以價格計算的物質性利益。對于為受賄人提供裝修等物資性利益，應該有裝修費用方面的物證、書證及有關部門的評估書，將其折算成“財物”；對于收受不記名、不掛失的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等，理論上均以財物論，要有按票面數額和案發時已交的孳息、獎金或者獎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計算的證據；對于股票，要有受賄當日證券交易所公布的該種股票成交的平均價格證據；對于收受記名的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能即時兌現的，以財物論。其中票面價值已定并能即時兌現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額的支票，以及不須證明手續即可提取貨物的提貨單等，應當有案發時應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貨物的價值的證據。如果票面價值未定，但已經兌現的，要有實際兌現的財物價值的證據。

（三）準確甄別受賄與正常人情往來如果受賄人以“親友間禮尚往來，不是受賄”作辯解，紀律審查人員應當重點收集以下證據：1．行賄人的供述或證言，包括當地一般“禮尚往來”的數額，行賄者家屬收入情況，行賄人與受賄人關系親密程度，并與相關證人談話核實；2．受賄人的交代，受賄人與行賄人關系的親密程度，以往曾經給行賄人送禮情況等；3．受賄人收受財物前后，為行賄人謀利益的情況。通過上述證據證明被審查人有收受財物并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需強調的是，如“禮尚往來”的差額明顯不合理，即使存在“親友關系”，也不影響受賄行為的認定。

（四）準確甄別受賄與借貸關系如受賄人利用“借款”而非受賄作辯解時，紀律審查人員應當重點圍繞“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款項的去向，雙方平時關系如何、有無經濟往來，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是否有歸還的能力”等要件展開取證工作，與受賄人、行賄人及相關知情人員談話核實，同時調取受賄人工資等家庭收支情況方面的書證；對事后補簽虛假借款協議的，必要時可對“借條”進行司法文書鑒定，確定書寫時間等。通過上述證據，證明受賄人沒有向行賄人“借款”而是受賄。

（五）收受物品未辦理權屬變更的認定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但未變更權屬登記的，紀律審查人員在具體認定是否構成受賄犯罪時，一般通過收集下述證據進行綜合分析判斷：1．未辦理權屬變更手續的原因是否客觀、必要。2．有無借用的合理事由、是否實際使用及使用時間的長短。3．有無歸還的條件。4．有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和行為，以及在什么原因、什么情況下做出歸還的意思表示和行為。5．有無處分、收益情況。

（六）關于收受財物后退還或上交問題《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明確，“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違紀。違紀后，因自身或者與違紀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違紀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違紀”?！蹲罡呷嗣穹ㄔ?、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也作出了類似規定。對此，需要重點明確何為“及時退還、上交”。是否構成“及時”需要結合主客觀因素進行綜合判定，重點考慮以下三個因素：1．是否具備退交的條件。如行為人被迫收受財物后即因客觀原因無法將財物退還或上交，一般認定不具備立即退交的條件。2．退交時間是否合理。《現代漢語詞典》將“及時”解釋為“不拖延，馬上，立即”，據此，及時退交即應指被審查人在具備退交條件時，應立即、馬上將財物退還請托人或上交組織，如退交時間不屬于立即，則一般仍應以受賄行為（既遂）認定。3．被審查人是否屬于主動退交。如因自身或者與違紀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違紀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實踐中，經常存在這樣的情況：被審查人收受財物后的較長一段時間內，在有退交條件的情況下一直沒有退交財物。此后，當其聽說有人正在舉報他的問題或網絡上有相關舉報時（但組織尚未開展核查），其出于擔心案發，將財物上交組織或退還請托人。對此種行為，一般認定其退交行為不具有主動性，也不具有退交的及時性，應按受賄認定，其退交財物的行為僅作為量紀情節考慮，不影響定性。(本文節選自《紀律審查證據收集與運用——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為視角》一書

第十一章

違反刑法規定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的行為

第四節 受賄行為的證據收集與運用）

第二篇：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賄賂犯罪是一種對合共犯。它是在行賄人和受賄人均具有謀利動機的基礎上，雙方為互相滿足對方的需要而“協議”進行的犯罪。這種犯罪的隱蔽性極強，很多都是“一對一”的證據，對于證實犯罪存在著很大的困難?，F結合有關證據理論就司法實踐中“一對一”受

賄案件證據的認定與運用問題，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何謂“一對一”證據？在證據學上，根據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關系，將證據分為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凡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則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需與其他證據結合，相互印證，才能推斷出主要案情的證據。按照證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實踐中使用直接證據一般應有若干間接證據作佐證，才能確定案件的主要事實；運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則須有一好范文版權所有系列間接證據構成嚴密的體系，即形成“證據鎖鏈”，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斷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結論，才能證實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證明案件事實或事實的某一環節的證據中間，僅有一個證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證據和一個證明無罪或罪輕的直接證據。例如在受賄案件中，只有行賄人肯定供述和受賄人否定的辯解，除此之外，無任何第三人目擊及其他案件事實的直接證據。

二、“一對一”證據是一種特殊的證據形式，在認定上具有較大的難度。尤其在受賄案件中，由于該類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隱蔽性的特點，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養和較為豐富的社會閱歷，對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跡往往通過種種手段予以銷毀，在案件取證過程中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實的證據不易充分收集和認定，導致許多案件陷入“二難”的境地。如果片面強調犯罪證據不充分，易造成放縱犯罪；如果草率認定有罪，同樣有可能造成冤案、錯案的發生?；诖它c，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就成為司法實踐中十分棘手的一個問題。

根據證據學的基本原理，結合司法實踐，我本人認為一部分“一對一”證據是可以認定的。

（一）受賄嫌疑人對受賄行為供認不諱，再輔以其他證據的情況

在受賄案件中，多數被告人在司法機關訊問、開導、政策攻心下，懾于國家法律的威嚴，都能夠對自己的受賄行為坦白交待，以期待獲得從輕處罰。我們通常以嫌疑人供述為基礎，再與行賄人的證詞進行對照，相互印證，同時查找贓款、贓物或其去向，從而認定嫌疑人受賄行為成立。可以說，這是受賄案件最常見，也是最典型的一種認定形式，它充分運用了直接證據的直接性和證明力強的特點，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有的辦案人員為了取得直接證據，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證據，便認為證據確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決就失去了足夠的依據。所以，對待這種“一對一”證據的案件，要充分發揮間接證據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證據的形成過程，科學地運用邏輯推理，以保證辦案質量，做到不枉不縱。

（二）受賄嫌疑人對其受賄事實拒不供認，但有其他證據的情況

１、有行賄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處查出行賄人所述贓款、贓物；嫌疑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的，可以認定。

在受賄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為其犯罪行為實施得秘密，司法人員不易找到足夠的證據，所以拒不供認的情況也較為多見，在認定這類案件時困難較大。然而，根據我國刑訴法的有關規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依據這一原則精神，只要有行賄人的證詞作為直接證據，同時又有從嫌疑人處查出的贓款、贓物等間接證據作佐證，就可責成嫌疑人具體說明該款物的合法來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來源的證據，就可以認定其受賄行為成立。

２、有行賄人供述，且行賄人與嫌疑人之間無特殊關系；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有人謀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況下可以認定。

其認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據證據的證明要求，有直接證據、間接證據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認定；所以，有了行賄人證言這個直接證據，再有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人謀取了非法利益這一事實作間接證據，排除了兩者之間關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訴法上的證據效力；二是認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且指向同一，即結論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為反常，在與行賄人無親友關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職務之便對其進行特殊“照顧”，甚至好范文版權所有不惜違背原則和制度；若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釋，那么，就只能把這種反常行為的動機歸咎于貪圖賄賂。

３、與被告人關系密切且無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證詞，一般可以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只依據直接證據或只依據間接證據定罪量刑的情況很少

第三篇：淺談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與運用

賄賂犯罪是一種對合共犯。它是在行賄人和受賄人均具有謀利動機的基礎上，雙方為互相滿足對方的需要而“協議”進行的犯罪。這種犯罪的隱蔽性極強，很多都是“一對一”的證據，對于證實犯罪存在著很大的困難?，F結合有關證據理論就司法實踐中“一對一”受賄案件證據的認定與運用問題，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何謂“一對一”證據？在證據學上，根據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關系，將證據分為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凡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則是那些本身不能直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需與其他證據結合，相互印證，才能推斷出主要案情的證據。按照證明的基本要求，司法實踐中使用直接證據一般應有若干間接證據作佐證，才能確定案件的主要事實；運用間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則須有一 系列間接證據構成嚴密的體系，即形成“證據鎖鏈”，排除不是嫌疑人犯罪的一切可能性及其矛盾，推斷出嫌疑人犯罪的唯一結論，才能證實嫌疑人有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證明案件事實或事實的某一環節的證據中間，僅有一個證明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證據和一個證明無罪或罪輕的直接證據。例如在受賄案件中，只有行賄人肯定供述和受賄人否定的辯解，除此之外，無任何第三人目擊及其他案件事實的直接證據。

二、“一對一”證據是一種特殊的證據形式，在認定上具有較大的難度。尤其在受賄案件中，由于該類犯罪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隱蔽性的特點，加之嫌疑人多系有一定文化素養和較為豐富的社會閱歷，對于犯罪所留下的痕跡往往通過種種手段予以銷毀，在案件取證過程中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使揭露其犯罪事實的證據不易充分收集和認定，導致許多案件陷入“二難”的境地。如果片面強調犯罪證據不充分，易造成放縱犯罪；如果草率認定有罪，同樣有可能造成冤案、錯案的發生?；诖它c，受賄案件“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就成為司法實踐中十分棘手的一個問題。

根據證據學的基本原理，結合司法實踐，我本人認為一部分“一對一”證據是可以認定的。

（一）受賄嫌疑人對受賄行為供認不諱，再輔以其他證據的情況

在受賄案件中，多數被告人在司法機關訊問、開導、政策攻心下，懾于國家法律的威嚴，都能夠對自己的受賄行為坦白交待，以期待獲得從輕處罰。我們通常以嫌疑人供述為基礎，再與行賄人的證詞進行對照，相互印證，同時查找贓款、贓物或其去向，從而認定嫌疑人受賄行為成立?？梢哉f，這是受賄案件最常見，也是最典型的一種認定形式，它充分運用了直接證據的直接性和證明力強的特點，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有的辦案人員為了取得直接證據，一味迫使嫌疑人交待，而一旦取得了直接證據，便認為證據確鑿，草率定案，但是以后嫌疑人一旦翻供，判決就失去了足夠的依據。所以，對待這種“一對一”證據的案件，要充分發揮間接證據的作用，全面了解直接證據的形成過程，科學地運用邏輯推理，以保證辦案質量，做到不枉不縱。

（二）受賄嫌疑人對其受賄事實拒不供認，但有其他證據的情況

１、有行賄人供述，并且在嫌疑人處查出行賄人所述贓款、贓物；嫌疑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的，可以認定。

在受賄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自以為其犯罪行為實施得秘密，司法人員不易找到足夠的證據，所以拒不供認的情況也較為多見，在認定這類案件時困難較大。然而，根據我國刑訴法的有關規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依據這一原則精神，只要有行賄人的證詞作為直接證據，同時又有從嫌疑人處查出的贓款、贓物等間接證據作佐證，就可責成嫌疑人具體說明該款物的合法來源；如果嫌疑人不能提供有其合法來源的證據，就可以認定其受賄行為成立。

２、有行賄人供述，且行賄人與嫌疑人之間無特殊關系；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有人謀取了非法利益的，一般情況下可以認定。

其認定理由有二：一是根據證據的證明要求，有直接證據、間接證據的相互配合，又能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便可認定；所以，有了行賄人證言這個直接證據，再有嫌疑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人謀取了非法利益這一事實作間接證據，排除了兩者之間關系特殊的可能性，便使之具有了刑訴法上的證據效力；二是認定案件的基本要求是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且指向同一，即結論唯一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嫌疑人行為反常，在與行賄人無親友關系等合乎情理的原因下，利用職務之便對其進行特殊“照顧”，甚至不惜違背原則和制度；若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原因做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釋，那么，就只能把這種反常行為的動機歸咎于貪圖賄賂。

３、與被告人關系密切且無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證詞，一般可以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只依據直接證據或只依據間接證據定罪量刑的情況很少，但在特殊情況下并不排除運用單一證據定罪的可能。因此，完全運用直接證據認定案件是可行的。實踐中，如果行賄人與嫌疑人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且無政治經濟上的糾紛與矛盾，其證詞未受任何外因干擾，一般來講是可信的。事實上，行賄人的證言是經過一系列的常識性結論證明是真實的；盡管這些常識性結論的證明力與案件主要事實的認定聯系緊密，但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間接證據。當然，對這類案件證據的認定，有極為嚴格的限制條件，實踐中應慎重對待；一是看行賄人與被告人是否有利害沖突；二是要看雙方是否有利害沖突；三是要看有無外因干擾，上述矛盾都得到合理的排除了，結論也自然確定了。

４、嫌疑人以“借貸”形式收受錢款，而行賄人與被告人之間形成借貸關系的前提條件不充分的，可以認定。

司法實踐中，受賄人以“借貸”為名，行索賄、受賄之實的情況很多，案發后，亦常常以“借貸”為由來否認其存在受賄行為。對于此類情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全面分析，綜合判斷：一是考察借錢的前提條件是否真實，即借錢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虛構借錢的事實，借故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就可以視為具有貪圖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二是考察借錢是出于私人交情還是利用職權為交換條件；三是考察錢款崐的用途與去向；四是考察嫌疑人與“行賄人”先前有無經濟上的往來，私人關系是否密切；五是考察所“借”款項有無歸還意圖，等等。以上述事實作為認定嫌疑人是否屬“形借實賄”的間接證據，形成了一個完整嚴密的證據體系，證據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各個證據指向一致，排除了嫌疑人借貸的一切可能性，形成了受賄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從而推斷出嫌疑人受賄的唯一結論。

上述總結的受賄案“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原則及方法，僅僅是針對一般案件而言的，并不能適用受賄案件中的一切情況。在受賄案“一對一”證據的認定問題上，我們應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絕對、片面地追求固定的模式，用一個不變的標準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