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推行問責制
推行問責制提高作風效能
為加強對稅收執法權和行政管理權的監督制約,有效預防稅 收執法、廉政風險,提高稅收執法和服務工作效能,按照市、區 紀委和省、市局的總體工作部署,張店分局從規范工作流程、梳 理權力事項、排查執法廉政風險點入手,探索推行了工作人員行 政過錯問責制,并著力建立健全各項配套措施,促進了機關作風 的轉變和行政效能的提高。此項工作得到了市、區領導的高度關 注,新華社《高管信息》、市委《決策參考》、《淄博工作》分 別以專刊形式進行了介紹,并在全市地稅系統進行了推廣。
一、健全各項制度,規范程序運行機制健全各項制度,提高行政效能要有科學的管理方法。
當前工作中,由于工作 人員責任心不強、工作程序不規范、紀律意識淡薄等原因導致的 “疏于管理、淡化責任”問題時有發生。表面上看,上述問題和行為在短時間內沒有造成嚴重后果,達不到違犯黨紀、政紀的標準;但從長遠來看,上述問題和行為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地稅機 關的行政、執法和服務效能,也造成干部隊伍工作不扎實、作風散漫以及推諉扯皮等現象的發生;從當前對上述問題和行為的約 束機制來看,存在明顯缺位,尤其是對“大錯誤不犯、小錯誤不斷”的現象缺乏科學有效的制約措施。為此,張店分局按照合法性、合理性的原則,根據稅收管理的各個不同環節,制定出臺了 工作人員行政過錯問責制度。
(一)健全問責制度。對過錯事項分類、責任界定原則、問責方式、工作機制、問責程序等要素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并采取正列舉的方式,明確了具體過錯行為、責任認定方式、依據以及過錯程度界定標準等內容。
(二)明確問責內容。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不正確作為、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導致的過錯進行問責,著重對日常工作中出現過錯,但又達不到違犯黨紀、政紀標準的行為進行規范和處理,重點突出對工作事項落實質效的責任查究。
(三)細化問責標準。采取正列舉的方式,對問責標準進行了細化。應當說,明確問責標準的過程,也是對所有工作流程進行重新梳理、分析的過程,一方面明確了應當怎樣做,一方面明確了不這樣做將如何處理,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干部職工的日常行為進行了嚴格規范。問責標準的確定,為工作人員行政過錯問責制的組織實施,提供了規范和依據。
(四)規范問責程序。該局嚴格按照問責發起、問責審核、問責啟動、調查核實、問責審理、問責執行、結果公示的工作流程執行,并引入了處罰告知、稽查審理、法律救濟等理念,充分保障被問責人陳述、申辯權利,堅持集體審理的原則,確保問責結果公平公正。為推動行政過錯問責制的順利推行,該局成立了領導小組并下設辦公室,負責日常巡查和受理問責申請、啟動問責程序等日常工作,從機制上暢通過錯行為的發現渠道,確保及時 發現、糾正過錯行為,準確界定、追究過錯責任。行政過錯問責領導小組辦公室每月組織日常巡查,及時發現工作落實過程中存 在的問題,做好檢查記錄。對在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及時明確過 錯事項、過錯責任人、過錯程度等,提出啟動問責建議。同時,將各級部門組織的審計、紀律檢查、稅收(稽查)檢查、工作考核等結果,作為啟動問責的重要依據,隨時啟動問責程序。
二、加強教育引導,提高依法行政意識 加強教育引導,(一)加強執法廉政風險預防教育。該局聘請 2 名檢察院專 家作為法制輔導員,每季度舉辦一次預防職務犯罪專題講座,提 高干部對預防職務犯罪的認識程度和防范意識。設立了廉政教育 基地,定期組織開展日常性廉政法制教育輔導和警示教育活動,培養干部“有限權力、無限責任”的執法觀念,筑牢防范稅收執 法風險的思想防線。
(二)加強執法、廉政風險知識培訓。將問責制度相關內容 編印成冊,分發到每一名干部職工,結合稅收實體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貫徹落實,采取專題培訓、重點輔導、交流研
討等多種靈活有效的方式,組織工作人員認真學習,并定期組織考試,檢驗 學習成果,確保執法人員能夠熟練掌握稅收法律規范,自覺遵守 稅收法律規定,提高執法水平,規避執法風險。
三、建立監督網絡,實現對稅收執法的全方位監控 建立監督網絡,加強監督制約是提高作風效能的重要保障。按照“人腦+電 腦”“內部+外部”的工作思路,該局進一步拓寬稅收執法監督方、式,努力開辟稅收執法風險防范的新陣地。
(一)拓寬外部監督方式,開發“網上在線交流服務平臺”。該局充分利用信息網絡速度快、覆蓋面廣的特點,在互聯網上建 立了“網上在線交流服務平臺”。該平臺突出“監督”與“服務” 兩大功能,一方面通過在線交流平臺受理涉稅舉報,主動接受納 稅人
和社會各界的監督;另一方面,通過在線交流的方式,為納 稅人提供網上涉稅咨詢、預約服務等特色服務。通過“網上在線 交流服務平臺”,賦予納稅人實時監督稅收執法情況的權力,使稅 收執法過程始終處于納稅人的監督之下,得到了廣大納稅人和社 會各界的肯定與認可。該平臺開通以來,共在線解答網民提問 128 人次,受理預約服務 33 次,納稅人滿意率 100%。近期,新華社 《每 日電訊》 《中國現代企業報》等中央級媒體對該做法給予了宣傳、報道,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二)加強監督載體建設,形成濃厚的監督氛圍。一是深入開 展了“廉政承諾”公開公示活動,所屬 8 個基層單位、稅收征管一線干部職工,根據各自崗位職責向社會及納稅人做出廉政承諾; 在稅務檢查工作中,要求稅收管理員將廉政承諾書與稽查文書、稽查通知書一并送達納稅人,主動接受納稅人監督;二是要求黨 組成員每人選擇 3—5 戶納稅業戶,作為聯系點,定期和不定期溝 通聯系,實現零距離接觸,了解真實情況;三是從社會各界聘請 36 位特邀監察員和執法監督員,明確了監察范圍、職責、任務、權力,并定期召開座談會,采取各種聯系方式征求他們的意見和 建議;四是在機關和辦稅廳等醒目的地方設立了投訴箱,公開了 投訴電話和網址。同時公開了稅務工作人員的“十條禁令”和“三 個不準”,使監督渠道暢通無阻,為創造良好的稅收環境,提高執 法、服務效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五是推行了監察員派駐制,在 各中心稅務所內部確定一名中層干部作為派駐監察員,充分發揮 他們親臨一線工作,掌握第一手資料的有利條件,及時發現工作 中存在的問題和薄弱環節,以監察建議的形式書面上報區局分管 領導,并有針對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切實起到強化稅收管理,防 范執法隱患的作用。
四、嚴格實行責任追究,確保各項制度落到實處 嚴格實行責任追究,在責任追究過程中,張店分局堅持有章可循、有據可依、有 錯必究的工作方式,堅持制度的嚴肅性,反對主觀隨意性;堅持 公開、公正,反對循私舞弊;堅持懲教結合,使有錯者心服口服,無錯者引以為戒。通過日常巡查、在線監控、重點抽查等方式,發現并記錄在案各類過錯行為 42 項,內容涉及上下班紀律、著裝、財務報表采集、重大項目基礎信息錄入、稅務登記、減 免稅申報等項目; 其中,“未按規定審核減免稅申報” “未 共對、及時處理國地稅聯合辦證系統信息或隨意強制辦結有關信息” 等 9 項過錯行為進行了問責,對 7 名稅收管理員、2 名前臺工 作人員進行了通報批評,并扣發能級補貼 2600 元;對其余 33 項 達不到問責標準的過錯行為記錄在案,并及時對責任人進行了提 醒警示;對在問責制運行過程中發現的管理漏洞,責成責任科室 有針對性地制定了管理措施,防止類似過錯行為的發生。目前,張店分局干部職工嚴于律己、高效行政蔚然成風,在提高各項工 作管理水平方面成效逐步顯現,五、創新權力制衡機制,努力提高行政效能 創新權力制衡機制,去年以來,該局以規范征管業務流程為主線,以強化納稅評 估為重點,以健全稅源管理體系為載體,整體形成了“前臺窗口 受理、后臺核查反饋、內部流程傳遞、限時出件辦結”的管理格 局。通過改革,建立起了職權清楚、責任明確,既相互制約又相 互協調的權力制衡機制,取消了專管員與納稅人“一一對應”的 關系,實現了稅收管理員由分片管戶到分崗管事與管戶相
結合的 轉變,稅收管理員以崗定事,按事項實現對納稅業戶的管理,由 過去一個人說了算變成了多個人說了算,由個人說了算變成單位 說了算,從制度上減少了人情稅、關系稅,使稅收執法更加公平公正,從機制上減少了為稅不廉的問題,真正做到了“誰的權力 誰行使,誰的職責誰履行,誰的責任誰承擔,誰出問題追究誰”,提高了收入質量和征管質效。該局被省局確定為淄博市唯一的專
第二篇:如何推行問責制
如何推行問責制
(一)明確崗位責任。要通過機構改革的“三定方案”、工作分工和工作責任,對各崗位作出盡可能完備、細致的規定,要明確黨政之間、不同層級之間、正副職之間的責任,以便在實施責任追究時能夠確定相應的責任主體,也讓員工真正領悟自己崗位所負責任的內涵,認識到履行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明確工作事項。對工作,要根據公司發展規劃,制定明確的目標和指標,如產值、任務開發、綜合效益、安全質量等。對日常工作,要求機關各部門和各項目部根據目標,每月底上報次月工作計劃,由辦公室匯總后用電子郵件下發,月底對照月初工作計劃進行總結和分析,再制定下月工作計劃。為什么我們常遇到更換一個項目經理或部門負責人,都會暴露出許多問題,其原因就是我們許多事情未能跟蹤落實,一些問題一直捂著,換人之后才暴露出來,有時等發覺之時已非常嚴重。
(三)制定問責文件。在問責文件中,一是要確定問責事項,明確發生什么樣的情況或事情啟動問責程序;二是要規范問責程序,就是要規定在問責事項發生后,誰來啟動問責程序,如何確定問責對象、如何核查、如何追究等;三是要充分保證被問責人的申辯和申訴權,問責決定作出后,被問責人在一定時間內享有申訴的權利。
(四)實施問責。就是在平(日)常工作、考核和監督檢查中,當發現問責事項后,相關部門依照問責文件啟動問責程序,依據崗位職責和工作安排確定問責對象,并做到問人與問制同時進行,在事情發生后不僅對人進行問責,還要進行制度層面的問責,進而進行制度的改進,不能白交學費,要研究產生事故的根源,看問題究竟發生在哪個環節?是制度存在缺陷,是執行不力,還是監督未能到位。
(五)加強配套制度建設。問責制的真正實行,還需要健全相關配套制度予以支持。要本著與時俱進的原則,對現有的規定、制度認真進行清理,該修改的要修改、該整合的要整合,以增強其適應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要本著開拓創新的原則,有針對性的推進相關制度建設。既要著力解決有關問責的實體性規范的空當問題,又要著力解決現有制度有關問責規定的細化和配套問題,還要著力解決確保問責制度都能得到有效的運用和執行的程序和機制問題。一般應建立或修訂員工處罰條例、安全質量管理辦法、項目成本管理辦法、黨委會議事規則、總經理辦公會議事規則、人事管理辦法等配套制度。
(六)營造問責文化。在問責制度和相關配套制度建立之后,單位領導要帶頭大力倡導并實施問責制,從而變成為大多數員工共同遵守的制度,必須讓全體員工尤其是中高層管理人員參與進來,讓員工感到自己參與了公司管理,從而營造出問責文化。具體做法:可以運用各種方法和工具,讓單位領導和大家一起認真地思考和研討:我們為什么要問責,我們為誰問責,我們問責的目的是什么?我們如何達到目的?我們以什么樣的態度和觀念來對待問責?我們的公司應該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
第三篇:企業推行問責制的幾點思考
企業推行問責制的幾點思考
隨著政府對“非典”、煤礦、火災等重大責任事故的追查和懲罰,“行政問責制”悄然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有咎必辭、有責必究、有過必罰的行政慣例也成為中國官場文化的新內容。所謂“問責制”,意指行政領導干部的下級出現違法亂紀行為,或其所管轄的單位、事務出現重大事故,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時,組織應對其實施問責,要求領導干部本人對相關事宜進行解釋、剖析,就自己在其中有無責任、什么責任、責任大小等問題向組織作出說明,組織并據此作出相應的處理。
作為企業,在某種程度上引入問責制,我想,對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管理者的責任感,強化企業的全面管理,亦是大有裨益的。它可以促使企業管理更加科學化、規范化、透明化,更大程度地調動每一位員工的積極性;可以明確領導者或管理團隊需要改變或改善的經營目標,避免“人人談目標、人人不負責”的尷尬局面;可以消除領袖崇拜論的泛濫,使功不抵過也成為衡量企業管理者的一種評估理念;可以階段性預警企業面臨的種種問題,避免最終不可救藥、一命嗚呼。使用問責制這個“鐵手腕”,切實改變管理者的工作作風,不僅要重視結果,還要重視過程;不僅要追求經濟效益,還要追求社會效益;不光看說的怎么樣,更要看做的如何。問責的目的不在于懲罰,而在于約束和警戒,啟迪和教育乃制度的首要作用。所以問責制 1 的根本意義不只是追究事故責任,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起到預防作用。
而結合長城的現狀,我認為建立問責制更是勢在必行。我不止一次地批評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總是報喜不報憂,或者擺脫不了官僚作風,浮在面上干事,或者用人不當、效能低下、執行不力、盲目決策等等,或隱或顯表現出來,成為管理的要害以及企業良性發展的枷鎖。概括起來,大致分為兩種情形:一是“亂作為”,即不經民主決策而私自拍板,不按制度、程序辦事,甚至帶頭違規、違紀等;二是“不作為”,認為多管不如少管,少管不如不管,或者浮在表面,辦事不認真,不深入,不得力,抑或庸碌無能,不思進取,績效平平。從這個意義上講,問責制問責的對象就不僅指過失行為,也包含嚴重的不作為行為。企業必須樹立一種“無功即是過,平庸就是錯”、“有錯問責,無為問責”、“為者負其責,言者負其責”的問責文化氛圍。只有經得起問責的領導干部,才是有益于長城的好干部。
以往,我們的管理者工作失控,造成企業損失,大不了挨一頓批評數落外加一句“下不為例”抑或“吸取教訓”便草草了事。難道員工的過錯就理應由老板來“買單”、交“學費”,企業注定要長期在“吸取教訓”中不斷輪回反復?一錯可以,屢錯不可原諒;小錯可犯,大錯豈能姑息!
領導者當恪盡職守,在其位,謀其政,盡其責,效其忠。有過錯就要追究,有責任就要承擔。新的“官場文化”提倡“引咎辭職”,我們不一定照搬,可以把握尺度。有些只要他態度誠懇,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主動承擔責任并加以改進,我們可以用適當的經濟懲罰或行政處罰來代替。而對于屢教不改或者情節嚴重的個例,則應當啟動引咎辭職的按鈕,讓那些未能盡職盡責的干部主動下臺,一方面是照顧其面子(總比被公司辭退好),一方面有利于建立正常的優勝劣汰機制,能上庸下,激濁揚清。倘若碰到缺乏自知之明、有咎不辭者,怎么辦?我看只有揮淚斬馬謖!如何取舍?如何區別對待?這是管理的平衡問題。
“沒有落后的群眾,只有落后的領導”。所以談問責制,除了要問當事人的責之外,還要問其主管領導的責。譬如我們的某個項目質量失控,我們首先想到這是施工隊的過失,工隊長是第一責任人;但施工主管和項目經理系工隊的直接領導,同樣難辭其咎,而且責任更大;而主管副總或總工程師雖然并不直接參與項目管理,但作為生產線的最高指揮官,由于用人不當且缺乏檢查、監督而造成工作失控,也要負連帶責任。又比如,工地下料單,本是施工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有的項目經理卻不重視,遲下單、下錯單是常有的事,隨意性很大。有時一宗主材重復下單,大大加重成本,并造成供貨緊張,影響進度;有的則是亂下單,結果材料剩余,大量積壓,嚴重浪費。這種極不負責的行為,自然要追究工程主管及項目經理的直接責任,情節嚴重的 連主管副總也難逃干系。同理,項目資金失控,項目財務和審計人員應負直接責任,項目經理、審計部經理和財務總監也要成為問責對象;員工徇私舞弊,弄虛作假,貪污、受賄,公司一向嚴懲不貸,領導責任更加重大。所以為什么現在地方發生礦難、火災等重大事故,連市級、省級政府主管官員都要受到相應的懲處?問責制的功能就在于此。
企業如何建立問責制?我認為有幾個問題必須引起注意。
首先,問責制不在“人”而在“制”。也許有人會說:你上級自然可以問下級的責,那作為企業負責人的我有時也難免犯錯,誰來問我的責呢?一樣可以問,誰問?企業的制度,企業所有的員工和管理者,都可以置疑,都可以問責。只有下級也敢向上級問責,員工可以向老板問責的文化,才是真正良好的問責文化。我們講企業要“法治”不要“人治”,所以真正的問責制一定要實現制度問責,群眾問責,民主問責,而不是僅僅指老板對員工或上級對下級的問責。這就需要調動廣大員工監督管理者的積極性,“自下而上”構建起龐大的監督網絡,幫助企業規避風險,減少損失。
其次,要強化“硬管理”和“軟管理”。所謂“硬管理”,就是要加強問責制度建設,明確管理者的職責,獎懲分明,杜絕扯皮、推諉現象。要建立取消獎金、降薪降職甚至引咎辭職等懲處機制,并強化執行力度,認真落實。同時,要加強監督、審計與考核,不以成績掩過錯,不唯“數字”論英雄,用“制度權力”代替“個人權力”,讓失職、無為者坐立不安。“軟管理”,就是要積極營造實行問責制的文化氛圍,特別是企業內刊(《長城裝飾》月報)要充分發揮輿論導向、監督作用,不要一味地為領導、企業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要勇于犯言直諫,提倡說實話,干實事,敢于正視問題,揭露瘡疤。
問責時代已然來臨。長城要在管理上有所突破,取得更好的發展,我看建立問責制勢在必行。這也是構建和諧企業的一個重要手段。
企業管理中引入“問責制”的意義
作為企業,某種程度上引入問責制,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各級管理者的責任感、強化企業的全面管理,也是十分有益的。首先,企業管理引入問責制,將使企業管理更加科學化、規范化、透明化,更大程度地調動每一位員工的積極性。同時也使各級管理人員備感肩負責任的重大,從而更加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無論是廠長經理負責制,還是職業經理人,都會努力避免失誤的發生、損失的發生、虧損的發生,為企業、股東、職工謀求最大利益。
其次,引入問責制,是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保障,實現制度管理的制度化。可以利用“問責制”這支“鐵手腕”,切實改變管理者的 工作作風,增強責任感,不僅要重視結果,還要重視過程;不僅追求經濟效益,還要追求社會效益;不光看說的怎么樣,更要看干的怎么樣,從而以健全的規章制度為現代化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保駕護航。
再次,引入問責制,可以促使企業建立并強化“硬管理”與“軟管理”。硬管理就是要建立健全企業規章制度,明晰權責,獎懲分明,杜絕推諉扯皮現象;軟管理就是積極營造推行問責制的氛圍,將企業利益與職工利益結合起來,引導職工關心企業發展,維護自身利益,共同實施企業發展大計。同時,引入問責制還有利于提高職工的“參政”意識,及時發展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和不良現象,提高職工自覺自愿參與企業管理的積極性、主動性。
問責制雖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和不足,但在企業管理過程中,引入問責制或許更有利于解決問題。一家擁有龐大客戶群的世界著名精密制造公司,在一段時間里頻繁出現比較嚴重的產品質量問題,客戶紛紛退貨。對此,總經理對制造部經理采取了問責制——撤換該部經理,全力制定改善方案。結果在很短的時間里,產品質量問題得以解決,客戶又發來了新訂單。也許有人認為問責制“發難”的那個制造部經理可能被冤枉了,但管理的終極目標是解決問題,而問責制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因此,企業引入問責制,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其有利于企業管理的積極一面,要讓問責制的嚴肅性和威懾力彌補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促進企業管理的提高、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增強管理人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還要兼顧企業的科 學發展觀,人才是一種稀缺資源,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并結合實際,積極探索、不斷創新、逐步完善;讓其成為促進企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又一動力。
企業管理引入問責制,將使企業管理更加科學化、規范化、透明化,更大程度地調動每一位員工的積極性,也有利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行問責制就是要推行一種更直接、更有效的領導干部監督機制、質詢機制和淘汰機制。它依賴的“尚方寶劍”,就是去年年底黨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今年4月,黨中央又批準實施了《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企業引入問責制,首先就要有效地調動廣大職工監督項目管理者的積極性。近年來,隨著許多國有企業股份制的改革、改造,體制、機制的轉變,企業內出現了一種“主人翁”被“邊緣化”、“股份化”的不良態勢,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的積極性受挫。實行問責制,要努力吸引廣大職工的參與和定期的質詢制度,一方面能體現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和價值,另一方面充分調動大家參與企業管理的積極性,“自下而上”構建起龐大的監督網絡,幫助企業規避風險,減少損失。尤其是當前在項目管理中,均推行了項目經理作為第一責任人的合同承包責任制,位重了,權大了,個別項目經理錯誤地認為“第一責任人”就是自己說了算,而上級單位鞭長莫及,監督管理難以及時地介入,驚人的“窟窿”往往在無形之中形成。在這種情況下,職工質詢能促進項目管理的公開與透明,使項目管理者不敢懈怠,腳踏實地、奮發有為;同 時,上級還能從“民意”中及時發現“問題干部”,加強項目監管,拓寬項目管理的渠道。
而要使問責制的質詢、監督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還取決于企業能夠及時、果斷處理“問題干部”,讓職工們看到在企業發展和領導干部聘任中“民意”的“分數”。據調查,很多企業在選拔干部打分過程中,多是領導干部占“大頭”,職工的分數無礙大局。職工的聲音被淹沒了,“主人翁”的感覺自然也沒了,一些管理者也習慣于看上級“臉色”行事。所以,推行問責制必須還權于民,這種“權”不是發號施令,而是有效的監督,上級對基層的呼聲有回聲。尤其是對出現重大失誤的干部,上級要嚴肅處理,決不允許“易地做官”,同時有關人員對職工要承擔道義責任,對企業要承擔經濟責任。對那些項目施工過程中出現問題的責任者,企業還要勸其“辭職”,避免造成更大損失。
推行問責制,還要將制度管理納入制度化。問責制是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制度保障。許多職工反映,企業改革這么多年,先后制定了很多制度,措施不是不科學、不先進,而是因為難以落實,無法發揮其巨大的創造性。引入“問責制”,就是要利用這支“鐵手腕”,切實改變各級管理者的工作作風,不僅要重視結果,還要重視過程;不僅追求經濟效益,還要追求社會效益;不僅看領導干部“說的怎么樣”,更要看其“干的怎么樣”。讓問責制問出效益來
社會政治生活中對政治官員的懲處,從古代的“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到改革開放初期國務院對“渤海號”沉船事故的處理,再到近期的“問 責風暴”。雖然進步是明顯的,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尚待突破。國有企業在管理中引進問責制,更要注意結合實際情況,積極探索、大膽創新、不斷完善。
大力強化“硬”管理和“軟”管理。“硬管理”就是要建立健全企業規章制度,特別是要對有關主要管理者權責明晰,獎懲分明,哪一級出了問題就追究哪一級的責任,杜絕扯皮、推諉現象。同時,企業建立科學的干部考核制度,加強審計考核,不唯數字論“英雄”,用“制度權力”代替“個人權力”,讓失職、無為者坐立不安。“軟管理”,就是積極營造推行問責制的氛圍,特別是要大力強化廣大職工的“參政”意識,將企業的利益與職工的利益結合起來,引導他們監督、質詢、問津企業發展大計。另外,還要重視民意和輿論監督在企業管理的作用。特別是企業內部要改變那種一味“歌功頌德”的宣傳導向,勇于正視問題、揭露問題,上級要給予必要的關注,以此增強輿論監督力度。企業管理應該“無為問責”
筆者近日在媒體上看到這樣一則消息,湖南岳陽市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針對少數干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現狀,實行“有錯問責,無為問責”制度,至少4名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21名黨員被“無為問責”。
“問責時代”悄然進入社會。而從決策問責到用人問責,從有錯問責到無為問責,則顯示了“問責”作為一項制度的發展。但是,目前在企業管理中,“無為問責”還遠遠沒有被納入企業文化的范疇,“為者負其責,言者負其責”現象沒有形成。當前,國有企業在發展與改革中取得了很大成績,這與一些企業領導干部盡職盡責是分不開的。但是,也有少數干部事業心不強,缺乏責任感,導致工作延誤,效率低下,或因主觀努力不夠,工作能力與所負責任不相適應,導致工作質量差,任務完不成。
要遏制這種“無為也無過”的現象發生,企業就要明確每一位領導干部的責任,界定各自的崗位職責,建立“問責”制度,對不能履行自己職責,在崗位上平庸無為的人,要追究責任,樹立“無功就是過,平庸就是錯”的氛圍。
“無為問責”,建立長效“問責”制度,可以讓那些心存“無為也無過”的人真正領悟自己所負責任的內涵,認識到履行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企業管理中樹立“問責”文化,能讓領導干部樹立“只有經得起問責的領導干部,才是有益于企業的領導干部”的思想。
當然,要從根本上改變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僅有“問責”制度是遠遠不夠的,“問責”的目的是督促干部對其行為負責。否則,一旦損失形成后,再去“問責”,為時已晚。
關于施工企業推行問責制淺析
近年來,施工企業紛紛進行改革,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加強了項目成本管理,但在選人、用人以及過失管理者懲處等方面機制仍較陳舊,方法仍較老套。如個別領導投標時的一次決策失誤就可使 工程未開工就虧損上百萬甚至上千萬,一個項目經理的選用錯誤,可使本能盈利的項目成為嚴重虧損項目,使安全質量問題由“端倪”成為“漏洞”,繼而“漏洞”又成為“窟窿”,并且嚴重影響企業的信譽,而企業也只能“秋后算帳”給個行政處分或調離崗位。如何減少或避免此類事情的發生,本人認為推行問責制能起到一定作用。
一、推行問責制的必要性
首先,推行問責制將使企業管理更加科學化、規范化、透明化,更大程度地調動每一位員工的積極性。同時也使各級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作業層人員備感責任重大,從而更加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盡一切可能避免失誤、損失和虧損的發生,為國家、企業、職工謀求最大利益。
其次,推行問責制可切實改變各級管理者的工作作風。許多企業制定的很多制度,措施不是不科學、不先進,而是因為難以落實,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推行問責制,就可利用這支“鐵手腕”,不光看一個人說的怎樣,更要看干的怎樣,哪一級出了問題就追究哪一級的責任,杜絕扯皮、推諉現象的發生。
再次,推行問責制,有利于提高員工參與企業管理的積極性,“自下而上”構建起龐大的監督網絡,幫助企業規避風險,減少損失,上級還能從“民意”中及時發現“問題人員”,也可階段性預警企業面臨的種種問題,避免最終不可救藥,一命嗚呼。
二、如何推行問責制
(一)明確崗位責任。要通過機構改革的“三定方案”、工作分工和工作責任,對各崗位作出盡可能完備、細致的規定,要明確黨政之間、不同層級之間、正副職之間的責任,以便在實施責任追究時能夠確定相應的責任主體,也讓員工真正領悟自己崗位所負責任的內涵,認識到履行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明確工作事項。對工作,要根據公司發展規劃,制定明確的目標和指標,如施工產值、任務開發、綜合效益、安全質量等。對日常工作,要求機關各部門和各項目部根據目標,每月底上報次月工作計劃,由辦公室匯總后用電子郵件下發,月底對照月初工作計劃進行總結和分析,再制定下月工作計劃。為什么我們常遇到更換一個項目經理或部門負責人,都會暴露出許多問題,其原因就是我們許多事情未能跟蹤落實,一些問題一直捂著,換人之后才暴露出來,有時等發覺之時已非常嚴重。
(三)制定問責文件。在問責文件中,一是要確定問責事項,明確發生什么樣的情況或事情啟動問責程序;二是要規范問責程序,就是要規定在問責事項發生后,誰來啟動問責程序,如何確定問責對象、如何核查、如何追究等;三是要充分保證被問責人的申辯和申訴權,問責決定作出后,被問責人在一定時間內享有申訴的權利。
(四)實施問責。就是在平(日)常工作、考核和監督檢查 中,當發現問責事項后,相關部門依照問責文件啟動問責程序,依據崗位職責和工作安排確定問責對象,并做到問人與問制同時進行,在事情發生后不僅對人進行問責,還要進行制度層面的問責,進而進行制度的改進,不能白交學費,要研究產生事故的根源,看問題究竟發生在哪個環節?是制度存在缺陷,是執行不力,還是監督未能到位。
(五)加強配套制度建設。問責制的真正實行,還需要健全相關配套制度予以支持。要本著與時俱進的原則,對現有的規定、制度認真進行清理,該修改的要修改、該整合的要整合,以增強其適應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要本著開拓創新的原則,有針對性的推進相關制度建設。既要著力解決有關問責的實體性規范的空當問題,又要著力解決現有制度有關問責規定的細化和配套問題,還要著力解決確保問責制度都能得到有效的運用和執行的程序和機制問題。一般應建立或修訂員工處罰條例、安全質量管理辦法、項目成本管理辦法、黨委會議事規則、總經理辦公會議事規則、人事管理辦法等配套制度。
(六)營造問責文化。在問責制度和相關配套制度建立之后,單位領導要帶頭大力倡導并實施問責制,從而變成為大多數員工共同遵守的制度,必須讓全體員工尤其是中高層管理人員參與進來,讓員工感到自己參與了公司管理,從而營造出問責文化。具體做法:可以運用各種方法和工具,讓單位領導和大家一起認真地思考和研討:我們為什么要問責,我們為誰問責,我們問責的目的是什么?我們如何達到目的?我們以什么樣的態度和觀念來對待問責?我們的公司應該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
三、推行問責制應注意的事項
(一)問責事項要抓住根本。問責,不能不分輕重大小把單位所有問題統統拿出來問責,什么問題都問責,其結果往往什么責都問不成。因為,人無完人,任何人在生活、工作中都難免會有過錯過失,如果都拿來問責的話,那將出現人人都被問責的局面,這顯然是不可取的。再說,這么大的工作量也無法完成。所以,對應當問責的問題和事項必須設立門檻,只有那些事關全局、比較典型、比較嚴重、不良影響較大的問題或事項,才能拿出來問責。如工作責任目標任務無正當理由未能完成;重大決策程序執行不力,個人獨斷專行,導致重大決策失誤的;選拔任用干部違反規定程序、原則和紀律的;任職區域內發生重特大安全、質量、行車責任事故的;發現嚴重違反財經紀律行為或項目嚴重虧損、潛虧的;商務活動中違反規定,造成重大損失的等。
(二)責任核定要過程與結果并重。在問責事項發生后,不光看事情的后果,還要看員工處理事情過程中的態度和行為是否及時、努力和負責,要把這些因素在核定責任時考慮進去。在事情發生后積極施救是職責所在,而瞞報事故,給企業帶來進一步的損失的,就是對企業、對自己的不負責任。如果在事情發生后,員工做了他能做的一切,那么責任就該相應輕一些。如果采取不作為的態度,或者試圖隱瞞事實,就應該不折不扣地加以問責。問責的目的不是為了問責而問 責,而是為了教育和幫助員工。
(三)問責程序要可行和具有嚴肅性。要按照寧缺無濫的原則,力求做到每一個條款都是可行和管用的,沒的把握落實的條款寧可缺少。在現有情況下,有充分把握能做到什么樣子,就做出什么樣子的規定,必須把理想化的、形式主義的水分充分擠干,決不能放棄可行性原則去求完善、求嚴厲。同時,問責程序一旦頒布,那么就必須下決心狠抓落實,要堅決維護其嚴肅性,決不能把它當做擺設或宣傳工具。
管理的終級目標是解決問題,而問責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因此,施工企業推行問責制,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其有利于企業管理的積極一面,要讓問責制的嚴肅性和威懾力彌補企業管理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強人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結合實際,積極探索,不斷創新,逐步完善,讓其成為促進企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又一動力。
第四篇:工廠管理人員考核推行問責制度之我見
工廠管理人員考核推行問責制度之我見
為了強化工廠管理人員職責,健全內部約束和責任追究機制,使約束與激勵并舉,促進公司管理層恪盡職守,提高公司決策與經營管理水平,確保工作質量,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和減少過錯,建立務實、高效的團隊,摒棄“不作為”、“懶作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的不良風氣。以便在源頭上就將問題預防,控制并解決,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所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對公司的正常生產,日后的良性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鑒于以上情況,可試行工廠管理人員問責制度,指公司對車間領導班子、各車間配合部門,各車間的主要負責人(統稱“問責對象”)在生產管理,質量管理、安全管理、成本控制、監督檢查、客訴等等的工作職責范圍內由于過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部門職責,以致影響工作效率,工廠形象,損害公司或員工的合法權益,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的行為,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工廠管理人員問責制度的意義 第一,它是硬約束。制約,規范了管理層的權力,有多大的“權”就擔多大的“責”。而不會出現權力集中,但責任分散。這必將大大增強管理人員的責任意識。這是我們廠現在最缺乏的。
第二,它是寬范圍。以前車間內出現問題,只是追究具體當事人責任或具體負責人責任,生產經理及廠長并沒有被問責,有也被其推脫出去。該問責制度就是要明確確定車間最大責任人的責任,生產車間內的任何事情有問題,都是最大管理者在車間管理上做的不到位。
第三,它是民字牌。公開,透明,公正的管理人員問責制度,讓員工能知悉并參與對管理層的監督,知道管理層犯錯誤也會被處罰,在一定程度上能恢復員工對廠的信心,愿意繼續留在廠做,并且不會散播對我廠不利的流言。
第四,管理層的不做為,懶作為的風氣嚴重,如果不用問責辦法來增強其責任心,干好干壞一個樣,怎能保證做到大大影響到公司未來的良性發展。
工廠管理人員問責制度的特點
首先,它區分了責任,是誰的責任由誰來承擔。
其次,它重點追問的是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領導者,既不會“一竹篙打一船人,把所有的責任人同等處理,更不會“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只是拿具體責任者問罪。
第三,問責制問的是“責”,追究的是具體問題的具體過錯,不問功勞苦勞,不搞將功抵過,是真正的賞罰分明。
工廠管理人員問責制度的措施方向
工廠管理人員問責制度是一個誰來問責,向誰負責的問題。
要進一步細化并列出管理者的權責,更需設計出明確的失職狀態下的責任后果。制定規則,輔以監督,防止工廠管理人員問責制度流于形式。
第五篇:問責制
問 責 風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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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問責制起源于現代西方,是西方政黨政治的產物,經歷了長期了發展后,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運行機制和法律體系,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進行著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市民社會的發展進程。
問責制的特點是:問責的主體既包括行政領導又包括選民,并以選民的評判為主導,體現了現代政治的民主性;問責制的前提是官員職責明確,政府行為透明,體現了現代政府的責任性和行為的透明性;問責制通過法定程序,體現了程序的正義性;問責制對失職的官員來說不僅要承擔行政責任、司法責任,對通過政治任命的官員來說,而且要承擔政治責任,體現了權責相當、追究責任的普遍性和法定性。
行政問責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2001年4月21號,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正式實施,2003年非典期間,官員問責逐漸走進了公眾的視野,此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問責的制度化。進入2008年,各級黨政部門繼續積極推進問責制。2008年5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中,強調加快實行問責制。今年,一輪問責風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國南北,且覆蓋面呈現擴大趨勢,官員被問責原因多種多樣,問責方式也各有不同,確實這次中央問責的力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可以說中央在這次問責風暴當中顯示了他們治黨理政的一個決心,也是對民意的一個尊重和交代。
今年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先是波及全國的奶粉事件,后是山西潰壩事件,三起災難又接踵而至:黑龍江鶴崗煤礦大火,深圳龍崗特大火災,河南登封煤礦瓦斯突出事故——數百生命逝去讓人痛惜,暴露出的問題讓人驚心,曝光出的政府失職和官員瀆職讓人憤怒。惟一讓人稍感欣慰的是政府迅速掀起的問責風暴:繼孟學農引咎辭職和山西官場地震后,國家質檢總局局長引咎辭職了,石家莊市委書記免職了,深圳火災相關責任官員迅速免職,河南登封市市長礦難后第二天就被建議免職。這些因或重或輕、或大或小事由而丟官的現象正形成一股強烈的慣性思維沖擊:對過錯責任人就地免職已成為行政問責的必然。
問責不是一種政治表演,不是為了做給輿論看和討好公眾,不是為了安撫死難者家屬和平息公眾憤怒,而是讓官員為自己的失職承擔代價,在高調問責中震懾官員,從而避免悲劇的重復發生。殺雞儆猴,問責更多是做給官員看,強化官員的責任意識,所以我更關注官員對這場問責風暴的反應。公眾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烈,媒體又對問題緊追不放,問責制在輿論推動下日益制度化和常態化,看起來問責威懾的強度已經很大了。不過細想起來,這場問責風暴還沒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懾。
問責缺乏一種“違規即追究”、“失職即問責”的內在驅動機制,而是依賴于媒體和輿論的外在驅動。確實,許多事故發生后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問責很多時候并非制度自動驅動的,而是外在的輿論監督驅動的,是輿論關注的壓力迫使問責制度運轉起來。這種輿論依賴的表現是:只有某個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關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憤時,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相關部門啟動問責制,處理幾個官員給輿論一個交待。如果缺乏輿論關注或壓力很小,問責程序很難會正常運轉起來。在問責制成熟的國家,問責與事件影響大小和民憤沒有多大關系,問責制的運轉依賴的是“失職就必須擔責”這種責任倫理的驅動。這種“輿論依賴”讓官員對躲避問責心存僥幸。如果某種失職能夠瞞過媒體,也就能躲過問責。即使不幸成為輿論焦點而被問責了,當某一天淡出輿論視野的時候,也許一樣可以瞞著媒體悄悄地“帶病復出”。
問責并沒有常態化,并沒有貫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終。發生了重大事故才會啟動問責制,而像被審計署審計出違規審批了哪個項目,違規亂花了納稅人多少錢,錯誤決策造成了多大浪費,亂設許可侵犯民權這些細瑣、庸常、普通的“政誤”,則很少被追究責任。重大安全事故畢竟不會經常發生,只要不出大事自己就不會被問責。事實上,許多特大安全事故的發生正源于日常問責缺乏下一點點問題的緩慢積累——一次違規審批不了了之,一次監管失職輕松過關,一次亂設許可沒有追究,久而久之就給大事故埋下了隱患。大事故后再嚴加問責,可能只有暫時的震懾,好了傷痛忘了 1
疤,當風暴慢慢淡出輿論視野后官場會故態復萌。
提到問責,大家都會想到孟學農。因襄汾潰壩事故,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這是他在他的從政史上的第二次引咎辭職,第一次是大家都知道的2003年的非典期間從北京市長位置上辭職。上次丟官,不到五個月之后,他就擔任了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正部長級)、黨組副書記;您會發現,引咎辭職的他在短期內奇跡復出,而職位級別仍然是正部級,似乎問責并沒有給他的仕途帶來什么重大。而國家統計局前局長邱曉華被革職后,近期以中海油高級研究員的身份露面,輿論因此對不透明的高官復出制度提出廣泛質疑。一些官員因問責被免職后不久換個崗位繼續干的例子,已經讓不少人對“免職”這一“處罰”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當事官員和警戒后來者產生了懷疑,這些一免一任的現象的確值得人們深思。作為一個公共權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現了一個傷害公共權利,傷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沒有一個具體的人去承擔責任的話,既讓民心不順,同時也代表著對給予你權利的民眾的一種不尊重。透過這些人一波三折的官運,高官問責制呈現得很復雜,從向上級領導負責轉為向社會民眾負責猶有難度,特別是對改革深層次的行政目標似乎力有不逮。
今年,一輪問責風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國南北,且覆蓋面呈現擴大趨勢,官員被問責原因多種多樣,問責方式也各有不同。可以預見,如果能夠走向健全成熟并能在制度上加以配套,問責制度將繼黨內民主和村民選舉而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新看點。但是,在中國,要求發展出一套真正的問責制度,首先必須對問責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在目前的討論中,對問責制度還有不少的誤解:
第一個誤解是把問責制度簡單等同于引咎辭職。其實,引咎辭職僅僅是問責制度的一個方面,問責制度的內容不止于此。也不能把問責制度僅僅理解為責任追究制度,問責制度的確涉及到追究責任,但又不是簡單地表現為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
第二個誤解是把問責制度簡單理解為上問下責。如果問責制度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如果上級失職誰來追究上級的責任?如果問責制度就是上問下責的話,那么在最關鍵的地方,恰恰無人問責。這樣的“問責制度”也未必能帶來責任政府。
第三個誤解是把問責制看成是上級對下級某個已知的具體過失的懲罰。這種誤解把政府與官員的責任局限于具體的事件,包括施政的重大失誤,特別是重大責任事故,或“政治”責任事故。好像不發生事故,就不發生責任。這樣的問責制追問的是具體問題的具體過錯,變成一種純粹的懲戒措施。問題的關鍵是,只有平時認真負責,才能減少重大事故的發生。問責制度關鍵要解決的是,確保政府與官員在平時就充分承擔責任。而對官員因過失作出的懲戒,通常是在事故發生之后,已為時太晚。所以問責制度關注一切責任,懲戒則只關心事故的責任。
對于重大公共危機,一些政府部門已經養成了一種遮掩和壓制的“本能”。假如讓相關官員能夠以免職頂罪,這種“本能”就不會得到真正改變。其實,中國的許多政府部門何嘗不是以“隱瞞本能”應對重大危機?公開危機將被追究責任,很可能要被免職。而隱瞞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則可能蒙混過關,即便最終敗露,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免職。推進依法行政的同時,依法嚴究刑事責任可能是扭轉官員這種“隱瞞本能”的唯一辦法。
問責在制度設計上還有缺陷。問題嚴重到何種程度會撤職,追究責任會追到哪個級別和何種程度,除撤職外還須承擔何種責任,以后又如何復出——這些都似乎還沒有制度化和規范化,而只有這一切成為穩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給官員確定的預期。否則官員只會對同僚被問責充滿“碰上了就自認倒霉”的同情,而不會兔死狐悲地反思自身的職責。被問責者也會對被撤職毫無愧疚之感,滿含“那誰誰誰怎么就沒事”的委屈和悲憤,認為自己不過是一只平息民怨的替罪羊。
隨著我國社會法治化的不斷推進,尤其是近年來,人們對政務公開、透明的呼聲日益高漲,以及對廉潔、高效政府的要求不斷提升,問責制成為反腐倡廉中的一個人們普遍關心的熱點。問責制是現代國家,由選民和行政上級依法追究因失職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政府官員、特別是失職的政府高官責任,以強化和明確政府官員職責,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權力可能帶來腐敗的一種政治制度。問責制要求行政機關提高行政效能和效率,注重加強執行力和公信力建設。建設責任政府,對
公務員隊伍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現代政府發展的取向,一要各級政府官員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二要各級政府官員始終具有憲法法律的現代意識,并通過自己執掌一定公共權力的有利條件,忠實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依法理政;三要各級政府官員勇于承擔風險,勇于承擔責任,始終保持一種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精神狀態和工作熱情,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四要各級政府官員努力學習,不斷進取,通過自身思想理論素質和專業知識素質的不斷提高,以應對現代復雜局面下的公共管理;五要各級政府官員當好人民“公仆”,公正廉潔,艱苦奮斗,誠實面對公眾,接受人民對其行為的監督。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方法。
首先,要注重加快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崗位責任制。因為問責制是建立在官員職責明確,政府行為透明基礎之上的。我們要使每一位國家官員明確自己崗位的職責和所肩負的法律責任,克服傳統政府中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職責不清、職責不明、集體負責等于無人負責、工作失職,不予追究、也無法追究的現象。從而建立精干、到位、負責的政府工作機制。
其次,必須健全和完善政府行為的透明機制。政府行為的透明機制是問責制的核心內容,如果選民不了解政府官員的職責和行為,也就談不上什么監督和問責。美國憲法規定,國會必須就其每次會議的內容、辯論、表決、國會的開支等方面的情況向公眾定期發布。美國總統也必須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報告自己的工作情況。政府官員如果犯法,司法過程要公開,以確保公民的知情權。我們也要健全政府政務的公開制度,規定:按時、按地、按方式公布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基本情況、各級政府政務的事項和內容、行政或司法追究失職官員的過程和結果。同時我們還必須從制度上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公民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申訴等渠道獲得政務知情權的救濟,我們也有必要加大新聞監督的范圍和力度,以確保公民知情權的實現。
再次,必須建立和完善問責的程序制度,這是保證問責制實現的重要途徑。問責必須是合法的主體,如人大、選民、上級行政機關等;問責的事項必須是有法律意義的行政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等;問責必須通過法定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調查、申辯、審議、決定、復議、申訴等,這些程序都必須以法律具體規定。問責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運作,違反程序規定的問責是無效的。
而要保障問責制的實現,加強各級人大的問責權是關鍵。人大是我國人民參政、議政、實施法律監督的主要機構,也是實施問責制的最具權威的國家機構。各級人大也應切實履行自己的問責權,以保證民眾問責權的實現,人大可以將質詢權、特別問題調查權等固有的人大監督制度融于問責制之中,以健全和完善人大自身的問責制。
加強有關問責制的立法工作是健全和完善問責制度的重要方面。問責制必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們各級立法機關應將有關健全和完善問責制的立法列入立法規劃,從立法方面積極探索、支持問責制的健全和完善。
我國真正實行行政問責始于2003年“非典”時期,經歷了一個從行政問責個案到行政問責一般制度再到行政問責法律制度的過程,這說明了我過行政問責制已經從權力問責向法律問責轉變。可以說,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問責制已逐步成為依法治國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我國的行政問責制仍處于初級階段,在實際操作中還有很多不規范的行為,但我相信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度會逐漸趨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