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定位及宏觀經濟政策問題

針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問題的幾點思考

內容提要：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較為復雜，本文從各項宏觀經濟指標分析了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作用，我國目前宏觀政策的特點和效用，以及實施過程中的一些建議。

關鍵詞：通貨緊縮需求宏觀經濟政策

正文：

一、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定位

自1998年起，中國政府實行了持續五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GDP年增幅在7％～8％之間的高速平臺上運行。但是，從1998年4月以來長達24個月的消費價格持續負增長，到2000年5月由負轉正并實現16個月的正增長后，從2001年9月開始又重新陷入了負增長狀態，同時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和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也一直處于負增長狀態。面對這種情形，眾多的專家提出了“過剩經濟”、“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勞動與資本雙重過剩”等概念來定位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并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國目前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的定位來說，筆者主張將其定位為“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相交織的狀況，同時還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個定位包含以下四層涵義。

（一）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力過剩的國家

我國的勞動力首先滯留在農業部門。按照王誠1996年估算，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為1.38億人。此外，我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600萬人，國企下崗職工1500萬人。當前，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都是圍繞著如何創造更多的二、三產業就業崗位來容納農業和其它部門剩余勞動力的工作進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當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失業增加、價格水平持續下降及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然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一般是與發達國家相聯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最大不同之處恐怕是勞動力過剩非常嚴重。”（王儉貴，2002）。因此，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是“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

（三）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相交織

2002年我國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GDP增長率達7.9％。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的增幅出現了近幾年少有的下滑態勢。（1）GDP增長7.9％，與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個百分點。（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資增長19.6％、較上年同期上升7.2個百分點的基礎上體現居民最終消費需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

3.4％，同比回落1.9個百分點。（3）2002年1～2月份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11.3％。這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問題。（4）財政支出和財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減少163.6億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長23.9％。（5）物價指數全面回落，“通貨緊縮”陰影揮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費價格和社會商品零售價格繼續下降，分別比2001年下降1.9％和0.7％。（6）高速度與高失業并存。2002年GDP7.9％的增長率，由于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1左右（張本波，2002）且有隨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而繼續下滑之勢，因而未帶來降低失業率和增加就業率的預期效應。以上狀況，進一步折射出我國目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特征——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相交織。

（四）我國面臨著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應當清醒看到，我國經濟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陰影困擾的同時，還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個壓力之所以沒有釋放出來，主要是由于政府現在出臺的各項政策措施“鎖住”了這只“籠中的虎”。（于祖堯，2002）。其中，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穩健貨幣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幣不貶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貶值和美元貶值的打壓。值得強調的是，由于人民幣從1994年開始同美元緊密掛鉤，因而2003年初它同歐元和其它外匯的比價跟著美元下跌。同時，中國居民非自愿性儲蓄還阻攔了十幾萬億元購買力的實現。所以，一旦財政或金融爆發危機，人民幣貶值和擠兌風潮就很難避免。

二、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正面效應在遞減

自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保持了7％～8％經濟增長。但是，目前此項政策的正面效應已經在遞減，它的負面影響在擴大。它在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給財政乃至經濟危機埋下了隱患。（1）財政赤字成倍增加，財政收入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財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為31.6％。（2）近幾年稅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長，使其得以繼續實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0.9％，增幅回落10.8個百分點。（3）縣、鄉兩級基層政府財力枯竭。（4）隨著改革深化，政府各種名目的隱性債務居高不下。例如，我國存在著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社會保障金欠帳、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缺口等隱性債務。雖然2001年中國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為16000億元，2002年財政赤字為3098億元，未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但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隱性債務的積累已達GDP的100％。（5）有些國債投資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銀行面臨兩難的選擇

按相機抉擇機制，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時需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使用。因此，為了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中央銀行應實行適度從松的貨幣政策。從1996年5月開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進行了10次降息，并且加收20％利息稅。然而，中國卻出現了“貨幣失靈”的反常現象。降息不僅沒有達到刺激人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的目的，相反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卻逐年攀升，1997年底達到50000億元，2003年2月底已達100300億元。由此，可見貨幣當局防范風險有余，刺激經濟景氣不足。據統計資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貨幣供應量偏緊，這不利于緩解“通貨緊縮”和遏制經濟增長下滑。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潛伏的金融危機卻限制了銀根放松的空間。2001年底，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為25.4％，遠高于5％的國際公認警戒線。這表明金融領域潛伏著嚴重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推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勢必火上澆油，對貨幣當局來說是兩難選擇。

三、宏觀經濟政策存在的思考

（一）關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二者的松緊搭配。在當前，二者的松緊搭配明顯應該采用松的貨幣政策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貨幣供應量偏緊不利于遏制經濟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長。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機制。二者的契合機制應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應該為貨幣政策發揮作用拓展空間，提供條件。在宏觀經濟政策中財政政策是一種相對中短期的政策，貨幣政策則是一種相對長期的政策，而且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貨幣政策將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至于目前我國出現的“貨幣失靈”，是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引起，歸根結底是由于央行沒有超然獨立性、市場化利率機制尚未建成及貨幣政策體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國當前必須從強化貨幣政策職能、保證央行超然獨立性和健全貨幣政策體系等方面改革貨幣政策，目前財政政策支持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可以采取如下舉措。如適當增加財政貼息資金的規模，擴大貼息政策使用范圍：用財政資金支持建立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基金，為中小企業融資創造條件等。（2）貨幣政策為財政政策創造寬松的市場環境，使財政政策適應、促進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點：1）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建立在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金融通過自身經營機制轉變、中資商業銀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強，避免和化解金融風險。2）金融體制改革應盡快拓寬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渠道。3）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為引導企業投資的信號。4）加快發展股份制私人銀行和其它民營金融機構，通過發展這類銀行滿足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和農村的投資與貸款需求。

（二）擴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來，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增長乏力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經過連續5年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施行，我國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依然很高，加工工業嚴重開工不足，庫存商品達30000億元之巨。據調查，2002年600種主要商品，供過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擴大內需和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僅從財政和貨幣政策著手已是不夠的，還須探討其它思路和方法。為此，筆者總結出了以下思路。

1.創立多管齊下，形成合力擴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經濟學家劉國光認為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政策調整方面，“要創立多管齊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業和收入預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三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鄉消費環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費觀念，鼓勵消費信貸；五要清理各種賣方市場條件下出臺的抑制消費的政策；六要開辟旅游、電腦、轎車等新的消費領域。除此之外，許多學者認為我國投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因此可通過提高消費率來擴大內需。

2.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過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據《經濟日報》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鎮居民存款余額為30850.2億元，其中20％以上為公款私存；2.5％的城鎮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僅為1080.5元。”由此可見，儲蓄存款在社會各類成員中分布是極不平衡的。另外，據世界銀行測算，1995年我國居民總體的基尼系數達0.415，已突破0.4警戒線；而據有關專家估算（王義達），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56，高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又據《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量已達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投資407億美元……據分析，國內資本外逃的主力軍是不法資產的占有者。”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中國居民貧富差距懸殊，中國經濟發展的收益在社會公眾中進行了不

公的分配。

從我國近年來的情況看，富有階層有購買力，但其消費傾向低。這些人的投資除了持有股票和國債外，實業投資受到產權制度、投資能力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來，要么以各種名義存在銀行，要么趁我國資本大量外逃之風轉移到國外，要么滯留在地下錢莊。而廣大貧窮階層，尤其是下崗工人、農民和經濟效益差的國企職工是消費傾向高的群體，但其購買能力低下。因此，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對的，即是有購買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而生產的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經濟增幅下滑和經濟增長質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造成了富有階層消費傾向低和貧窮階層消費傾向高但購買能力低下，進而造成的社會平均消費傾向低是導致我國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增長乏力和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趨勢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立足于這樣一個現實基礎。“如果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繼續向高收入的富有階層轉化，那么將繼續加劇經濟的蕭條。如國債政策客觀上就有這種作用，總是富人去購買國債，再享受國債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劇了“馬太效應”（葉振鵬，焦建國，2002）。因此，擴大內需和治理經濟蕭條的可行的政策選擇是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財政向貧窮階層的轉移支付力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體舉措如下幾個方面。（1）認真貫徹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在適當時候取消農業稅。（2）公平稅負，對高收入者征收超額累進所得稅、財產稅、利息稅，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3）健全社會保障機制，加大政府對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支付。（4）加大政府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力度，減少權力對國有資產的侵蝕，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國有資產和謀取非法收入行為的監管機制和對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懲戒機制，從制度上限制和減少因“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導致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現象。（5）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司法體系和民主法律監督體系。

四、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宏觀調控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促進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通過市場調節有效地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推動了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的進步，促進了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資源的有效利用。但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市場調節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固有的弊端，國家通過加強宏觀調控，可以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常出現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現象，它們會導致經濟運行出現大起大落。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可以有效地克服這些現象，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在經濟增長滯緩時，政府可以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增加經濟建設支出、減少稅收、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刺激總需求增長，拉動經濟增長。反之，在經濟過熱、物價上漲時，政府可以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減少財政支出、增加稅收、提高存貸款利率等，抑制總需求，穩定物價，給經濟降溫，保證國民經濟平穩發展。如：由于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世界經濟陷入衰退，我國經濟也受到嚴重沖擊。面對嚴峻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全面分析、準確判斷、果斷決策、從容應對，全面實施并不斷提高和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統籌做好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各項工作，有效遏止了經濟增長明顯下滑的態勢，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形勢總體回升。

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國家通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通過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通過

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等措施和手段，貫徹科學發展觀，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二）增加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對整個社會生產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就業形勢嚴峻，就業壓力大，特別是在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解決就業問題離不開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共同努力。政府可以通過宏觀調控，有效地增加就業。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政府通過引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堅持三大產業協調發展，可以充分發揮三大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在增加就業中的積極作用；政府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和改革，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可以充分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特別是非公有制經濟在吸納勞動力就業上的積極作用；政府通過實施積極的就業和再就業政策，完善市場就業機制，可擴大就業規模；政府通過加大對勞動者職業技能培訓和引導勞動者轉變就業觀念，樹立自主擇業觀、競爭就業觀、職業平等觀、多種方式就業觀，鼓勵勞動者自主擇業和自主創業，從而增加就業。

【參考文獻】

1、Porter，P.and G.Scully，Institutional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Public Choice，Vol.82，17～36，1995.2、[美]曼昆：《經濟學原理：下冊》（中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3、中國宏觀經濟管理，武少俊主編，2001年，中國物價出版社

4、王儉貴：《勞動與資本市場的雙重過剩：宏觀經濟形勢的新概括》，《經濟學家》20025、比較經濟制度，（美）阿蘭.G.柯普奇著，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二篇：宏觀經濟政策

2014年宏觀經濟政策八大走向

一、深化改革：

經濟政策的總綱

當前我國改革的難點在于利益調整，改革涉及面寬，觸及利益層次深，風險比較大，改革難度越來越大。為在改革中防止改革設計的“碎片化”，防止改革目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化”，防止推動主體的“部門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在強化頂層設計的背景下，可以預計2014年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將緊緊圍繞制度建設、體制改革，即將短期政策融入長期改革之中，注重短期宏觀調控與重大制度建設相結合。

2014年，為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政府部門將進一步轉變職能尤其是下放權力落實好“三個一律”：凡是市場能夠調節的經濟活動，政府一律不再審批；凡是企業投資項目，除了關系國家安全、生態安全、涉及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的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不再審批；對必須保留的審批項目，凡是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交由地方和基層管理。

二、穩中求進：

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基調

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7%，高于7.5%的預期目標，國民經濟企穩住并逐步向好，說明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科學和中央推動改革、調整結構來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的舉措是及時和有效的。因此，可以預計2014年的宏觀調控仍將保持穩中求進的基調，即“明確區間，穩定政策，重在改調，長短結合”。

“明確區間”是指中央仍可能會明確要守住穩增長、保就業的下限，守住防通脹的上限，以增強社會信心，穩定社會預期。為改善民生，確保人民的就業、收入能夠增長，為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

“穩定政策”是指穩定宏觀經濟政策，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可以預期的平穩的政策環境，防止政策不當變動對市場機制的干擾。在保持政策彈性的基礎上，盡量避免宏觀政策的波動。

“重在改調”就是在穩定宏觀政策的前提下，向改革要動力，向開放要活力，向結構調整要發展的潛力，把改革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各個環節，以改革促創新發展，完善調控方式手段，強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加強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

“長短結合”是指政策要既著眼于解決當前問題，更著眼于為長期平穩可持續的發展打造基礎，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抓住機遇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著力防控地方債風險，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

三、結構性色彩更濃

積極財政政策的新內涵

2014年雖然也強調政府的作用，也將繼續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其目的、內涵和做法上將發生一些根本的變化，結構性色彩將更濃，將從總量性的政策轉向結構性的政策，從單純的經濟政策轉向經濟社會政策。結構性減稅以及支出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力度會越來越大，政府將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務，通過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提升社會的公平正義，財政政策更注重短期和中長期結合，服務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一是加強和改善財政宏觀調控，促進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緊密結合，激發中小企業發展活力，調整優化國內需求結構，支持產業結構調整，支持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二是支持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支持農業“休養生息”，提高國內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增加農產品國際供給能力，完善農產品價格和市場調控機制，支持精準扶貧。三是完善財政投入體制機制，有效保障改善民生。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的思路，完善機制，堵塞漏洞，規范運作，公開透明，千方百計把民生資金管好用好。四是積極推動城鎮化進程，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按照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完善相關財稅政策，并支持開展試點示范工作。五是切實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修明渠、堵暗道，有效防控債務風險。六是大力推進政府購買服務工作，促進政府職能轉變。

同時，加快現代財政制度的建設，一是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管理體制。預算編制和審查的重點由現在的收支平衡狀態向支出預算和政策轉變。稅收將不再是預算確定的任務，而是轉為預期目標，從而克服以往預算執行中的“順周期”問題。建立跨預算平衡機制，通過實行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強化其對預算的約束性，增強財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財政可持續性。實施全面規范的預算公開，推進政策公

開，增強預算的透明度，讓公眾更好地了解預算。二是完善稅收制度。全面推進增值稅改革，建立符合產業發展規律、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消除重復征稅問題。調整消費稅制度征收范圍、環節、稅率，進一步發揮消費稅的調節功能。加快房產稅立法和改革步伐，減少房產建設和交易環節稅費，清費立稅，提高保有環節的稅收。推進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推動資源環境保護費改稅，進一步發揮稅收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作用。加快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特別是征管職能劃分，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三是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在明晰政府間事權劃分的基礎上，界定各級政府間的支出責任，明確劃分政府間收入，再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上下級政府、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力分配，補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權存在的財力缺口，實現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

四、增強前瞻性、針對性和協同性：

穩健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

從本次審計署債務審計結果看，今明兩年是地方政府性債務償還的高峰期，到2015年末需要償還的債務占比達到53.9%，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借新還舊、再融資的壓力較大，加之地方融資平臺自身產生現金流的能力較弱，將不可避免導致流動性風險上升。雖然債務總體可控，但局部信用風險不排除一觸即發的可能，這就使央行面臨兩難局面。央行既希望通過信用事件來降低金融領域風險偏好，又要防控局部信用風險上升成為全局風險的可能，因為一旦引發系統性信用風險，資產價格的大幅收縮必將刺破金融泡沫。今年的目標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平穩，又要化解金融領域風險，還要為改革留出充分的空間。因此，央行工作會議對貨幣政策的定調是“增強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協同性”，替換了2013年強調的“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2014年，預計央行將通過綜合運用存準率、正逆回購、央票、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等貨幣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流動性狀況，穩定市場主體預期，滿足實體經濟資金需求。

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化改革將進一步深化。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在2013年取得實質突破，2013年7月，中國全面放開了人民幣貸款利率管制，這是近年來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的重要進展。目前，中國貨幣市場利率、債券市場利率、外幣存貸款利率已先后實現市場化，只有人民幣存款利率有上限管理。也就是說，在利率市場化方面，今后改革剩下的問題在于如何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目前來看，業界呼吁多年的存款保險制度有望于2014年推出。目標是通過利率、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以及開放資本賬戶來建立市場導向型的金融價格體系。

五、區別對待、公平競爭：

區域政策的特點

我國一系列區域戰略與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增強了經濟整體活力，區域增長格局已出現重大轉變。2014年，實行區別對待仍是完善區域政策體系的基本方向，完善并創新區域政策，縮小政策單元，重視跨區域、次區域規劃，提高區域政策精準性。

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2014年，將加快制定優先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性文件，啟動實施新一輪退耕還林工程、擴大退牧還草范圍。加快出臺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統籌推進全國老工業基地和城區老工業區更新改造，促進全國資源型城市和獨立工礦區轉型發展。全面落實中部崛起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和產業園區建設。支持前海、南沙、橫琴、平潭等重大平臺建設，抓緊制定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的政策。同時，我國將打破行政區劃限制，推進沿海、沿江、沿邊、沿路橋的軸線開發，帶動更大范圍的腹地發展。依托長江黃金水道建設中國經濟新支撐帶，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支持武漢、長株潭、環鄱陽湖等長江中游城市群一體化發展。促進中原經濟區加快發展。深入推進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加快環渤海地區轉型升級。推動云南、廣西等地向南亞、東南亞開放，支持西北地區向西開放，著力培育中西部地區新的經濟支撐帶。為增強欠發達地區發展能力，還將推進對口支援，支持西藏、新疆和四省藏區等跨越式發展，落實扶持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規劃和政策，實施好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

在注重區別對待的基礎上，也將更加注重公平，即將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內容。通過體制創新和法律保障，實現不分區域、城鄉、工農、公私、貧富，一視同仁地實施財政、金融等公共政策；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推進教育、衛生、就業、社保等公民享有的同權化；加大水、電、路、氣、房等民生工程建設投入，讓不同地區的人民群眾享有大體相當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

與此同時，稅收優惠將與區域規劃脫鉤。據統計，目前已出臺實施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共有30項，同時還有一些正在申請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項目。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財稅部門執法不嚴或者出臺“土政策”，通過稅收返還等方式變相減免稅收，制造稅收“洼地”，嚴重影響了國家稅制規范和市場公平競爭。下一步，財政部門將扎實推進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工作，清理已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執行到期的將徹底終止不再延續，對未到期限的將明確政策終止的過渡期，對帶有試點性質且具有推廣價值的，將盡快轉化為普惠制，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今后原則上不再出臺新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

六、激活民間力量：

擴大內需的著力點

擴大內需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既是短期的政策著力點，也是中長期的戰略選擇。

就擴大消費而言，要擴大居民消費規模，優化居民消費結構，提升居民消費質量，關鍵在于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這就意味著需要推動實現穩定充分就業，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建立居民收入持續增長長效機制，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2014年，擴大消費的重點將在信息消費領域。信息消費具有結構層次高、綠色無污染、帶動作用強的特點，是近年來各個國家重點培育的新興消費熱點，也將成為我國擴大消費的重要著力點。

著力保持投資穩定增長，重點將調整預算內投資結構，大幅壓縮用于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投資，適當減少可利用社會資金的經營性基礎設施投資，停止建設樓堂館所等投資，壓縮小型分散投資，重點支持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重大項目，集中力量辦大事。合理確定投向，主要是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配套基礎設施，高標準農田和農村民生建設，水利、中西部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工程，核心關鍵技術開發應用等重大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工程，教育、醫療、社會養老、食品藥品安全等社會事業和社會管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發展等領域。在管好用好政府投資的同時，為民間投資拓展更大的市場空間，為民間投資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有效釋放民間投資潛力。

七、以人為本：

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核心

積極穩妥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一是推動規劃實施。修改完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并盡快發布實施；二是出臺配套政策。推動出臺戶籍、土地、資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三是編制配套規劃。組織編制實施重點城市群發展規劃，各地因地制宜地編制和實施本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四是開展試點示范。圍繞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元化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機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設市模式、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區域開展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試點；五是完善基礎設施。提高東部地區城市群綜合交通運輸一體化水平，推進中西部地區城市群內主要城市之間的快速鐵路、高速公路建設，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與交通干線、交通樞紐城市的連接。強化市政公用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六是發展城市群，優化城市布局。著力優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態，培育并引導城市群發展，完善大中小城市結構，強化綜合運輸交通網絡的支撐，優化城市群內部的城市分工協作。

八、集約用地、保護農民利益：

土地政策的主要方向

2014年，國土資源部將會全面推行節約集約用地政策，用地規模實施總量控制和減量供應，加大存量建設用地供應，減少新增建設用地。全面開展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細化各類用地標準。在全面總結各地征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現行征地制度，縮小征地范圍，進一步規范征地程序，著力于建立完善多元保障機制。逐步縮小劃撥用地范圍，以公平、公開、有償的方式配置土地資源，全面推進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用地有償使用，清理存量劃撥用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針對不同產業、不同用地類型提供不同的有償使用方式，彌補一次性收取地價款單一方式的不足。提高工業用地價格，減少工業用地，適當增加居住用地供應。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對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登記，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的要求，研究起草《不動產登記條例》、《不動產登記辦法》等規章制度，整合建立不動產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臺，做好國家層面有關不動產登記銜接工作。

特別是，在土地政策中要保護農民的利益。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不論承包經營權如何流轉，集體土地承包權都屬于農民家庭。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保障宅基地的用益物權，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探索宅基地上的農民住房的財產性收益的路子。（執筆：胡少維）

第三篇：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摘要：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物價總體可控，就業和居民收入增長較快，總的看，我國經濟運行的情況是好的，但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依舊復雜，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本文分析了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宏觀調控的對策。

關鍵詞：宏觀經濟形勢政策

一、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1）、“雙高”經濟是當前經濟增長的一個顯著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工業化驅動、城市化抑制的發展模式，以及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以“高增長、高通脹”為特征的“雙高”經濟增長周期。

首先，消費物價指數（CPI），自從2009年10月份走出負增長以來，持續上升，2010年11月份達到5.1%的高位，2011年3月份達到5.4%，4月份保持在5.3%，5月份維持在5.2%，6月份躍升至6.4%。如果考慮到2011年1月份CPI指數籃子調整的因素，按照去年的CPI統計指數的話，今年3-4月份CPI已經達到6%左右,通脹的壓力在持續上升。本輪通脹壓力主要來自于成本壓力，包括國際能源資源和大宗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因素，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經濟處于劉易斯拐點后農業商業化階段，或者說工業化中后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階段，農產品價格上漲，以及由此推動的勞動成本上漲，將是一個持續影響中國消費物價指數的因素。

其次，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同樣自2009年11月份走出負增長以來，在2010年5月達到7.1%，一直保持在6%左右的高位，在2011年3月份達到7.3%，在4月份保持在7.2%，5月份維持在6.8%，6月份繼續保持7.1%。PPI在2010年4月達到6%以上以來，一直保持著高位運行。這一方面反映了國際能源資源和大宗原材料價格保持高位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國內勞動成本持續上升并保持高位水平的現實。

第三，GDP增長，自2009年3月走出經濟周期的谷底6.1%以來，在2010年3月達到11.9%的高位，到2010年12月回歸到9.8%，到2011年3月保持在9.7%。經濟相對保持在潛在經濟增長趨勢水平。

GDP、CPI、PPI的變動趨勢，預示著中國結束了高增長、低通脹的經濟增長階段，進入了一個高增長伴隨著高通脹的經濟增長階段。

（2）貨幣供給回歸常態，增長趨于理性。

貨幣投放量，狹義貨幣供給M1從2009年8月超過廣義貨幣供給M2以來，一直持續到2010年12月，進入2011年1月以來，M1增速低于M2，并維持在同樣的增速水平。進入2011年以來，企業投資和供給存貨等的經濟推動力量正在趨于穩定。這說明經濟面無論是企業、政府、消費者，還是市場，都回到一個理性增長水平和狀態。伴隨GDP趨穩以及增長的M2增速的放緩，反映了企業微觀結構調整與管理的改進，也反映市場資源配置的優化。

新增貸款，自2010年3月恢復相對穩定，到2011年1月的趨于上升，說明企業信心在恢復，這反映了企業在政策刺激退出或資產配置上的流動性的調整，說明企業內部資產結構在發生調整，經濟面在回歸穩定。

工業增加值，自2010年11月增長13.3%，跳到2010年12月最高點15.7%，進入2011年以來，依次為2月份14.1%、3月份14.8%、4月份13.4%、5月份

113.3%，與M2增速相對照，說明企業的贏利能力正恢復到與市場資源配置相對均衡的水平。

(3)供給優化、需求調整，轉型發展，經濟趨于穩態平衡增長。

根據三次產業的調整和投資、消費與出口三駕馬車的結構優化趨勢，經濟在宏觀層面表現出了趨于內在穩態平衡增長的趨勢。這一內在穩態平衡增長的趨勢正反映了經濟戰略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型和經濟趨于軟著陸的總態勢。具體分析如下。

總供給GDP，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報告，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9631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9.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2個百分點，但相比于2010年全年和四季度，分別回落0.6%和0.1%。總供給顯示經濟趨穩向好。從三次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3.5%，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0.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11.1%，比上年同期回落3.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9.1%，比上年同期回落1.1個百分點。這說明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發展態勢相對良好，由此表現了經濟在結構上的調整和優化。第三產業發展態勢良好，一方面說明支撐第三產業發展的環境逐步優化，另一方面也說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在逐步形成，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在替代政策的刺激作用。總供給呈現出的結構優化，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正在發生轉型，經濟結構正在優化，供給趨于平衡的穩態增長趨勢正在形成。

總需求，包括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結果，2010年全年投資278140億元，增長23.8%；消費154554億元，增長18.4%；進出口總額1831億美元，增長6.4%。相比而言，進入2011年以來，1-2月份投資17444億元，增長24.9%；消費29018億元，增長15.8%；進出口總額-73億美元。1-3月份，一季度投資39465億元，消費42922億元，進出口總額-10.2億美元。1-4月份投資62716億元，消費56571億元，進出口總額114.3億美元。根據1-4月份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數據分析，以１—２月份為基數，三四月份的投資、消費和凈進出口的增長率分別約是1.26%-1.33%、0.48%-0.99%、0.86%-1.7%從這一短期增長趨勢看，投資增速在下降趨穩，消費和出口在上升并趨穩。這一結果顯示了總需求層面經濟增長的結構在趨于合理，消費和出口，替代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穩定力量。這顯示了中國經濟在刺激政策退出的過程中，呈軟著陸趨勢，市場的力量在加強，經濟穩定向好的趨勢在顯現。

根據總供給的結構優化與總需求的結構調整，２０１１年中國經濟增長總體趨勢是趨穩向好的。

（4）總體就業壓力大，就業結構矛盾突出。

就業是民生之本。怎樣解決中國農村城市化過程中的龐大勞動力轉移就業、城鎮新增就業，特別是如何解決好大學畢業生、農民工、復員軍人等特殊群體的就業，任然是中國未來五年，甚至是十年中，最為艱巨的任務。

首先是農村和農業勞動力需求萎縮，農村新增青年勞動力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壓力較大。從城鄉二元結構看，目前在農村承擔勞作的40歲—65歲勞動力，在未來的30年中，將快速老化并逐年退出；而在農村和城鎮分布的80后、90后 和未來進入勞動力年齡的青年人，再回農村務農的比例將越來越小，而且新生代的農村人口，隨著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視野的開闊，以及城鄉比較利益的驅使，將有90%左右會進入城市。因此，未來10年到30年，就業的壓力 主要來自于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結構性轉移。

其次是知識型勞動力供給壓力增大。一是大中專學生年平均畢業規模越來

越大。2000年時，普通高校畢業生為95萬人，研究生畢業人數為5.8萬人；職業中學畢業生為176萬人；高中畢業沒有進入高校和職業學校、需要就業的勞動力為1700萬人；2011年，大學畢 業生近760萬人，職業學校畢業生250萬人左右，高中畢業沒有上大學和專業學校的估計至少1000萬人。從2000年到2010年各類教育普及率來看，18歲—22歲青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2.5%上升到25%左右；15歲—17歲青年高中和 中專程度教育普及率從42%上升到80%左右，“十二五”規劃2015年高中普及率提高到87%，估計2020年將會達到95%。

二、今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

作為“十二五”開局之年，不能再用傳統的發展觀念和模式來推進經濟增長，要著力改變傳統的發展模式，從追求速度效益轉向追求結構優化效益，推進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要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良好環境，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上，放在增加就業、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上。

根據這一內在要求，針對前面提到的今年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是抑泡沫、控投資、調結構、強民生。

首先，抑泡沫、控投資的主要措施是對貨幣政策做較大的調整，由“寬松”型回歸到“穩健”型，繼續加息和適度收縮信貸是其主要手段。

其次，調結構則要復雜得多，面臨相當多的難題，主要是從兩方面促進，一方面，降低增長預期，改變高增長思維，盡快改變經濟增長對出口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為結構調整創造較為寬松的宏觀環境。另一方面，創造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促進機制，全方位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如創新金融與產業結合的模式，促進制造業升級，提高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并通過減稅和提供更大更多的金融支持促進服務業大發展，千方百計擴大消費等，并鼓勵創業、發展小企業、擴大就業。

第三，強民生既要增加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又要加大社會改革力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第四篇：當前經濟形勢與宏觀經濟政策走向

當前經濟形勢與宏觀經濟政策走向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總體上是良好的。中國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貨膨脹,實現經濟的軟著陸。當今世界經濟形勢,金融危機愈演愈烈,股市暴跌形成潮流,全球央行紛紛降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前的我國是否應該繼續保持緊縮性貨幣政策,人民幣升值的方針能否繼續推行,以及對于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將如何進行、財政政策的作用該怎樣發揮等問題都成為重中之重。

外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遠未結束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點可以用“三F”來表示,即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機)、FUel Crisis(石油危機)和Food Crisis(糧食危機)。索羅斯日前曾指出,美國當前可能面臨“6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目前,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不斷下滑,金融危機已經從次貸蔓延到優級抵押貸款。美國最大的兩個房地產貸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證明。這兩家金融機構持有大約5.3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權,占整個市場規模的44%。這兩大公司面臨財務困境,勢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因此,要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輕心,不要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危機還遠未到達“結束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僅僅是“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內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其國內的通貨膨脹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的直接和間接途徑

發端子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影響到了中國,部分中資銀行機構購買的次級抵押債券價格縮水,更嚴重的是,由于中國是美國機構債的最大持有國,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國最大的兩家機構債發行人,因此中國持有的機構債不僅會賬面縮水,而且還會面臨違約的風險。無論如何,“兩房”危機已經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造成極大沖擊。次貸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還會表現在資本流動、貿易保護等諸多方面。隨著次貸危機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極可能導致短期性投機熱錢流入中國,也可能導致熱錢的迅速抽逃。次貸危機和美國經濟下滑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進而造成中國國內輸入型通貨膨脹。而美國經濟下滑又會引發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抬頭。美國經濟減速或衰退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研究人員測算,中國出口對美國收入的彈性大約為4。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慮到其他國家經濟增速也會因美國經濟減速而下降,加上中國出口對許多重要貿易伙伴的收入彈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比重1/5左右計算,美國經濟增速下降1%,中國的總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對中國的通脹形勢必須繼續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動的性質。但本輪通貨膨脹的發生,從根本上、從源頭上說,是經濟過熱的結果。當前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的暴漲,以及國內工資成本的上漲(還有天災),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發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說,也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過熱的結果。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第一,通貨膨脹的發生和發展,滯后于經濟過熱的發生和發展數個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經濟過熱,不但對當前的通貨膨脹,而且對和未來的通貨膨脹將會發生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高達10.4%,依然高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壓力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存在。

第二,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價管制條件下的通貨膨脹水平。為了改善資源配置,增加供給,政府必然會逐步放松物價管制。由于價格下調的剛性,一旦解除對關鍵性產品的物價管制,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

第三,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如鐵礦石)的上漲——盡管目前已經有所回落,已經而且還將增加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導致中國PPI的上升。

第四,中國的PPI在最近幾個月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10%。下游企業將越來越難以消化PPI的上漲。一些企業將因虧損而倒閉、減產,但這并不意味產品價格不會上漲。因而,CPI很可能將因越來越多的產品的價格上漲而上漲。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貨膨脹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縮指數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豬肉或其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是物價的普遍上漲。

第五,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通貨膨脹的上升趨勢得不到扭轉,通貨膨脹預期將會加強,通貨膨脹預期下的企業和個人的自我保護行為(如要求增加工資、囤積、搶購等)將使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在目前條件下,搶購之類的現象不大可能發生,但工資一物價的上升螺旋卻可能形成。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前瞻:堅決遏制通脹

國務院最近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筆者認為,盡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會因基數和農產品價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現回落,但對通脹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仍應該堅持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首要目標的方針。如果中國能夠及時采取措施抑制通脹,經濟就不需要急剎車;如果過早放松宏觀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就可能反彈。最終不得不急剎車,損失則要大得多。抑制通脹無需懼怕經濟增長速度適度降低

由于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抑制總需求。換言之,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的總需求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是增長最快的兩部分。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高于GDP增速。中國的投資率超過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產投資對總投資的增長貢獻最大,且存在較嚴重的泡沫,因此應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點。抑制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必須付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關于“兩防”的方針是絕對正確的,在通貨膨脹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變。投資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的方向,我們沒有必要對兩者增長速度的下降,特別是對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過于擔心。目前速度降一點,是正常的,不必緊張。沒有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升級。

防止經濟過度下滑可以做些預案,但還沒有到需要立即實施的程度。在當前形勢下,釋放出政府將會對“反通脹”方針加以調整的信號是絕對有害的。即 便需要對某些具體政策進行微調,也不應使公眾產生“政策將會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貨幣政策松動的預期,許多銀行提

前放貸,夸大信貸緊張程度,營造信貸需求旺盛、規模緊張的氛圍,以倒逼中央銀行。溫總理關于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顯示了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決心,為治理通貨膨脹預留了充分的余地。筆者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通脹率4.8%的目標今年恐怕難以實現,可以延長實現這一目標的期限,但沒有必要對此目標加以改變。而且,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最終維持在3%左右。治理通脹離不開貨幣緊縮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話雖然不能說得極端,但寬松的貨幣供應環境畢竟是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通貨膨脹離不開貨幣緊縮。除非通貨膨脹形勢有了根本的好轉,否則,貨幣緊縮的大方向是不會也不應該改變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減少有效需求,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貨膨脹,自然要增加供給,但為增加供給所能選擇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是有限的(減稅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且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一般情況下,即便通貨膨脹是由供給方原因所造成的,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除實行其他政策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須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為求抑制通脹,需要付出更大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1980年代,為了抑制由于石油沖擊造成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滯脹”。但歷史表明,美國當時的經濟衰退換來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貨膨脹。而這種低通脹,則為美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多年的低通脹來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獲得,所付代價將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已經越來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如財政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來解決。為了改善經濟結構應繼續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的本次通貨膨脹不能不說同其匯率政策有關。中國本輪通貨膨脹的貨幣源頭及其發展可以分為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優惠的引資政策和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了中國的雙順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雙順差日益固化為結構性的雙順差。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需依賴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在雙順差條件下,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放出人民幣。

第三,央行的干預導致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大量增加。為了防止基礎貨幣的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央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對沖操作:賣出央票,回收人民幣;提高準備金率。央行的對沖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種種制約因素,對沖難以完全沖銷掉過剩的流動性。事實上,中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一直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就為通貨膨脹的發生創造了貨幣條件。第四,中國的持續、巨額雙順差必然導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產生,這種預期進而導致了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之外的資金的流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央行的對沖的負擔。過剩流動性進一步增加。

第五,解決由雙順差和人民幣升值預期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的最簡單辦法是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需求自由浮動。但是,由于人民幣幣值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一旦自由浮動,上升幅度可能過大。由于擔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中國選擇了人民幣緩慢升值這一路徑。第六,人民幣緩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掛導致熱錢流入。在人民幣升值速度緩慢條件下,防止熱錢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實行資本管制。必須加強資本項目管制

如果已經確定了人民幣緩慢、漸進升值的方針——盡管筆者不認為這是最佳方針——我們就需加強資本管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取決于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當資本管制完全有

效時,才談得上人民幣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國自行掌握。當前央行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理的方針是非常必要的。但筆者認為力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強、覆蓋面應該進一步加寬。“嚴進寬出”應該調整為對進和出都實行有效管理。在強化對“熱錢”防堵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對“熱錢”突然流出、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而防患于未然。財政政策應在穩定經濟、促進機構調整中發揮更大作用

由于銀根緊縮、人民幣升值,以及外部經濟體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勢將會惡化,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這時,財政政策應該發揮更大作用,用于幫助經濟增長方式平穩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比如,采取減稅政策、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補貼、完善社會保險體系等舉措。值此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貿易條件嚴重惡化的時候,通過增加稅收的政策刺激出口,以保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辦法不是最好的選擇。

第五篇：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與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與宏觀經濟政策選擇（提綱）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雎國余

一、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改革開放33年的歷史進程？

1．中國改革開放33年取得了雙重轉軌下的高增長、低通脹。方向是正確的，主流是健康的，成績是主要的。左的和右的兩種極端傾向都是不嚴肅的，錯誤的。

所謂雙重轉軌，一是制度轉軌，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二是發展模式轉軌，即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向現代工業化國家轉軌。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2．33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能不看到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過去沒有碰到過的問題和困難突現出來。“摸著石頭過河”，石頭摸不到了，水深流急怎么辦？例如：

1）中國經濟增長總體上是粗放型的，而不是節約型的。

2）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是依賴產品出口，外需拉動；而不是更多的建立在國內消費市場，內需拉動。中國消費率只有30－40%。

3）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的內心世界不和諧現象和問題突現出來。

人與自然之間：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資源浪費等問題突現出來；

人與人之間：

a.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數全國平均水平0.47，而國際警戒線則為0.4。b.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突現出來。

c.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現出來。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如何平衡發展? 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利益關系如何協調? 從而調動兩個積極性。

d.腐敗、社會治安問題。

人的內心世界：理想迷失、道德缺失、信仰危機等問題突現出來。同物質文明相比，精神文明的建設相對滯后、蒼白。

4）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

5）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如何應對來自國際社會和全球市場的挑戰，應對之策是什么？

6）政治體制改革如何深化進行。

3．改革開放初期，上述問題的存在或許可以理解、可以承受和容忍。但改革開放33年了，人均GDP從200美元已經上升到4500美元，溫飽問題大體已經解決，全國正在奔小康，一些地區已經進入富裕階段，這些問題的解決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因為：

1）關系到中國經濟能不能保持可持續增長問題。

2）關系到要不要給子孫后代留下一個可繼續發展的空間問題，我們不能竭澤而漁。

3）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能不能進入更高境界的問題。

4）關系到我們能不能夠在國際社會贏得真正尊重和尊嚴的問題。

5）關系到社會和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穩定和諧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么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科學發展觀理論，這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4．中國有一句古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歷史發展果真驗證了這樣一個古訓。以近現代史為例：

1919－1949：經過新民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運動，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1979：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30年計劃經濟。有成績，有災難。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幾乎使中國國民經濟瀕臨破產邊緣。

1979－2009：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中國進行了30年改革和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今后30年怎么走？

未來30年是關鍵30年，未來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么？總不能復制、拷貝過去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中國共產黨人、全體中國人民智慧、膽識和魄力的真正考驗。

過去30年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從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進入城市經濟改革；未來30年改革我們仍然從“三農”問題入手，尤其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入手，我們邁出了果敢的也是可喜的一步。

二、如何認識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和宏觀經濟政策特點及其選擇？

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國際和國內）仍然復雜多變、跌宕起伏，各種不確定的因素、不穩定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形勢比我們的估計更為嚴峻。我把2008年以來，驚心動魄、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我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不斷調整分為五個階段：

1．第一階段：08年上半年。用四句話、一個字概括：

好中求快，科學發展；穩中求進，統籌兼顧；財政穩健，貨幣從緊；防止過熱，遏制通脹。一個字：緊。

前兩句話符合中共17大科學發展觀精神，是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準則。

2．第二階段：08年第3季度。用四句話概括：

好中求快，科學發展；穩中求進，統籌兼顧；宏觀調控，有緊有松；一保一控，良性發展。

3．第三階段：08年第4季度至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前。用四句話、一

個字概括：

好中求快，科學發展；穩中求進，統籌兼顧；財政積極，貨幣寬松；確保增長，促進就業。一個字：松。

4．第四階段：09年底至2010年底。用四句話概括：

好中求快，科學發展；穩中求進，統籌兼顧；松中有緊，有保有壓；轉變方式，調整結構。

5．第五階段：2010年底至現在。我們用四句話、九個字來概括：

好中求快，科學發展；穩中求進，統籌兼顧；松緊配合，有保有壓；轉變方式，調整結構。九個字：穩增長、抑通脹、惠民生。

這四句話、九個字既是“十二五”規劃編制的依據，又是“十二五”規劃要努力實現的戰略目標和面臨的戰略任務，也是我們今后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依據。

三、如何認識當前的通貨膨脹形勢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通貨膨脹是一種紙幣現象，它是指市場上的紙幣供給量超出了實際需要量，紙幣貶值，物價上漲。

造成通脹的根本原因是市場上紙幣供給規模膨脹，流動性過剩。用理論語言概括M2規模龐大，近80萬億人民幣。

造成通脹的基本原因：

1．投資規模得不到控制，投資需求得不到控制，造成需求拉動型的通脹。

2．民生領域貨幣投入規模不斷加大。

3．外匯占款規模過大。

4．輸入型通脹壓力不斷加大。

5．對能源等基礎商品需求不斷增加，造成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加大。

上述5個原因如果得不到消除，通脹將是個長期問題，而不是階段性現象。

宏觀調控的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方向是通脹不要超過5%，經濟增長率不要低于8%。

四、如何認識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即人民幣升值的問題？

人民幣匯率在波動中走強，人民幣存在升值趨勢是近幾年來，也是今后一段時期的客觀經濟過程，不存在什么懸念。道理很簡單，存在著對人民幣需求上升的壓力。人民幣的價格就是利息、利率和匯率。

1．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1）始終存在著對人民幣投資需求上升的壓力，消費需求上升的壓力，而且前景看好。

2）存在來自歐美國家，尤其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強大壓力，而這種壓力又不能不考慮。

3）全世界美元紙幣供給規模巨大，幾乎泛濫成災。美元貶值。人民幣理論上同美元已經脫鉤，當然有升值壓力。

4）中國有3.2萬億美元儲備，對外匯需求相對下降，而對人民幣需求相對上升。

5）從管理角度看，有必要主動、自覺地對金融體制進行改革，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作必要調整，從中積累經驗，汲取教訓，為今后金融市場完全放開做事先的準備和演練。

2．人民幣升值的好處：

1）用美元計算，GDP總量增加，在全球排名位次前移。

2）進口品，尤其從歐美進口的商品變得便宜。如果不考慮關稅因素的話，同樣多的人民幣可以購買更多進口品，享受更多的進口服務。

3）同樣多的人民幣可以兌換更多的境外貨幣，尤其美元。有利于中國國民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購買國際旅游品，享受旅游服務，購買國際房產品、藝術品，享受世界文明成果。包括到境外投資，收購、并購外國企業，境外投資。

4）償還外債負擔減輕。

5）有利于遏制通脹。

3．人民幣升值的壞處：

1）沖擊中國出口，影響經濟增長，從而影響就業，影響社會穩定、和諧。

2）人民幣升值，尤其大幅度升值很有可能沖擊中國資本市場，影響金融穩定，乃至經濟安全。而對此又缺乏準確的、事先的判斷和把握。我們胸中無數。

3）辛辛苦苦積累的巨大外匯儲備價值縮水，利益受到損失。

4．利弊權衡，還是穩定為好。不能屈服于國際社會壓力，不能被國際資本左右，始終從中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始終把握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主動權、控制權。根據資本市場貨幣供求變化，有升有降，小幅調整，逐步到位。但總體趨勢是升值。

五、對未來中國9—10年經濟發展走勢的估計與經濟學分析。

中國經濟在未來9—10年保持GDP平均每年7—8%的增長我們是充滿信心的，這是因為：

1．中國人均GDP 4000多美元，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或加速時期，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經濟環境和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2．中國有13億人口形成的潛力巨大、不斷增長的市場。尤其農村市場還沒有得到真正啟動。僅僅依靠內需就足以在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支持中國經濟有一個較高速度增長。

3．支持經濟較高速增長的人力要素不僅供給充裕，而且優質。

4．中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國經濟發展的回旋余地非常廣闊。

5．理論上講，支持中國經濟較快速度增長的資金供給充裕，中國“不差錢”，銀行各類儲蓄存款近80萬億，其中近30萬億人民幣是居民個人存款。另有3萬2千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國儲蓄率是世界第一。而歐美國家則不同，儲蓄率幾乎為0，“差錢”，流動性短缺，債臺高筑。

6．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有限，尤其金融市場國家仍實行管制。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匯率不能自由浮動，資本賬號沒有完全放開。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中間有一道防火墻，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有波及、影響、沖擊，但影響有限。

7．政府駕馭宏觀經濟能力不斷提高，經驗日趨成熟。能審時度勢，不斷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有效調整，并相應采取有針對性具體措施，從而保證國民經濟在困難境況下能穩定、健康發展。

我們在對中國經濟增長充滿信心的同時，又不能不看到，制約著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仍然在起作用，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也正因為這些制約性因素的存在，所以我們“十二五”規劃確定的年均增長率為7%，而不是“十一五”規劃確定的7.5%，降了0.5個百分點，是有其道理的。這些制約性因素是：

1）通過全球經濟快速復蘇，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杠桿作用是有限的。

2）美歐發達國家對中國實施越來越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并進一步加大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的出口形勢是嚴峻的。

3）中國今后不可能再像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那樣，通過大規模財政資金和銀行信貸資本的投入來拉動GDP的增長，那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無奈之舉。

4）為了發展低碳經濟，必須不斷加大環保領域投入，必須切實改變以犧牲環境來追求GDP高速增長的錯誤思路。

5）對大城市過快上漲的房價進行調控，勢必影響房地產業及其相關60多個產業的發展，從而影響GDP的增長。

6）民生領域投入規模不斷擴大，有些投入只有社會效益，并沒有經濟效益，不會形成當年GDP增長，如教育、醫療、衛生等。

7）為了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社會儲備的規模必須不斷擴大。社會儲備是對社會財富的扣除，本身并不會形成當年GDP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