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促進教育事業優先公平發展

促進教育事業優先公平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促進教育事業優先發展、公平發展。

繼續加大教育資源向中西部和農村傾斜，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辦學條件。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再增長10%以上，使更多農家子弟有升學機會。加強農村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教師隊伍建設，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改善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營養狀況。發展學前教育。實施特殊教育提升計劃。繼續增加中央財政教育投入，提高使用效率并強化監督。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積極穩妥改革考試招生制度，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高校辦學自主權，鼓勵發展民辦學校。加快構建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我們要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努力使每一個孩子有公平的發展機會。

第二篇：促進教育公平發展

促進教育公平發展

中小學義務教育的推進和高校的“擴招”，使近年中國教育處在一個大發展的階段。但是，在大發展中日益凸顯的教育不公平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媒體對中小學擇校、教育亂收費、“教育產業化”等問題的批評不絕于耳。

當前我國教育發展中比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體現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差別上，地區差異和發展不平衡導致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是中國最重要的教育國情之一。與教育過程、學業成就方面的不公平相比，現階段最重要、最突出的基本問題仍然是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在農村，教育不公平仍集中在義務教育階段，尤其是初中教育;在城市，教育不公平主要集中在普通高中和大學階段。

形成教育不公的原因，除歷史形成的發展差距之外，傳統的以中央為主、忽視地方的資源配置模式，以及無視地區、城鄉差距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成為導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一些已經落后于社會發展的不公規則加劇了業已存在的教育不公。農村教育中，影響教育普及、導致流失輟學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費用過高、教學難度過大。后者主要是無視發展差距的“城市中心”導向所造成的。由于社會貧富差距加大，階層之間的教育差別開始顯現，這突出地表現為對教育收費不同的支付能力和貧困學生的問題。由于家庭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不同，城市社會中不同階層接受教育的權利受到影響，人們開始重視和追求教育過程、教育質量的平等。

對此，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實現教育公平：

首先，擴大教育機會，縮小教育質量的差距，是實現教育公平最基本的途徑。通過制度創新、政策調整開放教育，吸引和促進社會資源向教育的流動，滿足教育快速增長對教育經費的強勁需求。

其次，促進教育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應當確立新的資源配置的理念：在發展中縮小差距，增加公平。在照顧各地歷史形成的實際差距時，應當將逐步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作為重要原則之一。

最后，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優惠政策和相應機制，加大對西部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教育支持。同時，應當重視和切實解決流動人口、貧困階層子女的教育機會和教育公平問題。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區差距極大的發展中大國，應當將因地制宜地發展教育，作為今后教育發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則。建立教育發展“地方化”的思路和管理模式，改變無視地區、城鄉間巨大大一統模式，從而矯正全國一刀切、整齊劃一的教育體制的弊端。矯正高度國家化、城市化的教育發展取向，是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重要選擇。

第三篇：當下社會發展之公平優先

當下社會發展之公平優先

我認為政府在行使社會職能時，應該優先考慮公平，其次兼顧效率。

政府的社會職能有四：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文化職能、社會公共服務職能。上述社會職能的名稱中，就可以直接體現一點——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為人民服務，其基本要求為公平公正，這樣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政府作為人民的公仆，其政府人才必定也是通過公平公正的選拔方式而來。當下社會提倡精簡政府部門，其中有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考慮，然而我認為政府部門的精簡恰恰是政府行使社會職能的公平體現，它保證了政府人才來源于公平公正的選拔；提供人民公平公正的監督渠道；體現政府倡廉執政，保障社會公平。

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基于中國落后的經濟發展現實，國家政策號召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了“效率優先”原則，這是對當時我國國情的一個正確判斷。在改革進入中期，黨中央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新思路，力求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優化結合。但也正是當時“先效率后公平”的政策，市場經濟追求效率，導致了如今社會分配不公，人民收入差距過大，影響國家經濟平穩良好發展。從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分配上越來越強調公平問題，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的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公平關系到人與人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協調，關系到社會的和諧。

基于當下改革正處于水深火熱階段，我們的社會發展理念就應該進行相應調整——由“量”的擴張走向“質”的提升。這里的“質”主要是指社會品質——公平正義。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及“公平”達20多處，并明確強調要“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這就明確彰顯了公平正義的執政新藍圖。

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政府行政講究公平優先，在文化教育方面同樣一絲不茍。追求教育公平是人類社會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體現了古代樸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圖被認為最早提出實施初等義務教育，亞里士多德則首先提出通過法律保證自由民的教育權利。現下，我國教育不斷改革，從優先到公平，不僅是教育領域的進步，更是社會發展的進步。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一項項關乎教育公平的新政，無不著眼于固本培基，從百姓最關注的教育民生出發，讓促進教育公平的每一步都走得堅實而溫暖。

綜上，公平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價值追求，社會財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當下社會發展需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第四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論述。。

從1993年中央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經濟界、學界對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討論再掀熱潮。贊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認為它符合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現在我們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改變低效率的增長方式，就是要堅持效率優先。反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認為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原因是講效率多了而不重視公平，這與我國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觸，妨礙和諧社會的建設。也有人提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兩者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

7月29日，由北京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金融發展研究所、北京城市學院等單位聯合召開討論會，對“公平與效率”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的梳理。

本報記者 柏晶偉

效率優先 增進公平

黃范章(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

最近幾年，中央文件開始的提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后來提法變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在思想界、理論界引起了一些誤解，認為效率優先不能提了。也有人公開講改革初期提“效率優先”可以，現在已經不合適了。我的觀點是，效率優先，增進公平。

我不否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改革初期是起到過重大作用的，沒有這個提法就沒有小平同志講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就不可能有經濟發展，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當然，現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些公平問題突出了，因此這些年文件里沒有提。雖然沒有提效率優先，但提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我很贊成堅持效率優先，然而僅僅提重視公平我感覺還是不足，因為重視公平只是表明市場經濟有缺陷的一方面，而且對于政府的操作性不很明確，如何重視沒有明確的操作性。因此我提出來要增進公平。

我認為效率優先、增進公平表明效率與公平不僅有負的相關關系，還有正的關系，效率優先是增進公平的前提和條件，而增進公平是效率優先的歸宿和目的，效率優先的結果是增進社會公平。為了實現以人為本，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增進公平可以給我們的政策操

作提供一個原則性的導向。

應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何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效率優先指的是什么？兼顧公平是指什么內容？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說清楚，討論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的不同觀點。我的理解，效率用在經濟學上就是勞動生產率。我國的勞動生產率高還是不高？實際情況是，雖然經濟的盤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為什么有人現在反對效率優先，主要的問題是沒有把效率和經濟增長區別開來，把經濟發展、經濟增長作為效率優先來看待，因此認為現在只重經濟增長不注重社會公平。事實上，GDP的增長不等于效率優先，效率優先可以和經濟發展同步。也可以不同步，我國現在是經濟發展了，但是效率沒有優先，各級政府只注重經濟增長，而不注重效率優先。

公平指的是什么？是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圍廣得多，社會公平是指社會權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社會利用資源的機遇上不平等、不公平，由于政府的設計和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會成員在資源利用上不公平，結果造成收入差距擴大，最主要的是壟斷行業收入過高。行政壟斷行業的設置使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城鄉二元結構使城鄉收入差異擴大，對于這些社會不公平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而不是廢除效率優先。現在一些不公平現象，即便是將公平放在優先地位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是再分配的問題。初次分配由市場來決定，再分配由政府來做。所以我認為要想解決分配不公不是兼顧效率優先，而是應當對政府進行改革，深化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壟斷行業市場化，輿論監督社會化，這才是解決當前

分配不公的最根本的辦法。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局限性

吳忠民(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改革開放初期具有重要價值。但如今的中國改革已經結束了初期的啟動階段，而進入現代制度建設時期，在這樣的時期這個提法就逐漸顯示出局限性。第一，這一提法沒有區分價值觀和具體政策這樣兩個層面上的公正。第一層面是作為基本價值觀的公正，這個公正直接影響著一個社會基本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講，現在社會在基本制度建設安排方面必須以公正這樣的價值觀為基本的依據，在這樣的層面上公正是最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誰是優先的問題。第二層面上的公正問題是具體的政策制定，這涉及到我們經常談論到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也就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段經濟效率和再分配兩者的分量誰輕誰重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必要解決公正和效率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在某個歷史時段偏重于效率是正常的，但是這種趨向應以不損

害社會的基本制度為前提。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對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這樣的定位是不全面的。社會公正是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基本依據，無論是在社會再分配領域還是初次分配領域都必須遵循，初次分配領域如果不重視公正問題會增大再分配的難度，從而形成整個社會的嚴重問題。現在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視初次分配的公

正問題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意味著政府主要職能的錯位。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維護公正，在改革開放以前政府扮演著全能型的政府角色，而在開放以后試圖扮演經濟型的政府，以取代企業家和相關職業群體的位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一個經濟型政府職能定

位的明確表述，這是它的局限。

正是由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存在上述的缺陷，所以這一提法對

錯誤！未找到引用源。中國經濟發展、對于現代社會的制度建設必定產生不利的影響。現在的制度建設必須以現代的價值觀包括現代的社會公正觀來進行，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樣的提法是輕視了現代的基本價值觀，尤其輕視了社會公正觀，從而會延誤中國社會的建設發展。

防止效率和公平雙缺失

趙人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我認為，效率和公平兼顧是一個一般規律，但是在發展基本階段特別是初期階段要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現在的問題是，目前在中國效率和公平雙缺失，很難說哪個優先哪個兼顧。有人認為現在效率問題解決了，要重視公平了。效率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我覺得沒有，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廉價勞動力、高能耗、高污染，雖然比起解放以前我們好了很多。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已經沿用了50年，是不是可以從這種思維方式里擺脫出來了？我覺得不要多重視提法，要重視機理分析。馬克思分析問題不像斯大林，馬克思不在乎表述，而重視機理分析。我們在學經濟學的時候，學到關于資本主義的表述，結果從斯大林思維回到馬克思思維也找不到具體的經典表述。整個資本論是把剩余價值本身怎么產生、遵循了什么方式進行了分析，是機理分析才創造了這樣的理論，而斯大林講了那么多基本經濟規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用處卻不大，說明機理分析是重

要的。

對效率和公平也要重視機理分析。效率和公平關系實際上是互補的，瑞典的人均GDP原來是世界排名第三名、第四名，后來降到第十六名。瑞典人的健康狀況沒有下降，可是生病請假的日期越來越多，平均每個人請病假的時間越來越長，結果影響到GDP，說明瑞典的公平搞過了。對效率和公平的關系，要放在具體條件下分析，不好籠統地講誰先誰后。

市場主導效率，政府主導公平

王玨(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

效率優先，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一個原則，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效率優先也應該是必須遵循的。今后任何時期沒有效率優先就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維持社會公平，所以對效率優先不能產生任何懷疑。

公平問題，嚴格地說，它是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就是社會的問題，為什么？公平就是起點的公平，從分配角度說它必須是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者的分配，生產資料的分配結構決定了消費品的分配結構。生產資料被少數人壟斷了，或者說被有些人壟斷了，那肯定就不可能有公平，所以公平在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必須多樣化，必須對過去的那種所謂的國有制、集體所有制進行徹底改革。市場主導效率，政府主導公平，第一次分配主張效率，第二次分

配應該重視公平。

目前在有關效率和公平的討論中，有人利用公平領域矛盾過多而主張回到原來的計劃經濟時代，這個我不能理解。因為我們在改革之前從農村來說有2.5億人吃不飽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只有3000萬人解決不了吃飯問題，怎么說我們的改革不公平了？公平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所謂不公平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或者更長遠地說是歷史遺留

下來的。

效率優先核心是資源配置效率

周為民(《學習時報》總編輯)：

迄今為止，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原則的批評主要的問題在于概念是不一樣的，效率指的是什么？很多人理解為僅僅是生產效率，實際上從經濟的角度、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講，所謂效率不僅僅是指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指社會的經濟效率，核心是資源配置效率，而資源要達到有效配置必須有良好的制度和機制，也就是說有市場經濟。兼顧公平，這個公平指的是什么？指收入分配當中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均等，中央的歷次文件到十六大報告都是在這個意義上用的，所以不能把公平的概念理解得過于狹窄，以至于和社會公正混淆起

來。

有人批評“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往往是以否定市場化改革方向相伴，往往批評的就是市場經濟，這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中央現在強調，根據現實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要更加注重公平，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夠簡單地從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效率優先不對了，因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不是在改革初期所謂為了當時的什么情況提出的，而是在1993年也就是說改革進行了15年之后提出的，同時中央是在關于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中提出的，這就是說，是我們最終明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提出的。市場經濟收入分配制度基本特征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因此要否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話必須提出三個證明，才可以有邏輯地否定，這三個結論需要證明：第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對的，要證明發展是硬道理過時了。第二要證明不能搞市場經濟。第三要證明收入分配制度不是起激勵作用，而是首先保證大家分配的均等。事實上，只要贊同機會均等就是贊同效率優先，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也是這樣的原則。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所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要形成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一個秩序良好、規則公正的市場分配過程，也就是說一定要保證按生產要素分配這個原則能夠貫徹。所謂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與市場配置資源是同一個過程，所以要否定效率優先，必須否定在收入分配不能搞平均分配，如果不能證明以上三點，就不能否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效率與公平相輔相成 傅正泰(北京城市學院院長)

效率跟公平是一致的、相輔相成的，公平不等于平均主義。公平說的是公平的競爭、公平的機會。假如沒有效率，我們中國就無法發展了。在當前的形勢下不搞市場經濟是不行的，所以競爭是公平的競爭，國家只有具有競爭力，民族才有生存權。國家只有發展了，社會才有公平，只有有了效率，國家才能發展，我覺得這兩點不矛盾。

造成當前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腐敗，造成壟斷的也是腐敗。效率和公平是相輔相成的，公平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不同的生產關系上有不同的標準，只有生產發展了，公平的標準才能變化。追求平均主義是錯誤的，所以我認為現在要大力發展教育，要有更加寬松的環境，使得大家能夠參加公平競爭，要反對不公平的競爭，反對壟

斷。

公平是相對的。我們可以把公平分為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是注重規則的無差別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樣的規則。從這種意義上說，機會公平也就是規則公平。平等待人，就是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得其應得，就是按人的能力和貢獻分配。機會公平所奉行的是激勵原則，它充分尊重主體的選擇，最大限度地激發主體的活力。

市場經濟就是通過機會公平即平等競爭的原則，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是由資源稀缺性和人的需求不斷增長的矛盾決定的。只有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才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促進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

與機會公平不同，結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異性的公平，即充分考慮人的個體差異，特別是人的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的差異，對不同的人實行不同的規則。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人們的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是不同的，這是無法選擇的。由于人的起點不同，即使是平等競爭，仍然會導致結果的差別：能力強者會獲得更多的資源，而能力弱者會獲得較少的資源，甚至喪失掉已有的資源。可見，機會公平實際上是默認了“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5頁）因此，對于由于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不同所導致的差異，我們必須貫徹補償原則，“最大限度地增加處于最不利狀況的人的期望。”（羅爾斯語）通過社會再分配的方式，對于弱者給予補償，實現結果公平（當然，結果公平決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確保弱者的基本權利）。我們之所以強調結果公平，是由人類社會的整體性所決定的。無論強者還是弱者，每個人都應享有基本的權利，即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不可否認，強者獲得更多的財富固然與他們個人的努力相關，但財富的獲得離不開社會，即使強者的先天稟賦也與社會息息相關。所以，對富人征稅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通過結果公平，使更多的人提高主體選擇能力，甚至提升人的先天稟賦的能力，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能動性，從而推進整個社會的進步。

以上對效率和公平的分析表明，盡管效率和公平是兩個不同的價值目標，但二者又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當然，它們的聯系比較復雜，是對立的統一，是動態的平衡。效率是公平的基礎。如果沒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貧窮，而在貧窮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進步。因此，要實現公平的不斷發展，惟一的正確途徑就是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恰恰依賴于公平。沒有平等競爭，就不會產生高效率。所以，效率的提高取決于公平，特別是取決于機會的公平，當然也取決于結果的公平。可見，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曲折地表現為效率與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的關系。機會公平是通過激勵的方式促進效率，結果公平則是通過補償的方式促進效率。這就是效率與公平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表明，社會發展的基礎是提高效率，是把蛋糕做大。而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要保證公平，就是把蛋糕分好。也就是說，不是等把蛋糕做大之后再來解決分蛋糕的問題，而是在做蛋糕的同時，就開始了蛋糕的分配（初次分配）。不然，蛋糕是永遠做不大的。當然，蛋糕做大之后，也需要進一步解決分蛋糕的問題（再次分配）。由此可見，效率包含著公平問題，公平隱藏著效率問題。效率離不開公平，公平也離不開效率。效率和公平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互為前提的關系。我們不能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分開，更不能把二者絕對對立起來

淺論公共政策選擇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

□洪瑞灃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到，堅持“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這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重要歷史經驗。當前，隨著政府在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中相關職能的轉變，公平與效率問題已不僅僅是社會經濟運行和資源分配過程的基本問題，同時也是政府公共政策選擇的基本問題。

一、公平與效率是公共政策選擇的價值取向和基本目標

根據新公共管理理論，公共政策一般是指政府為解決社會公共問題而制定的行為準則，是政府用來調控社會利益的基本工具，公共政策制定必須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以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優化為根本目標。公共行政的價值取向必須是體現對人的關懷、對公民權利以及社會進步的關懷。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應把公平與效率問題作為公共政策選擇的基本政策目標。公平是從屬于價值理性范疇的概念，效率則被定位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之內，作為公共政策的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政策目標，必須充分認識其本質的涵義。

效率原則是現代公共行政的一項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在公共政策行為的過程中，應當以經濟、有效的方式，以盡可能的“投入”獲取盡可能大的“功效”。而公平作為現代公共行為的基本價值目標，要求公共政策行為體現公平的結果，盡可能滿足社會主體（公眾）的公平需求，恰當地運用公平原則，統籌短期和長期利益、微觀與宏觀等因素，兼顧個人、集體、國家等不同主體的利益主張，平衡與之相關的利益沖突。只有這樣才能使公共政策帶來良好的行政效應。這實際上意味著行政管理者（包括公共行政主體）不能是價值中立的，他們應當擔負起實現社會公平的責任，應當把出色的行政管理與社會公平作為一種新的公共行為的基本原理、應履行的必要職責和應遵循的社會準則，同時，社會公平這一社會準則本身又賦予新的公共行為以新的使命，即它有責任改革那些妨礙社會公平的公共政策與影響實現社會公平目標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

二、公平與效率兩者緊密相關，辯證統一

其實，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問題，在社會科學界曾經存在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效率和公平無關論，即效率和公平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二者之間沒有任何聯系，追求效率不必考慮公平，追求公平也無需關注效率。第二種觀點：效率和公平“兩難選擇”論；認為效率與公平二者不可兼得。上述兩種觀點，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對立起來，完全割裂了二者的關系。第三種觀點：效率與公平是倒U型曲線論（此消彼長論），即在效率不高的初始階段，比較公平；伴隨效率的提高，貧富差距擴大；只有在效率極大提高的階段，才能實現公平。第四種觀點：效率與公平互動論，即公平離不開效率，效率也離不開公平，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它們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關系。現在學界普遍認同“效率與公平互動論”，這種互動論在公共政策選擇上可以理解為：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應，則政府就不能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社會將進入無序狀態，導致資源的巨大浪費，人民生活更加貧困，從而必將破壞并無法實現公平。相反，經濟效率的提高則能夠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因此可以說，經濟效率甚至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必要條件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貫徹公平理念，則可以博得公眾的信任、支持、配合，從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應。

三、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矛盾是公共政策選擇的努力方向 高效率的行政活動具有穩定社會經濟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義“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則往往會侵犯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因此，行政主體進行決策時，必須做出權衡，在公平與效率的價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應該根據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勢以及輕重緩急來定奪。一個國家的公共行政價值目標，在其國家經濟落后或者當公共政策對公眾權益影響較小時，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當國家經濟發達或者公共政策對公眾權益影響較大時，則應當以公平為主，兼顧效率。通常認為，現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平應當是達到效率目標的公平，現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效率應當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效率。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基于兩個方面原因：

一方面，公共政策行動中的效率一般分為微觀效率和宏觀效率等不同的層次。從微觀層次上看，每個具體的社會政策行動都有投入和產出的關系，都應該強調少投入、多產出。例如，我們的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社會福利服務部門等都應該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而提高其自身運行的效率。這與市場經濟行為中的效率原則是一樣的。從宏觀層次上看，公共政策行動的效率涉及到資源投入、資源分配與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高效率的社會政策模式應該是在資源投入量一定的情況下，通過更加合理的資源分配和制度安排而達到更好的社會效益。例如，通過合理的資源分配而使社會政策能夠在資源投入一定的情況下，更好地達到緩解貧困、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降低文盲和提高平均受教育程度、改善人們的住房條件、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平等和社會和諧等方面的目標。從宏觀層次看，公共政策行動中的效率與公平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公平的原則要求社會政策行動始終遵循正確的社會價值目標，而效率原則要求公共政策行動高效率地達到其目標。另一方面，公共政策行動中效率復雜性還表現在其測量和評價體系的模糊性。在市場經濟行動中，可以通過同樣的貨幣單位來測量投入和產出，因而比較容易評價其效率(投入一產出比。但在公共政策行動中，投入的資源 經費 可以用貨幣單位來測量，但其產出的健康、安全、人力資本、教育水平、居住條件、社會穩定、社會和諧等無法用貨幣單位測量，因此也很難對其效率作出精確的評價。這是導致人們忽略公共政策行動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說明提高公共政策行動效率的難度更大，因而向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和實踐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總而言之，公共政策以維護社會公平為其基本目標，但同時也應該注重效率。一味將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的觀點和做法都有害于公共政策的選擇和推行。正確的做法是采用合理的機制，達成公共政策選擇上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作者單位：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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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則

第一，民主化原則。

這也應該是公民教育過程當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決策的民主化是現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個重要的價值取向，公共政策要體現公共利益,每一個利益主體都能夠參與進去,讓自己的利益需求都能夠得到體現,這樣制定的政策才能符合絕大多數的利益,它追求社會公正，強調公民參與。

第二，規范化原則。

制定一個公共政策必須具有嚴格的規范,不是隨意的,也不是任意的。規范化是現代公共政策制定的另一個基本原則。社會中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復雜性，都要求遵循規范化原則，不能是拍腦袋決定。比如過去我們南京地區的有些公共政策,現在看起來是缺乏科學的論證和規范的程序,可能是某個領導的主觀決定的。如果我們有規范的程序,一些負面的、現實中很難操作的公共政策,可能就不會出臺或者會被取消。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到社會秩序、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須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規范性行為，必須有嚴格的規范化的制定程序。

第三、合法化原則。

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須符合憲法、法律和相關的法規。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違反國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公共政策的制定之前我們一定要分析是否符合憲法,符合我們相關的法規。這里所指的法規既有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也有地方性的法規,我們在法律效力層次上一定要強調這一點,憲法效力最高,其次是法律,然后是法規。公共政策應該在次一點的地位上。在法學理論和實踐上都有一個原則：下位法不得和上位法相抵觸,那就是公共政策不得和法規相抵觸,法規不得和法律相抵觸,法律不得和憲法相抵觸。我們制定的公共政策也許合情合理,但有可能會不合法。因此，我們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就不能僅僅關注利益,利益有正當和不正當之分,有合法和非法之分。所以我們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要堅持合法化原則,要堅持把我們正當的利益、合法的利益貫徹到我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的過程中。

第四，公開化原則。

這個公開化原則要求我們在公共政策的制定當中,要透明、公開。這也是民主化的具體要求。聽政會就既是民主又是公開，在我們國家的個人調節稅法律修改的過程中，就召開了聽政會。我們在社區要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也應該事前公告，告訴大家我們要制定一個公共政策，可以進行民意調查，要制定一個初步的意見，請大家參與，一步步的制定草案，制定的規范化內在地要求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公開化，要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避免“黑箱”操作。，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應建立容納多種意見甚至是反對意見的科學的論證制度，嚴謹科學地對待“異見”。

（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咨詢系統和信息系統

繼續發展咨詢機構，可以考慮形成一些綜合多學科專家、多種優秀人才的大型智囊機構；建立咨詢工作的程序制度、預算制度，增強其獨立性；政府要真正重視咨詢機構的作用，為專家學者創造良好的研究環境，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采納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鼓勵建立民間的咨詢機構等。

公共政策是公共權力機關經由政治過程所選擇和制定的為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方案。

公共政策學：運用類似于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對政策系統及其環境之間和政策過程諸環節之間，與系統內外諸因素之間進行因果和相關性研究，探索公共政策的規律，以期改進政策系統提高政策質量。

屬性

1、價值相關性。與政策的價值相聯系的是其利益相關性，多數公共政策都涉及到對以利益為核心的的社會價值的分配。

2、合法性。政策的合法性應該通過法定程序獲得，這種法定程序可以通過立法機關通過，或者經過得到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的有關部門的認可。

3、權威性。公共政策的權威性與其合法性緊密相關，而權威性又與強制力相聯系。

研究對象

公共政策的研究對象是組織而非個人的決策行為；并非所有的組織的決策行為都屬于公共政策學的研究對象，只有公共組織的決策行為才是公共政策學的研究對象；政府組織的決策行為是研究對象的核心和重點。公共政策執行的各種手段。

（1）行政手段——最基本的手段，是行政機關采用規章制度、命令指示、組織紀律等方式來推進公共政策的執行，具有權威性、強制性、具體性、無償性、發揮作用快等特點，值得強調的是，行政手段容易產生“一刀切”、瞎指揮等現象，因此不能濫用，必須有強而有效的監督。

（2）法律手段——通過法律、法令、司法、仲裁等工作來調整政策執行活動中的各種關系，除具有權威性和強制性的特點外，還具有穩定性、規范性和程序性的特點。

（3）經濟手段——根據客觀經濟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利用各種經濟杠桿，調節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政策順利實施，具有間接性、有償性、關聯性等特點。（4）說服引導手段——較少有強制性，采取循序漸進、耐心說服的手段，是更易被政策對象接受的執行方式。

（5）技術手段——采用網絡技術、信息技術等現代化科學技術，改進政策執行的方式，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例如網上工程招標、網上征稅等電子政府工程的實施。

第五篇：推進均衡發展促進教育公平

第一篇形勢·任務·課題

一、新的戰略目標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發展教育作為改善民生之首，明確了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這是黨中央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歷史階段，為進一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提出的新的重大戰略目標。

二、新的發展

要求

面對黨的十七大對教育提出的新目標和新任務，興文教育應以科學發展觀為統攬，實施“科教立縣”戰略。在“十一五”期間，全縣教育發展總要求可表述為：學前教育打基礎，實現‘普三’；義務教育促均衡，推進‘兩全’；高中教育抓協調，擴張職高；各類教育創品牌，質量升位，爭辦人民滿意的教育。要突出五個方面，緊扣“五個發展”。一是均衡發展。辦好每一所學校，全力推進縣域內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二是協調發展。穩定普高規模，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普高和職高規模大體相當，促進普職的的協調發展。三是健康發展。積極發展社會力量辦學，以學前教育和藝體教育為重點，積極鼓勵、大力支持導，正確管理、依法管理，促進全縣民辦教育健康發展。四是內涵發展。以實施素質教育為主題，創新學校管理，優化師資隊伍，建設校園文化，彰顯辦學特色，提升教育質量，打造教育軟實力。五是安全發展。深化“警校共育”，抓好安全工作，打造平安校園，努力實現教育的穩定和安全發展。

三、新的重點課題

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優化教育結構，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要求，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相繼下發了切實推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進一步促進教育公平與公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體現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需要，也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實施素質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基”之后義務教育發展的一項重大任務。

我縣義務教育階段校點多（199個校點，占全縣學校的99%）,學生眾（學生6.5萬余,占全縣學生數的92%）,戰線長（跨越兩個學段九個年級，在1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學校星棋羅布），隊伍龐（2686名小學和初中教師占全縣公辦教師的88.9%）,投入大(2006年全縣教育財政支出為1.0235億,義務教育占84.1%)的特點,決定了義務教育在全縣教育改革與發展中所占據的關鍵而特殊的地位。而義務教育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已成為教育公平中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因此，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既是全縣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全縣教育發展的“難中之難”。

㈠基本內涵辦好每一所學校，教好每一個學生，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基本內涵。堅持體現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服務性，體現教育的均衡性和公平性，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首先是平民教育。溫總理指出，李鎮西和他的同事們通過“提升教師、影響家長、關愛孩子”3件事讓孩子們享受優質教育，富有創意，抓住素質教育的關鍵，并對李鎮西所走的鄉村平民教育給予充分的肯定。均衡教育是平民教育，草根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淘汰教育。以平民情結舉辦平民教育，面向大眾百姓，面向所有學生，機會均衡，受教育的起點均等。做到進城務工子女和殘疾少年兒童有地方讀書，困難家庭學生讀得起書，所有學生能夠讀得好書。其次是優質教育。均衡的含義在于優質教育的普及，努力實現學生全面發展。均衡教育不是殺富濟貧，削峰填谷式的均等發展，而是高起點、高水平上的資源重構、造峰揚谷式的共同發展。不是短期發展、單一發展，而是持續發展、整體發展。提升質量普及優質教育，發展優質教育資源，讓百姓子弟接受優質教育。最后是特色教育。學校不是千校一面的劃一發展，而是特色發展。以個性的發展培育教育特色。每所學校都要體現自己的個性，辦出特色。

㈡基本要求義務教育學校的建制與規模、場地與校舍、經費與保障、校長與教師、課程與管理、質量與效益等方面的標準配置是一個發展中的動態指標。市教育局和市財政局將參照上級規定并結合全市實際，先期制定出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基本要求和標準。總的來說，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基本要求可概括為六句話：即辦學條件良好——標準化，教師配備達標——合理化，辦學經費夠用——穩定化，學校管理到位——規范化，質量效益提升——優質化，辦學特色明顯——個性化。

㈢工作目標到2012年，消除城區和縣鎮薄弱學校，全縣70%的鄉鎮基本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力爭用5年左右的使縣域內鎮鄉教育差距明顯縮小，城鄉學校辦學條件、教師隊伍和教育質量明顯提高。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促進教育公益公平，使命神圣、責任如山，雄關漫道、任重道遠。

第二篇成績·困難·問題

十六大以來，我縣教育事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人民對教育的滿意度在逐年提升。與此同時，由于受歷史、經濟、社會等諸多

因素的制約，全縣教育發展也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

一、主要成績

㈠普及程度逐年提高。小學、初中入學率分別為99.8%、95.9%，輟學率分別為0.05%、1.5%以內，完成率分別為98%、98.6%，畢業率分別為99%，98%。義務教育規模穩步發展，高中教育規模空前擴大。普高生07年較02年凈增2701人，增長108.6%。

㈡辦學條件明顯改善。5年共消除d級危房危房74766m2，新建校舍74766m2。布局調整、危改工程、“四化”工程、校通工程有效推進，加快了我縣學校標準化建設的步伐，辦學條件和育人環境進一步優化。

㈢隊伍素質不斷提高。全縣教師本科、專科、中現學歷分別占20.4%、54.9%、中師學歷占23.8%。幼兒、小學、初中、高中教師學歷合格率分別為93%、97.5%、96.9%、74.79%。通過“136”名師工程，建設三支隊伍（校長、教師、教研員），廣大教師師德素養、精神面貌、業務素質不斷地提升。

㈣教育質量穩步提升。實施素質教育，全面推進基礎教育課程改革。06年興文二中高考本科上線人數實現歷史性跨越，首破200人大關，比02翻了一番。全縣中考成績和小學抽考成績有較大幅度提升。2007年高考和中考繼續穩中有進，連續兩年受到了市教育局表彰。全縣教育質量在全市由長期的“八九不離十”（偶爾第八、九名、多為第十名）提升至“七上八下”（多數指標第七位，少數指標第八位）。

㈤管理體制基本落實。確立了“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實施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落實了“兩免一補”政策。做到了“三個確保”，即確保按時、足額、統一發放教職工工資，確保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公用經費撥付，確保農村中小學危改經費落實，教育經費實現了“三個增長”。

二、現實問題

㈠教育投入不足，運轉和發展十分艱難。

1、教育債務包袱沉重。全縣教育債務近5000萬元，05年償還296萬、06年償還488萬。截至2006年12月31日，債務4221萬元。稅費改革前，義務教育負債主要通過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向學生收費等方式逐年償還。稅費改革和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后，鄉鎮和學校無力還債。

2、拖欠占地補償未決。全縣學校建設占地有194畝土地遺留問題未解決，如一次性解決學校占地補償（征用）需700萬元以上。

3、維修資金缺口巨大。全縣仍有危劣房4萬多平米，安全隱患較大。加之我縣應于2011年實現“兩全”目標，按“兩全”標準，標準化建設僅義務教育一項全縣需1.2億以上的投入。

4、學校自身運轉困難。學校公用經費不足。政策規定學校公用經費不能用于還債，面對產生債務利息和債主追債影響教學秩序等問題，非常棘手。

㈡校舍日趨緊缺，大班和超大班比較普遍。

1、入學高峰來勢迅猛。十一·五期間,我縣面臨初中生入學高峰，年均凈增1200-1500人，即30個班，相當于每年新增1所單設初中。

2、城區超大班額普遍。2007年春期，古宋一校、二校、三校共40個班，超員772人，65人以上的超大班28個，占70%，80人以上的特大班2個。香山中學32個班,班均60人。2007年秋期雖收購了雙語學校、擴建了古宋三校，城區學校基本上在起始年級消除了超大班，但壓力仍在增大。

3、學校校園占地不足。由于學校占地不足，致使很多學校活動場地狹小或無法新建急需的教學用房和生活用房。一部份學校生均占地和校舍不及國家標準的1/2，甚至1/3。按標準化建設規劃，全縣學校在“十一五”期間需征地近300畝。

㈢教師嚴重缺編，數量和質量差距較大。

1、教師緊缺，結構不合理。2002年以來，全縣中小學凈增了165個班，學生8206人，增長了13.6%，而教職工卻減少了59人。造成農村學校尤其是邊遠村小大量缺編，一年比一年突出。2007年教師缺編近600人。十一·五期間中小學生將凈增10000人（其中義務教育階段學生7000人，高中階段學生3000人），應凈增教師500人以上。因此，十一·五期間我縣教師的缺口在1000人以上。現有的教師結構表現為“四多四小”，即：“五大生”多，“全日制”的較少；文史專業的多，數理化和外語的少；進修選擇專業隨意性的多，與所教學科對應的少；城區（城鎮）學校骨干教師多，鄉村小學骨干教師少。

2、村小告急，代課教師多。全縣多數村小充斥著大量代課教師，呈現出“三低三大”的特點，即：學歷低（多數是初中生）、工資低（月工資300到400元）、質量低（教學水平低，教學質量低），數量大（全縣代課教師高達460人，占在崗教師總數的16.3%）、流動大（走馬燈似的換人，學期中途走人的多）、意見大（教學質量差，家長和社會各界群眾意見很大）。工資低，請代課教師難，且請的多數是企業招工不要的或暫時不出去的。每逢開學，“請個人來支個樁”成了農村校長最頭疼的事。

3、待遇偏低，激勵無經費。新機制規定學校公用經費不能用作教師津補貼和教學質量獎。沒有教學獎勵經費和津補貼導致了激勵機制缺失，廣大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受挫，直接影響教學質量的提高。

4、工作辛苦，隊伍不穩定。由于教師的大量缺編，導致中小學教師的工作量普遍加大。隨著各級黨政、學生家長、社會各界對教育質量和學生安全的日益重視和關注，教師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農村教師的吸引力和隊伍的穩定經受著考驗。部分青年教師跳槽、改行的欲望強烈。外單位從教育部門隨意借人或調人的情況時有發生（2007年轉行27人，借用10人）。

㈣辦學水平不高，質量和效益提升較慢。學校管理水平和辦學水平與教育改革發展形勢要求不相適應。教育普及基礎脆弱，初中輟學較嚴重，殘疾學生入學較困難；教育質量整體不高，品牌學校少，優質教育資源匱乏。每年有數百名高中生、初中生、小學生遠赴瀘州、成都、宜賓等地名校入學。既加重了家長經濟負擔，又造成了大量優質生源外流，還動搖了家長對本縣教育的信心。

㈤教育結構不合理，普高和職高發展失調。由于專業設置、師資設備、就業出口、就學觀念等因素的制約，我縣職教發展十分艱難。2007年秋期普高在校生4047人，職高在校生僅982人，普職比4:1，比例極不協調。

㈥依法治教乏力，監管和規范辦學艱難。社會力量辦學層次較低，以幼兒教育為主。點多面廣，規模小，師資差，條件差，安隱患大，規范辦園，規模辦園與要求辦園矛盾突出。教育部門行使行政執法權較難，因此對社會力量辦學的監管和規范比較艱難。

㈦管理體制未順，鄉鎮和部門責任削弱。實施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后，鄉鎮政府和部門對教育的責任和積極性減弱，鄉鎮中心校的職能未真正發揮，農村教育管理體制有待進一步理順。

同時，全縣教育在城鄉之間，鄉鎮之間，校際之間，群體之間不不平衡的現象大量存在，教育均衡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

成績與問題同在,動力與壓力共生,機遇與挑戰交織。看不到興文教育取得的巨大成績是不公正的，這會喪失發展的機遇期，找不到起跳點；看不到興文教育面臨的種種問題是不冷靜的，會喪失發展的緊迫感，找不到著力點。我堅信，興文教育成績大于問題，動力大于壓力，機遇大于挑戰。

第三篇思路·實踐·探索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一個長期性、系統性、戰略性的工程。均衡是漸進的，生成性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浮躁，急功近利。可以說，全縣義務教育真正實現均衡發展之日，就是實現了“雙高”普九之期，更是全面小康社會到來之時。需要系統策略——全面統籌，科學規劃。重點策略——突出重點，量力而行。不能把短期目標定得過大過于理想，不能把目標定得過多。漸進策略——逐年推進，滾動實施。

㈠把握一條原則

——政府主導、以縣為主。中央和省、市文件明確規定，縣政府的基本教育職能就是保障教育公平，因此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是政府行為，而且是縣政府的職責，即政府主導，以縣為主。

㈡突出兩個重點

——教育質量提升和薄弱學校建設。教育質量是生命線，是均衡發展和教育公平的最核心指標。薄弱學校建設是是均衡發展和教育公平關鍵環節。薄弱學校一般是指學生少、條件差即硬件和教師差、質量低、問題多的學，這里主要指辦學條件差（硬件和師資）的學校。

㈢體現三個傾斜

——均衡配套教育資源。教育資源向鄉村和老、少、邊、窮地區傾斜，向弱勢群體傾斜，向薄弱學校傾斜。

㈣抓住四個關鍵

——辦學條件、師資隊伍、教育質量和扶弱助學。

㈤構筑五大保障

1、以科學規劃為統攬，優化學校布局。

強化政府行為，科學合理地調整中小學布局，構建一批區域性示范學校和寄宿制學校，擴充優質教育資源，是推進我縣“兩全”目標的突破口、是整體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均衡發展的基本策略和必然選擇。

落實四個集中——高中向縣城集中，初中向中心鄉鎮集中，小學向中心校和基點校集中，新增教育資源向縣城和鄉鎮所在地集中。

注重四個結合——布局調整與改善辦學條件結合，與薄弱學校建設結合，與新村建設相結合，與構建區域性示范學校相結合。

初中按照“收縮九年一貫，擴建單設初中，形成規模效應，發揮品牌示范，帶動區域發展”的思路，重點打造單設初中，撤并15所鄰近的小學的初中部（即建武小學、文印小學、沙壩小學、四龍小學、新壩小學、高灘小學、和平小學、興堰小學、魚跳小學、東陽小學、同樂小學、中棉小學、博瀘小學、富安小學、丁心小學），使全縣單設中學能承擔全縣85%以上的初中教育。保留毓秀、玉屏、仙峰、石海等鄉鎮中心校初中部和萬壽學校、城西學校初中部。縣職業技術學校撤并初中部，不再掛民族中學的牌子，集中力量辦職高。小學按照“撤并收縮村小，集中高段年級，提高出口質量，做大做強完小，構建特色學校”的思路，加快村小的撤并，每年撤并5-10所。到2015年撤并村小51所。

2、以增加投入為保障，硬化辦學條件。

省市已明確，從2008年起，新增教育專項資金重點用于城鄉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全縣的義務教育基建設投資保持在每年1500-2000萬元。分輕重緩急，先考慮雪中送碳，再考慮錦上添花。建設一所即達標一所。在推進2007年確定的收購擴建雙語學校，擴建香中、建中，遷址擴建大壩中學、義合小學的基礎上，建議2008年將單設初中和個別中心校作為建設重點（如大河初中、五星初中、興文中學、太平小學）。村小的建設要吸取過去未充分考慮生源和發展趨勢而大興土木，現因近40多所村小停辦，造成數百萬元資產閑置的教訓。村小的基建一定要慎之又慎，從嚴控制建設規模。現代遠程教育工程要覆蓋所有學校，即“模式三”覆蓋單設初中和九年一貫制學校，“模式二”覆蓋基點校，“模式一”覆蓋規劃保留的村小，初步形成“天網地網”有機結合的城鄉教育信息資源共享網絡體系。

3、以隊伍建設為根本，強化核心支柱

首先是解決數量不足的問題。當務之急是按照市上要求“三年內清退完代課教師”和重申“實行省定教師編制標準”的這一有利契機，積極爭取，清退和補充同步，解決好教師缺編問題。

其次是解決隊伍素質的問題。認真落實好教師資格制、全員聘任制、服務年限制、城鄉交流制、支教走教制、定期檢測制、校本研修制、學區負責制等有關教師任職和晉職，培訓和進修，教研和科研，考核和評估等方面的制度，拓寬教師專業發展的的通道。要進一步加大校長和后備干部的培訓力度，努力提高校長科學治校、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的水平。

最后是解決激勵機制的問題。政府投入為主，多形式、多渠道，多層面建立義務教育激勵機制。切實推進136名師工程，強化名師和骨干教師隊伍建設。建立農村教師工作津貼，各種評優、評先向農村教師傾斜，努力穩定農村教師隊伍。

4、以創新管理為基礎，深化教育改革。

一是要理順學校管理體制。按照“行政管理有限授權制，業務指導學區負責制，教育經費校材局管制，考核評估鄉鎮捆綁制”繼續理順學校管理體制。目前，中心校有職無權，履職無錢的現象不容忽視。要全力推進中心校一體化管理，充分發揮中心校與基點校、村小在人事、經費安排、行政管理、考核獎懲等方面的統一。可考慮將鄉鎮內規模較小或地域相近的基點校（法人學校）與中心校合并，以強并弱、以大兼小、以優扶弱，形成責任共負，資源共用、利益共享、榮辱共擔的捆綁制機制。二是加強學校內部管理。建立和完善學校法人、校務公開、社會公示和民主管理制度。探索建立現代學校制度。以人文化、規范化和精細化為重點，強化學校內部管理。以健全競爭、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為重點，強化學校內部管理改革。三是規范學校辦學行為。學校不得舉辦或變相舉辦重點學校。嚴禁分快慢班、實驗班、強化班。認真落實“兩免一補”政策，更加關注進城務工子女、家庭貧困學生、適齡殘疾少年兒童等弱勢群體的入學問題，更加關愛農村留守兒童，更加重視學生鞏固和輟學問題。做到“兩開、兩增、兩減”，即開齊、開足國家規定的課程，增加學生體育鍛煉時間，增加課外活動時間和睡眠時間，減少課外作業量，減少考試次數。

5、以素質教育為主線，亮化質量效益。

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一是以德育為首位，推進素質教育。堅持以人為本，德育為先，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以提高德育實效為目的，養成教育為基礎，德育活動為載體，校園文化的打造為契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體系，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同時，以加強學校體育工作為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方面和突破口，扎實開展陽光體育活動，確保學生每天鍛煉一小時。二是突出“質量為本”，提升質量效益。以抓質量就是抓發展的意識，圍繞課堂抓業務，圍繞教學抓管理，圍繞學科抓突破，圍繞質量促發展。全力縮小各鄉鎮內教學質量差距，確保教學質量“校校提升，年年有進”。

總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既是一種理想境界，更是一種價傎取向；既是是一種發展目標、又是一種教育發展過程;既是教育發展的目的,更是一種促進教育發展的途徑；既是政府的行為，又是學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