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法理研究

淺談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法理研究

[摘 要]行政補償的理論基礎是構建行政補償法律制度的法理依據，也是行政法學界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文章在淺析行政補償概念的基礎上，回顧了行政補償法理基礎相關學說的分類，最后指出就我國實踐而言，行政補償制度的理論基礎應該以人權保障說為前提，以特別犧牲說為基礎，以公平負擔平等說為原則。

[關鍵詞]行政補償；特別棲牲說；人權保障；公平正義

作為國家，當犧牲無特定責任人的合法利益以滿足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需求，從而破壞原有的利益格局時，就必須給予受損害的特定成員公平合理的補償。近年來，伴隨著依法治國方針的大力指導，我國逐漸建立和完善了一套較為廣泛的行政補償制度。行政補償制度是現代法治國家極其重要的一項法律制度，對政府權力的規制和公民權利的保障至關重要。行政補償的法理基礎是指國家為什么要對合法的職權行為造成的損失給予補償，其理論依據是什么。對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法理基礎進行分析有利于加強對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障，有利于推進我國民主法治建設進程，有利于促進行政機關的執法水平，具有深遠的學術理論和現實實踐意義。

一、行政補償

各國學者結合本國自身的實際和具體情況定義行政補償的概念有所不同。由于我國歷史的特殊性，導致我國的行政補償概念也與其他國家存在一定的差異。我國大部分學者將行政補償的概念定義為：國家行政主體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合法行使職權管理或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履行其行政職權的過程中，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給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了損害，由國家行政補償義務機關依法補償特定行政相對人所遭受損害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行政補償的實質在于調和私有財產權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其不應屬于行政法責任，而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

隨著我國對公民財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大，行政法中所關于調整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人財產權關系的內容日益凸顯。我國認為行政補償的發生原因包括行政相對人因行政主體的合法公權力行為及其附隨效果所造成的特別犧牲，也包括公民因實施公法之無因管理行為所遭受的特別犧牲。其中，公權力附隨效果的特別犧牲是指在實施公權力時，行政主體并非有意占有或使用私人財產，或者限制私人財產權，但客觀上存在著破壞或實質減損相對人權益的實施，進而使相對人承擔特別損失。再者，行政相對人因公共利益的維護而遭受了個人利益的特別損失，兩者利益的損益之間應當有因果關系，而這種公共利益顯然不為行政相對人一方享有，而為社會或集體成員共享。

各國對于行政補償制度的法理基礎都進行了詳盡的研究，每種理論學說都有其不同側重角度，反映了各個國家和地區在建立行政補償制度的過程中所依據的法理基礎和理論觀念。主要有以下代表性的學說觀點：

（一）特別犧牲說

該學說是由德國奧托·麥耶提出的，其主要思想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實施的征收或征用等行為，造成了特定的社會主體（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特別損失，他們為社會公共利益而承擔了其他人的責任，這是不公平的，因此，必須對承擔了他人責任的這些特定主體的特別損失給予補償。

（二）公平負擔平等說

該說認為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應該是一致的。公民既然是公共產品的實際享有者，理所當然也應當是社會公共負擔的承擔者。權利和義務是統一的，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行政主體作為國家行政活動的實施者，其實施行政行為的出發點和角度是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造福于民。如果國家的一些諸如征收、征用、選用的一些合法行政行為造成了特定主體的損失，作為這種損失就應該由全社會的成員一起來分攤，但這從現實角度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那么國家就可以通過稅收收入由國家來給予受到損失的行政相對人進行補償，這樣就達到了全社會成員的共同承擔，實現了權利和義務的統一。

（三）人權保障說

保障人權的理念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尤其是法律生活的各個領域。該學說認為現代民主國家的基本目的和重要任務之一是保障人權，當公民遭受到國家其他公民或其他組織的侵害時，國家有責任對遭受損害的公民給予補償。保障人權也是國家的重要目標和任務，既然在法律領域內，當公民的行為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損失的時候，國家有責任追究侵權人的責任并保障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獲得補償或者賠償，那么當國家的行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損害的時候，這種責任就更是責無旁貸。

（四）無過錯責任理論

根據該理論，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只要其行為或其所管理的人或物造成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的損害，無論其是否存在違法情形或者是否過錯，均應對被害人的損失給予賠償或補償。引起行政補償的損害雖然是由行政主體因公共利益的目的合法行政行為造成的，可是從損害結果來看，行政補償和行政賠償都是由于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造成了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特別損失，在相對人自身無過錯的情況下無端致使個人權益受損是理應獲得相應彌補的，符合權利救濟的基本要求。法律上的區別應該只針對行政主體和行政工作人員的行為違法與否的問題；引起賠償的是違法行為，行政主體和行政工作人員應該對之承擔相應侵權法律責任；引起補償的是合法行為，行政主體和行政工作人員對之不承擔侵權法律責任。

（五）不當得利說

該學說認為享受公共利益的是社會全體，公共事業造成的損害應當由社會全體成員負擔。然而，國家為了公共利益而造成的損失一般是個別人的特殊犧牲所能實現的，既然是為了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沒有理由讓個別公民承擔，因此對于其他未受損害的社會全體成員來說就是一種不當得利，因此對于做出犧牲的人就應當進行補償。

（六）危險責任理論

根據該理論，一個人如果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的利益于某種危險之中，他就必須為此種危險可能導致對方的損害負賠償責任。這種理論始于民事賠償領域，后來在行政法上得到了運用，并逐漸成為了行政補償的重要根據；它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而使行政相對人權益處于某種危險狀態之中，其即應對相對人因此可能受到的損失予以補償。

二、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法理基礎

我國現階段的行政補償制度的法理基礎主要是以“人權保障說”為根本要求，以“特別犧牲學說”為基礎理論，以“公平負擔平等說”為主要原則。

“人權保障說”是行政補償制度的根本要求。眾所周知，維護和保障人權已經成為現在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在現實的生活領域當中，作為社會主體的人難免會受到政府行為的干涉和影響，如果政府的行為對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損害，無論是違法的行為還是合法的行為，都應該做出適當的、公平的賠償或者是補償，而不應該只是關注到政府的違法行為所帶來的損害，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保障人權，實現公平的要求。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政府管理社會職能的不斷增多，政府的一些合法行為難免會對一些公民的合法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造成損害，這就要求我們建立好完善的行政補償制度，從而使公民的合法權利得到切實和有效的保護，充分保障人權的實現。

“特別犧牲學說”是行政補償制度的基本理論。從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當中也能看出，我們國家十分重視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并制定和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加以保護。但國家要更好地實施公共管理的職能，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國家可能會對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限制、甚至造成損害，而作為這種本應該由全社會成員共同承擔的損害，如果強加于一個人或組織，就造成了“特別犧牲”，這種特別犧牲就應該由公權力的維護和實施者通過必要的行政補償，使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合法權益達到一種合理的平衡狀態。我國強調的是這些“特別犧牲”應該公平合理，若犧牲超出了公平合理的限度，則必須由國家給予適當的補償。

“公平負擔平等說”是行政補償制度的主要原則。之所以強調“公平負擔平等說”做為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主要原則，是綜合考慮我國的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國家可以依照法律規定，通過給予補償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但私有財產合法權益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如果國家的合法行為造成的損失是相對一般意義上的，具有較為廣泛的承受范圍的，那么這種損失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得到了平均的分攤，是一種公平、正義的“犧牲”。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就無需再對其進行行政上的補償。只有在當這種犧牲被特定化到在社會公平領域，已經不能為人民所接受的特定范圍內的組織或者個人的范圍之內的過程當中的時候，才造成了所謂的“特別犧牲”。這時出于維護必要的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角度，就應當給這些人或者組織適當的行政補償，從而達到“公平負擔平等”。

總之，我國在土地征用、公用征收、功用征調、行政活動調整、因公益遭受特別犧牲的補償和因保護國家或公共財產所致損失的補償方面廣泛地建立了行政補償制度。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之所以主要考慮和借鑒這三種主要理論觀點的內容，主要是考慮到這三種觀點理論的合理性和精神內核，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所做出的一種理性的正確判斷。

三、結語

行政補償的法理基礎是我國構建行政補償法律制度的法理依據，但理論界卻對此無法達成共識。不管從構建社會主義法治與民主還是從維護公民個人權益角度來觀察，行政補償制度都是一種維護公民權利和平衡公共利益的有效的權利保障機制。隨著我國民主憲政的發展，公民法制意識的增強，要求完善行政補償法律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現階段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還存在著不足，在依法治國的方針政策的指引之下，我國應該加強對行政補償制度的理論和立法研究工作，規范和完善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進而促進平等、公正、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發展的模式。

參考文獻：“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ljmj.com/kelakeyulechang technology and C51 program design” Tang Ying,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a case of driver and Proteus simulation” Li Lin power, based on the 2011, science press;“design” MCS-51 Series MCU application system He Limin, 1995,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based” Li Guangdi: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1992;“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Ding Yuanjie, 1994,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第二篇：如何實現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

如何實現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 行政補償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因實施合法行政行為造成相對人合法權益受到損失或損害，或因公共利益導致相對人合法權益受到損失或損害而由國家行政機關給予一定補償的制度。行政補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是一個國家行政法治建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們強調建立和完善行政補償制度，是因為它是保護人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是保護市場主體利益，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保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積極性，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了維護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有時不得不損害特定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利益，行政主體事后如不給予相對人以適當的補償，就可能挫傷他們協助公務的積極性，最終不利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在我國現有的行政補償制度體系中，仍存在著統一的行政補償法典的缺失，具體補償程序和救濟程序不健全，行政補償方式不夠靈活多樣，行政補償的補償范圍和補償標準規定不合理，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確，相關配套制度不建全以及實踐層面缺乏統一性等諸多問題。我們知道，行政補償制度的運行狀態關涉到公民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因此消解行政補償制度存在的沖突顯得尤為重要。

針對現存的行政補償制度的缺陷，我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思考：

一、制定統一的行政補償法典

我國行政補償法制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補償法律規范很少、很分散，我們應當在立法方面盡快改變這種狀況。在立法的過程中，需要從各個方面完善與行政補償制度相關的法律。首先，必須明確行政補償的原則，我國行政補償的原則應該是公平補償原則，同時根據不同的原因行為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憲法應對行政補償的基本原則做出規定，行政補償法對行政補償的具體原則做出規定。行政補償要立足于“人權保障”和“社會公平負擔平等”的基礎理論，建立我國特色的行政補償原則。其次，要進一步明確行政補償的權益范圍。行政補償的權益范圍包含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權益內容范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所享有的法律權利可分為實體權利和程序權利，而實體權利又包括了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政治權利及勞動權利等其他權利。二是權益損失范圍。包括權益損失性質范圍和權益損失程度范圍。損失性質可分為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兩部分。損失程度可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這些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應當在法律中有較為明確的規定。再次，必須明確行政補償的基本程序和救濟程序，應確立我國行政補償的基本程序，規范國家行政權的活動方式和步驟。對于行政補償的救濟程序，應包括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同時，簡化程序也是勢在必行。對于權利人尋求補償救濟而言，補償程序應盡可能簡便易行，降低求償成本。最后，豐富行政補償的方式，擴大行政補償的范圍也是一項重要的舉措，除金錢補償、返還原物、恢復原狀、置換等傳統的補償方式外，對于那些生活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失去土作、失去生活來源或者生活環境遭到破壞的當事人，立法上應當特別將生活設施的再建、勞動與就業機會的供給、環境污染的治理等措施列入行政補償的范疇。

二、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為了使權力能夠規范行使，必須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督。行政權力天生具有自我膨脹的特性，而行政權力的擴張無疑使行政機關違法侵權的機會大大增加，而維護公益又授以行政機關合法損害私益的借口，因此法律不僅要為行政權的行使設定最后的邊界，而且還要嚴格規范行政權行使的程序。對于行政補償來說，監

督就是要監督行政主體征收權的行使是不是有法律依據，是否遵守了法律規定的程序，是否按法律規定對相對人受到損失的合法權益進行公平補償。對行政權的制約，主要就是要求行政機關在整個行政補償的過程中嚴格履行一切法定的手續，包括對所有者意見的聽取，以減少或消除自由裁量的可能性。

三、完善行政補償的配套制度。

行政補償制度的配套制度主要包括行政補償制度的監督與救濟機制。前者的關注點在于防止行政機關拒絕補償或者拒絕足額補償，截留、挪用、私分、虛報、冒領補償金，因此需保證行政補償程序的公開透明與責任追究機制的實現，這涉及相對較為復雜的制度安排；而后者主要關注完善司法救濟途徑與行政復議制度。除了司法管轄權與訴訟程序的明確以外，應賦予司法機關對行政補償的協調和解權力，并賦予其對顯失公平的行政補償協議的司法判決變更權。

行政補償制度的完善和現實落實，對于我們國家和公民都是十分緊迫和需要的。希望在我國未來的法治建設過程中，能夠逐漸建立和完善完備的行政補償制度，切實運行該制度，惠及國民。

第三篇：評論：補償公務員下海有悖法理

評論：補償公務員下海有悖法理

如果公務員計劃下海，會不會事先就打好埋伏，在職期間已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未雨綢繆”？如果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會帶來很多“負面猜想”。

安徽近日出臺了一項規定，允許公務員提前退休或辭職創業，在3年內保留人事關系并給補償金。

這個鼓勵公務員“下海”的規定，是當地《關于服務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中的一條。可見，其初衷是為了“服務民營經濟發展”。公務員去當民企老板，可以看做人才輸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民營經濟發展。雖然這樣的目的可以理解，但規定是否合理合法，卻值得商榷。

當公務員和老板扯上關系的時候，更會讓人聯想到權與錢的糾結。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依法辭去公職”之后，公務員會不會利用人脈資源，進行權錢交易？更壞的情況是，如果公務員計劃下海，會不會事先就打好埋伏，在職期間已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未雨綢繆”？如果不能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會讓人懷疑這一規定的有效性，甚至會帶來很多“負面猜想”。如果說對于這樣猜想，還未免有些誅心，那不算菲薄的補償金，就很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按照規定，下海的公務員至少可以拿到相當于本人3年基本工資的補償金，還按照工齡另有補償。公務員工資，本就是公帑，來自財政、源于納稅人。如果是下海創業，“為自己打工”，為何要給予補償？而這筆開銷是否經過人大審議，更不得而知。

實際上，不僅有是否合理的問題，更有是否合法的問題。按照公務員法規定，辭職的公務員，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任職，或者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至少需要兩年的“隔離期”。而安徽的規定中，也并沒有相關的“回避”規定。服務民營經濟發展，是政府應有的責任、該做的工作。不過，這也需要尊重市場的規律。比如進行政策扶植、給予稅收優惠、開放更多市場等，都是有效的手段。如果拿著公共財政補貼私人創業，或者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進行權錢交易，不僅有悖政策初衷，而且會損及市場競爭的公平環境。

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很多地方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想了很多辦法。但是，作為對經濟社會發展會產生很大影響的公共政策的出臺，需要科學的調研、合理的程序，更需要把前因后果、得失利害都想清楚。貿然出臺，如果無效果甚至“反效果”，就不僅是“制度浪費”，更會有損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對此，決策者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第四篇：我國公務員制度研究

我國公務員制度研究

--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比

摘要：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著質的不同。公務員制度作為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必然取決和服務于國家的根本社會制度。因此，中國的公務員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務員制度相比，有著質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不搞“政治中立”

2．堅持黨管干部

3．不搞“兩官分途

4．堅持服務于民的宗旨

關鍵詞：公務員制度中國特色對比

引言：建立和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是貫徹鄧小平人事人才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動實踐，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內容，是機關人事管理制度由適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跨越。“1”

國家公務員制度是指黨和國家對國家公務員進行管理的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等的統稱或總稱。其中包括《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錄用、考核、獎勵、紀律、職務升降、培訓、交流、回避、工資、保險、福利、辭職辭退、退休、申訴、控告等單項制度及實施辦法、實施細則等。1993年8月14日，《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出臺，標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初步形成。這項制度的建立是一個漸進決策的過程，按部就班、修修補補的漸進主義或許看上去不象是英雄，但它作為足智多謀的問題解決者在決策領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國公務員制度不搞“政治中立”，不搞“兩官分途”，注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綜旨，具有鮮明的制度特色。建立中國公務員制度的舉措其最具突破性的貢獻就是確立了經過競爭性考試擇優錄用公務員的基本原則，從而為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創造了制度條件。我國國家公務員制度是根據我國的國情建立的，同時又改革了傳統的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官制度，也不同于我國傳統的人事管理制度。

一、我國公務員制度的緣起及因由

現代意義上的公務員制度，最初形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出現，是人事行政制度走向現代化的標志。公務員制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比如，中國的科舉制度便為其注入大量經驗。經歷100多年發展的公務員制度，引入、發展、創造出許多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如分類管理體制，公開、平等的激勵競爭機制，專業化管理，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等等。

西方文官制度是脫胎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之上的，在政治層面存在許多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的東西，如政治中立、政務官與事務官兩官分途、人才主義用人標準、封閉化的官僚體系等。此外，就管理而言，西方的公務員制度也存在著很多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病。我們建立的公務員制度決非西方文官制度在中國的翻版，但兩者的相似決不僅僅是共用一個概念，兩者在框架結構、形式、具體制度上有相當多的相似點。拋開政治因素不說，西方公務員許多管理方法、運行制，恰恰是我國傳統的干部人事制度所忽略、欠缺的，如較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公開性、部分機制、分類管理、高流動帶來的新陳代謝能力、系統化的制度框架等等。這一切，使得它在我們對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創新時，具有極強的示范作用，實行“拿來主義”，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國傳統的干部人事制度，特別是近十多年來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與探索，還是基本上反映了人事管理的某些共同規律，其中在管理層面

上，我國的人事制度與西方文官制度在許多方面是相通的，沒有一道天塹能將具有共同規律的各國人事制度絕對地分開，除此而外，我們建立公務員制度還有其他一些具體原因。經歷多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后，傳統干部人事制度中的許多弊端正在克服，好的傳統與經驗被進一步光大。但當我們試圖將優良的傳統、可貴的經驗整合成一套體系完整、更能與改革開放的實際進程相一致的制度結構時，我們恰恰缺少一個以立法為基礎的人事制度框架。所以，當我們睜眼看世界時，發現一個已形成100多年、并為當代大部分國家使用的、在許多方面反映人事管理，特別是現代人事管理共同規律的制度框架時，大膽地引進，并批判性地進行改造、利用，就應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作出這一選擇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引進、改造、消化是一個艱巨的工程，這點可從公務員法規擬制過程的漫長、艱苦中看出，從1986年下半年開始起草11稿時，經中央領導同意正式啟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名稱，至1993年8月14日李鵬總理正式簽發，這期間又九易其稿。國家最高決策層的態度是明確的，意志是堅定的，并始終把握這樣一個基本原則：進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行公務員制度決不是全盤西化、照搬照抄西方文官制度，我國的公務員制度首先是中國的，是黨的組織路線的組成部分。在根據新情況，對原有框架與具體內容作部分調整后（如不再將公務員分為政務類、業務類），黨中央、國務院果斷、適時地于1993年10月1日正式推行公務員制度。

二、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內容，原則

我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內容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有18章88條，規定了10種制度：職位分類制度、錄用制度、考核制度、任免制度、職務升降制度、獎懲制度、培訓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申述控告制度。重總的來說政府應該推動研究改革以人為本關心公務員成長,制定措施吸引優秀人才, 精簡機構和人員、分散下放權力強調制度的靈活性，加強能力培訓，提高人員素質完善競爭機制改革分類制度改革業績評估制度和考核制度建立靈活的工資制度提升道德標準。

公務員在西方被稱為“政府文官”，在我國即指國家行政機關干部。公務員的范圍界定為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以外的工作人員。國家公務員掌握著社會公共權力，不同的崗位都承擔著相應的國家事務，公共事務的管理責任，是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他們執行政策、設計方案、組織實施并進行監督反饋，左右著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前進步伐。

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整個制度的總體精神和總的要求。

一、競爭原則：競爭在國家公務員制度中是公開、平等的。所有考試、考核、錄用等程序都是公開進行的，并且所有參加報考的人員不受性別、家庭出身、民族、宗教等限制，并逐步打破地域、身份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競爭進入到公務員隊伍中來。

二、功績原則：功績是國家公務員在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中的工作實績。公務員的職務升降、考核、任免、獎勵等，都以其在工作中的功績為主要依據。

三、法制原則：法制原則就是制定法律規范依照法規對國家公務員進行管理，國家公務員依照法律、法規行政，并受法律保護。有關國家公務員考試、錄用、任免、升降等都必須按照國家公務員法律規定。

四、黨管干部原則：黨管干部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人事制度堅持的根本原則，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不是削弱黨對干部的領導，而是加強和完善黨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管理

工作的領導。通過把黨的組織路線、方針、政策按一定程序轉化為行政機關人事管理的法規，依此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管理。

無論是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內容，還是其產生的過程和意義，我們都可以看出相當濃重的中國特色。

比如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要加強公務員制度建設，他說沒有制度人類社會就不能有序運行。公務員制度建設更要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社會制度是各種制度的綜合，建立符合國情的社會制度，國家才能昌盛，民族才能繁榮。搞好公務員制度建設有利于政府廉政建設。為了加強公務員制度建設，政府擬定了《公務員暫行條例》，出臺了10個配套法規，10個實施細則，初步形成一個配套的法律體系。

而我認為我國的公務員制度就是這種原則的體現，是符合國情的制度；是堅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前提下，制定的科學的，和諧的制度；是堅持和體現了黨的基本路線的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制度。它是在繼承和發揚我國干部人事管理優良傳統和基本經驗的基礎上，吸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并借鑒發達國家的有益做法而形成的。它的建立和推行，有利于行政機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利于分類管理體制的形成和確立，有利于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三、我國公務員制度的特色 及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比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著質的不同。公務員制度作為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必然取決和服務于國家的根本社會制度。因此，中國的公務員制度與西方文官制度相比，有著質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不搞”政治中立“；

2．堅持黨管干部；

3．不搞”兩官分途"；

4．堅持服務于民的宗旨；

眾所周知，建立公務員制度的目的就是要為貫徹和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提供制度保證。所以，要求公務員必須始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捍衛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而西方文官制度則強調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而且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各項事業的核心力量，公務員制度是黨的干部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公務員的管理上，強調要堅持黨的組織領導，貫徹黨的組織路線，保持黨對政府重要領導人選的推薦權。而西方文官制度則強調文官管理必須獨立于黨派之外，“不受任何黨派干預”，“與黨派*脫鉤”，是獨立的管理系統。最顯著的區別則是：中國的公務員做人民公仆，為人民辦事，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這是中國公務員最根本的行為準則。中國公務員沒有自己集團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權。而西方國家的文官則是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它受雇于政府，是政府的雇員，一切服從政府需要，為政府利益服務。

我認為，這都是有我國的制度和社會狀況決定的，我國的公務員有自己鮮明的政治立場，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各類人才，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人才保證。主要內容包括：他們是適應現代化建設的人才，為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提供很大的作用。這些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務員制度中或制度外都不曾有過的，可見雙方的差異有很大原因是因為雙方社會和政黨制度的差異。

在實行了公務員制度的這些年中，我國的公務員制度在實踐中又有了新的發展和改革。國家公務員制度有競爭擇優機制。在公務員考試、考核、晉升、任免等方面都體現了優勝劣汰機制，保證每個職位都有最優秀的人員來擔任。國家公務員制度有廉政勤政保障機制。《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中對公務員的義務、紀律、考核、獎勵、回避等方面都加以嚴格約

束，并通過監督來加以保障。以下兩組數據可以很好的說明這兩點：

1、據人事部統計，1999年，全國政府機關競爭上崗人數為15776人，占同年晉升人數265024人的5.95%；2000年，競爭上崗人數為55283人，占同年晉升人數218233人的25.33%；2001年競爭上崗人數為102118人，占同年晉升人數244320人的41.79%；2002年 競爭上崗人數為180115人，占同年晉升人數301483人的59.8%。四年共有35.3萬人通過競爭上崗走上領導職位；

2、從1996年至2002年的七年時間里，全國各地國家機關共辭退17857名公務員，機關作風因此明顯轉變。

到這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我國的公務員制度正在不斷發展和完善，日益科學化、規范化，公務員制度改革也進行的卓有成效。在現今的大好形勢下，我國的公務員制度必將還會有一個大的飛躍，公務員會完全成為一支建設中國的主心骨隊伍。

結束語：我國公務員制度，是新時代條件下的時代要求，回顧我國公務員的發展歷程，對我國公務員制度進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中國公務員制度必將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獲得新的發展，真正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的反思對于整個公務員制度的完善于發展，將會被證明是有用的。

參考文獻：

1、張柏林在紀念 《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 頒布1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2、人事部數據統計

目錄：

1、我國公務員制度的緣起及因由及相關分析

2、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內容，原則及體現的中國特色

3、我國公務員制度的特色 及與西方資本主義公務員制度的對比

第五篇：我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構建研究20

摘要：行政權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但在其運行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難免會發生權力的異化，表現為行政行

為侵犯個人權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國，當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犯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的時候，公民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獲得救

濟，但當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犯公共利益時，誰來追究責任呢?對于這些行政行為的監督形式雖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卻很少。

只有訴訟才是最后一道維護法律及公正的防線，而對這類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我國法律沒有規定可以啟動司法程序加以規制。

因此，必須在我國構建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以遏制行政機關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

中國是一個有特殊歷史的國家，在經歷了人治的千年 滄桑之后，正步履艱難地向法治國家邁進。法治要求行政機 關依法行政，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使職權，對于自己的違法 行為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檢 察機關對行政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以國家公權力介入行 政訴訟，相對于已經非常強大的行政權力而言，目的是實現 行政訴訟中真正意義上的對峙和平衡。通過對行政權的制 衡，保證各方平等地參與訴訟，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的實現，監督和保障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監督行政機 關依法行政。

[1] 構筑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應遵循兩個基本原則。其 一,立足本國國情與借鑒外國先進經驗相結合，以期與國際 接軌并適應我國建立法治國家的要求。其二,立足當前現實 與預見未來發展需要相結合。在上述兩個原則的指導下，就 有可能使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達到一個較為先進的水平，并 能適應將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具體如何建立我國的公益訴 訟制度，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突破傳統的訴的利益理論

[2] 傳統理論認為“無利益無訴權”，作為訴權要件的訴 的利益是法院進行裁判的前提。所謂訴的利益，是指當事人 所提起的訴中應具有的，法院對該訴訟請求作出判決的必要 性和實效性。必要性是指法院有無必要通過判決來解決當 事人之間的糾紛；實效性是指法院能否通過判決實際解決 糾紛。即原告必須是與侵害后果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關 系”，否則就不享有起訴權，這樣的限制性規定使公眾接近公 益訴訟、享受司法保護的機會十分微小，不利于建立完備的 公益訴訟制度。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現之前，權益之糾紛主要發生

于平等主體之間，按照傳統的“無利益無訴權”理論，是否 具有訴的利益是容易識別的。而隨著新型糾紛(環境訴訟、公害訴訟、消費者訴訟等)的出現，由于侵害公共利益行政行 為的根本特征是侵犯不特定多數的利益，往往無從將這些糾 紛的事實納入現行法律所承認的權利體制或框架之中，其權 利義務的內容及權利主體的外延也未必清楚。然而，事實上 又必須對這些糾紛予以解決。對起訴者來說，他所受到的權 益損害中的影響只是眾多人中的一小部分，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從法律上講，沒有任何影響，純粹是為了公共利益，若依 傳統的訴的利益的觀念和標準進行審查，可能會不承認其具 有訴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國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訴訟的機 會或途徑，擴大訴訟手段解決紛爭和保護權益的功能，以及 實現判決形成政策的機能，應當盡量擴大訴的利益的范圍。在美國，由于以前狹義、嚴格的原告資格概念不能充分適應 當今保護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在司法實踐中逐步擺脫了法 定權利損害標準，發展和確定了“事實不利”影響標準，即只要相對人的利益受到了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其就具有 了原告資格，而不論這種利益是否由特定法律直接規定。這 樣，一般納稅人、管理決定直接涉及對象的競爭者、一般消費 者、環境利益人都可以成為司法審查訴訟的原告。甚至任何 人都可以提起司法審查。在美國的影響下，許多國家在原告 資格方面不斷放寬。筆者雖不贊同無限制擴大原告資格的 做法，但是為最大限度的保護公益，就要突破傳統的訴的利 益理論，對“利害關系”作寬泛的理解，放棄“無利益無訴 權”的傳統理論，只要出現糾紛或爭議，即可訴訟。

二、確定行政公訴人

行政公訴人是指在行政公訴案件中提起行政訴訟的主

體。其特點是:它不是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沒有直接利害關系;提起訴訟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不承 擔相應的法律后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 簡稱《行政訴訟法》）修改建議稿對行政公訴人的設計有 三類主體:第一類是檢察機關;第二種類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第三種類是自然人。對法人和其他組織充當行政公訴人，本人不敢茍同，理由有二:一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職責是維 護其成員的合法權益，其成員是一個特定的范圍。當其成員 的權益遭受行政行為侵犯時，他們可以支持成員提起自訴，而沒有必要以自己的名義提起公訴;二是法人和其他組織具 有“私”的性質，且不能令人確信其能代表公共利益。而行 政公訴人代表的是國家和公共利益，具有“公”的性質。參 照各國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在我國提起行政 公益訴訟的主體應實行二元制模式，即應當建立以檢察機關 提起行政公訴為主，以普通公民提起自訴為輔的公益訴訟模 式。確立以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為主的依據有: 首先,是由檢察機關的憲定職能決定的。我國憲法將檢

察機關定位為法律監督機關，表明檢察機關有權對一切法律 活動進行監督，而且其監督的出發點和目的均是為了國家利 益、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將檢察機關引入對政府的監督機 制，是檢察機關的憲定職能及其憲定組織地位的要求，在實 施法律監督的特定范圍內，法律監督權與相應的訴權之間可 以說是一種相輔相承的關系。因此，檢察機關對損害公益的 違法行政行為以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進行監督是相對適宜 的監督模式。雖然檢察機關是法律的監督機關，但是并沒有 對被監督行為進行裁決的權力，這種監督最終是通過訴訟行 為獲得司法裁決實現的。在行政訴訟中，當檢察機關發現行 政機關的違法行為時，并沒有直接處置的權力，但可以通過 把案件提交法院判決，實現監督。這一過程實際上是監督權 轉化為起訴權的過程。這種轉化的根據，就是監督和訴訟兩 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都具有維護法制的作用，訴訟是 監督的主要手段，而監督又可以通過訴訟來實現。其次,是完善行政檢察監督方式，強化檢察監督職能的

需要。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0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 有權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該條作為總則性條款，基 本精神應是檢察機關對行政訴訟全過程、全方位進行監督，包括事前監督、事中和事后監督。而《行政訴訟法》第64 條卻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

決、裁定，發現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 序提出抗訴”。這說明檢察機關目前對行政訴訟領域進行監 督的唯一方式就是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即所謂的“事后監 督”。這種“事后監督”排除了檢察機關提起訴訟和參與訴 訟及對整個訴訟過程進行監督的可能性，在實踐中暴露出許 [3] 多弊端。比如，監督方式單一，監督面狹小，監督手段軟弱 無力，監督時間滯后、被動等，使得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得不到正常和完整的發揮，制約了行政檢察監督工作向縱深 發展。而且抗訴監督也步履維艱，全國檢察機關每年的行政 抗訴案件不過100多件，改判的則更微乎其微，遠遠未達到 行政訴訟立法的預期目的。既然檢察機關是專門的法律監 督機關，就應該按照憲法和行政訴訟法總則的規定對行政訴 訟全過程實施全面監督。這種全面監督不僅包括審判監督 程序的抗訴，而且還包括對行政訴訟之前，行政訴訟之中及 執行過程的監督，即賦予檢察機關提起訴訟，參與訴訟等權 利。這樣的監督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法律監督，才能使檢察機 關真正擔負起維護公共利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法律 職責。為了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提高檢察監督效 果，近幾年來，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下，各級檢察機關積極 主動地代表國家參與行政公益訴訟，運用司法手段保護國家 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在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強化法律監督 職能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有益的嘗試。

再次,檢察機關有能力勝任提起行政公訴職責。各級檢 察機關擁有一支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專業隊伍，具有較強的 政治業務素質，有提起公訴的長期實踐經驗，有能力審查行 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并根據是否對公益造成損害，決 定提起或不提起訴訟。因此，與其他部門相比，更能勝任公 訴的職責。而且國際上許多國家對檢察機關提起行政訴訟也 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并已積累一些經驗。我們不妨借鑒這些 國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即擴展檢察機關的職能，由檢察機關 充當行政公益訴訟的公訴人，代表國家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作為例外，在賦予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訴時，輔之普通公民 [4] 提起行政公益自訴的主體資格。主要原因有 :第一，權力說 到底也是一種資源，它也存在追求資源交換，以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可能，無論這種利益的獲得者是執法機關還是執 法者個人。因此，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往往還會與檢察權 聯袂，導致最終利益真正的受害者還是公眾，從而導致監督 體系形同虛設。第二，在我國，司法權力難以有效地制約行 政權，需要以公民訴權補充。在我國現行權力體制下，權力 結構上的隸屬和依附關系，使地方司法機關無力抗衡地方行 政機關。因此，在受檢舉的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與檢察機關 有利害關系，檢察機關不能秉公執法時，以及檢察機關無理 拒絕告發及合理請求或在合理時間不予答復時，為防止檢察 權濫用，實現權利對權力制約，作為最后的手段，法律有必要 賦予普通公民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受行政行為侵害 時，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

三、界定行政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

筆者認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應該充分考慮以 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行政訴訟法》中對行政訴訟受案 范圍的規定，這是行政公訴人提起行政公訴范圍大的方面的 限制；二是對公益性行政行為的界定，這是行政公益訴訟的 本質問題，也是行政公益訴訟與相對人提起的普通行政訴訟 區別所在。

(一)確定行政公益訴訟受案范圍的總體要求

行政公訴受案范圍應從直接維護公共利益的訴訟目的

出發，限于行政行為直接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而對于行政 行為直接侵犯私人利益的案件，即使受害人不知、不愿意或 不敢起訴也不應納入行政公訴的范疇，以利于高效、節約使 用公共資源。我們可以大致從以下兩個方面把握公共利益 的界限:其一，利益主體的廣泛性。在一定意義上，公共利益 可視為個人利益的積累，這種積累應達到一定的數量，如在 全社會和一定的領域內占有多數。如果僅僅是某個或某一

小部分人的利益，一般不構成公共利益。其二，利益主體的 不確定性和開放性，公共利益不能只為某些個人所特有或保 留，利益主體的增加不會減少原有受益人的利益。(二)行政公訴的受案范圍

按照以上要求，參考其他國家有關規定，以下幾類情況 應當明確地列入行政公訴的范圍: 第一,侵害國家利益的案件，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國有

資產流失案件。國有資產流失通常披著合法的外衣，如當事 人通過合同形式將國有資產低價出售甚至無償轉讓給予他 人，或者暗箱操作采取招投標的方式把一些重大工程發包給 不具有相應資質的單位等。還有一種情況是政府的違法審 批行為。在我國，一些行政重復建設就是經由各級政府審批 出來的，一些“豆腐渣”工程也是審批出來的，個別行政機 關為追求一時的轟動效應，或所謂的面子工程，往往未經具 體細致的調查研究就決定對某片土地進行開發，之后又基于 一些非正常因素拖延對該片土地的開發甚至不開發，造成土 地的閑置和資源浪費。

第二,公害案件，其中首推環境污染案件。環境資源就

其自然屬性和作為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要素來說，是全體公民 的共享資源和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對其任意支配、占有和 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16條的規定:“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采取措施 改善環境質量”，國家是基于全體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 權的，因而不能濫用權力，公民有權借助于包括司法程序在 內的一切必要手段來監督受托人的環境管理行為，如果政府 部門在防止污染方面不履行職責，執法不嚴，就應該依法承 擔責任。其中違法性的行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違法不作 為，如對污染環境和破壞資源的行為不依法處理；二是違法 的作為，如違法發放排污許可證、采礦許可證、采伐許可證等。第三,稅務機關對偷逃稅款的行為不予追究的不作為

案件。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稅收是一個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 基礎，沒有了稅收，從大的方面講，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職能 無法實現;從小的方面說，沒有了稅收的支持，政府所能提供 的公益設施和公共資源便受到直接的影響，而每一個體所享 受到的服務也相應地受到影響，所以才會有人說，偷稅實際 上是偷人家的錢。從這一意義上說，稅收關系到每一個公民 的切身利益，對偷逃稅款這一侵害全體國民利益的行為，稅 務機關理應依職權主動追究，如果其不作為，則應提起行政 公訴，利用司法的力量促使行政機關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第四,行政機關某些違法的行政許可或決定。例如地方 政府為發展本地區的旅游經濟，違法批準或決定在重點林區 建造游樂場等行為。現實的例子就有諸如某地政府不顧民 間輿論和專家意見，執意在五岳之首安裝索道，使其雄偉的 氣勢和渾然天成的風景破壞無遺，但這些民眾和專家在當時 除向政府機關呼吁外，全無一點更有力的阻卻措施，在政府 機關為了經濟利益置傳統歷史文化資源于不顧時，這些“國 家所有者、資源的主人”只能徒呼奈何。對這些類似的問題 的解決，如若通過行政公訴的程序進行，則要有效和順利得多。第五,嚴重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例如電信、鐵路行業的

政策性價格壟斷行為。我國的電信、鐵路等壟斷性行業雖幾 經改革，但并未真正做到政企分開，為獲取巨額壟斷利潤而 居高不下的服務價格，混亂、隨意的收費機制，嚴重損害了消 費者的利益。以鐵路系統為例，雖然形式上鐵路的經營管理 體制已實行企業化，但行業價格的形式卻是政策性的，作為 行政硬骨頭的鐵道部是事實上的價格審批者和制定者。春 運期間，火車票價動輒漲價20%-30%，這種政策性漲價合理 嗎?現在已經出現了諸如河北律師喬占祥狀告鐵路部門的 案例。

第六,部分抽象行政行為。行政機關部分的違法行為都 以其內部的規范性文件為依據，正是這些本身不合法的規范 性文件給了違法行政行為以理由，使其表面上看去完全是在 依法行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幾年前的農村基金會事件。由于行政機關非法許可農村基金會從事存貸款業務，不僅給 眾多儲戶造成了極大經濟損失，破壞了國家的金融秩序，而 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極大的隱患。又如一些地方的行政機

關擅自制定一些規范性文件，對公民、法人實行亂收費、亂罰 款、亂攤派。因此從法律上否定抽象行政行為的效力，勢在 必行，而抽象行政行為涉及對象的不確定性決定了客觀存在 的公共利益性，因此，對抽象行政行為違法審查的訴訟也可 提起。鑒于我國國情，目前可僅限于行政規章及其他行政規 范性文件。

第七，行政機關其他不作為或違法行政侵害公共利益 的案件。至于何種情況可以認定為行政機關侵害公共利益 行為可以參照其他國家的類似規定，比如日本規定的選舉無 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等，美國規定的反傾銷、反壟斷、反不 正當競爭案等應當由行政機關依職權處理，而行政機關不予 處理的行為等。

四、確立行政公益訴訟中的特別制度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可以在行政公益訴訟中確立 以下幾項特別的制度:(一)公訴優先制度

在行政公訴案件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公訴與自訴的

重合情況，如某一行政行為既侵犯了某一特定相對人的權 益，同時又侵犯了公共利益，若該相對人為維護自身權益提 起行政自訴，而行政公訴人為維護公共利益又提起行政公 訴。在這種情況下，采“公權優于私權”的原則，由檢察機 關提起公訴，但允許行政相對人作為當事人出庭，提出自己 的主張和請求，并賦予其相應的權利。

(二)法院庭前審查制度

法院在正式收到公訴人提出的行政公訴書后，應對起

訴的內容進行審查，以保證所控違法行為有事實和法律依 據，排除沒有事實根據的起訴。必要時也可由人民法院和 人民檢察院聯合舉行聽證會，召集公民、法人及社會有關人 士，并在被告參加的情況下，在質證和辯論的基礎上做出判 斷，以決定是否進入實質審理程序。(三)舉證責任的分配制度

在一般的行政訴訟中，被告負舉證責任。行政公訴在訴

訟過程中，也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公訴人對行政行為己造 成的損害事實或可能造成的損害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和充 足的理由，這樣才能更加體現出行政公益訴訟的特點，即行 政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糾正行政違法行為。行政機關對自己 的行為沒有造成公共利益的侵害負舉證責任，體現了對行政 行為進行監督和依法行政的憲政思想。

(四)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時機的限制

為避免司法權過度干預行政，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提起 行政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主要目的是給行政機關在訴前主 動糾正違法行為的機會，以減少不必要的司法干預。這種情 況稱為對起訴時機的限制。如在日本的監察請求前置和美 國的窮盡行政救濟實際上都是要限制提起訴訟的時機。(五)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訴的時效制度

由于行政行為高效性的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

政行為時依法又應同時告知相對人訴權，因此行政訴訟時效 一般都相對較短。但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因不直接 涉及個體利益，行政機關又無告知的義務，并且許多行政行 為對公共利益產生危害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出 來，如我們常常私下討論到的某些抽象行政行為的規定只有 在和具體事件相結合時才能反映出其違法的一面，如果有時 效的限制則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護。

(六)給予控告者獎勵的制度

可參考我國臺灣地區的規定，讓敗訴的被告支付控告 ①

者一定的費用，以促進公眾關心公共利益。

五、結論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在我國的建立不僅是必要的，而且

是可行的。由于現代行政的多元化及復雜化，各國行政訴訟 中原告資格日益擴大，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我國的公益訴訟 代表人有公民和檢察機關。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應當界定 為“行政公益訴訟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個人認為行政機 關或法律授權組織所實施的行政行為侵害了公共利益，以維 護公共利益為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依法進 行審理和判決的活動。”公益訴訟制度實際上是對違法行政 行為的一種司法彈劾，是運用司法手段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 利益，規范一切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防止違法行為逃脫法律 制裁，從而促進人們自覺守法，依法辦事，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和權威性。公益訴訟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對正義的追求，對完 美、和諧社會生活的需要，要求司法機關懲惡揚善，維護社會 正常秩序或保護國家利益不受侵犯，這種愛國精神、追求正 義的勇氣和膽量及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當然應受到支持和 鼓勵。為社會公益立法，讓每一位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公 民能夠勇于在法律的旗幟下，為社會公益陳述和辯護，應當 成為我們推進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放寬公益訴訟原 告資格，開放公民訴訟，規定公民可以納稅人身份就政府機 關的行政權行使行為及公務員與行政權行使有關的行為，向 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將行政權行使內容納入司法審查，設立“公益訴訟”基金，建立“援助公益訴訟”制度，對勝 訴后的公益訴訟原告予以重獎等等。總之，對于行政公益訴 訟的法律設計，首先要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對行政公益訴訟做原則性規定，可以 這樣說，行政公益訴訟的確立，將在制度層面上為憲政的確 立打下堅實的基礎。然后以憲法規定為指導，對行政公益訴 訟在行政訴訟法中作出全面系統的規定，從而構建我國的行 政公益訴訟法律制度。參考文獻: [1] 黃海華.檢察權與行政權的碰撞——論我國行政公訴制度的建立 及其理由[J].研究生法學，2002（1）:97.[2] 趙許明.公益訴訟模式比較與選擇[J].比較法研究，2003，（2）:113.[3] 李艷芳.美國公民訴訟制度及其啟示[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2）:68 [4] 王彥.論公益行政訴訟制度的構建[J].法學論壇，2002 ,（5）: 66.責任編輯：郜爾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