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目光向下方能掃除“衙門作風”》有感

讀《目光向下方能掃除“衙門作風”》有感

辦個因私護照，跑了大半年、往返數千里；辦理營業執照，被相關部門“踢皮球”來回10多次。日前，隨著央視曝光，“北漂”青年小周和創業小伙小狄的辛酸經歷，引起熱議。在反“四風”、改作風的新風勁吹之下，一些窗口單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衙門作風”依然故我，更顯得觸目驚心。

辦事人員動動嘴，群眾就得跑斷腿，人們經常感慨“衙門作風害死人”，其惡果在于顛倒了公仆與主人關系，將為群眾服務異化成管治群眾。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領導更多地意味著服務。把自己當成“公仆”還是熱衷當官做“老爺”，真心誠意地為群眾服務還是將群眾視為管治的對象，折射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群眾觀和權力觀。

干部作風、機關作風不正不是小事，決不能輕視。工作作風是人生觀、價值觀的反映，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不同政黨的不同性質、宗旨，是政黨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展示自己的政治風采，團結和凝聚人心的法寶。同時，它是一面鏡子，集中反映和折射出一些干部素質的高低和精神狀態。很難想像一個“衙門作風”嚴重，渾身帶著“機關病”的人能有好的精神狀態，能做好工作。千里之堤，潰于蟻穴。警鐘

長鳴，歷史的教訓當牢記。

現在國家對當今社會的種種亂相正在進行一場革命，我想自己能做的就是要把這些政令執行好，從我做起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沉下身子云做好本職工作，如果所有的公職人員都是能這樣做的話，必定會有巨大轉變，長此以往，風氣才能更正，百姓才能滿意，公道正義才能彰顯。

第二篇：半月談：目光向下方能掃除“衙門作風”

目光向下方能掃除“衙門作風”

詹勇

“反仆為主”的權力倫理錯亂，正是官僚主義和“官本位”的典型癥狀，必然導致為己不為民、對上不對下

辦個因私護照，跑了大半年、往返數千里；辦理營業執照，被相關部門“踢皮球”來回10多次。日前，隨著央視曝光，“北漂”青年小周和創業小伙小狄的辛酸經歷，引起熱議。在反“四風”、改作風的新風勁吹之下，一些窗口單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衙門作風”依然故我，更顯得觸目驚心。

“窗口”既是群眾辦事的入口，也是工作作風的出口，老百姓正是從蓋章辦證這樣的“小事”來看干部、觀風氣。一直以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辦事難”成了“老大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機關傳達室，“從小肚子跑到大肚子也沒跑下來”的準生證，“比西天取經還波折”的審批過程，反映了刁難癥、折騰病、懶散風等為害之烈。“辦證難，難于上青天；辦事苦，處處都添堵”，一些群眾的說法，表達了不滿情緒，更說明“衙門作風”像無形的墻隔開了干群，像鋒利的刀傷害著公信力，亟須大力掃除。

“衙門作風”沉疴已久，內在病理比較復雜。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一些公職人員理想信念“缺鈣”、服務意識淡薄、而“官老爺”做派十足。一些人手中有點權便把令來行，鼻孔朝天、頤指氣使，全然忘了公仆的身份與職責，不想著怎么搞好服務辦好事情，卻“反仆為主”，對群眾耍威風、設關卡、使絆子，甚至索賄尋租、借權營生。這種權力倫理的錯亂，正是官僚主義和“官本位”的典型癥狀，必然導致為己不為民、對上不對下。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是，一個單位剛剛還告知群眾“號已發完，明天再來”，卻因為上級來檢查，半分鐘內迅速開放了所有服務窗口。“秒轉作風”，眼里只有領導，群眾拋于腦后。

從另一方面反思，“辦事難”也有制度設計、權力運行上的弊端。辦一個證要蓋幾十個章、跑十幾個部門，反映了手續繁瑣、流程復雜。根據行政許可法有關規定，對辦證的相關流程和所需全部材料進行公示說明，一些工作人員不依法辦事，擠牙膏一般告知，導致信息不對稱，讓群眾一頭霧水，跑了冤枉路、受了窩囊氣。諸如這些問題，說明從制度上對接群眾需求，形成向下負責、為民服務的動力，也很迫切。

“誰給群眾找麻煩，我們就讓誰有麻煩”，一些單位的“衙門作風”曝光后，相關部門立行立改，處理了有關責任人，這種“零容忍”態度值得肯定。也要看到，“衙門作風”有普遍性和頑固性，各地各部門都應攬鏡自照、治病祛邪。增強宗旨意識、弘揚服務精神，轉變政府職能、簡化審批程序、嚴格依法行政，才能去官氣、接地氣，堅守為民服務的本位，這是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向群眾交出的合格答卷。

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教育實踐活動正在全黨深入開展，“衙門作風”之類的問題，再次提醒我們改作風須把目光向下，須從細微處入手。民主生活會上言辭再懇切，如果不能破解群眾的“急切”，難免跑偏落空；整改措施千條萬條，如果脫離了為人民服務這一條，難免會走過場。多問群眾感受，多解群眾難事，多讓群眾評判，才能在一枝一葉的關切與改變中，匯聚起干群融合的大江大海。

1966年邢臺地震，周恩來總理慰問群眾時，特意請群眾轉過身來，背風站立，自己迎著風講話。姿態的變化中，蘊含著對人民的敬畏、對群眾的深情、對權力的自律。今天，無論大事小情，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密切血肉聯系、造福人民群眾，更是共產黨人的立身之本、凝聚人心的深厚之基。

第三篇：2014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新聞：目光向下方能掃除“衙門作風”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2014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新聞：目光向下方能掃除“衙門作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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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仆為主”的權力倫理錯亂，正是官僚主義和“官本位”的典型癥狀，必然導致為己不為民、對上不對下

辦個因私護照，跑了大半年、往返數千里；辦理營業執照，被相關部門“踢皮球”來回10多次。日前，隨著央視曝光，“北漂”青年小周和創業小伙小狄的辛酸經歷，引起熱議。在反“四風”、改作風的新風勁吹之下，一些窗口單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衙門作風”依然故我，更顯得觸目驚心。

“窗口”既是群眾辦事的入口，也是工作作風的出口，老百姓正是從蓋章辦證這樣的“小事”來看干部、觀風氣。一直以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辦事難”成了“老大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機關傳達室，“從小肚子跑到大肚子也沒跑下來”的準生證，“比西天取經還波折”的審批過程，反映了刁難癥、折騰病、懶散風等為害之烈。“辦證難，難于上青天；辦事苦，處處都添堵”，一些群眾的說法，表達了不滿情緒，更說明“衙門作風”像無形的墻隔開了干群，像鋒利的刀傷害著公信力，亟須大力掃除。

“衙門作風”沉疴已久，內在病理比較復雜。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一些公職人員理想信念“缺鈣”、服務意識淡薄、而“官老爺”做派十足。一些人手中有點權便把令來行，鼻孔朝天、頤指氣使，全然忘了公仆的身份與職責，不想著怎么搞好服務辦好事情，卻“反仆為主”，對群眾耍威風、設關卡、使絆子，甚至索賄尋租、借權營生。

這種權力倫理的錯亂，正是官僚主義和“官本位”的典型癥狀，必然導致為己不為民、對上不對下。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是，一個單位剛剛還告知群眾“號已發完，明天再來”，卻因為上級來檢查，半分鐘內迅速開放了所有服務窗口。“秒轉作風”，眼里只有領導，群眾拋于腦后。

從另一方面反思，“辦事難”也有制度設計、權力運行上的弊端。辦一個證要蓋幾十個章、跑十幾個部門，反映了手續繁瑣、流程復雜。根據行政許可法有關規定，對辦證的相關流程和所需全部材料進行公示說明，一些工作人員不依法辦事，擠牙膏一般告知，導致信息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不對稱，讓群眾一頭霧水，跑了冤枉路、受了窩囊氣。諸如這些問題，說明從制度上對接群眾需求，形成向下負責、為民服務的動力，也很迫切。

“誰給群眾找麻煩，我們就讓誰有麻煩”，一些單位的“衙門作風”曝光后，相關部門立行立改，處理了有關責任人，這種“零容忍”態度值得肯定。也要看到，“衙門作風”有普遍性和頑固性，各地各部門都應攬鏡自照、治病祛邪。增強宗旨意識、弘揚服務精神，轉變政府職能、簡化審批程序、嚴格依法行政，才能去官氣、接地氣，堅守為民服務的本位，這是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向群眾交出的合格答卷。

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教育實踐活動正在全黨深入開展，“衙門作風”之類的問題，再次提醒我們改作風須把目光向下，須從細微處入手。民主生活會上言辭再懇切，如果不能破解群眾的“急切”，難免跑偏落空；整改措施千條萬條，如果脫離了為人民服務這一條，難免會走過場。多問群眾感受，多解群眾難事，多讓群眾評判，才能在一枝一葉的關切與改變中，匯聚起干群融合的大江大海。

1966年邢臺地震，周恩來總理慰問群眾時，特意請群眾轉過身來，背風站立，自己迎著風講話。姿態的變化中，蘊含著對人民的敬畏、對群眾的深情、對權力的自律。今天，無論大事小情，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密切血肉聯系、造福人民群眾，更是共產黨人的立身之本、凝聚人心的深厚之基。

文章來源：延安人事考試網（http://yanan.offcn.com）

第四篇：讀《掃除力》有感

讀《掃除力》有感

在慨嘆生命的短暫、回味弱冠之時的理想和意氣風發感受很多。那時總認為世界是如此的奇妙，未來是多么的美好，渴望出山的太陽總能干出一番輝煌的事業，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如今已是而立之年，思想也落下了很多灰塵，不夠清晰；全身的筋骨也似生了銹一般，跑一跑就氣喘吁吁，跳一跳如木偶一樣，很容易受傷。看一看現在的我，也是瞻前顧后，謹小慎微，唯唯諾諾，也沒有活出一個像樣的自我來，真該拉到浴缸里沖洗一下了。

讀到《掃除力》，心緒像是用一把清潔刷刷過一般，頓時豁然開朗。

家居打掃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每個人幾乎都做過，或正在做，或預計著做。即便舛田光洋是做清潔工出身的，對清潔工作了如指掌，作者并沒有對“家居打掃”這一事情本身向讀者進行解釋和普及，而是根據自己從事清潔工作時觀察和研究，認識到環境因素與人的精神面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整潔干凈的環境，令人舒適，令人振奮；反之則反。筆者認為，一個家庭衛生狀況如何，能或深或淺地映射至居者的日常行為習慣之中。當然，掃除力并不是空穴來風，毫無根據的胡謅漫侃，如有名的犯罪學家凱林發現“破窗理論”和心理學家威爾遜的“護花原理”就是很好的證明。

如果說家是心靈的港灣，家居則是這個港灣的物質形態，那么家務則是維系這個港灣溫馨和睦的日常行為。在猶太人的觀念中，家務是人生的基礎課程，強調家務活是兒童學習的第一課堂，兒童學會了做家務是自立自強的開始。在成人的眼里，家務已經成為了習慣，對于家務活是不以為然的。尤其是生活節奏加快，更不會留意做家務活的質量了，做大不做小，做主不做次，做粗不做精，草草了事。或者是請家政服務員代替。其實，成年人包括我是要好好體驗一下“家居掃除”的魅力，認真做好生活和環境里的掃除工作。家居不掃何以掃天下？小事不為可以有大為？

我并不是鼓吹“掃除力”是多么的威力無窮，也不是“掃除風暴”的忠實粉絲，初次了解到這個泊來的思想和觀念后，也不會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去尋根溯源。當人生步入低谷，事業陷入困境之時，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卻首當其沖，不可回避，掃除力這個最為平常、最不顯眼的方法，而是最根本的方法，被多數人忽視了，而把目光投向了室外，甚至幻想著有“天上掉餡餅”的好運氣。按照“8020”定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成功者也只有少數。生活對于他們來說是一種負擔，甚至形成了抑郁、酗酒、精神失常的行為。“有則改之，無則加冕”，作為一個有思想、有責任心的人，應該對自己的“倦怠”有所警覺，對自己的生活質量有所省悟，不妨用一種積極的心態來“掃除”生活之中一些負面的因素吧！

最后，就用本書中兩句話來結束這段感慨吧：

當個人心情不佳，煩惱充斥左右的時候，家里一定有一處最需要掃除的地方等你去掃除；

當單位業績每況愈下，員工報怨連連，也有亟待掃除的衛生死角等著你組織掃除！

第五篇：向下的目光 向上的力量

向下的目光 向上的力量

向下的目光 向上的力量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使得“速度”一詞已固化成為黨報經濟報道中最普遍的“激勵導向”：在報道選材上，衡量一種現象或者一個典型的報道價值，發展“速度”是起碼的“準入門檻”；在報道思路上，因循的也是“為速度尋找理由”的論證性套路。

隨著穩增長的“長期化”，“力量”應當成為黨報經濟報道的全新視域。立足區域發展差異，聚焦穩增長的真實力量，是穩增長政策語境中黨報經濟報道價值取向的一次深刻嬗變。正在深入開展的 “走轉改”活動為黨報經濟記者提供了改變契機，通過向下的目光，尋找向上的力量。

“走”出理性認知

擺脫“立論困惑”

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下，黨報經濟記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立論困惑”：投資被認為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現實、最直接的手段，但是，不僅決策層謹慎，企業也因為普遍的產能過剩而收縮投資；企業紅火的生產場景一向被認為是“活力見證”，但由于庫存嚴重，生產越多意味著負擔越重；擴大信貸投放，被認為是刺激經濟的實招，但卻遭遇“放貸難”局面??各種困難和矛盾交織，使得各類媒體上關于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莫衷一是，正面引導的聲音多有陳詞舊調之嫌，質疑批評的聲音雖有幾分刺耳卻也言之成理，黨報經濟記者容易在蕪雜的聲音中迷失方向。

這種態勢凸顯了黨報經濟記者走基層的價值所在：基層，是觀察紛繁變動的經濟大勢的“坐標原點”。

了解真實需求，擺脫“投資有毒”困惑。

由于2008年的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帶來房價高企、物價高漲、地方政府債臺高筑等一系列副作用，目前，任何以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都會招致廣泛質疑，既有理性反思，也有口誅筆伐。近期各類媒體對地方政府所謂的“7萬億”投資計劃的一片批評之聲就是典型例證。“投資有毒”已經成為喧囂一時的輿論風向。但是，只要沉到基層，就能充分體會到，必要的投資和項目建設，對改善基層群眾生產生活條件仍是當務之急。

現在很多專家都在批評“鐵公機”領域的投資過剩、重復建設。去年4月12日，安徽省蕭縣境內的311國道上發生了一起農班客車和貨車迎面相撞導致24人死亡的特大車禍。深入調查一下，即可發現這條國道在江蘇境內是四車道一級公路，在安徽省是兩車道的二級公路，如果在一級公路上，雙向車流之間設立了隔離欄，這樣的車禍完全可以避免。目前安徽省一級公路只有700公里，而鄰近的江蘇已經超過10000公里。站在省界上，面對一、二級公路之間的鮮明反差，就會真切感受到，不同發展階段的省份有著不同的需求，投資并非有毒，只要投資有道，投向合理，仍是加快發展、惠及民生的必要“藥方”。

感受真實變化，擺脫“增長無益”困惑。

過去一輪強力保增長舉措，較為集中地暴露了現行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矛盾和癥結所在，各類媒體都對此進行持續深入的反思和建言。眾說紛紜之中，也有否定經濟增長必要性的論調，比如，經濟增長反而拉大了貧富差距，收入增長趕不上經濟增長，這樣的增長應當“讓位”等等。

實際上，只要深入基層，就會直接感受到，經濟增長的提速實實在在改善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境遇。近幾年，由于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趨勢加快，安徽一直欠發達的皖北地區經濟增長明顯加速。過去一年內，筆者3次赴皖北，采訪了9位在這一區域新建的工廠里打工的農民工，由于家門口的工廠越來越多，雖然工資比不上外地，但是他們從此不要再過那種“拋家別子”的生活。在這樣的基層真實面前，“增長無益”的說法論證再嚴密，也顯得過于絕對并且脫離差別化的基層現實了。

聚焦企業主體，擺脫“政策毀譽”困惑。

新一輪穩增長中，無論是黨報還是各類市場化媒體，都高度關注政策變動。黨報集中宣傳穩增長政策如何有“含金量”，如何“給力”，過分“心急”地將經濟運行中一些并不確定的積極苗頭歸結為政策的“功勞”。而各類市場化媒體則集中于質疑穩增長政策仍在“走老路”，解決不了深層次的矛盾，是為了增長而增長之類云云。

“政策毀譽”已經成為穩增長政策下經濟報道難以突破的僵局。這種時候，黨報經濟記者更應明白，企業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體。去年8月初，筆者曾到合肥一家新投產的冰箱制造企業采訪。安徽是全國冰箱產量最大的省份，但是，去年上半年產銷量下滑16.5%。不過，這家冰箱業的“新軍”銷量卻比前年增加3倍以上，原因就在于，在嚴峻市場形勢下，企業堅持“渠道為王”，著力構建覆蓋全國各城市的銷售網絡，很好地發揮了渠道對產銷的拉動作用。

面對市場壓力，采取各種應對套路，是企業的“生存本能”，當中也一定蘊含著攻堅克難的獨到做法和新鮮經驗。深入企業，就能發現、提煉、報道企業一些頗具新意且行之有效的舉措，并能深入分析、總結、傳達企業對于政策的需求，不僅會對其他企業有所啟發，而且具有決策參考價值。黨報經濟報道的立論根基也會因此更加扎實，更能發揮實實在在的引導與激勵力量。

“轉”變觀察視角

重在“發現基層”

黨報經濟記者到基層采訪是常事，但較為普遍的采訪流程是，確定某一選題后，先到主管部門拿到相關總結材料，從材料中總結幾個觀點，然后再到基層去尋找幾個例子來支撐這樣的觀點。這種“削足適履”式的采訪方式，為了先驗性的觀點而不愿去發現、思考基層鮮活實踐中蘊含的新趨勢、新問題。結果，基層雖然“走”了，但作風并沒有真的“轉”過來。

在穩增長大勢下，無論是決策層還是理論界，都在思考并尋找驅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真實力量，政策也在根據不斷變動的經濟運行狀況進行著適時的預調微調。前段時間，山東省省長姜大明曾表示，鼓勵官員以記者身份下基層。這一觀點雖然引發爭議，但也表明，決策層面上希望能夠隨時了解基層真實情況，并據此形成決策。黨報經濟記者理應更加珍視職業所具備的 “天然優勢”，真正在“走轉改”中走出一條報道新路，讓黨報經濟報道更富洞察力，更具理性和建設性。

轉變對基層的觀察視角，變“俯視基層”為“發現基層”。

黨報經濟記者經常帶著來自決策層面的先驗性觀點來“俯視基層”，表面上是為了所謂的“政治正確”，更深層次來說，是一種疏于思考和觀察的惰性。其實，決策部門的很多觀點也都來源于對基層做法的總結，用這種源自基層的觀點再回過來到基層去尋找例證，只能是一種了無新意的循環論證。

發現基層，是一種更高要求的“作風之變”。對經濟記者來說，這種發現能力，不僅是要到基層捕捉新穎鮮活的故事，更重要的，還要發現這些事例所蘊含的富有新意的觀點、趨勢的“內核”。顯然，對黨報經濟記者來說，“轉作風”，不僅是轉變采訪作風，更重要的是要轉變“思想作風”，實現發現能力、思考能力的歷練與提升。

近期，國內太陽能光伏產業普遍陷入發展困境，引發了對于政府主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所謂“無錫模式”的反思。筆者在采寫安徽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報道時，在合肥創業的一位“海歸”曾說，不能用“房地產思維”來看待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急功近利，將資源集中于大項目，不僅風險太大，而且不符合創新型產業發展規律。事實證明了這種觀點的正確性。但在當時的報道中，受“大項目帶動快速突破”的先驗性觀點主導，這種有價值的基層聲音被“屏蔽”了，這其實也是發現能力、思考能力的退化。

與基層“沉默的大多數”接觸和對話，發現并傳遞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力量。

創新，是一種具有爆發力的驅動力量。去年7月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提出，進一步推動發展更多依靠創新驅動。7月底，筆者曾到合肥經濟開發區的創新創業園采訪，這里只有幾棟陳舊的辦公樓，但卻吸引著以中組部“千人計劃”入選人才為首的一批科技型人才在此創業，這里研發制造的電腦芯片填補了國內空白。創業者們介紹，國內每年進口的芯片價值超過1700億美元，超過原油和鐵礦石。在這一領域實現突破，就會打開一個萬億元的產業發展新空間。安徽日報近期推出的大型主題報道《安徽上來了》，用了較大篇幅報道了這一創新突破，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了安徽省委宣傳部主要領導的批示表揚。

執著和堅韌，是值得尊敬的前行力量。只要真正沉到基層，真心去體驗，總會感受到這種力量。前年9月，筆者曾下到銅陵有色集團冬瓜山銅礦千米礦井下，與一位干了30年的老礦工面對面交流，礦上為照顧他，本來準備將他調離一線，但他堅持留在一線。他說自己已經適應了一線，留在一線可以幫助年輕的礦工更快地成長。筆者據此采寫的走基層報道獲得了2011“安徽新聞獎”一等獎。

套用一句名言，先驗性的觀點是灰色的，而基層之樹常青。這也正是黨報經濟記者轉變作風的必要性所在。

“改”變報道模式

多一些調查性報道

黨報經濟報道的文風問題，癥結在于報道模式。為材料和文件上的觀點在基層尋找事例，這樣采寫出來的報道，自然通篇都是文件語言和材料腔調。

“觀點+例子”論證式報道實際上是“自說自話”。黨報經濟記者已經熟稔于用搜集來的數據和例子，對某一新戰略或者“新提法”進行闡釋性、論證式報道，似乎是做到了“用數字說話，用事實說話”。但這種將觀點強加于例子的報道模式，其實是“自說自話”。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安雅·謝芙琳在論及媒體對于發展的重要性時提出：“媒體有利于建構問題，并提供信息，形成討論的基礎”。穩增長背景下的黨報經濟報道，最需要的就是構建這種形成討論并達成共識的基礎。

黨報經濟記者必須更多地嘗試調查性報道。首先，調查性報道重視對基層創新性探索、獨特性個案的深入剖析挖掘，能夠滿足受眾認知的“新奇律”，激發濃厚的閱讀興趣。其次，調查性報道的得出結論不是“先驗式”的，而是“導入式”的，盡管調查性報道在選擇報道對象時已經預設了前提，但是，入情入理的事實過程演繹，仍然會讓觀點具有說服力、富有啟發性。

2009年的“保增長”報道中，安徽日報曾推出一組“重點企業保增長紀實”報道，每一篇報道都針對一個企業進行深入調查，展示企業應對危機保增長的進程。中宣部《新聞閱評》對這組報道給予高度評價，稱這組報道通過“故事化”的過程演示，彰顯重點企業的“突圍奧秘”，積極“授人以漁”，能夠吸引人“一口氣”讀下去。時任江淮汽車集團董事長的左延安說，當時外界普遍對轎車項目剛剛投產、處于虧損狀態的江汽集團并不看好，但很多人在看到安徽日報的報道后都給他打去電話，改變了對公司的看法。

（作者系安徽日報經濟新聞中心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