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楊某某訴某醫院藥物過敏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評析

【關鍵詞】先鋒霉素，過敏，醫療糾紛

【中圖分類號】d922．16；r593．

1【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9297(2004)01—0019—0

3在醫療糾紛訴訟中，有相當一部分案件屬于藥物過敏引發的損害。對于這類糾紛，可能涉及比較多責任爭議主體，包括醫

療機構、藥品經營機構、藥

品生產廠家，還可以是患者自己承擔

責任。涉及的法律關系也比較復雜。本文作者試就一個案例進

行刮析，首次采用“三分法”將綜合醫療服務合同分為過敏藥物

治療原發疾病服務合同、藥物過敏醫學監護服務合同和藥物不

良后果緊急臨床醫療服務合同，分清了本案爭議的合同法律事

實和適用法律。

案例介紹

2003年8月12日原告楊某某因人流手術就醫被告某某服

務中心。18日下午原告又到該中心復查，被告醫生給原告開具

先鋒v等藥處方。在注射藥物前，被告護士為原告進行先鋒v

皮膚試驗，呈陰性后，為原告注射先鋒v。原告隨即感頭痛、惡

心并伴有抽搐、嘔吐。被告即采取搶救措施。經被告診斷原告

屬過敏性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腫。為此，原告在被告處自8

月18日至9月18日住院。住院醫療費12884．40元，原告已付

5500元，余款未付，被告在原告出院通知中注明白付和掛賬。

原告認為自8月18日至9月18日在被告處住院，在病情沒

有痊愈的情況下，被告卻將原告趕出醫院。出院當時原告兩腿

浮腫、麻木，并未痊愈。被告無視患者利益，事后又不負責任，嚴

重傷害了原告的身心健康。現訴請判令被告償付住院費l6

896．73元，護理費1 500元、誤工費3 000元、營養費1 500元、精

神撫慰金50 000元。

被告辯稱，被告不存在母嬰保健違法行為和相應的法律后

果，對藥物過敏性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腫的診療無異議，先鋒

v引起的藥物過敏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腫是醫療意外，不是

醫療事故，被告不應承擔責任。原告選擇已使用多天的先鋒v，并且經皮試陰性后使用，并及時發現過敏休克等癥狀，予以及時

搶救，避免死亡后果的發生，患者已康復出院，符合青霉素類藥

物過敏防范原則，不存在青霉素類藥物過敏防范違法行為；醫療

機構負有防范藥物過敏發生和及時搶救的法定職責，應當履行

相應的問診、進行皮試、用藥后密切觀察以及發生及時搶救的法

定義務。履行義務的就不存在藥物醫療防范和救治的違法行

為，不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完全履行義務并不等于藥物過敏、過敏性休克、過敏性死亡的情形不發生，藥物過敏損害結果的發

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和醫學科學的自然規律。請求判令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反訴稱，反訴被告2003年8月18日至2003年9月8

日在反訴原告處住院，尚欠醫療費7 384．40元，訴請判令反訴被

告支付。

一審判決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告在被告處就醫時，因注射先鋒、’．

致原告過敏性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腫，原、被告之間的醫患關

系成立。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規定．不屬于醫療事

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現原告無證據證實被告的行

為是醫療事故，被告不承擔賠償責任，對原告要求償付住院費l6

896．73元、護理費l 500元、誤工費3 000元、營養費1 500元、精

神撫慰金50 000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反訴被告在住院期

間的醫療費用，反訴原告已付出醫療服務，反訴被告應予支付：

尚欠醫療費，反訴原告雖注明掛賬，但掛賬不等同免除，反訴被

告以反訴原告掛賬不付醫療費．無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據

此，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第2款，依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8條之規定，判決如下：(1)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2)反訴被告

應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付給反訴醫療費用7348 40元；本訴

案件受埋費人民幣2 697元，由原告負擔。反訴案件受理費人民

幣305元．由反訴被告負擔。

分析與討論

一、本案終止妊娠的孕期孕婦保健服務合同無糾紛

《母嬰保健法》第1條“為保障母親和嬰兒健康，提高出生人

口素質”；第2條第1款“? 使母親和嬰兒獲得醫療保健服務”；

第l4條第1款“醫療保健機構應當為? 孕產婦提供孕產期保健

服務”；第l9條“依照本法規定施行終止妊娠或者結扎手術，應

當經本

人同意，并簽署意見”。本案中，起訴人2003年8月13日

接受人流手術，為預防術后感染，被起訴人醫囑靜滴先鋒霉素

v，起訴人自備藥物院外執行醫囑5天。據此事實和法律規定，接受終止妊娠的起訴人和施行終止妊娠手術的被起訴人之間的協議是《母嬰保健法》第l4條第1款和第l9條規定的為健康或

者視為健康的孕

婦提供終止妊娠的孕期保健服務合同，不是《母

嬰保健法》其他條款規定的為母親、產婦、新生兒或者胎兒提供的保健服務合同，也不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2條規定的為

不健康或者視為不健康的患者提供的臨床醫療服務合同。被起

訴人門診醫囑沒有違反先鋒霉素v藥物使用禁忌規定，不存在醫囑作為違法行為，無須承擔法律責任，起訴人對此不持異議。

二、本案藥物過敏不良后果之臨床緊急醫療服務合同基本

無糾紛

· 20 ·

病歷記載，藥物過敏性休克等不良后果發生時，被起訴人立

即采取臨床緊急醫療救治措施(以下簡稱“緊急救治”)，避免了

危害生命健康的后果發生，起訴人對此不持異議。

起訴人對被起訴人決定其出院有異議，是否應當出院，根據

相關法律和醫療制度，醫師具有決定權，主要是根據患者的病情

來決定。從本案的情況來看，醫院決定讓其出院，應當提供患者

病情穩定可以出院的證據，而患者認為不具備出院條件，應當提

供相關的證據支持。但患方沒有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證據。

三、本案藥物過敏醫學監護服務合同確有糾紛

眾所周知，醫療機構使用過敏藥物的，就負有履行藥物過敏

醫學監護服務合同約定或者相應醫療技術規范規定的藥物過敏

監護職責。該合同糾紛常常是藥物過敏綜合醫療服務合同糾紛的核心，爭議的法律事實是，藥物過敏不良后果的發生是藥物過

敏醫療意外還是藥物過敏醫療侵權，這是兩個不同法律性質與

民事責任的問題。前者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和醫學自然科學規律，無須爭議與審判，后者爭議的內容是

有無藥物過敏醫學監護不作為違法行為，應當予以審判，本案確

有此糾紛。

藥物過敏醫療意外，是指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藥物過敏

發生、發展、變化及其自然轉歸的事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第2款、第3款和第6款規定了3種不構成醫療事故之醫

療意外：“體質特殊而發生的醫療意外”、“在現有醫學科學技術

條件下，發生無法預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和“因不可抗

力造成不良后果”；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

定》第4條第1款第8項、第9條第1款第1項和第2項規定了

“損害結果”和無須舉證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據

此，藥物過敏醫療意外屬于醫學科學自然規律和眾所周知的事

實，不是法定“損害結果”而是“結果”，它既非藥物過敏醫學監護

服務合同的內容，也非雙方當事人爭議的內容，更不屬于人民法

院審判的內容。

藥物過敏醫療侵權，是指醫療機構違反藥物過敏醫學監護

服務合同約定或者衛生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和診療操作規程的規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藥物過敏醫學監護或者“緊急救

治”義務，造成藥物過敏不良后果，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醫

學監護不作為違法行為。

被起訴人是否有醫療監護不作為或者“緊急救治”不作為或

者作為醫療違法行為?如果有可構成醫療侵權而非醫療意外；

如果無則不構成醫療侵權而是醫療意外，這才是本案爭議的焦

點問題。據8月18日門診資料記載，起訴人院外靜滴先鋒霉素

v 5天后，憑被起訴人當日處方交費、取藥、皮試陰性報告予以

滴注。藥物過敏性休克發生時立即予以搶救，現已治愈出院。

我國《藥典》并未規定使用先鋒霉素v必須先做皮試，但被起訴

人先做皮試，后靜脈滴注并且密切觀察、及時施救，患者康復出

院，不存在藥物過敏醫學監護和“緊急救治”不作為醫療違法行

為，不構成醫療侵權。

四、依法認定藥物過敏醫療意外與藥物過敏醫療侵權

在我國，藥物過敏醫療侵權糾紛案件每年有成千上萬起，涉

嫌醫療事故罪的也不乏其例，這不僅給醫療機構、患者及其家屬

帶來訴累，也給衛生行政部門和審判機關增加了巨大的處理壓

力，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有必要以青霉素為例說明過敏藥

物的功與過，藥物過敏醫療意外和醫療侵權之異同，藥物過敏醫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4年第1 1卷(第1期)

療糾紛的處理原則，以利于依法處理：

(一)過敏藥物青霉素的功與過

一個多世紀以來，青霉素的發明和應用使人類感染死亡率

從各類疾病死亡率排名首位降至低位，成為近代醫學科學的重

大發現和世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史上的無可非議的里程碑，它

因此被譽為“抗生素”一點也不過分。若能及時獲得青霉素，白

求恩大夫就不至于死于敗血癥。青霉素對保障生命健康具有極

其重大的意義，但也具有致命的藥物副作用，可造成過敏性休克

死亡，盡管發生率極低。由于其功遠遠大于其過且功高無與倫

比，它才存在并且應用至今，這足以證明保障人類生命健康不能

沒有它。

青霉素過敏的確可致命，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審判機關不能因此判決此藥不得生產和使用或者皮試陰性后使

用不得發生致命的不良后果，檢察機關也不能因此逮捕醫務人

員。需要強調的是，藥物過敏常在患者和醫生毫無戒備的情況

下突然發生且來勢兇猛，患者迅速進入休克狀態，失去救治機

會，死亡率較高，這就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第2款規定的藥物過敏醫療意外，但確有藥物過敏醫學監護或者“緊急救

治”不作為違法行為的除外。由此可見，藥物過敏醫療糾紛案件

爭議與審判的內容并不在于青霉素過敏本身，而在于醫療機構

是否存在藥物過敏醫學監護或者“緊急救治”不作為違法行為：

(二)醫療機構負有藥物過敏醫學監護和緊急救治之法定職

責

青霉素過敏醫學監護之法定職責是：(1)應當詢問有無藥物

過敏史并予以記錄；(2)應當履行相應的告知義務，如有頭暈應

當及時告訴醫務人員等并予以記錄；(3)應當進行青霉素皮試并

予以記錄。我國藥典規定，使用青霉素必須先皮試，皮試陰性的才能使用，但有的國家藥典并無此規定。例如：美國、非洲國家

因黑種人皮膚呈黑色而無法作皮試。(4)皮試過程中應當直線

近距離地密切觀察并予以記錄。此外，各藥物科研機構和生產

企業應當盡力開發新品種，減少青霉素依賴，造福人類，本案使

用的先鋒霉素v就是此類新藥物。

青霉素過敏“緊急救治”職責，是指使用青霉素以后，醫療機

構應當密切觀察，及時發現和搶救并予以記錄，盡量避免過敏藥

物直接損害后果的發生。

(三)藥物過敏醫療意外和藥物過敏醫療侵權的異同

藥物過敏醫療意外和藥物過敏醫療侵權的共同點是藥物過

敏，前者是法律事件，后者是法律行為，區別在于：

在主觀方面，前者既非故意，也非過失；后者存在主觀過失．

有疏忽大意過失和過于自信過失之分，但臨床上疏忽大意過失

多見。

在客觀方面，就“因”而言，前者不存在醫療監護和“緊急救

治”不作為違法行為，后者存在。例如：依法應當履行詢問、皮

試、密切觀察、及時搶救和記錄的義務，依法完全履行的不構成醫療侵權，不完全履行或者不履行的依法可以構成醫療侵權。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完全履行法定義務的也不等于不發生過敏

性休克死亡，這也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就“果”而言，前者發生藥物過敏性休克死亡的不屬于醫療

損害結果，而是過敏藥物直接損害結果或者結果；后者則屬于醫

療損害結果，系醫療監護或者“緊急救治”不作為違法行為而未

能及時阻止或者避免藥物過敏性休克死亡結果的發生，屬于間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4年第11卷(第1期)

接損害結果。

就因果關系而言，前者是不承擔法律責任的事實因果關系，后者是承擔法律責任的法律因果關系。藥物過敏事實因果關系的“因”是使用過敏藥物行為，“果”是過敏性休克死亡等藥物過

敏損害后果或者(體質特殊)結果，“關系”是“造成”或者“未造

成”，其文字表述是“使用過敏藥物行為(未)造成結果”，因不存

在藥物過敏監護和“緊急救治”不作為違法行為而不承擔法律責

任。醫療事實因果關系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連頭女在新

加坡接受頭部分離手術失敗，不開刀不死，開刀即死，這并非法

律因果關系，因不存在醫療違法行為，沒有相應的法律訴訟．也

無法律責任承擔可言，盡管受到部分世界輿論的批評。

藥物過敏法律因果關系的“因”是醫療違法行為，“果”是損

害結果，其文字表述是“過敏藥物監護違法行為(未)造成損害結

果”。在依法治國的今天，很難要求沒有藥物過敏監護和“緊急

救治”不作為違法行為的人，承擔刑事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

和民事法律責任，這是法治原則決定的。

(四)藥物過敏醫療糾紛的處理思路

一是分清藥物過敏發生各階段醫療服務合同法律關系，確

定爭議的合同法律關系事實和應當適用的法律，這是正確處理

藥物過敏醫療糾紛的首要條件。過去，藥物過敏醫療糾紛的處

理，沒有分清相應醫療服務合同法律關系，致使案件案由和定性

不準、爭議的事實錯誤或者不清、適用法律錯誤，不能以理服人

和依法處理，應當予以糾正。本案有三個不同性質的合同法律

關系，即過敏藥物治療原發疾病醫療服務合同法律關系、藥物過

敏不良后果之臨床緊急醫療服務合同法律關系和藥物過敏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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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服務合同法律關系。根據“三分法”可以確定，藥物過敏監

護不作為違法行為之爭議的法律事實，屬于藥物過敏醫學監護

服務合同法律關系事實，故應當適用醫療侵權法律和相應司法

解釋予以解決。

二是分清藥物過敏醫學監護服務合同爭議的法律事實是醫

療意外還是醫療侵權，這是正確處理藥物過敏醫療糾紛的必要

條件。過去，藥物過敏醫療糾紛的處理，常常發生藥物過敏醫療

意外與藥物過敏醫療侵權相互混淆的錯誤認定情形，或以醫學

科學技術替代法律的“醫學科學技術萬能論”為由一概以醫療意

外論處，或以法律代替醫學科學技術的“法萬能論”為由一概以

醫療侵權論處，這既有悖科學原則，也有悖法治原則，難以取信

于民，應當予以糾正。本案中，被起訴人堅持排除“爭議”在先原

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說明其不存在藥物過敏監護

不作為違法行為，排除醫療侵權爭議在先，以藥物過敏醫療意外

論處在后。

總之，人類迄今對醫學的認識還是非常有限的，醫護人員不

能由于對醫療事故的過分的擔心而不敢繼續探索醫學未知領

域。因此，醫護人員要有醫德，盡量避免失敗和傷亡；患者及其

家屬在醫護人員探索失敗時，不應提出過分的法律要求和經濟

賠償要求。只有這樣，醫學才能發展，社會才能進步，更多的生

命才能得到拯救。

(收稿：2003—11—30，修回：2004一叭一28)

第二篇：婁某某等訴浙江某某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民事判決書

婁某某等訴浙江某某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

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0)杭蕭民初字第4809號

原告婁某某。

原告鐘某甲。

原告鐘某乙。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陶建華，浙江浙經律師事務所律師。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鐘某丙，系死者鐘某某姐姐。

被告浙江某某醫院。

委托代理人趙麗華，浙江天衛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婁某某、鐘某甲、鐘某乙訴被告浙江某某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一案，本院于2010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審判員茹華麗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同年11月30日，被告就其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提出鑒定申請，同年12月10日，本院組織雙方進行證據交換，后委托浙江大學司法鑒定中心進行鑒定。本案于2011年7月25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后因案情復雜，本案轉為普通程序，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1年10月17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婁某某、鐘某甲、鐘某乙的委托代理人鐘某丙、陶建華，被告浙江某某醫院的委托代理人趙麗華兩次庭審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婁某某、鐘某甲、鐘某乙訴稱：2009年1月19日，鐘某某因咳嗽、氣急伴高燒而就診于被告醫院，診斷為冠心病、急性冠脈綜合癥、高血壓病、高脂血癥而被收治入院，經治療后癥狀緩解，鐘某某準備出院休養，但被告醫院醫師推薦鐘某某進行冠狀動脈造影。同年2月4日上午行冠動脈造影術，術中發現鐘某某冠脈有三處狹窄，被告方醫師提出必須進行冠狀動脈支架植入手術，但在手術過程中因醫師對該項手術操作不熟練，導致手術失敗。鐘某某被送回病房后，又因護理不當而致動脈大量出血。2009年2月9日下午，被告醫師在未做好術前準備，鐘某某身體也未恢復的情況下，再次進行冠狀動脈支架植入手術，在手術過程中鐘某某直接死于手術臺上。原告認為，被告醫院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在并不具備心血管介入治療資質的情況下，違規開展該項手術，且手術醫師責任心差，工作不負責任，術前未對患者做詳細檢查和準備以了解病情，錯誤地選擇三根支架同時植入的手術方案，對手術風險估計不足，也未詳細告知患者家屬手術風險和可供選擇的替代治療方案，搶救措施不力。被告醫院的過錯，直接導致了鐘某某死亡的嚴重后果。故原告訴請判令被告賠償醫藥費17 216.78元、護理費1760元、交通住宿費3960元、住院伙食補貼770元、死亡賠償金196 888元、喪葬費13 740元、精神損失費300 000元，共計534 334.78元，并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浙江某某醫院辯稱：1.原告訴狀所述入院時間、兩次手術時間及鐘某某死亡時間屬實。2.被告對患者的治療符合現行的醫療規范，手術的風險在術前均已規范告知，并征得患方同意的情況下實施手術。3.任何治療行為都可能存在醫療風險，因此出現醫療風險不必然存在醫療不當，原告從結果推斷被告醫療行為存在過錯的推斷是不科學的。鐘某某在被告醫院的整個醫療過程，符合現行醫療規范，不存在醫療過失。4.被告實施介入診療措施，未違反法律法規。被告是按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的標準建設，心內科按《浙江省綜合性醫院評審標準（三級醫院）》標準開展心血管專科診療科目。在接到省衛生廳《轉發衛生部的通知》（浙衛發[2007]254號）文件后，被告即于2007年9月向杭州市衛生局遞交了申報材料，并在進一步規范了相關制度和操作常規后，醫院在評審階段繼續開展心血管介入診療工作。2009年2月23日省衛生廳發出《關于公布通過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臨床應用能力評價單位名單的通知》（浙衛發[2009]42號）文件后，被告停止開展此項診療活動。而鐘某某事件發生在2009年2月9日，所以被告不存在非法執業。5.鐘某某死亡后果是冠脈支架植入術后突發急性左心功能衰竭，心跳驟停造成。經過尸體解剖和司法鑒定，查明的基本事實是鐘某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特別是嚴重的冠心病、高血壓，死因是手術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并發癥，因此該損害后果是鐘某某自身疾病所導致的。6.關于原告訴訟請求的合理性，被告認為醫療費是用于治療鐘某某自身疾病，并非被告的過失所導致的損害后果，護理費也全部是因治療自身疾病所產生的，因此應自行承擔。交通住宿費，住院期間患者自身疾病非常嚴重，而損害后果是在一天之中發生的，沒有合理的交通住宿費發生。住院伙食補助費不予認可。死亡賠償金和喪葬費的發生是因患者自身嚴重的疾病所導致的，與被告沒有關聯。精神損害撫慰金沒有依據，也明顯超過現行同類案件的基本標準。被告認為原告的訴請不合理，不符合法律規定，請求依法駁回。

原告婁某某、鐘某甲、鐘某乙為支持其主張的事實，在舉證期限內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證據材料：1.上海市公安局戶籍證明一份；2.常住人口登記表一份；證據1、2證明原告訴訟主體資格及鐘某某父母已亡故的事實。3.入院通知單證明件一份；4.住院病歷復印件一份；證據3、4證明鐘某某的住院治療過程及被告醫院的診療行為存在明顯過錯的事實。5.死亡證明一份，證明鐘某某于2009年2月9日在被告處死亡的事實。6.衛生部衛醫發（2007）222號文件復印件一份；7.浙江省衛生廳浙衛發（2009）42號文件復印件一份；證據6、7證明被告醫院不具備心血管介入治療的資格，對鐘某某的治療系違規操作的事實。8.證明一份，證明本醫療糾紛行政調解未果的事實。9.醫療費支出憑據六份，證明鐘某某的醫療費支出情況。10.營業執照復印件一份，證明鐘某某生前系公司法定代表人。11.應被告申請向法庭提供浙江大學鑒定中心死因鑒定的司法鑒定意見書一份。12.浙江省衛生廳浙衛發（2007）254號文件復印件一份，證明被告醫院不具備開展心血管介入治療的資質的事實。

經質證，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1－10的真實性均沒有異議，對2009年1月19日的三份門診收費收據關聯性有異議，是爭議發生之前的收據，與本案無關；對證據11的真實性沒有異議；對證據12的文件真實性有異議，僅是一份打印件，沒有公章不符合公文的正常形式，從內容看，即使文件真實，也不能證明原告的證明對象。經審查，本院認為：上述證據1－11，被告對真實性均無異議，本院確認客觀真實，與本案有關聯，具有證據效力；證據12，雖系打印件，但其內容經核實與浙江省衛生廳浙衛發（2007）254號文件相一致，本院予以確認。

被告浙江某某醫院為支持其主張的事實，在舉證期限內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證據材料：1.封存病歷一組，證明被告的醫療行為符合臨床規范；2.杭州市衛生局醫政處情況說明一份，證明被告于2007年9月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臨床應用的申請的事實。

經質證，原告對證據1的真實性沒有異議，確認是鐘某乙封存的；對證據2認為已超過舉證期限，且申報不代表獲得準入資質。經審查，本院確認證據1客觀真實，與本案有關聯，具有證據效力；對證據2的真實性予以認定。

本院在庭審中出示了下列證據材料：1.經被告申請而由本院委托浙江大學司法鑒定中心所作司法鑒定意見書一份；2.調查筆錄、浙江省衛生廳浙衛發（2007）254號文件各一份。

經質證，原告對證據材料1鑒定意見書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對鑒定結論和鑒定內容有異議，認為鑒定結論不能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理由為：1.鑒定意見在分析說明中已明確認為被告的醫療行為存在諸多過錯，被告理應承擔全部責任，但鑒定結論卻稱這種不足或過失與患者死亡后果之間不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僅存間接關系，負次要責任，其參與度建議30%左右，明顯是袒護被告；2.鑒定意見中認為患者確切死因尚待明確，即死亡原因至今不明，并不是患者自身疾病，被告拒不提供原始手術光盤，應承擔不利后果，但鑒定結論沒有這樣說明；3.鑒定結論不全面，對被告是否具備資質問題，手術醫師是否走穴均未具體說明。對證據材料2原告沒有異議。被告對鑒定意見書的三性沒有異議，認為鑒定結論確定的參與度30%過高，但為化解爭議，不提出重新鑒定；關于死因，認為在死因鑒定報告中已經明確，結論更為客觀、科學；關于原始光盤，系因光盤毀壞的客觀狀況無法提供，認為不是原始病案，且原告所提供的U盤錄像，已經將光盤的內容再現，并不影響鑒定；手術是院外知名專家醫生直接操作，說明被告對手術非常重視，對手術方案的制訂非常謹慎，不存在注意義務不到位等過失；關于介入治療的資質問題，原告應當通過行政程序來確定，而不是想當然地推斷，侵權責任的承擔關鍵在于侵權行為本身是否有過錯，與資質無關。對證據材料2被告沒有異議。經審查，本院認為，上述鑒定意見書系由本院委托司法鑒定形成，客觀真實，程序合法，與本案有關聯，確認具有證據效力；證據材料2，原、被告均無異議，本院予以認定。

根據以上所確認的證據和雙方當事人在庭審中的陳述，本院認定以下事實：

患者鐘某某，男，1936年8月24日出生，原杭州某某集團有限公司工人，于2009年1月19日凌晨由因咳嗽、氣急伴高燒到被告醫院急診，以“冠心病”收入心內科住院，入院診斷為：1.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急性冠脈綜合癥，左房大，左室肥厚，心律失常，陣發性心房顫動，心功能4級；2.高血壓病3級，腦梗塞；3.高血脂癥；4.社區獲得性肺炎；5.脂肪肝、肝囊腫；6.腎囊腫。鐘某某入院后經治療癥狀緩解，病情好轉，醫方建議行冠狀動脈造影。經患方同意，被告于2009年2月4日上午為鐘某某行“經皮冠狀動脈造影術”，手術由心內科郭某副主任醫師主持，造影發現冠脈三處狹窄，經與患者家屬商量后決定行左冠左回旋支行藥物支架植入術，但因股動脈扭曲等原因致手術失敗，手術醫師建議擇期行第二次手術。鐘某某被送回病房后，又因護理不當，介入的動脈大量出血。同年2月9日下午，被告再次為鐘某某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手術由被告聘請院外專家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王某某主任主持，會同被告醫院的郭某副主任醫師、楊某主治醫師施行，植入了三枚支架，手術經過順利，但在手術結束，患者在手術臺上觀察約10分鐘左右時，鐘某某突發胸悶伴氣急，隨即意識喪失、呼吸、心跳驟停，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宣告臨床死亡。鐘某某的醫療費已付17 216.78元，其中12 000元為2009年2月4日預繳的住院費，其余均為之前支付的急診費和預繳的住院費。

2009年2月11日，浙江五聯律師事務所委托浙江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對鐘某某的死因進行鑒定。鑒定機構經遺體解剖和組織切片檢查，得出鑒定結論為：死者生前存在左冠狀動脈前降支及回旋支動脈粥樣硬化，管腔狹窄，其心臟左冠狀動脈前降支及回旋支內支架位置正常，管腔擴張，未發現冠狀動脈或心肌損傷出血等并發癥。其術后突發呼吸心跳驟停可能與左前降支及左回旋支支架術后，附近血管發生痙攣閉塞，心肌嚴重缺血所致。本案訴訟中，被告申請醫療損害責任鑒定，經本院委托浙江大學司法鑒定中心鑒定，得出鑒定結論為：1.患者鐘某某進行冠脈介入治療有手術指征。根據被告醫院兩次冠脈介入治療手術記錄，第一次經治醫師的技術不熟練，手術未成功。第二次手術過程未發現有明顯違背治療原則的醫療行為。2.鐘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較嚴重及手術過程中出現嚴重并發癥所致。但被告醫院存在對患者患嚴重冠心病、高血壓病情況下行冠脈介入治療的風險估計不足，在選擇治療方案及防范并發癥上，未完全盡到注意義務，存在一定的不足或過失。但這種不足或過失與患者死亡后果之間不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僅存間接關系，負次要責任，其參與度建議30%左右。

另查明，關于醫療機構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的準入資質相關事實是，2007年7月13日，衛生部發布衛醫發【2007】222號《衛生部關于印發的通知》》，要求各省級衛生行政部門按照《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管理規范》（以下簡稱《規范》）的要求，組織對醫療機構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臨床應用能力進行評價，凡通過能力評價的，準予介入診療科目登記，并及時將名單向社會公告。同年8月20日，浙江省衛生廳發布浙衛發（2007）254號《轉發衛生部的通知》，該通知規定：醫療機構開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即經血管穿刺徑路進入心腔內或血管內實施診斷或者治療的技術（不包括以搶救為目的的臨時起搏術、床旁血流動力學監測、主動脈內球囊反博術），應當按照《規范》（衛醫發【2007】222號）的有關要求，經批準后方可實施。申請開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的醫療機構，應為三級醫院。未取得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科目登記的醫療機構不得開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擬開展及已開展心血管疾病介入的醫療機構，應及時向主管衛生行政部門上報申報材料，各市衛生局將轄區內的申報材料收齊后在9月30日前統一上報省衛生廳。逾期不報的一律停止開展心血管介入診療技術臨床應用。被告當時為二級醫院，其亦于2007年9月提交了開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的申請。并由浙江省衛生廳組織專家對臨床應用能力進行評價并現場核實。2009年2月27日，浙江省衛生廳發布浙衛發（2009）42號《關于公布通過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臨床應用能力評價單位名單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通過能力評價的醫療機構，被告醫院未在此列。2010年9月9日，浙江省衛生廳發文公布了第二批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臨床應用能力評價結果，被告的冠心病介入治療項目和起搏器治療項目通過臨床應用能力評價。

再查明，鐘某某父母已亡故，有妻子婁某某和兒子鐘某甲、鐘某乙。

本院認為：鐘某某因冠心病等到被告醫院急診，經治療病情已好轉，但在被告建議下進行冠脈介入治療，2009年2月4日的第一次手術因經治醫師技術不熟練等故未成功，不久又于2月9日進行第二次手術，導致直接死在手術臺上，結合鑒定報告的分析意見，被告無疑存在相當的過失。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即在于被告應承擔的過錯責任比例。被告的過失與不足，主要體現在對患者患嚴重冠心病、高血壓病情況下行冠脈介入治療的風險估計不足，在選擇治療方案及防范并發癥上，未完全盡到注意義務。鑒定意見認為鐘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及手術并發癥所致，上述過失與死亡后果之間不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僅存在間接因果關系，負次要責任，責任程度在30％左右。但本院認為，對鐘某某介入治療手術的啟動，是在鐘某某病情好轉，介入治療并非迫切需要的情況下，基于被告的建議而啟動，且被告未充分考慮患者的身體狀況，連續兩次實施手術，一次植入三支支架，難免有追求經濟利益之嫌。另外，對于原、被告爭議的被告開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的資質問題，被告在實施手術時確實未取得相應資質，但被告認為在其已提出開展介入診療技術臨床應用申請后的資質評審期進行介入治療，是允許的，本院認為，雖然被告在為鐘某某實施手術時浙江省衛生廳尚未公布第一批準入名單，但衛生部衛醫發【2007】222號文件既已確立了準入制度，浙江省衛生廳浙衛發（2007）254號文件隨即亦明確通知除以搶救為目的的部分手術外，開展心血管介入診療技術需經批準后方可實施，且申請開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的醫療機構應為三級醫院，被告申請時不符合三級醫院的條件，實施手術時也非搶救目的，在第一批準入名單中也未通過臨床應用能力評價，故本院認為被告為鐘某某施行介入治療是違規的。當然，根據鑒定意見，造成鐘某某死亡后果的第二次手術在技術上未發現明顯違背治療原則的醫療行為，鐘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較嚴重及手術過程中出現嚴重并發癥所致。綜合以上因素分析，本院認為鑒定意見建議的30％的責任比例偏低，本院酌情調整為被告承擔90％的過錯責任。

對于原告主張的各賠償項目金額，本院審核如下：醫療費，原告為鐘某某自身疾病花費的前期醫療費本院認為與被告責任無關，鑒于醫患雙方在2009年2月3日決定進行介入治療，故對原告在2009年2月4日預繳的12 000元醫療費本院認為與介入治療有關，予以支持，原告之前繳納的醫療費5216.78元本院酌情不予支持。原告主張的護理費、交通住宿費、住院伙食補貼包括整個治療過程，與醫療費同理，本院對2009年2月3日之后的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予以支持，護理費酌情確定為560元，住院伙食補助費酌情確定為105元，交通住宿費因原告未提供證據證實，且鐘某某系住院患者，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張的喪葬費13 740元、死亡賠償金196 888元，符合相關規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張的精神損害撫慰金300 000元，金額偏高，本院根據本案實際情況，酌情支持40 000元。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浙江某某醫院向婁某某、鐘某甲、鐘某乙賠償醫療費12 000元、護理費560元、住院伙食補助費105元、喪葬費13 740元、死亡賠償金196 888元，合計223 293元的90%，即200 963.70元，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40 000元，共計240 963.70元，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二、駁回婁某某、鐘某甲、鐘某乙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3072元，由婁某某、鐘某甲、鐘某乙負擔1687元，浙江某某醫院負擔1385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預交上訴案件受理費。對財產案件提起上訴的，上訴案件受理費按照不服一審判決部分的上訴請求預交。在上訴期滿后的次日起七日內仍未交納的，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戶銀行為工商銀行湖濱分理處，戶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賬號***2968）

審 判 長

茹 華 麗

人民陪審員

繆 岳 富

人民陪審員

徐 士 其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書 記 員

陳 金 良

第三篇：王保富訴三信律師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

王保富訴三信律師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

原告：王保富，男，56歲，住北京市海淀區馬甸西村。

被告：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農展館南里。

負責人：劉成，該事務所主任。

原告王保富因與被告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三信律師所)發生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訴稱：經被告見證的原告父親王守智生前所立的遺囑，由于缺少兩個以上見證人這一法定形式要件，在繼承訴訟中被法院認定無效。原告作為繼承訴訟中的敗訴方，不僅不能按遺囑繼承得到父親的遺產，還得按法定繼承向其他繼承人付出繼承房屋的折價款。被告在見證原告父親立遺囑的過程中有過錯，侵害了原告的遺囑繼承權利，給原告造成了財產損失，應當賠償。請求判令被告賠償房屋折價款、遺囑見證代理費、兩審繼承訴訟的代理費、訴訟費等損失共計134893.75元。

被告辯稱：王守智委托被告代理的事項是見證簽字，不是見證代書遺囑。被告是根據王守智的委托，才指派了一名律師去見證王守智簽字，已經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且在見證過程中沒有過錯。至于經被告見證簽字的遺囑，其內容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被告沒有提示義務。王守智所立的遺囑，是因代書人未簽字而被認定無效。被告不是該遺囑的代書人，不應該承擔代書人的法律責任。綜上，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2001年，原告王保富之父王守智與被告三信律師所簽訂了《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書一份，約定：三信律師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指派張合律師作為王守智的代理人;代理事項及權限為：代為見證;律師代理費用為6000元;支付方式為現金;支付時間為2001年8月28日;協議上還有雙方約定的其他權利義務。王守智在該協議書上簽字，三信律師所在該協議書上加蓋了公章，但該協議書未標注日期。同年9月10日，王守智又與三信律師所指派的律師張合簽訂了一份《代理非訴訟委托書》，內容為：因見證事由，需經律師協助辦理，特委托三信律師所律師張合為代理人，代理權限為：代為見證。9月17日，三信律師所出具一份《見證書》，附王守智的遺囑和三信律師所的見證各一份。王守智遺囑的第一項為：將位于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鐘表眼鏡公司宿舍11門1141號單元樓房中我的個人部分和我繼承我妻遺產部分給我大兒子王保富繼承。見證的內容為：茲有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鐘表眼鏡公司宿舍3樓4門2號的王守智老人于我們面前在前面的遺囑上親自簽字，該簽字系其真實意思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其簽字行為真實有效。落款處有見證律師張合的簽字和三信律師所的蓋章。王守智于9月19日收到該《見證書》。

2002年12月9日，王守智去世。原告王保富于2003年1月起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要求按照王守智的遺囑繼承遺產。2003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認定：王守智所立遺囑雖有本人、張合律師簽字且加蓋北京市三信律師事務所單位印章，但該遺囑的形式與繼承法律規定的自書、代書遺囑必備條件不符，確認王守智所立遺囑不符合遺囑繼承法定形式要件，判決王守智的遺產按法定繼承處理。王保富因此提起本案訴訟，要求三信律師所賠償經濟損失。經核實確認，按法定繼承，原告王保富所得遺產比按遺囑繼承少114318.45元。

上述事實，有雙方當事人陳述、《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代理非訴訟委托書》、《見證書》、三信律師所接待筆錄、(2003)海民初字第3229號民事判決書、(2003)一中民終字第5122號民事判決書等證據證實。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為：

律師事務所是依靠聘請律師去為委托人提供服務，從而獲取相應對價的機構。繼承法律規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律師與普通公民都有權利作代書遺囑的見證人，但與普通公民相比，由律師作為見證人，律師就能以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識為立遺囑人服務，使所立遺囑符合法律要求，這正是立遺囑人付出對價委托律師作為見證人的愿望所在。原告王保富的父親王守智與被告三信律師所簽訂代理協議，其目的是通過律師提供法律服務，使自己所立的遺囑產生法律效力。三信律師所明知王守智這一委托目的，應當指派兩名以上的律師作為王守智立遺囑時的見證人，或者向王守智告知仍需他人作為見證人，其所立遺囑方能生效。但在雙方簽訂的《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書上，三信律師所僅注明委托事項及權限是“代為見證”。三信律師所不能以證據證明在簽訂協議時其已向王守智告知，代為見證的含義是指僅對王守智的簽字行為負責，故應認定本案的代為見證含義是見證王守智所立的遺囑。三信律師所稱其只是為王守智的簽字進行見證的抗辯理由，因證據不足，不能采納。《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的簽約主體，是王守智和三信律師所，只有三信律師所才有權決定該所應當如何履行其與王守智簽訂的協議。張合只是三信律師所指派的律師，只能根據該所的指令辦事，無權決定該所如何行動。三信律師所辯解，關于指派張合一人去作見證人的決定，是根據王守智對張合的委托作出的，這一抗辯理由不能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被告三信律師所在履行與王守智簽訂的《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時，未盡代理人應盡的職責，給委托人及遺囑受益人造成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賠償范圍僅限于原告王保富因遺囑無效而被減少的繼承份額。雖然三信律師所在履行協議過程中有過錯，但考慮到王保富在本案選擇的是侵權之訴而非合同之訴，況且王守智的繼承人并非只有王保富一人，故對王保富關于三信律師所應當退還王守智向其交付的代理費之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三信律師所在代為見證王守智所立遺囑過程中的過錯，不必然導致王保富提起并堅持進行了兩審繼承訴訟，故對王保富關于三信律師所應當賠償其在兩審繼承訴訟中付出的代理費和訴訟費之訴訟請求，亦不予支持。

據此，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判決：

一、被告三信律師所于判決生效后7日內賠償原告王保富經濟損失114318.45元。

二、駁回原告王保富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4208元，由原告王保富負擔412元，由被告別三信律師所負擔3796元。

判決后，三信律師所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理由是：根據王守智與我所簽訂的協議，我所只是為王守智在遺囑上的簽字提供見證，不是為王守智立遺囑的行為見證，遺囑早就由他人代王守智寫好。在履行這一《非訴訟委托代理協議》的過程中，王守智沒有財產損失，不享有違約賠償請求權。王守智所立的遺囑，由于不具備法定形式要件而被法院認定無效，這與我所見證其簽字的行為無關。《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時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這就是說，從立遺囑時起，被上訴人王保富就沒有獲得過依王守智的遺囑繼承財產的權利。現法院認定王保富按照法定繼承獲得王守智的遺產，這才是其應當享有的權利。王保富根本沒有遭受過侵權損失，也就不享有侵權賠償請求權。原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撤銷原審判決第一項，改判駁回王保富的全部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王保富同意原判。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了一審查明的事實。

本案爭議焦點為：(1)三信律師所“代為見證”的，究竟是王守智在遺囑上簽字的行為，還是王守智立遺囑的行為?(2)三信律師所的見證行為是否侵犯王保富的民事權利，應否承擔賠償責任?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的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律師事務所是律師的執業機構。”第二十七條規定：“律師擔任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或者非訴

訟法律事務代理人的，應當在受委托的權限內，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公民在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又想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要求時，通常向律師求助。律師是熟悉法律事務，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律師在擔任非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時，應當在受委托的權限內，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被上訴人王保富的父親王守智委托上訴人三信律師所辦理見證事宜，目的是通過熟悉法律事務的專業人員提供法律服務，使其所立遺囑具有法律效力。作為專門從事法律服務的機構，三信律師所應當明知王守智的這一簽約目的，有義務為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以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三信律師所不能以證據證明其與王守智約定的“代為見證”，只是見證簽字者的身份和簽字行為的真實性;也不能以證據證明在簽約時，該所已向王守智明確告知其僅是對簽字見證而非對遺囑見證，故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信律師所上訴主張其僅為王守智簽字行為的真實性提供見證，沒有證據支持，不予采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承擔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的律師追償。”王守智立遺囑行為的本意，是要將遺囑中所指的財產交由被上訴人王保富繼承。由于上訴人三信律師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后，在“代為見證”王守智立遺囑的過程中，沒有給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以至王守智所立的遺囑被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確認為無效，王守智的遺愿不能實現。無效的民事行為自然是從行為開始時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但這只是說王保富不能依法獲得遺囑繼承的權利，不是說王守智從來不想或者不能通過立遺囑把自己的財產交由王保富繼承，更不是說王保富根本就不能通過遺囑繼承的途徑來取得王守智遺產。王保富現在不能按遺囑來繼承王守智遺產的根本原因，是三信律師所沒有給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以至王守智立下了無效遺囑。三信律師所履行自己職責中的過錯，侵害了王保富依遺囑繼承王守智遺產的權利，由此給王保富造成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綜上，原審認定事實清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判決上訴人三信律師所賠償被上訴人王保富因不能按遺囑繼承而遭受的財產損失，適用法律正確，處理并無不當，應當維持。三信律師所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應當駁回。據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于2004年12月1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審案件受理費按一審判決執行;二審案件受理費4208元，由上訴人三信律師所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第四篇：陳某、劉某訴亳州保險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陳某、劉某訴亳州保險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損害賠償

糾紛案

廣 東 省 徐 聞 縣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10）徐法民一初字第823號

原告陳某，男。

原告劉某，女。

委托代理人林律師。

被告亳州市保險公司。

委托代理人趙心文，男，安徽智立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鄭某，男。

委托代理人莊律師。

原告陳某、劉某訴被告亳州市某公司、被告鄭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賠償糾紛一案，本院于2010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并于2010年#月#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劉某、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林律師、被告亳州市某公司委托代理人趙心文、被告鄭某委托代理人莊律師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2010年#月#日11時40分，被告鄭某駕駛粵號大貨車在G207線徐聞縣國防加油站門口路段處，因未按規定倒車而與從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陳某（二原告的兒子）駕駛的粵號摩托車相撞，造成陳某當場死亡，兩車不同程度損壞的交通事故。事故發生后，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了徐公交認定（2010）第###號《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被告鄭某承擔事

故的主要責任，陳某承擔事故的次要責任。對此事故認定，原告方認為是錯誤的。因事故完全是被告鄭某違章倒車造成的，陳某是正常行駛，沒有任何違章行為，故被告鄭某應承擔全部責任，而陳某不應承擔事故的責任。陳某的死亡，給二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及精神創傷。據有關法律規定，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市某保險公司在鄭某為粵號大貨車投保的第三者強制責任保險的限額范圍內賠償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兒子陳某死亡造成的各項損失112000元；

2、被告鄭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賠償223466元給原告；

3、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由兩被告共同承擔。

被告亳州市保險公司辯稱：

1、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合法有效的，且原告方在法定期限內沒有提出書面復核申請，故該認定書應為合法證據；

2、本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調解書》是經公安交警部門組織原告陳某與被告鄭某代理人鄭某雙方調解達成的協議，故它也是合法有效的；

3、本案中的涉案車輛如確定在我公司購買了保險，那我公司可按規定依法給予賠償；

4、原告方提出的財產索賠請求因缺乏事實依據，故我方不予認可；

5、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我公司對本案的訴訟費用不予承擔。

被告鄭某辯稱：

一、原告方訴請被告亳州保險公司賠償其112000元沒有理由，不應給予支持。因為：

1、交通事故發生后，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并送達雙方，且雙方對該認定書均無異議，并都向交警大隊提出調解申請；

2、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組織被告鄭某兒子鄭李凱及原告陳某進行調解，并達成了賠償協議（鄭某一次性賠償

230000元給陳某家屬作為死亡喪葬費及死亡賠償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或代理人簽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關，了結此案）。在調

解達成協議的當天，被告鄭某已付清給陳某230000元；

3、原告陳某已向徐聞縣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請免除鄭某的刑事責任。基于上述情況，二原告已完全處分了其民事賠償權利，其已無權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險公司追索賠償；

二、兩原告訴請被告鄭某賠償其223466元沒有理由，不應給予支持。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所認定的事實清楚，雙方對該認定書均無異議，并就交通事故的賠償問題達成了調解協議，且被告鄭某已一次性付清調解書中所確認的賠償金額230000元。二原告在無任何證據的前提下要推翻原事故認定，并向被告鄭某索賠223466元，顯屬無理，不應給予支持。

經審理查明：2010年#月#日上午11時40分左右，被告鄭某駕駛粵號大貨車在G207線徐聞縣國防加油部門口路段處與從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陳某（二原告的兒子）駕駛的粵號摩托車相撞，造成陳某當場死亡及兩車不同程度損壞的交通事故。當天8時，徐聞縣公安局拘留了被告鄭某。至2010年#月#日，陳某的尸體被火化。至2010年#月#日，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對上述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鄭某負事故的主要責任；陳某負事故的次要責任），并于9月13日送達給雙方的有關人員。在被告鄭某于2010年9月13日向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提出調解申請后，原告方也于2010年9月14日向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提出調解申請。至2010年10月提出免除追究鄭某的刑事責任的申請后，在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的主持下，與被告鄭某的代理人鄭李凱就事故的賠償問題達成了協議：

1、陳某的喪葬費20387.49元；

2、451881.49元；被告鄭某一次性賠償230000元給陳某家屬作為死亡喪葬費及死亡賠償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或代理人簽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關，了結此案。上列調解協議簽訂后，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便當日分別向原告陳宏

瑞及被告鄭某的代理人鄭李凱送達了《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調解書》。在雙方簽收上列調解書后，被告鄭某一次性付給了原告陳榮瑞賠償款230000元。至2010年10月12日，被告鄭某被釋放。至2010年10月14日，二原告以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錯誤為由，向本院提起訴訟，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保險公司在鄭某為粵GJ2769號大貨車投保的第三者強制責任保險的限額范圍內賠償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兒子陳某死亡造成的各項損失112000元；

2、被告鄭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賠償223466元給原告；

3、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由兩被告共同承擔。

另查，被告鄭某駕駛的粵號大貨車（發動機號為01312934）是向江西省宜春市胡某購買的。該車輛為胡某所有時的車牌號為贑（發動機號為

01312934）。之前，胡某又是向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購買的。該車為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所有時的車牌號為皖##（發動號為

01312934）。在轉讓的過程中，現為被告鄭某所有的上述發動機號為01312934的貨車已在亳州保險公司購買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保險有效期至2011年1月21日止。

上列事實，有被告鄭某的五次詢問筆錄，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勘查筆錄》、徐聞縣公安局作出的《法醫學尸體檢驗意見書》及原告方提供的《火化證書》、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原告陳某與被告鄭某的代理人鄭李凱達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調解書》、原告某領取賠償金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憑證》、原告陳某分別向徐聞縣人民檢察院及徐聞縣公安局提出免除追究鄭某的刑事責任的《申請書》、徐聞縣公安局《釋放通知書》、被告鄭某為粵號大貨車購買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單》為證。

本院認為，被告鄭某駕駛粵號大貨車在G207線徐聞縣國防加油站門口路段處與從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陳某（二原告的兒子）駕駛的粵號摩托車相撞，造成陳某當場死亡及兩車不同程度損壞是事實。原告陳某父、劉某作為死者陳某的父母，在上述交通事故發生至陳某死亡后，依法要求被告鄭某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及相關費用，合理合法，應予支持。原告陳某父作為死者陳某的父親及原告劉某的丈夫，在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并送達后并未提出異議，且在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的主持下與被告鄭某的代理人鄭李凱達成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調解書》，爾后又領取了由被告鄭某依上述調解書所確認的義務所支付的一次性賠償金230000元。至此，原告陳某父作為原告劉某的丈夫，其上述一系列行為在法律上應視為表見代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其代理行為有效，其處分一切民事權利行為應視為二原告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原告陳某父在本案中處分一切民事權利行為應視為也受原告劉某的委托。原告劉某在庭審中主張對在陳某死亡后原告陳某父的代理行為不知情，顯屬無理，本院不予持。原告陳榮瑞在領取了一次性賠償金后，就已經完全處分了二原告在本案中的民事索賠權利，其已無權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險公司追索賠償。二原告在不提出任何證據證實徐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存在責任認定錯誤及雙方簽訂的《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調解書》顯失公平的前提下，而訴至法院，主張判令被告亳州保險公司在鄭某為粵號大貨車投保的第三者強制責任保險的限額范圍內賠償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兒子陳某死亡造成的各項損失112000元及被告鄭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賠償223466元給原告的請求，依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公安廳關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條“當事人在公安

交通管理部門主持調解時或自行協商達成的協議，是各方當事人為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后果簽訂的民事合同。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經審查該協議不具有無效、可撤銷情形的，可依法認定有效，并據此作出判決。”及《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三十一條“保險公司可以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賠償保險金。……”之規定，顯屬無理，本院不予支持。

綜之所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公安廳關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三十一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予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責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陳某父、劉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6330元全由二原告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自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陳 團

審 判 員 龍 進 云

審 判 員 沈 堪 興

二0一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五篇：王國富訴仝學剛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頒布日期】2006.06.19

【實施日期】2006.06.19

【失效日期】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

【文號】２００７年第３輯（總第６１輯）【時 效 性】有效 【分 類 號】1*** 【內容分類】民事

王國富訴仝學剛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

【要點提示】

自然人權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兒本身不具有權利能力，法律不能為了保護胎兒的某種特殊的利益而改變權利能力制度，但是，我國民法有一個“延伸保護”的原則，為胎兒將來出生預留出合理的利益空間，待胎兒出生并成活后，便于依法保護胎兒的合法權益。

【案例索引】

一審：河南省內鄉縣人民法院〔２００６〕內法民初字第２７０號（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９日）

【案情】

原告：王國富。被告：仝學剛。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晚１１時左右，被告仝學剛雇傭司機尚建軍駕駛一輛貨車由南向北行駛至河南省內鄉縣金城賓館門口時，將由西向東步行橫穿公路的原告王國富撞傷。事故發生后，原告在醫院住院１３０天，花費醫療費２６２３１．６７元。其傷情經內鄉縣人民醫院診斷為：（１）閉合性顱腦損傷；（２）右上頜竇底部，右顴骨、右眼眶外側壁，下壁多發骨折；（３）胸外傷伴多發助骨骨折，胸腔積液，雙側肺挫傷，右第１～１２肋、左第２～７肋骨骨折；（４）腰外傷伴第２、３橫突骨折；（５）閉合性腹部損傷；（６）右鎖骨粉碎性骨折；（７）右恥骨支骨折；經南陽溯源法醫鑒定為：多發性肋骨骨折屬八級傷殘、右眼外傷后視力下降屬十級傷殘。

內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經對事故現場勘驗，認定尚建軍駕駛的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路面情況觀察不周，沒有確保安全，應負主要責任；王國富橫過公路沒確保安全，應負次要責任。

原告在住院期間，由于被告僅支付醫療費６００元，因此原告訴諸河南省內鄉縣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賠償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殘疾賠償金、被贍養人生活費、傷殘鑒定費、精神撫慰金等費用。訴訟中，原告之妻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６日生下一男孩。為此，原告又請求追加被撫養人生活費１６３０２元，以上各項費用共計１５１２００．８６元。

被告認為：（１）根據內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事故認定書可以看出，其在該交通事故中無任何責任，所以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２）即使該賠償，但事故發生時，原告的兒子尚未出生，不具有公民資格，不享有民事權利，所以原告要求追加被撫養人生活費的主張不應得到支持。

【審判】

河南省內鄉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被告仝學剛作為貨車車主，也即雇主，與尚建軍之間形成的是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應當對雇員尚建軍的行為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對于被告辯稱

不賠償被撫養人生活費的主張，因孩子出生以后，原告王國富對孩子進行撫養是其法定義務，因此，對于原告要求被告賠償孩子撫養費等各項損失的訴訟請求，本院對訴請的合理數額依法應予支持。但原告在橫穿公路時未能盡到安全注意義務，對自身所造成的損害后果也應承擔一定責任。原、被告之間的賠償責任按３∶７劃分為宜。原告請求的醫療費２６１３１元，系醫療機構出具的正規票據，應予支持。誤工費為１５００元÷３０天×１４０天＝７０００元；護理費（７５＋５６）天×１５元＝１９６５元；營養費（７５＋５６）天×５元＝６５５元、殘疾賠償金８６６７．９７元×２０年×３０％＝５２００７元；被扶養人生活費：王光均為６０３８．０２元×９年×３０％＝１６３０２元、王銘志為６０３８．０２元×１８年÷２人×３０％＝１６３０２元；鑒定費６００元，以上共計１２０９６２元的７０％為８４６７３元、精神撫慰金根據原告的傷情酌定３０００元。被告支付原告醫療費６００元，應從總數額中扣除，即為８７０７３元。涉及原告二次手術費部分，因該費用未發生，原告可待費用發生后，另案處理。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被告仝學剛賠償原告王國富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營養費、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鑒定費和精神撫慰金共計８７０７３元。

判決書送達后，原、被告雙方均未上訴，判決書所確定的義務被告已全部執行完畢。

【評析】

１．被告仝學剛在這起事故中并沒有過錯，為什么應承擔賠償責任？

一是這種賠償責任出自我國法律規定的雇傭關系。所謂雇傭關系，指雇員依照雇主的授權或指示，利用雇主提供的條件，以自身的技能為雇主從事生產經營或者其他勞務活動，雇主向雇員支付勞動報酬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九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

本案尚建軍和被告仝學剛之間形成了雇傭勞動關系，并且原告的人身損害是因尚建軍和被告仝學剛的雇傭關系引起，也即尚建軍是在受被告仝學剛的雇傭活動中，駕駛車輛與原告王國富發生相碰撞的交通事故，因此，依據《解釋》的規定，原告王國富在提起訴訟時有選擇權，可以起訴雇主仝學剛，也可以起訴尚建軍，或同時起訴仝學剛和尚建軍，要求二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同時，上述法律對仝學剛的利益也規定有救濟的渠道，即仝學剛在賠償了受害人以后，即取得了“追償權”，可以向真正的交通事故責任人尚建軍進行追償，從而彌補自己的損失。

二是雇主對雇員的損害賠償，我國采用的是無過錯歸責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也稱無過失責任原則，是指沒有過錯造成他人損害的，依法律規定由與造成損害原因有關的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這一原則，主要不是根據行為人的過錯，而是基于損害事實的客觀存在，根據行為人的活動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險性質與所造成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由法律特別規定的承擔責任情形。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三款規定：“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對無過錯責任原則的承認。同時，《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七條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從上述法律規定可見，雇員在從事雇傭勞動中受到損害或致人損害的，除不可抗力或雇員本身的故意是免責事由之外，不管雇主有無過錯，雇主均應承擔賠償責任。而本案中，致原告傷殘的原因，既非不可抗力，也非尚建軍的故意，因此雇主仝學剛就沒有法定的免責事由。同時，依據《解釋》第九條的特別規定，作為雇主的仝學剛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２．胎兒享有怎樣的民事權利？本案胎兒在其父發生交通事故后出生，為什么能獲得撫養費賠償？我國對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采用的是出生說，即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承擔民事相應的民事責任。而關于胎兒享有怎樣的民事權利，立法較少，尤其在胎兒的撫養權問題上，目前的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的規定。

但我國《繼承法》第二十八條“遺產分割時，應該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的規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因工死亡職工供養親屬范圍規定》中“遺腹子女可以申請供養親屬撫恤金”的規定，卻體現了我國法律保護胎兒權利的立法精神，即上述法律法規為胎兒規定了“特留份”制度，也就是說，如果胎兒出生成活，這份遺產或撫恤金的所有權歸這個孩子。同時，我國民法理論上還有一個“延伸保護”的原理，為胎兒在出生后行使權利提供了預留的合理空間，也體現了我國民法的“公平原則”和“有損即有救濟”的裁判原則。因此，參照上述法律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法院要從人性化角度出發，本著為當事人著想，減少當事人的訴訟負擔的原則，有必要對胎兒的“預留權”進行法律保護。本案中，雖然在交通事故發生時王國富的兒子還沒出生，但是胎兒的出生具有必然性，即孩子出生并存活下來后，必然獲得接受扶養的權利，撫養費問題應當得到妥善解決。即使在訴訟過程中，孩子還沒有出生，那么這份賠償也應預留，等到孩子出生并成活時再執行；而本案在訴訟過程中，孩子已經出生并成活，因而被告應該對孩子的撫養費進行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