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與適用關于民事訴訟中禁止反言規則的理解

關于民事訴訟中禁止反言規則的理解與適用

趙根喜一、一般概念的禁止反言規則及民事訴訟中的禁止反言規則之含義

禁止反言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禁止違反先前的言論。在法律原則上它指人們在進行民事活動、民事訴訟等行為時，在表示出相應的言詞后，要對自己的言詞負責，不得為己利而作出否定先前言詞的言論。也稱“禁止否諾”、“不得自食其言”、“禁止反供”等。它在英美法系的司法實踐中經常采用。英國學者鮑爾給禁止反言原則下的定義為：“假如某人(聲明人)以言語或行動向別人(受聲明人)作聲明，又或聲明人有義務說話或采取行動而不履行義務，因此，以緘默或不行動作出聲明，而聲明人的實際或推定的意向是，而結果亦是：導致受聲明人基于該聲明改變(壞的改變)了處境，日后在任何聲明人與受聲明人之間的訴訟中，假如受聲明人在適當的時候，用適當的方法反對，聲明人不得做任何與他事前做的聲明有實質上不同的陳詞，亦不得舉證證明該不同的陳詞。” 這段描述明確指出了禁止反言原則的表象及結果。

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中并無“禁止反言”的稱謂和明確概念，它主要體現于一些民商實體法及司法解釋的某些具體條文中(比如根據《合同法》第186條第2款的規定，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贈予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不允許撤銷贈與，等即體現了贈與人不得違反先前贈與承諾的原則)，也體現于民商實體法的基本原則中(如《民法通則》及《合同法》基本原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它還體現在民事訴訟司法解釋及人民法院的辦案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第八條第四款規定：“當事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前撤回承認并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承認行為是在受脅迫或者重大誤解情況下作出且與事實不符的，不能免除對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根據此條的含義，可以這樣理解：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前撤回承認但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或者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承認行為是在受脅迫或者重大誤解情況下作出的且與事

實不符的，應確認其承認行為的有效性，可以免除對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由此，筆者認為：民事訴訟中的禁止反言規則是指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適當的場合對對方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實或證據進行承認后，不得隨意撤銷，或者主張與承認事實相反的事實的一項規則。這里的當事人的承認也稱為自認。禁止反言規則體現了誠信原則，即當事人在進行承認這種處分行為后，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程序安定原則，即當事人作出自認后不能出爾反爾，擅自推反自己承認的事實，避免由此在審理中產生混亂，確保程序的重要地位和明確。它還體現了節省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原則。

本文主要芻議民事訴訟中的禁止反言規則，因此，以下“禁止反言規則”稱謂均僅指“在民事訴訟中的禁止反言規則”。

二、禁止反言規則與自認規則的關系

自認規則是民事訴訟適用證據中的一項重要規則，它的基本含義是當事人一方在自認后法院即可認定自認的事實或證據。國外許多國家的證據法對自認規則均制定了較為完善的規定。在自認效力的內容上，一般認為英美法系把自認作為傳聞證據的例外，賦予自認證據效力。大陸法系的自認效力是免除對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我國關于自認的規定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證據規則》、《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等司法解釋中，但這些司法解釋尚未使用“自認”這一法律術語，而稱之為“當事人的承認”。一些地方法院在審判方式改革過程中制定的證據規則也體現了自認的規則。因此，根據目前我國有法律效力的規定，自認規則可以描述為：在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另一方當事人認可的，人民法院可以確定其證據的證明力。可以看出，禁止反言規則是由自認規則派生而出的一項重要認證原則，是對自認規則的一種補充，一種強調。是針對自認規則中出現的具體情況的細化規定。只有對自認規則明確，才能更好地理解禁止反言規則。

三、自認的場合與自認的撤回

在實踐中，當事人對于對方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實的承認的場合有兩種，即在訴訟中的承認和在訴訟外的承認。禁止反言規則在實踐中具體怎樣把握?這兩種情形的自認是否允許撤回?這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1、訴訟中的自認。一般情況下訴訟中的自認應當適用禁止反言規則。但是以下幾種情形應視具體情況而定。⑴承認后立刻反悔而糾正承認的，應當準許。由于時間的連貫性，其承認和反悔應當視作當事人表達意見的同一個過程，其糾正承認應視作這一過程的結果，因此法院應當確認這種反悔和糾正承認的有效性。⑵根據《證據規則》第七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在起訴狀、答辯狀、陳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詞中承認的對己方不利的事實和認可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予以確認。因此，在起訴狀、答辯狀、陳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詞中自認的，應當適用禁止反言規則，即自認方如果沒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自認事實的，其撤回自認無效。⑶在未有記錄的場合對法官的陳述中承認的，如果沒有其它證據證明其承認，則應當允許其撤回承認。如果有其他證據證明其向法官承認，其自認可以確認，應當適用禁止反應規則。

2、訴訟外的自認。一般情況下，訴訟外的自認不能確認其有效性，因而不能適用禁止反言規則。但是，在派出所、司法所、民調組織等法律規定解決糾紛的其他場合承認的，在訴訟中能否撤回承認?筆者認為，比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如果在派出所、司法所、民調組織等有效場合的承認是為了達成調解協議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協所涉及的對事實的認可，并且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的，應當比照《證據規則》第六十七條規定允許撤回原來的承認，不能適用禁止反言規則。除此情況外，則應當適用禁止反言規則，其反悔、撤回無效，在派出所、司法所、民調組織等有效場合承認的事實應予認定。

四、禁止反言規則例外的幾種情形

當事人對不利于己方的事實和證據承認和認可后，不得出爾反爾，隨意撤回承認和認可。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當事人也可以撤銷自認，撤銷認可，可以主張與自認相反的事實。首先，對于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由于我國司法解釋將其列為自認規則之外，即對于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

事人陳述的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并非無需舉證。因此，此類案件當事人可以撤銷自認。其次，當事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前的撤回承認經過對方當事人同意的，其撤回應視為有效。這是因為自認的效力之一在于免除對方舉證責任，使對方獲益，如果對方放棄這種利益，同意其撤回承認，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志，允許撤回自認。其三，案件審理的重要目的是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因此出于發現真實的需要，在當事人有充分證據證明自認是在違背當事人本人意志且自認的事實與真實情況不符，以及在受脅迫或重大誤解下作出且與事實不符的，應當允許撤回。

五、實踐中的幾個問題

1、擬制自認能否撤回?擬制自認是指對一方當事人主張的于己不利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既不表示承認也不表示否認的情形，視為其自認的認證規則。在審判實踐中常常遇到這樣的情形，一方當事人陳述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事實后，另一方當事人持消極態度，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由于民事訴訟本身具有很強的對抗性，當事人消極對待訴訟，不利于法院的審理，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訴訟效率，依照《證據規則》

第八條第二款的規定，視為對該項事實的承認。對這樣的情形，當事人還能否否認該事實?能否主張相反的事實?筆者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擬制自認也應當遵循禁止反言規則，即在審判人員向其闡明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不明確表示意見的行為將依法視為自認并將由其承擔自認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后，該當事人仍然不明確表態的，應遵循禁止反言規則，其后來作出的否認該事實和主張相反的事實無效。

2、代理人的自認能否撤回?《證據規則》規定，當事人委托代理人參加訴訟的，代理人的承認視為當事人的承認。但未經特別授權的代理人對事實的承認直接導致承認對方訴訟請求的除外;當事人在場但對其代理人的承認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當事人的承認。因此，一般情況下代理人的自認也應當遵循禁止反言規則。當事人在場對其代理人的承認不作表示的，該代理人的自認同樣應當遵循禁止反言規則。未經特別授權的代理人對事實的承認直接導致承認對方此種請求的，則應當允許撤回承認和主張相反的事實。

3、自認事實與法院查證或者其他證據不符的，該自認能否撤回?在訴訟中也有這樣的情況，一方提出對他方不利的事實他方承認，但法院查證的其他事實或其他證據與該事實不符。比如某案甲被乙打傷，但

由于天黑沒看清楚是乙，誤以為是乙的親屬丙將其致傷，向法院起訴丙要求賠償。訴訟中丙承認是自己將甲打傷，但法院的調查材料和甲舉出的證人向法院作證的證言材料均證明是乙將甲打傷。在法庭辯論終結前丙因為懼怕巨額賠償而向法院申明自己沒打，也不知道是誰將甲打傷。該撤回自認是否有效?筆者認為，訴訟的最終目的之一是發現案件事實。如果按照必要的程序而獲得的證據材料確實能夠否認自認事實的，應該允許撤回承認并確認撤回的效力。但在獲得證據材料前，當事人承認的事實法院不必主動查證。

4、為達成調解協議或者和解的目的妥協而作出的對案件事實的認可能否撤回?《證據規則》第六十七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為達成調解協議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協所涉及的對案件事實的認可，不得在其后的訴訟中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因此，此種情形不屬于自認的范疇，因而不能適用禁止反言規則，該項對案件事實的認可應允許撤回。

5、對于財物(包括特定物)價值的認可能否撤回?在審判實踐中，對于案件標的物為財物(包括特定物)，一方提出該財物(包括特定物)價值一定的款項，對方認可。雙方對該財物(包括特定物)價值確定一致后，價值不大,雙方同意不予鑒定,法院未委托物價部門進行作價、確認其價值。后來認可方反悔，認為該財物(包括特定物)不值那么多款項。認可方當事人的反悔是否有效?筆者認為，自認效力的根據在于事實推定和當事人的處分權利。此種情況下，雖然未委托作價部門進行作價，但是雙方當事人對標的物價值意見一致，應當認為是雙方對事實的一種有效推定，同時也應當認為是雙方當事人的一種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事處分權利的行為，因此可以確認是有效的自認。同時這樣的自認節省了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可免去價格鑒定環節的繁瑣程序，節省了司法資源，確認上述行為人的有效性具有良好的意義。因而，此種有效的自認應適用禁止反言規則，不允許撤回，不能確認其反悔的有效性，仍應認定原來雙方確認的財物價值。

六、關于適用禁止反言規則的幾點建議

關于禁止反言規則，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均沒有使用這一法律術語，僅僅是在有關司法解釋中規定了不同情況下的運用法則，而且規定較為簡單。為了確保良好的辦案效果，切實運用禁止反言規則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筆者建議：

1、在訴訟開始時，審判人員應當將禁止反言規則以及自認產生的法律后果以書

面和口頭兩種形式同時告知當事人，使當事人在訴訟中對自己的意見、言論時時保持謹慎、負責的態度。

2、對于重要事實的自認，法官可以要求自認人進行宣誓或其它鄭重表示的方式確認自認。

3、參照國際兩大法系中禁止反言規則的規定，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按照公正與效率的要求，對此規則進行必要的研究，在將來的《證據法》中對禁止反言規則作系統的、條理的、科學的規定。

第二篇：民事訴訟中強制措施的適用

試論民事訴訟中強制措施的適用

發布時間： 2005-02-02 08:55:45 瀏覽量：1403

江津市人民法院 政治處 郭明華

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以下簡稱強制措施），該適用而未予適用、不必適用而隨意適用、該適用而不當適用的情形并不鮮見。該適用而未予適用的在審判階段較明顯，不必適用而適用或該適用而不當適用的主要反映在執行階段。這不僅有損法律的尊嚴，司法的權威，也不利于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甚者還直接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害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對強制措施的意義、作用認識不足，未正確熟練把握強制措施適用的要領。由于強制措施只能由人民法院適用，外界人士對“適用”這個實踐問題較難探討著述，法官探索交流強制措施的正確適用是責無旁貸。筆者就通過審判和執行工作實踐領域，試就如何正確適用強制措施淺述于后，以期拋磚引玉，深化強制措施適用性探討。

一、掌握強制措施的概念、性質和種類。

強制措施，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為保證民事訴訟順利進行，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人采取強制手段，以排除妨害的保障措施。適用于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包括審判階段和執行階段；適用于妨害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訴訟參與人和案外人。

強制措施是民事訴訟法的重要組成部份，但它本身不是訴訟程序，而是保障訴訟程序正常進行的措施。它在性質上不同于民事制裁，更不同于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后三者是對違反實體法行為給予制裁，而強制措施不是制裁。強制措施是以排除妨礙保障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為目的，不是以制裁為目的。雖然強制措施中罰款、拘留也具有處罰性質，但是從根本上講仍然是保障訴訟順利進行的手段。強制措施也不同于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二者在適用主體、適用對象、適用目的上均有不同。前者的適用主體只能是人民法院，后者的適用主體包括公檢法機關；前者的適用對象是有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當事人、訴訟參與人或案外人，后者的適用對象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前者的適用目的是排除已經實施了的妨害民事訴訟行為障礙，保障訴訟正常進行，后者的適用目的是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逃跑、自殺或進行犯罪。

強制措施的種類有拘傳、訓誡、責令退出法庭、罰款和拘留五種。妨害民事訴訟行為構成犯罪的，則依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二、充分認識正確適用強制措施的意義和作用。

強制措施的正確適用，對于維護訴訟秩序，保障訴訟活動正常進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具體體現在：

（一）保護當事人的訴權和實體權。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往往影響當事人正常行使訴訟權利，妨礙當事人通過行使訴權來維護自己的實體權利。如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的行為，就是典型的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直接侵害了當事人舉證權乃至勝訴權。只有及時正確的適用強制措施，才能有效制止妨害，保護當事人的訴權和實體權。

（二）保障人民法院調查取證。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但實踐中，有關單位和個人拒絕或妨礙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時有發生。只有正確適用強制措施，才能有效排除妨礙，取得案件所需證據，保證審判和執行的正常進行。

（三）保障開庭審判的正常進行。開庭能否正常進行，直接關系到人民法院能否有效行使審判權。實踐中，有的當事人和訴訟參加人無視法庭紀律，藐視法庭，甚至哄鬧沖擊法庭，使開庭審判難以正常進行。只有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采取正確的強制措施，才能保證開庭審判的正常進行。

（四）保障生效裁判的執行。生效判決、裁定以及調解協議和支付令所確定的義務能否履行，關系到權利人的合法權益能否實現。現實中，有些被執行人以隱藏、轉移、毀損財產等各種方式妨礙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甚者以暴力、威脅或其他方法抗拒執行，斷然對其正確適用強制措施，方能有效排除妨害，保證執行，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和法律尊嚴。

（五）營造良好的訴訟秩序。良好訴訟秩序的形成，除法律規定性作用外，人民法院正確適用強制措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該采取強制措施而不采取，那是放任對民事訴訟秩序的破壞，同時還會導致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蔓延；不該采取而隨意采取、該適用而未能正確適用強制措施，則不能有效規范人們的訴訟意識和行為，造成人們難以適從，損害司法公正，損害相對人合法權益。只有正確適用強制措施，才能起到處理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才能有效促進良好訴訟秩序的形成。

三、把握強制措施正確適用的基本環節

正確適用強制措施，是一件說起容易做起難的事情。因為法官在審判和執行中遇到的妨礙民事訴訟的現象比法律規定的要豐富得多，復雜得多。真正做到正確適用強制措施，需要法官熟悉法律，查證妨害行為，準確分析定性，正確適用法律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適當的處理，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并在實踐中不斷的總結。把握強制措施正確適用的基本環節，是正確適用強制措施的基礎。

（一）熟練掌握強制措施規定。民事訴訟法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設專章作出規定，詳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六條。最高人民法院對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的具體適用作出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釋，分別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12條至第127條、《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法釋[1998]15號）第97條至101條、《關于在執行經濟糾紛案中嚴禁違法拘留人的通知》（法發[1992]25號）、《關于糾正和制止以扣押人民人質方式解決經濟糾紛的通知》（法[1994]130號）、《關于必須嚴格控制對被執行人采取拘捕措施的通知》（法[1996]96號）、《關于進一步加強開庭審判活動安全保衛工作的通知》（法發[1993]4號）、《關于對因妨害民事訴訟被罰款拘留的人不服決定申請復議的期間如何確定問題的批復》（1993年2月23日）、《關于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收取查詢費為由拒絕人民法院無償查詢企業登記檔案人民法院是否應予民事制裁的復函》（法函[2000]43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法庭規則》（法發[1993]40號）等文件中。熟練掌握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釋是正確適用強制措施的前提。

此外，我國刑法還規定了妨害作證罪，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打擊報復證人罪，擾亂法庭秩序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這些規定是維護訴訟秩序的最強硬的手段，也應當掌握，以便分清對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應采取強制措施或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準確把握強制措施的實體適用要領。

強制措施的實體適用，要求做到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事實查證清楚，定性準確，適用法律正確，處理恰當，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為此，必須準確把握強制措施實體適用的要領。

1、把握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構成要件。

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構成要件，是判定妨害民事訴訟行為是否成立的基本標準。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應當同時具備以下四個要件，缺少其中任何一個要件，都不構成妨害民事訴訟行為。

（1）主體合格（主體要件）

實施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主體，可以分為當事人，訴訟參與人，案外人；也可以分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法人或其他組織，只要實施了妨害民事訴訟行為，就是合格主體。對實施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自然人，則應區別對待：具有完全行為能力或視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是合格主體；限制行為能力的，一般不應視為合格主體；無行為能力的，不是合格主體。

（2）實施了妨害民事訴訟行為（客觀要件）

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必須是已經實施了的，客觀存在的。僅有妨害民事訴訟的意圖而未付諸實施的，不能認定其為妨害民事訴訟行為。妨害民事訴訟行為表現形式，有作為和不作為兩種。“作為”是實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哄鬧、沖擊法庭，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協迫他人作偽證等等。“不作為”是拒不實施法律所要求的行為，如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有關單位拒絕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拒不協助查詢、凍結或者劃存款等。

（3）是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實施的（時間要件）

民事訴訟過程包括審判過程和執行過程，只有在該過程中實施的干擾訴訟秩序，阻礙訴訟法活動正常進行的違法行為，才是妨害民事訴訟行為。訴訟開始前或訴訟終結后的違法行為都不是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4）是故意實施的（主觀要件）

只有故意實施妨害民事訴訟的，才能對其以妨害民事訴訟行為論處；過失行為即使客觀上妨害了民事訴訟，也不能以妨害民事訴訟行為論處。

2、把握強制措施適用的基本原則。

強制措施適用的基本原則，是指人民法院在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人適用強制措施過程中，起指導作用并為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和有關工作人員所共同遵守的活動準則。強制措施適用的基本原則，法律和有關司法解釋雖未明確規定，但根據法律設立強制措施的目的和審判實踐中適用強制措施的效果來看，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項。

（1）以保障民事訴訟活動正常進行為目的原則

民事訴訟法規定強制措施，其目的是排除妨礙，保障民事訴訟順利進行。人民法院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人適用強制措施，也只能是以維護訴訟秩序，保障訴訟能夠順利進行為目的，而不能是以制裁為目的。

（2）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

以事實為依據，就是要求人民法院查證妨害民事訴訟的事實，并以查證的妨害民事訴訟事實為適用強制措施的事實依據。未經合法程序查證的事實，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的事實，即使可能客觀存在，也不能成為適用強制措施的事實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就是要求人民法院以法律及有關司法解釋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規定作為標準和尺度，衡量查證的事實和情節，作出正確處理，不能自定標準去衡量和處理。

（3）說服教育與實施強制措施相結合的原則

說服教育是排除民事訴訟障礙的重要方式，尤其是社會法制意識尚不強的現階段，說服教育顯得更為重要，審判實踐中，大多數的民事訴訟障礙就是通過法官及有關人員的說服教育得以排除的。但說服教育不是萬能的，對那些拒不聽從說服教育，藐視法律的妨害民事訴訟行為人，應予堅決采取強制措施。

3、把握五種強制措施的實體適用條件

（1）拘傳的適用條件

拘傳是人民法院在法定情況下強制被告到庭參加訴訟的強制措施。適用拘傳應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是拘傳的對象是必須到庭的被告。必須到庭的被告是指：負有贍養、撫育、扶養義務和不到庭就無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必須到庭的給國家、集體或個人造成損害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必須到人民法院接受詢問的被執行人或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二是必須經人民法院兩次傳票傳喚。打電話、捎信等通知方式不能取代傳票傳喚。三是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如果必須到庭的被告有正當理由沒有到庭則不能對其適用拘傳。

（2）訓誡的適用條件

訓誡，是指人民法院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人教育、警告、責令其改正錯誤的強制措施。適用訓誡的條件是行為人違反法庭規則。

（3）責令退出法庭的適用條件

責令退出法庭，是指人民法院責令違反法庭規則，擾亂法庭秩序的人離開法庭的強制措施。適用責令退出法庭的條件是行為人違反法庭的規則。實踐中還應該掌握在訓誡無效的條件下采用，如果訓誡能夠排除妨害，則不應采用責令退出法庭。對違反法庭規則的當事人、訴訟參與人，要慎用責令退出法庭，以免影響法庭查清案件事實；必須到庭的被告違反法庭規則，不能適用責令其退出法庭，而應適用其他強制措施。

（4）罰款的適用條件 罰款，是指人民法院強制妨害民事訴訟行為情節較重的人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措施。罰款適用的條件是有下列行為之一：違反法庭規則的；哄鬧、沖擊法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擾亂法庭秩序情節較輕的；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隱藏、轉移、變買、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打擊報復的；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有關單位拒絕或者妨礙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銀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儲蓄業務的單位接到人民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后，拒不協助查詢、凍結或者劃撥存款的；有關單位接到人民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后，拒不協助扣留被執行人的收入、辦理有關財產權證照轉移手續、轉交有關票證、證照或者其他財產的；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財產追索債務的；在法律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后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造成人民法院無法執行的；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妨礙或抗拒人民法院執行的；有履行能力拒不執行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和支付令的；擅自轉移已被人民法院凍結的存款，或者擅自解凍的；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查詢、凍結、劃撥銀行存款的；接到人民法院協助執行通知后，給當事人通風報信，協助其轉移、隱匿財產的；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向人民法院提供執行擔保的財產的；案外人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轉移被執行人財產的；撕毀人民法院執行公告、封條的；偽造、隱藏、毀滅有關被執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查明被執行人財產狀況的；指使、賄買、脅迫他人對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和履行義務的能力問題作偽證的；妨礙人民法院依法搜查的；以暴力、威脅或其他方法抗拒執行的；哄鬧、沖擊執行現場的；對人民法院執行人員或協助執行人員進行侮辱、誹謗、誣陷、圍攻、威脅、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毀損、搶奪執行案件材料、執行公務車輛、其他執行器械、執行人員服裝和執行公務證件的。

罰款的金額，對單位的罰款為人民幣一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對個人的罰款為人民幣一千元以下。

（5）拘留的適用條件

拘留，又稱司法拘留，是指人民法院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情節較重的人，在一定期限內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措施。拘留的適用條件是：罰款的適用條件中，除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的行為僅適用罰款外，其余均可成為拘留的適用條件。

拘留的期限為十五日以下。在拘留期間,被拘留人承認并改正錯誤的，人民法院可以決定提前解除拘留。

（6）罰款、拘留的合并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的罰款、拘留可以合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3至124條規定的6種和《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100條規定的10種妨害執行或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的行為，也可以合并適用罰款、拘留。單位實施了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的6種和上述司法解釋中的16種妨害行為的，除可對單位罰款外，還可以對單位主要負責人、直接責任人予以罰款、拘留。單位實施了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的妨害行為的，除對單位罰款外，還可以對單位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予以罰款。

（三）嚴格遵循強制措施的適用程序

1、適用拘傳的程序。由審判人員或執行人員填寫拘傳票并報經院長批準。拘傳票應當直接送達被拘傳人。執行拘傳前，還應向被拘傳人說明拒不到庭的后果，經教育仍不到庭的，才對其執行拘傳。拘傳應由司法警察執行。

2、訓誡、責令退出法庭的程序。由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決定并直接適用。被責令退出法庭而不退出法庭的，由司法警察執行。

3、適用罰款、拘留的程序。由審判人員或執行人員核實查清違法事實的基礎上，經合議庭合議作出決定并報經院長批準，作出罰款、拘留決定書，送達被罰款、拘留人。拘留由司法警察將被拘留人送交公安機關看管。提前解除拘留的，也應報院長批準，并作出提前解除拘留決定書，交負責看管的公安機關執行。被罰款、拘留人不服的，可在收到決定書之日起三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一次，上一級人民法院應在收到復議申請后五日內作出復議決定，并通知下級人民法院和申請人。

4、特殊情況下適用的程序。在巡回審理、就地辦案時，需要采取拘傳、罰款、拘留強制措施的，應電話或其他方式請示院長批準后適用。因哄鬧、沖擊法庭、沖擊執行現場等緊急情況，必須立即采取拘留措施的，可在拘留后立即報告院長補辦審批手續。院長認為拘留不當的，應當立即解除拘留。

第三篇：民事證據保全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民事證據保全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一、新民事訴訟法對證據保全制度的修改

證據保全是指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今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法院依申請或者依職權予以調查收集和固定保護的行為。證據保全以保護證據、確定事實為基礎性功能，同時可以預防糾紛、促進訴訟外解決糾紛。

修正前的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四條規定了訴訟中證據保全內容，但未涉及訴前證據保全。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商標法、專利法和著作權法等部門法相繼規定了訴前證據保全制度。新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一條完善了我國的證據保全制度架構，即規定“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采取保全措施。因情況緊急，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利害關系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證據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證據保全的其他程序，參照適用本法第九章保全的有關規定。”該條對于證據保全制度的修改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明確規定了訴前證據保全制度；二是將申請主體由“訴訟參加人”變更為訴訟中證據保全中的“當事人”及訴前證據保全中的“利害關系人”；三是規定了證據保全程序的參照適用條款，即參照適用第九章關于訴訟保全的程序性規定。

但新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保全的規定仍過于原則和籠統，如關于實質性要件的裁量標準、程序性規則的細化設計等均需進一步探討和完善。

二、證據保全制度適用中的法律問題

（一）證據保全程序的啟動

新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一條以起訴為基準點，將證據保全分為訴訟中證據保全和訴前證據保全。其中，訴訟中證據保全有兩種啟動方式：一是由一方當事人提出申請，由法院作出裁定；二是當事人未提出申請，法院依職權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訴訟中證據保全的申請人由“訴訟參加人”限縮為“當事人”，意味著訴訟代理人不再可以作為證據保全的申請人。同時，訴訟中證據保全程序的啟動，應強調以當事人申請為原則，以法院依職權啟動為例外。法院依職權采取證據保全應限于確有必要之情形，主要針對處于緊急狀態、來不及通知當事人提出申請的證據，或涉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的證據等。而訴前證據保全的啟動方式限定為依利害關系人申請。因訴前證據保全尚未進入訴訟程序，故申請人限定為利害關系人，應指民事權益可能受到損害或者與他人發生民事權益糾紛的主體。

關于證據保全申請的形式，新民事訴訟法并未限定為書面方式，但原則上應要求申請人提交書面申請，申請書應載明：申請人、被申請人的基本情況；申請保全的證據內容；請求保全證據的證明對象；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理由說明等。但如果情況緊急，申請人也可以口頭提出保全申請，由法院制成筆錄。

（二）證據保全的實質性要件

訴訟中證據保全的基礎性要件為“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證據可能滅失，既可能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比如作為證據的物品由于自身原因可能腐爛、變質等，也可能是主觀原因造成的，比如被申請人可能故意毀損證據材料等；證據以后難以取得，是指證據雖然不至于滅失，但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將來獲取它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或者成本過高，比如證人即將出國定居，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回國等。訴前證據保全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情況緊急”的要件，系強調因情勢緊急，不立即申請證據保全，證據就有可能滅失的情形下，利害關系人可在提起訴訟前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當然，申請人對于該基礎性要件無須達到證明的標準，只要能夠釋明即可。此外，應探討的審查要件還包括：

1、法院是否需要審查申請人勝訴的可能性？行為保全及財產保全程序中，法院需審查被申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即申請人勝訴的可能性。但筆者認為，證據保全中并不需要考量申請人勝訴的可能性，因為行為保全和財產保全系以被申請人的被訴行為或責任財產為保全對象，保全措施對于被申請人關涉重大，故需要考量申請人勝訴的可能性；而證據保全是以證據為保全對象，僅涉及當事人程序性權利的實現問題，故法院無須審查申請人的本案請求權能否成立。

2、法院是否需要審查證據的關聯性？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訴訟證據與案件的待證事實之間有客觀的聯系。筆者認為，申請保全的證據應與案件待證事實有一定的關聯性，但鑒于證據尚未固定、亦未經庭審質證環節，故對于證據的關聯性要求不能過于嚴苛。法院只需要審查申請保全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在形式上具有關聯性即可，而實質上的關聯性即證據能力如何以及證據對待證事實所具有證明力的大小，則需待庭審質證后作出認證。

3、證據保全是否適用于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的情形？該問題涉及證據保全與法院調查取證適用條件的界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要求訴前證據保全的申請需載明“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體說明”。但筆者認為，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法院調查取證限定為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據此，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系法院調查取證的適用條件，而非證據保全的適用情形。比如，當事人申請法院到海關調取出口報關單，因申請事由在于當事人客觀不能自行收集該證據，而非證據可能滅失或以后難以取得，故該申請屬于申請法院調查取證，而非證據保全。

（三）證據保全中的擔保

新民事訴訟法對于當事人申請證據保全是否需要提供擔保未予明確，審判實踐中應否參照第九章訴訟保全的相關規定，即“對于訴訟中保全，法院可以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保，對于訴前保全，當事人應當提供擔保”，值得分析。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證據規定》）等均規定，當事人申請證據保全的，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應的擔保。筆者認為，要求申請人提供擔保的目的在于及時賠償因申請錯誤給被申請人造成的損失，并督促申請人在申請保全時更加慎重，避免權利濫用，故法院應依據保全是否可能給被申請人帶來財產損失，決定申請人是否需要提供擔保，且擔保金額的確定應以保全可能給被申請人造成的損失為基礎。如申請保全的證據為書證、證人證言等，則不需要提供擔保；如申請保全的證據為具有財產價值的物證等，則可以要求申請人提供擔保。

（四）證據保全的程序保障設計

證據保全程序中的程序保障涉及申請審查階段的程序保障和裁定執行階段的程序保障。關于申請審查階段的程序保障，主要涉及法院是否需要傳喚被申請人陳述意見。筆者認為，考慮到證據保全程序具有緊急性、迅速性的特點，尤其是某些情況下證據系因被申請人的主觀原因可能滅失，有必要強調證據保全程序的秘行性和效率優位性，故證據保全無須經言詞辯論即可作出。關于裁定執行階段的程序保障，主要涉及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受通知權、意見陳述權及在場見證權等。德國、日本的民事訴訟法對此均有詳細規定，我國現行法律對此未作規定，僅有《民事證據規定》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法院進行證據保全，可以要求當事人或者訴訟代理人到場。筆者認為，我國現行法律應借鑒國外立法例，完善裁定執行階段的程序保障規定，包括：保障當事人的受通知權，即除情況緊急或妨礙證據保全的情形外，應及時通知申請人及對方當事人于調查證據期日到場；保障當事人的意見陳述權，即當事人于調查證據期日到場時，可以向法院陳述意見。

（五）保全證據的使用

保全證據的使用涉及保全證據的效力問題，主要是指其與訴訟程序中的證據調查是否具有同等效力。對此，相關國家的立法例一般認可二者具有同等效力，我國證據保全司法實踐可予采納，即認定證據保全程序所保全的證據與訴訟程序中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具有同等效力。關于保全證據的使用，亦可參照《民事證據規定》第五十一條關于法院調查取證的規定，即法院依照當事人申請保全的證據，作為提出申請的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法院依照職權保全的證據應當在庭審時出示，聽取當事人意見，并可就保全該證據的情況予以說明。

（六）證據保全的解除

證據保全的解除能否參照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九章關于訴訟保全的有關規定，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其一，訴前證據保全是否因利害關系人在一定期限內不起訴而得以解除？筆者認為，為督促利害關系人慎重啟動訴前證據保全程序、保障訴前證據保全程序與本案訴訟程序的有效銜接，訴前證據保全可以參照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三款之規定，申請人在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內不依法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法院應當解除保全。其二，證據保全是否因被申請人提供擔保而解除？筆者認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四條之規定主要適用于財產保全程序，因為財產保全的目的在于保全被申請人的責任財產以保障最終判決的執行，而被申請人提供擔保亦可保障最終判決的執行，故可以解除相應的保全。但證據保全之目的在于保護證據，確定事實，保障申請人的程序性權利，故除非有例外情形，如申請人同意等，否則證據保全不因被申請人提供擔保而解除。

第四篇：論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與適用

論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與適用

常廷彬

【內容提要】隨著現代訴訟觀的確立，作為道德原則的誠信原則日益受到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關注，成為貫穿于整個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法官、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都應受誠信原則的規制。

【關鍵詞】民事訴訟 誠信原則 當事人

一、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及根據

（一）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

1、有關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確立的學說論爭。誠信原則作為現代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或稱帝王原則，能否在民事訴訟領域適用并成為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呢？對此，世界各國學者間長期以來都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德國學者羅森貝克認為，誠信原則是較為模糊的道德尺度，而處理繁雜的民事訴訟程序應采用明確標準，不應適用誠信原則。德國另一位學者Theuerkauf從維護法的安定性出發，認為不應將誠信原則作為證明責任分配的一條準則，并指出其觀點早已被德意志法院所確認。日本學術界在戰后反對在民事訴訟法中引進誠信原則，其理由是：第一，處理繁雜的民事訴訟程序應客觀地適用明確的基準、遵循具體的規范，而體現在一般條款中的誠信原則有違反制度目的之虞。第二，具有誠信原則的價值判斷已具體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之中，因而無需在此以外再規定一條抽象的誠信原則，這樣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訴訟是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性抗爭活動，只要雙方當事人按照民事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去進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規則之上再加上一條倫理規則。[1]（P166）

訴訟法學之父德國學者赫爾維希認為，從訴訟法的精神來看，應當承認當事人有真實義務，訴訟程序應不允許當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違背誠信原則。巴姆巴哈認為，誠信原則支配的民事訴訟法，實與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國家決不給不正之人或無良心之人以一種工具[2]（P19—20）。日本訴訟法學者谷口安平認為，民事訴訟中應確立誠信原則，并把這一原則作為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

在我國，多數學者主張將誠信原則引入民事訴訟法中，并據此建立一些相關制度，進一步規范各訴訟主體的訴訟行為，從而實現對民事訴訟活動進行全面、有效的調控。但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如黃娟博士利用“語境說”對誠信原則提出冷思考，強調中外文化傳統、制度等差異性，認為我國尚不具備確立誠信原則的條件[3]。

2、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立法規定。盡管在學說上存有爭議，但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訴訟觀念及訴訟本身的變化，誠信原則逐步被各國民事訴訟法所確認并成為一項基本原則。

1895年頒布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當事人據以聲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須完全真實且正確地陳述之”。這可以看作是真實義務的立法先河。真實義務的確立使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適用不僅成為可能更成為必然。同時，也為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的廣泛適用提供了契機[4]。

在德國，最先在民事訴訟中適用誠信原則的是最高法院1921年6月的一個判例。德國最高法院在判例中這樣論述：“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事人的訴訟關系與他們在實體法上的關

系同樣受誠信原則的支配”。[5]（P20）不過，真正使誠信原則在德國民事訴訟中得以確立，當歸于1933年德國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增加了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真實義務的規定：“當事人應就事實狀況為完全而真實的陳述”。

日本1996年《民事訴訟法》第2條則明確將誠信原則規定為統率一切的基本原則：“法院應為民事訴訟公正并迅速地進行而努力；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應以誠實信用為之”。美國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那樣直接采用誠實信用的概念，但是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禁反言原則。根據這一原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實施的訴訟行為必須前后一致，不得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陳述。對于矛盾行為，法院應予禁止。例如，在美國的證據開示制度中，當事人之間相互開示證據，就不能使對方感到為難或受到壓力，也不能讓對方當事人蒙受不必要的經費負擔，否則法院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發布保護令，以保護申請人的利益。

我國《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確規定誠信原則，但民事訴訟法律規范體現了誠信原則的精神實質。如對證人如實作證義務的規定；一方當事人在二審中提出新證據導致發回重審的須承擔訴訟費用的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由此看來，應當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是確立了誠信原則的。

總之，通過各國立法，誠信原則一方面已經滲透到訴訟的各個程序之中，成為各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受立法的影響，“無論是學說或者判例 都不再懷疑在民事訴訟中適用誠信原則的可能性了”[5]（P20）。民事訴訟應適用誠信原則的觀點取得了通說地位，法官也在積極地、頻繁地適用誠信原則以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各種糾紛和法律問題。

（二）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確立之依據

作為道德規范的法律化，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領域的確立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

1、訴訟觀的轉變是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確立的前提條件。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強調個人意志與選擇自由的個人本位思想造就了以個人自由為中心的訴訟觀：重視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自由，民事訴訟被視為完全放任雙方當事人隨意使用各種訴訟手段競技的角斗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刻變化，個人本位思想逐漸讓位于強調社會公平的社會本位思想，訴訟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性質被日益強調，民事訴訟從“當事人自己的事”向“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事”轉換。訴訟絕不僅僅是“為權利而斗爭”，更需要“為權利而溝通”[6]，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不單純是一種對抗型的“力”的關系，而是加入了一層“協力”的因素。當事人在訴訟中有義務本著誠信的態度從事訴訟行為，通過訴訟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協作，使法官盡早發現案件真實，作出合乎正義的裁判。

2、訴訟關系多樣化與復雜化是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確立的現實需要。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帶來民事糾紛數量的增加，也使民事糾紛的類型日趨復雜化。而立法的滯后,常常導致在某些糾紛中僅依靠適用明確的訴訟法律規范有時并不能產生實質的公正。為求得各種利益的平衡，客觀上需要一般條款予以補充。如在所謂“現代型訴訟”中，當事人之間明顯存在著力量對比上的差別，這就要在證據的收集及證明責任的分配等領域，以誠信原則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確保當事人實質的平等。同時，現實訴訟中的攻擊防御活動亦呈現多樣化的趨勢，要對這些活動進行適當的處置，僅靠明文規定存在局限，需要誠信原則的調整以實現程序的公正。

3、誠信原則在全部法領域中不斷得到重視是該原則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確立的必然結果。誠信原則首先是作為民事實體法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出現的，但后來，其適用范圍日漸拓寬，在包括公法與私法的全部法領域，誠信原則均有適用的空間。“現在的問題不是誠信原則適

用的領域應否擴張，而是在各個法領域中誠信原則可否排除，可否具體適用。”[7]（P63）無疑，誠信原則適用范圍的拓展也對橫跨公法、私法領域的民事訴訟法產生了影響。誠實信義從道德規范而入法律并成為最高指導原則，根本上在于其道德內涵所代表的人類生活的最基本的公正觀念。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信原則也是對公正價值的體認。

4、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是由民事訴訟法與民法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或關聯性所決定。首先，民事實體法的貫徹落實離不開民事訴訟法。如果民事訴訟法中沒有誠信原則的要求，則民事實體法中的誠信原則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實和貫徹。這是由民事訴訟法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決定的。“民事訴訟中的誠信原則首先成為對當事人訴訟行為的誠信要求，這種誠信要求是從民事實體法上直接轉承而來，而非屬民事訴訟法上的獨創”[8]。其次，民事訴訟法中包含有大量的實體規定，諸如訴權、當事人適格、訴訟標的、既判力、證明責任等，無不包括實體的內容或與實體的價值衡量相關。如舉證責任問題，實際上橫跨民事實體法和民事程序法兩大法域，是實體法和程序法在訴訟中的交匯，所以僅僅從一個法域是無法把握它的真諦的[9]。從立法上看，在民事訴訟法獨立以前，多統一于民法典中。民事訴訟法獨立以后，民法典中仍包含有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既然民訴法離不開實體的內容和實體價值的衡量，那么作為實體價值衡量最高指導原則的誠信原則就必然支配程序法領域。

二、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適用

（一）誠信原則適用之主體

誠信原則適用于訴訟當事人之間，自不待言。然而，是否適用于當事人與法院之間，學者之間向來存有爭論。在日本，有學者認為，誠信原則應只適用于當事人之間，法院原則上不受誠信原則的約束。[10]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和義務時，無需考慮是否應當取得當事人的信賴。對于當事人的不誠實行為及缺乏信用行為等，法院應以濫用訴訟權利為由，而不是依據誠信原則來加以排斥。不過，多數學者主張法院應受誠信原則的約束。原因在于，訴訟是法院與雙方當事人之間構成的三角形的關系，與法院期待當事人遵守信義一樣，當事人也能夠期待法院遵守信義，這是一種相互的關系[11]（P114）。如果因法院的程序錯誤而使信賴它的當事人實施了相應訴訟行為，就應保護當事人的信賴利益。

在德國，學理上普遍認為誠信原則也適用于法院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對于法院而言，訴訟程序的實施不得造成對當事人接受審判權的限制，在訴訟中法院不得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行事，尤其不得因其自身的誤解和錯誤導致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上的不利益[12]（P742）。這些規定實質上體現了對法院誠實行使審判權的要求。

筆者認為，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主要機能在于防止濫用權利，保障訴訟程序平等、公平地進行。一方面，法院與當事人一樣作為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在訴訟中享有一定的訴訟權利，承擔一定的訴訟義務，所以亦有濫用訴訟權利之可能；另一方面，作為民事訴訟的裁判者，法院要負判斷訴訟當事人之間的行為是否合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責任。所以，在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中，同樣應適用誠實信用原則。不過，誠實信用原則應主要體現為對當事人訴訟行為的規制。與當事人濫用訴訟權能相比，法院濫用審判權的后果更為嚴重。因此，期冀僅以誠信原則來制約法院濫用審判權似乎過于乏力。

（二）誠信原則適用之形態

根據德國、日本等國的學說與判例，概括起來，在民事訴訟中，誠信原則主要適用于以下幾種情形：

第一，排除不正當形成的訴訟狀態。如果出現當事人使用不正當手段制造出能夠適用有

利于自己的訴訟法規，或者能夠回避適用不利于自己的法規這種情形，可以根據誠信原則否定他所期待的法律效果。如不當獲取的審判管轄。

第二，禁反言。禁反言的法理意味著，一方當事人有義務從事對方當事人預期的一定行為時，實際上實施的卻是完全違背對方當事人預期的行為，這種行為就被視為違反誠信的背信行為而予以禁止[11]（P141—146）。《奧地利民事訴訟法》第178條明確規定：“當事人據以聲明所必要之一切情事，須完全真實且正確陳述之。故當事人之不真實陳述系為違法。若有故意過失時，當事人應依奧地利民法負損害賠償義務。”

第三，訴訟上的權能喪失。當事人一方懈怠行使訴訟權利，實施訴訟行為，對相對方實施的訴訟行為長期沒有作出表示或實施相應的訴訟行為，致使對方當事人以為其已經不會再實施訴訟行為且又實施了一定的訴訟行為以后，該當事人才開始行使其訴訟權利，并由此導致對方利益受到損害，法院可以該行為違反依據誠信原則確認該權利失效。對此，日本判例是承認的（日本最高法院1935年11月22日判決）。

第四，訴訟權利濫用之禁止。濫用訴訟權利，是指當事人對于訴訟法上賦予的權利，不依正當理由加以行使，以故意拖延訴訟或阻撓訴訟的進行。濫用訴訟權利的典型情形包括濫用程序異議權、回避申請權、或者在訴訟進行過程中不當地提出證據，以及在訴訟程序將要結束時才要求傳喚新的證人等等。對于這些行為，法院可以引用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制止。《匈牙利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當事人正當地行使訴權，不許以拖延訴訟或者混淆是非為目的的訴訟活動。”《德國民事訴訟費用法》第39條規定：“如當事人違背真實義務，致使訴訟程序的，應負擔因延滯而產生的費用。”

第五，禁止濫用自由裁量權。民事訴訟法上的誠信原則之本質在于授予法官在審判活動特別是審查判斷時的自由裁量權，但也應注意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對它的適用不加以限制，則可能導致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最終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之本意，以致損害法的權威性。濫用自由裁量權主要表現在：濫用審判權；采信證據、認定事實之隨心所欲；突襲性裁判。

筆者認為，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法，其價值取向在于提供嚴格的程序規則，以指導訴訟行為。民事訴訟法形式的嚴格性決定了民事訴訟中誠信原則的適用應力求具體化，即通過立法，將適用誠信原則的具體情境以明確的法律規范加以體現。

（三）誠信原則適用之限制

誠信原則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條倫理規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意味著已經從倫理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并在訴訟過程中發揮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誠信原則最主要的適用領域仍為私法中的債權關系。民事訴訟中誠信原則的適用應有所限制，尤其是在法無具體規定的情況下，法官應慎用直接援引誠信原則對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作出評價。這是由程序法的價值之一——程序的安定性所決定。“程序的安定性要求程序規范應當盡量確定、具體和清晰，而不宜過多地存在不確定、抽象和模糊的規定，包括彈性條款。”[13]（P8）同時，在民事訴訟中，頻繁地適用誠信原則也易帶來程序法的軟化。因此，界定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在民事訴訟領域，誠信原則只能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進行適用。如果民事訴訟法已有明確規定的，法院應直接援引相應的規定，無須適用誠信原則。第二，對于確保程序安定性的法律規范，原則上應排除誠信原則的適用。至于哪些法律規范屬于確保程序安定性的規定，可以立法目的為切入點進行分析。第三，賦予當事人對適用誠信原則的司法判決以程序上的救濟權利。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誠信原則賦予法院對當事人訴訟行為的效力進行評價的裁量權，法院可以違反誠信原則為由對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作出否定性的評價。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當事人因此遭受不利判決，應允許當事人以適用法律

錯誤為由提出上訴或再審。

（四）誠信原則違反之后果

從一些國家的立法來看，違反誠信原則的法律后果，大致可分為實體法上的效果和訴訟法上的效果。

在當事人違反真實義務陳述時，奧地利民事訴訟法規定了實體法上的效果，即對故意或重大過失者視情形或依民法負損害賠償義務。德國法則只主張訴訟法上的效果，對違反者科以訴訟上的不利益，如令其負擔因違法所產生的訴訟費用。匈牙利民訴法除規定實體法責任外，還規定法院可處以六百克魯金以下罰款之訴訟法上效果。筆者認為，當事人處分主義和辯論主義為現代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當事人為了謀求各自的訴訟利益，有時很難徹底恪守誠信原則。若對違反者動則科以實體法上的責任，未免有點苛刻。因此，違反誠信原則的法律后果應以訴訟法上的效果為主要形式，實體法上的效果為例外。訴訟法上的效果主要以不利益表現出來，如駁回其請求；使其故意使發生之狀態為未發生；判其承擔延遲訴訟之費用等。

當法官違反誠信原則時，訴訟法上的效果可能是訴訟程序的重新進行或判決的糾正，但主要還是實體法上的效果：一是依國家賠償法所發生之法院的賠償義務；二是由法官法所產生的個人法律責任。

證人、鑒定人等違反誠信原則，因其與訴訟無利害關系，訴訟法上的效果無從產生，故只能令其承擔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如后果嚴重的，可以以偽證罪論處。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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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的適用

論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的適用

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前提和基礎，公正與效率是二十一世紀人民法院的主題，人類社會也將步入典型的信用時代。古語云：人無信不立。誠實守信是現代公民立足社會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恪守自己的信用，將誠實守信作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資源等自然資源的危機問題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然而，某些無形的道德資源尤其是信用資源的匱乏問題卻令人堪憂。依我之見，“信用”可能是時下中國人最稀缺的一種道德性資源，中國實際上正面臨著幾乎整個社會都陷入一種集體性信用危機的尷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機、強化信用意識和倡導信用至上實屬當務之急。

一、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民事訴訟中適用的必要性

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規則，是一種信守承諾的責任感，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場經濟其實是最為典型的信用經濟，信用堪稱市場經濟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信用已經成為每個人立足社會不可缺的“無形資本”，恪守信用乃是每個人應當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許可以沒有信仰，卻不可沒有信用，沒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講信用的人則是“丑陋”的。在這個道德失重的“無根的年代”，人們似乎已經對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騙習以為常，現在在一些地方搭訕著販賣假文憑、假證件的現象已經成為一道城市風景線。我并非漠視善良、純樸等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傳統美德，只是想正視和反思“坑蒙拐騙”甚至“坑熟”成為不少中國人生財之道這一現實。要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信用危機問題，除了重視以崇尚“信用至上”為核心理念的道德說教之外，更為重要的還是應當建構維護信用的制度，無形的信用有賴于制度這一有形屏障的呵護。

信用問題并不局限于消費信貸之類的經濟領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領域同樣不容忽視，作為一種社會病的信用危機也早已侵入法治領域，法院裁判文書之所以“執行難”，與被執行人不講信用、不自覺履行相應的義務有很大的關聯。難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對中國法院“執行難”問題感到匪夷所思，在他們看來，當事人自覺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書的義務是毋庸置疑的，否則將使自己置于喪失信用的尷尬境地。對于篤信“信用高于一切”這一常識性理念的大多數西方人而言，恐怕沒有比喪失信用這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無形資本更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們國家，不少“債務人”往往比“債權人”還理直氣壯、悠閑自在，為討債磨破嘴皮跑斷腿的債權人有時甚至要對債務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順，生怕得罪了對方可能出現“竹籃子打水一場空”的后果。這種咄咄怪事也從一側面折射出整個社會的信用意識何等匱乏。同樣法律授予當事人訴權，意在其權利遭到侵害時得以尋求法律救濟，但在司法實踐中，不乏有當事人濫用訴權，違反訴訟目的，惡意訴訟，將沒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列為被告，或起訴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實體上沒有勝訴證據，糾纏法院和相對方當事人，從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財力的浪費，均是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違反。

在私法領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債權理論中，誠實信用原則占據著很重要的位置。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必須基于誠實信用原則為之，這是民法對權利義務實現所作的要求。誠實信用原則最先是在民法的債權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來已經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實體法和程序法，而適用于不同的法律領域，并成為高層次的理念為人們所信奉和遵循。

在民事訴訟領域適用誠實信用原則，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會化的演變過程中，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終確定下來。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滲透到訴訟的各個民事訴訟程序之中，不僅在審判程序，就是在執行程序、破產程序等，法官都在積極地、頻繁地適用誠實信用原則以解決新產生的復雜糾紛及法律問題。

在民事訴訟立法方面，各國對誠實信用原則相關的真實義務作了具體的規定。1885年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訴訟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國民事訴訟法都規定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惡意陳述虛偽事實，或妨礙對方當事人的陳述，提出無理爭辯及提出不必要的證據時，法院可以處以罰款。美國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日本民事訴訟法、民國時期的民事訴訟法也都有類似規定。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國家的法院在民事訴訟實踐中逐漸擴大了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范圍。

二、我國民事訴訟中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依據

第一、適用誠實信用原則使公法和私法能夠相互彌補。在相互依存的社會關系中，人們之間的權益沖突和糾紛的發生，最終的解決要依靠國家以公法即民事訴訟的方式來達成。誠實信用作為道德規范，當它被私法吸收和確立為私法原則后，對私法的機能起到很大的彌補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公法也逐漸借助私法確立的誠實信用原則來彌補自身的某些不足。民事訴訟法是國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