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我縣勞務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與思考

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農民增收和經濟發展的“推力器”—對我縣勞務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與思考我縣是個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大，農村勞動力資源相當豐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許多農村勞動力紛紛跳出農業粗放經營的圈子，加入轉移的行列，極大地促進了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為了全面掌握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情

況，探求新形勢下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的制約因素與對策，促進勞務經濟發展，縣委政研室、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縣農調隊組成聯合調查組對此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和特點據抽樣調查推算，我縣2004年農村勞動力達42萬人，轉移2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66.7％，其中縣內轉移15萬人，占轉移勞動力的53.6％，縣外轉移13萬人，占轉移勞動力的46.4％，二者分別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5.7％和31.0％。進行轉移的勞動力從性別上看，男勞動力比例高于女勞動力，占總量比分別為57％、43％；從各年齡組構成來看，以青壯年為主體，90％以上的勞動力在16－48歲之間，其中30－39歲的比重最高，占39.4％，其次是20－29歲的占28％，40－49歲的占21.3％，19歲以下及50歲以上的占11.3％。縣內轉移以自發轉移為主要方式，主要轉向我縣的建材、竹木加工、建筑等第二產業和進城鎮從事商貿、餐飲等服務業。縣外轉移的形式主要有四種：

1、由勞動等有關部門和機構直接組織輸出；

2、通過勞務市場獲取信息外出；

3、依靠鄉友和親屬聯系外出；

4、純粹的自發轉移。具體有以下特點：

（一）轉移的流向以省外為重點。多年來，我縣農村勞動力向省外轉移高于省內轉移，省內轉移只占縣外轉移總量的8.7％。省外以廣州、深圳、珠海、浙江等沿海地區及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為勞動力轉移的熱點，轉向東部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的勞動力占87％，轉向西部地區的只占4.3％。如泗里河鄉在東莞市厚街鎮務工的勞動力就達4000余人。

（二）轉移的行業以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體。具體分5個層次：一是集中在廣東地區的工業普工，主要從事于工業企業的生產；二是廣州、深圳、珠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三星級以上賓館、導游等服務業；三是河南、安徽一帶的餅干、制糖等熟食加工業；四是廣東、北京等地的建筑業，主要在一些國家重點工程如人民大會堂防漏工程、奧運場館建設等工地從事泥木工；五是在廣州、北京等地開辦招待所。

（三）轉移的組織化程度較低。自發性轉移是我縣農村勞動力跨縣轉移的主要方式，大部分是依靠“血緣、人緣、地緣”關系，通過親屬帶領、親友介紹、本地外出人員帶動、自行外出闖蕩等方式進行轉移。據對8個勞務輸出重點鄉鎮的調查，通過勞動等部門或機構有組織進行轉移的平均值僅為5％。組織者主要以勞動部門和職業培訓機構為主，每年組織向縣外輸出勞動力在2000人左右。2004年我縣組織勞動力輸出情況單位輸出人數輸出地域縣勞動局跨省就業辦、勞動技工學校142沿海地區縣勞動局就業服務中心113沿海地區縣職業中專195北京、深圳、廣州、上海等大中城市通達電腦學校350深圳、廣州等沿海地區各鄉鎮勞動管理站877沿海地區及北京

（四）轉移的兼業性不太明顯。盡管轉移的勞動力保留著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但農業粗放經營的效益低下，加上來回往返費用高，所以即使在農忙季節，外出勞動力也一般很少回鄉投入第一產業的生產，轉移的兼業性不太明顯。勞動力一旦外出，在外務工的時間就較長，據抽樣調查推算，外出勞動力的年均務工時間為8.6個月。

（五）參與轉移的勞動力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總體來看，我縣北部地區轉移勞動力比南部地區多。其中馬跡塘、泗里河、武潭、大栗港、烏旗山等鄉鎮是勞務輸出的重點地區，泗里河鄉外出勞動力占該鄉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武潭、馬跡塘、烏旗山等鄉鎮外出務工者均達到各鄉鎮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8％；灰山港、河溪水、石牛江等鄉鎮的一些偏僻村也有部分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而縣城周邊鄉鎮出縣務工者相對較少。

（六）轉移的勞動力文化素質以初中及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為主。我縣外出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整體較高，大部分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有初中文化的占59.2％,高中文化的占18.4％，大中專或中等職業技術以上文化的占7.1％，小學文化的占15.3％。我縣勞動力轉移情況（據縣農調隊對100戶農戶抽樣調查推算）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促進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農村剩余勞動力實行轉移，是“不冒煙的工廠”，投資少，見效快，是一種隱形經濟。農民外出勞務不僅給自身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而且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促進我縣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一）增加了農民收入。在各產業中，農業的比較效益低下，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所獲得的實際報酬往往要大于農業，產業之間的這種收入差異，成為勞動力轉移的直接動力。近年來

第二篇：對我縣勞務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與思考

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農民增收和經濟發展的“推力器”—對我縣勞務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與思考我縣是個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大，農村勞動力資源相當豐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許多農村勞動力紛紛跳出農業粗放經營的圈子，加入轉移的行列，極大地促進了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為了全面掌握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情況，探求新形勢下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的制約因素與對策，促進勞務經濟發展，縣委政研室、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縣農調隊組成聯合調查組對此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和特點據抽樣調查推算，我縣2004年農村勞動力達42萬人，轉移2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66.7％，其中縣內轉移15萬人，占轉移勞動力的53.6％，縣外轉移13萬人，占轉移勞動力的46.4％，二者分別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5.7％和31.0％。進行轉移的勞動力從性別上看，男勞動力比例高于女勞動力，占總量比分別為57％、43％；從各年齡組構成來看，以青壯年為主體，90％以上的勞動力在16－48歲之間，其中30－39歲的比重最高，占39.4％，其次是20－29歲的占28％，40－49歲的占21.3％，19歲以下及50歲以上的占11.3％。縣內轉移以自發轉移為主要方式，主要轉向我縣的建材、竹木加工、建筑等第二產業和進城鎮從事商貿、餐飲等服務業。縣外轉移的形式主要有四種：

1、由勞動等有關部門和機構直接組織輸出；

2、通過勞務市場獲取信息外出；

3、依靠鄉友和親屬聯系外出；

4、純粹的自發轉移。具體有以下特點：

（一）轉移的流向以省外為重點。多年來，我縣農村勞動力向省外轉移高于省內轉移，省內轉移只占縣外轉移總量的8.7％。省外以廣州、深圳、珠海、浙江等沿海地區及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為勞動力轉移的熱點，轉向東部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的勞動力占87％，轉向西部地區的只占4.3％。如泗里河鄉在東莞市厚街鎮務工的勞動力就達4000余人。

（二）轉移的行業以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體。具體分5個層次：一是集中在廣東地區的工業普工，主要從事于工業企業的生產；二是廣州、深圳、珠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三星級以上賓館、導游等服務業；三是河南、安徽一帶的餅干、制糖等熟食加工業；四是廣東、北京等地的建筑業，主要在一些國家重點工程如人民大會堂防漏工程、奧運場館建設等工地從事泥木工；五是在廣州、北京等地開辦招待所。

（三）轉移的組織化程度較低。自發性轉移是我縣農村勞動力跨縣轉移的主要方式，大部分是依靠“血緣、人緣、地緣”關系，通過親屬帶領、親友介紹、本地外出人員帶動、自行外出闖蕩等方式進行轉移。據對8個勞務輸出重點鄉鎮的調查，通過勞動等部門或機構有組織進行轉移的平均值僅為5％。組織者主要以勞動部門和職業培訓機構為主，每年組織向縣外輸出勞動力在2000人左右。2004年我縣組織勞動力輸出情況單 位 輸出人數 輸 出 地 域縣勞動局跨省就業辦、勞動技工學校 142 沿海地區縣勞動局就業服務中心 113 沿海地區縣職業中專 195 北京、深圳、廣州、上海等大中城市通達電腦學校 350 深圳、廣州等沿海地區各鄉鎮勞動管理站 877 沿海地區及北京

（四）轉移的兼業性不太明顯。盡管轉移的勞動力保留著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但農業粗放經營的效益低下，加上來回往返費用高，所以即使在農忙季節，外出勞動力也一般很少回鄉投入第一產業的生產，轉移的兼業性不太明顯。勞動力一旦外出，在外務工的時間就較長，據抽樣調查推算，外出勞動力的年均務工時間為8.6個月。

（五）參與轉移的勞動力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總體來看，我縣北部地區轉移勞動力比南部地區多。其中馬跡塘、泗里河、武潭、大栗港、烏旗山等鄉鎮是勞務輸出的重點地區，泗里河鄉外出勞動力占該鄉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武潭、馬跡塘、烏旗山等鄉鎮外出務工者均達到各鄉鎮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8％；灰山港、河溪水、石牛江等鄉鎮的一些偏僻村也有部分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而縣城周邊鄉鎮出縣務工者相對較少。

（六）轉移的勞動力文化素質以初中及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為主。我縣外出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整體較高，大部分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 有初中文化的占59.2％,高中文化的占18.4％，大中專或中等職業技術以上文化的占7.1％，小學文化的占15.3％。我縣勞動力轉移情況（據縣農調隊對100戶農戶抽樣調查推算）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促進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農村剩余勞動力實行轉移，是“不冒煙的工廠”，投資少，見效快，是一種隱形經濟。農民外出勞務不僅給自身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而且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促進我縣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一）增加了農民收入。在各產業中，農業的比較效益低下，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所獲得的實際報酬往往要大于農業，產業之間的這種收入差異，成為勞動力轉移的直接動力。近年來，我縣一產業收入在占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1995年為52.7％，1998年下降到39.1％，2004年降至28.4％，而農民人均純收入2002年增加88元，達到2349元，其中外出

務工收入857元,占36.5％，在增加額中勞務輸出的工資性收入就占75％；農民外出務工收入遠高于從農業獲取的收入，如2004年在家從事一產業的勞平純收入僅1827元，而轉向省外勞動力的勞平收入達到4736元，二者相差1909元。因此，我縣農民收入在農業比較效益低下、農業收入減少的情況下仍有所增加，主要是勞務收入的增長。據推算，我縣僅轉移到縣外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收入每年在6－8億元之間，剔除在外消費，每年回流縣內的資金在5億元左右。武潭鎮勞管站與北京中國建筑設計院中建總公司聯系輸出勞動力127人 , 每人月工資達1800－2500元 , 除留足務工人員基本生活費外，該公司2002年直接匯入武潭鎮勞管站的勞動力工資共達128萬元(由鎮勞管站再分發給勞動力家屬)。

（二）加速了經濟結構調整。勞務經濟來源于二、三產業，勞動力轉移的程度越高，對二、三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就越大，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拉動效應就越明顯。從縣內轉移看，勞動力從比較效益低的第一產業轉移到比較效益高的二、三產業，促進了二、三產業的發展；從縣外轉移來看，轉移的勞動力在完成資本積累后，紛紛返鄉創業，投身二、三產業，擴大了產業規模。同時，促進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轉移勞動力帶回的資金為加大農業投入提供了保障，提高了種子、種苗、化肥、農藥、農機具等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力，從而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擴大再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大批的農民外出勞務，可提供大量的耕地轉包給種養能手和大戶，為加速土地的流轉、促進農業的規模經營、增加農業競爭力創造了條件。

（三）促進了民營經濟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促進了農民思想觀念的轉變。在外出務工者中，一部分人員完成了資金的原始積累，同時開闊了視野，增長了才干，帶回了先進的管理理念、技術及市場信息，為返鄉創業發展“回流型”經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近幾年來，我縣相繼涌現了一批回鄉創業發展民營企業的農民老板，如武潭鎮農民蔣國文在東莞打工幾年賺回80多萬元，先在深圳辦起了電子廠，后回鄉投資100萬元開辦了桃花江純凈水有限公司，成為當地民營企業的典型。大栗港鎮何介中打工完成資金積累后，建起了湘中皮件廠，安置本地勞動力120多人。據縣農調隊調查統計，2004年我縣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達3.4億元，其中用于發展企業的投資1.55億元 , 占當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45.9％,其中有半成以上為轉移勞動力返鄉創業的投資。武潭鎮2002年外出勞動力返鄉創業投入資金550多萬元，創辦企業37個，安置勞動力1000多人。

（四）擴大了消費內需。勞務收入的增長，提高了農村購買力，激活了農村消費市場。2004年全縣完成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1.22億元，其中農村5.09億元，占45.4％。農民開始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在居住、醫療衛生、文教娛樂等方面的消費明顯加大，2004年人平生活消費支出2693元，其中居住消費增長13.5％、醫療消費增長86.8％、文教娛樂消費增長29.2％。

（五）緩解了就業壓力。隨著耕地面積的減少、農業組織化程度的提高、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應用等，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不斷擴大，就業壓力增大，農村不穩定因素增多，而在縣內消化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就能為緩解就業壓力起到積極作用。2004年我縣農村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產業的僅為33.2％，在縣內轉移到鄉鎮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和進城鎮從事商貿、餐飲等服務業的為35.7％，而出縣勞務的達31.1％，相當于提供11.2萬個就業崗位。隨著我縣國有及鄉鎮企業體制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增多，就業形勢將更趨嚴峻，而有序組織勞動力轉移可成為我縣擴大就業的一條重要途徑。

三、影響我縣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我縣勞務經濟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在組織化程度、管理和服務水平、勞動力素質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制約因素。

（一）對勞動力轉移的認識不高，重視不夠。尤其是一些鄉村基層組織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在認識上存在誤區和偏差，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農民自己的事，與政府無關。同時，未充分認識到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所潛在的巨大推動作用，沒有把勞動力轉移擺到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議事日程上來，沒有把勞動力轉移作為一項經濟工作來抓。雖然我縣24個鄉鎮都設立了“勞動服務管理站”，但大多數只掛了個牌，有其名、無其實，特別是在鄉鎮勞管站與企業辦合并后，由于存在債務、編制、歸口管理等問題，大多是分灶吃飯，導致體制不順，經費短缺，工作難以落實。

（二）政策措施未配套，管理工作乏力。我縣勞務輸出雖然起步較早，但有關政策措施未配套，勞動力市場發育緩慢，機制和制度不健全，導致勞動力流動渠道不暢、有效組織化程度低，加上贏利性中介機構較多過濫，嚴重擾亂了勞動力市場秩序。一些所謂勞務輸出的中介機構，根本不具備勞務輸出條件，對勞動保障政策、法律法規等知之甚少，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往往只求把勞動力送出去，很少為農民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權益考慮，導致許多農民上當受騙。如去年一對夫婦到高橋、三堂街等鄉鎮發布假勞務信息，在騙取勞務介紹費后卻不知去向。

（三）一些農民外出勞務被侵犯合法權益。目前農民仍是弱勢群體，進城務工時工資被拖欠、無端遭搜身、毆打及由于工作環境惡劣所致工傷得不到賠償等侵權行為時有發生，同時一些用工單位要求交納保證金、簽訂不平等合同、克扣勞動者工資等現象較多，嚴重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四）一些農民外出勞務影響子女教育。由于農村外出打工的大多是青壯年農民夫婦，其子女正值上學求知的年齡，生活不能自理，只得寄放在年邁的父母或親友身邊，對子女學習和身心健康的培養不能提供良好的家庭環境，子女教育問題成為外出打工農民的一塊心病。

（五）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我縣轉移的勞動力的文化、法律、道德、技能等各方面素質參差不齊，整體偏低，所以大部分外出勞動力主要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目前，勞動力市場正由單純的體力型向專業型、技術技能型轉變，這給

第三篇：對我縣勞務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與思考

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農民增收和經濟發展的“推力器”—對我縣勞務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與思考我縣是個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大，農村勞動力資源相當豐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許多農村勞動力紛紛跳出農業粗放經營的圈子，加入轉移的行列，極大地促進了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為了全面掌握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情況，探求新形勢下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的制約因素與對策，促進勞務經濟發展，縣委政研室、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縣農調隊組成聯合調查組對此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和特點據抽樣調查推算，我縣2004年農村勞動力達42萬人，轉移2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66.7％，其中縣內轉移15萬人，占轉移勞動力的53.6％，縣外轉移13萬人，占轉移勞動力的46.4％，二者分別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5.7％和31.0％。進行轉移的勞動力從性別上看，男勞動力比例高于女勞動力，占總量比分別為57％、43％；從各年齡組構成來看，以青壯年為主體，90％以上的勞動力在16－48歲之間，其中30－39歲的比重最高，占39.4％，其次是20－29歲的占28％，40－49歲的占21.3％，19歲以下及50歲以上的占11.3％。縣內轉移以自發轉移為主要方式，主要轉向我縣的建材、竹木加工、建筑等第二產業和進城鎮從事商貿、餐飲等服務業。縣外轉移的形式主要有四種：

1、由勞動等有關部門和機構直接組織輸出；

2、通過勞務市場獲取信息外出；

3、依靠鄉友和親屬聯系外出；

4、純粹的自發轉移。具體有以下特點：

（一）轉移的流向以省外為重點。多年來，我縣農村勞動力向省外轉移高于省內轉移，省內轉移只占縣外轉移總量的8.7％。省外以廣州、深圳、珠海、浙江等沿海地區及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為勞動力轉移的熱點，轉向東部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的勞動力占87％，轉向西部地區的只占4.3％。如泗里河鄉在東莞市厚街鎮務工的勞動力就達4000余人。

（二）轉移的行業以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體。具體分5個層次：一是集中在廣東地區的工業普工，主要從事于工業企業的生產；二是廣州、深圳、珠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三星級以上賓館、導游等服務業；三是河南、安徽一帶的餅干、制糖等熟食加工業；四是廣東、北京等地的建筑業，主要在一些國家重點工程如人民大會堂防漏工程、奧運場館建設等工地從事泥木工；五是在廣州、北京等地開辦招待所。

（三）轉移的組織化程度較低。自發性轉移是我縣農村勞動力跨縣轉移的主要方式，大部分是依靠“血緣、人緣、地緣”關系，通過親屬帶領、親友介紹、本地外出人員帶動、自行外出闖蕩等方式進行轉移。據對8個勞務輸出重點鄉鎮的調查，通過勞動等部門或機構有組織進行轉移的平均值僅為5％。組織者主要以勞動部門和職業培訓機構為主，每年組織向縣外輸出勞動力在2000人左右。2004年我縣組織勞動力輸出情況單 位 輸出人數 輸 出 地 域縣勞動局跨省就業辦、勞動技工學校 142 沿海地區縣勞動局就業服務中心 113 沿海地區縣職業中專 195 北京、深圳、廣州、上海等大中城市通達電腦學校 350 深圳、廣州等沿海地區各鄉鎮勞動管理站 877 沿海地區及北京

（四）轉移的兼業性不太明顯。盡管轉移的勞動力保留著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但農業粗放經營的效益低下，加上來回往返費用高，所以即使在農忙季節，外出勞動力也一般很少回鄉投入第一產業的生產，轉移的兼業性不太明顯。勞動力一旦外出，在外務工的時間就較長，據抽樣調查推算，外出勞動力的年均務工時間為8.6個月。

（五）參與轉移的勞動力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總體來看，我縣北部地區轉移勞動力比南部地區多。其中馬跡塘、泗里河、武潭、大栗港、烏旗山等鄉鎮是勞務輸出的重點地區，泗里河鄉外出勞動力占該鄉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武潭、馬跡塘、烏旗山等鄉鎮外出務工者均達到各鄉鎮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8％；灰山港、河溪水、石牛江等鄉鎮的一些偏僻村也有部分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而縣城周邊鄉鎮出縣務工者相對較少。

（六）轉移的勞動力文化素質以初中及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為主。我縣外出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整體較高，大部分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 有初中文化的占59.2％,高中文化的占18.4％，大中專或中等職業技術以上文化的占7.1％，小學文化的占15.3％。我縣勞動力轉移情況（據縣農調隊對100戶農戶抽樣調查推算）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促進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農村剩余勞動力實行轉移，是“不冒煙的工廠”，投資少，見效快，是一種隱形經濟。農民外出勞務不僅給自身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而且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促進我縣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一）增加了農民收入。在各產業中，農業的比較效益低下，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所獲得的實際報酬往往要大于農業，產業之間的這種收入差異，成為勞動力轉移的直接動力。近年來，我縣一產業收入在占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1995年為52.7％，1998年下降到39.1％，2004年降至28.4％，而農民人均純收入2002年增加88元，達到2349元，其中外出務工收入857元,占36.5％，在增加額中勞務輸出的工資性收入就占75％；農民外出務工收入遠高于從農業獲取的收入，如2004年在家從事一產業的勞平純收入僅1827元，而轉向省外勞動力的勞平收入達到4736元，二者相差1909元。因此，我縣農民收入在農業比較效益低下、農業收入減少的情況下仍有所增加，主要是勞務收入的增長。據推算，我縣僅轉移到縣外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收入每年在6－8億元之間，剔除在外消費，每年回流縣內的資金在5億元左右。武潭鎮勞管站與北京中國建筑設計院中建總公司聯系輸出勞動力127人 , 每人月工資達1800－2500元 , 除留足務工人員基本生活費外，該公司2002年直接匯入武潭鎮勞管站的勞動力工資共達128萬元(由鎮勞管站再分發給勞動的良好氛圍。

（二）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素質的培訓。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同走出去的勞動力比、同城市的居民素質比，整體上有一定差距，影響了勞動力的外出轉移。要通過各種渠道和現有的各種教育設施，積極推行學歷文憑和職業資格證書并重的培訓，制定崗位培訓標準，加強職業證書考試的管理，使各類崗位培訓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千方百計提高勞動力素質。要實施品牌戰略，培養和儲備一技多能人才，使外出人員在激烈的人才市場競爭中具備較強的競爭力。

（三）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管理。為形成政府和社會多方為農村人口提供就業信息、技術培訓、咨詢、中介和合法權益保護的服務網絡，一是要采取措施，增加投入，加強城鄉溝通的勞動力市場硬件、軟件建設，規范社會中介、培訓機構的管理，培育多元化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載體。二是要以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重點，加強轉移勞動力的跟蹤服務和管理，對轉移的勞動力比較集中的地方，要引導建立黨團等組織和計劃生育管理網絡，并在勞動力轉移密度大的深圳、珠海、廣州等地區設立“勞務管理辦事處”。三是勞動、公安、工商等部門要緊密配合，加大打擊地下中介、非法中介的力度，規范勞動力市場。四是要加強基層勞管站建設，培育一支強有力的愛崗敬業、樂于奉獻的工作隊伍；加強鄉、村兩級信息聯絡員隊伍建設，及時掌握和發布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提高組織化程度，減少農村勞動力的盲目和無序流動。五是要培育和維護品牌形象。組織勞動力輸出的部門和機構，既要替用人單位把住勞動力的綜合素質關，又要為輸出勞動力把住用人單位的合法關，維護好雙方權益，嚴防弄虛作假和欺詐行為，培育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積極開拓國際勞務市場。據有關資料反映，我國勞動力資源占世界勞動力資源的五分之一，而勞務輸出僅是世界勞務輸出總量的3％左右，兩者極不相稱。面對入世帶來的新機遇，政府有關部門要放寬政策，積極開辟輸出渠道，努力開拓國際勞務市場。

（五）優化經濟發展環境。一方面，隨著各地勞務輸出規模的擴大，沿海等經濟發達、工資收入高的地區勞動力市場將趨于飽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內部轉移將成為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因此，要在擴大縣外轉移規模的同時，通過優化環境積極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來增加縣內消化勞動力轉移的能力，拓寬農村內部轉移的就業渠道。如我縣崛起的竹木制品加工業就有95％的從業人員來自農民，吸納勞動力9萬余人。另一方面，一些打工者在外地經過艱辛付出，積累了一定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回報家鄉的良好愿望。我們要主動與他們“攀親”，在支持、保護他們外出務工發展的同時，立足形成良性循環，鼓勵返鄉創業，并用招商引資的誠意和創造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吸引他們榮歸故里辦廠置業。

第四篇：石潭鎮勞務經濟發展調查與思考

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城鄉經濟的互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農民勞務收入不斷增長。但是，我鎮農村勞務經濟尚處于發展階段，還存在總量、速度、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也是促進我鎮農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一、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的發展及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一）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發展的現狀

我鎮農村剩余勞動力約有3.8萬人，去年勞務輸出的數量是17000人次，勞務收入達到了1.5個億，主要是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業等產業，以外輸（廣東等沿海地）為主，本鎮消化較少。今年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仍只有1.45萬人，與去年相比數量上會略低，呈遞減的趨勢，外輸產業、地方仍與以前差不多，技術工與普通工的結構略有點變化，出現技術上優化的趨勢，從收入的總數來說，也出現了一定的增加。總之，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發展仍不是很發達，亟待進一步提升。

（二）勞務經濟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是勞務經濟發展的資源保障，是勞務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而勞務經濟發展又直接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減。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3年我鎮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42元，其中，有外出勞動力的農戶人均純收入為2632元，而沒有外出勞動力的農戶人均純收入為1917元，二者相差700元，直接拉動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約500元。據測算，非農勞動力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民人均勞務收入約增加80元。二是勞務收入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的不斷發展,對農民收入起到了積極的拉動和支撐作用。調查資料表明，2003年我鎮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42元，比1990年的1210元增加1232元，增長1.1倍，年均增長速度為7.5%，而2003年勞務收入為8000萬元,比1990年增長10倍,年均增長速度為14.3%，勞務收入的增長比農民純收入增長快6.8個百分點，勞務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21.9%。可見，勞務經濟的發展已成為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二、勞務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問題（1）勞務經濟發展總量偏小、速度緩慢（從我鎮的發展現狀可以看出）。

(二)勞務技術含量低，擇業機會少

由于受傳統生產方式的影響，我鎮農民以糧為本的觀念根深蒂固，糧食生產以外的勞動技能低下，以從事簡單的生產性勞務為主，勝任不了技術較高的生產性勞務。因此，我鎮外出勞動力大多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業等產業，基本上是靠出賣體力而獲取就業機會。據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在我鎮農村轉移勞動力中，90%以上從事純體力勞動。就目前而言，我鎮農民受教育的程度總體水平不高，科學文化素質明顯偏低。據2003年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鎮農村勞動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8.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6%，小學以下的占32.6%。另外，在全部勞動力中，受過系統職業技能培訓的只占4.5%，說明我鎮農村的成人職業技能教育十分薄弱。

（三）勞動力轉移周期短，穩定性差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外出打工的熱情有所下降，也是因為受傳統思想觀念和對外地勞務用工信息不靈影響，大部分農民尋找就業很盲目。在轉移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中，多數是在不放棄家庭經營生產的前提下，尋找臨時性的打工機會，農忙時回家務農，農閑時外出打工，還不能實現完全轉移。這種非正式就業方式，仍屬兼業性質，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短的特點。另一方面,由于我鎮外出打工的農民，缺乏專業技術技能，大多數是屬于“有啥活，干啥活，有活就干，無活則散”的那種自發的、盲目的、無序流動狀態，致使勞務經濟發展也缺乏足夠的穩定性。很多農民反映“工作難找”、“進城工作不穩定”。

（四）社會保障體系功能弱，農民外出務工熱情低

農民愈來愈強的外出打工欲望是發展勞務經濟的積極因素，但如果農民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或受到損傷，勢必打消農民外出打工的熱情。在調查中了解到，一是工資無保障。有些用人單位故意長期拖欠、克扣打工人員工資，不按期發放，有的農民辛苦一年，分文未得。二是缺少必要的生產安全保障

第五篇：石潭鎮勞務經濟發展調查與思考

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城鄉經濟的互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農民勞務收入不斷增長。但是，我鎮農村勞務經濟尚處于發展階段，還存在總量、速度、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也是促進我鎮農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一、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的發展及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一）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發展的現狀

我鎮農村剩余勞動力約有3.8萬人，去年勞務輸出的數量是17000人次，勞務收入達到了1.5個億，主要是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業等產業，以外輸（廣東等沿海地）為主，本鎮消化較少。今年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仍只有1.45萬人，與去年相比數量上會略低，呈遞減的趨勢，外輸產業、地方仍與以前差不多，技術工與普通工的結構略有點變化，出現技術上優化的趨勢，從收入的總數來說，也出現了一定的增加。總之，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發展仍不是很發達，亟待進一步提升。

（二）勞務經濟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是勞務經濟發展的資源保障，是勞務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而勞務經濟發展又直接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減。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3年我鎮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42元，其中，有外出勞動力的農戶人均純收入為2632元，而沒有外出勞動力的農戶人均純收入為1917元，二者相差700元，直接拉動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約500元。據測算，非農勞動力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民人均勞務收入約增加80元。

二是勞務收入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的不斷發展,對農民收入起到了積極的拉動和支撐作用。調查資料表明，2003年我鎮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42元，比1990年的1210元增加1232元，增長1.1倍，年均增長速度為7.5%，而2003年勞務收入為8000萬元,比1990年增長10倍,年均增長速度為14.3%，勞務收入的增長比農民純收入增長快6.8個百分點，勞務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21.9%。可見，勞務經濟的發展已成為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二、勞務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1）勞務經濟發展總量偏孝速度緩慢

（從我鎮的發展現狀可以看出）。

(二)勞務技術含量低，擇業機會少

由于受傳統生產方式的影響，我鎮農民以糧為本的觀念根深蒂固，糧食生產以外的勞動技能低下，以從事簡單的生產性勞務為主，勝任不了技術較高的生產性勞務。因此，我鎮外出勞動力大多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業等產業，基本上是靠出賣體力而獲取就業機會。據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在我鎮農村轉移勞動力中，90%以上從事純體力勞動。就目前而言，我鎮農民受教育的程度總體水平不高，科學文化素質明顯偏低。據2003年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鎮農村勞動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8.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6%，小學以下的占32.6%。另外，在全部勞動力中，受過系統職業技能培訓的只占4.5%，說明我鎮農村的成人職業技能教育十分薄弱。

（三）勞動力轉移周期短，穩定性差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外出打工的熱情有所下降，也是因為受傳統思想觀念和對外地勞務用工信息不靈影響，大部分農民尋找就業很盲目。在轉移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中，多數是在不放棄家庭經營生產的前提下，尋找臨時性的打工機會，農忙時回家務農，農閑時外出打工，還不能實現完全轉移。這種非正式就業方式，仍屬兼業性質，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短的特點。

另一方面,由于我鎮外出打工的農民，缺乏專業技術技能，大多數是屬于“有啥活，干啥活，有活就干，無活則散”的那種自發的、盲目的、無序流動狀態，致使勞務經濟發展也缺乏足夠的穩定性。很多農民反映“工作難找”、“進城工作不穩定”。

（四）社會保障體系功能弱，農民外出務工熱情低

農民愈來愈強的外出打工欲望是發展勞務經濟的積極因素，但如果農民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或受到損傷，勢必打消農民外出打工的熱情。在調查中了解到，一是工資無保障。有些用人單位故意長期拖欠、克扣打工人員工資，不按期發放，有的農民辛苦一年，分文未得。二是缺少必要的生產安全保障。如一些在建筑、運輸、化工、采掘等單位打工的民工，不能及時得到必要的安全防護設施及保護用品，使民工生產安全得不到保障；三是子女就學無保障。一些常年在外地務工的農民，其子女上學非常困難，農民對此反響很大。

三、制約我鎮農村勞務經濟發展的因素分析

（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結構的制約

勞務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長期以來，在優先發展城市工業化的戰略下，逐步形成了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城鄉差別。在社會勞動力使用方面，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的慣性作用，已經形成了城市勞動力就業的優勢地位，農村勞動力不能與城市勞動力平等地分享新增的就業崗位。農村勞動力只能以“編外”人的身份，從事多數城市勞動力不愿干的苦、臟、累、險的工作。由于農民就業難度大，近幾年出現了外出打工人員回流的現象。據統計調查，近幾年我鎮每年都有10%左右外出勞動力回流，呈遞減趨勢。

（二）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水平低的制約

一是農村工業化水平較低，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嚴重滯后，鄉鎮企業發展乏力，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衰竭，農民就業空間狹窄；二是農村城鎮化水平較低，我鎮小城鎮建設雖有較大的發展，但與大城市發展相脫節，聯接城鄉經濟發展的功能不夠完善，中心城市的聚集及輻射功能不強，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崗位的增加。

（三）勞動力素質的制約

就目前我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