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透視香港廉政公署

透視香港廉政公署

作者：陳輝

廉署制度誕生于貪婪的歲月

素有“廉潔之都”的香港，曾經是一個腐敗盛行的社會，貪污是香港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雖然早在1897年，香港已有法例明文禁止貪污賄賂，政府于1948年仿效英國法律，立法通過了《防止貪污條例》，20世紀50年代，香港警隊成立了檢舉貪污組，但貪污仍然日益猖獗。特別是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經濟迅猛發展，批文、辦照、拿證、領牌等社會服務需求隨之增多，政府部門、公共機構貪污受賄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日趨嚴重，普通市民深受其害。警務人員的貪污問題尤為嚴重。貪污問題在其他公共服務機構也同樣大范圍存在，如救護人員要先索取“茶錢”，才肯將病人送往醫院；病人要給醫院職工“打賞”，才能取得便盆或一杯開水。商人則把賄賂視為促成生意的一種手段與方式，以至有“不送禮、不行賄”，則“一事無成”的說法。當時流行這樣的比喻：貪污就像一輛巴士，你可以上車跟大伙兒同流合污，否則只能夠站在路旁默不作聲，若有人試圖擋在巴士前面，只會被巴士撞倒。

受賄、分贓等枉法行為逐漸變得制度化，即使正直和誠實的人們一旦獲得了某種公共權力，也會很快墮入腐敗的行列。社會活動家杜葉錫恩回憶說：“當時，每一個小市民都在受苦。從置區內每一位店東，街市每一位小販都要付黑錢，簡直要把他們勒詐至死才肯罷休。”對于這些腐敗行徑，香港市民尤其是年長一輩和勞工階層均感無能為力，惟有忍氣吞聲。及至20世紀60年代，民間的年輕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當中開始浮現不滿貪污的情緒，其后學生也響應參與反貪污運動，香港社會逐步形成了聲討貪污惡行和批評政府打擊貪污不力的浪潮。在此情形下，1971年5月，港英當局發布《防止賄賂條例》，條例規定的罪行有8項。凡公務員及其家屬所有之財產與合法職務收入不相符，又不能對其來源合理解釋，則認定其部分財產為非法收入，予以沒收。當事人不僅要受法律制裁，還不得再出任公務員。但反貪偵辦一直歸警務處管轄，而警界恰恰是貪污、受賄之淵藪。各警所在轄區內收取“保護費”，允許妓院、賭場公開經營，保護費按警銜高低分配，總金額高達10億港元，利潤之豐，連匯豐銀行都自愧弗如。1973年，香港總警司葛柏（Peter Godber）被發現擁有逾430萬港元財富，是其22年警察工資總和之6倍，懷疑是從貪污中得來。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內解釋其財富來源，然而，在此期間葛柏竟輕易從香港逃到英國。葛柏潛逃令積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發。學生們走上街頭示威，宣泄不滿，抗議政府未能恰當處理貪污問題，集會獲得眾多民眾的響應。他們手持寫著“反貪污、捉葛柏”的橫額游行于街上，要求政府緝拿潛逃的葛柏歸案。

這一事件促使當局決定設立一個新的機構，以取代警署偵查貪污案件，打擊貪污犯罪行為。1973年10月17日，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Murray Maclehose）正式宣布成立一個獨立的廉政公署（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全力打擊貪污。1974年2月，香港立法通過了《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據此，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作為打擊貪污行為的一個獨立機構正式成立，并獲得法律賦予的權力。廉署成立后迅速采取一系列反貪行動，嚴厲打擊政府部門內集團式貪污。廉署經過多次交涉將葛柏從英國引渡回港受審判刑；1975年，指控11名工商巨頭行賄；1976年，偵破探長戴福貪污案；1977年，破尖沙咀警署集體貪污案，8個月內拘捕260名警員；1978年，指控118名警員受賄，其中有22名警司。至此，廉署破獲23個貪污集團，其中18個屬于警方。1978年7月，廉署向港督報告，本港凡10名以上公務員聯手貪污之集團已全部粉碎。四年左右的時間，警隊內的貪污集團被徹底瓦解。有關政府人員的貪污舉報比例逐年下降，由1974年的九成減至近年只占整體舉報的三成。時至今日，香港公務員隊伍更以廉潔和效率而著稱。

香港社會由此掀起了一場“靜默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市民大眾對貪污的態度亦由無奈接受轉變為公開唾棄，且進而積極舉報，孕育廉潔社會(clean society)。經二十多年的發展，廉政公署已成為香港法律、政治和精神上強大力量的標志。著名反腐敗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2003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香港位居亞洲第2位，僅次于新加坡。香港從昔日的賄賂成風、貪污盛行，成為今天被公認為全球最為安全廉潔的城市之一，締造出安居樂業、廉潔的公務員體系，從而吸引了大批國際投資者，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突飛猛進。自1974年廉署成立至今，香港生產總值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增長達5倍之多。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8年將香港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并且指出香港的成功基于四大支柱，而將廉潔的政府列為首位（其他三項分別為：法治精神、獨立司法制度及低稅制）。

廉署組織制度的運作

廉署之所以能夠有效遏制腐敗，這與廉署組織制度的運作是相輔相成的。首先是三管齊下的反貪策略。作為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僅僅依靠執法以起阻嚇作用并不足以根治貪污問題。當整個社會彌漫著腐敗之氣，法律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我們需要改變民眾對貪污腐敗的態度，同時堵塞制度上貪污之漏洞。廉署在制度設計方面，從執法、預防及社區教育三方面打擊貪污。

廉署實行四級編制。專員以下設一個行政總部和三個處級業務部門。處以下設科，由助理處長級官員主管，科以下設組。2002年年底編制為1356個職位，在職總人數為1308人。廉署各級人員以合約形式受聘，合約期為兩年半，合約屆滿

時，可在雙方同意下續約。廉署“長俸制”的職員只有87人，占職員總數的7%。執行處(Operations Department)是廉政公署最重要的部門，職責在于調查所有涉及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廉政公署條例》以及《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等罪行的指控工作。調查員有權搜查樓宇，全權行使拘捕權力而無須拘捕令。該處在全港各區設立辦事處，接受市民舉報，而后調查案件、搜集證據。執行處處長職位由廉署副專員兼任，擁有廣泛的調查權力。《防止賄賂條例》第10條賦予其特別權力，可對個人財富或生活水平與公職收入不相稱的在職或前政府人員展開調查，然后由律政司根據調查證據做出檢控決定。

廉政公署總部設有一個高度保密的舉報中心，晝夜24小時有專人值班，節假日照常辦公。對每一個舉報，無論事態輕重，執行處都要在每天早晨的會議上研究是否立案受理。凡立案受理的案件，在未查明前不得注銷。任何案件都要由幾個人共同辦理，以防徇私舞弊，然后由律政司根據調查證據做出檢控決定。決定不立案的舉報，則要報請由特別行政區長官（1997年7月前為港督）委任的市民和政府高級官員組成的審查貪污咨詢委員會批準。自1974年至2002年，執行處共調查了50633宗案件，遭檢控達11015人。

人是善惡同體的高級動物，只有建立一種健全的機制，才會有利于張揚人性善的一面，抑制人性惡的一面。防止貪污處（Corruption Prevention Department）主要負責研究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和私營機構的工作方式和程序，找出容易產生貪污的漏洞，涵蓋的范圍包括公共采購、人事管理、執法、合約管理、發牌及管理調控等多個方面，就防貪問題做出建議，設計出最佳的解決方案，以便減少貪污舞弊行為可能出現的機會，并且加以改善，從而有效地堵塞貪污的機會和漏洞。如果說執行處旨在使人們“不敢貪污”，防止貪污處則旨在使人們“不能貪污”。

只有切實改變公眾的態度，使得整個社會形成廉潔文化的氛圍，才能在反貪污工作中收到長期的效果。社區關系處負責教導市民，宣揚肅貪倡廉風氣，認識貪污的危害，爭取市民積極支持反貪工作，并深入社區推動各界人士采取積極預防的措施和各種活動，提倡社會道德教育和正義觀念的樹立。香港的成功有賴于誠信不阿的公務員隊伍。社區關系處定期為公務員舉行防貪培訓，并與公務員事務局聯手推行“公務員廉潔守正計劃”。社區關系處一方面加強與市民聯絡，掌握民情；另一方面通過互聯網、報紙、講座、書籍、海報、電視片等大眾傳媒的宣傳和學校教育，使民眾認識貪污的危害性以及貪污受賄的嚴重后果，旨在使人們“不想貪污”。筆者在廉署訪問之際翻閱了他們為青少年兒童制作的生動活潑的圖書畫報，使其自小建立正確價值觀，倡導誠信教育，建立廉潔公平社會，力求在全社會形成廉潔光榮、貪污可恥的氛圍。廉政公署得到了香港民眾廣泛支持，近年來進行的民意調查均顯示，接近99%的市民支持廉署的工作。

廉署三個業務部門的策略及所執行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30年的經驗證明，標本兼治“三管齊下”的反貪方式方使肅貪倡廉工作達到和諧與相互協調的效能。

其次，廉署擁有相對獨立的運作體系。廉署不屬于香港政府體系，其日常運作及行政亦獨立于警察及公務員體系之外。1974年制定的《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規定：由港督向廉政公署委任廉政專員和副廉政專員；廉政專員直接向港督一人負責，廉政專員亦不得兼任政府之職務。公署其他人員全部由廉政專員委任。這些規定確保了廉政公署在調查貪污（包括涉及警隊的指控）時不會受到其他機構或人士的干預。當局還不斷為其提供充足的權力與資源，使反貪污工作收到了長期的效益。2003年11月筆者在廉署訪問時，廉署官員周興業主任對筆者說：“直屬于特首的廉政公署，擁有絕對的監察權力，即使特首本身犯下了貪污罪行，也一樣要被查處。”“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我國傳統社會的法制理想在香港有著付諸實踐的可能與機會。從歷史上看，若出于政治目的或權宜之計而開展的短期性反貪污運動，不但往往難以獲得成功，并且只會令民眾感到失望、不滿，甚至產生懷疑，由滿懷希望變成極度沮喪。反腐敗機構監察的獨立性和政治高層的以身作則對于反貪污工作的完整性和長遠效力都顯得非常重要。廉署的經費亦是以一個獨立開支總目的形式呈交特別行政區長官（1997年7月前為總督）審批，從政府每年的預算中撥出。廉政公署給予其職員較豐厚的報酬，這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優秀的專業人員，另一方面在于，薪酬微薄的公職人員，特別是反貪工作者會比待遇良好的人更易受到賄賂的引誘。

再次，香港廉政公署有著良好的自身防腐機制。廉署的運作受到一套嚴謹的監察與制衡制度(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的管轄。要確保轄下人員在任何情況下不會濫用權力。

廉政專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并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廉政專員要定期向行政會議匯報重要的政策事項。廉署的職責是調查和搜集證據，但無權指控與《防止賄賂條例》有關的罪行。一切所調查的材料均交由律政司全權決定是否檢控。這種程序亦保障廉署不致濫用權力。廉署在行使某種權力前，須先獲法庭許可，只有法庭才能對案件做出判決。在做出審判前，廉署會聽取法官因顧及調查所用的方法而提出的意見和批評，從而謹慎地研究并對執行程序予以檢查，以確保權力不會被濫用。按法例規定，廉署須向立法會呈交年報，匯報其工作，立法會議員亦可在需要時就重要事項傳召廉署人員回答提問。由社會各界賢達40人組成四個獨立的委員會，專責監察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并向廉署提出意見。這4個委員會是：負責審議廉署整體政策的貪污問題咨詢委員會，負責監察執行處工作的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負責各項防貪研究并向廉署建議處理程序的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負責對市民傳播反貪信息、提供意見、爭取公眾支持、打擊貪污的社區關系市民咨詢委員會。四個咨詢委員會每年均提交工作報告，有關報告亦須向市民公開，便于市民監督各委員會的運作。為確保運作獨立和公正，各咨詢委員會

主席職位均由非官方人士出任。除四個咨詢委員會外，還另設一個獨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專門監察及檢查任何對廉署的工作程序或廉署人員所作的投訴。該委員會由非官方人士擔任主席。香港享有高度的新聞自由與公開性，這使廣大市民通過大眾媒介更加明了廉署的工作，以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便于市民監督。制度防貪和輿論監督也使得廉署制度得以延續，發揮長久之功效。腐敗猶如瘟疫，不僅使國家、社會及個人的利益受到嚴重侵害，而且也扭曲了經濟環境，破壞了民主法治，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成為世界各國和各地區面臨的共同問題。國際社會一直在積極尋求根治腐敗的良策。厲行三十多年的廉政制度，足以成為兩岸三地華人社會治理的重要資鑒。香港經驗給我們的啟示在于：僅僅依靠事后的懲戒是遠遠不夠的，對腐敗的全面預防，從源頭上治理腐敗，營造出清廉、效率的社會氛圍和官場文化也許是行之有效的長遠方法。

第二篇：香港廉政公署的緣起

香港廉政公署的緣起

2013-01-07 第09版：中外歷史

作者：徐華娟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2357

香港廉政公署的建立緣起于上世紀 70年代轟動一時的“葛柏案”。葛柏是香港英籍警察，總警司（相當于今天大陸的一級警監），時任九龍區副總指揮官。葛柏自1946年進入警察隊伍，其間數度立功，并于1968年至1972年獲得殖民地警察服務獎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勛章。1971年，香港警務處長接受英聯邦指令組成專案組，對加拿大銀行的一筆署名“卓柏”的1.2萬加元存款戶主疑為香港警察一事進行調查。經調查，葛柏的嫌疑最大。但葛柏在香港警署中的關系網很龐雜，很快采取反偵察手段并提出提前退休以逃避調查。專案組在律政司的建議下首次使用《防止賄賂條例》，要求葛柏在一周之內解釋其財富來源。

通過對葛柏住所及汽車進行搜查，發現三本賬冊共計200多頁，顯示了葛柏受賄的范圍及向其行賄的各種黃賭毒館所，總共受賄所得至少430萬港幣。專案組決定，如果一周屆滿葛柏不能解釋其全部財產來源便當場逮捕。不想束手就擒的葛柏利用手里的一張警務人員機場禁區通行證，并通過關系買到香港飛往新加坡的機票，從而輕易地于1973年6月8日逃出香港，經新加坡轉抵英國。香港民眾聽說葛柏逃跑，紛紛上街游行，要求港英政

府抓回葛柏。時任港督麥理浩勛爵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委任香港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葛柏逃跑的原因，并檢討時下的反貪工作。百里渠對當時的警察系統所存在的問題十分清楚，對葛柏也有相當的了解，于是，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通稱《百里渠報告》。報告中，百里渠反復強調，“葛柏案”早就于兩年前即1971年立案調查。之所以沒什么進展，關鍵是因為反貪調查組一直隸屬于警務處，無法獨立偵查，經常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掣肘。牽一發而動全身，掣肘的并非葛柏本人，而是警察系統內部。百里渠在報告中歷數警察機構的各種弊端，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并制定和實施嚴厲的反貪污法案。1973年10月17日，港督麥理浩在立法局宣布將要成立一個專門的獨立的肅貪部門。

1974年2月15日，根據《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廉政公署的英文寫作IndependentCom-missionAgainstCorruption，意為“反貪污獨立調查機構”，簡稱ICAC。廉署建立后，葛柏案件的相關檔案都由警務處反貪部門轉到了廉署，得到了徹查，終于于1975年將葛柏引渡回香港歸案。通過徹查“葛柏案”，廉政公署打了第一個大老虎——葛柏。對此，當年主審“葛柏案”的香港法律界著名人物楊鐵梁說：一個高級官員，又是外籍官員，做錯事，我們已依照法律去做，做到最好，對香港是好的。我們第一次打倒一只?大老虎?，這是個好的開始，它告訴我們——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

人，只要是犯了貪污罪，我們都會捉。在香港反貪史上，“葛柏案”開創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先例，也為后來廉政公署卓越而有效的反貪工作打開了良好局面。由于廉政公署對“葛柏案”的徹查，為這個反貪機構樹立了聲譽。其后幾十年間，廉政公署一掃香港貪腐風氣，成為廉潔的守護神。

從運作制度看，廉政公署擁有制約下的權力，具有相對獨立性。根據《廉政公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等法律規定：“廉政專員直接向港督負責，除港督外，廉政專員不得受其他任何人士的指揮和管轄。”廉政公署擁有獨立的調查權，包括搜查、扣押、拘捕等，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而抗拒或妨礙調查者則屬違法。同時，廉政公署的人事和財政獨立，不受其他部門制約，廉署工作人員不屬于公務員編制，從而保證了廉政公署的獨立性和打擊貪污的力度。

廉政公署的運作機構分為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及社區關系處三大部門。執行處是廉政公署中最大的機構，專職負責反貪案件的舉報、調查等任務。防止貪污處的主要職責是設計貪污預防方案，及時發現和堵塞貪污漏洞，這個部門的每個成員都是某方面的專家，會對貪污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具有高度敏感并給予預防設計。社區關系處的主要職責是進行反貪宣傳。

為防止肅貪反腐的廉政公署走向腐敗，香港政府還設立了貪污問題咨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社區關系市民咨詢委員會，對整個廉政公署給予監察。廉署

既有獨立的審查權力，又受到廣泛制衡。擁有獨立的財政支持，但經費須由貪污問題咨詢委員會和布政司審核。廉署自建立之初至今，法律賦予其在組織機構、辦案人員人事特殊編制、財政保障、辦案、保護證人等方面的獨立性，正是香港肅貪反腐取得成效的制度因素。

仔細審視這個歷經桑海滄田的香江小島，近代的香港被深深打上了英國殖民地文化的烙印。香港總督不僅要保證大英帝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還要從經濟上確保英國財團在此的特權地位。尤其在二戰后，香港經濟騰飛，作為東亞四小龍之一的香港，經濟的繁榮也帶來了腐敗的滋生，政府官員、警務人員等受賄索賄橫行。“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淚珠，仿佛都說出你的尊嚴。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這既是思念咫尺天涯的祖國，更是期待嚴明的法治和安寧的生活。從香港法治機器運轉來看，自“1843年5月3日香港成立本地立法機構后，現行的英國法律將在香港實施，但不適合本地情況或本地居民及由上述立法機構另行立法取代者除外”。可見，從英國侵占香港初期，英國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就開始適用于香港。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演變，形成了今天香港法律特殊的淵源，即以英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為基礎，結合英國的成文法、香港的條例和附屬立法、中國的習慣法以及國際條約形成的混合體。這個法律體系，是英國普通法的分支，適應了香港本土特點而得到發展，尤其是商業法律得到最充分的發展，成為香港法律的精華。

香港的經濟、金融、海關、行政體系、司法體系等，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來，沒有農業社會“講人情不講法理”的規則，也不受政治立場所左右，而是以遵循商業運作模式來推動整個香港社會的運轉。

第三篇：香港廉政公署反腐35年觀后感

淺談反腐倡廉

——香港廉政公署反腐35年視頻觀后感

沒有一個機構是沒有貪污欺詐現象的，無論是政府還是共有、似有組織。如何反腐倡廉一直沒有一個完美的指導思想，但這不意味著反腐倡廉是白費功夫可有可無的事情。

看完香港廉政公署為反腐而做的努力后，我真的感慨良多，同時對如何反腐倡廉也有了一點小小的心得。

香港，彈丸之地，因成了英殖民地而戰亂后經濟搭上資本主義快車迅速發展，在那個中國大陸還在搞革命，鬧騰不休的時候，香港已經悄悄地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然而，錢多了，分配的就容易出現問題，香港也面臨著這種分配不均的局面。原本分配確實無法達到絕對的公平，但是卻有人在破壞著相對的公平。這其中就有貪污的現象。

天下紛紛，皆為利來。在經濟一味地騰飛而制度跟不上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漏洞便付出水面，為居心不良者所利用。各行各業開始盛行潛規則，沒錢無人為你辦事。而單純的這種錢與勞動力的交換也不算特別大的問題，真正的貪污，是涉及到了錢與權的交易。

當各類官員不分大小，都鉆了制度的漏洞，把貪婪的手伸向原本就貧困的人民百姓的時候，當時香港的監管部門可謂是不給力，簡直形同虛設。甚至監守自盜，也加入了貪污的行列。久而久之，官場潛規則也就越來越明目張膽了，結黨營私，組隊貪污的現象日益泛濫。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仔細一看也不難明白，畢竟當時的監管部門是隸屬與警察局的，一個跟警局乃至整個政界都有著千絲萬縷利益關系的一個部門。這樣一個如何可以大刀闊斧，公正無私地執行著監督、調查和懲罰呢？

一個“五億探長”葛柏爵士的高金額貪污案的浮出水面，成為了香港人民懲治貪污犯罪和建立一個真正能夠達到反腐作用的部門的一個契機，也是香港反腐斗爭開始的一個導火線。

從那一刻起，香港的廉政公署正式成立，獨立于其他任何部門，只向特首和法院負責。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因為這樣一來，廉署就不會打到自己的上級，也不會打到跟廉署有利益糾紛的部門，這跟美國三權獨立的思想也有共通之處。這一點，首先奠定了廉署存在的合理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然而，在一個幾乎全體腐敗的地方，一個微不足道，無勢力，無靠山的部門要開展反腐工作，那個難度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部門內部的自律制度和特首的首肯，民眾的支持以及對反腐工作的信心，廉署可能最終也是一個花瓶部門。

新官上任三把火，廉署剛設立就敢于跟“大老虎”叫囂，這也是廉署能得到人民支持的一個重大原因。廉署的前期個案，一定要典型，一定要辦贏，也許其中手段用盡，但是給民眾留下廉署不是花瓶的印象，這就足夠讓民眾積極配合和支持廉署的工作了。

廉署的成功之處還有一點，就是為線民保密的工作做得好。舉報犯罪如果會給自己帶來傷害，那么民眾肯定很少人會做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舉報犯罪能得到酬勞和保護，那么本著“量利”而行的民眾，自然會積極參與，從民間擴大廉署的打擊范圍，減輕廉署的調查壓力。

而無論廉署擁有多大的權力，廉署有多大的民眾支持率，歸根結底，如果香港不是一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社會，那么這一切都是浮云。香港的法制建設非常健全，連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能規定好，這給了廉署以及其他的監管類部門一個支撐點，可以有底氣地對有問題的人進行問責。

計算機10級3班林少優

2011/12/13

第四篇：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紀實觀后感

知行合一，臻于郅治

——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紀實觀后感

香港，勝在有你同ICAC。

4月4日，燕都新區紀工委組織觀看了香港廉政公署35年反腐歷程紀錄片，隨著呂寧思的娓娓講述，廉署35年的源起、發展、變革如一幅長卷全景展現了香港反腐的歷史。

羅馬不是一夜建成的，再好的政策沒有踏實的工作也無法執行。廉署的成立，上層設計可謂意義深遠：獨立于港英政府，直接聽命于港督，類似的機構也頗見于其他反腐工作較好的國家和地區，這是先決條件，也是反腐的基礎。其次在于運作，廉署鑒于政府已完全喪失公信力的形勢，從一開始就下了“必抓葛柏”的決心，并不惜以他罪入刑的方式樹立自身的權威和公信力。三拳兩腳打開局面后，廉署注重聯絡市民與自身建設，珍惜來之不易的局面，不懼高壓、不畏權貴，以市民為本，敢辦大案、敢抓巨貪，起到了以點帶面、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

講到這里，我們不能不與國內現行的反腐機制作一比較，相比而言，國內的反腐機制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局限性，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內外不分；二是主體不明。內外不分指的是反腐機構不獨立于受監督機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免有所包庇，相互掣肘，更有甚者反腐機構由本該受監督的機構和個人管理與領導，更加喪失了其監督的自由和打擊的突然性。主體不明指的是反腐機構不能正確認識自己所服務的主體，反腐應當面向民眾、做好、壞事除盡。人治雖然溫柔但容易鉆空子，法制雖難下咽卻利于消化。為政者集民之力為民所用，民賦政府權力自然有監督問責政府的合理性。

廉署的發展印證了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權，哪怕是總督和特首，這一點需要為政者的決心和信心，如果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對國家和人民的信心，反腐終將是一句空話，國家和民族終將是一個虛弱的胖子。

香港，勝在有你和ICAC。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串腳印，廉署落步堅實、凝聚民心，扛起了香港的繁榮，這一切應為當政者之鑒，吸取之、實踐之、發揚之，知行合一，臻于郅治。

第五篇：淺談香港廉政公署的借鑒意義

淺談香港廉政公署的借鑒意義

王麗嬌 201322007 國金1302

摘要：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國際金融資本往來的樞紐和中介。香港的廉政建設十分完善，由上及下，具有一整套完整完備的嚴密監督體系。香港的廉政公署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廉政部門之一，其發展得益于香港當地的法律環境和政府支持，并取得了長遠發展，對世界各國的廉政建設均具有重要意義。

一、廉政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對于黨和國家的重要意義。不但為中國反腐倡廉建設指明了方向，也為他個人的“反腐觀”再添異彩。

反腐倡廉關鍵要經常抓、長期抓，要堅定決心，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實際成效取信于民；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反腐倡廉建設必須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要采取得力措施，堅決反對和克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

然而提及反腐倡廉，最值得借鑒的當屬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

二、香港廉政公署

香港廉政公署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獨立執法機構。于1974年2月15日根據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以肅貪倡廉為目標，采取防止、教育及調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成立前由香港警察隊反貪污部負責相關事項。廉政公署的調查對象初期限為公務員，繼而擴展至公共事業機構，進而包括所有私人機構。

該機構設有執行處，、防止貪污處，社區關系處三個專職部門和為以上三部門提供服務的一個行政總部, 共1 1 2 9 個職位。廉政公署不屬于政府公務員架構, 廉政專員直接向總督負責并報告工作。

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規定: 任何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無合法許可或合理解釋,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誘使公職人員酬謝執行或不執行公務, 均屬違法;公職人員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無合法許可或合理解釋, 向任何人士索取接受利益, 酬謝執行或不執行公務, 均屬違法。

《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規定: 任何雇(含私人機構雇員)未得到雇主同意, 私自索取收受與雇主業務有關單位或人員的利益, 均屬違法。第十條規定: 公務員享受的生活程度、擁有的財富與公職收入不相稱,未能向法庭作出圓滿解釋, 屬于違法。

香港廉署在反腐倡廉反貪污方面具有很大的權力，擁有調查權、執法權等。在香港生活中，倘使被香港廉政公署邀請去“喝咖啡”，則往往說明有一定的財務和廉潔問題。廉署根據香港法律法規的規定，享有以下幾項權力：

(1)調查任何涉嫌濫用職權、敲詐勒索的罪行;(2)調查任何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罪行;(3)拘捕權(無需拘捕令);(4)搜查住宅、扣押證物證據權;(5)其他特殊接獲證言證據權。

然而權力不是無限擴張的，為了達到廉署權力的制衡和制約，對廉政公署又有嚴格的監督監察, 有嚴密的權力制衡機制。

(1)五個獨立的咨詢委員會制衡廉政公署的工作;(2)廉署內部也有高素質的監察人員和嚴格的監察制度, 廉署內部的問題總是最早被現和解決;(3)市民的監督;(4)新聞傳媒的監督;(5)律政司決定是否起訴;(6)合約形式聘用雇員, 隨時可立刻決定解雇人員(不必作出解釋)。香港廉署以其職能的獨特性和嚴密性獨立于政府公職之外。廉署的存在也為香港的廉政建設提供了一道堅不可摧的保障。廉署有以下幾點服務承諾：

(1)廉署認為必要, 會立即會見具名舉報貪污者;最遲也將在4 8 小時內會見舉報者, 并盡快告知結果;(2)若所舉報案件并非貪污或并未構成違法, 也將在4 8 小時內通知舉報者, 并告訴是否已轉到其他有關部門辦理。

(3)市民要求提供防止貪污建議, 4 8 小時內通知市民己接獲其要求, 并盡快回復;(4)市民要求提供倡廉教育或有關資料, 廉署會在48 小時內接見該市民, 并回復送達。

三、香港廉署成功的原因

廉署的成功模式值得我們借鑒。至今為止，香港廉署肅清貪腐案多達千記，成功為香港豎起一道防火墻。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肅貪工作, 保證了政府和社會公共機構盡責、廉潔、高效運行, 贏得了港人的廣泛贊譽。香港的成功有其必然的環境因素的影響。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旅游和信息中心。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肅貪工作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1)香港政府和特首的大力支持(2)財力物力權力的支持;(3)得益于其嚴密規范的法律體系;(4)廉署得當合適的處事作風

四、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反腐敗是各國、各地區政府所面臨的共同課題和任務:針對當前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形勢, 如何進一步加強反腐倡廉工作, 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深思。

一是健全法制, 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反貪立法工作, 要形成嚴密完整的法律體系, 使犯罪分子無隙可乘;從重從快嚴厲打擊經濟犯罪, 做到有法必依, 違法必糾, 執法必嚴。堅實嚴密的法律體系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法律是我們對付貪污分子和腐敗分子的重要武器。

二是改革現行體制, 獨立設置司法檢查部門，專門針對解決貪污問題，直接對領導負責。避免出現官官相護、沆瀣一氣的現象。

三是賦予紀檢監察部門有效行使職責的權力。有權出席同級黨委和行政部門召開的會議, 參與單位重大問題的決策,；賦予紀檢監察部門在干部問題上更大的監督權限, 實行一票否決制；紀檢監察干部的任免, 要征得上級紀檢監察部門的同意;其他干部的任免, 要征求同級紀檢監察部門的意見, 不廉潔的干部一律不得提拔、重用、評優

四是建立嚴格的內部監督制約機制。紀檢監察部門、反貪部門接獲群眾舉報后,對案件的處理由專門委員會集體討論表決決定, 避免拘私舞弊和隨意性。要特別重視內部監督監察工作。發揮新聞傳媒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