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車牌知識大講堂之武警部隊

武警車牌： “97式”武警車牌格式是： WJ18-12345 第一部分WJ代表“武警” 第二部分兩位數為省市區代碼： 01――武警總部 02――河北省 03――內蒙古自治區 04――山西省 05――遼寧省 06――吉林省 07――黑龍江省 08――上海市 09――江蘇省 10――浙江省 11――安徽省 12――江西省 13――福建省 14――山東省 15――廣東省 16――廣西壯族自治區 17――湖北省 18――湖南省 19――河南省 20――四川省 21――云南省 22――貴州省 23――陜西省 24――甘肅省 25――青海省 2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27――寧夏回族自治區 28――天津市 29――西藏自治區 30――海南省 31――北京市 32――重慶市第三部分五位號碼，首位代表武警序列，首位為數字的為內務部隊，“消”為消防部隊，“邊”為邊防部隊，“通”為交通部隊，“森”為森林部隊，“金”為黃金部隊，“警”為警衛部隊，“電”為水電部隊

1、甲A026/027/028是最牛的，路上一定要躲得遠遠的，通天級人物阿……如果甲A026/7/8再掛個警備、安個警燈（車里，中控臺上方），那么在中國這片大地上就沒有車能超過他們比他們更牛了…… 京ET也很牛，都是和國務院老干部沾邊的…… 京AG6就不說了，也是牛B的 掛警備又有安警燈的也不要惹（廢話）…… 只掛警備沒警燈的，就是假的了，當然也不排除靠關系搞的牌子，但肯定是有水分的。“023”、“323”，塑封的置于前擋風左下角的，北京市委的車，不是很牛，警察一般不管，但脾氣不順了也會管管的…… “安全”置于前擋風左下角的，北京市政府最高級別車輛，沒人管，比較 牛…… “國A”，置于前擋風下端，國務院的，不用說了，也很牛…… “901”金融通行證，以前叫“免檢通行證”也還行…… “京安”這個正是用來代替“警備”的，帶原來的警備誰也不撤，沒轍，只好一起用了…… 還有就是京A80開頭的，國管局等的車，也牛…… “使”字牌子前5號的，有外交豁免權……

2、京A81、82、83開頭的也牛，京A88：釣魚臺。庚A，軍區司令部，庚G，北京警備區。甲 A：總參、甲B：總政、甲C：總后、甲D：總裝、未A：海軍司令部、午A：空軍司令部、甲F：軍事院校、甲N：二炮司令部、WJ01： 武警總部、WJ31：武警北京總隊。京OB，北京市公安局及下屬各分局。京OD，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及下屬各支隊。京OE，北京市鐵路公安局。京A-****警，北京市公安局及下屬各分局各總隊，警務車如治安防暴巡查等。京A-A***警，法院警務車。京A-B***警，檢察院警務車。3、025、026、027、028、029都是軍委和總參領導專車，更牛的是020、021、022、023、024，都是中央政治局領導專車。***字體“警備”牌是一級警備，發行量不多，多數用于國家、中央政治局、軍委專用開道車，白色的是普通警備牌，數量多些。

4、京A81是中直國管局，京A83是北京市政府。京AG6XXX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專車。有BUICK、A6、S320

5、中國最NB的車是：甲A02156，是黑色德國特制奧迪A8 4.2

6、補充說：白字“警備”好像是公安部發的，“警備”加“京安”的車證組合可算是 一級車證了。還有“特別通行”、“禁毒”也比較牛，鐵的，紅的，有備案號。

第二篇：黨史知識大講堂

《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一講：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祝彥：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巨大的事變。今天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講一講建黨的有關內容。

第一，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會在20世紀初誕生于中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歷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不成功，呼喚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近代以來，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狀態，在這樣一種積貧積弱的民族危難情況下，許多的仁人志士進行了奮勇的斗爭。流血的革命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國起義，還有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另外還有改良運動的推動，比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君主立憲。但是無論是流血的革命還是不流血的改良運動最后終歸于失敗，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沒有一個先進的用科學理論武裝的政黨的領導。

第二，近代以來中國工人階級不斷的發展壯大，到1919年前夕，中國的工人階級隊伍已經達到200萬左右，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雄厚的階級基礎。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掀起傳播了馬克思主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新文化運動于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開始，這場運動的掀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對封建專制思想、封建文化進行了極大的沖擊，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從而為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打開了閘門。

第四，20世紀的國際環境為我們黨的創立提供了外部條件。在20世紀初的世界史上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充分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矛盾和各種腐朽的現象，使得原來許多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向往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失望，從而開始思考，接受走別的道路的問題。最后選擇了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應該仿照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二是20世紀初，在世界歷史上還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俄國的國情和中國十分相似，俄國的工人、農民能夠掙脫國內反動統治的壓迫，取得革命的勝利，這就為中國人民樹立了一個榜樣，也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成為當時很多追求進步的中國人的一個目標、一個方向。

以上四個方面，為黨的創立提供了四個條件，或者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四個大歷史背景。

第二，我們講一講五四運動與黨的建立。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那么五四運動與黨的創立有什么關系呢？我認為：

第一，五四運動為黨的創立直接準備了大批的干部隊伍。可以說，投身于“五四”運動的骨干分子后來都成為我們黨創建之初的領導干部和主要成員。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李達、鄧中夏等等這些人，都是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后來成為我們黨創建的主要成員。

第二，五四運動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五四運動中，無論是陳獨秀還是李大釗，都在雜志上、媒體上撰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學說。大家熟悉的比較有名的李大釗同志署名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兩篇文章就是在當時發表的，影響很大。同時，在馬克思主義宣傳過程中，通過與中國是否適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否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以及同無政府主義等問題的論戰，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從而他的影響在知識界、理論界、思想界，尤其是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第三，五四運動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農的相結合，因為在五四運動中，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講課，到農村去、到工農群眾中去，通過向工農群眾補習文化、宣講知識的方式，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工農群眾中得到宣傳，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工農運動的相結合，這是我們講的第二個問題，五四運動同黨的創立的關系。

第三個內容，講一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釗專門將從監獄里面釋放出來，但仍然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監視的陳獨秀護送到天津，然后轉往上海。在護送的路上，李大釗和陳獨秀商定要建立中國共產黨。所以我們大家熟悉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就來自這樣的歷史背景。陳獨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間就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那么在考慮成立組織的名稱問題上，陳獨秀特意跟李大釗寫信商量，李大釗明確表示，我們黨的組織就叫共產黨。于是，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的直接領導下，上海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間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的雜志編輯部成立了，當時黨的組織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誕生的第一個共產黨的組織，當時發起人一共有8個。其中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和李達，大家推舉陳獨秀為書記，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后，實際上就開始了全國黨的各地組織的成立指導工作。他們通過寫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導等等方式來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產生。因此，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實際上起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的這樣一個作用。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織及擔任書記的陳獨秀在指導全國共產黨組織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為這樣，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議上特別講到，陳獨秀創造了黨，有功勞。那么，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各地開始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北京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學就成立了馬克思學術研究會，以這個研究會為基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同志的辦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名稱為共產黨小組。到1920年底，北京的黨組織召開會議，名稱正式確定為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武漢黨的早期組織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劉伯垂組織召開會議，名字是共產黨武漢支部，當時參加的成員有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等人，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產生，由于當時湖南軍閥的殘暴統治，長沙黨的組織活動十分隱蔽，直到1921年7月，黨在長沙的成員也只有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少數幾個同志。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于1921年春開始成立的，命名為廣州共產黨。先是由陳獨秀，后是由譚平山任書記，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1年春成立，成員有王盡美、鄧恩銘同志在內，這樣包括上海在內，全國共有六個城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并且開展工作，成員也逐漸地增加起來。根據1921年的一份檔案文獻記載，當時黨的組織全部加起來的黨員分子有53個成員，張國燾回憶是59個人，稱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約350人，其中上海黨員9人，北京黨員15人，武漢黨員8人，湖南黨員約10人，廣東黨員約7人，山東黨員8人，旅日黨員8人。我們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黨的早期組織沒有統一的名稱，比如有的地方叫共產黨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產黨支部。也有叫共產黨小組的，還有直接就稱共產黨的，這是第三個內容。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情況。

第四個內容，黨的“一大”的召開。

在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之后，這為成立全國性的黨組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組織基礎。同時，不斷高漲的革命運動迫切的要求需要成立一個統一的黨組織來領導。于是，在這樣一種客觀條件具備、主觀要求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應運而來。1921年6月份，共產國際派了代表馬林，還有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科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在了解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立情況后，他們主張應該盡快的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成立正式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于是，當時在上海組織工作的李漢俊、李達就和在廣州的陳獨秀以及在北京的李大釗聯系商量，在得到他們兩位同意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共識后，就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是，由上海的發起組織向全國其他城市的共產黨組織寫信，聯絡通知他們派人來、派代表到上海來開會，每個地方派兩名。那么，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當時白色恐怖的統治，再加上交通條件的不方便，以及各地黨組織在初創時期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和組織手續等等情況，各地黨組織推出代表的方式不一樣。另外，到達上海來開會的時間也前前后后不一致，有的早來，有的晚到。但是，在1921年7月23日前，各地的代表基本陸續到達。各地的代表情況是，北京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的代表李漢俊、李達；廣州的代表陳公博、包惠僧；另外旅日共產黨組織的代表有周佛海，我們大家可以算一下，13個代表的平均年齡是27.98，也就是約28歲，這個年齡正是一個人風華正茂的干事業的年齡，因此，某種意義上，這個年齡反映了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希望，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的一種方向。大家會注意到，上面的上述代表中沒有李大釗，也沒有陳獨秀，那么，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他們都沒有出席一大。什么原因？在1920年12月份，陳獨秀在領導成立上海早期組織后就到廣州去了，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在那里為籌辦一所大學而奔波。李大釗當時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教授，另外他還兼任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代表聯席會議的主席。無論李大釗同志還是陳獨秀，當時都脫不開身，由于這樣一種客觀原因，他們兩位都沒有出席黨的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各地代表陸續到達后，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開幕，會場設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也就是現在的興業路76號，李漢俊的兄長李書城的住宅內，各地代表13人出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的代表尼科爾斯基出席了會議。會上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致辭，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表示祝賀，介紹了有關共產國際的情況，并建議把會議的進程及時報告共產國際書記處。之后，代表們討論大會的任務和各項議程。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團組織的建立情況，7月25日、26日兩天休會，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三人起草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后的工作計劃，其他的代表休會。7月27日、28日、29日這三天連續舉行會議，主要是討論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黨的綱領和決議，大家發言進行討論。那么，7月30日晚上會議繼續進行。但是，在會議召開期間，突然一個陌生的中年人闖進了會場，這個人環視了會場一周之后又匆匆離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比較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憑感覺他認為剛才這個冒然進入會場的人可能是偵探、特務，于是他建議會議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轉移。果然在代表們分散后，大概10分鐘左右，巡捕房的特務就把會場包圍，并且對會場進行了搜查，但是代表們轉移及時，巡捕們雖然搜查折騰了一番，但一無所獲。那么，在原定的地方會址不能開會了，怎么辦？在大家討論在新的會議地點時，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南湖去開會，因為嘉興離上海近，交通比較便利。于是，代表們就陸續轉移到嘉興。在浙江南湖的一艘紅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當時，為了不引起懷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較豪華的游船。另外，還在游船上擺了一些比如麻將等等娛樂工具，表明大家是來南湖游玩的。于是，會議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結束了。黨的一大通過了黨的綱領，把黨的名稱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會議最后還產生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基于當時全黨黨員的數量不多，而且各地黨組織也不夠健全，會議決定暫時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而只成立中央局，來負責領導黨的工作。經大會代表討論，最后選舉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個人組成中共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基本情況，也就是黨的一大。

第五，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與別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共產黨，包括日本共產黨等其他國家共產黨的誕生創立，有什么自己的特點呢？我們歸納一下，有這樣幾點：第一，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進程比較快。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1年7月份，中國共產黨就完成了醞釀、籌備到正式建立的過程，應該說時間比較短。第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以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為榜樣，也就是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第三，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后，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黨內紀律和組織原則。第四，我們黨從一開始成立就力求保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以上四個特點或者說我們黨創立方面的優點表現。

另外，我們也總結一下，我們黨的創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弱點，大概有這么幾點：

第一，時間短，沒有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

第二，理論準備得不足。很多同志是先入黨，再接受理論的教育；先投入實際的革命斗爭活動，再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養。

第三，中國共產黨從創立開始，很大程度上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這個影響有好的一面，同時也有不足的一面。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特點。

第六個內容，也就是最后一個內容，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指出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個大的事變。自從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后，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具體來講，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中國革命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過去一切舊的革命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因此，黨的創立就使得進行斗爭的中國人民有了可以信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中國革命有了自己科學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武裝成立的。中國革命最后的勝利，正是因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走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而取得了勝利。第三，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使得中國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經過艱苦探索，經過曲折失敗，中國革命終于在黨的領導下，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這條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上三點，可以說明，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煥然一新。(文字來源：央視網)《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二講：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

辟

主講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劉寶東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條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關于這條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見日本外賓時曾作過非常經典的概括。他說“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且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他又說“中國共產黨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這兩個概括？他講的是一條道路，還是兩條道路呢？其實，小平同志這兩個概括講的都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不過一個講的是廣義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總戰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實現總戰略的方法(三大法寶)和途徑(農村包圍城市)；第二個講的是狹義的革命道路，即專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今天我與大家探討的是后者，專門談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開辟出來的。我今天講三個問題：一是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二是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歷程；三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內容及意義。

一、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從大的方面講就是大革命的失敗。下面我就簡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時期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

1962年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時對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作了總結，他說：“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個階段才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見，黨在成立之初，對革命形勢判斷的并不十分精準、對革命規律的認識也并不十分清晰，而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經驗來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進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黨也自然地將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但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失敗為標志，第一次工運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產國際的促動下，黨的三大決定與國民黨合作。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黨際合作實現后，黨主要干什么呢？事實上，黨將主要的精力投向了開展民眾運動。在城市中領導了廣州沙面工人罷工、五卅運動等一系列規模浩大的工人運動，將大革命推向了高潮。關于農民問題，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國民黨也是比較重視，但是有個問題，國民黨雖在政策上比較重視，但卻是只有政策而無行動，因為沒有人愿意深入基層。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隨后他積極參與了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看到了國民黨浮于上層、少于深入基層的現實，1924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討論了十項提案，其中四項是毛澤東提出的，他在議案中提出了加強黨員作用、重視基層群眾工作等建議，如他說：“地方黨務方在開始，中央及執行部事務必不甚多”，“宜以全力發展下級黨部，不宜將黨里人才盡聚在最高黨部”，可惜毛澤東的建議不是“留案備核”，就是束之高閣。

其實對于國民黨不能深入基層的原因，孫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釋的很清楚，如他說：“迄今為止我和國民黨還沒有與農民進行接觸。在國民運動中出現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擁護者們的社會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資產階級出身，我的大部分擁護者屬于大學生階層、城市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商界。由此，我們沒有合適的人去深入農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國民黨缺乏吃苦耐勞、深入基層、扎實工作的農運人才。毛澤東曾說：“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就來找我們共產黨，而國民黨的弱項正是我們共產黨的強項，如早期農民運動重要領袖阮嘯仙所說：“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這導致了什么后果呢？據中共廣東區委1926年6月的統計：“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的特派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們同志。”

這樣大革命時期黨雖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澤東、彭湃等人不畏艱險、深入鄉村、開展農運，為日后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積累了經驗。1925至1927年間，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就是這一時期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總結。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開篇就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還號召要立刻下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到鄉村中去。這些認識為他日后創造性地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礎。不過客觀的講，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農民運動的了解還是“異常膚淺的”。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與參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講到：當時“我們許多同志從平面看農村，不是立體地看農村，??在這個時期，我研究過農村，辦過幾期農民運動講習所，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但是看得不深入。”對于如何發動農民、如何深入農村、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仍然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由于國民黨人大多不愿意從事吃苦的下層民眾運動，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黨員承擔。由此一來，國共兩黨的合作形態，就逐漸呈現了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不僅如此，黨在推動國民黨改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預備會上講：“當時各省的國民黨，都是我們幫助組織的。那個時候，我們不動手也不行，因為國民黨不懂得組織國民黨，致力于國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開代表大會。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后，一九二四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由我們幫它辦好。”這個忙幫的可不小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嶄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務實的作風等區別于其它舊式政黨的先進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這個變化可非同小可，它標志著國共合作初期共產黨員單向加入國民黨的黨際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變成了雙向互動。這種黨際合作形態的變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對國共合作的方式產生了疑慮。國民黨一方面對自身組織的松懈而憂慮，另一方面又因為共產黨組織的嚴密而感到恐懼，這種憂慮和恐懼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張和行動，而這種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強烈地表現出來了，通過這個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變化。比如1926年3月蔣介石的兩條日記就很能說明當時他對共產黨的態度。3月10日，他在日記寫到：“近來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是什么原因使他這么難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獄中經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記中給出了答案：“共產黨自以為陰謀之毒，不知其狡計皆為人利用。鮑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來是共產黨的陰謀毒計，背后還有個共產國際，此時蔣介石痛恨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已經達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們中共黨內對國民黨、尤其是對蔣介石的動向就一點警覺都沒有嗎？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蔣介石記這個日記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澤東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上，為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個演講，談了應該從巴黎公社失敗中吸取兩大教訓：一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指揮”，二是“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演講中，毛澤東還說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

非常不幸，毛澤東的判斷是非常有預見性的。兩天之后，即3月20日，蔣介石就發動了“中山艦事件”，兩個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翻過年來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給了我們黨一個致命打擊，中國革命經歷了勝利的大喜，轉而又遭受了失敗的大悲。

可以說，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一個關注上層，一個關注下層；一個重視軍事，一個重視民眾，一個注重槍桿，一個注重筆桿；一個擅長武斗，一個擅長文斗。當兩黨互相合作時，無疑是一對優勢互補的搭檔。當合作破裂時，共產黨就吃大虧了。就像毛澤東在七大的一次講話中說的：我們“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子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在共產黨員由六萬銳減到一萬人的情況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風中，中國共產黨在絕境中奮起，開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艱難歷程。

二、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艱難歷程

毛澤東在后來談起開辟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時候，屢次都說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說用逼迫的“逼”字來形容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話，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來概括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艱難歷程。大革命悲慘失敗之后，黨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是：還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這個關鍵時刻，黨做出了正確抉擇，結束了陳獨秀右傾中央的工作，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開始了從進攻城市向農村進軍的艱難轉變。

（一）從進攻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艱難轉變

為了總結失敗教訓，確定新時期的路線和政策，1927年8月7日，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是在漢口租界內蘇聯援華農業顧問洛卓莫夫的住處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一天，但實際上用了一周時間，也就是用三天時間將會議代表偷偷領進來，會后又用三天時間將與會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見當時白色恐怖之嚴重、革命形勢之危急。與會同志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作了認真總結，會上除了主持人李維漢和中央主要領導人瞿秋白之外，毛澤東發言的次數最多，時間最長，反思的也最為深刻。他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領導權問題；二是農民問題；三是軍事問題。關于領導權問題，他有個很形象的說法：他將國共兩黨的合作比喻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們雖然“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扭扭捏捏、勉勉強強地搬進了房子里，“但始終沒有當房子主人的決心”，即忽視了爭取革命領導權。關于農民問題，他批評了忽視農民運動的偏向。關于軍事問題，他談的最深刻：“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著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可見，這時候毛澤東已經提出了爭取農民支持、獨立領導革命的思想，而具體的途徑則是把民眾運動和軍事運動結合起來。這次會上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即“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在此精神指導下，黨先后組織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從起義目標來看，幾乎都是劍指大城市，秋收起義的目標是長沙，廣州起義的目的就更明確，占領廣州、建立蘇維埃。二是從結果來看，這些起義基本上都失敗了，即便奪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廣州起義占領了廣州，但僅堅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義奪取城市的目標也幾乎都沒有實現。各地武裝起義實踐證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義部隊開始轉入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開始從攻打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偉大轉折。

毛澤東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那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而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到鄉村這個彎，毛澤東轉的最快，也轉的最好。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認為攻占長沙已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果斷決定退兵文家市，當時隊伍駐扎在里仁學堂，經過激烈的討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得到認可，放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原定計劃，“議決退往湘南”，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

文家退兵，議決退往湘南，其實并沒有明確目標。文家會議后，起義軍沿湘贛邊界南下，經蓮花縣時，被派去聯絡江西省委的聯絡員宋任窮回到軍中，他帶回來江西省委的信中談到“寧岡縣有我們的武裝，有幾十只槍。”毛澤東又經過一番實地調查，了解到井岡山地區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落腳點。但是，要想上井岡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窮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時也參加過革命，袁文才還是中共黨員。袁文才有點文化，王佐會些武功，一個駐在山下的茅坪，一個駐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勢，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很有群眾基礎。經過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澤東才將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

各地起義軍撤到農村后，面臨的當務之急是在農村怎么生存，怎么發展。各地情況雖不盡相同，但都面臨三個共性問題：一是怎樣戰勝敵人的圍剿；二是如何爭取農民的支持；三是怎樣建設鞏固的根據地。這三個問題是互相聯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例，談談工農武裝割據是如何開展的。

起義軍上山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部隊給養問題，即吃飯問題。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開始1000多人還好辦，等到1928年4月朱毛會師后，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近萬人隊伍需要人吃馬喂，而井岡山東西南北方圓“共計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吃飯太難”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那用什么辦法解決呢？最初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打土豪，因為打土豪既可以掃除革命的障礙，又可以鼓動農民起來革命。但土豪的存糧和資財也是有一個積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兩三天再來一遍。毛澤東很快認識到打土豪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而要取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當然是解決農民最關心問題，而農民最關心什么呢？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就抓住了這個核心問題，領導了邊界各縣轟轟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個很復雜的事，丈量土地、統計人口、協調分配，都需要有人牽頭，都需要組織來領導，這樣在廣大農民熱烈擁護下，寧岡等縣的基層黨組織逐步恢復了起來，并且相應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分了地后農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這就需要紅軍的武裝保護，由此支前擁軍成為了農民的自覺行動，紅軍的基本生存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在領導紅軍反圍剿的過程中，毛澤東等人又總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樣就形成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循環，工農武裝割據在井岡山地區就蓬勃開展起來。

經過一年多實踐，毛澤東對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確認識，他及時作了理論總結，1928年10、11月先后寫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述，他從國情出發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完整闡述工農武裝割據的內容，提出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發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這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奠定了重要基礎。

可以說，毛澤東這時已經看到工農武裝割據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個有效途徑，如他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寫到：“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但客觀地講，這時毛澤東的認識仍然僅是戰術層面的個案思考，還沒有上升到戰略層面的統籌考慮，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條主義束縛中破繭而出

黨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許多困難，一是難在沒有經驗，二是難在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束縛。可以說，教條主義是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八七會議后實現了斗爭形式的轉變，但是黨內的“左”傾情緒卻潛滋暗長，仍然堅持通過城鄉武裝總暴動以造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對于毛澤東引兵井崗、保存實力的做法很不滿，1927年1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開除了毛澤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到了井岡山，他批評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說毛澤東是“右傾逃跑主義”、“槍桿子主義”，更為嚴重的是他還將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議錯傳為“開除黨籍”，當然，這個性質非常嚴重的錯傳很快就糾正過來了。

隨著各地工農武裝割據蓬勃發展，中央對割據農村和奪取城市的關系的認識也有了進展，提出在省一級的局部地區由割據農村，進而包圍奪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并紅四軍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廣州暴動的教訓，“在全省總暴動之先，必須要有幾個重要的中心區域的割據，而向全省的中心區域作包圍的發展，如此全省總暴動才有勝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動??一定是全省暴動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動的開始。”這個思想已經非常接近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了，但這種正確探索在六大召開后就停滯了。

中共六大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黨代會。為什么跑到莫斯科開，一是因為白色恐怖的嚴重，很難在國內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將各地的代表集中起來開個會；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因素；而蘇聯和共產國際也確實想要直接指導一下中國的革命。在六大上，共產國際批評了鄉村包圍城市的提法。毛澤東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思想，與共產國際“走州過府”式的“流動游擊”思想是相違背的，這引起了紅四軍內部分人對他的質疑。由于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全是農民成分的黨，重軍事輕政治、反對黨管一切、主張流動游擊等錯誤思想很嚴重，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紅四軍分散游擊的“二月來信”到了軍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從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據。結果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七大，解除了毛澤東前委書記的職務。

失去了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松散”，要求恢復毛澤東領導的呼聲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的“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重新出任紅四軍前委書記。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會議著重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同時從組織上建設，通過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使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無產階級化。二是如何建軍，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并規定了正確處理軍內外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這兩個關鍵問題的解決，使得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奪取政權，有了可靠的保證。

這個時候，毛澤東開始思考更大的問題，那就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這時看到不僅是他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取得了成功，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左右江根據地和東江根據地等大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也在蓬蓬勃勃地發展，這使他感覺到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已經不再是一個戰術的權益之計了，而是一個帶有戰略性的全局問題，即道路問題。這時，他收到了時任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帶有悲觀情緒的元旦賀信。古田會議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給林彪回復了一封信，借著批評林彪以闡述自己的主張，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選時應林彪的請求，刪除了對林彪個人的一些批評內容。毛澤東批評了“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反對“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主張應該采取“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強調只有堅持農村根據地斗爭，“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見，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鄉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思路。這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成功開辟出來了。但是，這一思想為全黨所接受并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又經歷了一段極其坎坷的歷程。

（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澤東歷經艱難探索出來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時間里并未被黨中央認可和重視，反而遭到嚴厲批評。當時由于周恩來到蘇聯匯報工作，六大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又能力不強，所以中央工作實際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主持。他是堅定的城市中心論者，他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頭腦和心腹，單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致他的死命。”這種說法乍聽起來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們個體一樣，最怕腦子和心臟出問題，因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問題還比較好修。但將這種觀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可就不那么適合了。

李立三有堅定的城市中心觀念，加上他對當時革命形勢估計過于樂觀，我們知道這個時期爆發了席卷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國內又爆發了規模浩大的中原大戰，所以他認為革命高潮到來。1930年6月9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點名批評了主張“以農村中心”的毛澤東，他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的地方”，中國革命勢必促成“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革命的總爆發”，為此他制定了全國總暴動的方針并付諸行動，造成嚴重危害。

“立三路線”本來是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形成的，因為此前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有右的傾向，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一味堅持全國暴動的冒險做法，又有點過“左”，就是連聯共（布）中央也認為是有點過頭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電報中嚴厲地批評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可是李立三并沒有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是公開宣稱“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的形勢”，這種“不聽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強烈不滿，而紅軍進攻大城市相繼失利，終于使得中央放棄了原定的暴動計劃。周恩來和瞿秋白從蘇聯回國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這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的定性又發生了分歧，中央認為“立三路線”是“中央在策略與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問題，但不是原則問題；而共產國際則上綱上線地認為這次錯誤“并不是個別的錯誤，它造成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了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其行為更是敵視布爾什維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

下級與上級爭論的結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級服從上級，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認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但對這個說法，共產國際還是不滿意，不換思想就換人，要在以后杜絕這種不聽招呼的現象發生，關鍵還是要讓能夠不折不扣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同志負責中央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秘密潛到上海，在他一手操辦下，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把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推舉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中央領導權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產國際垂青關鍵是他聽共產國際的話。

王明上臺之后，仍然頑固地堅持共產國際所主張的城市中心論，他在表面上雖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實際上他更“左”。如他在統一戰線問題上主張關門主義，如他所說：“國民黨軍閥政客這一群狗窩里，絕對找不出一條‘少通人性’的好狗。”關于革命形勢的判斷上，他在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文件中公開宣稱：“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他還把所有反對這種冒險行動的主張一概斥為保守退卻，甚至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并且他還利用組織手段把他們那一套強行推行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在危急形勢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而周恩來則要到中央蘇區，這樣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任。

博古仍然聽命于共產國際，繼續推行“左”傾教條，如他自己后來回憶說：“其實我和一些同志當年都還只是學生，只學了一些理論，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條就回國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因此過去黨的許多決議，不過是照抄照搬國際的指示而已，完全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這種完全沒有結合中國實際的結果，就是經過一番折騰，1933年初臨時中央在上海難以立足，不得不轉移到中央蘇區，直接領導中央蘇區工作，“左”傾教條的影響就更惡劣了。如毛澤東后來的說法就是，先是“欽差大臣滿天飛”，而后就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國墨水的中央領導人，根本不把靠鉆山溝、打游擊的毛澤東放在眼里，他們對毛澤東探索出來的革命新路置若罔聞。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開始，一直到1934年10月開始長征，在整整三年的時間里，毛澤東被排除在了中央蘇區紅軍領導之外，此時盡管他仍然擔任著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當時他的處境是相當艱難的。據伍修權回憶，長征前研究轉移的時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還曾經想不帶毛澤東走：“最初他們連毛澤東同志也不打算帶走，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能成了另一個樣子。”

在“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下，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瞎參謀、亂指揮之下，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土地革命戰爭失敗了，黨和中國革命再次陷入絕境。實踐證明照抄馬列本本、共產國際決議，照搬俄國革命經驗行不通，而毛澤東等人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是奪取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這一講講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及其最后勝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它一舉洗雪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恥辱，是中國由衰敗走向振興的偉大轉折。在抗日戰爭時期，盡管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由于當時已經有了已經覺醒或者正在覺醒的廣大人民群眾，有了經歷過兩次革命勝利和失敗的考驗、在政治上達到了成熟的中國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人民的軍隊，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權即解放區人民政權。總之，當時的中國按照毛澤東的判斷，是處于歷史上的進步時代，這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依據。雖然不能說抗日戰爭是單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處于歷史上進步時代的主要代表，卻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一講將圍繞中國共產黨如何成為抗戰中流砥柱這一主題，分三個方面來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第二個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戰的主戰場。第三個方面，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

下面先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為名，突然向當地中國駐軍第29軍發起進攻，第29軍奮起反抗，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由此爆發。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險。在這緊急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起來實行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日戰爭指導方針。

第一點，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并努力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盧溝橋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事實上，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共產黨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確提出共產黨和紅軍愿意同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抗日黨派和團體，共同抗日救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方針。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決的方式，迫使國民黨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條件。

在隨后舉行的國共兩黨關于和平談判的過程當中，國民黨方面的表現不是很積極，全面抗戰爆發以后，蔣介石急于調動紅軍到華北抗戰前線，所以在談判中表現出了較大的主動性。8月22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份按戰時序列改為第18集團軍）。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后來改稱正副總司令）。以葉劍英為參謀長，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115師，師長林彪；第120師，師長賀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當時紅軍改編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很多指戰員思想認識搞不通，他們認為紅軍改編就相當于共產黨、紅軍向國民黨投降，過去與國民黨進行的十年血戰白打了。針對這一狀況，紅軍各部普遍向廣大指戰員開展了一次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當時，朱德、劉伯承、賀龍、羅榮桓、左權等高級將領帶頭向指戰員做思想說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師舉行的抗日誓師大會上，朱德就明確指出，紅軍改編，同志們思想不通，這個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說了，紅軍改編，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絕對不能變，就是中國紅軍必須絕對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賀龍也結合自己的經歷說，過去國民革命軍的服裝我穿過，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過，青天白日旗我也打過。從大革命失敗到現在，我和國民黨打了十年，但是現在是國難當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紅軍才實行改編。從表面上看來，我們是白的，但是我們的心卻是紅的，永遠是紅的。

經過思想教育工作，廣大指戰員思想認識上的疙瘩逐漸解開，普遍認識到大敵當前建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國有句古話，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一民族傳統在民族危機現實之下的再次復活，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提出這樣一個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自始至終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和發展。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先后掀起了兩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變”為標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當時新四軍軍部以及所屬皖南部隊一共9000多人，遭到國民黨預先埋伏的部隊的圍剿、襲擊，除2000多人突圍以外，其余大部分犧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軍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皖南事變”的爆發，使很多人認為，國共合作將破裂，內戰有擴大的危險。但是中國共產黨面對這種嚴峻的事態，還是以抗日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重，采取了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聯合、求團結的政策。在軍事上嚴防自衛，在政治上堅決反擊，在重慶，周恩來對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他親自打電話給國民黨總參謀長何應欽，說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變”的爆發，得到全國人民、中間階級、國民黨內正義人士以及國際社會輿論的普遍同情。當時宋慶齡、何香凝就致函蔣介石，反對國民黨圍剿新四軍。馮玉祥也說，新四軍抗戰有功，婦孺皆知，此次被剿滅，“政府”方面實難挽回對人們的信賴，在國際社會上，蘇、美、英等國也反對國民黨這種做法。這樣形勢的發展就完全出乎國民黨頑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是堅持抗日作戰的，這樣國民黨在全國人民面前就輸了理，而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卻在全國的地位大為提高，后來更加證明共產黨是堅持團結抗戰的柱石。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的存在及其發展，使得日本帝國主義突然發現他面對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中國，而是一個團結起來的中國，這就注定了他滅亡中國的美夢最終必將破滅。

第三點，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

抗戰爆發以后，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進行了比較堅決的抵抗，并組織了像淞滬、忻口、南京等會戰，但是由于國民黨堅持片面的抗戰路線，最后在日軍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屠殺我國軍民30多萬人，制造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事件。國民黨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國民黨的首府就遷到武漢，最后又遷至重慶。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這樣作戰狀況，就使得全國人民充滿了憂慮：戰爭將如何進行下去？中國能否取得抗戰的勝利？怎樣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抗戰爆發以前，國民黨陣營里一直就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全面抗爭爆發以后，“再戰必亡”的論調又甚囂塵上，當時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是其中的代表。當然，速勝論也有相當的市場，國民黨中一部分人妄想通過或者依靠國際援助來迅速地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特別是1938年3月至4月，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軍隊，在山東嶧縣附近的臺兒莊取得了殲敵二萬多人的大捷，臺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速勝論的觀點又抬頭。但是不久，日軍南北對進夾擊，軍事重鎮徐州陷落，這樣人們盲目樂觀的情緒又再次受挫。

這時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整整十個月，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無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覺得有必要對這10個月的經驗做一個總結性的解釋，給全國人民一個關于抗戰前途的說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這一論著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關抗日戰爭的種種問題，解答了人們的思想疑惑，在國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首先明確提出中日戰爭的歷史方位問題，他說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在這一歷史方位上，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幾個基本特點：第一，日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第二，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第三，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它的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第四，日本的侵略戰爭在國際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國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抗日戰爭要經過艱難的歷程，后三個特點決定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勝利最后屬于中國。

《論持久戰》還科學的預見了抗日戰爭的進程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時期；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進攻，敵之戰略退卻時期。第二階段，也就是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轉換的樞紐，中國將在此階段獲得由弱轉強的力量，最后勝利屬于中國。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動員起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陷敵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彌補武器彈藥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戰的勝利。毛澤東的這些論斷，清晰地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得人們對于抗戰的歷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

歷史證明，在中國人民陷入對抗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的情緒之中時，當政的國民黨并沒有給全國人民一個關于抗戰前途的答案和說法。但是，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毛澤東對于抗戰前途的預測是那樣準確，使人深為佩服。對這一點，1945年4月，在我們黨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過程當中，抗日戰局經過了復雜的變化，但是不管戰局如何變化，如何復雜，其發展進程都沒有超出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關于三個階段的科學預見，也就是敵人的進攻階段、敵我相持階段、我方反攻階段。

綜上所論，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國的國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抗戰勝利指明了方向，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第一個方面的表現。

第二個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戰的主戰場。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存在著兩個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獨立的戰場：一個是國民黨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擔負的敵后戰場。在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上抗擊著侵華日軍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滬、忻口、南京、徐州、武漢等會戰中，共殲滅日軍25萬人，國民黨也遭受了重大傷亡，最后節節敗退。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中國的華北、華中等大片國土和華南的一些戰略要地落入敵手，日本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八路軍、新四軍在正面戰場作戰不利的情況下，迅速插入敵后，展開廣泛的人民戰爭，發動起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創建了令世人矚目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敵后游擊戰爭的序幕是從著名的平型關戰役拉開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一部在山西平型關附近設伏，擊斃日軍一千多人，擊毀汽車一百多輛，繳獲大批彈藥和軍用物資，從整個戰爭的進程來看，平型關的戰役不算大戰，但它卻意義深遠，影響全國。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在抗戰爆發以后中國軍隊所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平型關戰斗結束后，八路軍參加了忻口作戰，會戰失利以后，八路軍迅速挺進敵后，策應友軍撤退。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淪陷以后，八路軍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迅速在敵后展開了全面的對敵作戰。當時115師一部挺進以恒山為依托的晉察冀地區，主力則進至以呂梁山為依托的晉西地區，120師進至以管涔山脈為依托的晉北地區，129師及八路軍總部挺進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地區。八路軍完成了戰略展開以后，迅速地開展了創建根據地的戰爭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這樣，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就在華北大地上建立起來。在華中，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南方八省游擊隊統一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隨后新四軍展開對日作戰，華中抗日根據地也建立起來。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寧地區，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首府延安成為全國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敵后戰場的開辟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立，就使得日軍腹背受敵。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共對敵作戰1500多次，斃敵5萬多人，牽制日軍兵力30萬人，八路軍由不到5萬人發展到15萬人，新四軍由1萬多人發展到2.5萬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能夠在短時間內，在敵后打開這樣的局面，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包括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就逐漸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而以其主要的兵力把守占領區，這是抗戰由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轉變的一個重要條件。

以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為標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從此以后，日軍的對華方針有了重大的變化。從這時起一直到1944年，日軍在正面戰場上停止了戰略進攻，而逐漸以主要的兵力對付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了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就擔負起抗戰的主要責任。

隨著人民武裝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軍總部在華北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對日進攻作戰，作戰部隊陸續達到100多團，參加人數有20多萬人，史稱“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共對敵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5萬多人。“百團大戰”給日軍企圖分割根據地軍民的“囚籠政策”以沉重打擊，極大提高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威望，在抗戰局面比較沉悶的時候振奮了全國民心。對此，蔣介石也致電朱德、彭德懷表示嘉獎。到1940年，在三年作戰中，八路軍、新四軍共收回縣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抗擊著侵華日軍的58%和全部的偽軍，人數達到70萬人。到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人數發展到50萬人左右，同時還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裝。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了16個根據地，加上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已經發展到1億多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逐漸成為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主要力量，敵后戰場逐漸成為抗日的主戰場。

“百團大戰”使得日本侵略者大為驚慌，日軍就認為華北“治安”的癥結在于中共。所以從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緊了對根據地的“掃蕩”和“清鄉”活動，根據地進入了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在日軍的殘酷進攻中，敵后軍民傷亡很大，部隊減員很多，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華北平原地區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數由1億多人下降到5千萬人以下。面對日軍這種殘酷進攻，中共中央認為必須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來打擊日本侵略者。各根據地在與日偽軍的作戰中創造了形式多樣的殲敵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交通破襲戰和水上運動戰等一系列的戰術，充實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與敵人的頑強斗爭中，敵后軍民不怕犧牲，涌現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像冀中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對敵作戰英勇頑強，日軍就把馬母當作人質，要馬母逼迫馬本齋投降，但馬母堅貞不屈，最后絕食而死。還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們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跡。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八路軍總部遭到日寇合圍的情況下指揮部隊突圍，在率領最后一批人員突圍時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7歲，他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方面犧牲的最高將領。

在敵后軍民的犧牲堅持下，隨著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斷勝利，到1943年解放區戰場形勢好轉，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1944年根據地軍民還展開了局部的對日反攻作戰。到1945年初，解放區軍民熱烈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敵寇、發展我軍、縮小淪陷區、擴大解放區”的號召，向一切被敵人占領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發動了全面的進攻作戰，這時人民軍隊由高度分散轉向集中，由分散的游擊兵團上升為正規兵團。到1945年4月，八路軍、新四軍以及華南抗日中隊已經發展到91萬人，民兵200萬人左右，創建了19塊大的解放區，解放區的面積已經達到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50萬。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解放區地處當時全國重要的戰略區，當時全國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濟南、徐州、上海、杭州、鄭州、武漢、廣州等均處于人民軍隊的包圍之中，全國重要港口也大多數處于人民軍隊的活動范圍之內。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成為對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強大基地。而這時國民黨政府在哪里呢？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他回憶中是這樣寫的，他說抗戰后期，國民黨的權力、蔣介石的權力僅限于西南一隅，長江以北連國民黨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區戰場節節勝利的時候，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上這時卻遭到了可恥的潰敗。1944年4月到12月，日軍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也叫“一號”作戰），我們稱之為豫湘桂戰役，在8個多月作戰中，國民黨喪失兵力五六十萬人，并丟失了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貴州省的一部，6千萬人民淪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日軍一直進攻到貴州的獨山，逼近山城重慶，這震驚了山城的國民黨黨政軍要人。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所擔負的正面戰場作戰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八年作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這樣的：1938年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難想象，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敵后發動全民抗戰，日本侵略者就會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線作戰，并可充分利用占領區的資源來維持這種戰爭的路線，實現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企圖，果真那樣，抗日戰爭的局面將是另一番情景。對此，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抗戰勝利前夕就明確指出：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的與敵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這種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時期堅持下來，那么日軍必然繼續會長期向西南、西北進攻，而國民黨的政治機構及其軍隊則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會有什么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朱德還明確指出，他說任何人如果輕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解放區英勇戰斗的9千萬人民，對于中國解放事業和對日大反攻的偉大重要性，必將犯很大錯誤，那是一定的。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在八年作戰中逐漸成為對日作戰的主要力量，成為中國堅持持久戰的臺柱子，爭取勝利的主力軍，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第二個方面的表現。

第三個方面的表現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興旺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來看，我們的責任更大。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確以民族責任為己任，不斷發展壯大，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真正成為毛澤東所說的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團結統一的模范，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范，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不斷發展壯大，走向成熟，逐漸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說在抗日戰爭中，民心的砝碼不斷加在共產黨一面，勝利的天平已經開始向共產黨方面傾斜，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國共兩黨勝負大局已定。

延安整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盧 毅

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全黨范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顧延安整風，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今天加深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延安整風的歷史背景

（一）延安整風的主要起因

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是有著深刻歷史背景的，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歷程有關

第一，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延安整風之前，我們黨曾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盡管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但由于環境和條件的限制，當時只是解決了最為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并未做出正確的結論。此后，毛澤東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曾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左”傾政治路線。但是由于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沒有獲得完全成功。這讓毛澤東逐漸認識到，必須在全黨范圍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第二，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我們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從后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于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圣旨，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糾正這種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開展整風，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

第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制定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計劃，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后方去，但這個計劃最終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讓毛澤東的警惕性進一步增強。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從實質上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氛圍。

總之，在延安整風前，我們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我們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二）延安整風的歷史條件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局勢相對平穩，特別是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形勢比較穩定，這就為我們黨集中時間進行整風提供了客觀條件。與此同時，黨內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和挫折之后，逐漸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領導骨干。尤其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規律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從而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正式形成。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還經受了各種復雜斗爭實踐的檢驗，日益顯現出其高瞻遠矚的正確性，逐步贏得了同志們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鞏固，并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這些都為延安整風提供了條件。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返中央領導層，但當時他的領袖地位并不穩固。尤其是王明回國后，更是不斷向他和中央發出挑戰。1938年9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取得了與王明斗爭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時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圍繞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首先嚴厲批評了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他的這一重要講話，使與會同志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均對自己曾經犯的錯誤做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至此，毛澤東獲得了與王明斗爭的最終勝利，為開展整風運動提供了條件。

《黨史知識大講堂》第六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羅平漢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在全國范圍的建立。1952年秋，黨的領導人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和黨預定的社會主義目標，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年秋，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

一、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當時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其序言中規定：“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在其總綱中，又作了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對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作了明確的表述。《共同綱領》中并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樣的文字，但它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實際上用另外一種方式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初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別是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隨后組建的政務院及其所屬機關的負責人中，政務院副總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兩人，即郭沫若和黃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過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鈞儒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這種格局，一直維持到1954年一屆人大的召開。

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共同綱領》作了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新民主民主主義社會經濟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多種經濟成份共存在。以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為例，各種所有制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占19.1%，合作社經濟占1.5%，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占0.7%，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占6.9%，個體經濟占71.8%。

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國營經濟數量雖不占優勢，但它處于領導地位并顯日益壯大之勢。對于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從1949年至1952年，國營經濟發展迅速。1949年國營工業的總產值為36.8億元，1952年達到了142.6億元，增長了387.5%。國營商業機構1950年的批發和零售額分別占全國的23.2%和8.3%，1952年則上升到60.5%和19.1%。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重要經濟成份，1949年至1952年其總量也是顯增長的趨勢，但由于國營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國民經濟的比重則顯下降之勢。在1951年之前，私營工業在全部工業總產值中超過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老解放區此前已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之后，農村經濟體制仍基本上是個體農民所有制。這不單體現在生產方式上是農民以家庭為生產單位，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對于土地具有所有權，以及附隨所有權而產生的土地處置權。《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規定：“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亦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的權利。”即就是說，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里，農民依法具有土地所有權以及土地的處置權，土地的買賣是合法的。

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化，《共同綱領》規定得比較簡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文化體制上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多種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文化產業格局。據1950年3月底的統計，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濟南、武漢、廣州、長沙、西安、重慶等11個大城市，出版及販賣書店共計1057家。其中自行出版書刊者269家，計公營19家（包含新華書店總分店6家），公私合營6家，私營244家。專營販賣的書店788家，計公營16家，公私合營7家，私營765家。1950年1月至12月，全國共被版圖書7049種，其中私營3681種，占52.3%。全年共有定期刊物295種，其中私營113種，占38.3%。又據1950年3月的統計，全國共有私營報紙58家，私營廣播電臺34座。建國之初，國營的電影制片廠只有東北、北京、上海三家，而私營電影公司則有十幾家，其中有一定制片能力的主要有昆侖、文華、大同、國泰等影業公司。

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年，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是老老實實、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綱領》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由于認真執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政策，中國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提高了生活水平。這三年，是中國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三年，是中國人民意氣風發的三年，也是中國社會面貌得到徹底改觀的三年。

（主講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張旭東）

今天我給大家講一講建立新中國的構想及實踐這個專題。首先我們要明確為什么要講這個專題，以及大家為什么要學這個專題，我想無疑有兩個背景。首先，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這之前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我們作為共產黨的繼承者，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創立新中國的繼承者，對于國家怎么建立的，怎么從歷史中抉擇的，歷史的由來、歷史的脈絡要弄清楚，這是第一個背景。第二個背景，有一些現實的原因，我們知道近幾年在國際上和國內有一股思潮，叫什么思潮呢？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是否定現行中國制度的一種思潮。比如說它主張中國走多黨制、三權分立制、議會制。我們為了駁斥這種思潮，我們應該有一些理論準備，在2009年建國60周年之際，中宣部理論局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叫《六個為什么》。《六個為什么》實際上就是為駁斥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以及為了建國60周年而編寫的。今天我們主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一講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怎么形成和確立的？一個核心的點就是這個國家是怎么形成和確立的。主要講四個問題，第一是國體，人民民主專政是怎樣形成和確立的。第二是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是怎樣形成和確立的。第三個問題是政黨制度。我們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為什么沒有選擇多黨制？沒有選擇一黨制？而選擇了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這個我要講一講。第四個問題是國家結構問題。我們都知道國家結構有單一制和聯邦制，中國是單一制，大陸主體是單一制。為什么沒有選擇聯邦制，而以選擇民主區域自治為補充形式的單一制，這四個問題。另外，講一講導言。首先第一個問題，導言，建立新中國的背景。

我們知道革命的直接問題是什么？革命的直接問題就是奪取政權，任何一個政黨都不例外。共產黨從1921年7月成立就開始探索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不同的時期，我們有不同的建國口號。我簡單捋一捋，比如1922年提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建國口號，并且在這個口號下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但是后來由于我們黨的領導人的右傾錯誤以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民主共和國沒有建成。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提出了蘇埃工農共和國，蘇埃工農共和國在1927年就提出來了，這個從名稱上來看，它就是學習蘇聯的，蘇維埃。實際上現在從后來來分析，它實際上有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把民主資產階級排除在外面的，就是工農蘇維埃，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在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下，它越來越不適應當時的形勢，我們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九一八事變為標志，在這種背景下，共產黨要提出一個什么樣的建國口號呢？如果還是以工農蘇維埃共和國,那么民主資產階級，甚至一些具有愛國熱情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也不會接納你這個建國口號，所以共產黨認識是很聰明的，我們需要從策略上、口號上實現轉變，在1935年我們提出來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應該比工農蘇維埃共和國要進步，因為提了人民的范疇，人民比工農的范疇要廣，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階級和階層。但是這個口號從字面上來看，它有它的局限性，因為它還是蘇維埃。所以很快共產黨就發覺它的缺陷。到了1936年提出來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比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有進步，但也有缺陷，緊接著我們提出民主共和國，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從1840年以來，中國缺少的就是民主，一直到現在，我們講政治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的核心還是民主，所以民主共和國受到各階級、各階層的擁護和歡迎，這是1936年12月份提出來的。民主共和國應該說在當時背景下提出來有它的積極性，但是民主共和國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時候也遇到了一些問題，首先是蔣介石不承認。蔣介石也提民主，孫中山也提民主，這個民主到底是什么樣的民主，和蔣介石的民主有什么區別。另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時候，蔣介石發動了一系列反共溶共限共的事件，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建國口號來真實的表達共產黨的建國意愿，所以在1940年1月份，以《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為標志，我們提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應該說比民主共和國有進步，我們切忌不要從字面上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比民主共和國就多一個字“新”，其實內涵上有很大的區別，是一種新質的表現，包括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政治，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一種文化，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提出來以后，應該說受到國內各階級、階層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當時也比較歡欣雀躍，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論述到：“新民主主義的桅頂已經冒出地皮線，新中國是我們的，我們拍掌歡迎它吧！”毛澤東很少寫出這一類抒情的文章，但是在新民主主義論和對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期待，他是富有熱情的，飽有熱情期待著。所以，到了1945年前后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即將要戰敗和投降的時候，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指導下，我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政權目標，就是建立聯合政府。聯合政府最早是由林伯渠代表中共在重慶國民黨三屆三次參政會上提出來的，廢除國民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時我們應該說對民主聯合政府的設想，在當時背景下，我們是以蔣介石為核心的領導的一個民主共和國，所以毛澤東也預料，哪怕蔣介石給我們幾個官位去做，我們也去做。我們加入民主聯合政府，不是去給蔣介石砍頭，而是去給蔣介石洗臉。同志們想一想，我們當時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目標呢？實際上更多是從力量上對比。我們的力量比蔣介石的力量要薄弱。另外，考慮當時國內背景，因為飽受戰爭影響的中國國內各階層、階級迫切希望民主和和平，所以我們提出民主聯合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為了實現民主聯合政府這樣一個建國的目標，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1945年8月28日，乘坐美齡號專機到了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但是我們知道蔣介石為什么叫毛澤東來，實際上他做了兩手準備，一手如果毛澤東不來，不要民主、不要和平的的借口就壓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我提一些苛刻的條件，迫使共產黨交出政權、交出軍隊。蔣介石后來在日記中回憶說到，這兩種手段，任何一種方法都可以徹底解決共產黨的問題，當時蔣介石是充滿自信的。哪知道毛澤東一來，也是不好對付。焦點主要是在政權，在軍隊問題上。當時我們共產黨有48個師，我們最低底線是24個師，蔣介石最多給12個師，包括政權問題等一系列問題沒有談妥，當然有一些成果，最核心的問題是政權，軍隊的問題沒有解決。蔣介石當時在重慶談判期間就做好了內戰的準備，他揚言三個月要消滅共產黨，說共產黨有什么，我們有飛機、坦克、大炮，共產黨有什么，三個月徹底消滅共產黨。毛澤東去重慶之前，跟劉少奇談了一天一夜，在窯洞里面，他也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著坐班房。如果坐班房，正好在班房里寫一點東西，毛澤東當時做了充分的準備，表現他英勇的、大無畏的氣概。針對蔣介石的挑釁，毛澤東在重慶的不同場合，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會見中外記者，表達中國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的真實意圖，所以有的記者問毛澤東，說共產黨是不是要吃獨食呢？吃獨家飯呢？毛澤東說絕對不會，共產黨絕對不會吃獨食、吃獨家飯。但是，如果蔣介石不給我們飯吃，我們餓了一天還可以，餓了三天我們就要造反，所以這里面話里也有話。所以，我們是真實的想加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里。如果蔣介石不給我們飯吃，我們也會另起爐灶的。所以，針對蔣介石揚言三個月，氣勢洶洶的內戰的陰謀，毛澤東在記者會上就說到了，蔣介石氣勢洶洶，軍隊力量很大，但是他人心不順，經濟上有困難，最終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所以這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這種氣概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毛澤東在記者會上做了一個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說蔣介石的蔣是怎么寫的呢？是一個“將”，再加一個草字頭，是草頭將軍。我的毛，毛字是什么呢？是反手，言外之意，我擒草頭將軍易如反掌。這里面話里面也有話。當然，我們知道最終的重慶談判協議被撕破了，1946年6月，蔣介石最終挑起了內戰。針對蔣介石內戰的挑動，我們也做好了準備。在前一階段，一直在1947年10月之前，我們都是想通過內戰的勝利，迫使蔣介石讓步，還是想加入到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里去。但是后來我們知道46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了偽國民大會，以及47年年初進攻延安，占領了延安，這兩招一做，共產黨徹底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所以在1946年9月份的時候，當時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指示，第一次提出什么口號呢？以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來解決中國國內的問題。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戰爭。以前還叫什么戰爭呢？還叫自衛，迫使蔣介石讓步，還是對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抱有希望，現在不是的。現在是人民解放戰爭，所以我們人民解放軍就是這樣來的。到了1947年10月10日，我們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這篇《宣言》里面，第一次向國內外表達了共產黨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愿望，是第一次表達出來，打倒蔣介石。以前是擁護蔣委員長，現在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10月10日，雙十宣言，對全世界進行公布，10月10日是什么日子，10月10日是國民黨的國慶節，選擇這一天發表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應該說是別有一番韻味的。但是，雖然口號提出來了，國家到底怎么建，新中國到底怎么建？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迫切需要共產黨深思熟慮的考慮。《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七講：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談的話題是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個題目要談的是從1956年到1976年這20年的歷史，講的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過程。這一段的探索應該說很曲折，幾十年之后，我們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是有意義的，能夠使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能夠在這個基礎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由來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從1956年開始的，探索的任務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這篇講話中提出來的。他這樣講，最近蘇聯暴露了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問題，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很清楚，毛澤東想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走一條自己的路。那么，為什么這個任務這時候才提出？新中國成立到這時候已經快七年時間了，為什么這中間沒有提出？當然，這是有原因的。我認為，這個時候提出探索任務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打破了過去對蘇聯模式的迷信。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搞的社會主義跟馬克思的設想是一致的，實踐過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共產黨人都對蘇聯模式有著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跟它不一樣就是離經叛道。這個迷信對于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毛澤東都造成了壓力。毛澤東后來講過，建國初，我們是照抄照搬蘇聯的，懵懵懂懂不滿意，但是沒辦法。沒辦法，就是這個迷信的壓力。

但是，這個迷信讓蘇共二十大打破了，讓赫魯曉夫所謂的“秘密報告”打破了。所謂“秘密報告”，其實題目叫《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為什么說是“秘密報告”呢？因為事先沒有正式列入蘇共二十大的議程，蘇共二十大2月25日結束，24日晚上臨時通知開全體會議，赫魯曉夫作了一個報告。作這個報告的時候，各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團長只讓波蘭、匈牙利的兩位團長去聽，我們的團長是朱德，副團長是鄧小平，都沒讓聽。所以被稱為秘密報告。當然，這個秘密維持很短時間，美國中央情報局搞到報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紐約時報上登了出來。

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揭露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蘇共中央把他的錯誤講出來，講得很充分，講得淋漓盡致，甚至講得讓人觸目驚心。比如在民族問題的錯誤，強迫包括車臣印古什人在內的一些少數民族從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規模地長距離地遷徙；比如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動不動就抓人，甚至動不動就殺人。斯大林晚年連蘇共中央領導層的成員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這個報告出來之后，舉世震驚。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這個報告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所以報告引發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但是，這個報告對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主要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那就是促使他們警醒，促使他們反思之前從蘇聯學過來的這一套東西。還有一點，就是蘇聯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當報告內容傳到中國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歡欣鼓舞，說了這樣的話，這是一場解放戰爭，揭開了蓋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講話、敢于思考了。蘇共二十大召開兩個月之后，毛澤東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這兩者之間絕對有內在的聯系。

探索之初，我們取得了多方面的積極成果，特別是反映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決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八大認為我們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斗爭了，而是人們對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盡快把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在這里雖然沒有工作重點轉移這個說法，但思想是明確的。還比如八大強調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還有八大提出在經濟建設方面，要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還有在文化方面，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所以，我們現在認為，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八大前后，一些領導人個人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思想和觀點。所以，我們認為探索的開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們就發生了一些失誤。先是1957年發生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

這段的探索肯定是沒有成功，但是，沒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積極意義。所以，綜合來說，這一段探索雖然我們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艱難，犯過錯誤，付出過代價，但是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國家的歷史上、民族的歷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段落，這中間有成就，有教訓。但是，我想無論是成就還是教訓，對后來我們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重要的影響。我們應該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來看待這段歷史，這才不會發生苛求于前人的問題，才不會發生割斷歷史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偉大歷史轉折

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后，大家又對小平同志在內提出的一些東西進行了討論。15日會議結束后3天，也就是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5天，因為前面有36天的充分準備。應該說這次會議開得很順利，前兩天主要是學習和傳達36天工作會議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領導人的一些講話。后三天主要是討論分組討論這些講話，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得出會議的結論。這個會議最重大的貢獻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也可以說就是實現了四個撥亂反正。

第一個撥亂反正是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會議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充分恢復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思想路線上實現了撥亂反正。

第二個大的貢獻就是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樣一個長期堅持的口號。做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這樣一個重大決策。實際上是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

第三是在事實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在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第四是會議審查了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包括一些領導人的功過問題，由此開始了在重大歷史是非上的撥亂反正。

所以三中全會的貢獻如果概括起來說，我認為主要就是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重大歷史是非上實現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偉大覺醒，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開辟建設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決心。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思想的解放、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興、文藝的繁榮、科學的春天。” 黨和國家繼續充滿希望、充滿活力地踏上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

第三篇：《黨史知識大講堂》 黨史講稿

《黨史知識大講堂》 第一講：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 祝彥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巨大的事變。今天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講一講建黨的有關內容。

第一，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會在20世紀初誕生于中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歷史背景。第一，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不成功，呼喚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近代以來，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狀態，在這樣一種積貧積弱的民族危難情況下，許多的仁人志士進行了奮勇的斗爭。流血的革命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國起義，還有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另外還有改良運動的推動，比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君主立憲。但是無論是流血的革命還是不流血的改良運動最后終歸于失敗，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沒有一個先進的用科學理論武裝的政黨的領導。

第二，近代以來中國工人階級不斷的發展壯大，到1919年前夕，中國的工人階級隊伍已經達到200萬左右，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雄厚的階級基礎。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掀起傳播了馬克思主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新文化運動于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開始，這場運動的掀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對封建專制思想、封建文化進行了極大的沖擊，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從而為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打開了閘門。

第四，20世紀的國際環境為我們黨的創立提供了外部條件。在20世紀初的世界史上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充分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矛盾和各種腐朽的現象，使得原來許多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向往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失望，從而開始思考，接受走別的道路的問題。最后選擇了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應該仿照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二是20世紀初，在世界歷史上還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俄國的國情和中國十分相似，俄國的工人、農民能夠掙脫國內反動統治的壓迫，取得革命的勝利，這就為中國人民樹立了一個榜樣，也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成為當時很多追求進步的中國人的一個目標、一個方向。

以上四個方面，為黨的創立提供了四個條件，或者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四個大歷史背景。

第二，我們講一講五四運動與黨的建立。

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那么五四運動與黨的創立有什么關系呢？我認為：

第一，五四運動為黨的創立直接準備了大批的干部隊伍。可以說，投身于“五四”運動的骨干分子后來都成為我們黨創建之初的領導干部和主要成員。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李達、鄧中夏等等這些人，都是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后來成為我們黨創建的主要成員。

第二，五四運動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五四運動中，無論是陳獨秀還是李大釗，都在雜志上、媒體上撰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學說。大家熟悉的比較有名的李大釗同志署名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兩篇文章就是在當時發表的，影響很大。同時，在馬克思主義宣傳過程中，通過與中國是否適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否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以及同無政府主義等問題的論戰，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從而他的影響在知識界、理論界、思想界，尤其是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第三，五四運動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農的相結合，因為在五四運動中，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講課，到農村去、到工農群眾中去，通過向工農群眾補習文化、宣講知識的方式，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工農群眾中得到宣傳，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工農運動的相結合，這是我們講的第二個問題，五四運動同黨的創立的關系

第三個內容，講一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釗專門將從監獄里面釋放出來，但仍然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監視的陳獨秀護送到天津，然后轉往上海。在護送的路上，李大釗和陳獨秀商定要建立中國共產黨。所以我們大家熟悉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就來自這樣的歷史背景。陳獨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間就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那么在考慮成立組織的名稱問題上，陳獨秀特意跟李大釗寫信商量，李大釗明確表示，我們黨的組織就叫共產黨。于是，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的直接領導下，上海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間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的雜志編輯部成立了，當時黨的組織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誕生的第一個共產黨的組織，當時發起人一共有8個。其中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和李達，大家推舉陳獨秀為書記，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后，實際上就開始了全國黨的各地組織的成立指導工作。他們通過寫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導等等方式來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產生。因此，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實際上起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的這樣一個作用。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織及擔任書記的陳獨秀在指導全國共產黨組織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為這樣，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議上特別講到，陳獨秀創造了黨，有功勞。那么，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各地開始建立共產黨的 2 地方組織。北京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學就成立了馬克思學術研究會，以這個研究會為基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同志的辦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名稱為共產黨小組。到1920年底，北京的黨組織召開會議，名稱正式確定為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武漢黨的早期組織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劉伯垂組織召開會議，名字是共產黨武漢支部，當時參加的成員有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等人，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產生，由于當時湖南軍閥的殘暴統治，長沙黨的組織活動十分隱蔽，直到1921年7月，黨在長沙的成員也只有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少數幾個同志。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于1921年春開始成立的，命名為廣州共產黨。先是由陳獨秀，后是由譚平山任書記，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1年春成立，成員有王盡美、鄧恩銘同志在內，這樣包括上海在內，全國共有六個城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并且開展工作，成員也逐漸地增加起來。根據1921年的一份檔案文獻記載，當時黨的組織全部加起來的黨員分子有53個成員，張國燾回憶是59個人，稱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約350人，其中上海黨員9人，北京黨員15人，武漢黨員8人，湖南黨員約10人，廣東黨員約7人，山東黨員8人，旅日黨員8人。我們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黨的早期組織沒有統一的名稱，比如有的地方叫共產黨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產黨支部。也有叫共產黨小組的，還有直接就稱共產黨的，這是第三個內容。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情況。

第四個內容，黨的“一大”的召開。

在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之后，這為成立全國性的黨組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組織基礎。同時，不斷高漲的革命運動迫切的要求需要成立一個統一的黨組織來領導。于是，在這樣一種客觀條件具備、主觀要求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應運而來。1921年6月份，共產國際派了代表馬林，還有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科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在了解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立情況后，他們主張應該盡快的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成立正式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于是，當時在上海組織工作的李漢俊、李達就和在廣州的陳獨秀以及在北京的李大釗聯系商量，在得到他們兩位同意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共識后，就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是，由上海的發起組織向全國其他城市的共產黨組織寫信，聯絡通知他們派人來、派代表到上海來開會，每個地方派兩名。那么，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當時白色恐怖的統治，再加上交通條件的不方便，以及各地黨組織在初創時期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和組織手續等等情況，各地黨組織推出代表的方式不一樣。另外，到達上海來開會的時間也前前后后不一致，有的早來，有的晚到。但是，在1921年7月23日前，各地的代表基本陸續到達。各地的代表情況是，北京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的代 3 表李漢俊、李達；廣州的代表陳公博、包惠僧；另外旅日共產黨組織的代表有周佛海，我們大家可以算一下，13個代表的平均年齡是27.98，也就是約28歲，這個年齡正是一個人風華正茂的干事業的年齡，因此，某種意義上，這個年齡反映了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希望，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的一種方向。大家會注意到，上面的上述代表中沒有李大釗，也沒有陳獨秀，那么，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他們都沒有出席一大。什么原因？在1920年12月份，陳獨秀在領導成立上海早期組織后就到廣州去了，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在那里為籌辦一所大學而奔波。李大釗當時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教授，另外他還兼任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代表聯席會議的主席。無論李大釗同志還是陳獨秀，當時都脫不開身，由于這樣一種客觀原因，他們兩位都沒有出席黨的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各地代表陸續到達后，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開幕，會場設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也就是現在的興業路76號，李漢俊的兄長李書城的住宅內，各地代表13人出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的代表尼科爾斯基出席了會議。會上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致辭，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表示祝賀，介紹了有關共產國際的情況，并建議把會議的進程及時報告共產國際書記處。之后，代表們討論大會的任務和各項議程。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團組織的建立情況，7月25日、26日兩天休會，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三人起草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后的工作計劃，其他的代表休會。7月27日、28日、29日這三天連續舉行會議，主要是討論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黨的綱領和決議，大家發言進行討論。那么，7月30日晚上會議繼續進行。但是，在會議召開期間，突然一個陌生的中年人闖進了會場，這個人環視了會場一周之后又匆匆離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比較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憑感覺他認為剛才這個冒然進入會場的人可能是偵探、特務，于是他建議會議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轉移。果然在代表們分散后，大概10分鐘左右，巡捕房的特務就把會場包圍，并且對會場進行了搜查，但是代表們轉移及時，巡捕們雖然搜查折騰了一番，但一無所獲。那么，在原定的地方會址不能開會了，怎么辦？在大家討論在新的會議地點時，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南湖去開會，因為嘉興離上海近，交通比較便利。于是，代表們就陸續轉移到嘉興。在浙江南湖的一艘紅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當時，為了不引起懷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較豪華的游船。另外，還在游船上擺了一些比如麻將等等娛樂工具，表明大家是來南湖游玩的。于是，會議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結束了。黨的一大通過了黨的綱領，把黨的名稱正式確定為中國共產黨，會議最后還產生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基于當時全黨黨員的數量不多，而且各地黨組織也不夠健全，會議決定暫時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而只成立中央局，來負責領導黨的工作。經大會代表討論，最后選舉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個人組成中共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基本情況，也就是黨的一大。

第五，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與別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共產黨，包括日本共產黨等其他國家共產黨的誕生創立，有什么自己的特點呢？我們歸納一下，有這樣幾點：第一，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進程比較快。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1年7月份，中國共產黨就完成了醞釀、籌備到正式建立的過程，應該說時間比較短。第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以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為榜樣，也就是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第三，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后，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黨內紀律和組織原則。第四，我們黨從一開始成立就力求保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以上四個特點或者說我們黨創立方面的優點表現。

另外，我們也總結一下，我們黨的創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弱點，大概有這么幾點： 第一，時間短，沒有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

第二，理論準備得不足。很多同志是先入黨，再接受理論的教育；先投入實際的革命斗爭活動，再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養。

第三，中國共產黨從創立開始，很大程度上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這個影響有好的一面，同時也有不足的一面。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特點。

第六個內容，也就是最后一個內容，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指出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個大的事變。自從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后，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具體來講，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中國革命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過去一切舊的革命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因此，黨的創立就使得進行斗爭的中國人民有了可以信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中國革命有了自己科學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武裝成立的。中國革命最后的勝利，正是因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走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而取得了勝利。第三，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使得中國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經過艱苦探索，經過曲折失敗，中國革命終于在黨的領導下，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這條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上三點，可以說明，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煥然一新。

第二講：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辟

主講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劉寶東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條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關于這條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見日本外賓時曾作過非常經典的概括。他說“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且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他又說“中國共產黨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 5 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這兩個概括？他講的是一條道路，還是兩條道路呢？其實，小平同志這兩個概括講的都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不過一個講的是廣義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總戰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實現總戰略的方法(三大法寶)和途徑(農村包圍城市)；第二個講的是狹義的革命道路，即專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今天我與大家探討的是后者，專門談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開辟出來的。我今天講三個問題：一是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二是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歷程；三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內容及意義。

一、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從大的方面講就是大革命的失敗。下面我就簡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時期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

1962年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時對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作了總結，他說：“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個階段才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見，黨在成立之初，對革命形勢判斷的并不十分精準、對革命規律的認識也并不十分清晰，而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經驗來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進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黨也自然地將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但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失敗為標志，第一次工運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產國際的促動下，黨的三大決定與國民黨合作。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黨際合作實現后，黨主要干什么呢？事實上，黨將主要的精力投向了開展民眾運動。在城市中領導了廣州沙面工人罷工、五卅運動等一系列規模浩大的工人運動，將大革命推向了高潮。關于農民問題，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國民黨也是比較重視，但是有個問題，國民黨雖在政策上比較重視，但卻是只有政策而無行動，因為沒有人愿意深入基層。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隨后他積極參與了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他看到了國民黨浮于上層、少于深入基層的現實，1924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討論了十項提案，其中四項是毛澤東提出的，他在議案中提出了加強黨員作用、重視基層群眾工作等建議，如他說：“地方黨務方在開始，中央及執行部事務必不甚多”，“宜以全力發展下級黨部，不宜將黨里人才盡聚在最高黨部”，可惜毛澤東的建議不是“留案備核”，就是束之高閣。

其實對于國民黨不能深入基層的原因，孫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釋的很清楚，如他說：“迄今為止我和國民黨還沒有與農民進行接觸。在國民運動中出現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擁護者們的社會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資產階級出身，我的大部分擁護者屬于大學生階層、城市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商界。由此，我們沒有合適的人去深入農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國民黨缺乏吃苦耐勞、深入基層、扎實工作的農運人才。毛澤東曾說：“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就來找我們共產黨，而國民黨的弱項正是我們共產黨的強項，如早期農民運動重要領袖阮嘯仙所說：“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這導致了什么后果呢？據中共廣東區委1926年6月的統計：“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的特派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們同志。”

這樣大革命時期黨雖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澤東、彭湃等人不畏艱險、深入鄉村、開展農運，為日后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積累了經驗。1925至1927年間，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就是這一時期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總結。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開篇就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還號召要立刻下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到鄉村中去。這些認識為他日后創造性地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礎。不過客觀的講，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農民運動的了解還是“異常膚淺的”。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與參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講到：當時“我們許多同志從平面看農村，不是立體地看農村，??在這個時期，我研究過農村，辦過幾期農民運動講習所，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但是看得不深入。”對于如何發動農民、如何深入農村、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仍然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由于國民黨人大多不愿意從事吃苦的下層民眾運動，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黨員承擔。由此一來，國共兩黨的合作形態，就逐漸呈現了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不僅如此，黨在推動國民黨改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預備會上講：“當時各省的國民黨，都是我們幫助組織的。那個時候，我們不動手也不行，因為國民黨不懂得組織國民黨，致力于國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開代表大會。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后，一九二四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由我們幫它辦好。”這個忙幫的可不小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嶄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務實的作風等區別于其它舊式政黨的先進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7 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這個變化可非同小可，它標志著國共合作初期共產黨員單向加入國民黨的黨際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變成了雙向互動。這種黨際合作形態的變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對國共合作的方式產生了疑慮。國民黨一方面對自身組織的松懈而憂慮，另一方面又因為共產黨組織的嚴密而感到恐懼，這種憂慮和恐懼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張和行動，而這種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強烈地表現出來了，通過這個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變化。比如1926年3月蔣介石的兩條日記就很能說明當時他對共產黨的態度。3月10日，他在日記寫到：“近來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是什么原因使他這么難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獄中經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記中給出了答案：“共產黨自以為陰謀之毒，不知其狡計皆為人利用。鮑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來是共產黨的陰謀毒計，背后還有個共產國際，此時蔣介石痛恨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已經達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們中共黨內對國民黨、尤其是對蔣介石的動向就一點警覺都沒有嗎？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蔣介石記這個日記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澤東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上，為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個演講，談了應該從巴黎公社失敗中吸取兩大教訓：一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指揮”，二是“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演講中，毛澤東還說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

非常不幸，毛澤東的判斷是非常有預見性的。兩天之后，即3月20日，蔣介石就發動了“中山艦事件”，兩個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翻過年來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給了我們黨一個致命打擊，中國革命經歷了勝利的大喜，轉而又遭受了失敗的大悲。

可以說，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一個關注上層，一個關注下層；一個重視軍事，一個重視民眾，一個注重槍桿，一個注重筆桿；一個擅長武斗，一個擅長文斗。當兩黨互相合作時，無疑是一對優勢互補的搭檔。當合作破裂時，共產黨就吃大虧了。就像毛澤東在七大的一次講話中說的：我們“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子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在共產黨員由六萬銳減到一萬人的情況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風中，中國共產黨在絕境中奮起，開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艱難歷程。

二、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艱難歷程

毛澤東在后來談起開辟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時候，屢次都說那可是“逼上梁 8 山”。如果說用逼迫的“逼”字來形容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話，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來概括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艱難歷程。大革命悲慘失敗之后，黨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是：還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這個關鍵時刻，黨做出了正確抉擇，結束了陳獨秀右傾中央的工作，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開始了從進攻城市向農村進軍的艱難轉變。

（一）從進攻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艱難轉變

為了總結失敗教訓，確定新時期的路線和政策，1927年8月7日，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是在漢口租界內蘇聯援華農業顧問洛卓莫夫的住處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一天，但實際上用了一周時間，也就是用三天時間將會議代表偷偷領進來，會后又用三天時間將與會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見當時白色恐怖之嚴重、革命形勢之危急。與會同志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作了認真總結，會上除了主持人李維漢和中央主要領導人瞿秋白之外，毛澤東發言的次數最多，時間最長，反思的也最為深刻。他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領導權問題；二是農民問題；三是軍事問題。關于領導權問題，他有個很形象的說法：他將國共兩黨的合作比喻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們雖然“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扭扭捏捏、勉勉強強地搬進了房子里，“但始終沒有當房子主人的決心”，即忽視了爭取革命領導權。關于農民問題，他批評了忽視農民運動的偏向。關于軍事問題，他談的最深刻：“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著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可見，這時候毛澤東已經提出了爭取農民支持、獨立領導革命的思想，而具體的途徑則是把民眾運動和軍事運動結合起來。這次會上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即“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在此精神指導下，黨先后組織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從起義目標來看，幾乎都是劍指大城市，秋收起義的目標是長沙，廣州起義的目的就更明確，占領廣州、建立蘇維埃。二是從結果來看，這些起義基本上都失敗了，即便奪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廣州起義占領了廣州，但僅堅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義奪取城市的目標也幾乎都沒有實現。各地武裝起義實踐證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義部隊開始轉入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開始從攻打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偉大轉折。

毛澤東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那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而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到鄉村這個彎，毛澤東轉的最快，也轉 9 的最好。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認為攻占長沙已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果斷決定退兵文家市，當時隊伍駐扎在里仁學堂，經過激烈的討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得到認可，放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原定計劃，“議決退往湘南”，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

文家退兵，議決退往湘南，其實并沒有明確目標。文家會議后，起義軍沿湘贛邊界南下，經蓮花縣時，被派去聯絡江西省委的聯絡員宋任窮回到軍中，他帶回來江西省委的信中談到“寧岡縣有我們的武裝，有幾十只槍。”毛澤東又經過一番實地調查，了解到井岡山地區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落腳點。但是，要想上井岡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窮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時也參加過革命，袁文才還是中共黨員。袁文才有點文化，王佐會些武功，一個駐在山下的茅坪，一個駐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勢，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很有群眾基礎。經過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澤東才將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

各地起義軍撤到農村后，面臨的當務之急是在農村怎么生存，怎么發展。各地情況雖不盡相同，但都面臨三個共性問題：一是怎樣戰勝敵人的圍剿；二是如何爭取農民的支持；三是怎樣建設鞏固的根據地。這三個問題是互相聯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例，談談工農武裝割據是如何開展的。

起義軍上山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部隊給養問題，即吃飯問題。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開始1000多人還好辦，等到1928年4月朱毛會師后，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近萬人隊伍需要人吃馬喂，而井岡山東西南北方圓“共計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吃飯太難”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

那用什么辦法解決呢？最初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打土豪，因為打土豪既可以掃除革命的障礙，又可以鼓動農民起來革命。但土豪的存糧和資財也是有一個積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兩三天再來一遍。毛澤東很快認識到打土豪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而要取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當然是解決農民最關心問題，而農民最關心什么呢？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就抓住了這個核心問題，領導了邊界各縣轟轟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個很復雜的事，丈量土地、統計人口、協調分配，都需要有人牽頭，都需要組織來領導，這樣在廣大農 10 民熱烈擁護下，寧岡等縣的基層黨組織逐步恢復了起來，并且相應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分了地后農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這就需要紅軍的武裝保護，由此支前擁軍成為了農民的自覺行動，紅軍的基本生存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在領導紅軍反圍剿的過程中，毛澤東等人又總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樣就形成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循環，工農武裝割據在井岡山地區就蓬勃開展起來。

經過一年多實踐，毛澤東對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確認識，他及時作了理論總結，1928年10、11月先后寫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述，他從國情出發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完整闡述工農武裝割據的內容，提出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發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這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奠定了重要基礎。

可以說，毛澤東這時已經看到工農武裝割據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個有效途徑，如他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寫到：“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但客觀地講，這時毛澤東的認識仍然僅是戰術層面的個案思考，還沒有上升到戰略層面的統籌考慮，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條主義束縛中破繭而出

黨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許多困難，一是難在沒有經驗，二是難在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束縛。可以說，教條主義是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八七會議后實現了斗爭形式的轉變，但是黨內的“左”傾情緒卻潛滋暗長，仍然堅持通過城鄉武裝總暴動以造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對于毛澤東引兵井崗、保存實力的做法很不滿，1927年1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開除了毛澤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到了井岡山，他批評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說毛澤東是“右傾逃跑主義”、“槍桿子主義”，更為嚴重的是他還將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議錯傳為“開除黨籍”，當然，這個性質非常嚴重的錯傳很快就糾正過來了。

隨著各地工農武裝割據蓬勃發展，中央對割據農村和奪取城市的關系的認識也有了進展，提出在省一級的局部地區由割據農村，進而包圍奪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 11 朱德、毛澤東并紅四軍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廣州暴動的教訓，“在全省總暴動之先，必須要有幾個重要的中心區域的割據，而向全省的中心區域作包圍的發展，如此全省總暴動才有勝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動??一定是全省暴動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動的開始。”這個思想已經非常接近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了，但這種正確探索在六大召開后就停滯了。

中共六大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黨代會。為什么跑到莫斯科開，一是因為白色恐怖的嚴重，很難在國內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將各地的代表集中起來開個會；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因素；而蘇聯和共產國際也確實想要直接指導一下中國的革命。在六大上，共產國際批評了鄉村包圍城市的提法。毛澤東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思想，與共產國際“走州過府”式的“流動游擊”思想是相違背的，這引起了紅四軍內部分人對他的質疑。由于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全是農民成分的黨，重軍事輕政治、反對黨管一切、主張流動游擊等錯誤思想很嚴重，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紅四軍分散游擊的“二月來信”到了軍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從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據。結果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七大，解除了毛澤東前委書記的職務。

失去了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松散”，要求恢復毛澤東領導的呼聲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的“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重新出任紅四軍前委書記。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會議著重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同時從組織上建設，通過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使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無產階級化。二是如何建軍，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并規定了正確處理軍內外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這兩個關鍵問題的解決，使得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奪取政權，有了可靠的保證。

這個時候，毛澤東開始思考更大的問題，那就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這時看到不僅是他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取得了成功，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左右江根據地和東江根據地等大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也在蓬蓬勃勃地發展，這使他感覺到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已經不再是一個戰術的權益之計了，而是一個帶有戰略性的全局問題，即道路問題。這時，他收到了時任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帶有悲觀情緒的元旦賀信。古田會議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給林彪回復了一封信，借著批評林彪以闡述自己的主張，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選時應林彪的請求，刪除了對林彪個人的一些批評內容。毛澤東批評了“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反對“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主張應該采取“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強調只有堅持農 12 村根據地斗爭，“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見，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鄉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思路。這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成功開辟出來了。但是，這一思想為全黨所接受并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又經歷了一段極其坎坷的歷程。

（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澤東歷經艱難探索出來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時間里并未被黨中央認可和重視，反而遭到嚴厲批評。當時由于周恩來到蘇聯匯報工作，六大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又能力不強，所以中央工作實際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主持。他是堅定的城市中心論者，他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頭腦和心腹，單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致他的死命。”這種說法乍聽起來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們個體一樣，最怕腦子和心臟出問題，因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問題還比較好修。但將這種觀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可就不那么適合了。

李立三有堅定的城市中心觀念，加上他對當時革命形勢估計過于樂觀，我們知道這個時期爆發了席卷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國內又爆發了規模浩大的中原大戰，所以他認為革命高潮到來。1930年6月9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點名批評了主張“以農村中心”的毛澤東，他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的地方”，中國革命勢必促成“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革命的總爆發”，為此他制定了全國總暴動的方針并付諸行動，造成嚴重危害。

“立三路線”本來是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形成的，因為此前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有右的傾向，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一味堅持全國暴動的冒險做法，又有點過“左”，就是連聯共（布）中央也認為是有點過頭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電報中嚴厲地批評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可是李立三并沒有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是公開宣稱“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的形勢”，這種“不聽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強烈不滿，而紅軍進攻大城市相繼失利，終于使得中央放棄了原定的暴動計劃。周恩來和瞿秋白從蘇聯回國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這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的定性又發生了分歧，中央認為“立三路線”是“中央在策略與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問題，但不 13 是原則問題；而共產國際則上綱上線地認為這次錯誤“并不是個別的錯誤，它造成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了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其行為更是敵視布爾什維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

下級與上級爭論的結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級服從上級，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認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但對這個說法，共產國際還是不滿意，不換思想就換人，要在以后杜絕這種不聽招呼的現象發生，關鍵還是要讓能夠不折不扣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同志負責中央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秘密潛到上海，在他一手操辦下，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把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推舉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中央領導權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產國際垂青關鍵是他聽共產國際的話。

王明上臺之后，仍然頑固地堅持共產國際所主張的城市中心論，他在表面上雖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實際上他更“左”。如他在統一戰線問題上主張關門主義，如他所說：“國民黨軍閥政客這一群狗窩里，絕對找不出一條‘少通人性’的好狗。”關于革命形勢的判斷上，他在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文件中公開宣稱：“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他還把所有反對這種冒險行動的主張一概斥為保守退卻，甚至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并且他還利用組織手段把他們那一套強行推行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在危急形勢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而周恩來則要到中央蘇區，這樣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任。

博古仍然聽命于共產國際，繼續推行“左”傾教條，如他自己后來回憶說：“其實我和一些同志當年都還只是學生，只學了一些理論，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條就回國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因此過去黨的許多決議，不過是照抄照搬國際的指示而已，完全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這種完全沒有結合中國實際的結果，就是經過一番折騰，1933年初臨時中央在上海難以立足，不得不轉移到中央蘇區，直接領導中央蘇區工作，“左”傾教條的影響就更惡劣了。如毛澤東后來的說法就是，先是“欽差大臣滿天飛”，而后就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國墨水的中央領導人，根本不把靠鉆山溝、打游擊的毛澤東放在眼里，他們對毛澤東探索出來的革命新路置若罔聞。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開始，一直到1934年10月開始長征，在整整三年的時間里，毛澤東被排除在了中央蘇區紅軍領導之外，此時盡管他仍然擔任著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當時他的處境是相當艱難的。據伍修權回憶，長征前研究轉移的時候，博古、李德等 14 人甚至于還曾經想不帶毛澤東走：“最初他們連毛澤東同志也不打算帶走，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能成了另一個樣子。”

在“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下，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瞎參謀、亂指揮之下，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土地革命戰爭失敗了，黨和中國革命再次陷入絕境。實踐證明照抄馬列本本、共產國際決議，照搬俄國革命經驗行不通，而毛澤東等人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是奪取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內容及意義

經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勝利和失敗，經歷了革命的大風大浪，經歷了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他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吸取了抗日戰爭的新鮮經驗，先后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

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內容，中共中央文件從來沒有作過完整的概括和表述，其基本內容我在講稿中作了歸納，現在簡單的梳理一下。

毛澤東從中國特殊的國情出發，闡明了為什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一是闡明了中國革命走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特點：“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這種國情就決定了中國革命不能像資本主義的國家那樣，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后再進行起義和戰爭，而是以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為主要斗爭形式。由于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而且長期占據城市，所以農村是孕育革命的溫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則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

二是論證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決定的。對于這個特點，毛澤東有過生動的描述，他說：“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和幾萬萬舊制度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反動軍隊中有隸屬蔣介石的所謂中央軍和隸 15 屬各省軍閥的所謂雜牌軍這樣兩部分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通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這六個“同時存在”將舊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出來。再從地理特征來看，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革命勢力有著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是這種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有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同時也決定了革命的長期性和艱苦性。

三是進一步闡明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詳細地論述了抗日戰爭中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勝利前景。全面抗戰爆發后，共產國際和蘇聯認為中國應該以國民黨為中心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共產黨盡量遷就、服從、支持他們，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中國拖住日本，減輕蘇聯在遠東方面的軍事壓力。1937年11月王明回國后，由以前的“左”，又變成了右，他不折不扣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意圖，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甚至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實質上就是一切聽命于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錯，但放棄領導權那就會重蹈大規模失敗的覆轍。王明不僅自己宣講右的一套，而且還利用控制的《新華日報》大肆傳播他的論調，而對于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王明則予以弱化，如他以篇幅過長為由拒絕在《新華日報》上登載《論持久戰》。王明的右傾言論在黨內產生了一定影響，使得黨內一些同志對于在國共合作抗日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要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必要性產生了動搖。針對于此，毛澤東在一系列論述中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提出要堅持抗日戰爭的領導權，仍然必須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仍然要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并指出這是奪取抗戰全面勝利乃至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必由之路。

這樣，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論形態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辟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

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

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啟迪作用。

《黨史知識大講堂》第三講：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主講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李慶剛

這一講講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及其最后勝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它一舉洗雪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恥辱，是中國由衰敗走向振興的偉大轉折。在抗日戰爭時期，盡管 16 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由于當時已經有了已經覺醒或者正在覺醒的廣大人民群眾，有了經歷過兩次革命勝利和失敗的考驗、在政治上達到了成熟的中國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人民的軍隊，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權即解放區人民政權。總之，當時的中國按照毛澤東的判斷，是處于歷史上的進步時代，這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依據。雖然不能說抗日戰爭是單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處于歷史上進步時代的主要代表，卻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一講將圍繞中國共產黨如何成為抗戰中流砥柱這一主題，分三個方面來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第二個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戰的主戰場。第三個方面，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

下面先講第一個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指導方針。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為名，突然向當地中國駐軍第29軍發起進攻，第29軍奮起反抗，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由此爆發。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險。在這緊急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起來實行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制定了正確的抗日戰爭指導方針。

第一點，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并努力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盧溝橋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事實上，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共產黨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確提出共產黨和紅軍愿意同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抗日黨派和團體，共同抗日救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方針。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決的方式，迫使國民黨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條件。

在隨后舉行的國共兩黨關于和平談判的過程當中，國民黨方面的表現不是很積極，全面抗戰爆發以后，蔣介石急于調動紅軍到華北抗戰前線，所以在談判中表現出了較大的主動性。8月22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份按戰時序列改為第18集團軍）。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后來改稱正副總司令）。以葉劍英為參謀長，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115師，師長林彪；第120師，師長賀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當時紅軍改編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很多指戰員思想認識搞不通，他 17 們認為紅軍改編就相當于共產黨、紅軍向國民黨投降，過去與國民黨進行的十年血戰白打了。針對這一狀況，紅軍各部普遍向廣大指戰員開展了一次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當時，朱德、劉伯承、賀龍、羅榮桓、左權等高級將領帶頭向指戰員做思想說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師舉行的抗日誓師大會上，朱德就明確指出，紅軍改編，同志們思想不通，這個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說了，紅軍改編，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絕對不能變，就是中國紅軍必須絕對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賀龍也結合自己的經歷說，過去國民革命軍的服裝我穿過，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過，青天白日旗我也打過。從大革命失敗到現在，我和國民黨打了十年，但是現在是國難當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紅軍才實行改編。從表面上看來，我們是白的，但是我們的心卻是紅的，永遠是紅的。

經過思想教育工作，廣大指戰員思想認識上的疙瘩逐漸解開，普遍認識到大敵當前建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國有句古話，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一民族傳統在民族危機現實之下的再次復活，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提出這樣一個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自始至終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和發展。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先后掀起了兩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變”為標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當時新四軍軍部以及所屬皖南部隊一共9000多人，遭到國民黨預先埋伏的部隊的圍剿、襲擊，除2000多人突圍以外，其余大部分犧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軍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皖南事變”的爆發，使很多人認為，國共合作將破裂，內戰有擴大的危險。但是中國共產黨面對這種嚴峻的事態，還是以抗日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重，采取了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聯合、求團結的政策。在軍事上嚴防自衛，在政治上堅決反擊，在重慶，周恩來對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他親自打電話給國民黨總參謀長何應欽，說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變”的爆發，得到全國人民、中間階級、國民黨內正義人士以及國際社會輿論的普遍同情。當時宋慶齡、何香凝就致函蔣介石，反對國民黨圍剿新四軍。馮玉祥也說，新四軍抗戰有功，婦孺皆知，此次被剿滅，“政府”方面實難挽回對人們的信賴，在國際社會上，蘇、美、英等國也反對國民黨這種做法。這樣形勢的發展就完全出乎國民黨頑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是堅持抗日作戰的，這樣國民黨在全國人民面前就輸了理，而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卻在全國的地位大為提高，后來更加證明共產黨是堅持團結抗戰的柱石。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的存在及其發展，使得日本帝國主義突然發現他面對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中國，而是一個團結起來的中國，這就注定了他滅亡中國的美夢最終必將破滅。

第二點，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全面的抗戰路線即人民戰爭的路線。

抗戰爆發以后，在如何堅持抗戰問題上，國共兩黨從一開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線，形成了兩條對日截然不同的作戰指導路線和方針。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力圖使抗戰的進行不致損害他們的統治，而且想在抗戰結束以后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因而采取了片面的抗戰路線，也就是堅持國民黨***和獨裁，依靠政府和軍隊來進行抗戰。不注意給人民以抗日民主自由各方面的權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38年3月至4月，國民黨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其表現的抗日態度是積極的。但是，對于發展民眾運動增加了很多限制。

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提出了一條全面的抗戰路線。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指出其包含了極大的危險性，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毛澤東明確指出，應該使我們共產黨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必須與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作斗爭。會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十大綱領》中包括進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良政治機構、改良人民生活、維護抗日民族團結等十個方面。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

毛澤東明確提出，目前急需把共產黨與國民黨區別清楚，《十大綱領》的提出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區別。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基本口號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對日抗戰路線。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這樣的路線。1939年7月，是抗戰兩周年，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對時局的宣言，其中再次重申我們的路線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在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提出一條政治路線，也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對于這條政治路線，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指的是人民隊伍；“在我黨的領導下”，指的是指揮官、司令官；“打敗日本侵略者”，指的是敵人，“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指的是目標。他說這是一條“總路線”。他還說“我們黨歷來就是這樣的路線”。這樣的路線，實際上也就是全面抗戰的路線。

可以說，兩條路線、兩個前途。堅持和采取全面抗戰路線，必將得到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獨立自由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戰路線，就不會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領中國的前途。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符合并代表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路線。

第三點，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

抗戰爆發以后，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進行了比較堅決的抵抗，并組織了像淞滬、忻口、南京等會戰，但是由于國民黨堅持片面的抗戰路線，最后在日軍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屠殺我國軍民30多萬人，制造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事件。國民黨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國民黨的首府就遷到武漢，最后又遷至重慶。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這樣作戰狀況，就使得全國人民充滿了憂慮：戰爭將如何進行下去？中國能否取得抗戰的勝利？怎樣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抗戰爆發以前，國民黨陣營里一直就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全面抗爭爆發以后，“再戰必亡”的論調又甚囂塵上，當時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是其中的代表。當然，速勝論也有相當的市場，國民黨中一部分人妄想通過或者依靠國際援助來迅速地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特別是1938年3月至4月，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軍隊，在山東嶧縣附近的臺兒莊取得了殲敵二萬多人的大捷，臺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速勝論的觀點又抬頭。但是不久，日軍南北對進夾擊，軍事重鎮徐州陷落，這樣人們盲目樂觀的情緒又再次受挫。

這時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整整十個月，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無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覺得有必要對這10個月的經驗做一個總結性的解釋，給全國人民一個關于抗戰前途的說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這一論著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關抗日戰爭的種種問題，解答了人們的思想疑惑，在國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首先明確提出中日戰爭的歷史方位問題，他說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在這一歷史方位上，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幾個基本特點：第一，日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第二，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第三，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它的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第四，日本的侵略戰爭在國際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國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抗日戰爭要經過艱難的歷程，后三個特點決定 20 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勝利最后屬于中國。

《論持久戰》還科學的預見了抗日戰爭的進程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時期；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進攻，敵之戰略退卻時期。第二階段，也就是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轉換的樞紐，中國將在此階段獲得由弱轉強的力量，最后勝利屬于中國。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動員起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陷敵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彌補武器彈藥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戰的勝利。毛澤東的這些論斷，清晰地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得人們對于抗戰的歷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

歷史證明，在中國人民陷入對抗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的情緒之中時，當政的國民黨并沒有給全國人民一個關于抗戰前途的答案和說法。但是，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毛澤東對于抗戰前途的預測是那樣準確，使人深為佩服。對這一點，1945年4月，在我們黨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過程當中，抗日戰局經過了復雜的變化，但是不管戰局如何變化，如何復雜，其發展進程都沒有超出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關于三個階段的科學預見，也就是敵人的進攻階段、敵我相持階段、我方反攻階段。

綜上所論，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國的國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抗戰勝利指明了方向，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第一個方面的表現。

第二個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抗戰的主戰場。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存在著兩個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獨立的戰場：一個是國民黨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擔負的敵后戰場。在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上抗擊著侵華日軍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滬、忻口、南京、徐州、武漢等會戰中，共殲滅日軍25萬人，國民黨也遭受了重大傷亡，最后節節敗退。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中國的華北、華中等大片國土和華南的一些戰略要地落入敵手，日本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八路軍、新四軍在正面戰場作戰不利的情況下，迅速插入敵后，展開廣泛的人民戰爭，發動起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創建了令世人矚目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敵后游擊戰爭的序幕是從著名的平型關戰役拉開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一部在山西平型關附近21 設伏，擊斃日軍一千多人，擊毀汽車一百多輛，繳獲大批彈藥和軍用物資，從整個戰爭的進程來看，平型關的戰役不算大戰，但它卻意義深遠，影響全國。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在抗戰爆發以后中國軍隊所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平型關戰斗結束后，八路軍參加了忻口作戰，會戰失利以后，八路軍迅速挺進敵后，策應友軍撤退。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淪陷以后，八路軍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迅速在敵后展開了全面的對敵作戰。當時115師一部挺進以恒山為依托的晉察冀地區，主力則進至以呂梁山為依托的晉西地區，120師進至以管涔山脈為依托的晉北地區，129師及八路軍總部挺進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地區。八路軍完成了戰略展開以后，迅速地開展了創建根據地的戰爭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這樣，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就在華北大地上建立起來。在華中，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南方八省游擊隊統一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隨后新四軍展開對日作戰，華中抗日根據地也建立起來。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寧地區，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首府延安成為全國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敵后戰場的開辟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立，就使得日軍腹背受敵。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共對敵作戰1500多次，斃敵5萬多人，牽制日軍兵力30萬人，八路軍由不到5萬人發展到15萬人，新四軍由1萬多人發展到2.5萬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能夠在短時間內，在敵后打開這樣的局面，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包括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就逐漸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而以其主要的兵力把守占領區，這是抗戰由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轉變的一個重要條件。

以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為標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從此以后，日軍的對華方針有了重大的變化。從這時起一直到1944年，日軍在正面戰場上停止了戰略進攻，而逐漸以主要的兵力對付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了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就擔負起抗戰的主要責任。

隨著人民武裝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軍總部在華北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對日進攻作戰，作戰部隊陸續達到100多團，參加人數有20多萬人，史稱“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共對敵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5萬多人。“百團大戰”給日軍企圖分割根據地軍民的“囚籠政策”以沉重打擊，極大提高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威望，在抗戰局面比較沉悶的時候振奮了全國民心。對此，蔣介石也致電朱德、彭德懷表示嘉獎。到1940年，在三年作戰中，八路軍、新四軍共收回縣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抗擊著侵華日軍的58%和全部的偽軍，人數達到70萬人。到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人數發展到50萬人左右，同時還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裝。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了16個根據地，加上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已經發展到1億多人。中國 22 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逐漸成為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主要力量，敵后戰場逐漸成為抗日的主戰場。

“百團大戰”使得日本侵略者大為驚慌，日軍就認為華北“治安”的癥結在于中共。所以從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緊了對根據地的“掃蕩”和“清鄉”活動，根據地進入了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在日軍的殘酷進攻中，敵后軍民傷亡很大，部隊減員很多，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華北平原地區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數由1億多人下降到5千萬人以下。面對日軍這種殘酷進攻，中共中央認為必須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來打擊日本侵略者。各根據地在與日偽軍的作戰中創造了形式多樣的殲敵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交通破襲戰和水上運動戰等一系列的戰術，充實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與敵人的頑強斗爭中，敵后軍民不怕犧牲，涌現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像冀中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對敵作戰英勇頑強，日軍就把馬母當作人質，要馬母逼迫馬本齋投降，但馬母堅貞不屈，最后絕食而死。還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們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跡。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八路軍總部遭到日寇合圍的情況下指揮部隊突圍，在率領最后一批人員突圍時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7歲，他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方面犧牲的最高將領。

在敵后軍民的犧牲堅持下，隨著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斷勝利，到1943年解放區戰場形勢好轉，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1944年根據地軍民還展開了局部的對日反攻作戰。到1945年初，解放區軍民熱烈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敵寇、發展我軍、縮小淪陷區、擴大解放區”的號召，向一切被敵人占領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發動了全面的進攻作戰，這時人民軍隊由高度分散轉向集中，由分散的游擊兵團上升為正規兵團。到1945年4月，八路軍、新四軍以及華南抗日中隊已經發展到91萬人，民兵200萬人左右，創建了19塊大的解放區，解放區的面積已經達到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50萬。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解放區地處當時全國重要的戰略區，當時全國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濟南、徐州、上海、杭州、鄭州、武漢、廣州等均處于人民軍隊的包圍之中，全國重要港口也大多數處于人民軍隊的活動范圍之內。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成為對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強大基地。而這時國民黨政府在哪里呢？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他回憶中是這樣寫的，他說抗戰后期，國民黨的權力、蔣介石的權力僅限于西南一隅，長江以北連國民黨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區戰場節節勝利的時候，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上這時卻遭到了可恥的潰敗。1944年4月到12月，日軍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也叫“一號”作戰），我們稱之為豫湘 23 桂戰役，在8個多月作戰中，國民黨喪失兵力五六十萬人，并丟失了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貴州省的一部，6千萬人民淪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日軍一直進攻到貴州的獨山，逼近山城重慶，這震驚了山城的國民黨黨政軍要人。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所擔負的正面戰場作戰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八年作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這樣的：1938年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難想象，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敵后發動全民抗戰，日本侵略者就會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線作戰，并可充分利用占領區的資源來維持這種戰爭的路線，實現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企圖，果真那樣，抗日戰爭的局面將是另一番情景。對此，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抗戰勝利前夕就明確指出：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的與敵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這種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時期堅持下來，那么日軍必然繼續會長期向西南、西北進攻，而國民黨的政治機構及其軍隊則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會有什么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朱德還明確指出，他說任何人如果輕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解放區英勇戰斗的9千萬人民，對于中國解放事業和對日大反攻的偉大重要性，必將犯很大錯誤，那是一定的。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在八年作戰中逐漸成為對日作戰的主要力量，成為中國堅持持久戰的臺柱子，爭取勝利的主力軍，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第二個方面的表現。

第三個方面的表現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興旺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來看，我們的責任更大。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確以民族責任為己任，不斷發展壯大，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真正成為毛澤東所說的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團結統一的模范，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范，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不斷發展壯大，走向成熟，逐漸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說在抗日戰爭中，民心的砝碼不斷加在共產黨一面，勝利的天平已經開始向共產黨方面傾斜，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國共兩黨勝負大局已定。

第一點，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日臻成熟完善。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延安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毛澤東便集中精力進行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探索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抗戰時期，是馬克思中國化的重要階段，也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重要階段。毛澤 24 東選集四選中有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這一時期完成的，像著名的《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都是這一時期的著作。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深刻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狀況和階級狀況，精辟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發展規律，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構建。這一理論創新，符合中國的實際，完整解決了有關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型體現，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45年4月到6月，在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經驗做了一個總結，特別是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會議決定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并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使我們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最后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這一次代表大會是一次代表著光明的中國之命運的大會。在中國共產黨舉行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六大的主題是，頑固堅持***和獨裁，拒絕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并且積極的準備內戰，妄圖獨享抗戰的勝利果實。可以說與中共七大相比，國民黨的六大是一次代表著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的大會。

第二點，中國共產黨從各方面加強隊伍建設。抗戰爆發以后，大批的革命者紛紛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們又紛紛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到1938年底，中共黨員的人數由抗戰初期的4萬多人發展到50多萬人。由于當時的新黨員大多是充滿著愛國熱情的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富有愛國激情，抗日熱情很高，但是又有組織散漫、不服從紀律的特點。為了把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專門創辦了黨的建設方面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毛澤東親自為《共產黨人》題寫了發刊詞，在發刊詞中他明確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共產黨，并且指出這是一項偉大工程。至此，“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續至今。為了團結全黨完成民族抗戰的神圣使命，在抗戰相持階段，中共中央還在延安開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整風的主題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我們黨認為只要我們黨的作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著我們學。通過這次整風，總結了歷史經驗。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左右傾錯誤的根源，使我們黨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就為抗戰勝利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三點，中國共產黨注重加強根據地的建設。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還非常重視根據地的建設，根據地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在政治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踐行民主，其主要的標志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的提出和實踐。1940年3月毛澤東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任務，“三三制”簡單地來說，就是在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人員分配上，共產黨員占三分一，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產黨員的人數超過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在“三三制”政權中，黨外人士像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是有職有權的，比如在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民主選舉中，黨外人士、著名開明紳士李鼎銘先生就被選舉為陜甘寧邊區的政府副主席，他當選副主席后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政策，對這一政策，中共中央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肯定。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親自寫了一篇《一個極其重要政策》的社論來宣傳“精兵簡政”，在《為人民服務》這一名篇當中，毛澤東就這樣說：他說“精兵簡政”這個意見，就是由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提得對，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精兵簡政”這一政策對敵后抗日根據地渡過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和選舉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為了真正實現普遍的選舉，根據農民當時文盲占多數的情況，各根據地普遍采取了形式多樣的民主實現形式，像投豆法、畫圈法、畫杠法、燒香燃洞法這樣的選舉方法，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鄂皖邊區訪問的時候，親眼看到當地的群眾用手中的黃豆、綠豆、豌豆、蠶豆等作為選票，選出自己中意候選人的情況。他感慨，這是比近代英美還要進步的普選。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各種力量都在爭取知識分子。但是結果確是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不畏艱難萬阻奔赴延安，他們來到延安，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工作學習，還要參加生產勞動，有的甚至還要拿起武器到前線作戰，他們為什么這么向往延安？ 就是因為延安有著“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民主氛圍。

除政治上追求民主以外，在根據地經濟建設方面，應該說我們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抗戰爆發以后，中共中央決定采取減租減息的政策，兼顧地主和農民兩方面的利益，把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改善農民的生活結合起來。農民的積極性得到了提高，生產也就得到了發展。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階段以后，為了減輕根據地群眾的負擔，渡過經濟困難，根據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像我們上面提到的“精兵簡政”的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個政策，還有一個重要政策就是開展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在陜甘寧邊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些領導人都親自參加了“大生產”運動，部隊、機關、學校等紛紛墾荒開田，紡紗織布。由王震率領的359旅開赴延安以南的南泥灣，通過幾年的辛勤勞動，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一個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江南”，應該說“大生產”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一方面使得根據地群眾的負擔大為減輕，使得根據地居民生活大為改善，一方面改變了我們黨工作的作風，密切了黨政軍民關系。

除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以外，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建設、科學技術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這些工作當中，根據地的群眾與我們黨結成了血肉聯系，群眾更加信任黨、信任軍隊。正如當時一首歌唱得好“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這樣和諧的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對在極端困難情況下堅持抗戰，直至取得抗戰最后勝利，應該說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40年著名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在比較國共統治區的人民生活狀況以后，就斷言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歷史果真被他言中。

在共產黨方面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同時，我們來反觀一下國民黨在干什么呢？國民黨在政治上一方面是繼續頑固地堅持***，個人獨裁。另外一方面是壓制民主。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使國民黨方面極其尷尬，既然中國有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既然中國人民可以享有人權自由，為什么還要忍受國民黨一黨獨裁呢？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為了與中國共產黨爭奪話語權，1943年蔣介石親自出馬，請人捉刀寫了一部《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大談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對此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聲唱徹全國，深入人心。在軍事上，《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不久，國民黨就在軍事上，在正面戰場上遭到了豫湘桂戰役的可恥的大潰敗。對此，當時新華日報發表的社論，就貫以這樣的標題《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在經濟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并沒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經濟惡化，物價飛漲，加劇了人民生活的負擔。在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各級黨政官員以“接收”為名，貪污腐化，大發國難才，搞所謂的五子登科，哪五子呢？一是票子，二是房子，三是車子，四是位子，五是女子。這樣就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后國民黨是威信掃地，就連原來擁護他的中間黨派也逐漸遠離它，而逐漸向共產黨靠攏。中國共產黨逐漸就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第三個方面的表現。

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斗爭，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不斷取得勝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中國遞交了投降書，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中國人民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并不是偶然的，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們上面講的這三個方面，就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的一個充分表現。對于這一點，1945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這篇文章當中就指出，他說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個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國人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2005年9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軍民共同抗戰，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線政策，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辟廣大的敵后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最富于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我們這講的內容，與這一論斷是切合一致的。

好，謝謝大家。

第四講：延安整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盧 毅

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全黨范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顧延安整風，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今天加深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延安整風的歷史背景

（一）延安整風的主要起因

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是有著深刻歷史背景的，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歷程有關

第一，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

延安整風之前，我們黨曾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盡管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但由于環境和條件的限制，當時只是解決了最為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并未做出正確的結論。此后，毛澤東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曾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左”傾政治路線。但是由于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沒有獲得完全成功。這讓毛澤東逐漸認識到，必須在全黨范圍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第二，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我們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從后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于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圣旨，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糾正這種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開展整風，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

第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制定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計劃，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后方去，但這個計劃最終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讓毛澤東的警惕性進一步增強。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從實質上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從 29 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氛圍。

總之，在延安整風前，我們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我們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二）延安整風的歷史條件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局勢相對平穩，特別是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形勢比較穩定，這就為我們黨集中時間進行整風提供了客觀條件。與此同時，黨內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和挫折之后，逐漸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領導骨干。尤其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規律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從而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正式形成。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還經受了各種復雜斗爭實踐的檢驗，日益顯現出其高瞻遠矚的正確性，逐步贏得了同志們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鞏固，并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這些都為延安整風提供了條件。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返中央領導層，但當時他的領袖地位并不穩固。尤其是王明回國后，更是不斷向他和中央發出挑戰。1938年9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取得了與王明斗爭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時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圍繞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首先嚴厲批評了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他的這一重要講話，使與會同志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均對自己曾經犯的錯誤做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至此，毛澤東獲得了與王明斗爭的最終勝利，為開展整風運動提供了條件。

二、延安整風的基本過程

在充分醞釀和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于1942年正式拉開了帷幕。延安時期的全黨整風運動按毛澤東的部署，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思想動員階段（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澤東先后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任務，同時闡明了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兩個報告實際上是發動全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會后，各單位均傳達了毛澤東的報告，并制定了學習計劃和檢查工作計劃，普遍和充分地向黨員、干部做了思想動員。

（二）整頓三風階段（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進一步對整風運動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驟做出明確規定，從此開始了以整頓三風為中心內容的全黨整風。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點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這是延安整風的中心內容。毛澤東著重指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點是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毛澤東認為，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它妨礙了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必須加以反對。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點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指出，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因此必須反對黨八股，才能使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無藏身之地，實事求是的、生動活潑的創造精神才能發揚，馬克思主義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總結學習階段，各單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風學習進行總結。

（三）總結歷史經驗階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級干部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延安整風由此轉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在整頓三風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并做出結論。當時，廣大干部主要圍繞《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黨史文件匯編，展開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同時還先后召開了多次座談會，毛澤東也做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針對同志們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過這些學習和討論，大家普遍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 31 治路線，更好地認識黨史上的重大路線是非問題，從而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充分討論和反復修改的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黨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做出結論，并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杰出貢獻。至此，延安整風勝利結束。

三、延安整風的深遠影響

延安整風歷時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后來的歷史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一）破除了對共產國際指示的迷信，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延安整風前，教條主義在黨內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許多人把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犧牲我們自己的民族利益。通過整風學習，全黨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現了建黨以來最大規模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高潮，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這樣，就使廣大黨員和干部逐漸從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從根本上端正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進一步明確了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歷史已經證明，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我們黨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克服了長期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傾向，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障礙，極大地推動了它的歷史進程。

（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在延安整風前，盡管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但是由于教條主義的干擾，其理論家地位并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正是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確立。

（三）開創了以整風進行黨的思想建設的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我們黨在歷史上曾經開展過多次反對“左”、右傾錯誤思想的斗爭，但由于方法不妥當，“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 32 共同工作”。有鑒于此，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開展整風來解決黨內思想問題的辦法，這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創新與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實踐證明，延安整風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和行之有效的，不僅在當時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第五講：建立新中國的構想及實踐

主講人：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張旭東

今天我給大家講一講建立新中國的構想及實踐這個專題。首先我們要明確為什么要講這個專題，以及大家為什么要學這個專題，我想無疑有兩個背景。首先，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這之前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我們作為共產黨的繼承者，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創立新中國的繼承者，對于國家怎么建立的，怎么從歷史中抉擇的，歷史的由來、歷史的脈絡要弄清楚，這是第一個背景。第二個背景，有一些現實的原因，我們知道近幾年在國際上和國內有一股思潮，叫什么思潮呢？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是否定現行中國制度的一種思潮。比如說它主張中國走多黨制、三權分立制、議會制。我們為了駁斥這種思潮，我們應該有一些理論準備，在2009年建國60周年之際，中宣部理論局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叫《六個為什么》。《六個為什么》實際上就是為駁斥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以及為了建國60周年而編寫的。今天我們主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一講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怎么形成和確立的？一個核心的點就是這個國家是怎么形成和確立的。主要講四個問題，第一是國體，人民民主專政是怎樣形成和確立的。第二是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是怎樣形成和確立的。第三個問題是政黨制度。我們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為什么沒有選擇多黨制？沒有選擇一黨制？而選擇了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這個我要講一講。第四個問題是國家結構問題。我們都知道國家結構有單一制和聯邦制，中國是單一制，大陸主體是單一制。為什么沒有選擇聯邦制，而以選擇民主區域自治為補充形式的單一制，這四個問題。另外，講一講導言。

首先第一個問題，導言，建立新中國的背景。

我們知道革命的直接問題是什么？革命的直接問題就是奪取政權，任何一個政黨都不例外。共產黨從1921年7月成立就開始探索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不同的時期，我們有不同的建國口號。我簡單捋一捋，比如1922年提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建國口號，并且在這個口號下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但是后來由于我們黨的領導人的右傾錯誤以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民主共和國沒有建成。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提出了蘇埃工農共和國，蘇埃工農共和國在1927年就提出來了，這個從名稱上來看，它就是學習蘇聯的，蘇維埃。實際上現在從后來來分析，它實際上有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把民主資產階級排除在外面的，就是工 33 農蘇維埃，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在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下，它越來越不適應當時的形勢，我們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九一八事變為標志，在這種背景下，共產黨要提出一個什么樣的建國口號呢？如果還是以工農蘇維埃共和國,那么民主資產階級，甚至一些具有愛國熱情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也不會接納你這個建國口號，所以共產黨認識是很聰明的，我們需要從策略上、口號上實現轉變，在1935年我們提出來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應該比工農蘇維埃共和國要進步，因為提了人民的范疇，人民比工農的范疇要廣，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階級和階層。但是這個口號從字面上來看，它有它的局限性，因為它還是蘇維埃。所以很快共產黨就發覺它的缺陷。到了1936年提出來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比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有進步，但也有缺陷，緊接著我們提出民主共和國，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從1840年以來，中國缺少的就是民主，一直到現在，我們講政治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的核心還是民主，所以民主共和國受到各階級、各階層的擁護和歡迎，這是1936年12月份提出來的。民主共和國應該說在當時背景下提出來有它的積極性，但是民主共和國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時候也遇到了一些問題，首先是蔣介石不承認。蔣介石也提民主，孫中山也提民主，這個民主到底是什么樣的民主，和蔣介石的民主有什么區別。另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時候，蔣介石發動了一系列反共溶共限共的事件，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建國口號來真實的表達共產黨的建國意愿，所以在1940年1月份，以《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為標志，我們提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應該說比民主共和國有進步，我們切忌不要從字面上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比民主共和國就多一個字“新”，其實內涵上有很大的區別，是一種新質的表現，包括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政治，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一種文化，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提出來以后，應該說受到國內各階級、階層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當時也比較歡欣雀躍，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論述到：“新民主主義的桅頂已經冒出地皮線，新中國是我們的，我們拍掌歡迎它吧！”毛澤東很少寫出這一類抒情的文章，但是在新民主主義論和對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期待，他是富有熱情的，飽有熱情期待著。所以，到了1945年前后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即將要戰敗和投降的時候，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指導下，我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政權目標，就是建立聯合政府。聯合政府最早是由林伯渠代表中共在重慶國民黨三屆三次參政會上提出來的，廢除國民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時我們應該說對民主聯合政府的設想，在當時背景下，我們是以蔣介石為核心的領導的一個民主共和國，所以毛澤東也預料，哪怕蔣介石給我們幾個官位去做，我們也去做。我們加入民主聯合政府，不是去給蔣介石砍頭，而是去給蔣介石洗臉。同志們想一想，我們當時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目標呢？實際上更多是從力量上對比。我們的力量比蔣介石的力量要薄弱。另外，考慮當時國內背景，因為飽受戰爭影響的中國國內各階層、階級迫切希望民主和和平，所以我們提出民主聯合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為了實現民主聯合政府這樣一個建國的目標，冒著自 34 己生命的危險，1945年8月28日，乘坐美齡號專機到了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但是我們知道蔣介石為什么叫毛澤東來，實際上他做了兩手準備，一手如果毛澤東不來，不要民主、不要和平的的借口就壓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我提一些苛刻的條件，迫使共產黨交出政權、交出軍隊。蔣介石后來在日記中回憶說到，這兩種手段，任何一種方法都可以徹底解決共產黨的問題，當時蔣介石是充滿自信的。哪知道毛澤東一來，也是不好對付。焦點主要是在政權，在軍隊問題上。當時我們共產黨有48個師，我們最低底線是24個師，蔣介石最多給12個師，包括政權問題等一系列問題沒有談妥，當然有一些成果，最核心的問題是政權，軍隊的問題沒有解決。蔣介石當時在重慶談判期間就做好了內戰的準備，他揚言三個月要消滅共產黨，說共產黨有什么，我們有飛機、坦克、大炮，共產黨有什么，三個月徹底消滅共產黨。毛澤東去重慶之前，跟劉少奇談了一天一夜，在窯洞里面，他也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著坐班房。如果坐班房，正好在班房里寫一點東西，毛澤東當時做了充分的準備，表現他英勇的、大無畏的氣概。針對蔣介石的挑釁，毛澤東在重慶的不同場合，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會見中外記者，表達中國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的真實意圖，所以有的記者問毛澤東，說共產黨是不是要吃獨食呢？吃獨家飯呢？毛澤東說絕對不會，共產黨絕對不會吃獨食、吃獨家飯。但是，如果蔣介石不給我們飯吃，我們餓了一天還可以，餓了三天我們就要造反，所以這里面話里也有話。所以，我們是真實的想加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里。如果蔣介石不給我們飯吃，我們也會另起爐灶的。所以，針對蔣介石揚言三個月，氣勢洶洶的內戰的陰謀，毛澤東在記者會上就說到了，蔣介石氣勢洶洶，軍隊力量很大，但是他人心不順，經濟上有困難，最終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所以這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這種氣概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毛澤東在記者會上做了一個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說蔣介石的蔣是怎么寫的呢？是一個“將”，再加一個草字頭，是草頭將軍。我的毛，毛字是什么呢？是反手，言外之意，我擒草頭將軍易如反掌。這里面話里面也有話。當然，我們知道最終的重慶談判協議被撕破了，1946年6月，蔣介石最終挑起了內戰。針對蔣介石內戰的挑動，我們也做好了準備。在前一階段，一直在1947年10月之前，我們都是想通過內戰的勝利，迫使蔣介石讓步，還是想加入到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里去。但是后來我們知道46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了偽國民大會，以及47年年初進攻延安，占領了延安，這兩招一做，共產黨徹底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所以在1946年9月份的時候，當時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指示，第一次提出什么口號呢？以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來解決中國國內的問題。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戰爭。以前還叫什么戰爭呢？還叫自衛，迫使蔣介石讓步，還是對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抱有希望，現在不是的。現在是人民解放戰爭，所以我們人民解放軍就是這樣來的。到了1947年10月10日，我們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這篇《宣言》里面，第一次向國內外表達了共產黨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愿望，是第一次表達出來，打倒蔣介石。以前是擁護蔣委員長，現在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10月10日，雙十宣言，對全世界進行公布，10月10日是什么日子，10月10日是國民黨的國慶節，選擇這一天發表打倒蔣介 35 石、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應該說是別有一番韻味的。但是，雖然口號提出來了，國家到底怎么建，新中國到底怎么建？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迫切需要共產黨深思熟慮的考慮。

第一個問題，國體，人民民主專政。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之后，以前國體不能用了，以前我們是什么？以前是以蔣委員長為首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我們很少查到以共產黨為領導的，那時候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嘛，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現在這個口號不能用了，用什么口號？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國體口號最早是在1948年6月1日中宣部的一篇宣言里提出來的，關于列寧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宣言，說我們新中國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到1948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用到了國體口號，在黨內形成共識。到了1949年1月，毛澤東為了新華社寫了一篇新年獻詞，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布，我們新中國要搞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年獻詞實際上就是寫給全世界人民看的。另外也是對蘇聯斯大林當時在奉勸共產黨對國民黨談判，甚至有搞劃疆而治、南北朝這種陰謀的一種反擊。毛澤東引喻了農夫和蛇的故事，共產黨千萬不要學農夫，在中國還有很多蛇，凍僵的蛇，美蛇、花蛇，都沒有凍僵，我們要徹底把它們掃干凈，這是宜將剩勇追窮寇，毛澤東第一次說我們要搞人民民主專政，向全世界進行公布。到1949年我們即將進入中南海的時候，毛澤東在香山的雙清別墅，為了慶祝建黨28周年，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著名的建國的文獻——《論人民民主專政》，勾畫了新中國建設的藍圖。毛澤東在當時的雙清別墅，我看了毛澤東好多的圖片，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是最春風得意的，他也沒有料想到國民黨這么不經打，原來有430萬，我們只有127萬的部隊，其中還有66萬的地方部隊，61萬的正規軍，國民黨是一半的日式裝備，四分之一的美式裝備，四分之一的混合式裝備，就是飛機加大炮、坦克，我們是小米加步槍，國民黨控制了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共產黨只控制一所大城市就是哈爾濱，連延安被國民黨占領了。

另外，我們知道蔣介石當時控制了70%多的土地，70%多的人口，79、71，我們剩下21、29的土地和人口，(刪)力量懸殊是非常大。但是沒有想到，蔣介石這么不經打，原來計劃長期打，后來不到三年，三大戰役即將勝利。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非常的春風得意。我們為什么能打倒蔣介石，實際上毛澤東在西柏坡的時候寫了幾句話，實際上表達了我們為什么能戰勝他。具體來講，內容是很復雜的，毛澤東說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在西柏坡即將進入北京之前，毛澤東題詞的。軍隊向前進，加強生產，生產長一寸，就是我們既要注重生產，又要加強紀律，這是蔣介石恰恰缺陷的，所以他經濟不行。另外統一戰線做得不好。農民們沒有跟他走，民主資產階級也沒有跟他走。另外，它的軍事戰略有問題，我們是運動戰、游擊戰，所以我們敢于放棄延安，毛澤東做了一個比喻，假如農夫背了一袋金銀，在路上遇到一個強盜，如果農夫舍不得這袋金銀，農夫金銀得不到，因為命也保不住，因為金銀很重呀，跟強盜打，肯定打不過。假如你舍得金銀，金銀給強盜 36 背了，你輕裝上陣，跟強盜打，說不定你把強盜殺了，那怎么辦？金銀也得到了，這就是運動戰，所以我們敢于放棄延安，放棄延安是為了打到南京去。運動戰比蔣介石那種指揮，片面奪取城市，片面拉長戰線的戰術有它的機動性。另外，我們知道蔣介石手下的人心也不順，投降的很多，投誠的很多。最近我們知道反映間諜戰的電視劇很多，潛伏，實際上也反映出我們的情報做得很好，蔣介石很多的命令，到不了軍一級，毛澤東就知道了，毛澤東當時在延安失守以后，毛澤東率了一個連的部隊轉戰陜北，轉戰了一年，有時跟蔣介石的部隊就隔了幾里路，但是蔣介石的部隊就是不知道。我們說毛主席真是神了嗎？不是，是靠情報。我們當時知道著名的熊向暉就在當時的胡宗南手下做紀要秘書，很多情報到不了師一級就到了我們共產黨手中。

另外，軍事指揮也不當，比如我們攻打濟南戰役的時候，當時王耀武后來的回憶，我們國民黨當時很強大的，但是他們人心不順，不協同作戰，等著王耀武死。徐州會戰的時候，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門，徐州一失守，南京就保不住，當時蔣介石就放了他的親信，劉峙在那里守衛，劉峙不懂軍事，一夜之間五萬士兵全投降了，所以后來有人回憶說國民黨的將領回憶說(刪去)，五萬將領，假如放五萬頭豬放在那里，共產黨一天也抓不完。你看看國民黨的五萬將領，一夜之間就投降了。徐州這么重要的地方，不派一頭虎，最起碼要派一只狗在那里守衛，但卻派了一只豬在那里守衛，后來諷刺徐州的剿匪總司令劉峙的，這反映了蔣介石當時的指揮系統，他的人心、戰略有一些問題。恰恰共產黨指揮得力，運動戰搞得好。另外在信念上，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剛才毛澤東在重慶和蔣介石談判，說到一系列的話都反映了我們當時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的一個策略。所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是毛澤東1946年8月在延安會見美國著名女記者斯特朗的時候提出來的。當時蔣介石正在準備攻打延安，毛澤東說了，別看蔣介石是氣勢洶洶，但是他是紙做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所以，這主要是給將士鼓氣，不要怕，但是戰術上要重視它。所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在建國以后說得很多，抗美援朝前期也說了，當時誰也不想跟美國打，美國剛剛在長崎廣島掉了兩顆原子彈，威力嚇人。當時我們新中國剛剛建國，百廢待興，敢跟美國打，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是紙老虎，原子彈是紙做的，無非是死人，中國有的是人。所以，后來敢于出兵朝鮮。毛澤東在70年代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的時候，尼克松就問，聽說主席在學習英語，毛主席說了兩個詞：paper tiger（紙老虎）這是話里有話，紙老虎，言外之意是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正是因為共產黨做了這些準備，統一戰線做得好，武裝斗爭搞得好，黨的指揮有力，另外加上信念上、信心上做得好，所以最終打敗了國民黨，打敗了蔣介石。在1949年建黨28周年之際，毛澤東系統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這些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形成體系。有的同志就問了，人民民主專政是不是空穴來風，其他國家不叫人民民主專政。前蘇聯叫無產階級專政，東歐也叫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叫人民民主專政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因為人民和民主是我們慣用的政治思維，另外從當時考慮，因為民主資產階級，37 有小資產階級在里面，所以當時叫人民民主專政。后來我們知道轉變了，從現在來看叫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從本質內涵來講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內涵本質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專政確立以后，我們需要有國名來表現，現在我們知道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在這之前，對國名的抉擇也是煞費苦心的。從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第一次提到我們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意。但到1948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們又更多使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突出民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用了，到底用什么名字？1949年政協籌備會期間進行抉擇的。當時黃炎培、張志讓主張用什么名字呢？中華人民民主國，把“共和”給省掉。因為民主和共和，它的意思是說democratic（民主）和republican（共和）在西方的意思相近，沒有必要重復。但是這時候有一個人，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站起來說，他說人民和民主重了，因為人民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的，所以沒有必要把人民和民主重了，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張奚若的意見提出來后，政協委員一致贊同，名字是這樣來的。現在有一個觀點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張奚若，是民主黨派提出來的，這也不對。剛才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提出是任弼時提出來的，后來我們不怎么用，后來為什么采用民主黨派的觀點呢？表明了我們當時虛心接納各階級、各黨派意見的胸懷，但最早提出還是共產黨提出來的。這是第一個問題，國體怎么確立的。

第二個問題，政體。我們知道政體叫人民代表大會制。對于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形成和確立，應該說共產黨確立得比較早，只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實踐。我們跟蘇聯學的，蘇聯叫蘇埃代表會議，蘇埃代表會議就是人民代表會議，我們叫人民代表大會制。我們在七大之前都已經確立了叫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產生政府，這是我們的設想。只不過跟蔣介石合作期間，我們沒有實踐，我們用的是參議會制，因為這個跟蔣介石是統一的。我們當時在陜甘寧邊區，蔣介石在重慶，搞的是參議會，通過三三制的政權，選舉產生政府。所以鄧小平改革開放后回憶，當時就是一國兩制，我們跟蔣介石搞的不同，也有區別。現在提出打倒蔣介石了，肯定要把蔣介石的參議會制，蔣介石的國會制要廢除掉，重新把人民代表大會制提上議事日程。但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在當時也面臨著一些困難，首先是黨內對它還產生一些疑慮，因為人民代表大會要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戰時背景下還很難付諸實踐。另外，民主黨派對人民代表大會制是不抱有希望的，因為民主黨派號稱中國革命史上第三種勢力，他的政治主張就是政治上學習美國，經濟上學習蘇聯，調和國共，兼親蘇美，政治上學習美國的，所以有兩個困難。我們怎么解決的呢？首先是民主黨派，民主黨派在47年10月蔣介石宣布取締，民主黨派紛紛轉入地下，有的轉到香港去活動。蔣介石宣布取締，民主黨派徹底對蔣介石喪失了信心。同時也宣告了第三條道路在中國破產，后來被迫跟著共產黨走了。我們1948年4月30日發表五一建國口號，當時民主黨派都在香港，發生“五五通電”，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并且說太陽就要出來了，這是馬敘倫說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內部，我們通過七大，通過七屆二中全會也逐漸形成共識，所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在黨內外形成共識。38 人民代表大會制，我們知道一個重要的載體就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中央人民政府，這是一個政權合法的途徑。如果一個政權不是選舉產生的，那是不合法的。我們現在來看，當初我們設計也是這樣設計的，先召開政協，因為政協不用選舉產生，現在政協也是推薦選舉產生政協委員。通過政協來商量人大怎么召開，當時是兩步驟的建國，從政協到人大，再產生到中央政府，是這樣設計的。當時我們1948年4月30日的建國口號準備邀請180位代表到東北或者西柏坡，后來決定在北平召開一個小政協，商議人大怎么召開，怎樣選舉中央人民政府，這是兩步走的建國路徑，也是合法的建國路徑。但是后來形勢變化了，因為我剛才講到了，蔣介石當時計劃打倒蔣介石，消滅蔣介石的有生力量，時間需要很長。但是，現在1948年底的時候，我們感覺不需要那么長了。毛澤東也沒有料想到勝利來得如此之快。這樣我們建國就擺在議事日程，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就擺上議事日程。如果按照兩步走的建國程序來不及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和民主黨派、共產黨不約而同的想到了修改原來的建國程序，一步走，通過政協產生政府。但是這個面臨很大的風險，因為政協我們都知道不是選舉產生的。政協產生中央人民政府，意味著政權不合法。到現在西方，包括前蘇聯的一些學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看那時非法中的合法，我們做了一些彌補措施。怎么彌補的呢？當然我們是兩難中的一種抉擇了，一個建國提上議事日程，迫在眉睫，召開人大又不行。在兩難中我們采取了一步走建國程序，通過政協產生中央人民政府，我們怎樣彌補的呢？首先要擴大政協代表的面。另外增加它的人數，原來180人，現在增加到662位代表，毛澤東說他相當于一個人民代表大會。這也是迫不得已的辦法。我們1949年6月15日政協籌備會召開，9月21日政協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這樣一來，我們就決定了當初建國之初的政權是過渡體的政權，一來名義上是政協代替了最高權力機關，人大沒有召開，到1954年召開，但政協代行最高權力是名存實亡的。因為通過政協產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它是最高權力機關，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它產生了其他機關。政務院也不是最高行政機關，因為政務院跟部委的關系不是一種上下級的關系，而是一種協調指導的關系，這些部委、地方、政府都聽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所以周恩來還兼任了外交部部長，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政務院當時也不是最高行政機關，最高行政機關、最高權力機關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一肩挑了，這是有過渡的體制，到1954年就理順了，1954年以后，第一屆人大召開之后，就理順了這個關系。這是第二個問題，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怎么來的。在建國之初，建國前夕的一個過渡體制，怎樣看待合法與非法的問題，我們弄清楚。

第三個問題，政黨制度。我們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不是多黨制，也不是一黨制，是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這個政黨制度是怎么抉擇過來的？為什么沒有選擇一黨制，前蘇聯、東歐搞的是一黨制，為什么從中國國情出發呢？我們要分析，也是我們現在駁斥當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有利工具，理論問題從歷史中，以歷史的依據來分析和駁斥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問題，往往從理論來駁斥理論，往往顯得有些空洞，沒有說服 39 力。下面來簡單分析一下。

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就面臨著和其他黨派的關系問題，但是我們知道，如果共產黨孤軍奮戰，關門主義，肯定會是失敗的。所以“黨的建設”是一大法寶。這個我們有經驗和教訓可以借鑒，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1945年七大的時候這樣說的，中國要成立各黨聯合政府，是一個歷史法則，任何人都是不能違背的。說得很清楚。共產黨人絕對不會搞一黨制，搞一黨制是違背歷史法則，這從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在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以后，政黨機制怎么抉擇，我們肯定要把蔣介石、大地主、大的國民黨排除在外。有沒有一黨制的考慮呢？之前答案沒有揭秘，大家都是持否定態度，說沒有。因為這是1945年的時候，我們確定了搞多黨合作制，是確定的歷史法則。實際上蘇聯解體以后，在2003、2004年，我們挖掘了一些檔案，因為毛澤東確實在建國前夕有過一黨制的考慮，但是這個考慮我把它形容為左顧右盼，根據是什么？毛澤東搞一黨制的根據是什么呢？1947年11月他發了一封電報給斯大林，斯大林明確說到，共產黨成立之后，其他黨派將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將只會由共產黨一黨存在，這就是一黨制的根據。1948年4月，斯大林回電說他不同意，在中國現在還是搞多黨合作制比較好。一來一回，有的學者，包括現在俄羅斯的學者，以此為根據，說中國搞多黨合作是斯大林告訴我們的，確實斯大林有一份電報，1948年4月，毛澤東是1947年11月份去電。真實的背景是不是這樣的呢？我們來考慮一下。首先要分析毛澤東為什么搞一黨制，背景是什么？為什么之前說那么斬釘截鐵，現在說要搞一黨制，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我們要聯系當時的背景，1947年10月當時是什么背景呢？恰恰蔣介石宣布民盟解散，民盟當時是最大的民主黨派，號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三萬民主黨派，民盟占了兩萬。當時宣布民盟的非法團體，蔣介石宣布，民盟被迫在國內宣布解散。這樣一個事實在毛澤東的眼里、心里是不是產生這樣的錯覺，民盟解散了，其他黨派也紛紛會解散，所以他給斯大林的電報，我覺得更多是從這個事實出發的。但是，毛澤東很快就發生轉變了，在1947年12月，斯大林是1948年4月，不到1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又回到原點，什么原點？多黨合作制的原點，1947年12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中國要搞多黨合作制。這個時候我們要考慮，毛澤東為什么又回到原點呢？還是從當時的背景出發，民盟雖然被蔣介石宣布解散，但是沒有真正的解散，在香港又重新召開了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了它的合法性，這在國內是非法的，毛澤東一看這個現象，原來如此，民主黨派不會解散。民主黨派不會解散，對中國當然好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原點搞多黨合作制。我們通過毛澤東1947年12月在政協擴大會議上，也可以駁斥斯大林1948年4月來電以這個依據來說我們搞多黨合作制是斯大林告訴我們的。因為之前已經回到了原點，斯大林，我們通過建國前夕、建國后，中央領導人去蘇聯訪問，斯大林是很擔心中國多黨合作制，對其他民主黨派，說共產黨趕快召開人大，在政權中牢固你的地位，然后把其他民主黨派踢出去，因為蘇聯本身搞的是一黨制，這個我們要搞清楚，多黨合作制重新回到了 40 原點，為什么有一黨制的左顧右盼。這樣一來，1948年4月30日，建國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到解放區來，召開政協，同時商量人大怎么召開，產生中央人民政府。民主黨派也紛紛到了解放區，到了東北，重心拱北，通過三批，把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轉移到解放區。到1949年6月15日政協籌備會，民主黨派都參加了，我們有民盟、民革、共產黨三黨召集的，當時有11個民主黨派，后來我們合并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民革，另外中國人民救國會解散了，現在8個民主黨派就這么來的。

在建國之初，我們確實實實在在的履行多黨合作制的諾言，我們看一看建國之初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當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六個人，中共人士我們都知道，有朱德、劉少奇、高崗，非中國人士有宋慶齡、李濟深、張瀾，1：1，政務院總理是周恩來，副總理有四個人，中共人士是兩個，一個是董必武，一個是陳云。非中共人士也有兩個，一個黃炎培，一個郭沫若。當時28個部委、正部長，民主黨派占了當時15個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也是沈鈞儒，民主黨派。當初我們建國初的中央民主政府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府，所以建國之初，我們的經濟為什么恢復得那么快，到1952年就恢復了1936年最高水平，和七大民主黨派積極加入政府建言獻策有一定的關系，很多民主黨派在國民黨時代喪失信心了，喪失做官的信心了。黃炎培已經70多歲了，國民黨時代做官都做怕了，建國之初，周恩來去他家去了三次，黃炎培說我年事已高，不堪勝任。說這是為人民做官，為人民做事，是自家的事，你不得不做。黃炎培感動的就出來了。林墾部部長陳希，周恩來一去他家，他說年事已高，不堪勝任。周恩來就說，為人民服務，當仁不讓。后來感動了，他也說了感慨，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這樣一批人出來做官，紛紛建言獻策，也同時消除了各階級、階層的疑慮，體現了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的力量。當然，我們這之后發生了一些曲折。特別是文革期間。

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應該有一些舉措，但是我們和建國之初比較，我們還看出了一些懸殊，民主黨派擔任正部長，副委員長、副主席不算了，正部級的就兩個，一個是科技部部長萬鋼，一個是衛生部部長陳竺，但是我相信這種局面是越走越寬的，因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同時以史為鑒，從建國初期的實踐可以作為借鑒。當時很多共產黨人想不清楚，說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絲的功勞，在革命年代老跟我們作對，為什么對他們這么好呢？讓他們有職有權呢？讓財政養著他呢？當初我們計劃，共產黨的經費由黨產來解決，后來毛澤東說了，不用黨產來解決，全部吃財政。因為共產黨的經費用黨產來解決，民主黨派沒有黨產，人家就有話了，所以一碗水要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蓮花出水有高低。所以禁止黨政機關，經營性事業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建國前夕毛主席說了，共產黨取消黨產，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經費開支都從財政開支，這是我們講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怎樣形成的，為什么放下一黨制。

第四個問題，國家結構問題。國家結構，我們都知道現行的國家結構，聯邦制、單一制，中國是怎樣的國家結構呢？同志們肯定這樣回答，中國是單一制，對，又不盡對。因為我們從小學課文一直這樣學的，但是我告訴大家，如果你再具體的分析，如果把臺灣、香港、澳門包括進去，能說中國是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嗎？香港、澳門、臺灣能夠單獨參加奧運會，臺灣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你說美國的州有這樣的權力嗎？中國的國家結構是中國特色的國家結構。如果從大陸主體來看它是單一制。今天我們主要是講大陸主體的問題，是怎么抉擇的，主要講民族區域自治是怎么來的。我們是以民族區域自治為補充形式的單一制。這個問題現實性很強。我們都知道現在不光是中國，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中國也有這個問題。最近中東北非也更多的摻雜了民族的問題，民族糾紛。

中國也面臨這個問題，疆獨、藏獨，2008年3.14打砸搶，2009年7.15驅漢事件，疆獨、藏獨，就是以第十四氏**，**1935年，今年76歲，還有疆獨的代表熱比亞兩人沆瀣一氣。**我們都知道，年年都派代表跟中央政府的代表談判，都是無果而終。因為**這幾年有一個主張，他要搞一個大藏區制度。大藏區制度，包括西藏、青海的90%、寧夏的一部分、四川的一部分、貴州的一部分、云南的一部分，9千萬人口，占了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一，搞一個像香港、澳門這種制度的大藏區、特區，當然我們是截然否定的。因為西藏和香港、澳門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我們要毫不動搖的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在海外影響很大，所以美國一個調查機構，說**在美國青少年心中的地位是偶像，比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薩科齊還高。我（張旭東）是去年2010年6、7月份到意大利學習，我在羅馬市中心，穿越羅馬市中心一條河臺伯河，我晚上沒事去散步，當時很多集市，其中有一個印度商人，賣銀器的，房里面掛了一個**的唐卡，我問他多少錢，說這個不賣，這個是他心目中的偶像，這也反映了**在海外的影響。**提出大藏區制度我們怎樣否定呢？我們從歷史中否定，怎樣選擇民主區域自治的。共產黨成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提出要搞聯邦制，這個我們也承認。恰恰有很多人不知道，**知道。我們要承認，確實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想在少數民主地區搞聯邦制。比如1922年，二大就提出了聯邦制，聯邦制主要的是向前蘇聯學習，前蘇聯搞的是聯邦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我們要學習他。但是我們到了30年代的時候，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下，我們搞聯邦制適合不適合？因為搞聯邦制勢必對日本分裂中國、分裂東北帶來了一些口實，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們提出要搞民族區域自治的統一國家。但是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統一國家之后，聯邦是否也放棄了呢？也沒有放棄，我們是兩條路走路，更多期待是搞聯邦制，民族區域自治更多是到聯邦的一個過渡，是到彼岸的一個橋梁，這個說法我是有根據的。包括在黨的七大上，包括在1947年10月10日的《雙十宣言》里面，我們都提到了要搞聯邦制。想一想，七大是最高級別的會議，都提搞聯邦制。《雙十宣言》向全世界宣布要搞聯邦制，聯邦制在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心目當中是一種 42 期待，最終的期待。但是在當時我們也在搞民族區域自治，47年4月份成立了第一個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一方面在實踐，理論也在發展。但是聯邦制理論也在發展。所以兩條腿走路。到底搞聯邦制還是區域自治？我們在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確立得最遲，也最棘手，因為我們很長時間期待著搞聯邦制，但是現在馬上要建國了，你要寫進憲法里面，對全世界進行公布的，如果一個國家，你的國家結構沒有確立起來，證明你肯定沒有統一。到底搞什么？所以在這些籌備會議期間，毛澤東特別咨詢的李維漢，李鐵映的父親，李維漢資歷比較老，他長期分管民委工作，李維漢做了一個比較：“主席呀，您無非擔心蘇聯搞聯邦制，你也東施效顰要搞，但是中國和蘇聯不一樣，前蘇聯當時有200個少數民族，俄羅斯民族，一半一半。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們成立了一些獨立國家，列寧為了團結他們一起來革命，被迫承認了它的合法性。所以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波羅的海沿岸，一下子成立了大大小小15個國家，都是從前蘇聯集體出去的。中國不一樣，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很少，和漢族比較少得多。另外，中國傳統上一直是大一統的國家，不適合搞聯邦區。另外，馬克思老祖宗也主張搞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所以李維漢的建議起到催化劑的作用。所以毛澤東同意了。李維漢，是政協籌備會的秘書長，他在政協會議期間，功勞應該是很大的，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政協會議籌備會期間，李維漢，功最大。但是，我們知道李維漢沒有參加開國大典，這幾年檔案也解密了，為什么呢？以前都不知道，李維漢按計劃要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后來沒有去開國大典，秘書長也沒有當成。現在我們知道李維漢擔任了統戰部的部長，擔任周恩來的政治秘書的童小鵬在《少小離家老大回》這本書里面，李維漢為什么沒有參加開國大典，當時因為在建國前夕的一天，在中南海看露天電影，毛澤東、江青也在看，李維漢也在看，大家都在看，后來上廁所，也反映了當時，我們剛剛進程，條件艱苦，露天廁所，李維漢被絆倒了，個子大，爬不起來，腿被摔斷了，說起來也很丑，實際上檔案已經解密了。童小鵬也掉下去了，但是他個子小，很快爬起來了，掉到馬桶里去了，李維漢個子大，爬不起來，腿摔了。當時周恩來很生氣，嚴厲譴責了當時工作人員，毛澤東也很生氣，但是腿被摔斷了，所以后來沒有參加開國大典，這是檔案解密出來的，所以李維漢的建議起到催化劑的作用。

另外一個，為了防止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分裂，這是我們的現實原因，新中國建立前后，帝國主義，包括印度都在窺視我們邊疆地區，包括新疆、西藏，包括臺灣，要分裂。在1949年7月份的時候，我們發生了藏族同胞驅漢事件，**把驅漢事件和2008年3.14驅漢事件進行比較，當時也發生了驅漢事件，幕后的操縱就是英國、印度，搞西藏獨立。針對這些分裂的圖謀，我們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包括臺灣，美國也在染指，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搞聯邦制，勢必給這些地區分裂帶來了一些口實，所以我們提出單一的國家，也是當時防止帝國主義分裂的一個現實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背景，就是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的成功實踐，為我們提供選擇，以民族區域自治為補充形式的單一制的國家機構提出了成功的樣板。所以在政協會議召開前夕，很多人到內蒙古去考察，包括陳嘉賡這些委員去考察，回來之后都說好，這樣加速了中共對民族區域自治的選擇而逐漸放棄了對聯邦制的期待。事實證明，抉擇是英明的，是正確的。要不然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到現在要嚴重得多。

至此，通過以上國家是怎樣建立的，主要講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的歷史由來，核心問題，新中國是怎樣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樣建立起來的。我想弄清楚這些問題，這些制度的選擇，都是中共領導人，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從歷史中，從中國國情出發的，沒有學習蘇聯。我們好多東西和蘇聯不一樣，而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的，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所以，著名的美國學者頭號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約翰?金?費爾班克）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就說到了。中國人尋找適合中國的政治制度，尋找了兩三代，但終究沒有尋找到。直到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選擇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實踐證明他是正確的，是有生命力的，它必將具有長遠的生命力，這是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里面說到的。外國人都這樣評價，我們怎樣評價呢？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我想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能夠更好的堅信我們政治制度歷史選擇的必然性，也是我們駁斥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有力工具。所以，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就說到了，我們要永遠銘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主要功績是什么？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建立，新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礎，這是十七大胡錦濤對毛澤東的最新評價，實際上這個評價也更多的從政治制度，從建國、從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確立這個角度來評價的。

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黨史知識大講堂》第六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羅平漢（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在全國范圍的建立。1952年秋，黨的領導人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和黨預定的社會主義目標，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年秋，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

一、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當時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其序言中規定：“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在其總綱中，又作了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對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作了明確的表述。《共同綱領》中并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樣的文字，但它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實際上用另外一種方式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初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別是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隨后組建的政務院及其所屬機關的負責人中，政務院副總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兩人，即郭沫若和黃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過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鈞儒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這種格局，一直維持到1954年一屆人大的召開。

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共同綱領》作了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新民主民主主義社會經濟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多種經濟成份共存在。以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為例，各種所有制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占19.1%，合作社經濟占1.5%，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占0.7%，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占6.9%，個體經濟占71.8%。

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國營經濟數量雖不占優勢，但它處于領導地位并顯日益壯大之勢。對于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從1949年至1952年，國營經濟發展迅速。1949年國營工業的總產值為36.8億元，1952年達到了142.6億元，增長了387.5%。國營商業機構1950年的批發 45 和零售額分別占全國的23.2%和8.3%，1952年則上升到60.5%和19.1%。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重要經濟成份，1949年至1952年其總量也是顯增長的趨勢，但由于國營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國民經濟的比重則顯下降之勢。在1951年之前，私營工業在全部工業總產值中超過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老解放區此前已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之后，農村經濟體制仍基本上是個體農民所有制。這不單體現在生產方式上是農民以家庭為生產單位，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對于土地具有所有權，以及附隨所有權而產生的土地處置權。《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規定：“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亦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的權利。”即就是說，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里，農民依法具有土地所有權以及土地的處置權，土地的買賣是合法的。

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化，《共同綱領》規定得比較簡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文化體制上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多種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文化產業格局。據1950年3月底的統計，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濟南、武漢、廣州、長沙、西安、重慶等11個大城市，出版及販賣書店共計1057家。其中自行出版書刊者269家，計公營19家（包含新華書店總分店6家），公私合營6家，私營244家。專營販賣的書店788家，計公營16家，公私合營7家，私營765家。1950年1月至12月，全國共被版圖書7049種，其中私營3681種，占52.3%。全年共有定期刊物295種，其中私營113種，占38.3%。又據1950年3月的統計，全國共有私營報紙58家，私營廣播電臺34座。建國之初，國營的電影制片廠只有東北、北京、上海三家，而私營電影公司則有十幾家，其中有一定制片能力的主要有昆侖、文華、大同、國泰等影業公司。

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年，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是老老實實、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綱領》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由于認真執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政策，中國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提高了生活水平。這三年，是中國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三年，是中國人民意氣 46 風發的三年，也是中國社會面貌得到徹底改觀的三年。

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醞釀與提出

新民主主義社會無疑是帶有過渡性質的社會形態。那么，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呢？毛澤東曾這樣說過：“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這段話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所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這就是說，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全面而充分的發展，而且根據中國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實現這種過渡。

到了1948年秋，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中國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很快將變成現實。在這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會議上，中共領導人對何時轉入社會主義進行了討論。劉少奇在發言時提出，不能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毛澤東插話說：“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后還要十五年。”當天為會議做結論時，毛澤東又說：“關于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會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表示，不要急于追求社會主義化，合作社不可能很快發展，大概要準備十幾年功夫。這是黨的領導人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轉入社會主義社會最早提出的具體時間表。

1949年7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團校第一期畢業典禮上又講：20年后，我們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況進入社會主義。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訪問蘇聯，期間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從現在起到實行一般民族資本的國有化，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這要看國際的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這是一個內部掌握而沒有向社會公布的時間表，因此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共同綱領》時，有人提出，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定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在《共同綱領》就應該把這個前途寫出來。經過討論，最后沒有采納這種意見，理由是“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奮斗”。

直到1951年，黨的領導層還一直堅持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后才能轉入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年年5月，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年。當然，作為理論和理想，我們做宣傳工作還要講，而作為實踐的問題，十年建設之內社會主義是講不到。十年以后建設得很好，那時我們看情況，就可以提一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么時候搞呀？但是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復這個問題。十年以后可能采取某一些相當的社會主義步驟；也可能那時還不能采取這種步驟，還要再等幾年。”同年7月，劉少奇在給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做報告時，也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少則十年，多則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之所以黨的領導認為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才能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其著眼點就在于只有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在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充分條件后，才能考慮過渡的問題。這本來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但從1952年開始，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醞釀和提出，這個設想被提前放棄了。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是什么時候開始考慮可以結束新民主主義社會，據薄一波回憶，1952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就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從這時到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一直思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所謂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將私有制改造成為公有制，其中關鍵是將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為國營企業，將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進行集體化改造。這時，毛澤東認為，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已經具備了對其進行改造的條件。

1952年10月，少奇同志率我黨代表團參加蘇共十九大期間，他受毛澤東的委托，于10月20日在莫斯科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對我國過渡到社會主義所需的時間和能夠實現的條件，進行了估算和分析：中國現在的工業生產總值（不包括手工業），國營企業已占67.3%，私人企業只占32.7%。在蘇聯幫助中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工業中國營經濟的比重將會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則會縮小到20%以下。十年后，私人工業會縮小到10%以下，國營工業將占90%以上。私人工業在比重上雖將縮小，但它們在絕對數上還會有些發展。因此，這時候多數資本家還會覺得滿意，并與政府合作。他們的企業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成品及銀行貸款等，并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將征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家所有。設想多數情況下采取的方式是，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浪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 48 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國家還可以付給他們一部分代價。

劉少奇還談到了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參加互助合作的農民已占40%，而在老解放區這個比例已高達80%，已建立了幾千組織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幾個集體農場；富農階級原本不占重要比重，老解放區的舊式富農已經消滅，雖然新富農近年有所發展但由于采取禁止黨員雇工的政策，新富農不會有大的發展，而新解放區雖然保持富農經濟，但在農民的斗爭中富農經濟已受到很大削弱，估計今后也不會有大發展。因此，互助合作運動是今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

中共中央的這個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贊同。10月24日，斯大林接見中共代表團，并且說：“我覺得你們的想法是對的。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后，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采取逐步的辦法。你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態度是正確的。”

斯大林對中共中央關于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表示贊同，堅定毛澤東加快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信心。經過半年多的醞釀，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會議期間，他在一個講話提綱中寫道：“總路線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黨的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

（一）農業；

（二）手工業；

（三）資本主義企業。”兩個月后，他對這個總路線作了完整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1954年2月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這條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寫入總綱，它反映了億萬人民群眾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強烈愿望。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宣傳和教育工作，在黨內迅速統一了認識，也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由此開始。

三、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

中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如何把億萬農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改造農民個體所有制，發展農業生產，建設先進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之一。

我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較長時間的互助合作傳統和實踐。遠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就建立了“勞動互助社”、“耕田隊”、“犁牛合作社”等互助組織。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組織了“變工隊”、“扎工隊”等勞動互助形式。在解放戰爭時期，互助合作組織進一步發展。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這是我國第一個指導互助合作的文件。《決議（草案）》在總結我國20多年革命戰爭時期的互助合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農業合作化的三種主要形式：即互助組，分臨時性的初級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初級社；集體農莊，即后來的高級社。《決議》指出，土改后在農民中存在著發展個體經濟和實行互助合作的兩種積極性，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在農民中提倡“組織起來”。《決議》提出，互助合作運動要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與可能的條作，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同時還明確了初級社是走向社會主義農業的過渡形式；規定了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必須貫徹自愿和互利的原則，必須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到1952年，我國農業互助合作組織有了很大發展。這年全國共有互助組803萬個，參加的農戶為4500萬戶，占總農戶的40%。初級社共有3600多個，入社農戶為5.9萬戶，占農戶總數的0.05%。高級社有10個。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我國互助合作進入大規模地發展階段。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指出：“這種由具有社會主義萌芽、到具有更多社會主義因素、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發展道路，就是我們黨指出的對農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并指出初級社將“日益變成為我們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前進的重要環節”。從這時開始，互助合作運動的重點，也就由發展互助組，轉變為重點發展合作社。

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幾年前進的步伐是穩健的，但1954年底1955年初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急躁冒進傾向。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此次會議在分析1955年春農村形勢后，提出農業合作化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秋后看情況再定；對數量大問題多，超過主觀力量的地區，要適當收縮 50

第四篇：二類學分之人文大講堂

大家要注意一下時間上的選擇。

題目：中國開放經濟下的增長與調整

主講人：華民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承辦：杭州師范學院

時間：2006年10月7日下午2：30~4：30

地點：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杭州師范學院下沙校區圖書館第一報告廳）

嘉賓簡介：華民，1950年生于上海，浙江慈溪人。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系主任、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專家，“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戰略研究”咨詢專家，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世界經濟、國際經濟和中國經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出版《轉型經濟中的政府》、《長江邊的中國》等學術著作12部，在國內權威與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近500篇。

2、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第一講

2007年：國際羽毛球聯合會執委、中國羽毛球協會副主席、原國家羽毛球女隊教練、世界冠軍獲得者、羽毛球皇后李玲蔚周三在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作了關于“我的奧林匹克因緣”為主題的精彩報告。（2007年4月11日下午2：00，杭州師范大學下沙校區500座報告廳。）

補點簡要的文字材料吧。（摘錄）

簡介：李玲蔚，浙江麗水人，我國著名羽毛球運動員、教練員。她被譽為“羽壇天后”、“一代羽球女王”，開創了世界羽壇的“李玲蔚時代”。在她當運動員的短短7年中，獲得過13次世界冠軍，是中國獲得世界冠軍最多的羽毛球女運動員。李玲蔚的技術特點是扣殺兇狠，球路變化多端，攻防兼顧，進攻落點準，殺、吊變化大，心理素質好，作風頑強。李玲蔚退役后，曾出任中國國家羽球隊女單助理教練和主教練，期間培養出葉釗穎、龔智超、戴韞、韓晶娜等名將，這樣的成就也是世界羽球界罕見的。1994年李玲蔚獲得了國際羽聯的“杰出成就獎”，4年后，她跨入了羽毛球名人堂。2002年，李玲蔚被任命為國際羽聯委員，并成為羽毛球世界聯合會理事，現為國際奧委會項目委員會委員。李玲蔚是北京體育大學的首位世界冠軍博士生，攻讀體育人文社會學專業，導師是前國際奧委會副主席、著名的體育外交家何振梁先生。

——我不是老師

我是個地道的浙江人，會說麗水話，杭州話也湊合。在羽毛球場上我可以非常不謙虛地讓別人叫我李老師，在羽毛球場下我沒有任何的資格。第一次談羽毛球以外的問題，而且在這樣的場合心里也沒譜，面對這么多同學，緊張，當是一個機會和同學們交流。咱們是個交流會，別當作報告聽。—— 夕陽輝映，很美

帶著大家重溫奧林匹克的起源，講到了顧拜旦的著名演說，講到了奧林匹克憲章，還講到了奧林匹克運動的格言還在于更美、更干凈、更人性、更團結！她與我們分享了2004年親臨雅典奧運會現場，那時我到了時值傍晚，夕陽西下，映在大理石上的，真的很美，大家有機會議后可以親自去感受一下。——悲喜夾雜，重在參與 她重談了她對奧運會的認識和體會。你們知道嗎？當時我們八十年代拿個世界冠軍獎金是300元，亞軍是280元，冠亞軍就二十元的差別，時隔至今，對于運動員都物質精神鼓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是1989年退役的，而羽毛球在1992年也成為了奧運會正式項目，有人說，你拿拿了那么多世界冠軍，就沒拿過一個奧運會冠軍。一個奧運冠軍比你那么多世界冠軍值錢哪？ 可以說也有點遺憾的，是悲喜參雜，但就像奧林匹克精神所說的重在參與，體驗過感受過這種氣氛就是沒有缺憾了。

——少年管教所，感動落淚 在少年管教所揭紀念牌的時候，被那些小天使在小板凳上傳火炬那神圣的表情所感動的潸然淚下。——提問

“你的父親那么和藹，是不是一直很支持你的體育事業？”

她坦然相告：我的父親、母親一直非常嚴格，小時候我取得了一點進步他們也不表揚我，但做錯了就狠狠批評我，我就偷偷問我的外婆我是不是親生的。不過長大后明白他們都是為了我好。也正是因此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我常常和父母通信，和他們的關系更超乎了父母子女，更多的是朋友的關系。

3、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2007年第2講 演講題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

時間和地點：2007年5月12日上午9：00—11：00，杭州師范大學下沙校區圖書館報告廳

演講嘉賓：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振中

嘉賓介紹：王振中，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有關專著、論文、研究報告等先后獲得“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國家圖書提名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優秀科研成果獎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對策研究成果、優秀信息”獎等。現兼任中國期刊協會經濟期刊聯合會會長、《經濟學動態》主編兼社長、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理事、國光基金秘書長、中國城市發展基金執行委員等。

主要代表作有：《走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政策選擇》、《展望21世紀中國經濟》、《經濟特區與出口加工區的比較研究》以及每年擔任主編的學術系列著作《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

4、林正范校長與MCPHEE校長聯袂演講——《沒有邊界的世界》 演講題目：沒有邊界的世界 時間和地點：2007年5月13日下午3∶00—4∶30，杭州師范大學下沙校區圖書館500座報告廳

演講嘉賓：美國中田納西州立大學校長Sidney A.McPhee、杭州師范大學校長林正范博士 嘉賓介紹：

Sidney A.McPhee是中田納西州立大學的第十任校長。2003年作為田納西州百強人物登上納斯維爾郵政商業雜志，次年，作為田納西州前50強非裔美國人，又登上了田納西商業雜志。他曾獲得A&M大學學士學位、邁阿密大學碩士學位以及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應用行為教育博士學位，同時，他又是一名哈佛大學管理發展項目的畢業生。他曾在一系列專業學報上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他上任以來，在中田納西州立大學首次設立了經濟、英語、人類行為學和歷史四個博士項目。

5、浙江人文大講堂第88講暨下沙講堂第5講在我校舉行 熊源偉：多元的舞臺——當下戲劇演出的多樣形態

2007年11月12日下午，浙江人文大講堂第88講即下沙講堂第5講在我校下沙校區圖書館500座報告廳舉行。全國高校藝術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導演藝術家、戲劇教育家熊源偉教授作了題為“多元的舞臺——當下戲劇演出的多樣形態”的演講。省社聯科普處長俞曉光，錢江晚報科教部副主任朱國平，我校黨委副書記張鴻森出席這次講座，講座由我校校長林正范主持。

熊源偉教授從當今社會的多元化說起，指出戲劇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都市文化的重要標志。在當今社會多元化的背景下，他就戲劇演出的多樣形態作了生動形象的介紹。他首先介紹了“依托文本”的戲劇演出形態，主要從意蘊多元、風格雜交、經典解構、非常規文本、策劃介入等方面闡釋了體現戲劇多元化的多個特征。

然后，熊源偉教授從“即興創作、編作劇場”和“表演的非程式化技藝”這兩方面對“以表演為依托”的戲劇演出形態作了具體的介紹；接著，介紹了“依托空間”的戲劇演出形態，他以“一戲一劇場”和“環境戲劇”為典型代表，精彩闡述了這種戲劇演出形態的獨特魅力。

熊源偉教授還從“物質感與規模效應”和“用物質來寫意”的角度對“依托物質感”的戲劇演出形態進行了分析；他還介紹了“以科技為依托”的戲劇演出形態和一些另類形態。熊教授說，想象力無限，演出形態就無限。

“因為多元，生活上要學會寬容；因為多元，藝術上要學會包容。” ——熊源偉教授以兩句話結束了他的熱情演講。

熊源偉教授還對聽眾提出的有關“大學生怎樣才能更接近戲劇”、“戲劇是內容藝術還是形式藝術”、“如何讓戲劇在校園擴大化”等問題作了具體的回答，對我校校園戲劇的創作、表演給予了肯定，并表示將為我校校園戲劇的建設和發展盡一份力。

最后，林正范校長熱情地邀請熊源偉教授明年再到我們學校來開講座、觀看我校師生的戲劇演出，熊教授欣然應允，現場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編輯：柯健）

6、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第9講

題目：我的音樂世界

主講人：著名歌唱家 呂薇

時間：2007年6月9日上午9:00~11:30

地點：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杭州師范大學圖書館報告廳）

簡歷：呂薇，女，浙江杭州人，1992年畢業于杭州師范大學音樂藝術學院，海政歌舞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全國青聯委員。1996年~2007年連續12年參加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演出,多次參加中央電視臺元宵晚會，曾榮獲1993年全國民族民間音樂舞蹈比賽銀獎，2001年、2002年中國廣播文藝獎首屆全國聽眾喜愛歌手“金號獎”比賽民族唱法“十佳歌手獎”，2003年第十屆全球華語音樂榜中榜評委會特別獎“民歌獎”，2004年第二屆東南勁爆音樂榜“最佳民歌金曲獎”，2005年第七屆CCTV-MTV音樂盛典“最佳民歌歌手獎”等，被譽為“新民歌四大名旦”之一。代表作品有《中國紅》、《春去春來》、《但愿人長久》、《花譜》、《山水是朋友》。

7、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第10講 題 目：如何看待“國學熱”

主講人：王能憲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時 間：20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 點：圖書館報告廳 演講嘉賓簡歷：

王能憲，男，江西瑞昌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曾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學院副院長等職務。長期在大學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后到文化部機關工作，主要從事文化政策與文化理論研究。曾主持起草全國文化事業發展“九五”、“十五”規劃等重要文件, 主持文化部理論建設重點工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建設叢書”，并應邀擔任中宣部“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專家組成員。主要著作有《世說新語研究》《含咀編——中國古典詩文名篇賞析》《魏叔子文集》（校點）、《文化建設論——王能憲演講集》《中國文化如何應對WTO》（主編）等

8、下沙講堂第11講

題目：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時代任務 主講：鐘秉林教授 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時間：11月25日上午9：00～11：30 地點：浙江省圖書館二樓 嘉賓介紹：

鐘秉林，留英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和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指導教師，從事機械故障診斷學研究與教學工作以及高等教育管理工作。1994年回國后任東南大學副校長，1996年調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2001年由國務院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兼任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兼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暨機械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全國教育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機械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教育評估分會理事長、師范教育分會理事長；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中國振動工程學會理事，《機械工程學報》、《振動工程學報》、《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英國)雜志編委等職；清華大學兼職教授，英國加迪夫大學名譽副校長。熱烈歡迎廣大師生和各界人士前來聽講！

9、人文大講堂12講

題 目：衛生事業發展的現狀及展望

主講人：毛群安 衛生部辦公廳副主任、新聞發言人

時 間：2007年12月15日（星期六）下午2：00-4：30 地 點：下沙校區圖書館500座報告廳 嘉賓簡介：毛群安，衛生部辦公廳副主任、新聞發言人，碩士研究生導師。著有《美國醫療保險制度剖析》《澳大利亞醫療制度與衛生管理》等專著。2003年抗擊“非典”疫情期間，每日的疫情信息播報使他開始為公眾所熟知，他的新聞發布引起國內外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近年來，衛生系統的重大信息能夠及時公布于眾，得到了中宣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單位的高度評價。他曾坦言：非常欣賞能夠提出好問題的記者；發言人是負責組織機構與媒體和社會溝通的通訊員。

10、人文大講堂13講

題 目：30年改革開放與經濟理論創新 主講人：著名學者 程恩富

時 間：2008年4月11日下午14:00-16:30 地 點：圖書館報告廳

嘉賓簡介：程恩富，1950年7月6日生于上海。1975年和1987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碩士學位。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專家、國家社科基金理論經濟學評委。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提出“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社會主義三階段論”、“新的活勞動價值論”、“新經濟人論”、“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論”、“一府兩系的國資管理論”、“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論”、“知識產權優勢論”、“當代經濟基本矛盾論”、“經濟全球化利弊不確定論”、“大文化經濟學論”等，形成了系統獨特的經濟學方法、理論和政策主張，論著被引用1000多次，享有較高的學術聲譽和廣泛的社會影響，被認為是“我國第四代經濟學家的代表之一”（《當代經濟研究》、《中國工商時報》）、“四代四杰之一”（《與著名經濟學家對話之五》一書），“改革以來新一代的中青年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以及“中國最有創見的經濟學家之一”(日本經濟理論學會主辦的《經濟理論研究》)。

程恩富教授執著地追求學術與思想，強調“思學結合，注重思想”，認為我們不僅要強調學術性，而且要強調思想性；主張在“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的學術原則下，“綜合創新，推陳出新”；強調“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中學西進”，實現“中西融合”；注重“執教為人，治學為公”，要為強國富民和人類進步而思想，應當是國家和人民的“忠臣”。

11、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第14講

題 目：大國文化安全與新世紀文化“再中國化” 主講人：王岳川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時 間：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14：00-16：00 地 點：圖書館報告廳

嘉賓簡歷：王岳川，1955年9月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副所長，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專家。現為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化書院客座教授，復旦大學等10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中南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學術著作有《藝術本體論》《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目擊道存》《王岳川文集》等20余種，發表學術論文300余篇。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隨筆》(60卷)、《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叢書》(9卷本)、《一生的讀書計劃》(20卷)等14種。獲全國及省部級獎項10余項。

12、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第15講： 題目：我和我的角色李叔同

主講人;我校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顧問濮存昕 時間：2008年6月14日上午

地點：在我校藝術中心隆重開講。

本次講座邀請到的是我國著名表演藝術家、國家一級演員、中國公益愛心大使濮存昕先生。校領導崔鵬飛、朱軍、傅勤、郭清，我校師生、市民朋友以及相關媒體記者懷著極大的熱情聆聽了此次講座。講座由校黨委書記崔鵬飛主持。

受聘儀式結束后，濮存昕為大家作了題為“我和我的角色李叔同”的講座。一開場，濮先生就以其渾厚極富感染力的聲音贏得在場聽眾的陣陣掌聲。他以演員的身份講述了自己在扮演電影《一輪明月》中與李叔同間的角色轉換，他又以知識分子的眼光闡釋了文化人該有的社會責任感，他更以一位普普通通塵世人的視角道出了那份人生的灑脫與淡定。他先從自己與電影《一輪明月》的因緣談起。他說自己一直以來都有扮演李叔同這一角色的夙愿，是《一輪明月》完成了他這一愿望，更是這部電影讓他走進了弘一大師的精神世界。他還向我們講述了在拍攝這部電影時的一些故事，電影的拍攝過程很艱辛，但正是因為弘一大師對他的感召讓他有意念繼續走下去，覺得與大師對話收獲了作為演員的一種幸福感，更收獲了人生中的一筆財富。濮存昕還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詮釋弘一大師的精神世界，他對弘一大師的敬仰溢于言表，對弘一大師的解讀也讓在場的觀眾陷入了深思。此刻的濮存昕為在場的人構建了一種與大師對話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場上的他，場下的觀眾都因弘一大師而發生了心靈的碰撞。

講座的第二部分是互動環節，同學們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紛紛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向濮存昕提問，濮先生就同學們提出的抗震救災、防治艾滋病宣傳、信仰問題、青年人的社會責任感等話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讓同學們受益匪淺。我們也看到了濮存昕先生這位熱愛公益事業的表演藝術家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動詮釋著李叔同報國憂民、浩然正氣的高尚精神。

整場講座在濮存昕先生精彩的詩朗誦中結束。與濮存昕先生一起探討李叔同人生的兩個半小時讓聽眾們覺得意猶未盡。但是，短短的兩個半小時讓每一個人的心靈都得到了一次凈化。我們感念師大有這樣一位先師李叔同，也感謝濮存昕精彩的講演讓我們能穿越時空與大師對話。

13、人文大講堂16講

題目：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根

主講人：楊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 時間：5月16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點：杭州師范大學下沙校區行政樓敘倫廳 簡介：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評論》主編。出版《魯迅小說綜論》、《中國現代小說史》、《20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中國比較文學批評史綱》等著作18種67冊，發表論文400余篇，總著作量在六百萬字以上；先后任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客座研究員或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圣彼德堡大學等世界名校講學；曾榮獲劍橋“二十世紀成就獎”、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中國文學研究獎”，傳記被列入英國劍橋和美國《世界名人錄》。

14、游本昌 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講堂第17講 題目：我和我演的濟公

主講人：著名表演藝術家游本昌 時間：2008年11月22日

地點：在杭州師范大學鈞儒廳開講。

游本昌先生從“人生之路該如何選擇”切入，結合自己的求學之路入情入理地分析了“大學之于人生的重要性”，告誡在座學生要“像海綿一樣吸收知識，與無知作斗爭”。他寄語在座同學要珍惜大學教育，這是一輩子的動力。

游本昌先生結合自己演“濟公”以及演啞劇時的軼聞故事，談了自己對“濟公”這一角色的理解以及對人生的感悟。他說，“濟公”是相對“濟私”而言的，“公”是“公眾之公，公共之公”，“濟公”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藝術觀、性格乃至命運。

游本昌先生還與現場聽眾展開交流。他認為表演的技巧在于自然、真實，以生活為詩。最后，游本昌先生還饒有興趣地與當年《濟公》電視劇主題曲的首唱者、杭師張承軍教授一同為大家現場即興演繹了該主題曲。

15、浙江人文大講堂第18講 題目：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根

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博士生導師楊義教授 時間：2009年5月16日 地點：敘倫廳

楊義教授表示，能來浙江省和我校演講，非常榮幸，因為浙江省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第一大省。他從當下流行的國學熱談起，提出國學研究應遵守3個提倡、3個力戒的原則，即提倡自尊自強的文化自覺，力戒把國學當作娛樂消遣、淺薄消費的做法；提倡有根基、有感覺的原創文化，力戒賣噱頭、偽知識；提倡貨真價實、賞心悅目、喜聞樂見的全民共享，力戒堆積材料、平庸思想、似懂非懂地賣弄。

楊義教授從中華文化的4個特性，即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厚性、包容性、豐沛性、豐美性四個角度，從“根”的“根本、根基、根脈”三層含義入手，全面闡述了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根。他睿智、謙和、風趣的演講，不時引爆全場熱烈的掌聲。他提出的“中國文字史包含中華民族的認同史”“孔學的八端”等論斷與現場聽眾產生共鳴，并在演講最后與現場聽眾進行了精彩的互動交流。

16、題目：《文化是企業的DNA》

嘉賓：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馬云

時間：2008年4月28日下午2：00-4：00VFT洱吧下載視頻教程點播下載網

明確的目標是企業文化的基礎 VFT洱吧下載視頻教程點播下載網

但是從去年開始我們做了一個決定，如果所有的中國的公司都像我們一樣把大學生推給社會的話，那么誰來照顧大學生誰來培訓他們培養他們，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從現在開始阿里巴巴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所以去年開始我們對應屆大學畢業生全面進行開放，而且給應屆大學生進來以后我們有特別的訓練課程，大學生進來以后我們要幫助他們盡快的把觀念轉變過來，以及對他們我們怎么樣進行引導怎么樣進行輔導，包括這兩年我們有一個挺好的文化，有些東西是點點滴滴做出來的。比方說很多人認為像阿里巴巴、淘寶、支付寶、雅虎這些公司都是高科技的公司，所有的人都應該眼鏡很厚，每天只知道研究，走路都會撞到電線桿上在考慮問題，事實上這些人我們并不需要。很多人那時候思考大學生分配到你們這里是不是解決宿舍問題啊勞保福利問題啊，我們說宿舍問題我們一定是不解決的，請你自己去找房子。如果你是一個人才，連進入一個城市你一個房子都不會找的話我不覺得你是一個人才。所以很多人到了一個城市以后先報到然后馬上去找房子租房子跟別人談，在這個談的過程中他完成了一個從學生到社會人的過渡。我們還有一些文化也挺有意思幾年以前在杭州的一些餐飲飯館里面，我們相信平等，而且那個時候我們工資很低，我們每次搞一次活動以后，或者是有一個項目搞好，我們要慶祝一下，我們到飯店，十幾個人吃好飯，吃好飯以后問一下多少錢，他說360塊錢，我們除一下每個人多少錢，大家當即就把錢付出來。很多飯店里的老板看到我們就覺得你們怎么那么土的，你瞧瞧人家都是搶著付錢的或者是老板付錢，直到今天為止6、7年下來我們公司所有員工出去吃飯都是各付各的。文化是點點滴滴建起來的，所以我們在改變對大學畢業生招聘的過程中，我們也學到需要到大學里面去，去了解大學生。然后我們在去年招聘過程中發現很多問題，在招聘過程中大學畢業生來應聘的時候，我們問他們問題，我們問了一、二十個問題，他們的回答的答案是一樣的。我們懷疑是學校里面的有些就業培訓的套路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回答的時候你一定是這么回答的。這其實是一件蠻可怕的事情，其實我們并不需要聽話的學生，我們需要的是能干的學生，學習能力強的學生，需要有個性的學生。一個好的公司，團隊文化就是要由各種各樣的人組成。但是如果你突然發現招聘過來的二十個學生回答問題每個答案都是標準答案，都沒有錯的，那麻煩就大了。然后去大學應聘或是講課的時候我們發現去的太晚，所以我給自己也是給我的同事一個建議，以后去大學我們希望是跟一、二年級的學生進行溝通，不能到了四年級我們告訴他我們需要這樣的人，這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其實一、二年級的學生就應該知道社會需要什么樣的人，就像我們公司就需要有強烈價值觀的人我們需要有學習能力的人。大學里學習的是什么，學習的是一種文化學習的是一種能力，不僅僅是知識，知識在這個社會上可學的有很多很多。所以呢今天我到這里來一會兒給大家一些時間，大家問一些問題，根據這些問題我來回答。VFT洱吧下載-視頻教程點播下載網 今天我講的很多東西也許不一定是對的，你就把這當成是一個師兄在講一些他的經驗。很多人問為什么你馬云講課我們愿意聽而其他人講我們就不愿意聽，因為很多東西我講的不一定是對的所以大家愿意聽。很多演講者在臺上講的話全是對的，當然他不一定相信，講了一大堆，上面沒有一個字是錯的沒有一個句子的思想是錯的，但是他自己不一定相信。像我們這樣的人講的不一定是對的，但我們是堅信不移的。

第五篇：推拿按摩知識大講堂

甘肅中醫藥大學

骨傷協會活動策劃書

活動名稱：推拿按摩知識大講堂

主辦單位：甘肅中醫藥大學骨傷協會

活動負責部門：骨傷協會組織部

計劃時間：2016年 4月 13日

2015年 4月 13 日

一、活動背景：

推拿醫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醫術之一。《黃帝內經》就從大量篇幅論述了按摩等操作技術，至明朝稱的“推拿”，古時候則稱“按摩”等。推拿按摩的理論基礎有兩方面，一是陰陽五行臟腑精穴，而另一個是現代醫學的解剖生理和生物力學等，而將其治療效果完全發揮出來，必須具備扎實的推拿按摩知識和技術方法。

二、活動意義與目的：

活動意義：作為新一代的大學生，我們應該時刻堅持學習書本知識與投身社會實踐相結合，弘揚中醫文化，普及推拿按摩專業知識。

活動目的：完善自我，共同成長。為了使廣大學生繼承中醫精髓，領略推拿奧妙，激發同學們學習中醫專業知識和臨床技能操作的熱情，提升其對推拿知識更精神層次的領略。為下次推拿按摩大賽做賽前培訓。

三、活動口號：

傳承歷史，服務健康。

四、活動主題

推拿按摩知識大講堂。

五、活動安排

1: 活動時間：2016年4月13日 2: 地點：甘肅中醫藥大學教學樓 3：授課對象：面向全校學生 4：講座由骨傷協會組織部負責

5：講座細則制定與命題：骨傷協會組織部承擔

6：內容：推拿知識講座

六、活動流程

(一)、前期準備：

1.為活動的順利開展提供必要的場地、設施、信息及人員支持，并且協會工作人員在學院進行本次活動的宣傳推廣工作。

2.確定活動的工作人員名單及工作分配：

1）理事會：負責講座大局操控）推拿按摩小組：維持現場秩序，做好學習記錄。

3）辦公室：負責本次活動存檔，活動后期新聞稿、總結報告 4）生活部：負責教室申請，會場布置，禮品購買，經費預算 5）外聯部：負責本次活動人員簽到

6）信網部：負責全程信息采集、活動舉辦前通過QQ、微博等的宣傳 7）宣傳部：負責活動前期宣傳板策劃 8）人事部：負責工作人員簽到

9）組織部：負責活動結束收取素拓

（二）講座注意事項

1、過程中不得交頭接耳，左顧右盼

2、參會人員不得吃東西

3、每位在場人員必須將手機調成會議模式，以免影響選手答題

4、每位在場人員必須自覺遵守會場秩序規則

5|對于比賽中違反比賽規則兩次的選手，由主持人直接宣布取消比賽資格。

（三）、比賽過程： 1.引導參加講座人員入場 2主持人開場白，介紹老師身份。

3.老師對手法進行講解，穿插個人經驗。

4.主講老師對推拿知識進行提問，回答正確的同學發放禮品。5.主講老師在志愿者身上進行手法演示，參會人員可上前觀看。6.合影留念

（四）、后期工作：

1.整編拍攝資料，完成活動總結報告； 2.活動存檔，此次活動全部結束； 3.組織會員學習講座內容；

4.活動期間信網部加強對此次活動的宣傳。

七、活動經費預算：

禮品：20元 水：4元

八、活動注意事項：

1.一切活動聽從協會的具體安排，不能因個人原因擅自離開；

2.內部人員必須團結起來，注意團隊合作呢，做好自己分內之事； 3.遵守紀律，一言一行需體現醫學生的素質修養； 4.盡職盡責，深入溝通，克服各種困難，堅持到底； 5.遵守協會規則，注意安全。

新聞稿

[cp]人生舞臺的大幕隨時都可以拉開，關鍵是你愿意表演還是選擇躲避，現在機會來了！我們有幸邀請到了曹林忠教授，為我們進行一次推拿手法知識講堂，這次講座，相信一定可以讓你們在學到推拿知識的同時收獲快樂。帶著你的熱情，快來參加我們的講座吧[來]今晚上7點第十階梯教室[/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