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功能財政論

功能財政論概述

功能財政論，又稱“功能財政平衡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阿巴·勒納（Abba Ptachya Lerner，1903—1982）提出的財政理論。強調財政預算應從其對經濟的功能著眼，而不應僅僅注重其收支是否平衡。

用財政政策的經濟效果作為評判財政措施的準則，這種原則被稱為功能財政準則。這種觀點認為：財政的目的首先是經濟平衡，只要能達到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的經濟目的，財政預算本身是否平衡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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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財政論的基本觀點

財政預算應從其對經濟的功能上來著眼政府財政的基本功能是穩定經濟；

政府預算的首要目的，是提供一個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即經濟平衡，預算平衡只是第二位的；

政府預算盈余或赤字的問題本身與嚴重的通貨膨脹或持續的經濟衰退相比是不重要的。功能財政論完全拋棄了預算平衡論的思想。

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反對要求政府平衡預算的嚴格規則，他們認為：預算赤字或預算盈余可以有助于穩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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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財政論的優缺點[1]

功能財政論將預算平衡與否的判斷，從實際的預算收支差額轉向對經濟進行分析，這是預算平衡理論的重大轉變。這一理論證明了經濟衰退期存在預算赤字的必要性，從而為連年不斷的預算赤字提供了避風港。

但是，功能財政論是一個宏觀靜態理論，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通貨膨脹時期，不管什么類型，只要實施一攏子減少總支出的辦法，就可以取得貨幣穩定，但可能出現犧牲經濟長遠發展利益的局面。因此，功能財政論對乎抑短期的周期波動效果比較理想，而對長期的經濟增長影響不夠明顯。此外，這一理論在實際運用中，由于存在認識時滯、執行時滯等因素，可能出現錯過政策措施實施的最佳時機，或者實施不恰當的政策加重了經濟波動的情況。

第二篇：民主財政論讀后感

《民主財政論》讀后感

班別：經濟1123班姓名：蘇成熾學號：201211511317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由于將政治決策的分析與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應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于198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國田納西州的穆爾弗里鮑爾。由于家境清貧，無法負擔一流大學的學費，只好選擇就讀家鄉的中田納西州立大學，于1940年畢業；并在田納西大學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課程，獲文學碩士學位；1948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56年至1968年，在弗吉尼亞大學任麥金太爾講座經濟學教授，他與W.納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哲學的托馬斯·杰斐遜中心。在1962年與戈登·圖洛克合著的《計算共識》一書被視為是創立公共選擇學派的里程碑。1983年布坎南在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任教授時領導的公共選擇理論學派還被人稱為“政治經濟學的維吉尼亞學派”。

其突出的理論貢獻是創立了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的思想主要推論是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問題，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布坎南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政府的許多決定并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且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但他的理論受到許多學術界人士的抵制，因為它攻擊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的觀念：一是經濟學家認為政府采用“福利經濟學”的處方即可實現公眾利益，二是政治學家則認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為公眾謀得利益。

1986年，布坎南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他的著作中，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特別列舉出的就是于1967年第一次出版的《民主財政論》。

布坎南在本書第一章的前言里提到“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初步預測一下各種的財政制度對作為公民——投票人——納稅人——受益人的個人所作出的決定產生的影響。”然后在第一節里介紹傳統的財政理論，按照布坎南的說法，傳統的財政學的主要內容是分析私有經濟中各種財政制度對個人或集體行為的影響。研究的主體是私人，研究的是私人活動領域中的個人行為。而布坎南在本書分析的是集體決策的個體，考察的是公共活動領域中的個人行為。

第二章先討論了公共商品（包括純集體商品和準集體商品）以及對公共商品的需求，意在建立一個理論模型，為后面的敘述提供一個基礎。

第三章考察各種稅收制度對個人參與公共商品購買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列舉了幾個稅收制度直接稅，包括財產稅、個人所得稅、支出稅。第四章討論間接稅對個人參與公共商品購買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包括有公司所得稅、一般銷售稅、特定消費稅。

第五章探討時間對財政決策的影響，里面提到一個“舊稅就是好稅”，按我的理解是新稅收頒布一般是政府想要改善公共建設，購買更多的公共商品，所以新稅頒布一般是增加稅收項目或者是提高稅收，無論是哪一種公民今后所要繳納的稅金就會增多，而人是自私的，相對于集體利益，人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收益，所以對于一般人來說，“舊稅就是好稅”。在傳統的財政理論中，“好”的標準是納稅人的負擔最小。還有就是對于政府來說“ 一種稅的存在時間越長，制度越是成為一種例行公事，這種稅持續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第六章分析專項資金和一般資金的湊集。在布坎南以前的財政理論模型都是一個單項稅收制度為一種單項公共服務提供資金，也就是專項資金的湊集。布坎南在本章分析的是與之對應的一般資金湊集對個人決策的影響，比較兩種資金湊集對個人決策的不同影響。

第七章分析稅收和財政支出的聯系。對于個人來說，稅收是政府為他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而在平衡預算的情況下，政府所頒布的公共支出決策也就是征稅的決策，同時征稅的決策也就是支出決策。在布坎南寫這本書前，美國民眾對國會批評說美國國會沒有同時考慮支出與征稅決策。但每個人對何種方法能最有效地恢復稅收與支出之間的聯系有著不同的意見。

第八章假設在不平衡預算的情況下分析財政政策的選擇，前面所論述的都是以在平衡預算的情況下所得到的結論，但在實際的財政制度中，不平衡預算總是可能的。在后凱恩斯主義的世界中，把預算平衡和預算不平衡混合起來，使人們幾乎無法對利益和成本進行合理的比較。因為預算賬戶雙方之間的關系不確定，公共商品對個人的實際價格總是持續地不可預測地變化，導致個人對“購買”公共商品無從決策。

第九章討論個人選擇和公共商品的不可分割性。布坎南首先對“偷乘者”的觀點進行概括：如果以個人預期另一個人或者另外一些人不管怎樣都會為他提供利益，那他就不會愿意主動采取行動，尤其是當相互影響的人數很大的時候。引

用了克努特·維克塞爾的觀點，即一致性是保證真正值得提出支出方案的唯一標準，“值得”是以個人估價進行衡量的。在集體選擇中，如果投票涉及的成本超過個人參加投票所得到的利益，而且就算利益大于成本，還要考慮他所選擇投票的項目得到推行的概率，理性的行為可能會支配他棄權，甚至會作出不理性的選擇。

第十章討論了財政制度下所產生的財政幻覺。政府樂意甚至積極在財政制度下制造一些財政幻覺，使得納稅人認為他所支出的“比較少”，而得到的“比較多”，使納稅人覺得所承受的負擔比實際的要輕，使受益者覺得提供給他們的公共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比實際的要大。布坎南在此列舉的意大利學者阿米卡爾·普維亞尼根據幻覺假設來解釋的一些制度。再由普維亞尼的財政幻覺理論來分析當時制造財政幻覺的一些財政制度方式，包括有預扣收入作為稅收的支付、所得稅比率結構中的累進、社會保障稅、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均攤、資本利得稅。

第十一章介紹幾個簡單的集體決策模型。包括相同的三人模型；對公共商品有不同估價的三人模型；估價相同但稅收——價格不同的三人模型；估價不同、收入不同，但偏好形式相同的三人模型。

十二章初步討論了現實中財政制度的情況，用實際觀察的得到的一些現象來驗證理論中的假設模型，經濟學家在社會科學家中占有一個有利的地位，盡管也是一個很不可靠的地位。在許多情況下，經濟動機占有支配地位，足以使我們可以根據實際觀察得到的行為檢驗假設。財政，可以稱為政治的經濟學，研究財政學就是在研究政治中的經濟學，財政制度是經濟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個人對財政制度最終產生的集體結果的影響并不是前面分析的幾個模型那樣簡單，而是是以一種遠為間接和迂回的方式實現的，所以財政過程也遠不像簡單模型所表明的那么好分析。第十三章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書的第二編財政制度的選擇我就不再在這里論述了，因為我沒有仔細看后面的，實在是看不下去，各種枯燥，而且作者引用以往的財政理論大部分我都不了解、不明白，而且不知道是經濟學著作的特性還是翻譯的問題，我總覺得作者在論述的過程中總是前言不搭后語，難以理解。下面我就隨便聊聊：

如何正確處理好政府與民眾的關系，讓政府實行的財政決策更能體現民主財

政？布坎南提到民主選舉是一個方向，還有個人可以通過他所屬的專業組織，通過他所支持的刊物，通過他的公共和私人機構，來對公共選擇產生影響。我們一般并愿意讓當選的政治領導人為我們作出選擇，因為我們對選擇什么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見。這代表著全民的民主財政的難以實現，政府領導人只能代表較多的民眾實行民主財政。正如布坎南在本書上提到“在某種程度上，被選出的代表在任何較大的民主國家都為選民們進行選擇，只要他們的選擇受到選民最終愿望的制約和引導，民主模型就仍然有效。” 稅收，是政府在執行財政制度的資金來源。在現今，可以這樣說，我們從一出生開始就在納稅，而且出生之后無時無刻都在納稅。買瓶水要納稅，做趟公交車要納稅，工作后發工資也要納稅。增值稅、財產稅、個人所得稅??納稅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據統計，我國是全世界第二大稅收國家，每年大約有幾萬億的稅收，政府就拿這筆錢建設公共事業，將稅收用于集體利益上，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在個人的眼中，他們總是覺得他們所支出的“比較多”，而他們得到的利益“比較少”。

公共財政的決策主體，表面上看的政府，實際本質是公民。政府只是執行決策的主體。公民通過選舉制度和投票機制公共決策的實際控制權，并通過法律制度保證這一制度的運行。民主財政作為公共財政的本質，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體現在公共財政的各個方面。我國要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在學習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的理論和實踐過程中，應該抓住公共財政的本質，用民主財政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公共財政。這樣才能真正學到公共財政的精髓，在實踐運用時也才能把握住正確的方向。

第三篇：政論題目11

習題十一

1、如何把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內涵？

2、如何正確理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何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4、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遵循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是什么？

5、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任務和主要舉措是什么？

6、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哪些關于社會和諧的思想。

7、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歐洲探索和諧社會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有哪些？

8、馬克思、恩格斯對和諧社會有哪些探索？

9、毛澤東對社會和諧有哪些思考？

10、社會主義建設與構建和諧社會有何關系？

11、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構建和諧社會有何關系？

12、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現實依據是什么？

13、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具體含義是什么？

14、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內涵，必須把握哪些問題？

15、如何正確把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性質？

16、怎樣把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三個文明的關系？

17、怎樣理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原則？

18、為什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

第四篇：政論電影觀后感（本站推薦）

政論電影觀后感

三部史詩般的巨作，氣勢恢宏，讓人充分領略到了從辛亥革命到建黨進而建國那段崢嶸歲月的波瀾壯闊。觀罷，心中感慨萬千，久久無法平靜，出于對歷史的尊重，僅簡單談談自己的感想。

雖然歷史課本已經讓我了解到了不少有關20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巨變，但是《辛亥革命》、《建黨偉業》、《建國大業》三部電影還是用比文字更加直觀的方式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幅屬于那個年代的有著重要意義的畫面。清朝末年，封建制度終于在與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對決中敗下陣來，中國，這個昔日足以稱霸全世界的東方大國，漸漸淪為只能默默接受西方列強的欺侮而無力反抗的羔羊。國家危急！民族危急！此時，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站了出來，經過艱苦卓絕的戰斗，在廣州起義失敗后，終于成功進行了武昌起義，舉國為之震驚。之后，孫文為了徹底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做出巨大犧牲，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讓給逼退清帝的袁世凱。然而，袁世凱為了稱帝，與日本秘密簽署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引起了全國人民的不滿，最后帶著自己的皇帝美夢黯然逝世。此后，隨著張勛復辟的失敗，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混戰局面。在此國家危急存亡關頭，俄國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給迷茫中的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幾年后，蔣介石終于使中國得到了名義上的統一，但軍閥混戰依舊在繼續。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經過八年“小米加步槍”的艱難抗戰，中國終于取得了自1840年以來反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徹底勝利。抗戰勝利后，國共為了整個中國的和平，簽署《雙十協定》，可是不久，蔣介石就撕毀協定，向中原解放區發動瘋狂進攻，內戰全面爆發。兩年的解放戰爭之后，中國共產黨終于取得了革命的最終勝利，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此開始。這段歷史，給人帶來的觸動是巨大的。

100年之前，中國還是人見人欺的東亞病夫，但是10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幾個大國之一。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衷心為祖國的進步而自豪，中國人，終于可以在世界人民面前挺起胸膛，大聲說出：我是中國人！中國近代的發展道路，雖然充滿曲折與辛酸，但所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矚目，值得每一個炎黃子孫為此感到驕傲，感到自豪。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今天國家的強盛與人民生活的美好，是昨天無數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鮮血換來的。在這三部電影中，蘊含著無數感人至深的臺詞，有林覺民的“大清索我的命，我誅大清的心”，有秋瑾的“我的死是為所有孩子”，有請愿學生的“冤情太深，檢察廳接不了我的狀子！我們是為四萬萬同胞喊冤！”，有聞一多的“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句句話語都發自內心，感人肺腑，彰顯了他們甘為祖國獻身的大無畏精神。在享受革命先輩為我們創造的良好生活環境的時候，我們絕不應該有絲毫懈怠。當下，國際形勢依舊錯綜復雜，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持不友好態度，并且時不時制造一些小摩擦，試圖阻礙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作為新生代主力軍的我們，肩負著時代和國家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不應在優越的生活環境當中消磨斗志，而是應該接過前人手中的接力棒，努力建設自己的祖國，因為，落后就要挨打。我們，一定要用行動去證明，革命先輩們的血不會白流，我們有能力，讓自己的祖國越來越好，走上繁榮富強之路，讓自己對得起無數革命先烈的英魂。百年來，曾經的中國遭受了太多太多的羞辱，作為中華兒女，我們都該牢記這段沉重的歷史，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團結一心，為未來強盛的中國努力，用13億炎黃子孫的一顆中國心，造就世界東方的不朽長城！

三部電影給人的啟迪還有很多很多，需要我們在以后的學習生活中進一步去體會和感悟。愿通過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國能夠越來越好，擁有一個燦爛的明天！

第五篇：政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學習

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本來是黨校的優勢。隨著國際蘇東巨變和國內改革開放，傳統基礎理論已經無法很好地解釋和指導現實了，黨校的理論優勢逐漸失去。科研變成了被動應對現實，教學變成了被動應對學員。理論的視野由基礎理論層面降低到了應用理論層面，說理不深、不透、不系統，從根本上制約著黨校作為理論武裝的陣地和黨性鍛煉的熔爐之作用。

扭轉這一局面的根本辦法，是創新基礎理論，使其重新獲得新的解釋力和指導性。

要區分基礎理論（認識性理論）與應用理論（實踐性理論，只針對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剩余價值學說）、科學社會主義屬于基礎理論，而馬恩的多國革命同時勝利論、列寧的一國革命首先勝利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則屬于應用理論。應用理論的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和發展）不能代替基礎理論的創新，相反，由于基礎理論的創新滯后，應用理論失去基礎理論的論證和支撐，影響到人們對其的正確理解和接受，影響到在實踐中的全面落實。

一、正本清源：基礎理論創新的突破口

基礎理論創新的方向，就是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時代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就是要把“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中國模式”的馬克思主義。這其中包括在實踐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包括在應用理論層次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包括創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相適應的基礎理論。

“蘇聯模式”包括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計劃經濟體制，也包括與之相適應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中的有些理論觀點，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過去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五種社會形態說”，就不是馬克思的原意。

馬克思曾不止一次強調過他對于“奴隸制-→封建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論述主要限于西歐。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寫的《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就曾說過，《資本論》中“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寫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中再一次強調，“可見，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指資本主義產生，引者注）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

然而，馬克思這種限于西歐經濟社會形態演進階段的理論傳入俄國之后，無論在其適用的地理范圍，還是其理論外延，都出現了不斷擴大的現象。以后逐漸形成了五種社會形態說。1938年，斯大林在其發表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最終把其作為定論確定下來。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實質是“單線發展”論，即認為人類社會都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單一模式發展的理論

“單線發展”論與非西方國家的歷史事實不符，造成許多牽強附會。它不能解釋這個重要的事實：為什么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而落后的俄國和更落后的中國卻最先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單線發展”論提出了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大峽谷”的觀點。但是，如果說生產力水平低、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進入比發達國家更高的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那么，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嗎？可見，“單線發展”論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解釋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社會主義國家在不發達地區的建立，實際上只意味著這些國家“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用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實現現代化，并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可以“跨越”歷史階段，一躍而進入到比資本主義高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但是，按照“單線發展”論，社會主義只能是比資本主義高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共產黨）照搬了馬恩關于社會主義的構想于現實。本來，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已經不是馬恩所說的社會主義了，它的起點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政策。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時沒有這樣做，仍然堅持了書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書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導致長期犯

“左”的錯誤。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及指導思想方面，之所以長期出現“左”的傾向，根源就在于對“社會主義”的定位不準，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看成是要與資本主義相對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各方面都比資本主義優越和先進，從而不敢正視自己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最新文明

成果。為了不使自己的社會走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長期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多次發動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目的的群眾運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阻滯了生產力和經濟的正常發展。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之所以長期受姓“社”姓“資”問題的困擾，之所以要“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就是因為在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及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找不到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子。按照傳統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高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各個方面都比資本主義優越：公有制比私有制優越，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優越，所以，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辦法就是要不斷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擴大計劃經濟的覆蓋面，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在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及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框架內，一爭論就必然要否定改革開放，邁不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步子。那是一個在沒有基礎理論指導（甚至可以說是突破、“違背”傳統基礎理論）的情況下摸索的過程，結果卻走出了一條正確的“中國道路”。看不見路時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我們過了“河”（最起碼是快要看見“河”對面了），就要瞻前顧后、左顧右盼，看清楚我們實際上走的是哪條路？

中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擺脫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模式，實行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基礎上、增加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及“三個代表”等規定性，允許私人企業主入黨，“全民所有”資產更名為“國有”資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不能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來解釋和說明了。另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沒有像前蘇聯那樣，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化”和“公開性”，在經濟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卻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來進行解釋和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能用文明類型來解釋和說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具有雙重規定性的概念。這個概念有兩個規定性：一個是“中國特色”，一個是“社會主義”。在這兩個規定性中，究竟以哪個規定性為主？如果說是以“社會主義”為主，“中國特色”只是對社會主義的修飾，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的模式。如果以“中國特色”為主，那么，這里的“社會主義”就要用“中國特色”來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可以不是傳統社會主義的模式了。從實踐結果看，沿市場化改革道路走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不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模式了。

其次，“中國特色”是什么含義？是指人口多、生產力水平低、經濟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指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一面。顯然，人口多、生產力水平低、經濟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共有的情況，不能作為“中國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為“中國特色”。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幾千年文明與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這就需要研究文明類型。

二、實事求是：創立文明類型理論

文明類型研究繼承馬克思晚年對東方社會研究的遺產和遺愿，借鑒湯因比、亨廷頓等西方學者對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找到了不同文明內在機制上的差異--主導性整合要素的差異。所謂主導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類脫離原始狀態、分化出不同的階級和階層以后，能夠給社會以秩序的那種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或關系。綜觀人類文明發展史，只有三種力量或關系，才可以成為最基本的主導性整合要素，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關系；政治的力量或關系；經濟的力量或關系。主導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類型。在世界現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經濟主導型文明，中華文明是政治主導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導型文明，伊斯蘭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導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經濟”（民族主義宗教精神與政治、經濟一體化）主導型文明，俄羅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處于發展變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類社會總的發展趨勢是生產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但是，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道路由其文明類型來決定，經歷的社會形態體現出不同特征。馬克思所描述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經濟主導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經歷的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政治主導型文明（中華文明）有與西方文明不同的發展道路，即經歷了宗法社會-→專制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中國的宗法社會與西方的奴隸社會、中國的專制社會與西方的封建社會、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大體上處于同一發展階段。宗教主導性文明所經歷的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是：一教社會-→多教（派）社會-→泛教（派）社會。

建國開始，我國的制度和觀念，基本上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和觀念。鄧小平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傳統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增加了中國傳統和現代文明的成分，開始了由傳統社會主義向現代中華文明的轉變，不再固守傳統社會主義的觀念和目標，而是以加快現代中華文明（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和發展（包括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標；同時，繼續堅持政治主導的優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摸著石頭過河”，回到了政治主導型文明的正確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現代政治主導型文明，其基本特點是：一心為公、為民的執政黨的領導；國家可掌控的市場經濟;“政治/倫理/科學”型的文化。傳統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是：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現代政治主導型文明與它有很大的不同。現代政治主導型文明與現代經濟主導型文明也有很大區別，后者的基本特點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受經濟力量控制的議會制民主政治；“商業/宗教/科學”型的文化。中國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與西方的經濟主導型文明形成鮮明對照，受到西方的攻擊，認為中國“不民主”，“侵犯人權”，等等。這實際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標準來衡量和要求與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辦了，只能像前蘇聯那樣，導致整合機制的削弱甚至解體，使國家分裂、社會陷入混亂，無法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文化的健康發展。

在當代，文明類型有兩種重要的發展趨勢：一種是不同類型的文明之間相互吸收、借鑒，有趨近（不是趨同）之趨勢。例如，政治主導型文明的國家大力發展市場經濟，推進民主政治的建設；經濟主導型文明的國家加強政府對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干預。另一種發展趨勢是宗教主導社會的作用不斷減弱，逐漸成為輔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導型文明向其他文明類型轉變。宗教主導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兩大類型的文明--政治主導型文明和經濟主導型文明，但其中還會存在不同的亞文明類型。

任何文明類型都有優勢和劣勢兩個方面，因而，各種文明類型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偏向和問題。政治主導型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容易出現政治權力過分集中、干擾甚至阻礙經濟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規律發展的偏向，容易出現人治和腐敗的問題。經濟主導型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容易出現資本家和企業為了賺取利潤、而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偏向，這種偏向會形成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破壞生態環境，使全球氣候變暖，危害人類生存，影響可持續發展；容易出現為了經濟效益而忽視甚至不顧社會效益的偏向，導致道德淪喪，黃、賭、毒泛濫；容易出現商品交換關系的擴大化，使人際關系趨向冷漠，自然親情趨向淡化。對于每一種文明類型都會出現偏向和問題的情況必須辯證地去看待和對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種文明出現了與其他文明相對而言比較突出的缺陷和問題，就全盤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觀念，甚至就斷定其社會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對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現的偏向必須時刻注意防止和糾正,容易出現的問題必須及時解決,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發展.否則,即使曾經興盛過的文明也會衰落甚至消亡.在人類文明由農業文明階段進入工業文明階段后，經濟主導型文明比較適應。在人類文明由工業文明階段進入生態文明階段后，政治主導型文明將比較適應，因為在全球實現保護環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防止氣候變暖的目標，會減少資本集團的經濟利益，需要國家發揮作用，需要倫理道德發揮作用。這些都是經濟主導型文明的弱勢，而是政治主導型文明的強勢。當然，政治主導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類在工業文明的階段所創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夠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擔起新的使命。中國的政治主導型文明還需要繼續提升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方面，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在戰勝洪水、瘟疫、冰凍、地震等自然災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方面，在實行大規模植樹造林、退耕還林、城市綠化等改善生態環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舉辦奧運會等國際性活動方面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初步顯示出政治主導型文明的優勢。

三、明確方向：創建（創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新學科

文明類型理論為構建適應現代中華文明發展需要的、有別于西方的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經濟主導型文明，現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反映和服務于這一文明；中國的文明是政治主導型文明，有與西方文明不同的內在機制、運行方式和發展規律，這些都需要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來加以總結和揭示，反過來指導中華文明的發展。

中華文明在思維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這就是從整體出發，重視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這一特征體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設置方面，應當主要以復合性學科為基本學科，如：唯物辯證法哲學，社會歷史文化哲學，國民經濟學，自然與科技哲學，辯證邏輯，政治與倫理，美與文學藝術，信仰與宗教，黨史與黨建，政策、法律與法規，行政與人事管理，經濟管理與企業文化，中國與世界歷史，教育與人力資源，新聞與宣傳，體育與健身，語言文字學，圖書文獻學，等等。下面對幾個與黨校教學密切有關的學科的內容作以初步探討。

1、社會歷史文化哲學。文明類型理論實際上就是一種社會歷史文化哲學。它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把研究的對象由“社會”擴展為“文明”。“文明”不僅包括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而且還包括文化、宗教、生態環境等“軟實力”及環境因素。廣義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種對社會起長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傳統塑造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的特征。文化與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又和現實聯系在一起。從“文明”的觀念看歷史和現實，與用傳統的“社會形態”的觀念看歷史和現實，會更加全面，會對人類在過去所創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給予更多的肯定。文明類型理論在堅持的基礎上創新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原理，變“單線發展”為“多線互動”，實現了基礎決定（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與整體決定（文明類型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形態）的統一，實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一元論與多樣性的統一，糾正了傳統社會發展理論機械論的傾向。文明類型理論是最貼近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際的哲學理論，可以成為黨校最基本的哲學學科。

2、國民經濟學。國民經濟學是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其基礎理論部分要通過對傳統政治經濟學概念和原理的創新，概括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總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其應用理論部分是研究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容易出現的問題，重點是“國”與“民”的關系，如國家與市場、“國營”與“民營”、政府財政與民眾福利的關系和容易出現的問題--這就是叫“國民經濟學”而不叫“政治經濟學”的原因。國民經濟學可以成為黨校最基本的經濟學科。

3、政治與倫理。這應當是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上升到政治學理論的高度而創立的有中國特色的新學科。在理論提升的過程中，要繼承和創新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借鑒國外政治學理論。在中國的政治主導型文明中，政治和倫理密不可分，倫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倫理的承擔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學主要研究制度和權力，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倫理和個人修養，要把這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創建中國現代的“政治/倫理”學，使其成為學員提高黨性修養和執政能力的基礎課程。

4、政策、法律與法規。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代的權力運行講得是“法、勢、術”的統一。從現實看，中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搞“三權分立”，所以在權力運行的過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規同樣起作用的機制。對這種機制要進行研究，并加以規范，使其逐漸合理，不留盲區。這一學科的建立將有利于提高學員的法治意識和政策觀念，在工作中處理好有關關系，減少失誤和矛盾。

5、中國與世界歷史。過去歷史學科的劃分，世界史不講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不放在世界歷史中講。這樣不利于把中國與世界聯系起來，進行歷史的考察，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歷史教訓。“中國與世界歷史”這門新學科要解決這個問題，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回顧和反思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發展的歷程，給學員以啟示和戒示。當然，這一學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對中國史、世界史等歷史分門別類考察的原有學科。

6、信仰與宗教。人不能沒有信仰。信仰可分為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兩大類。宗教組織往往不是簡單的信仰組織，它們或多或少地還具有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組織功能。非宗教信仰的情況也很復雜，有信祖宗、信神鬼、信算卦占卜、信一種學說、崇拜個人、崇拜某種偶像，等等。要把這些都聯系起來進行比較研究，以指導個人和社會的信仰。這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尤為重要。

除上述學科外，其它學科也是要把有密切關系的領域和問題聯系起來考察，以盡可能比較全面地看問題、講原理、找規律、提措施。西方的理論思維以形式邏輯為工具，分門別類地進行研究、建立學科。這樣建立起來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有其清晰、明白的長處，也有其割斷了聯系的短處。現在他們也開始注意糾正這一偏向，形成了一些新的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等等。中國的社會本身就關系復雜、整體性強，傳統使用的是辯證邏輯。所以，建立現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就要以復合型學科為基本學科。黨校的教學對象是各級領導干部，考慮問題要從全局出發，所以黨校更應該、也更有條件建立起復合型學科。這些學科實事求是地建立起來了，能夠給高校及其他社科界起帶動作用。經過大家的長期努力，就能完成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時代化、中國化，建立起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