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化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筆者通過對楊伯壽工作室的第一手實地調查，結合其他文獻資料，認為上海市近年來推行的人民調解社會化實質上是對人民調解的再組織。專業化的調解工作室成為“準科層結構”中的一環，同時被“焊接”到既有的調解網絡當中，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與國家的組織網絡相聯結，在盤活國家治理資源的同時提高了人民調解的效能。然而，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時居委會調解卻在逐漸邊緣化。“社會化”與其說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轉移，毋寧說是國家改變了重點支持的對象。

[關鍵詞]人民調解 社會化 再組織 人民調解工作室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于人民調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取向：一是程序法學的理路，將調解視為與一種法制相對的解紛機制，側重于分析調解與訴訟/審判之間的關系（王建勛，1997；何兵，2002；韓波，2002；張衛平，2002；范愉，2004）；二是法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的理路，將人民調解作為觀察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視角：從歷史來看，人民調解本身是革命政權對傳統的民間調解進行改造的產物（陸思禮，2001；強世功，2003）；就現實而言，人民調解處在由國家和社會構成兩極的磁場當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國家政權，也不純然是民間自組織力量，而是力圖在二者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調解可以作為考察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有效變量（彭勃，2003）。或許還有一條調和兩端的“中間道路”，既承認調解與法制的程序性差異，也關注調解背后的國家與社會（季衛東，2001；郭丹青，2001），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學對調解與法制之間對立的夸大，譬如季衛東（2001：74）注意到了“經由調解而發展的法律”，以及“法律帝國”中的“情理特區”。法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的視角不太關心人民調解本身，而力圖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機制：人民調解好比是一個舞臺，國家、社會、個人各自粉墨登場，在互動中既相互適應也彼此改造。這樣就避免了就事論事，但同時也存在過度詮釋的風險——我們固然可以從人民調解的場景中看到國家與社會的“身影”，但這是否意味著人民調解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是國家與社會在起作用呢？這樣會不會導致一種“還原論”傾向（費埃德伯格，2005：7），把人民調解所發生的一切簡單地歸結為國家與社會的“后果”，以至于用理論重新“規劃”了事實？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屬于第二種路徑，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強調人民調解組織形式的重要性。人民調解不同于傳統民間調解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前者是組織化的，而后者依托的是個人，人民調解的變遷實際上也表現為組織的變遷。以組織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過度詮釋的問題，因為在當代中國，組織是社會行動者最為仰賴也最為稀缺的政治資源之一，組織的變遷通常具有“政治敏感性”，一般都是在國家推動或至少默許的情況下發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人民調解組織變遷的研究要比靜態的制度/程序分析更能逼近問題的實質。

一、人民調解的復興與新趨勢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法制的相對健全和權利觀念的勃興，民事訴訟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要途徑。統計數字顯示：人民調解在90 年代中期達到高潮后逐漸呈下滑趨勢，調解人員和調解糾紛數漸趨減少。“強訴訟、弱調解”的糾紛解決體系結構特征已經形成（韓波，2002）。曾被譽為“東方經驗”的人民調解，也因此淪為“明日黃花”；在許多人看來，作為傳統民間調解的“歷史遺留物”，人民調解終究會被具有現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審判制度所取代。從1994年開始從事人民調解工作的上海市Y街道首席人民調解員楊伯壽回憶說：

1994－1998年，那個時候調解沒有協議書，只有口頭承諾，無法查找根據，最后不了了之。老百姓往往選擇去法院，這不是因為調解無用，而是因為調解質量不高，沒有信譽度。連調解員自己都（把糾紛）往外推，（把當事人）往法院支，民警和居委會也是這樣。1998年我們開會的時候，連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都在講，人民調解這朵“東方之花”萎縮了。

然而2000年之后，形勢似乎又站到了人民調解的一邊：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公布的《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規定，人民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質，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而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第16條允許當事人反悔，對于有違法律的人民調解，人民法院可以糾正，而對于符合法律的人民調解，卻沒有規定人民法院以何種方式予以支持。與此相應，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明確提出審理民事案件要“能調則調，多調少判”，把人民調解與訴訟調解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健全解決社會矛盾的有效機制（田雨、張曉晶，2004）。另一方面，政府開始大力扶持和推動人民調解的發展，其中尤以上海市為典型，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人民調解協議書審核制（2000年）、首席人民調解員制度（2001年）、人民調解工作室（2003年）和區級人民調解委員會（2003年）。上述舉措大大提高了人民調解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效果，促進了人民調解的職業化與專業化。據統計，2002－2004年，上海市人民調解組織共受理各類民間糾紛273074件，調處成功262050件，調解成功率95.96％；參與調處了3251件、80232人次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糾紛，防止自殺、兇殺和其它民轉刑案件629件（施妍萍，2005），這表明人民調解又重新恢復了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調解并沒有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走上了一條“專業化”和“社會化”的新路。用上海市司法局局長繆曉寶（2004）的話來說：

“所謂專業化，就是從事人民調解工作要具有法律背景，并且專門從事人民調解工作，即受過法律專業教育，或具有法律工作經歷，或長期從事人民調解工作，具備豐富的調解工作經驗。”“所謂社會化，就是利用社會組織、社會機構、社會力量化解矛盾糾紛；政府作為行政管理部門，不應走在調處矛盾第一線，應采取經濟的、行政的等各種手段，積極扶持、支助人民調解工作，從而形成良好、規范、有序的社會自律機制。”

他提出，人民調解工作必須走專業化、社會化的發展道路。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人民調解工作室作為一種新的調解組織形式應運而生，并且在人民調解工作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司法部部長張福森充分肯定了上海的這一探索，明確指出：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代表著人民調解改革和發展的方向。

對此，我們不禁要問：政府為什么要復興人民調解？又為什么要采取“專業化”和“社會化”的新組織形式？

與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簡稱ADR)在美國的興起不同，中國之所以要重新打出人民調解這張昔日“王牌”，不是用來對付“訴訟爆炸”，而是為了規避“法制的后遺癥”，即讓各級政府焦頭爛額的纏訟、累訟和上訪（陳柏峰，2004），還有令法院權威受損的“執行危機”。法制或審判所造成“零和博弈”局面，往往會令敗訴一方不斷地上訴、上訪乃至“上街”（即采取靜坐、堵馬路一類的集體抗議行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帶來“秋菊的困惑”（馮象，1997），即當事人雙方都對結果表示不滿；而具有當事人主義和合意性特征的人民調解，既可以減輕政府和法院的負擔，又有助于保持社會穩定。

政府之所以要大力推進人民調解的專業化與社會化，建立新型的調解組織，則是基于對“傳統”的內設于村/居委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調解在90年代所陷入的衰退局面跟這種組織形式不無關聯。

根據最初的制度設計，人民調解的組織形式是人民調解委員會，主要設在基層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等自治組織和各種“單位”中。然而，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原有的地域或單位在解決糾紛方面的功能開始弱化。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于糾紛的多發和復雜性，村居委會調解由于缺乏權力的依托和對國家法律規則的準確把握，自身的能力已經不適于處理這些糾紛。其二，誠信、道德等社會失范，使得基層的調解失去優勢，這也是訴訟激增的直接原因。第三、社會凝聚力下降，共同體成員的自治能力較低，內部調整作用差（范愉，2004）。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國社會的自治程度較低，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過確定的法律規則和具有強制力的國家規制進行社會調整，對公力救濟的需求遠遠大于社會自治性調整。在糾紛發生時，當事人更多地向基層政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尋求救濟和解決，由此導致村/居委會調解出現明顯的功能弱化（同上）。如是之故，欲使人民調解重煥生機，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對調解的組織形式進行調整和改造。

適應這一需要，司法部2002年9月發布的《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對調解的組織形式作了新的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設立：（1）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2）鄉鎮、街道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3）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需要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4）根據需要設立的區域性、行業性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這大大超出了1989年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所規定的范疇，不僅把實踐中已經涌現的司法行政或準司法性的糾紛解決機制都納入到人民調解的名下，為其追加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為人民調解的“再組織”(reorganization)提供了“準法律依據”。

上海市的“人民調解工作室”就是人民調解再組織化的產物，現已成為人民調解專業化和社會化的一個重要組織載體，雖然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但被司法行政部門認為代表著人民調解的發展方向，正在進一步推廣中。因此，對人民調解工作室這一新興組織的實證研究，有助于我們把握人民調解“專業化”和“社會化”的內在邏輯，理解人民調解“再組織”的政治涵義。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筆者與合作者對上海市的楊伯壽調解工作室進行了跟蹤式調查，與人民調解員、街道干部、糾紛當事人等相關人員進行了多次訪談，并親歷了一部分糾紛的調解過程。下面，我分別從科層制和組織網絡(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的角度對楊伯壽工作室展開分析。

二、工作室的組織定位：科層視角

上海市A區Y街道的“楊伯壽人民調解工作室”（以下簡稱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9月，是上海第2家以首席調解員的名字命名的人民調解工作室。楊伯壽生于1934年，畢業于上海立信會計學校，曾擔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計劃委員會主任和王震將軍的經濟參謀，1985年赴劍橋大學進修經濟管理，1986年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擔任上海市政府駐哈爾濱辦事處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和駐俄羅斯首席代表。1994年退休之后便一直從事人民調解工作，2001年被上海市委副書記劉云耕授予001號“首席人民調解員”資格，是2002年度全國模范人民調解員和2005年度全國人民調解員標兵，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也被評為2002-2004年度上海市優秀人民調解組織。

工作室由4名專職調解員組成。除了楊伯壽，另外3名調解員分別是徐某、郭某（女）和曹某（女），都是中年人。徐某原來在公安局治保大隊工作，現隸屬于社區保安隊，由派出所發工資，工作室給予一定補貼；郭某原來是居委會調解主任，曾經接受過楊伯壽的培訓，比較擅長勸解；曹某是下崗職工，沒有參加過培訓，但她以前常向楊伯壽咨詢法律方面的知識，平時喜歡收看法制節目，工作室成立后便“反客為主”。楊、郭、曹三人都是由工作室發工資。此外還有3名律師志愿者和1名心理咨詢志愿者組成，其中律師是由政府安排的，4人每月來1次，具體時間由楊伯壽根據工作需要來安排。社區每年支付給工作室辦公經費和勞動報酬共13萬元人民幣，購買這項公益服務，工作室除了直接受理社區內調解案外，還接受社區交辦或移送的各類民事糾紛調解案（實際上工作室的業務是跨區的）。工作室在Y街道的“司法、信訪綜合服務窗口” 擁有4個房間，1間較大的作為4人的辦公室，另外3間較小的是調解接待室。

上海市司法局局長繆曉寶（2004）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從性質上說，“工作室”是街道調委會的一個內部辦事機構和工作機構；從業務上來說，“工作室”受司法科指導；從功能上來說，主要是預防糾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負責居村委調解干部培訓和業務指導，同時專司疑難、復雜和跨地區、跨單位民間糾紛的化解。探索人民調解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一是有利于充實原有調解組織，使街道、鎮調委會從議事機構轉變為有工作實體的組織；二是有利于建設一支品牌化、專業化甚至是職業化的人民調解隊伍；三是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發展人民調解工作。

這里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關系：一是工作室與街道調解委員會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內部辦事機構和工作機構。所謂的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并非一個實體，而是由街道下轄的17個居委會的調解主任，加上工作室4名成員組成，主任是楊伯壽。街道調委會一般半年開一次會（按規定是一季度開一次會，但楊認為太麻煩），平時基本不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工作室不是街道調委會的分支而是全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工作室被稱為民間社團，但據楊本人講，他并沒有去民政部門登記、申請，因此楊伯壽工作室與李琴工作室（上海市第一家人民調解工作室）不一樣，后者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由首席人民調解員李琴擔任法人代表。楊之所以不去登記注冊，是為了避免年審、開會、接待、募捐等瑣務纏身。他表示：“我情愿不當工作室的法人代表，而只要當街道調委會的主任就行了。”這句話頗值得我們玩味，是否可以理解為：獨立的法人地位對于工作室非但不重要，相反是一種累贅？工作室調解效能的有效發揮，不在于組織的自治性，而在于跟政府權威的同一性？

二是工作室與司法科的關系，Y街道司法科的Z科長是這樣介紹二者之間的關系的：

第一，工作室的定位是社團性質的，即政府出錢購買服務。老楊（指楊伯壽）集中精力化解街道層面上的比較大的矛盾，而像家庭、贍養這類小的糾紛，主要交給居委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處理。

第二，（楊伯壽）講話不代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老百姓更加容易接受，如果他代表政府做工作，老百姓往往可能產生對立想法。

第三，化解糾紛的立場上，我們是為政府排憂解難：因為一是法律滯后，某些方面無法可依或者不同的法律相互沖撞；二是政府在執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軟弱或者有法不依。

最后，楊伯壽工作室的工作我們不干涉，在工作中需要我們司法科出面的（地方）我們出來協調。（2005年4月12日Y街道辦事處座談記錄，顧笑萍整理）

從這番話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工作室的微妙處境：一方面“講話不代表政府”，另一方面又要“為政府排憂解難”。雖然對于政府（司法科）而言，前者無疑具有策略性和手段性，是更好地實現后者，但惟有充分地表現出前一種姿態（尤其是當政府自身與民眾發生糾紛時），工作室才能贏得民眾的信任，從而有效地介入和調解糾紛。從這個意義上講，工作室事實上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若干民間性質。我們且聽楊伯壽是如何表達的：

要為群眾說話，內部要敢于說話，不是到外面、街道上去說。我以前幾十年是為領導服務，我現在為群眾服務。我們的工作就是一個橋梁的作用，溝通群眾和政府部門。公務員是什么態度？我們是什么態度？有些公務員現在就像人家說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有時候有些人過來他也不是要調解什么，他就是想跟你說說讓你給他評評理，他覺得信得過你，覺得你公正，就是要找個地方說出來。（2006年3月2日楊伯壽訪談記錄，顧笑萍整理）

一方面，工作室要為群眾說話，這樣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分寸，不能站到政府的對立面，這樣才能成為溝通群眾與政府的橋梁。要兩頭兼顧，絕非易事。然而，在楊伯壽工作室，我們并沒有發現其作為民間社團（獨立性）與接受司法科業務指導（依附性）之間存在明顯的緊張關系，但這不意味著人民調解所面臨的結構性張力已經不復存在。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就是，楊伯壽太特殊了。唯有像楊伯壽這樣深諳官場規則與人情世故的人，才能廁身于國家與社會的夾縫中而游刃有余。

我們注意到，楊伯壽并沒有一個實體性的立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誰有理，我就在站在誰一邊”。但“理”是非常抽象的，有著極大的詮釋空間，因此他的立場毋寧是一種情境化的產物，是與其他行動者互動的結果，包含著策略的成分，或者說，立場本身也是策略的一部分。但這個立場有一個底線，也正是政府的底線。在底線之上，楊伯壽表現出相當的自主性，譬如為當事人出謀劃策，尋找政府具體行政行為的破綻；而一旦越過了底線，楊伯壽會與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譬如按照政府（司法科）的部署介入群體性事件。

從性質上講，楊伯壽工作室既非群眾性自治組織，也不屬于政府的下屬機構，而是非盈利性的民間社團，工作室在實踐中也確實表現出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工作室對國家的資源依附性（辦公場地、活動經費由政府提供，接受司法科指導，其核心人物楊伯壽是“退而不休”、“發揮余熱”的國家精英），又使得其民間性質相當曖昧。“政府購買服務”非但不是真正的市場化運作模式（這并不是說真正的市場化模式就一定是適當的），相反還強化了街道與工作室的不對等關系。

三是工作室與居/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的關系。工作室負責對Y街道下轄17個居委會調委會進行業務指導，還要對調解委員進行培訓——工作室同時也是“A區人民調解帶教點”。工作室和居委會調委會也存在一定的分工，用Z科長的話來說：“小糾紛不出樓，一般糾紛不出居委會，大的糾紛由楊伯壽工作室解決。”當出現居委會自身無法調解的糾紛時，調解委員也會把當事人領到工作室來（筆者訪談的時候，就正好碰到一位居委會調解委員陪同當事人前來調解）。楊伯壽說：“這種情況常有，調解委員旁聽（我們的調解過程），對于她也是一個鍛煉。”另外，居委會調委會在調解糾紛時不能自主制作協議書，Y街道所有的調解協議書都是由工作室統一制作的，楊伯壽的解釋是：“他們（指居委會調解委員）不能適當地表達，處理也不一定合適，只是做前期工作，包括信息反映、證據固定和勸導，而協商、筆錄、簽訂協議書、交割、履行和監督需要由我們來做。”這表明：人民調解協議書的民事合同效力在提高人民調解權威的同時，也導致了人民調解的“法制化”的傾向，即協議書需要遵照特定的程序和使用規范的法律術語，而這些必須由具備一定專業素質的人來完成。這樣一來，屬于“業余”性質的居委會調解就更加邊緣化了，主要是處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糾紛。如果說傳統的人民調解是一種“大眾化正義”(popular justice)，即“一個遵循非正式禮儀的、語言與人員上非專業的、本地化的、管轄權有限的規則的決策過程”(Merry，轉引自劉思達，2005)，那么，當下的人民調解越來越法制化、程序化和規范化（人民調解員被稱為“布衣法官”并非偶然），“威望型”地方精英的缺失也使得調解不得不向法律技術靠攏，毛澤東時代“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人民調解模式必然趨于沒落。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盡管上海市人民調解的糾紛解決總量高達10余萬/年，但如果把這個數字除以10萬（上海號稱有10萬“調解大軍”），就會發現，其實每名人民調解員平均調解糾紛只有1件。這意味著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居委會調解委員會并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當下人民調解的重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街道調解委員會和調解工作室。正如楊伯壽工作室的空間位置所隱喻的那樣：人民調解離居委會更遠了，離街道更近了。當然，這不僅僅是由“法制化”帶來的，資源問題可能是更重要的瓶頸：居委會調解是義務性的，缺乏充足的經費保障，也很難利用國家的權力資源；更何況居委會自身也存在邊緣化的勢頭，作為下設機構的調委會焉能風光獨好？

不難發現，在司法科、工作室和居委會調委會之間實際上存在一種“準科層關系”，即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不同于經典科層制下的命令與服從關系）。這種“準科層關系”還可以向上延伸一級，即區司法局對街道司法科也是一種工作指導關系。根據官方的解釋，“指導”不同于“領導”，但在實踐中，二者的區別往往十分微妙。彭勃在調查中發現：區司法局和街道雖然只有業務上的指導關系，但前者可以通過評比工作來加強對后者的“領導”，因為評比的結果對于街道司法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夠獲得優勝，將有利于提升司法科在街道政府體系中的地位；不過，由于沒有直接的隸屬關系，區司法局對街道的控制又是復雜和微妙的，而且缺乏穩定性（彭勃，2003）。工作室也是如此，其“工作條例（試行）”是由區司法局制定的，街道司法科還掌握著工作室的絕大部分經費（包括調解員的工資），而除楊伯壽之外的工作室成員，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不高，對這份工作及薪水有較強的依賴性。這就在事實上強化了街道司法科對工作室的控制。

不過，楊伯壽似乎并不滿足于把工作室做成“Y街道的人民調解工作室”，司法科強調屬地管理的原則，要求楊伯壽一般只管Y街道的糾紛。但楊伯壽堅持認為自己的工作是跨區的，除了平時在辦公室不分地域地處理糾紛之外，他還利用雙休日專門到外區開展法律咨詢和調解服務（通常是以參加市司法局統一組織的法制宣傳活動的形式），從而使自己的工作立足于全市的層面，而不是僅僅局限于街道。這種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擴寬了工作室的自主性空間：因為楊伯壽工作室的社會知名度越高，影響力越大，街道就越是需要楊伯壽，從而在工作室與司法科之間建立了一種雙向的依賴，平衡了后者對于前者的控制，二者的權力關系具有明顯的社會交換性質（布勞，[1964]1988）。但我們注意到，街道對工作室的控制是制度化和組織化的，而工作室的自主性卻是個人化的，與楊伯壽的個人能力密不可分。一旦年逾古稀的楊伯壽“告老歸田”，工作室還能“濤聲依舊”嗎？

三、工作室的功能發揮：網絡視角

人民調解的再組織不是對既有組織體系的顛覆，而是“打補丁式”的增量改革：在保持原有組織的基礎上增加了人民調解工作室這一新組織。工作室作為一個后起的組織，它必須融入到既有的組織網絡當中，才能有效發揮自身的功能。

有必要補充一下工作室內部的分工情況：楊伯壽負責工作室的接待和調解，兼與法院聯系，徐某有時從旁協助；徐某因為在公安呆過，負責制作協議書、筆錄，處理輕微刑事案子，以及與派出所聯系；郭某負責上門調解（工作室為殘疾人和70歲以上老人提供上門服務）；曹某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資料、接打電話和為楊伯壽安排日程。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調解組織網絡的端倪，即有專人負責與法院和派出所聯系。工作室實際上處在一個制度化的組織網絡當中，這一網絡包括以下幾個層次：

一是區司法局、街道、居委會三級調解網絡。這實際上也就是前面所講的“準科層關系”：區司法局——街道司法科、工作室——居委會調委會。工作室本身是民間組織，并不屬于國家權力系統，工作室要與司法行政部門之外的國家組織網絡相銜接，就必須通過區司法局這個中間環節。2002年，A區司法局與區公安分局聯合制定《關于對民間糾紛引發傷害案件聯合進行調處的實施意見（試行）》，創設了“警民聯調”的工作模式；2005年3月，區司法局與區法院繼在Y街道調委會開展民事訴訟案件委托調解試點工作之后，聯合制定了《民事訴訟案件委托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的實施辦法（試行）》；2005年4月，區司法局與區檢察院聯合印發了《關于在辦理輕微刑事案件中委托人民調解的若干規定（試行）》，探索將人民調解參與化解輕傷案件引入刑事訴訟程序。

二是“110”司法、公安聯動系統，這實際上是一個信息網絡。該機制形成于1999年初，公安將“110”報警電話記錄傳真給各區司法局，24小時內司法調解干部便上門做工作——主要是處理由鄰里、家庭糾紛引起民間傷害案件。楊伯壽介紹說：“Y街道派出所刑偵隊認定的輕傷，還沒往檢察院送的，刑偵隊把當事人放棄刑訴的承諾書和案件的筆錄移交給我們，由我們來調解，（今年）已經調解了12起，都獲得成功。”

三是訴前人民調解和法院委托調解（審前調解）機制。楊伯壽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是上海市“民事訴訟委托調解”的試點單位。訴前人民調解主要是對未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訴的部分家庭、鄰里糾紛以及其他一些疑難糾紛，法院可以建議糾紛當事人向所在街鎮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法院不再立案。法院委托調解是指對部分已經立案、但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問題的家庭、鄰里糾紛，法院在庭審前，經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可委托給相關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調解成功的，由原告申請撤訴或由法院制作調解書；調解不成的，由法院繼續審理。2005年1－11月，區法院已經先后委托工作室調解10起糾紛，其中8起簽訂了協議書，2件退回法院。

四是“行政協調會”機制，具體做法是：針對社區內發生的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爭議的各種群體性糾紛，由街道辦事處有關人員在分管領導主持下召開行政協調會，相關各方共同參加，進行協商調處。經行政協調，并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委托給相關人民調解委員會，由后者進行調解。在雙方取得共識并明確權利義務關系后，再由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室）制作調解協議書，并由雙方當事人簽字、蓋章。一方面，人民調解可以借助行政部門的權威進行協調；另一方面，行政協調也可以借人民調解建立一個“緩沖地帶”，并把行政意志轉化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意型契約”。

通過上述制度安排，工作室實際上被“焊接”到既有的調解網絡和國家正式組織網絡當中，成為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工作室不僅分享了舊有的組織網絡，而且還形成了一張以工作室為中心，以區司法局、街道、派出所、法院、檢察院和居委會為主要結點的協作網絡(collaborative network)，從而以一種新的方式把上述機構“聯結”在一起。通過這一網絡，工作室一方面分擔了國家正式組織的一部分工作壓力，另一方面也分享了國家正式組織的權威和能量，并把這種能量以“社會自治”的名義釋放出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交易”，由此形成組織間的資源共享。

除了這種正式的組織網絡，彭勃的研究還注意到，調解主任、調解員和信息員在工作過程中，不能完全依靠上級行政權威、國家法律、警察等執法人員的支持，更多地是要動用自己的社會資源，靠自己的社會威望，糾紛的平息和調解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在相當多的案例中，往往是最后無法用法律和政策來壓人，甚至也無法以理服人，而是雙方買了調解人的“面子”。正因為如此，上海市組織部門的一名干部認為“經濟工作誰都能干”，配備干部最為關鍵的位置是信訪和主管調解工作的基層司法部門；基于同樣的理由，首席人民調解員也是由社區中有威望的熱心者擔任（彭勃，2003）。那么，這是否意味著調解活動是嵌入(embedded)到調解員的社會關系網絡(social networks)（周雪光，2003：111－58）當中的？

調解活動要嵌入私人性的社會關系網絡，一個基本前提就是熟人社會。中國傳統的民間調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嵌入性的。然而，與傳統的村落共同體相比，“街道”的規模要大得多：Y街道約有10萬居民，面積約2平方公里，這就決定了Y街道必然是一個陌生人社會，而非傳統的熟人社會。當問及“面子”和社會關系在調解中所發揮的作用，楊伯壽回答說：

“成功率高，威信就高。這個一傳十，十傳百，大家就信任你。我可能有點答非所問，但確實如此。因為我跟調解對象都不認識的，有一起我去B區調解，到一個部門查資料，對方說我知道你，001號嘛，你不收費的，這些東西律師來了我也不給的，但你跟他們（律師）不一樣。我們確實是奉獻。”(2005年12月6日楊伯壽訪談記錄，筆者整理)

楊伯壽這番話基本上是可信的。雖然按照社會關系網絡理論，一個人在加入新的社會網絡的同時也會把其原先所在的社會網絡帶進來；但楊伯壽過去所從事的是經濟工作，且長期呆在東北和國外，他那些“高級別”的、與“司法戰線”無關的社會關系網絡實際上很難被運用到基層的調解工作中來。楊伯壽在社區的“面子”主要是靠退休后積攢起來的（盡管局級退休干部的身份可能有助于威望的建立）。1994－2004年的11年間，楊伯壽共經手處理過各種民間糾紛1839起（徐亢美，2004）。在這一過程中，楊伯壽不僅在居民當中樹立了聲望，也與居民會、街道、司法局、派出所、法院和檢察院等相關部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盡管楊伯壽不認識當事人，也不認識一些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但對方卻可能“認識”他（如前面提到的B區的例子），即聽說過楊伯壽的一些事跡。這種單向的“認識”有點類似于組織社會學所說的“弱關系”(weak ties)(Granovetter,1973)，同樣可以為調解工作的開展提供許多便利。譬如在調解一起關于離休待遇的糾紛時，楊伯壽需要查閱當事人的檔案，這是不符合組織部門的規定的；然而，當楊伯壽亮出了上海市001號首席人民調解員的身份時，立即得到了組織部門的配合。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具有制度剛性、官僚主義和組織惰性的科層制組織網絡面前，“平民”身份的楊伯壽要充分地運用組織資源，實際上還必須仰賴自身的身份和名望，或可稱之為“象征資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 1989)。楊伯壽的象征資本就是他獨特的從政經歷、調解業績和社會聲望：擔任過“王震將軍的經濟參謀”，“被江澤民、朱镕基派往東北工作”，“被市委副書記劉云耕親自授予001號首席人民調解員資格”、“全國模范人民調解員”、“曾在劍橋大學進修”，以及被《解放日報》、《文匯報》、《法制日報》等媒體廣泛宣傳的先進事跡。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濃厚的中國社會，與權勢顯赫者的“關系”不僅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也是本人工作能力和社會能量的一種標志。正是這些將楊伯壽和其他退休老人區別開來。

象征資本要轉化為組織資源和權力資源一般需要兩道工序：一是通過媒體的宣傳和民眾的“口碑”使資本增值，并使楊伯壽成為“典型”（其實毋寧說是“例外”），而“典型”本身就是一種稀缺的象征資本。工作室現在已經成為Y街道乃至A區的“工作品牌”和“亮點”，受到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這為工作室把象征資本轉化為權力資源提供了便利。二是楊本人及工作人員的適當運用，使象征資本轉化為權力資源。楊伯壽在接待當事人時，一方面表現得和藹可親，不打官腔，不擺架子，非常平民化；另一方面總是看似不經意地提及自己的某些經歷和身份，譬如作為江澤民和朱镕基的代表、上海市001號首席調解員等等。而出去調查或調解，特別是與單位打交道時，楊伯壽首先亮出的就是由上海市統一頒發的“首席人民調解員”工作證。這不是一種炫耀，而是對象征資本的運用，也可以說是一種權力技術，以此來盡快獲取當事人或利益相關人的信任、配合甚至于忌憚，為以后的“說理－心服”機制（高見澤磨，2003）奠定心理基礎，同時預防可能由科層制的惰性和自利傾向造成的不便，促使問題得到順利解決。

不論是工作室與國家正式組織的“聯網”，還是楊伯壽運用組織資源和網絡資源的方式，都表明了工作室對國家權力的高度依附性：就前一方面而言，工作室已經被整合到國家治理體系內部；就后一方面而言，惟有領導重視，楊伯壽的象征資本才能真正轉化為權力資源，工作室也才能獲得更大的空間。

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工作室主要是在組織層面與國家治理體系靠攏，其“法制化”也集中體現在工作程序上，而在處理糾紛的原則上，工作室仍然秉承人民調解的一貫邏輯——重情理，輕法條，追求實質正義而非程序正義。譬如，在處理一起由于法院判決“合法不合理”而出現“拉鋸”局面的家庭糾紛時，楊伯壽采取了佯裝不知的策略，輕松繞開法院的判決書，促成當事人達成諒解和妥協，協議結果幾乎把判決完全翻轉過來，從而在事實上導致了法院判決作廢。又如，基層法院拒絕受理一起高齡夫婦的離婚案，楊伯壽通過調查發現，這對夫婦繼續相處可能會引發刑事案件，于是跟法院院長打招呼，后來法院在楊的工作室開庭判決二人離婚。這些做法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國家對于人民調解的角色期待（作為法制的一種補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國家法”秩序的挑戰。但就社會效果而言，這一做法與中國法制的內在精神又是一致的（以和為貴、穩定壓倒一切），這可能也是楊伯壽敢于“僭越”的重要原因。這兩則案例提示我們：楊伯壽工作室并不是國家治理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它更像是棲息于國家這棵大樹之上的益鳥，它會幫助大樹消滅蟲患，從而與之建立（具有契約性質的）共生關系，但并未因此而喪失自由，某些時候，它甚至會以醫生對待病人的姿態，做一些大樹并未要求（甚至有些反感）、但它認為對大樹有益的事情。

工作室處理的糾紛類型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它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2005年為例，損害賠償糾紛最多，占50％；其次是鄰里糾紛，占20％；再次是婚姻糾紛，占15％；然后是住房糾紛，占12％；此外還有債務糾紛、贍養糾紛、撫養糾紛等，基本都是民間內部的小型糾紛，很少涉及官民沖突和群體性事件（這部分社會沖突主要流向了信訪部門和司法機關）。事實上，在涉及這類糾紛時，工作室通常力不從心。在一起居民圍堵馬路事件中，談判工作主要由Z科長操持，工作室只是負責處理善后事宜；前面提到的那起離休待遇糾紛，由于單位一方是國家行政部門，楊伯壽最初也難以介入，直到當事人通過“過激”手段將事情“問題化”（應星、晉軍，2000），單位感受到上級政府的壓力，希望盡快甩包袱，楊伯壽才得以介入并迅速調解成功。楊后來也坦言：如果沒有當事人那么一鬧，事情是不可能順利解決的。透過這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工作室的邊界：它主要是作為國家的輔助者，處理社會內部相對輕微的沖突。人民調解的這種工作性質，一方面使它免受國家與社會的強力擠壓，另一方面也使它處于從屬的地位。

四、討論

至少到目前為止，上海市推行的人民調解專業化和社會化改革，只有專業化基本落到了實處，而社會化則轉換為再組織的問題。這與季衛東（2001：23）觀察到一個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即：“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伴隨著社會變革、權利意識覺醒而產生的民間糾紛，主要由調解制度吸收處理，所謂法制化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調解的組織化問題。”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替代”，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社會尚處在“組織化調控” 的階段，國家更多地依靠具體的組織（及組織技術）而不是抽象的制度對社會進行治理，每當遇到新的問題或挑戰，國家就成立相應的組織或組織協調機制來加以回應。國家推行人民調解社會化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提升市民社會的自組織能力，而只是為了擴大自身的治理資源。而“組織化調控”之所以能夠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組織形式不僅僅是“形式”，它會制約組織獲取資源的方式和途徑，進而影響到組織目標和功能的實現。斯科特(Scott，1992)指出，適當的組織形式的發明對于組織的資源獲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類型的組織都代表了特定的經濟、技術和社會的資源集合。”（田凱，2004）由前文可知，村/居委會調解委員會所掌握的物質資源和權力資源，與人民調解工作室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事實上國家也沒有能力全面強化居委會調解組織，國家的資源占有量畢竟是有限的，沒有足夠的財政力量和專業人才來支撐眾多基層調委會的專業化運作，而不得不實施“據點”戰略，在街道層面建立新的專業化調解組織，而街道社會的規模也正好適中，一個“據點”便足以輻射全境，居委會調解委員會則成為據點周圍的“碉堡”。由于上海市自1996年以來實行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導致政府管理重心下移，突出了街道辦事處的主體地位（林尚立，2003：176），因此，人民調解的重心向街道層面上移實際上也就實現了政府管理與人民調解的對接。這樣可以一舉兩得：既節約了國家的治理成本，又繞開了合法性問題，畢竟居民自治制度是全國性制度，而街道調委會和工作室模式僅是探索中的地方性制度，將后者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不會遭受過多的質疑。“社會化”與其說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轉移，不如說是國家重點支持對象的改變。

因此，人民調解的“社會化”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實質是“再組織化”，即把職業化和專業化的人民調解工作室或街道調委會“焊接”到既有的調解網絡當中，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與國家的組織網絡相聯結，在盤活國家治理資源的同時提高人民調解的效能。但隨之而來的是：對國家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街道調委會和工作室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象征社會自治的居委會調解卻逐漸邊緣化。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人民調解反而離社會更遠了，離國家更近了。這充分彰顯了“社會化”的自我悖反。正因為如此，彭勃（2003）把人民調解的“社會化”視為國家控制的社會化，而人民調解恰恰被“行政化”和“司法化”了，但二者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人民調解本質上是服務于國家控制的。工作室的運作模式表面上是人民調解服務的社會化，但由此而來職業化和專業化恰恰強化了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調解重復了“法律治理化”（強世功，2003：123－24）的命運。

誠然，人民調解工作室并不完全是街道政府的附庸，它或多或少具有若干民間性質；但這種民間性質是國家創制和經營出來的，這既是國家的自我改造，也是國家對社會的改造，國家在改變自身行為模式的同時力圖使社會配合這一轉變。質言之，工作室是國家對自治性社會團體的一種“結構－功能”模擬（即所謂“社會化”），以此作為國家干預社會的合法“中介”。人民調解正日益被整編到法治/法制的框架之內，與國家的正式組織網絡深深地勾連在一起，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不再是一種體制外的補充。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的權力必然遭到了弱化，因為在當下的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可能并非零和博弈，與雄心勃勃的國家相比，社會并不是一個可憐兮兮的受害者。社會組織也在利用各種策略同國家進行談判，消解國家的控制力或利用國家控制來謀求自身的利益，甚至主動要求“嵌入”到國家體系當中(Saich, 2000;Solinger,2003)。正如Frolic(1997)所看到的：新的社會組織不反對國家，而是成為附屬于國家的一部分；充當公民意識發展的培育基地；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人”。從楊伯壽的身上，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個中介人的形象。

如此說來，似乎有必要重新檢視民間組織的“官民兩色”，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強調這種“雙重性”的負面意義，而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民間組織的這一面相使它適應政府與民間的共同需要，采用“體制內”的方式為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服務，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行政目標有可能通過民間組織居間協調變通為社會和個人易于接受的行為規范；另一方面，在如此運作的同時，民間組織實際上經由了一個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利益綜合和民意輸送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政府的政策和決策的影響，恰恰體現了民間組織的“民間性”（陳明明，2006）。具體到楊伯壽工作室，它一方面固然深深受制于國家的權力體系，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地改變著國家的行為方式。

我們幾乎可以說，人民調解是一部中國研究的“活教材”。長期以來，受西方二元論認識論的影響，我們習慣于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如現代/傳統、國家/社會、理性/非理性——來想象和研究中國。然而，在人民調解的過程中，傳統與現代水乳交融，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變得模糊不清，看似“非理性”的行為背后充滿著理性算計。也許讓人感到吊詭的是，本文采用國家與社會的研究范式，而最后的結論恰恰是要突破國家/社會的二元敘事框架。其實這并不矛盾，概念的劃分（二分法）永遠是必要的，否則就不可能有理論（超越二分法也是以二分法為基礎的），研究者只要對這些分析工具進行必要的反思，認識到概念的人為性、非自然性和簡化的本質，就完全可以避免將“國家”與“社會”或“傳統”與“現代”簡單對立起來。換言之，概念的簡化是必要的，但我們要避免粗暴的運用。不要讓現實來俯就理論，而要讓理論來呈現事實。

饒是如此，“國家與社會”范式依然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就在于將國家、社會的同質性作為不證自明的理論前提，在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用理論的邏輯遮蔽了非同質性的國家、社會在經驗層面上的多重互滲問題”（張佩國，2006），而事實上，“國家并不是一個同質性的實體，社會也非簡單相對于國家的一個同質性實體，因此，無論是‘國家’抑或‘社會’，都是需要在具體分析場景中加以具體辨析的問題”（鄧正來，1998：157）。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都不是鐵板一塊，而本文盡管注意到了國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卻沒有對國家和社會內部的這種異質性給予足夠的重視。一個明顯的失察之處就是，作為“條”的司法局與作為“塊”的街道在對待人民調解的立場上是否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會給人民調解組織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

不得不承認，現實中的人民調解要遠比本文所描述的復雜得多，還有更多的問題等待著社會科學的關注和解答。譬如，為什么人民調解的社會化走向當下這樣一種形態，其內在的根源是什么，會產生什么樣的政治/社會后果？如果說當前的“社會化”只是“再組織”，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化？社會化之后的人民調解與國家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人民調解是否有可能發展為一個半官半民、非官非民的“第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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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管理研究論文

論文摘 要:我國高等學校擁有大量的體育資源,尤其是體育設施、體育場館,教育部允許并鼓勵高校將富余的體育設施對公民開放,作為對公眾體育鍛煉場所的補充。建立健全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全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管理成為高等學校必須面臨而又急需解決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高校體育設施社會服務管理

高校體育設施對社會開放,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是大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的需要,是加快公共體育事業發展的必然選擇。高校體育設施服務于社會,向社會開放,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向廣大公眾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體育產品的需要。高校體育場館設施作為一種公共體育設施,歸根結底要服務社會,實現社會公益的目的。高校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服務于社會,體現了“取之于民,服務于民”的公共政策。高校體育設施管理社會化,是加強公共體育服務的重大舉措,是優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必然要求,是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創建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必然要求。高校體育設施管理社會化是政府加強社會管理職能,加快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高校體育設施服務于社會的形式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閑暇增多,以及生活中工作壓力大的影響,促使城市居民步入體育健身行列。然而,社區體育設施條件無疑阻礙了他們體育活動積極性。雖然,現在社區建設也注意創造良好的城市社區環境,營造條件優越、設備齊全的公共活動場所,但仍然無法滿足人們健身活動需求。傳統觀念認為,高校投資修建的場地設施只應為學生服務,但是,隨著全民健身運動開展和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健身理念已深入人心,高校體育資源對外開放是社區體育發展的需要。高校體育場地設施管理部門應把高校體育資源對外開放作為管理社會化的切入點,抓住機遇、大膽推進。通過對高校體育設施開放的情況進行調查,目前,高校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種。

1.1 社區活動制

高校體育設施服務于社會,向社區免費開放。高校體育設施相對比較完善,高校附近的居民可以在高校進行鍛煉。高校體育資源向社會開放,以不影響高校正常教學和體育活動開展為前提,并且高校和社區居民委員會對高校體育設施開放時間、內容、方式,雙方的權利、義務進行磋商,明確各自的責任,共商相應的管理辦法。一般來說,協議規定高校的職責是:對開放的場館設施實行專人管理,完善值班制度,登記人員出入情況,對免費開放的有關設施要有明顯的標志。對免費開放的有關體育設施不得以出租、轉租、轉讓以及其他方式變相開展經營活動。體育場館設施若需收費的,收費標準應與本單位職工等同對待,不得以營利為目的。

設施安全和衛生等條件須達到規定要求,為社區居民提供安全、優質的服務。鼓勵教師利用自身特長義務為社區服務,參加志愿活動;規定社區居委會職責是:了解居民需求,向高校反映居民的意見,協助高校對開放工作進行組織管理,保證高校體育資源開放有序、有效地進行。

1.2 委托管理制

部分體育活動中心以自身場(館)管理人才為優勢,與高校合作,高校體育場(館)委托管理。盡管教育行政部門和體育行政部門強調要求高校體育設施應對社會開放,但不少高校沒有向社會開放。究其原因:一是怕影響高校體育教學工作正常開展,沒有精力去做開放工作;二是怕對社會開放后,會損壞高校設施設備。但是,他們認為,如果有個信得過、負責任的機構代為校方管理體育設施開放,對高校作出應有承諾,高校就愿意將自己的體育場(館)設施向社會開放。一般經協商,雙方簽訂場(館)委托管理協議或合同,作出可以使高校放心的承諾。部分體育活動中心逐步擴大跟其他高校的合作,實行管理連鎖、資源共享,不斷滿足市民健身消費需求。這樣一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均能取得良好效果。

1.3 體育俱樂部制

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利用合肥工業大學體育場地設施、體育人才等資源,利用假日及閑暇時間,組織學生開展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同時,有計劃地吸收周邊高校青少年及社區居民,在雙休日、節假日來俱樂部參加體育鍛煉。具體管理方法是適當聘請校外專業教練員及場地管理人員。俱樂部實行會員制。俱樂部通過目標管理等方法,對會員進行登記、制定活動計劃、安排會員鍛煉及日常比賽情況。并負責俱樂部廣告宣傳及專用體育場地設施開放管理。俱樂部活動項目均對外有償開放,并通過承辦、協辦體育競賽和提升體育活動俱樂部形象,以增加自己會員數量,擴大俱樂部活動規模。

1.4 政府推動制

當前,國家體育總局和教育部確定將逐步在全國推行高校體育場館向社會公眾開放的政策,該政策已經積極付諸實踐,而且國家還要求試點區政府一次性對試點高校資助不低于2萬元的全民健身器材。首批“全國高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試點區”被正式命名,并將北京、上海、長春等7個城市定為首批開放試點城市。

政府部門與高校建立體育設施開放與合作,實現政府推動。某些城市教育、體育部門共同建立了促進高校體育設施管理社會化的激勵、導向與懲罰機制。激勵機制是通過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的績效考核和獎勵基金來實施體現。各高校根據本校實際情況制定激勵機制。高校體育設施管理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國現行的高校體育場地管理體制,在各個層面上依然是管辦不分的管理模式,改革高校體育場地管理體制的動因主要來自以下4個方面:

2.1 高校體育設施運營模式逐步向俱樂部模式發展的需求

目前,我國高校體育場館的使用和服務是以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時間為軸心。除了教學競賽訓練外,更主要的是完成廣大學生的課外體育活動。久而久之,全國絕大部分高校的場館開放都是以三種方式出現:控制式開放、自由式開放、收費式開放。

2.2 社區居民對體育設施的需求

健身是社區居民的普遍需求,體育設施建設與規劃,是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的前提與基礎。資料顯示,我國人均體育場館面積為05m2,而發達國家如美國,人均場館面積高達16m2。可見,我國群眾用來健身的運動場館還遠遠不夠,這已成為開展全民健身運動的瓶頸。

2.3 由行政管理向服務市場導向轉化的需求

我國傳統的高校體育設施管理體制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的模式,在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舊的管理體制相應進行了改革,但新的體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公共體育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政策與法規不到位,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存在著“壟斷”行為,需進一步深化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單位“壟斷”。

改革的任務,主要有兩方面:(1)通過深化社會組織體育設施管理體制改革,將體育設施管理工作從社會組織中分離出去,交給社會自治組織共同治理,有利于提升社會的民主自治能力,增強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2)推進政府與社會合作,推進社會組織體育設施服務于社會的實踐,謀求雙贏發展。體育也是構成城市綜合競爭力的軟實力,社會效益是第一位的。高校體育設施為社會大眾服務是應該的。2.4 建立公共體育服務理念的需求

絕大多數高校的體育設施屬于國有資產,高校體育設施管理也具有公共服務的屬性。因而,高校場(館)和設施要承擔人民群眾鍛煉健身的責任,社會效益是第一位的。可以說,確立公共服務的理念,是高校體育設施管理體制改革的思想基礎,作為高校,要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律,以強化公共服務為主線,把向社區群眾提供公共體育產品和服務,作為高校的工作任務和基本職責。作為各級政府則要加強制度建設,加大高校體育設施向社區群眾開放力度。同時,要加大對高校體育設備設施的投入,盡力提供更多、更好的社會公共體育產品。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管理的基本思路

3.1 組建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機構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體育產業立體化的大背景下,發展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要敢做天下文章,努力擴大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的對外合作,充分發揮高校擁有的資源優勢,提高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的專業化和特色化水平。既要敢于打破區域性和行業性界限,打破所有制和行業壟斷,放寬市場準入,更要力促擴大對外交往,努力提高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的開放度,不斷推動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的新發展。

3.2 高校與社區的合作運營

高校與社區合作運營的目標,是以高校與社區互動,實現“雙贏”為出發點,在確保高校正常教學秩序和高校社區安全為原則前提下,做到開放制度化、管理規范化。建立高校與社區互動發展的機制,高校要同社區積極探索高校資源開放的多種形式和途徑,努力創造出高校資源開放、整合的特色,提高高校體育資源使用效益。為維護廣大社區群眾的合法權益,要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律,以強化服務為主線,把向社區群眾提供公共體育產品和服務,作為高校的工作任務和基本職責。高校要加強制度建設,促進體育設施向社區群眾開放力度。

3.3 健全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管理機制

當代我國高校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問題是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如何從政府直接管理型向社會管理型過渡,實現體育產業的社會化。我國高校體育發展到今天,社會化、產業化、科學化、法制化正成為其重要的特征。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純行政管理高校體育的計劃模式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產業化的體制模式,實現我國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必須依靠各行業體協和體育社團的共同努力。走行業化和社會化發展道路是我國高校體育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它符合現代體育運動自身發展規律,也是解決目前我國體育產業發展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的必要途徑。

3.4 制定政策和保障措施

各地經驗表明,高校體育設施服務社會要取得預期成效,需要很多的條件,其中之一便是確立政策與法規框架。積極引導大眾體育健身作為基點,呼吁協調有關部門及時建立和完善一套包括財政投入政策、產業項目基本建設投資政策、社會集資政策、稅收政策、體育基金等在內的比較完整、系統的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政策體系,為高校體育事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展 望

高等學校擁有大量的體育資源,尤其是體育設施,這些體育設施承擔高校學生的體育教育和師生鍛煉尚有富余,教育部允許并鼓勵高校將富余的體育設施對公民開放,作為對公眾體育鍛煉場所的補充。高校體育設施對社會開放,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是大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的需要,是加快公共體育事業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建立健全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高校體育設施社會化服務管理就成為高等學校必須面臨而又急需解決的問題。

第三篇：宗教事務社會化管理問題研究

宗教事務社會化管理問題研究

宗教事務社會化管理問題研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在國際國內形勢愈加復雜多變的大背景下，民族宗教工作越來越顯示其特殊的重要性。基層民族宗教工作原有的工作機構、工作機制已經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因此，努力加強調查研究，把握社會管理規律，積極探索宗教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社會化管理模式，維護宗教領域和諧穩定，顯得尤為重要。

一、推進宗教管理社會化重要性分析

推進宗教管理社會化，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探索建立宗教管理立體化模式，努力通過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方式解決宗教領域的社會問題，不斷調動社會力量加強對宗教的綜合管理，是依法管理宗教的有效途徑。

1、宗教管理社會化是做好信教群眾工作的重要手段

社會管理主要是對人的服務和管理，歸根結底是做群眾的工作。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是做好信教群眾的工作。當前，受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和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信教群眾持續增加，最大限度地把信教群眾團結起來，需要社會各方面共同參與。只有積極推進宗教管理社會化，才能切實維護信教群眾的合法權益，充分調動信教群眾的積極性，不斷增強做好信教群眾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2、宗教管理社會化是對依法管理宗教的有效提升

堅持依法管理宗教，是當前宗教工作的重點。在此基礎上，適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新要求，推進宗教社會化管理，更好地調動宗教界人士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積極性，更有效地發揮宗教界在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中的獨特優勢，為經濟社會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廣泛凝聚力量。

3、宗教管理社會化是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必然要求

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宗教界的思想認識和觀念是重要條件。加強宗教管理社會化，可以通過社會協同、多方參與，進一步增強宗教界和信教群眾遵紀守法意識，使他們從事的宗教活動自覺服從服務于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整體利益，對宗教教義努力作出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闡釋，進一步探索宗教服務社會、服務群眾的方法與途徑，為促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動力。

二、鄂托克旗宗教管理社會化的實踐和問題分析

（一）鄂托克旗宗教管理社會化的實踐

全旗藏傳佛教活動場所共有8處，喇嘛190人，信教群眾4萬多人；全旗自聚的天主教信教群眾有48人、居住在棋盤井鎮,無活動場所;全旗基督教信教群眾150人，無活動場所，主要居住在烏蘭鎮、棋盤井鎮、蒙西鎮，1999年起基督教徒自發建立活動場所，但因未形成規模而沒有正式登記。因此，做好宗教工作，使之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任重而道遠。

1、堅持以人為本，不斷強化政治引導

加強宗教教職人員的教育培訓，加大培養和使用力度，形成了一支素質較高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一是情牽宗教界人士、開展走訪慰問宗教界老同志。在每年的春節前后，深入到宗教活動場所，看望慰問部分宗教界代表人士，感謝他們關心家鄉、支持建設、服務社會方面所作的貢獻。二是加大教育培訓力度。以創建“和諧寺觀教堂”活動為契機，深入搞好《宗教事務條例》的再宣傳再教育，不但要求場所管理負責人熟悉掌握宗教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規，要求將學法范圍擴大到廣大的信教群眾群體上，增強了廣大信教群眾的法律意識，為做好宗教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三是做好政治安排。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學識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建立新一代宗教界代表人士綜合評價體系，細化評價標準，實施量化考核，擇優進行安排進入協會管理班子、場所管理班子。

2、堅持多方參與，不斷創新工作機制

在加強旗委對宗教工作領導的基礎上，注重發揮各方力量齊抓共管的作用，推動宗教管理社會化。一是加強黨對宗教工作的領導。成立了由旗委副書記任組長的全旗民族宗教工作協調領導小組，各蘇木鎮和相關單位建立了民族宗教工作領導小組，確定了專職工作人員，形成了有效的宗教工作領導機制。二是健全組織機構。配備了宗教部門專職宗教局長和3名專職宗教工作人員、各蘇木鎮配備了6名宗教工作專職委員、新應聘嘎查村專職聯絡員93名。強化宗教工作機構建設和夯實基層宗教工作基礎。完善以旗委統戰部、公安局、民族宗教事務局為主要成員單位的宗教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明確了協調溝通機制的主要任務和職責。對重要政策提出建議，對重要工作統一部署，并抓好督促檢查。全旗基本形成各部門協同配合、各司其職、齊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為做好宗教工作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三是落實宗教工作三級網絡和責任制。旗、蘇木鎮、嘎查村三級宗教工作網絡和蘇木鎮、嘎查村兩級的宗教工作責任制。與各宗教活動場所，及所在地嘎查村黨支部和所在地蘇木鎮黨委政府簽訂了責任狀，明確了工作職責。從2012年起，嘎查村專職聯絡員發放200元/月?人，每人全年補貼2400元，共計發放補貼223200元。

3、堅持服務為先，不斷擴大公共服務

堅持管理與服務并舉，維護宗教界人士合法權益，推進公共服務覆蓋到寺廟，增強了黨和政府的感召力。一是解決實際困難。幫助宗教活動場所解決交通、飲水、用電等一系列實際問題，將藏傳佛教教職人員全部納入到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和農村牧區新型合作醫療，并發放喇嘛生活補貼586元/人?月，有125名喇嘛享有87.9萬元的補貼金；投入5.5萬元，為8個宗教活動點送去100噸煤，解決了寺廟的過冬燃料問題。二是加強宗教活動場所規范化管理。積極開展宗教團體“同心同行”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和創建“和諧寺觀教堂”活動，并推薦創建和諧寺觀教堂先進集體和個人，旗佛教協會會長洛桑次成獲全國創建“和諧寺觀教堂”先進個人，鄂托克召榮獲全市創建“和諧寺觀教堂”先進集體，迪延阿貴廟住持嘎如迪榮獲全市創建“和諧寺觀教堂”先進個人。指導宗教活動場所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營造了規范管理宗教場所的良好氛圍。

4、堅持綜合施策，不斷夯實基層基礎

堅持多管齊下、多策并舉，為加強宗教事務管理社會化奠定了堅實基礎。一是落實宗教工作三級網絡和責任制。旗、蘇木鎮、嘎查村三級宗教工作網絡和蘇木鎮、嘎查村兩級的宗教工作責任制。二是健全宗教領域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和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建立信息報送制度、督查落實制度。三是依法嚴厲打擊各種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我旗結合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和“幸福鄂托克大講堂”進社區、進民眾活動，以現場講解、發放宣傳單等方式，積極宣傳預防外界宗教敵對勢力滲透工作，建立長效管理機制，有效抵御了**集團等境外敵對勢力滲透，鞏固了我旗宗教領域和諧穩定的良好局面。

（二）鄂托克旗宗教管理社會化存在的問題

鄂托克旗在宗教管理社會化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實踐和探索，工作卓有成效。但在思想認識、宗教基層基礎工作、宗教內部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1、思想認識方面存在偏差

主要表現在一些黨政干部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及黨的宗教政策缺乏應有的理解和認識，直接導致了在工作上的一些偏差。部分基層干部對宗教工作重視不夠，管理不到位，或是認為宗教是統戰、宗教部門的事，與基層組織沒有多大關系；或是認為宗教活動場所所宣傳的是教人做好事、善事，不用多管等等，對宗教工作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的問題比較突出。

2、民族宗教基層基礎工作還不夠扎實

由于民宗部門的人員配備、經費保障等無法適應越來越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任務。旗、蘇木鎮、嘎查村三級宗教管理網絡和蘇木鎮、嘎查村兩級宗教工作責任制，但還沒有認真落實到位，尤其是嘎查村一級。在市旗制定的干部考核指標中，應加入宗教工作占的比重。

3、基督教私設家庭聚會點增加

從1994年起，基督教信徒以家庭模式進行聚會。因基督教在鄂托克旗初期萌芽，人員少等原因，未正式向上級申報設立活動場所。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全旗基督教也從當初的少數家庭成員逐漸發展到至今150人的宗教群體，主要居住在鄂托克旗烏蘭鎮、棋盤井鎮、蒙西鎮。目前，我旗無基督教活動場所，信教群眾以家庭聚會的方式開展宗教活動，既是非法，又不利于社會穩定。

4、宗教內部矛盾日趨突出

在全旗190多名佛教教職人員中，受過正規學院培訓的只占極少比例，大部分教職人員的政治素質、文化水準、宗教修養遠不能適應宗教管理、宗教活動的需要，更不能滿足信教群眾的要求。一些教職人員文化素養和宗教修養水平不高，難以引導廣大信徒對宗教和現實作正確的理解和認識。優秀中青年教職人員人才少，新老交替后繼乏人，整體綜合素質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三、推進宗教管理社會化對策與建議

加強宗教管理社會化是一項長期工作，應按照“以人為本、服務為先、重在引導、各方參與”的思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宗教信仰政策，把握社會管理規律，重視依法管理、重視建章立制、重視以人為本、重視科學引導。積極探索宗教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社會化管理模式，維護宗教領域和諧穩定。

1、加強組織領導，夯實宗教管理社會化基礎

一是明確責任。依法加強和改進宗教社會管理工作，應在旗委的領導下，堅持分級管理與屬地管理相結合、政府依法管理與自我管理相結合的原則，進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旗、蘇木鎮、嘎查村三級宗教管理網絡，積極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建立由旗委、政府負責，統戰部門協調、宗教和有關部門依法管理，發揮蘇木鎮政府及嘎查村組織屬地管理作用，職責明確、協調配合的宗教社會管理體制。二是加強領導。應深刻認識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增強大局意識、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把宗教社會管理工作作為執政能力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旗、蘇木鎮兩級要成立宗教工作領導小組，黨委主要領導為第一責任人，黨政分管領導為直接責任人。領導干部要親自抓宗教工作，切實解決“不會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問題。三是實行目標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把宗教工作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內容，層層簽訂目標管理責任書，與黨建、經濟工作、社會事業同部署、同考核。實行獎懲制度，對因管理責任不到位、工作措施不落實、嚴重失職的，要追究領導責任。四是建立和完善黨政領導與宗教界聯系制度。黨政領導班子成員都要聯系一座寺廟和一名宗教界人士，廣交朋友，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引導教育他們發揮好橋梁作用，團結影響信教群眾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做出貢獻。五是建立宗教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建立完善由統戰部門牽頭的工作協調機制，定期召開由有關部門參加的聯席會議，研究解決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確保宗教管理社會化落到實處。

2、加大宣傳力度，營造宗教管理社會化氛圍

以“宗教政策法規學習月”活動為契機，使黨的宗教政策深入人心，取得實效。一是要幫助各宗教活動場所制定長期宣傳教育規劃。根據不同時期的形勢和任務，確定宣傳教育的主體和內容，創新宣傳教育的思路和方法，突出針對性和實效性。通過集中與分散相結合、自學與輔導相結合等形式，在廣大教職人員中深入持久地開展形勢教育、政策宣傳和法制學習；堅持每年分期分批組織宗教界代表人士及宗教管理班子集中進行培訓，不斷增強廣大宗教教職人員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滲透，依法進行宗教活動，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意識和自覺性。二是采取多種渠道、多種形式，加強對蘇木鎮、嘎查村宗教工作專職聯絡員的培訓教育，使他們全面系統地掌握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知識。宗教事務部門作為行政職能部門，依法加強宗教事務管理的同時，應加強對蘇木鎮、嘎查村宗教工作聯絡員的業務指導和檢查，培訓蘇木鎮、嘎查村宗教工作聯絡員，督促蘇木鎮、嘎查村宗教工作聯絡員學習掌握政策法規，不斷提高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從而全面推動宗教管理社會化。

3、完善規章制度，規范宗教管理社會化方式

建立健全規章制度，通過內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使宗教團體真正做到職責明確，管理民主,遵紀守法，運轉有序。一是建立完善由統戰部門牽頭的協調工作機制。定期召開有關部門參加的聯席會議，完善目標責任制度、責任追究制度、黨政領導聯系宗教界人士等制度，確保宗教社會管理工作落到實處。二是加強宗教管理班子內部管理，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建立健全人員、財務、會計、治安、消防、文物保護、衛生防疫等管理制度，不斷促進宗教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由宗教教職人員和信教群眾參加的廟務公開監督制度，強化對寺廟重點環節、重點廟務運行和具體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確保制度真正落到實處。三是健全和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要做好信息工作，不斷排查和發現影響宗教穩定方面存在的各種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并落實專人加大調處力度，什么問題突出就解決什么問題，哪些方面易發矛盾糾紛就提前做好那些方面的預防工作，保證把矛盾和糾紛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做到防患于未然。對一些可能發生并且影響較大的矛盾糾紛，必須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制定處置預案。在矛盾糾紛的調處當中，本著重在教育，團結多數，化解矛盾，增進友誼的原則，解決好各種糾紛和意見分歧。

4、加強財務監督，加大宗教管理社會化力度

國家宗教局頒布施行的《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辦法（試行）》，針對宗教財務管理普遍混亂的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規范、管理、監督程序，是促進宗教和諧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加強宗教財務監督管理有利于宗教事務法制化，有利于發揮宗教社會功能，有利于宗教組織自身建設。一是嚴格落實財務報告制度。宗教團體、活動場所的銀行賬戶按規定統一設立公戶, 收入及時送存銀行，開戶情況報旗民宗局備案。二是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各宗教活動場所每月向民宗局報送財務報表，定期公布賬目，自覺接受宗教部門和信教群眾的監督。做到財務公開透明,使外部監督形成機制,促成財務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社會化。

5、開展社會慈善公益活動，發揮宗教管理社會化作用

引導宗教活動場所利用各種渠道，廣泛開展賑災濟困等社會公益活動，提高信教群眾的道德水準，并借以團結、動員廣大信教群眾，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在地震、火災、水災等自然災害發生時，宗教界人士使用“燃燭”、“保佑”等方式，或者采用本宗教特有的法會等形式，都有著對宗教信仰者心理安慰的作用。動員信徒為賑災捐款捐物，充分發揮宗教管理社會化的作用，有效的回報社會、服務社會。

6、貫徹落實宗教政策，提高宗教管理社會化水平

貫徹落實《宗教事務條例》，推進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管理社會化。一是強化源頭管理，確保宗教團體隊伍建設到位。一方面把好宗教活動場所的準入關。宗教活動場所建立健全和執行各項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做好宗教教職人員的依法管理。做好宗教教職人員的認定備案工作。密切聯系宗教界骨干人士，為宗教人士排憂解難。二是強化場所管理，確保對宗教活動場所監管到位。規范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增強場所自養能力。同時，協助有些宗教活動場所搞好寺廟維修工作。三是強化宗教活動管理，確保宗教動態監控到位。確保集體宗教活動須由經認定的宗教教職人員主持，嚴防外來非法宗教勢力的滲透。突出開展創建“和諧宗教活動場所”活動，整合各種資源，推進宗教團體組織建設，提高宗教管理社會化水平。（編輯：孫燕）

第四篇：體育場館社會化途徑研究[推薦]

我國高校體育場館社會化途徑研究

我體育場館資源是體育我國高校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保障，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現實問題，其發展好壞將直接影響到體育事業改革的前景。尤其是《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頒布實施，極大地刺了全民參與體育的熱情，也為體育場館資源的開發利用提出了新的課題。現階段我國體育場館資源最大的特點就是短缺和浪費并存，在人們普遍缺乏鍛煉場所的同時，大量現有場館卻閑置和封閉。因此，在國家和社會投資無法大幅度增加，體育場館資源不可能迅速增加的情況下，對現有場館資源的合理利用就成為影響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第四次場地普表明，教育系統體育場館占有量最多，達67.2%，若能充分利用這些場館資源為社會服務，十分有利于推動體育事業的進程，尤其對全民體育健身活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 研究對象及方法

研究對象

參與本次調查的高校共80所, 其中北京30所, 西安32所, 湖北6所, 新疆6所, 浙江6所。

主要以參與調查的北京30所高校和西安32所為例, 并對北京的10名體育部主任、10名教授和其他

體育工作者進行了問卷調查。

1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調研、訪問調查、問卷調查、數理統計等方法, 對問卷所涉及的內容咨詢了有關知

第五篇：監獄行刑社會化問題研究

監獄行刑社會化問題研究

監禁刑在近代以來成為各國刑罰體系的中心，矯正罪犯使其復歸社會成為監獄行刑的主旨。但是監獄行刑以將罪犯隔離于正常社會的手段，去追求罪犯再社會化的目標，卻形成了手段與目標之間的深刻矛盾。在日益開放的現代化社會中，監禁刑的運行成本在不斷增加，而其改造效果卻令人失望。為了緩解這一問題，在西方興起了行刑社會化思

想，主張慎用監禁刑，盡可能把罪犯放到社會上接受矯正，同時弱化監獄的封閉性，使其盡可能接近自由社會，并擴大社會力量對矯正事業的參與，以利于罪犯回歸社會。

行刑社會化代表著行刑發展的國際趨向。本文試結合刑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的有關知識對行刑社會化思想的內涵、價值等進行分析。

關鍵詞：罪犯監獄矯正行刑社會化

目錄

引言……………………………………………………………………………（2）

一、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內涵解讀……………………………………………（2）

（一）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2）

（二）監獄行刑社會化的概念………………………………………………（4）

（三）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內涵………………………………………………（5）

（四）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價值………………………………………………（6）

二、我國監獄行刑社會化的發展與存在的問題……………………………（7）

（一）監獄行刑社會化在我國的發展………………………………………（7）

（二）監獄行刑社會化在我國存在的主要問題……………………………（8）

（三）在我國推行監獄社會化的主要制約因素……………………………（9）

三、我國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實現途徑………………………………………（10）

（一）要充分尊重罪犯的社會化人格………………………………………（10）

（二）實現罪犯教育改造的社會化…………………………………………（10）

參考文獻………………………………………………………………………（11）

引言

刑罰執行是刑法運用的重要環節，刑罰效益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刑工作的質量。但我國傳統刑法理論偏重于對罪犯行為的研究，關于罪犯構成、量刑制度等方面的理論已是爐火純青，而對以罪犯處遇為核心的刑事執行理論的研究尚是一個薄弱地帶，特別是對監獄行刑問題的研究就更少。在行刑問題研究上的落后和受冷落的局面，必然會影響我國刑法學的全面發展和整體提高。據了解，在國外刑法學界，研究重心向行刑領域傾斜已成普遍趨向。在當今日益人性化的時代，刑法學應該是一門以人為本的人學，刑罰也應當關注人的價值，順應人性的發展，我國刑法學矚目的中心也應由犯罪行為向罪犯做適當調整。

同國外相比，目前我國行刑實踐中社會化程度偏低的問題十分突出。特別是監獄行刑中的孤立、封閉、保守的傾向嚴重，尚沒有典型的開放式監獄建成。假釋、監外執行、保外就醫等社區刑罰的使用率極低，同時在執行上也處于散亂失控的局面。這些問題嚴重制約著刑罰效益的發揮，阻礙著我國刑罰執行工作現代化的進程。通過分析我國監獄行刑社會化程度偏低的原因，借鑒國外有益的立法與實踐經驗，尋求和設計有效的對策和方案，克服目前監獄行刑過于封閉的弊端，通過獄政管理、刑罰執行、教育改造、勞動改造、后勤保障等改造手段的社會化，實現罪犯改造過程的社會化，從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質量，增強罪犯刑滿釋放后適應社會的能力，推進行刑社會化導向下中國刑罰改革，以發揮刑罰運作的最佳效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推進監獄社會化進程，也有利于我國的人權保障事業，因為使犯罪人重返社會意味著最高層次的人道。

在行刑社會化導向之下，推進監獄行刑改革已成大事所趨。國務院已經批準在十四個省市進行監獄體制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監獄社會化。從目前見到的相關資料中發現，多數學者認為作為行刑社會化的一部分，監獄行刑社會化主要是限制監禁刑的適用，通過擴大社區矯治來實現。從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質量，增強罪犯刑滿釋放后適應社會的能力。

一、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內涵解讀

（一）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

1、監獄

廣義的監獄是指所有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一切關押場所。包括死刑犯等候處決的場所、自由刑罪犯判決后的執行場所、羈押犯罪嫌疑人、未決犯的看守所、關押各類違法人員的拘留所等。狹義概念的監獄是指國家依照法律設置的刑罰執行機關。是關押已決犯的場所，是執行自由刑的場所，是高度戒嚴的羈押場所，有嚴密的警戒措施和較為現代化的監控手段，對在押人員實行嚴格的封閉式管理教育和勞動改造。本文所指的監獄就是這種執行自由刑的場所，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的對象包括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

2、罪犯

我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