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件訴理分析報告(0251)
案件訴理分析報告
A、0251號
一、案情簡述
2006年12月31日武漢市大衡工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司)與無錫華聯精工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聯精工)訂立合同并簽署《技術協議》,由貴司委托無錫華聯科技集團(以下簡稱華聯科技)為武昌造船廠設計、制造平面拼板焊接裝臵OSW-1型設備一臺,合同金額217萬元; 2008年1月23日,貴公司再度與華聯精工訂立《工業品買賣合同》并簽署《技術協議》,由貴司委托華聯科技為武昌造船廠設計、制造、安裝、調試數控(干式)等離子/火焰切割機一臺,合同金額135.2萬元; 2013年12月30日華聯精工向無錫高新科技產業開發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貴司支付設備加工款24.2萬元并支付逾期付款銀行利息。
二、本案的爭議焦點
(一)本案涉及兩個合同,是否能夠融于一個訴訟進行合并審理;
(二)華聯精工訴請中24.2萬元的性質;貴司拒絕支付是否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三)本案是否存在訴訟時效問題。
三、針對本案爭議焦點的法律分析
(一)本案涉及兩個獨立的法律關系,不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合并審理的相關規定,依法不應合并審理。
1、《民事訴訟法》對合并審理情形作出明確規定,本案并不符合法定合并審理條件。
《民事訴訟法》第140條明確規定:“原告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提出反訴,第三人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可以合并審理。”此外,《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即共同訴訟案件也可以合并審理。除此以外,《民事訴訟法》中再無關于“合并審理”的相關明文規定。綜觀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條件,合并審理于法無據。
2、本案兩份合同無論在訴訟標的、價款支付、訴訟時效等方面均存在差異,系兩個獨立的法律關系,相互間并無關聯。合并審理易產生事實上的混淆,不利于厘清合同關系和適用法律,對于糾紛的解決并無實際意義。
(二)華聯精工訴稱貴司欠付余款24.2萬元在性質上為質保金,若貴司有證據證明華聯精工承攬加工的設備在質保期內存在質量問題,且長期未采取有效措施解決,貴司拒絕支付該筆貨款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涉案兩份合同中均作出如下約定:“余款5%為質保金,一年質保期滿后付清”。華聯精工將該條款理解為附期限付款約定,認為一年質保期滿即滿足付款條件,據此提出清償訴請。本所律師認為原告的前述認定存在明顯錯誤,原因在于:
1、參照《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第二條、第八條相關規定:“保證金是用以保證承包人在缺陷責任期內對建設工程出現的缺陷進行維修資金”“缺陷責任期內,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應負責維修,并承擔鑒定及維修費用,否則發包人可按合同約定扣除保證金。”據此,若華聯精工交付使用的設備確實存在質量問題,且長期未得到妥善解決,貴司是可扣除該部分5%質保金用于設備維修的,但必須提供以下證據證明扣除的合理性:
(1)若主張該質保金用于維修,則既需要證明質保期內設備存在質量問題,又需要證明確實發生維修(費用);
(2)若主張違約扣除質保金,則需在合同中作出明文約定;(因合同中無相關約定,故無法主張扣除);
2、該條款不僅為附支付期限條款,同時也是附支付條件的條款,只有在質保期不出現質量問題或質量問題能夠妥善得到解決時,方才支付質保金。
綜上,在滿足前述證明條件的基礎上,貴司拒絕支付質保金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三)本案存在超越訴訟時效可能。
所謂訴訟時效是指民事權利受到侵害的權利人在法定的時效期間內不行使權利,當時效期間屆滿時,人民法院對權利人的權利不再進行保護的制度。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相關規定,訴訟時效一般為兩年,自權利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侵害之日起計算。本案中,訴訟時效原則上均應從質保期屆滿之日起結算,而質保期又自設備驗收合格后計算,鑒于涉案合同存在差異,具體而言:
1、2006年12月31日簽訂的合同關于設備驗收合格有兩種認定標準:
(1)合同生效后6個月內終驗收完畢;
(2)合同約定驗收合格后付合同總金額的25%,即當合同金額217萬支付到95%時視為驗收合格。
相對應的,該合同時效期截至日期分別為:(1)2010年7月;(2)付款至95%時當日往后推3年(質保期1年,時效2年);若時效期已過,則華聯精工的訴請便無法得到法院支持。
2、2008年1月23日簽訂的合同關于設備驗收無相關規定,根據《合同法》第157條、158條相關規定:“買受人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買受人應當在發現或者應當發現標的物的數量或質量不合符約定的合理期限內通知出賣人,買受人在合理期間內未通知或者自標的無收到之日起兩年內未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符合約定”,即存在以下兩種情況:
(1)合理期限未通知,視為默認驗收合格。即自收到設備之日起計算,往后倒推三年為時效截止期。(大約至2011年5月,已過時效)
(2)合理期限內通知,即表明未驗收,則目前尚處質保期,尚未達到支付質保金的成就條件。
四、本案存在的訴訟風險及應對措施。
(一)人民法院依職權合并審理的風險。
雖然本案不具備合并審理的條件,但鑒于本案由無錫市高新科技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管轄,出于地方保護主義等原因,仍然存在合并審理的可能。若出現該情況,本所律師擬采取以下措施予以應對:
1、庭審中明確指出涉案兩個合同的獨立性,把控兩份合同中關于時
效、價款支付條件等有重大差異之處,針對兩份合同分別予以舉證、質證,引導法官分別查明事實予以審理,使合并審理徒有其形;
2、若法院執意合并審理,且審理結果明顯對貴司不利,亦可采取上訴方式維權。
(二)因舉證不能導致貴司抗辯主張不能得到支持的風險。
1、若貴司主張扣留質保金系合法行為,則貴司需舉證證明華聯精工承攬加工的設備確實存在質量問題(用戶開出證明),且貴司有書面要求其維修的函件以及對方拒不履行的相關證明;若貴司主張自行維修,需從質保金中扣除相應金額,還需提供相應維修報銷票據。
2、若貴司主張已過訴訟時效,則貴司需確保,截至原告起訴前倒推兩年(即至2011年12月19日前),貴司并未因涉案合同項目向原告支付過任何賬款。
(三)若原告提出申請要求貴司返還保證金,貴司未做明確答復,經原告催告后14日內仍未答復的,有被法院認定為同意返還保證金的風險。(規定詳情參照《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第十條)
五、針對本案的若干意見
(一)貴司需查明因涉案兩份合同共計支付原告價款總額并提供相應付款憑證,以明確本案訴請金額是否準確,是否存在訴訟時效中斷的問題;
(二)鑒于本案系在無錫審理,且貴司未能向法院提供有利證據,審判結果可能對貴司不利,建議先采取庭下調解方式溝通協調。
本分析報告系根據貴司提供給本所的現有證據分析、論證得出,并不能完全還原本案客觀真實;僅供貴公司參考,不得用作他途。
第二篇:案件訴理分析報告(0251)
案件訴理分析報告
A、0251號
一、案情簡述
2006年12月31日武漢市大衡工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司)與無錫華聯精工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聯精工)訂立合同并簽署《技術協議》,由貴司委托無錫華聯科技集團(以下簡稱華聯科技)為武昌造船廠設計、制造平面拼板焊接裝臵OSW-1型設備一臺,合同金額217萬元;
2008年1月23日,貴公司再度與華聯精工訂立《工業品買賣合同》并簽署《技術協議》,由貴司委托華聯科技為武昌造船廠設計、制造、安裝、調試數控(干式)等離子/火焰切割機一臺,合同金額135.2萬元;
2013年12月30日華聯精工向無錫高新科技產業開發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貴司支付設備加工款24.2萬元并支付逾期付款銀行利息。
二、本案的爭議焦點
(一)本案涉及兩個合同,是否能夠融于一個訴訟進行合并審理;
(二)華聯精工訴請中24.2萬元的性質;貴司拒絕支付是否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三)本案是否存在訴訟時效問題。
三、針對本案爭議焦點的法律分析
(一)本案涉及兩個獨立的法律關系,不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合并審理的相關規定,依法不應合并審理。
1、《民事訴訟法》對合并審理情形作出明確規定,本案并不符合法定合并審理條件。
《民事訴訟法》第140條明確規定:“原告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提出反訴,第三人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可以合并審理。”此外,《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即共同訴訟案件也可以合并審理。除此以外,《民事訴訟法》中再無關于“合并審理”的相關明文規定。綜觀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條件,合并審理于法無據。
2、本案兩份合同無論在訴訟標的、價款支付、訴訟時效等方面均存在差異,系兩個獨立的法律關系,相互間并無關聯。合并審理易產生事實上的混淆,不利于厘清合同關系和適用法律,對于糾紛的解決并無實際意義。
(二)華聯精工訴稱貴司欠付余款24.2萬元在性質上為質保金,若貴司有證據證明華聯精工承攬加工的設備在質保期內存在質量問題,且長期未采取有效措施解決,貴司拒絕支付該筆貨款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涉案兩份合同中均作出如下約定:“余款5%為質保金,一年質保期滿后付清”。華聯精工將該條款理解為附期限付款約定,認為一年質保期滿即滿足付款條件,據此提出清償訴請。本所律師認為原告的前述認定存在明顯錯誤,原因在于:
1、參照《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第二條、第八條相關規定:“保證金是用以保證承包人在缺陷責任期內對建設工程出現的缺陷進行維修資金”“缺陷責任期內,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應負責維修,并承擔鑒定及維修費用,否則發包人可按合同約定扣除保證金。”據此,若華聯精工交付使用的設備確實存在質量問題,且長期未得到妥善解決,貴司是可扣除該部分5%質保金用于設備維修的,但必須提供以下證據證明扣除的合理性:
(1)若主張該質保金用于維修,則既需要證明質保期內設備存在質量問題,又需要證明確實發生維修(費用);
(2)若主張違約扣除質保金,則需在合同中作出明文約定;(因合同中無相關約定,故無法主張扣除);
2、該條款不僅為附支付期限條款,同時也是附支付條件的條款,只有在質保期不出現質量問題或質量問題能夠妥善得到解決時,方才支付質保金。
綜上,在滿足前述證明條件的基礎上,貴司拒絕支付質保金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三)本案存在超越訴訟時效可能。所謂訴訟時效是指民事權利受到侵害的權利人在法定的時效期間內不行使權利,當時效期間屆滿時,人民法院對權利人的權利不再進行保護的制度。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相關規定,訴訟時效一般為兩年,自權利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侵害之日起計算。本案中,訴訟時效原則上均應從質保期屆滿之日起結算,而質保期又自設備驗收合格后計算,鑒于涉案合同存在差異,具體而言: 1、2006年12月31日簽訂的合同關于設備驗收合格有兩種認定標準:(1)合同生效后6個月內終驗收完畢;
(2)合同約定驗收合格后付合同總金額的25%,即當合同金額217萬支付到95%時視為驗收合格。
相對應的,該合同時效期截至日期分別為:(1)2010年7月;(2)付款至95%時當日往后推3年(質保期1年,時效2年);若時效期已過,則華聯精工的訴請便無法得到法院支持。2、2008年1月23日簽訂的合同關于設備驗收無相關規定,根據《合同法》第157條、158條相關規定:“買受人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買受人應當在發現或者應當發現標的物的數量或質量不合符約定的合理期限內通知出賣人,買受人在合理期間內未通知或者自標的無收到之日起兩年內未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符合約定”,即存在以下兩種情況:
(1)合理期限未通知,視為默認驗收合格。即自收到設備之日起計算,往后倒推三年為時效截止期。(大約至2011年5月,已過時效)
(2)合理期限內通知,即表明未驗收,則目前尚處質保期,尚未達到支付質保金的成就條件。
四、本案存在的訴訟風險及應對措施。
(一)人民法院依職權合并審理的風險。
雖然本案不具備合并審理的條件,但鑒于本案由無錫市高新科技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管轄,出于地方保護主義等原因,仍然存在合并審理的可能。若出現該情況,本所律師擬采取以下措施予以應對:
1、庭審中明確指出涉案兩個合同的獨立性,把控兩份合同中關于時效、價款支付條件等有重大差異之處,針對兩份合同分別予以舉證、質證,引導法官分別查明事實予以審理,使合并審理徒有其形;
2、若法院執意合并審理,且審理結果明顯對貴司不利,亦可采取上訴方式維權。
(二)因舉證不能導致貴司抗辯主張不能得到支持的風險。
1、若貴司主張扣留質保金系合法行為,則貴司需舉證證明華聯精工承攬加工的設備確實存在質量問題(用戶開出證明),且貴司有書面要求其維修的函件以及對方拒不履行的相關證明;若貴司主張自行維修,需從質保金中扣除相應金額,還需提供相應維修報銷票據。
2、若貴司主張已過訴訟時效,則貴司需確保,截至原告起訴前倒推兩年(即至2011年12月19日前),貴司并未因涉案合同項目向原告支付過任何賬款。
(三)若原告提出申請要求貴司返還保證金,貴司未做明確答復,經原告催告后14日內仍未答復的,有被法院認定為同意返還保證金的風險。(規定詳情參照《建設工程質量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第十條)
五、針對本案的若干意見
(一)貴司需查明因涉案兩份合同共計支付原告價款總額并提供相應付款憑證,以明確本案訴請金額是否準確,是否存在訴訟時效中斷的問題;
(二)鑒于本案系在無錫審理,且貴司未能向法院提供有利證據,審判結果可能對貴司不利,建議先采取庭下調解方式溝通協調。
本分析報告系根據貴司提供給本所的現有證據分析、論證得出,并不能完全還原本案客觀真實;僅供貴公司參考,不得用作他途。
第三篇:2013年來涉法涉訴案件形式分析報告
xxx2013年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形勢
分 析 報 告
2013年,在市委政法委的堅強領導和正確指導下,區委政法委團結帶領全區政法系統廣大干部職工,狠抓涉法涉訴信訪的各項工作落實,在全區范圍內先后開展了集中清理涉法涉訴信訪積案活動、案件評查活動、政法機關領導干部大接訪活動,從根本上改變了全區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格局,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大多數都給予了妥善處臵。
一、總體情況: 2013年,全區各政法機關共登記涉法涉訴信訪案件67件,其中法院26件,檢察院21件,公安分局11件,司法局無,政法委9件;共受理40件,其中法院26件,檢察院14件,公安局11件,總受理率約60%,其中法院與公安分局受理率為100%。受理的案件中,有13件涉及到法院的執行問題,執行難的問題比較突出。
二、2013年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的規律特點:
一是信訪總量大幅提升。與2012年相比,我區的信訪總量大幅提升,但政法委系統的信訪量在減少。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轄區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
二是信訪案件以人訪為主。在67件涉法涉訴案件中,人訪占55件,來信訪占12件。
法律宣傳和勸阻,一意孤行,不是通過正當的渠道依法反映,而是有意將某一實事向多個部門以傳單式散發,對政法機關和政法干警進行惡意攻擊和報復,以達到個人某種目的。
三、我區主要的一些工作做法:
經過近幾年來的工作實踐,我們總結出來一些工作做法:
(一)推行首接首辦制。哪個政法干警首接的涉法上訪案件,就歸誰辦理,且要負責到底,不得中途無故換人,避免工作推諉扯皮現象,直到案件息訪為止。
(二)推行案件倒查制。在哪個單位形成的涉法上訪案件由哪個單位主辦,不管將來人員如何變動都由原辦案單位責任人負責。
(三)推行案件回訪制。要求辦案人員在案件辦結后,定時不定時回訪上訪人,及時了解其思想狀況,穩定其情緒,最大限度地避免重訪現象的發生。強化督導,提高案件辦結率,民事附帶賠償要到位。
(四)對癥施治,選準工作切入點。具體工作方法:
1、“單刀直入法”。對那些案情不復雜,經做工作就可以結案的,責令辦案單位和辦案人員限期結案,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法律渠道還當事人一個公正,還當事人一個明白。
2、“聯合辦公法”,即對比較復雜的案件,由政法委牽頭,公、檢、法、司“四長”參加,一起分析案情,共同協調處理。為使當事人心服口服,還應當事人要求,讓上訪人反映的問題在近期內有處說、有人管、有人辦。
3、“嚴厲打擊法”。即對個別鉆政策和法律空子的無理
上訪、纏訪、違犯信訪條例和法律法規的,通過法律程序予以處臵,絕不手軟。
四、解決涉法涉訴信訪的對策:
(一)堅持依靠黨委、政府解決問題的原則。涉法涉訴信訪雖然反映的是涉及有關法律問題,但不能完全依靠法律去解決,一些問題需要依靠黨委、政府協調解決,要把涉法信訪工作納入齊抓共管的大信訪格局,不能孤立地就信訪談信訪,就法律講法律。要自覺服從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積極依靠黨委、政府解決問題。同時,要按照有關規定接受人大、政協及紀檢監察等部門的監督,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二)加強組織領導,構建“大信訪”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各部門主要領導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層層抓落實的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工作責任制。進一步完善涉法涉訴信訪工作領導小組例會和聯席會議制度、涉法涉訴信訪隱患報送制度、重大疑難涉法涉訴信訪案協調處理制度以及督查督辦、責任追究等制度,強化各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努力形成職責明確、責任落實的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格局。
(三)暢通信訪渠道,提高信訪工作效率和質量。要堅持“宜疏不宜堵、宜順不宜激”的原則,加強接訪人和上訪人的溝通,預防和減少在反映問題、認定問題等環節上的爭議和偏差。對重大、疑難案件,要實行領導包案,成立聯合工作組,全程督辦,確保問題徹底解決。對牽涉面廣、情況復雜的涉法涉訴信訪案,要采取“一案一策”的辦法,組織專題研究,重點解剖,攻堅克
第四篇:涉訴信訪案件分析思路
從近年來各地法院面臨的信訪實際及黨委、人大、政府等部門的關注程度來看,涉訴信訪已成為法院面臨的主要工作,且已處于與法院的審判、執行同等重要的地位。涉訴信訪案件處理的好壞與否,也成了影響社會穩定、司法和諧和群眾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當前,法院的大部精力被拖在了涉訴信訪案件的處理上。特別是在重大活動等敏感時期,以穩控、協調、補那一世小說網 穿越小說網 網游小說網 http://www.tmdps.cn償等為主要內容的涉訴信訪就更成了法院的重頭工作。長期以來,無理訪、重復訪、越級訪、纏訪、鬧訪等問題,成了法院疲于應付的難題,不僅嚴重損害了法院形象和法律權威,也給法院正常的審判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從“關注信訪,解決民生”發展到今天的“信訪難”,涉訴信訪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其設立之初的目的和初衷何以逐漸演變為今天的難以破解的局面?本文以此對涉訴信訪中的相關問題進行反思,以嘗試對影響涉訴信訪的相關因素做以分析,并對建立涉訴信訪案件審理機制的必要性做一思考。
一、影響涉訴信訪的因素分析
都說“法院信訪工作是密切人民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聯系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是維護法律尊嚴和樹立司法權威的重要渠道。”但從近年來人民法院審理涉訴信訪案件的情況來看,雖然各級法院都付出了極大的人力和財力,但越是起勁的審理,涉訴信訪越是“火爆”,倒成了人民法院一個難以解脫的“包袱”。涉訴信訪處理過程中的弊端也由此顯現:
1、程序提起的隨意性。
沒有比涉訴信訪案件更容易進入程序的了。復查多次的案件,仍然能輕易地通過各種途徑再次進入復查程序。一般的訴訟案件要進入程序,法律都規定了嚴格的起訴條件和審查程序,以及相應的監督程序。而涉訴信訪則不然。以申訴再審為例,新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了較為明確的提起申訴的條件和審查期限,人民法院也為了增強公開性而創新了申訴聽證等審查形式,使其漸趨嚴格和規范。但在上訪人轉而向領導機關上訪,甚至纏訪、鬧訪,越級上訪,亦或揚言進京上訪時,各級領導機關隨手的簽批、轉辦,即可輕易使案件進入再審程序。由此導致了個別訴訟案件當事人對于幾年前、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的法院裁判仍然申訴不止,企圖通過這種渠道引發再審。還有的案件則更是反復再審仍不能息訴。
目前多數人都將案件的質量做為涉訴信訪案件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認為是案件審理不公,才致使當事人不能服判息訴,多方尋求救濟。但從申訴案件的實際審查情況來看,真正進入再審程序并被改判的也只占整個申訴案件的3‰左右。從全國法院的涉訴信訪案件來看,2003年至2007年通過申訴信訪使生效案件被改判、發回重審或駁回起訴的比例也僅為2.51%,申訴信訪所涉及的案件存在實體處理和程序違法等問題極少[1]。另外,對信訪本身的調查顯示,實際上通過上訪解決的問題也只有2‰,有90.5%的是為了“讓中央知道情況”,88.5%是為了“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2]。
盡管如此,企圖通過申訴使案件得以再審的上訪人依然在執著地上訪,究其原因應當是,涉訴信訪向當事人提供了一種在法律程序之外解決糾紛的途徑。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途徑的隨意性和便捷性,使得申訴信訪案件的處理,以及整個訴訟程序,都陷入了一種極為無序的狀態。法院在這里面所扮演的實際上就是“消防隊員”的角色,哪里著了火就按照指示去哪里滅火。
2、處理結果的非正當性。
由于信訪案件的處理沒有可以遵守的規范,具體的處理結果取決于上訪人與處理單位的協商和討價還價,因而決定了信訪案件從受理到解決的整個過程的極大任意性。涉訴信訪的這種非規范性,使得此類案件的處理結果失去了應有的正當性。一件正規的訴訟案件,無論是一審、二審,都是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依事實證據和法律規定去審理的。而當案件經過申訴上訪,特別是越級上訪或進京上訪之后,則往往不強調程序,只強調使當事人滿意,不再越級訪、進京訪就行,必然地導致了上訪人在訴訟階段可能依法不能獲得利益,通過上訪而獲得了。甚至在工作無效的情況下,法院或政府自己拿錢支付給上訪人,滿足上訪人的額外要求,謀求上訪人的服判息訴。其示范效應不僅導致了更多的當事人效仿,引發更多的信訪案件的產生,而且也損害了法律原有的既判力。
信訪制度本身的這種局限性就決定了,使其不可能以嚴格規范的程序公正的處理紛爭,因為“信訪官員追求的最高目標是息訟而不是公正合理的解決糾紛” [3]。信訪的這種特有的價值追求直接導致了其處理結果的非正當性。
3、案件處理的反復性
在當前這種信訪案件的處理模式下,涉訴信訪案件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其處理的反復性,多頭審查,反復審查,難以終結。程序啟動的隨意性決定了案件處理的反復性。實踐當中對于十幾年、幾十年的案件,經過幾次、幾十次的復查處理,還批轉由法院復查、再審的事例,可以說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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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訪難”,難就難在難以終結。只要當事人愿意,他隨時會再次纏訪、鬧訪、越級上訪,而使得已處理的結果被反復地推翻。“重復復查,多頭復查,沒有終結和終局性,沒有級別規定,只要就個案判決不服上訪,不論一審生效的,還是二審終審了的,還是再審甚至再次審又進行了上訴審的,法律設置的救濟渠道都走到了,上訪縣級、市里、省級、中央級等領導機那一世小說網 穿越小說網 網游小說網 http://www.tmdps.cn關都可以批示復查,進入再審,浪費審判資源不說,法律裁判的終極性嚴重破壞,法律權威嚴重受損,社會糾紛的解決,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結,還有什么方式可以解決平息糾紛。這是現行信訪解決機制設置上最大的隱患,法制環境的破壞,意味著國家管理會走向無規范狀態。”[4]
而且,從法治的意義上來說,“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絕對禁止法官如同烙燒餅似的將案件隨意翻來翻去的審理。”[5]
4、信訪責任的行政性
如今各地都將信訪案件的數量,及是否出現上訪,做為一項硬性的考核指標進行規定。如出現上訪案件,特別是敏感時期出現上訪、進京訪,則實行“人要回去,事要解決”,否則要進行責任追究,或“一票否決”等。
這種嚴厲而苛刻的責任和壓力,導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法院的工作主題成了“息訟”,而不再是“公正與效率”。在案件審理更多的考慮是“案結事了”,而不是“公平與正義”。當前調解成為了法院的時代潮流,即是法院面對信訪壓力而做出的首要選擇,實踐中出現的“強壓硬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為調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法院和法官的政治風險。如不能調解或調解不成,“息訟”就成了法官最主要的目標。寧可做出不公正的處理結果,也不能因為公正審理而引發上訪。實際上,“法院已經陷入了一個減少信訪的外部壓力→審判目的扭曲→更少的公正→社會信任的流失→更多的上訪→更大的信訪壓力……這樣一個惡性循環之中。”[6]
形成以上弊端,緣于對涉訴信訪的認識上的誤區:
一是將信訪做為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一個渠道,削弱了司法權威。由于信訪案件的提起及處理上,具有非程序性和非規范性的特征,其與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的特有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其中,程序性的要求又是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特征:第一,高度的程序性使雙方的訴求得以表達,便于最大限度地發現真實,使解決糾紛的決定盡可能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第二,高度的程序性使解決糾紛的過程得以展示,有利于遏制糾紛解決者高下其手,從中漁利;第三,高度的程序性便于取得當事人對結果的認同;第四,嚴格的程序也有“切斷糾紛”的意義,它使解決的結果成為“最終的”。[7]
正因為如此,中國農民問題實證研究學者于建嶸認為,現行信訪制度最大的問題是功能錯位。“信訪制度本質應該是收集和傳達老百姓民意的一種制度設計,相當于一個秘書的角色。但現在卻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種救濟方式,而且被視為優于其他行政救濟甚至國家司法救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8]“這種試圖用行政救濟替代司法救濟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在客觀上會消解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這一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9]
二是沒有把握涉訴信訪所特有的與一般信訪的不同的要求。忽略了涉訴信訪的訴訟性的基本特征,將其混同于一般的“信訪事件”來對待和處理。
三是實際工作中的做法使信訪失去了其應有的作用。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應星撰文所言,“信訪制度是一個充滿了悖論和矛盾的現實。一方面,國家一直強調要打破官僚主義的阻礙,不能對正常的上訪群眾搞攔堵;另一方面,國家又一再要求把各種問題解決在基層,要盡量減少越級上訪、集體上訪和重復上訪。”[10]
而且,堅持以現有狀態開展涉訴信訪工作,必然地導致了諸如信訪案件急劇上升、人民法院不堪重負、司法公信力受到損害、司法權威面臨嚴重挑戰、公平正義原則受到質疑等等后果。更為嚴重的是訴訟不再被作為解決糾紛的最終方式,而代之以信訪,群眾不再信仰法律而追求法律之外的上訪。這顯然是與建立法治國家,追求依法治國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因此,實有必要對涉訴信訪的基本內涵進行深入分析,實現其定位的回歸。
二、對涉訴信訪的定位分析
從信訪的發展歷史來看,信訪的最初的定位應當是密切聯系群眾的一種方式。新中國信訪制度的確立,最早可以上溯到建國初,政務院1951年6月7日頒布的《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來訪工作的決定》一般被視為信訪制度正式確立的起點。對該制度的演變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應星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51年6月至1979年1月的大眾動員型信訪。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態度……” 從領導人的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訪,一開始就被當成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這是信訪制度的首要功能。同時它對各級黨員干部進行監督,防止黨的腐敗墮落,以及解決社會存在的矛盾、貫徹黨的政策、實現社會動員等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二是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撥亂反正型信訪。在這一時期,信訪迅速從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邊緣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信訪的人數之多,解決問題之多,都是史無前例的,主要內容是要求解決大批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三是1982年2月至今的安定團結型信訪。信訪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轉變為化解糾紛、實現救濟。至此,信訪制度更多的被作為一種正常司法救濟程序的補充程序,通過行政方式來解決糾紛和實現公民的權利救濟,而且很多群眾已將信訪看成了優于其他行政救濟甚至國家司法救濟的一種方式。[11]
涉訴信訪也適應了這種形勢的要求,作為司法救濟程序的一種補充程序應運而生,并逐步成為了信訪案件中的重點,占據了絕對的比重。涉訴信訪的范圍和種類也被無限擴大,思想認識和處理方式也極不統一。
涉訴信訪作為一個正式的概念是2004年4月26日最高法院召開的全國法院涉訴信訪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的。這次會議將“涉訴信訪”定義為:與某一具體訴訟案件相聯系,要求人民法院完成某種訴訟行為的來信來訪,主要包括告訴、申訴、申請再審。當事人對法院判決、裁定執行案件的上訪、纏訪、鬧訪、聚眾訪等都包括在這一概念之下。
對涉訴信訪的這一定位應當是準確而精當的。因此,應當在這種定位下來明確涉訴信訪的范圍和種類:
1、涉訴信訪,必須是與某一具體訴訟案件相聯系的來信來訪。
既然是涉訴信訪,就必須與某一具體訴訟案件相聯系。或者是認為法院判決不公,或者是有枉法裁判的問題等,要求法院解決。
2、涉訴信訪,必須是要求法院完成某種訴訟行為的來信來訪。
即涉訴信訪案件能夠被納入到訴訟程序之中,法院可以按照訴訟程序做出相應的處理結果,而不是要求法院完成某種非訴訟行為,也不是要求法院離開訴訟程序,隨意地去處理。而且,涉訴信訪案件本身也應當具有程序性要求,其提起、審理、終結都應具有訴訟程序的特點。在司法程序終結之后,再就案件進行的信訪,要求解決實際困難,或者給予經濟上的救濟等等需要行政解決的事宜,就不應當再納入到涉訴信訪的范圍之內。
3、涉訴信訪的主要類型應當是告訴、申訴和申請再審。
從大的方面看,主要包括申訴類信訪、催促類信訪和咨詢類信訪。其中,申訴類信訪是涉訴信訪案件的重要內容,即申訴人以原生效判決、裁定錯誤、程序違法、審判作風等為由,依照《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的規定,向法院申訴,申請再審的案件。這類信訪案件是人民法院涉訴信訪案件的核心內容。而且新的“民事訴訟法”也主要是解決了申訴條件、期限等問題,為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提供了明確的程序依據。
在訴訟及案件執行過程中,當事人為催促審理、催促執行的,以及反映法院干警違法行為的,也是涉訴信訪的一項內容。至于到法院咨詢法律問題的,嚴格來說不能當做涉訴信訪案件來對待。除此之外的其他問題,都不應當納入到法院涉訴信訪案件的范圍。
從這個意義上說,法院的涉訴信訪的內容主要是處理申訴類的信訪。即審查是否具有法律規定的再審條件。符合的進入再審程序審理,不符合的予以駁回。
4、涉訴信訪做為法院審判工作的一部分,仍然要堅持“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堅持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以犧牲“公正”來追求“息訟”,不是涉訴信訪的審理方式和價值追求。
三、解決涉訴信訪應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涉訴信訪審理機制
在當前,解決涉訴信訪難題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
一種模式是建立三審終審制度,逐步取消涉訴信訪。筆者也傾向于這種模式,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認識:
1、信訪的本質決定了,它不能夠成為一種解決糾紛的方式。信訪也不能夠替代訴訟而成為解決糾紛的最終方式。解決糾紛的最終方式只能是訴訟。
2、以規范的三審終審替代不規范的申訴再審,有助于樹立法律的權威,促進司法公正。
申訴再審制度,最終是以犧牲司法的權威為代價的一種制度設計,也是以追求個案的公正犧牲法制制度的一種制度設計。我國訴訟制度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即一件案件經過兩審之后即為終審,立即生效。但是由于申訴再審制度的存在,兩審之后并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終審。相反,在兩審之中不能得到的利益,還能在兩審之外通過申訴來實現。司法的即判力和權威受到了申訴再審的嚴重挑戰。一項生效判決,如果面臨隨時都能被通過其他方式予以變更或撤銷,已經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隨時都可能被顛覆,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將在公眾的心目中蕩然無存。而申訴再審則恰恰是為隨時變更或撤銷生效判決而設立的。這項制度在破壞司法即判力和權威的同時,也造成案件反復再審,難以終結,使爭訟的權利義務持續處于不穩定狀態。
申訴再審的多渠道,也為干預司法審判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除了法律規定的當事人申請再審、本院發現再審、上級法院指令再審或提審、檢察機關抗訴再審等等之外,黨委、人大等等權力機構的批示,媒體的炒作,群體的上訪或個人的越級上訪、進京上訪,甚至政府信訪部門的批轉,都將引發再審。試想,一份生效裁判作出后,其效力面臨著怎樣的考驗!
3、實行三審終審,必須取消申訴再審制度。否則,將與二審終審制度一樣,終審不終,流于形式。
既要堅持司法裁決的應有權威和既判力,又要保證合法權益的救濟渠道,以規范的三審終審替代不規范的申訴再審,無疑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第二種模式是建立與信訪相適應的涉訴信訪案件審理機制。
在當前還不能馬上取消信訪制度的情況下,做為一種過渡性的處理方式,就是堅持以“程序化”為原則,以徹底解決糾紛為目的,建立與信訪相適應的涉訴信訪案件審理機制,以設定法定的涉訴信訪審理程序來規范申訴信訪案件的“無序化”狀態。
1、嚴格涉訴信訪案件的范圍,克服涉訴信訪的隨意性。
涉訴信訪案件是在司法程序中或司法程序終結后的一種救濟手段,但不是保護當事人權益的決定性手段。一般而言,通過嚴格而公開的兩審訴訟程序,已足以公正地審理案件,申訴信訪和再審程序只是一種補救手段。因此法院審判工作的重點在于正常的一、二審程序,并不在于處理信訪的這種補救手段上。但實踐中,卻相反的基于對原一、二審的完全不信任而高度重視了申訴和再審。這種高度的重視背后,卻不是嚴謹而規范的程序和嚴格的執行法律,而是以“息事寧人”、“花錢買平安”或“跟蹤堵截”等方式為主的“無序化”狀態。因此,要重視信訪案件的處理,必須遵循嚴格的審查程序。
涉訴信訪的隨意性,體現在進入程序隨意和處理結果隨意。新的“民事訴訟法”對當事人的申訴再審規定了較為明確而嚴格的十三項條件,當前,應當嚴格執行這項規定,對不屬于法院審理及不符合受理條件的依法駁回。同時,對各級機關要求轉辦的信訪件,亦應按此規定進行審查。不能硬性要求法院必須進入再審程序,也不能硬性要求對不屬于法院審理的案件也由法院審查。
2、建立涉訴信訪案件審理機制,必須堅持程序性原則,克服涉訴信訪的不規范性。
涉訴信訪作為權利救濟渠道,必須走向程序化、法制化。正如羅素所說,一個現代社會,對于法律和秩序的需要是基本的,只有依靠法治和秩序才是通向穩定、自由、和諧以及真正長治久安的根本。堅持程序是審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涉訴信訪案件的不規范,體現在審理無程序,處理不正當。建立涉訴信訪案件審理機制,主要內容也在于要使涉訴信訪案件的審理要有法可依,有據可查,處理結果亦應當公正。
首先,應規范申訴復查的相關程序。申訴復查程序的不規范,特別是在申訴聽證的范圍、程序等方面的不規范,造成各地、各級法院在處理申訴問題上的不統一,也是申訴人不服駁回申訴的一個主要原因。建議最高法院能夠規定一個明確的“關于申訴復查程序”的統一規定。
其次,對進入再審程序的,在審理中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審理程序,堅持公開審理,以防止處理結果上的隨意性。
第三,對于在信訪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非程序性的制度和措施,如全員信訪、院長接待、聯席會議等,在實際操作中也應力爭使之程序化。
3、嚴格執行訴訟法關于申訴再審的規定,克服涉訴信訪的行政性。
特別是當前有的地方黨委、政府將上訪作為一項硬性指標進行規定并考核的做法,是與涉訴信訪案件的涉法性不相符合的,也與法律的規定不相符合的。涉訴信訪,其基本的體現就是與法院審理的案件相關聯,就應該遵循審理案件的要求和程序,以應有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實現來化解信訪問題。
而且,上訪又是當事人的權利,無正當理由不能剝奪。法院審理案件,又很難做到使各方都滿意。上訪應當是審理案件的一種正常現象。只要法院還審理案件,無論怎樣去做,都不能避免當事人的上訪。
另外,當事人也掌握到法院的這種困境,動輒以上訪、曝光相要挾,干擾和動搖法院公正司法、公正審案的信念和決心,以達到其不正當利益的實現。
4、建立涉訴信訪案件終結制度,克服涉訴信訪案件的反復性。
涉訴信訪案件在程序上能夠被終結,是建立涉訴信訪案件審理機制的重要內容。能夠被終結,才不會就一件案件反復審查;能夠被終結,其處理結果才會有權威;能夠被終結,其所爭議的標的才能維持穩定狀態,也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無休止的申訴引發無休止的復查,無休止的復查又引發無休止的申訴,直至鬧訪、越級上訪、進京上訪。這個惡性循環只有在確立信訪程序終結制度后,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同時,涉訴信訪案件終結制度也能夠有效地扼制重信重訪和無理上訪。
有學者建議,一是確立兩級復查終結制,凡信訪案件經過兩級復查,給予明確結論的,即應視為終結,再越級上訪即應視為無理上訪;二是建立信訪案件登記備查制度。凡是上級信訪部門或上級法院受理的上訪案件,應當建立登記備查檔案材料,將案由、上訪理由、復查結論登記在卷,對于已經登記備案而無新的上訪理由重復上訪的,應不予受理;三是盡快建立信訪信息聯網系統,將所有信訪案件信息錄入計算機管理系統,實現資源共享,凡是到上級部門上訪的,應首先查詢信訪案件信息資料,對于初訪的應給予受理和處理;而對于已經登記,并有兩級明確處理結論,本次上訪又無新的證據和理由的,應不予受理。[12]
筆者以為,除建立以上終結制度之外,還應該明確終結的程序。即對于終結的信訪案件,必須進行公開聽證,并明確此次處理之后,對該信訪案件永不復查。而且上下級機關之間要統一口徑,不給上訪人無理上訪以任何的希冀和幻想。
同時,還要設立相應的懲戒制度,對于已經終結的信訪案件,上訪人拒不執行法院裁判,企圖鬧訪、越級上訪、進京上訪,擾亂社會秩序,可以采取拘留等強制措施,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實際上,有的法院也已經在嘗試實行信訪案件終結制度。如南京市棲霞區人民法院,對于法院已作出終審裁決而當事人又反復申訴、上訪的案件,經審查確無問題,法院經公開進行聽證,可裁定終結信訪程序。若當事人繼續違法上訪,可給予批評教育、司法拘留,直至移送公安機關處理。這種實踐已經取得了應有的效果。
但是,建立涉訴信訪案件審理機制,僅只能做為過渡時期的一個方式,但不能做為長久之計。從長遠來看,由于信訪本身的反制度、反程序,以及做為解決糾紛的最終方式對司法職能的損害等因素的存在,“強化信訪無疑于飲鴆止渴”[13],弱化乃至逐步取消涉訴信訪,建立完全的三審終審制度,強化司法的最終權威才是解決涉訴信訪難題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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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案件分析報告
案件分析報告范文3篇
案件是為追究刑事責任而由司法機關立案處理的案件。在中國,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批準逮捕和檢察﹑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本文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案件分析的報告范文,僅供參考。
案件分析報告范文篇一:
關于XXX從工人工資扣款案的分析報告
最近,OOO礦紀委根據領導批示,對YYY轉辦的電話舉報反映一采區書記XXX從工人工資中扣款問題進行了初核。經查,一采區支部書記XXX存在從工人工資中扣款的事實,但罰款是按職教科檢查處罰制度《OOO煤礦關于下發安全培訓“必知必會”考核評比辦法的通知》及采區管理規定進行,未發現無故罰款和超額罰款等違規現象。案后,OOO煤礦紀委通過對其他采區的走訪調查,發現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共性現象,每個采區都存在因安全培訓檢查不合格罰款的現象,而規定制度的貫徹學習不到位,監督環節的不完善,都可能導致群眾不理解不滿意,干部腐敗的情況。那么我們如何來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呢。
一、基本案情
XXX,男,漢族,大專文化,1964年7月出生,1983年10月參加工作,198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xx年8月至今任一采區支部書記,正科級。
每月,職教科對采區安全培訓工作的檢查中,如發現筆記本不全、沒有筆記、不參加技術考試和考試不合格等不合格情況,職教科都會按《OOO煤礦關于下發安全培訓“必知必會”考核評比辦法的通知》直接向采區罰款。負責采區安全培訓工作是采區支部書記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在職教科對采區罰款后,一采區書記XXX都會按照職教科處罰的明細對筆記不合格、不參加考試等工人進行如數罰款,因現金罰款難度大,收不全等原因,而采取從工資中扣款的方式。而由于規定制度貫徹學習不夠和缺乏賬目等原因,造成職工不了解扣款原因,造成不滿意情緒,并且缺乏監督和監管,容易形成腐敗。
二、發案原因分析
XXX從工人工資扣款案所涉及的情況是我礦安全培訓管理工作中普遍發生的情況,屬于共性問題,此案的發生暴露出安全培訓管理工作中若干工作流程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監督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是制度貫徹成效較差,對于安全培訓相關的制度、規定貫徹學習不足,職工對制度要求不了解不知情,更加不了解處罰的具體情況,違規被處罰后沒有得到詳細的告知,對于自己被扣錢疑惑不解,從而產生不滿,影響工作情緒和企業安穩。
二是監管機制不夠完善,管理比較混亂。從XXX從工人工資扣款案不難看出,從職教科罰款到XXX按明細扣款到上交罰款,全環節缺乏監督管理的有效機制。全程XXX都是一個人操作,并且缺乏票據和賬目管理,為套取、截留提、以權謀私創造了條件。
三是職教科罰款明細缺乏公示,罰款操作缺乏票據。在安全培訓工作檢查中,職教科針對不合格單位進行的處罰明細并未進行公開,并且罰款缺乏規范的票據,客觀上容易導致違紀違法問題的發生。
三、整改建議
第一,以案為鑒,加大制度貫徹力度。
無論多么好的制度,如果無法貫徹執行都是毫無用途的,而制度執行的前提就是貫徹落實,在日后的工作中應該加強制度貫徹的力度,利用班前會和培訓課等機會對職工息息相關的制度進行傳達和學習,從而讓職工有規矩可守,有制度可依。
第二,加強監督,建立健全監管機制。
對工人工資中扣款的環節缺乏監督,可能會存在無故罰款、超額罰款和挪用罰款等廉政風險。建議對采區安全培訓相關罰款進行跟蹤監督,利用廉政風險防控三級預警系統進行及時預警,建立健全監管機制,及時優化流程,堵塞廉政風險。
第三,完善流程,推行企務公開工作。
在職教科安全培訓檢查工作流程中應增加監督環節,并強化公示公開,罰款要有票據和賬目管理,避免管理上的混亂和個人權限過大的情況。
案件分析報告范文篇二:
為了適應現實及發展的需要,我們設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職,但在實際的行政活動及效果中我們卻發現由此而來的很多問題。比如機構臃腫、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副職之間、正副職之間關系復雜,內耗嚴重;行政層級過多,管理成本過大;副職職責不清,角色不明等等,集中表現為副職的設置過多過濫。必須遏制“副職過多”現象。其中有三件事情非做不可:一是減事,基層常常抱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并非沒有道理。所以,減事是減人的前提,政府不該管的事一定要放開,形式主義的事一定要清理,唯有這樣,那些忙而無用的崗位才能退出。二是減支出,公共財政預算的“錢袋子”管住了,吃財政飯的副職“帽子”才會減少。三是暢出口,干部能上不能下,仍是當前一大突出問題,不出格、不到齡、不惹事,就難以通暢地退出領導崗位。在“官本位”的思維主導下,干部出口很難拓寬。當務之急,是要實行嚴格的干部任期制,屆期滿了必須退出崗位。
關于副職干部過多過濫問題的案例調查報告
一、案例概要
(一)案例來源
關于副職干部過多過濫問題案例來自于《半月談》(內部版)xx年第2期。
(二)案例內容概要
最近,在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副職過多的問題也再次成為代表委員的議論話題。一些地方配備的副市長、副秘書長等竟然超過了兩位數。
客觀上說,領導干部的職數配備有嚴格的規定。特別是十七大前的新一輪地方黨委政府換屆中,中央對地方黨委“副書記”職數作出了減少的統一規定。
但是,在一些地方還是出現了副職干部過多、甚至過濫的問題,副秘書長10多個,副鎮長一大桌還坐不下。其原因有三:一是減牌子難減人。一些地方啟動了大規模的撤鄉并鎮工作,牌子好撤,但官員難消化,所以只能都擠在一個牌子下;二是增新人難減老人,干部退出機制不暢,導致干部走得少,來得多;三是掛職干部“身份需要”。雖然掛職干部不占職數,但客觀上還是多出了不少帶有副職名頭的官員。
二、案例分析及對策
(一)案例中發現的問題
第一,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嚴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對于高層的領導來說,多幾個副職的位子便于他們控制下屬,層層設人,領導不必躬身于職工和群眾當中;副職多是導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設副職,豈不“精壯”?副職配多必然引起權力均衡、利益均等、關系協調等問題,最后歸結為加重百姓負擔。荀子曰“士大夫眾則國貧”。南宋的史堯弼指出:冗員多生曠職,無其事虛設其官,無其功空食其祿,坐無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祿,盡無窮之欲而有窮之財。致使財政入不敷出,農民負擔苦不堪言。
第二,副職過多,分工不明確,職能交叉,有利的事爭著辦,無利的事互相推諉,造成出勤不出力,辦事效率低下。有人不無諷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搗蛋。現實中副職之間互相扯皮導致工作效率低下且從事一線工作的人手嚴重不足的例子卻屢見不鮮。凡是副職過多,冗員過剩的單位和部門,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難調動和發揮廣大干群的積極性,最終下場難逃“為官一任,山河依舊,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的結局。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則,即使有一千只手也解決不了問題。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門,互相制肘,無所適從。副職也都不是省油的燈,為了一點實權也是明爭暗斗,正職整天疲于平衡關系,權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攤,不能有絲毫的偏心和馬虎大意。否則,矛盾不斷,小事難辦,大事叫你出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權”力之乎也,權是角逐的最終目的。多位子可以便于他們平衡關系,你塞一個人,我也塞一個人,皆大歡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敗的領導批發官帽,坐地收錢。當然,還有重要的一條,因為多設副職的位子產生的各種成本由國家埋單,領導個人并不掏半文錢。
(二)行政管理學理論依據
第一,主體部分失靈,政府機構與人員設置的體制出現問題,現在更多的是根據上級的好惡來設置官位的多寡。管組織人事干部任免編制部門沒有決策權,不管編制的手里握著使用權。編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擔任機構編制委員會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干部的決定權卻在黨委部門的一把手;這樣自然會造成管事者說了不算,不管事者說了絕對管用。有時再加上文件規定有彈性,諸如可配副職若干和可適當增配副職,無形告之副職配置可隨意性,久而久之,副職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書長任用程序簡單,又無需人大部門通過,更為副職泛濫開了綠燈。
第二,作為監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選舉權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有時為了一團和氣和怕得罪黨委政府,放棄監督權和主張權,褻瀆了人民賦予的職責和權力。副職的多而濫增加了國家的運行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要轉嫁到納稅人的頭上,加重他們的負擔。社會上現在都質疑大量超員的副市長、副縣長、副鄉長是怎么能通過人大被任命的。附件器官失效也應承擔責任,不能一推了之。監督者不主張自已的權力,就必然導致有權力的人濫用權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國舊體制帶來的老病,只要沒有“新藥”對癥下藥,很容易舊病復發。比如特權思想和官官相護等,一旦發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樣迅速蔓延。身體多病最容易被細菌乘虛而入,是貪官腐敗的絕佳時機,收了人家的錢不提撥人家怕被“撕票”,違規提拔又怕出問題,只好給人搞個容易的“肥缺”(副職),多一個少一個都無所謂,最起碼不會踩紅線犯錯誤。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讓法律使想犯錯誤的人不敢犯錯,讓制度使有機會犯錯的人犯不了錯,讓正義使有機會犯錯的人不愿犯錯,讓道德使犯了錯的人自已認錯,讓良心使犯了錯的人感到懺悔和自責。用法律和制度去約束手中的權力,改變權大于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現象,科學設置機構編制數額,精兵簡政,不因事設廟,因事設人,建立高效的干部隊伍。
第二,尋求良方,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標本兼治。對非法設置的機構和副職一律砍掉,新提撥副職采取競爭上崗,公平競爭,能者上庸者下。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開用人條件,公開缺位職數,公開選撥程序,公開公平競爭,公
開競爭結果,才能讓人心服口服,彰顯競爭魅力。對違規提撥副職者實行追究制,負連帶責任,輕者丟官,重者法辦。歷史不會重復它的事實,歷史會重復它的規律,對待副職過多的最佳方法是對癥下藥,最好的狀態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第三,有了法規,還要加強對執行的監督和檢查。組織和人事部門對下屬單位報批的干部提升報告應當嚴格把關,違反規定的堅決不預批準。人大和人大代表要加強對機構編制和副職設置的監督,發現問題,及時處理。職能部門要自覺接受監督,有關部門要積極配合,各司其職,各盡其力,有監督職能的盡到監督責任,有實施設置職能的要盡到科學合理的責任,有權力提拔副職的要盡到不違規的責任。管好一個職位,選好一個人,避免勞民傷財,提高辦事效能。克服職能交叉,多頭管理,造成管理成本加大,人力資源浪費。
三、分析的結論及其推論
(一)結論
民意希望政府精簡不合理的官員設置、切實減輕地方財政負擔、克服人浮于事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近些年,黨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要精簡機構、精簡人員,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設“廉潔、高效政府”。但不少地方政府反而越來越甚,機構設置越來越多,人員越來越臃腫,干部隊伍越來越龐大,副職配備越來越豪華,干部級別越來越高,無限度、無節制、無約束地配備和任命副職的豪華陣容,副職過多過濫似乎成了一種趨勢,大有蔓延擴展之勢。冗官冗員似乎成了中國的一大特色。冗官冗員不僅占用了過多的公共資源,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增加了財政預算和行政開支,而且人浮于事,一些官員互相制肘,互相推諉,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同時也助長了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和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錯位,實在是弊大于利。
(二)理論及實踐推論
行政效率是指公共組織和行政工作人員從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種資源與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間的比例關系。這里所說的各種資源,是指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以及其他各種有形無形的各種資源;這里所說的成果,是指管理成果;它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質成果,也可以是無形的精神成果;這里所說的效益,既是指社會效益,也是指經濟效益,但主要是指社會效益,實現公共利益的程度是衡量社會效益的主要標準。按照行政組織的一般規則,行政首長負責制是最為重要的一種組織制度。在一個行政組織中,必須也只能有一個行政首長握有組織的最高決策權力并對組織的行為負實際的責任。而在設置了副職特別是設置了較多的副職的情況下,副職必然要從正職那里分解一部分權力和責任,這樣也就勢必導致正職的應有權力和責任受到削弱。由于副職的增多,無論是正職還是
副職抑或下屬,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調整關系,協調矛盾。增多的人員和機構造成了管理時間、人力、物力、財力上的浪費,使得管理上的經費開支、人員配備、設備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從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三)感想
官職本是一種公共資源,其數量和范圍應該受到嚴格的限制,過度開發和使用就會引發諸多社會問題。解決無限度、無節制、無約束地任用干部尤其是副職,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待破解的沉重話題。副職過多過濫造成分工過細、職能交叉又各自獨立成圈,反而愈發難以協調和統籌兼顧。它直接導致層級和環節的增多,摩擦增大,效率低下。有的事看似人人都管,實際卻誰也不管;有利的事又人人搶著管,棘手的事卻個個都推諉。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所謂的領導是人民公仆是觀念已經異化了,異化成真正的享有特權的官僚了。其實,對于行政工作來說,金字塔的結構才是合理的結構,越處于上面的領導越是少,而需要的是大量普通工作人員組成塔基,因為決策的人并不需要太多,大量的人員是要到一線中干具體事情。如此,才能讓工作有效開展,也才能體現行政效率。
案件分析報告范文篇三:
案件證據分析報告
根據刑法規定,確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無外乎從犯罪構成的四個主客觀要件方面來分析,即犯罪的主體方面,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客體方面。現針對本案搶劫罪的四個構成要件對證據的要求作一個分析報告。
根據《刑法》第263條的規定,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依照刑法、刑訴法以及有關司法解釋,并結合本案具體案情,認定王某、徐某搶劫罪的證據如下:
一、認定王某、徐某犯罪主體的相關證據
刑法中犯罪主體是指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行為的自然人與單位。只有行為主體具備了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與責任能力,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凡是年滿14周歲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故以下證據可證明本案中王某、徐某的犯罪主體資格:
(一)王某、徐某的居民身份證;
(二)王某、徐某的戶口簿或戶口底卡檔案;
(三)王某、徐某的醫院出生證明;
(四)入學、入伍等登記中及個人履歷表中有關年齡證明;
(五)出生地同一區域鄰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其他親友證詞;
(六)王某、徐某的供述及其親屬證詞;
在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上述證據過程中,由于實踐中經常發生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友通過涂改犯罪嫌疑人年齡的方法逃避刑罰的情況。對犯罪嫌疑人邊緣年齡的查證,僅依據身份證和戶籍材料是不能完全認定其犯罪主體資格的,故應取得上述證據中的第(三)、(四)、(五)項,以形成一證據鏈條,互相印證。
通過對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能夠證明本案被告人王某今年26歲,被告人徐某今年39歲,在犯罪時均已滿14周歲,具備《刑法》規定的搶劫罪所要求的責任年齡、刑事責任能力,故兩被告人均為適格的犯罪主體。
二、搶劫罪主觀方面的相關證據
犯罪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持的故意或過失的主觀心理態度。
在主觀方面,搶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故意的內容必須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關于認定本案兩被告王某、徐某搶劫罪主觀故意的證據有:
(一)證明王某、徐某搶劫罪主觀故意的直接證據為兩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各被告共同實施犯罪進行了計劃分工并且各人分別實施了相應的具體犯罪行為。
首先王某提出,尋找一個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飯店,到深夜時搶劫“小姐”和飯店老板,并商定由先王某一人事先嫖宿在飯店內,到深夜時分另給徐某、李某發短信,并打開屋門讓兩人進屋,3人共同實施搶劫。選定目標后,王某入住飯店,并給另外兩被告發短信,3人到王某嫖宿的房間,由徐某持一把刀看住阿芳,王某、李某兩人則來到飯店老板孫某夫婦的房間,由王某把刀架在孫某的脖子上威逼其拿錢。
2、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被告人實施作案有動機、目的。
即三個覺得打工掙錢太少,手頭拮據,于是想找一個省力又掙錢快的門路,由此想到劫取飯店以獲取錢財。并且被告均認識到劫取錢財會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失,并且在壓制其反抗的過程中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但為了非法獲得錢財的目的,仍然希望這種結果發生,這就具有搶劫罪的主觀故意。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各被告人對共同實施搶劫行為事先進行了商量,并且達成了共識。
王某提出,尋找一個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飯店,到深夜時搶劫“小姐”和飯店老板,徐某和李某均欣然同意,并且共同商量了具體的實施方案。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各被告傷害被害人的時間是在搶劫行為當時,其目的是為搶劫排除障礙,而不是為搶劫完成后而實施傷害行為。此證據可證明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實施壓制被害人反抗的行為,符合搶劫罪的主觀要件。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證據的基礎上,、以下間接證據可進一步印證各被告的主觀故意。
1、被害人陳述、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
2、事先踩點場所的現場證據即現場勘查筆錄、證人證言、辨認筆錄,證明被告人已按計劃的內容準備工具、踩點,、印證其主觀故意的心理態度。
3、提取的物證:西瓜刀、手機,能證明被告人在預謀時主觀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準備,以及積極按照事先預謀實施搶劫行為。
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
(一)作為自然人,被告人王某、徐某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希望該結果的發生。
(二)對于共同搶劫犯罪,作為共同犯罪參與者,各被告人在主觀上都明知自己的行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實施的共同犯罪行為的組成部分。
三、各被告犯罪客觀方面的相關證據。
犯罪的客觀方面,是犯罪活動的客觀外在的表現,具體說明某種犯罪是通過什么樣的行為,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即犯罪客體進行了侵犯,以及這種侵犯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的事實特征。
在客觀方面,搶劫犯罪的行為人必須具有對公私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護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對人身實施強制的方法,立即搶走財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財物的行為。這種當場對被害人身體實施強制的犯罪手段,是搶劫犯罪的本質特征,也是它區別于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最顯著特點。⑦
證明本案被告搶劫犯罪客觀方面的證據有: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證明預謀中及在具體實施犯罪過程中使用暴力方法排除被害人反抗進行搶劫,被告人徐某持西瓜刀壓制被害人阿芳,王某則使用西瓜刀這一作案工具架在孫某的脖子上威逼其交出財物,并在孫某的右手臂上狠狠地戳了一刀,以此威脅其拿錢,后孫某的妻子劉某在李某的威逼下告訴兩人的錢在抽屜里。
(二)被害人、現場目擊證人、旅社其他服務員的證言。證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暴力、威脅的手段壓制被害人反抗而強行劫取財物。
(三)案發現場或從各被告人身上或指認處提取的物證:西瓜刀、手機作案工具,以及搜查筆錄、辨認筆錄。
(四)鑒定結論。物證及其附著物上的血型鑒定、指紋鑒定、DNA鑒定、藥物鑒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證來源的相關證據:
1、同案犯的言詞證據;
2、證人或同案犯與本案各被告人的相互辨認筆錄;
3、鑒定結論,從來源處提取的同類物及物證所作的同一鑒定。
(六)搶劫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
(七)書證:傷情檢驗,證明被害人的傷害部位、傷口特征與各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所證明的被告人在犯罪過程中的行為及所使用的兇器能否對應。
(八)書證:醫院病歷資料,證明傷情檢驗結論的科學性。
(九)住宿登記的筆跡鑒定。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可以相互印證證明:
(一)各被告人使用了傷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脅;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指向的直接對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財物;
(三)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和當場取得財物。
四、關于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要求
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⑧
搶劫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其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同時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往往造成人身傷亡。侵犯復雜客體,是搶劫罪區別于其他侵犯財產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權利罪的主要標志。
證明本案被告人實施搶劫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權利
1、戶籍證明、身份證;
2、物證,提取的被害人隨身攜帶的物品及其提取筆錄;
3、書證,被害人的傷情鑒定;
(二)被害人的財產權利
1、目擊證人的證言
2、被害人陳述
3、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
4、書證,勘驗筆錄
5、物證,現場照片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侵犯了雙重客體,即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