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行政的改革的制度創新分析(新版本)

中國行政改革的制度創新分析

摘要

政府制度創新是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也是當前我國行政改革的決定性因素本文對近年來我國行政改革中的政府制度創新的路徑作了理性思考，指出政府制度創新對我國行政改革的意義和作用，指明效率、民主與公正的價值訴求是政府制度創新的價值訴求、政府制度創新為我國公共行政的未來發展顯示出光明的前景。

關鍵字：行政改革，制度創新，中國政府如何抓住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發展機遇，迎接挑戰，把握政府改革的發展路向，關鍵在于創新。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重要內容之一的行政改革，是一個政府管理體制不斷變革與創新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進行了多次機構改革，在政府制度創新方面取得了較人進展。當前，在我國政府加人WTO后，進一步從制度創新視角對政府改革進行理性思考，無疑劉一深化當前的公共行政改革其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行政改革的戰略定位

一般認為，中國改革戰略系統主要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上下兩個結構，但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循于經濟主導模式，形成了經濟體制改革先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發展序列，這就導致了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時間落差和進度落差，這兩大落差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斷拉大，政治體制的不適應性也日漸積累，從而引發了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的雙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對此，鄧小平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就在政治體制改革進退維谷而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明確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三大體制改革的思路。而當“行政體制改革的訴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時承擔起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雙重任務：一方面通過調整生產關系，克服舊體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促進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過改革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某些弊端，鞏固新的經濟基礎”，由此成為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啟動的共同要求，處于中國體制改革邏輯發展全程的結合部。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根據政治——行政“兩分法”的基本理論假設，政治體制改革導向權力利益分配和公平與民主訴求，而行政改革導向責任和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關系（緊縮編制、轉換職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并同時避免政治體制改革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參與等“轉型問題”，從而保證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兩個方面兼顧。而且，雖然從法理上講，中國“議行合一”的國家政權體制決定了行政機關只是立法機關的執行機構，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政府卻發揮

著非常活躍的國家統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國家機器（人大與“一府兩院”）中居于主導和中心地位，實際承擔著大量的行政、立法、決策和執行事務。這就決定了在這樣一個“以行政為中心的時代”，我國的行政活動對于政治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將行政改革從政治體制改革中單列出來，一方面有利于推進行政領域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則可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變遷，帶動政治體制的變革。

行政改革這一“上下結合部”的戰略定位，使其在國家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宏觀改革進程中扮演了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既是適應和驅動相關改革領域的手段，又能達到理順行政系統內外關系、重構政府權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但是，這種“上下結合部”地位卻不能被簡單理解為體制改革“經濟—行政—政治”的機械性時間順序，因為在具體的改革實踐中，行政改革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政治與行政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同時，由于中國行政體系與經濟體制之間高度統合的性質，經濟與行政之間也存在著尚未完全分化的關系；再加上經濟、政治與行政三者之間必然的客觀互動聯系，實際上，在行政改革的現實進程中，有一個改革的邊界問題，即行政體制改革如何謀取與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在合理時序與幅度上的互相配合。而明確我國行政改革邊界的關鍵性題域，則是現階段構建面向現代化的政府權力和進行制度創新的理論前提，實質上也是對行政改革地位的動態把握和戰略運用。

二、行政改革的理論定位

如何正確處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已成為西方各國行政改革的出發點和著力點。當代西方的行政改革，越來越強調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合作互動，這主要表現為政府的功能從傳統的統治轉向治理，從管理轉向服務，從善政轉向善治。這里，我們所說的善政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它強調的是政府權威的主導作用。而善治則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

從善政向善治的轉變，實際上是從政府權力向公民社會的回歸，是權力責任重心的轉移，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民主化作為這個時代的政治特征，其基本意義之一就是政治權力日益從政治國家返還公民社會。但政

府權力的限制和國家職能的縮小，并不意味著社會公共權威的消失，只是這種公共權威日益建立在政府與公民相互合作的基礎之上。可以說，公共行政從善政向善治轉變，把公共行政改革定位在政民關系上是適應全球化與民主化進程的必然結果。

1978年以來，我國在更廣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大方向是由“計劃”轉向“市場”，即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了適應這種轉變，我國各級政府圍繞著權力下放、轉變職能這個行政改革的重點，對行政管理體制、管理機構、管理方式、人事制度等進行了不斷深入的改革。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政府權力的轉移，我國社會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據有關部門統計，1997年中國經濟總量的90%已市場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生活中的調節作用日益突出。可以說，1978年以來的改革，已使我國的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發生了重大改變，歷次行政體制改革通過不斷強調政府職能的轉變，使政府權力向外向下移動、在部門間平行移動并最終逐漸實現了向公民向社會的移動。

特別是我國1998年機構改革時，國務院有關部門下放了44項職能，直屬辦事機構下放了14項，部委管理的國家局下放了56項。同時，地方政府也相應地下放了某些職能，有些甚至直接下放到了社區甚至街道，從而更貼近了公民，使公共行政更符合公民的偏好，增強了公共行政的回應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以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之所以走不出精減——膨脹——再精減——再膨脹，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與以前只是處理體制內部關系而不注重處理政府與公民這一外部關系有關。所以，要想使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徹底跳出“怪圈”循環，下一步就要從調整政民關系出發，進一步對行政體制進行根本性的調整，構建新的行政體制，以適應我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適應世界的民主化潮流。

三、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創新

我國行政改革是一個涉及多方面和多環節的系統工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其基本制度環境，這一制度環境決定了行政改革的方向和內容。也就是說，我國行政改革所要進行的制度創新是在堅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這一制度創新并不包含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變，而僅僅是對“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的進一步完善。

從行政改革的戰略定位和理論定位出發，具體地說，我國的行政改革所要實現的制度創新主要就是對權力運行機制、公共政策規范體系、政府角色定位和行政行為方式等等進行的調整和重新確證。

這一過程大致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確定政府及其行政權力體系的公共性質；第二個層次是通過法制建設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為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個方面提供規范；第三個層次是通過組織結構、職能關系、權責關系等方面的調整，改革行政管理方式的制度性基礎，把恩賜型的公共物品供給轉化為服務型的公共物品供給。這里，第一個層次的內容是制度創新的價值目標，也是制度創新的總的價值基礎。第二個層次屬于制度供給的內容，即公正、公開和依法行政，但它依然是價值層面的制度供給。第三個層次的內容則是在政府的實踐運作層面上的制度供給，它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堅持利益導向；（2）把建立廉價、廉潔、高效的政府作為目標；（3）保證自由秩序的供給；（4）提高政府能力；（5）基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

總之，我國行政改革中制度創新的現實目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行政行為方式的改變。行政行為方式的改變是指行政行為從絕對支配和全面干預的方式向宏觀引導的方式轉變，也就是說政府不再干預具體的經濟活動，而把具體的經濟活動讓市場去調節。（2）政府與社會及政府與基本的社會制度之間關系的改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應從管理定位向服務定位轉變，政府與基本的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則應從依附和從屬型向效能型轉變，即注重引導和促進社會政治、經濟的可持續發展。（3）規則體系的改變。即加強規則體系的理性化和系統性，消除體系中相互矛盾和沖突的方面，使規則體系建立在統一的價值原則上，這三個方面的系統實現就是我們所講的制度創新，也是當代中國行政改革之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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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國行政改革動力阻力制度分析

中國行政改革動力，阻力制度分析

摘要】： 改革是權力和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它不可能使所有人 在同樣時間獲得相同的收益。因此，改革必然會遇到阻力。行政改革成功與否取決于動力和阻力兩種力量的對比和相 互作用。長期以來，人們對行政改革的動力、阻力多從政治 學和管理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無可否認，這種研究有它特定 的價值，但在科學快速發展的今天，局限于這種方法有失全 面。本文試圖利用制度分析這個嶄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 我國行政改革的動力和阻力，旨在通過這種帶有前瞻性的探 討和研究，為我國行政改革的制度創新提供某些有益的啟 示。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對制度分析方法的一般介紹。介紹了新制 度經濟學說的幾個核心概念和理論；考察論證了制度分析方 法對中國行政改革的適用性。第二部分是對中國行政改革動力、阻力的具體分析。筆 者采用制度分析中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從社會地位、偏好 顯示和收益預期三個角度對社會利益群體進行考察；本部分 包含三個層次，首先從社會利益結構，以社會各階層成員為 考察對象；其次從層級內結構，以行政機構為考察對象；第三 層總結行政改革的動力、阻力，并在分析個體理性的基礎上，提出了消減阻力、增強動力的思路和方法。第三部分是分析促成中國行政改革動力、阻力的制度安 排。本部分從集體理性的角度，分析促成中國行政改革動 力、阻力的制度因素。筆者從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 度三方面考察，認為當前我國行政體制（制度）變遷主要受到 四種約束，即：人性假設的約束、制度偏好的約束、制度知識 的約束、環境約束。‘第四部分是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制度）變遷的制度創 新。筆者認為由于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存在一定矛盾，所以 要解決二者沖突必須進行制度創新，通過創新設計一套有效 的機制，從而在滿足個體理性的前提下達到集體理性。當 前，中國行政體制咳度）的創新包括三方面：正式約束的創 新；非正式約束的創新；實施機命的創新。

關鍵詞：中國特色；行政管理體制；責任;法治； 服務；廉潔

一、引言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指導思想中提出要按照服務政 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目標是 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建設人民滿意政 府[1]。由此可見，服務、法治、責任、廉潔是中國特色行政管理體 制改革的指向，是總體目標的顯著特征，改革總體目標和這些要求之間的關系 性質和動態構架決定了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特性，也是引導改革實踐和政 府轉型的燈塔，不能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特性和互動機制，構建理論上的中國 特色行政管理體制將是支離破碎的。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從比較公共行政的視角，對中國特色行政管 理體制改革的特色問題進行比較。比較公共行政比較什么呢？美國學者海迪認 為，比較行政盡管有不同的］（．視角，但最基本的是“作為焦點的官僚制”[ 2p78)。他的比較分析從黨政關系入手,分為發達

國家公共行政和發展 國家公共行政,之后又細分為政黨主導型官僚體制和官僚主導型官僚體制，我 國被其劃分為第二類發達國家的政黨主導型官僚體制。因此，本文也認同政黨 主導型官僚體制這一劃分。

張立榮教授認為，中國特色國家行政制度主要包括單一制國家元首制度，國務 院制中央政府制度，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行政首長負責制，中國共產黨主導的 多位一體的決策執行制度，以及內外結合的行政監督制度。這是一種靜態比較 分析，使分析具有很好的基礎。但是，本文所做的比較研究，不是基于制度靜態結構的比較，也不是對中外官 僚體制進行全面對比，而是從行政改革的動態視角，運用比較行政的方法，從 改革總體目標、要

求關系方面進行比較，從而找出改革應然的理路。

二、中國特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目標與要求關系構架

法治、責任、服務、廉潔是人民滿意政府的基本要素，也是行政體制改革 的長期目標指向，但是這些特征也是西方國家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如何賦予它們中國特色內涵，塑造適應科學發展、社會轉型和利益關系深刻 變革、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和結構調整的行政管理體制，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 國特色的顯性問題。

（一）責任政府——中國特色行政管理體制的關鍵特征，是行政權力本原問題 和行使方向質的界定。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核心在于責 任的實現。比較行政視角下中國特色責任政府有自己的獨特涵義:

一是決策與執行責任主體中黨政結構居主導地位。責任政府首先是決策責任問 題，我國政府決策體系存在憲政結構和黨政結構,其中憲政結構更近似于執行 結構,黨政結構更接

］（．近于決策結構[3p89)，黨政結構成為責任 政府的主體。與之相比，當代西方國家政體主要

劃分為熔權制、分權制和監督 仲裁保障制，與此相適應，責任政府主體的責任主體有三種類型：狹義政府或 其中的內閣；作為行政首長的總統；作為監督仲裁保障人的總統以及狹

］（．義政府 [4p181)。

二是責任內容的有限框架下增長和動態性。政府責任跟政府職能是緊密聯系的，中國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政府責任的寬泛性、增長性、變遷性。責任主體明 確后，責任內容就是政府職能的契約安排，即擁有多少權限、承擔多少職能、負擔多少責任。這種責任安排是動態的，職能內容和結構也是動態的，固守古 典主義的教條來處理現代經濟社會問題，只能給予政府“刻舟求劍”的形象。政府的責任是有限的，但同時又是無限變化的，因此職能重點和結構也會隨之 變遷，而且呈不斷擴展之勢。

三是從責任與權力的配置看，要從注重權力的分配，轉向以責任為基礎的權利 分配。責任和職權是通過何種途徑賦予政府的呢？第一，通過公共輿論,這是 公民或者選民們對政府職能形成觀念的焦點。第二，通過危機事件引導立法, 形成關于某項新的責任和職能的契約框架。因為，在當前中國政體發育程度下，公民是一種被動政府責任監控者。這兩種途徑都最終依賴于政治推動，最容 易觸動政治強人神經的就是危機事件。

四是問責形式上以自上而下為主。《意見》中決定推行政府績效管理和行政問 責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機制。健全以行政首長 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明確問責范圍，規范問責程序，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不難看出，它的問責方向是一種明確的界定。

中國特色責任政府建設應當明確以下幾點：

1．中國特色的責任政府，應該是責任政黨政府。責任途徑不是簡單的憲政問 責，而且應該包括黨政問責。建立責任政黨政府，在問責的對象上，不僅是狹 義的政府首長問責，而且是黨委負責人要同時問責，因為黨委系統在決策上承 擔責任，居于主導地位，離開這一點，責任政府在中國國情下意義就大打折扣。

2．責任內容上是擴張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不是小政府。中國的國情和經濟 社會深刻轉型決定了，政府經濟和社會政策必須不斷適應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需要，對宏觀經濟干預不斷深入，一些政府職能不斷擴張，政府責任自然根據 國家的法規而不斷拓展，而有些職能和責任則不斷削弱，因此政府責任問題不 是減少的問題，而是如何調整和適度增長的問題。

3．在問責主體上，應當合理化；問責程序上應做到規范化；涉及政府績效問 題，誰設置的考核，誰負責問責。關于政府工作涉及權利問題，應當由公眾通 過法律途徑問責；

涉及政府整體戰略任務績效問責，應當由民眾代議機關問責。涉及黨群機關的行政責任問題，應當通過黨的紀檢組織和上級組織及人事組 織問責，可以探索黨的代表會議問責機制。在決策問責和執行問責上有必要分 開考核，決策責任在黨委，執行責任在政府。

（二）服務政府——中國特色行政管理體制本質屬性的注解。服務是 責任的履行，是法治的重要部分，是滿意的核心要素，是廉潔的必要條件。任 何政府都具有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西方國家服務政府改革與實踐強調公平正 義、服務質量和效率的統一。比較行政視角下中國特色服務政府具有自身內涵 ：

一是從服務對象上講，西方強調顧客導向，為公民服務，中國強調為人民服務，兩者不盡相同。但是，這僅是概念上的區別。

二是服務的主要區別在主體和內容上。顯然我國服務特色屬于強政府特色，盡 管市場替代逐步加強，但是強政府仍然是顯著特征。在服務內容上，我們的政 府仍然是經濟建設服務型政府，具有統籌經濟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的特點。從 地方到中央的關系看，經濟服務型政府仍然占主導地位，這是由現時期中國的 基本國情和基本政策決定的。從行政改革的動因看，主要是構建與科學發展相 適應的體制，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并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經 濟活動，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有效性，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 展。

行政改革最大的阻力來自于行政系統，來自于政府及其公務員。從理論上看，２０年來，我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在政府的領導下，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但這些變革的內容和范圍主要是非行政系統的行政環境或者是在行政系統自身的非核心、非框架部分。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的改革逐漸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在繼續推進社會經濟文化系統改革（這種改革仍由政府設計、領導、發動和操作）的同時，必須對政府自身或自身的核心部分進行改革。這樣，中國的行政改革本身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悖論：政府既是行政改革的設計者、組織者、實施者和推動者，又是被改革的對象和被改革客體，改革的主體和客體二位一體，所以，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外部壓力的、被動的自我“手術”。當這種“手術”需要傷筋動骨，改變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員權力和利益格局的時候，行政改革的特殊阻力就產生了。這一悖論所產生的制約性會通過公務員———改革的具體操作者而體現出來并得以強化。顯然，再科學、再完善的行政改革方案，如果在公務員這一方面受到阻滯，它們都會走樣、變形，甚至流產。產生于公務員的阻力，可進行如下的概括：

１基于利益和權力的調整而產生的阻力。如前面所指出，改革是權力和利益的再調整、再分配。這種調整和分配的任何舉措均會涉及到現存的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公務員是國家行政權力的載體，權力是能為局部和個人帶來利益的條件之一。尤其中國社會是一個“行政化的社會”，（參見孫貴洪：《論中國社會的行政化力量》載《中國行政管理》１９９３年第８期）行政權力對社會生活進行廣泛深入的指導、協調及干預和控制，社會現象、社會關系無不圍繞行政權力而呈現、形成、展開，即便是在資源配置市場化的條件下，政府權力在社會生活中也將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務員屬于社會中權力和利益的既得者階層，任何改革的大動作無疑會使他們相當一部分既得利益喪失，產生抵制是必然的。

２基于習慣和官本位意識產生的阻力。改革本身就是對既定模式和習慣的一種否定，因此，它必須要受到習慣勢力的阻撓和影響。對公務員，尤其是對可能被精簡掉的公務員來說，行政機構改革意味著自己現存的工作方式、工作內容、工作環境、行為模式等的重大改變。這可能導致留戀目前狀態，死抱毫無希望的習慣不放的阻力的出現。另一方面，官本位意識在中國國民意識和社會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官”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最好體現，官職級別的高低是衡量一個人價值與成就的最主要標尺，且各項福利待遇與官職緊密關聯。因此，為官只能上不能下，機關只能進不能出，一旦離開官場便人走茶涼，事事難辦。這種社會思想氛圍，是廣大公務員走出機關，下海分流的一大思想障礙和阻力。

３基于對不確定性的憂慮而產生的阻力。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不確定性因素使人產生緊張和憂慮。對公務員來說，本次行政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機構改革，存在許多不得不憂慮的不確定性因素。如本職能部門能否被撤消？精簡人員時，自己是否屬于被分流之列？若被精簡，自己的出路是什么？前途如何？這些憂慮使公務員產生壓力，如不能持正確的態度，就會使他們對改革產生懷疑，進而形成消極態度和抵觸性行為，防礙和制約改革的順利進行。４基于依賴性而產生的阻力。我們管理體制的高度集權性，造成下級機關和下級人員缺乏創造性和主動性，事無俱細依靠上級的指示、指導和推動，而且這種依賴性有時被看成是穩重老練的表現。固此面對矛頭針對自己權力和利益的行政改革，大家更是不能也不愿為天下先，“不推不動”，互相觀望和等待，可能造成“上動下不動，越動越被動”的局面，坐失良機。

５基于曲解而產生的阻力。一個人一旦確立起自己的態度體本系之后，就必然對外部輸入的信息在既定的態度體系框架內作出反應。每個公務員對當前行政改革的目的、機制和前景是怎樣理解看待的，出入會很大，其結果可能導致基于理解不清或理解混亂而抵制、干擾改革。如許多人對市場經濟無非又是換湯不換藥，重走“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的老路。因此，就用前幾次改革的“經驗教訓”對待這次改革，以不變應萬變，對改革持消極、應付和觀望的態度。這種因曲解而產生的阻力一般比較持久，具有頑固性。

從行政改革實踐的經驗教訓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行政改革之所以未能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正是行政系統自身的阻力。指出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設計良好的改革方案在實際的操作中走形變樣，出現只放包袱不放權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強化創收弱化服務，實功虛做，隔靴搔癢，玩數字游戲，換湯不換藥，該加強的職能得不到加強，需要撤并的部門反倒不斷壯大等等現象，導致改革走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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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樹起中國改革新航標

樹起中國改革新航標

通過對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精神的學習，我對其精神實質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于11月9日召開，國內外各方眾說紛紜，但各方的似乎都有一個共識：此屆必將樹起中國改革發展航程上的新航標。

國家大勢決定了一個國家發展的前進方向，是要解決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推動的。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中內容都是關于重大的改革，確立新的改革目標，指引我國改革前進的幾個重要文件。深化改革，才是引領這個國家發展進步的正確道路。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學習宣傳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將是全黨全國的一件大事、要事。改革已漸進了深水區，漸進了攻堅階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變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激起中國變革新活力，再啟中國增長強動力，升級中國經濟硬實力，同心共筑中國夢，我們布滿期待。

作為一名預備黨員，我深知要以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必須做到“五要”。

要有全面的眼光。十八大提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并且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和重點無疑是“全面”二字。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也必須牢牢確立“全面”思想，要有全面的眼光，一定要統籌兼顧、全面推進，切忌單兵突進或孤立片面地想問題、辦事情、抓改革。國家制度建設或國家制度現代化，其本質就是加速各類要素積累，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繁榮等。在中國還要保證民族團結、共同富裕、長治久安、祖國統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由此，就需要全方位的變革，這包括觀念變革、經濟變革、政治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等等。只有全面抓、抓全面，才能使中國改革全面深化、整體推進。

要有深化的謀略。改革開放35年來，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改革開放走到今天，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開始逐漸顯現，來自國際國內的風險和挑戰依然十分突出，在新的歷史節點上，能不能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需要深化的謀略，要在全面的基礎上深化改革。要深入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深化思想認識，絕不能淺嘗輒止，更不能一知半解。要對當前國際和國內形勢有深入透徹的分析和把握，找準改革突破的關鍵點、著力點，深化改革措施，將改革不斷引向深入，絕不能走過場或等要靠。

要有改革的魄力。改革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改革更是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法寶。但是，改革勢必會觸及到一些既得利益群體，勢必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當前，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攻堅期，尤其需要有攻堅克難、排除一切干擾的勇氣。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膽識以及壯

士斷腕的決心，義無反顧、奮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堅定不移、循序漸進地推進各項改革。要敢于啃“硬骨頭”，勇于拆解“硬骨頭”，要樹立“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不全面深化改革就沒有更高層次發展”的思想和理念，靠改革促發展、靠改革調結構，使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要有務實的作風。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全面部署，提出的改革“路線圖”，要想變成美好的現實，必須靠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狠抓落實。應該說，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用中國夢凝聚中國力量，以作風建設提振全黨精氣神，形成了全黨全社會的新風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更加需要傳承和發揚務實作風，要有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落實精神，要腳踏實地、穩扎穩打、善始善終、善做善成，既不能急躁冒進、急于求成，更不能蜻蜓點水、浮光掠影。

要有清正的環境。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沒有一個清正廉潔的環境不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一年來，狠抓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出臺“八項規定”、堅決反對“四風”、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已然在全黨上下營造了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一些地方、少數干部中還存在著僥幸心理以及頂風違紀行為。越是改革進入深水區、關鍵期，越不能放松風清氣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營造。要進一步加大反腐倡廉的力

度，在全社會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以支持改革為榮，以破壞改革為恥”的良好風氣，使干部群眾都能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支持改革，服務改革，共同推進“中國號”巨輪沿著正確的方向破浪前行。

35年前，發端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影響了世界。而今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新一輪深化改革的重要轉折。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是，戶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體系、貧富差距、資源壟斷、政府職能等問題，日益凸顯成為社會大眾關心熱點。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質的提升。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改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的矛盾沒有變。發展是當代中國的第一要務，改革是當下中國發展的必然之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一步步推進，從全面實行一般診療費制度到“異地高考”方案“破冰”，從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到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的比例提高，從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以推進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為主題，到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建立社會救助制度，“公平”的實現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也帶來了更多的期待。

目前，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深水區”，面對未來的一切風險和挑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深化改革就是給我們

中國夢指明一條實際道路。

第四篇：堅持改革創新 推動制度落實

堅持改革創新 推動制度落實

——落實就是創新

2011年是呼管處（局）全面進行改革、全面進行水利工程建設的關鍵一年，處（局）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都是以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中央新疆工作會議、自治區九屆九次全委（擴大）會議和自治州八屆九次全委（擴大）會議精神，圍繞處（局）改革，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真抓實干，扎實推進新形勢下處（局）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設，認真開展“抓落實促發展”主題實踐活動，使執政為民的理念和工作作風在處（局）蔚然成風，把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化為抓落實促發展見成效的強大力量，為處（局）的改革創新，為昌吉州水利事業發展當好排頭兵。

一、推進體制和制度改革

制度帶有長期性、全局性、根本性和強制性的特點，是任何社會組織須臾不能離開的行為規范。制度和制度體系既然是為了規范人們的行為而人為設定的，那么它們應該而且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地創新和變遷，從而適應組織建設和事業發展的需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為重點加強制度建設”，“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報告在提出黨的建設總體布局的時候，新增加了一個制度建設，使黨的建設由“四大建設”變成了“五大建設”，用制度建設保證其他建設的進行。從當前情況來說，我處（局）在制度建設上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應該重點推進兩個方面的改革創新：

1、健全領導體制。不斷強化領導干部“一崗雙責”，推進處（局）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規劃的制訂和責任落實，進一步加強反腐倡廉工 作；增強執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特別是黨政干部管理體制、領導政權的運行體制，應該作為改革創新的重點抓緊研究探索，使之盡早健全并規范處（局）的執政行為。

2、狠抓制度執行。我處（局）非常重視制度建設，過去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和近期建立的切實可行的制度，有些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得到經常的嚴格執行，甚至形同虛設，束之高閣。由此可見，認真而又經常地執行各項制度，也是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建立制度需要改革創新的話，那么采取措施使有效的制度得到認真執行，也需要改革和創新，也是制度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落實就是創新

缺乏改革創新的支持，水利工作就會失去生機與活力，就會阻礙工作前進的步伐。要想適應新的形勢，實現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黨的建設的要求，真正把水利工作的每一項任務落到實處，這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改革創新思路和方法的過程。因此，改革創新的要求體現在抓落實的每一個環節中、體現在抓落實的每一細節上，貫穿于抓落實的全過程。

1、抓落實就必須創新思維思路。工作的新思維新思路始于新觀念和新理念的引領，創新思維思路的過程實際上是解放思想的過程。對于水利人來講，必須堅持以開放的心態探索對事物的認知，以開放的心態加強主觀與客觀之間的交流、轉換，以開放的心態包容別人的意見，尤其要勇于摒棄傳統的、固有的、靜止的思維定勢，善于從社會發展趨勢上分析水利工作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把握水利工作發展的新趨勢，以創造出科學的、前瞻的、可行的新思路，付諸實踐，才能找到出路，才能抓好落實。

2、要抓落實就必須創新體制機制。好的機制和體制能有效推動工作的落實，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相反，在工作中因循守 舊、固步自封，就會阻礙工作的開展，影響工作的落實。因此，在工作中要及時研究新情況，找出新辦法，制定新措施，形成新的機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新形勢下，要使工作更好的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充分激發創造的潛能和進取的精神，在體制機制上不斷突破，在落實中不斷創新，在創新中不斷地推進落實。當前我處（局）制定了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充分調動各類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進一步解決優化用人機制的問題。處（局）將現有專業技術人員的崗位劃分為行政管理和水利專業技術并重類、水利專業技術為主類、水利工程建設為主類等不同類型，分別實行不同的績效考評辦法，實施不同的激勵方式和政策支持。這將進一步促進廣大干部職工實現多軌道發展，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3、要抓落實就必須創新方式方法。在工作落實中，方式方法是破解不同難題的“助推器”和“金鑰匙”，只有不斷創新工作方式方法才能保證工作落實的科學性和實效性。創新方式方法，就是要用科學的思維方式著眼于全局進行理性思維，運用多種工作方法關注和解決問題。

4、要在破解難題中推動改革創新。創新就要破解難題，各項工作就是在不斷發現和解決問題中發展進步的。處（局）水利建設進程加快，新情況新問題將不斷涌現。能不能真正推進創新發展，關鍵取決于能否抓住和解決阻礙處（局）發展的難題。一定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認識到看不到問題是最大的問題，掩蓋矛盾必然出現更多的矛盾，善于發現和解決問題比看到成績更可貴、更有價值。要探索科學手段和方法，堅持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向人民群眾學習，善于從全局上觀察思考問題，學會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問題，勇于在革故鼎新中解決問題，不斷提高破解難題的素質和本領。

三、落實就是創先爭優

評價一個科室工作的優劣，檢驗一個干部能力的強弱、素質的高低，最有說服力的就是工作的實際效果。工作落實與否，直接決定工作成敗。創先爭優是檢驗工作落實效果的一把標尺，工作中有沒有敢爭先進的思想和勇創一流的勁頭，體現在落實上，主要是“三看”：

1、看誰落實得最好。“好”是創先爭優的起碼標準。凡事必須堅持“好”字當頭, 切實做到落實的措施優中選優，落實的過程精益求精，落實的效果盡善盡美。一是要實實在在做事，做到沒有事時常想事，有了事時敢管事，事情過后不忘事，事事抓落實，處處抓落實。二是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從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出發，尊重客觀實際，不斷探尋組織工作的內在規律，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2、看誰落實得最快。“快”是創先爭優的具體表現。工作落實得快，必定會搶占先機，先人一著，快人一步，勝人一籌。工作中要牢固樹立“創先爭優”的責任感，“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使命感和爭先恐后的緊迫感，搶抓時機，迅速落實，堅持穩中求進，好中求快。

3、看誰落實得最新。“新”是創先爭優的必要條件，“新”是組織工作的“源頭活水”，要始終保持敢為人先的闖勁、迎難而上的韌勁、狠抓落實的干勁和奮發進取的拼勁，組織部門和組工干部要始終著眼于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尋找新途徑，總結新經驗，在又好又快的基礎上創新、求新，不斷探索新舉措，開拓新局面，創造新業績。

第五篇：創新監管模式 改革檢驗制度

創新監管模式 改革檢驗制度

檢驗監管模式呼喚改革創新

當前，在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大背景下，檢驗監管部門毫不懈怠，志在改革創新進出口商品檢驗監管模式方面能有所作為。目標指向：依法、科學、有效監管和方便出口。目前檢驗監管的重點停留在對商品的批次管理和檢驗上，對法檢目錄內商品實施批批報檢出證的基本工作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對外貿易量和貿易發展方式的變化。檢驗監管司司長王新清醒地意識到：“勇于破除舊觀念、舊框架的束縛，充分利用當前有利條件，切實加大改革創新的衛怍力度，不斷推出符合形勢要求的新模式、新辦法，不斷實現檢驗監管工作機制的新突破，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形勢和任務。”

行動上的突破源于對新形勢下檢驗監管工作所面臨的挑戰的清醒認識。針對國外不斷強化的技術性貿易措施，我國檢驗監管部門在更加有效的應對方面還存在不足：檢驗技術法規體系還不健全，一些檢驗監管人員對輸入國標準掌握還不足；缺少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頂級實驗室；受現有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的制約，大部分實驗室主要忙于日常檢測，無暇對新商品、新項目的檢測技術方法進行研究，沒有更多的精力對進出口商品質量安全最新動態進行及時分析。

在具體操作層面，現行檢驗監管制度下的檢驗監管人，主要精力集中在微觀質量監管上，“這顯然不能適應新的任務和要求。國務院對質檢總局的‘三定’方案，明確把質量宏觀管理的職能賦予給我們。下一步，我們將加強對產品、行業宏觀質量的分析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有說服力的產品、行業質量分析報告，為國家的宏觀經濟決策提供依據。”王新表示。

檢驗監管：新角色、新機遇

有人統計過，全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業務量從1978年的65萬多批到2008年的1340多萬批，增長了20倍，其中八成以上都是由檢驗監管部門完成的。

過去，檢驗監管的重點都放在進出口商品的具體檢驗上，充當進出口企業“廠檢員”、外貿公司“驗貨員”的角色，缺少對產品、行業宏觀質量的分析研究，難以提供有價值、有說服力的產品、行業質量分析報告，進而為國家的宏觀經濟決策提供依據。

“類似‘重微觀檢驗、輕宏觀管理，重產品檢驗、輕企業監管’等監管弱化問題較為普遍。”王新認為“勇于破除舊觀念、舊框架的束縛，不斷推出符合形勢要求的新模式、新辦法，實現檢驗監管工作機制的新突破，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

針對國外不斷強化的技術性貿易措施，王新深刻地認識到，在更加有效的應對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一是檢驗技術法規體系還不健全，一些檢驗監管人員對輸入國標準掌握還不足；二是缺少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頂級實驗室；三是受現有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的制約，大部分實驗室主要忙于日常檢測，無暇對新商品、新項目的檢測技術方法進行研究，更沒有精力對進出口商品質量安全最新動態進行及時分析。

面對新角色、新定位，工作千頭萬緒，王新稱今年是“關鍵年”。

今年4月，檢驗司順利完成了中俄汽車產品技術法規和檢驗監管研討會以及日本長期使用產品安全檢修?標示制度培訓會。

特別是前者對于幫助國內企業及時了解俄羅斯汽車產品技術法規和相關標準、認證程序，提高出口汽車質量和安全水平，擴大對俄汽車貿易將起到積極作用，有的企業說舉辦這樣的交流，真似一場及時雨。

為推進中國產品變以廉取勝為以質取勝。檢驗司積極推進落實與有關國家簽訂的質檢合作協議，進一步加強監督抽測力度，堅決杜絕假冒偽劣商品出口，使對中東、非洲、南美等新興市場的出口產品質量明顯提升。

王新向記者透露，為實現依法、科學、有效監管和方便出口的目的，基于產品風險、企業誠信、企業產品質量保證能力相結合的《出口工業產品生產企業分類管理辦法》即將發布，這是我國出口商品檢驗監管模式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

他進一步指出，新的分類管理辦法突出了對監管為主的管理理念，注重引導企業誠信自律，增加了產品風險分析要求，由對企業的一維分類轉變到通過對企業分類、產品風險分級的二維要素確定出口產品的具體檢驗監管方式，使不同類別企業不同風險等級出口產品的檢驗放行方式更加科學、更加系統。實現以下目標：對管理良好的企業，實行綠色通道或者出口免驗，對質量管理水平低的企業進行嚴密監管，對有小問題的企業進行整改促進，對有違法違規行為的企業堅決進行處罰。

“今年下半年，我們將組織對全系統檢驗監管人員進行全面宣貫、培訓，確保對新辦法理解到位、執行到位。”王新表示。

穩步推進出口免驗工作

“出口商品免驗制度是國家質檢總局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以質取勝戰略部署，服務企業、扶優扶強、改革檢驗監管模式、支持外貿發展的重要措施。”王新表示，出口免驗制度實施以來，已有130余家企業獲得出口免驗資格，受到社會各界尤其是各級政府和出口企業的高度關注。

王司長又詳細介紹了免驗制度。它是對列入必須實施檢驗的出口商品目錄的出口商品(《進出口商品免驗辦法》第六條規定的商品除外)，由收貨人、發貨人或者其生產企業提出申請，經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按法定程序審核，對符合國家規定免予檢驗條件的出口商品生產企業所給予的一項鼓勵政策。

企業獲得出口免驗后，降低了出口成本，簡化了通關手續，擴大了出口創匯，經濟效益明顯增長。王新堅持認為，出口免驗工作對提升我國產品知名度，推進企業誠信體系建設，提升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水平和整體形象，弘揚自主創新，培育民族品牌，擴大檢驗檢疫機構影響力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對于免驗制度今后的成長和成熟，王新表示，“我們正在開展對出口免驗工作制度的改革。比如出口免驗制度不僅要針對企業的單個產品，同時要針對整個行業產品。通過對法檢目錄內合格率長期保持穩定的出口產品進行分析，對其中風險程度低、與消費者安全密切程度低、企業質量保證能力個體差異影響小的出口商品，可以在行業內全部實施出口免驗。” 免驗產品果真能成為質量上的常青樹嗎?對這一憂慮，王新明確表示，在日常監管過程中如果發現產品質量存在隱患，將恢復正常的監管措施；如果產品質量長期穩定，可以建議調整到目錄外，這也為科學，合理、動態調整目錄奠定了基礎。

他接著說：“今年，我們已要求各直屬檢驗檢疫局選擇對國民經濟有重大貢獻、社會影響力大、處于行業龍頭地位的企業，擁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或自主品牌的名優商品、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出口商品，繼續推進此項工作。”

王新最后充滿信心地表示：近年來，在總局黨組的領導下，檢驗司大力發揚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全面貫徹落實《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和《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不斷建立完善相應的檢驗監管制度和機制，著力推進檢驗監管模式改革；突出安全衛生環保，在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大宗資源性商品、重點敏感商品進口和援外物資檢驗等方面嚴格把關；在推進免驗、支持地方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應對國外貿易摩擦、推動對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積極服務外貿企業，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進出口貿易有關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對外貿易關系的順利發展，提高外貿質量和效益發揮了重要的職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