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論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L06-07)

再論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

關彥慶 張桂元

（2：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22 ；3：吉林省博物院吉林長春 130041）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發布以來，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語言價值觀念，使我國的語言文字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產生了深遠的社會意義。語言文字工作要進一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必須做好科學定位。我們提出了由學術性向通俗性、強制性向服務性、封閉性向開放性、被動性向主動性轉變的工作定位思路。

關鍵詞：語言文字法；工作；轉變

基金項目：本文為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建設新農村語言問題研究”（編號：200722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關彥慶，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長春130022）；張桂元，吉林省博物院副研究館員（長春 130041）。

2010年是新世紀第一和第二個10年的交接點，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下簡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發布10周年。教育部李衛紅副部長在2010年度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改革創新，促進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發展》的重要講話，對未來5-10年的工作做了這樣的表述：“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國家中心工作對于語言文字工作的要求，做好科學定位，并認真思考今后一段時期我們要以什么為切入點，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實現什么樣的工作目標。”［１］顯然關于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問題是做好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的理論問題。筆者曾撰文《試論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從歷時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建國以來語言文字工作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定位問題。本文擬從共時的角度出發，論述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問題，重點分析語言文字工作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一、內容上：由學術性向通俗性轉變

學術是指系統專門的學問，是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常以學科和領域來劃分。任何學科的研究成果的學術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具有原創性的，非專業人員很難讀懂或者很難準確把握。科學研究成果一般都是以抽象的理論形態存在。科學的價值之一就是推進社會進步，引領人們走進現代生活。科學家若要讓百姓分享其研究成果，必須走應用的途徑，通過技術的手段，使其轉化成應用的產品。科學的價值之二就是科學家的思辨成果能夠成為引領人們追求社會價值追求的航標燈。這種思辨的成果也必須有物化的形態。語言文字研究也是這樣。語言文字學家要想實現讓人們分享其研究成果這個目標，必須把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成非專業人員能夠接受的通俗讀物，即必須做到由學術性向通俗性轉變，這種轉變是語言文字學的學問性引領人們走進健康和諧語言生活的根本。所謂通俗性就是對學術性的解讀，具有淺顯易懂的特點，適合或體現大多數人的水平。這個解讀的工作一般由語言學家完成頂層設計，更多的基礎工作是由基層的語言文字工作者來完成。其表現形式是多樣的，諸如面向學生、面向普通公民解讀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政策、內容、意義以及傳播語言文字的基本知識等的學術報告和新聞宣傳；出版適合各領域、各民族地區的教材、讀物等等。目前，我國語言文字的學術性工作、宏觀管理上的工作做得很多，成果也很豐富，而具體的、深入民間的基礎性工作有待加強。比如在書店幾乎看不到適合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民族的人的普通話讀物，看 1

到的幾乎是一個面孔的像字典一樣的普通話教材。

二、管理上：由強制性向服務性轉變

2000年10月31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這標志著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進入了法制化的軌道。法是用來約束人們思想和行為的規范，是依靠國家力量實施的，體現在統一性和執行性上，具有強制性特點。200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同志在《教育部通報》第11期上作了重要批示：“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是國家通用語言和文字，其推廣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歷史文化認同傳承，事關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戰略舉措。”可見，語言文字工作的落實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必須執行，語言文字法的貫徹實施也具有強制性的特點。從《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關于執法的規定看，該法又具有柔性的特點，即落實或者執行該法的方式和方法不一定是強制性的。語言文字工作的具體落實具有浸潤性的特點，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代表國家依法行使職權進行社會語言文字管理時，不要成為語言文字警察，要尊重語言文字發展的規律，尊重公民的認識水平和能力，講究方法和策略，突出引導性、服務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五條明確規定“國家為公民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提供條件”。服務性更多的是指基層語言文字管理工作者在執行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時候必須強化服務性的理念。原因之一就是語言文字工作涉及千家萬戶、各個部門，每個人每天都涉及語言行為和語言規范問題，強制管理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建立服務性理念，不斷創新語言文字工作的方式、方法，才能促進語言文字工作的和諧化，語言文字工作才能在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各個地區的基層真正打開局面，所以，語言文字工作必須淡化強制性，突出服務性，尤其是在宣傳教育工作做得不足的情況下。

三、思路上：由封閉性向開放性轉變

所謂封閉性，是個觀念問題。提及語言文字工作，大家不約而同地認為是學校的事兒，而且認為語言文字僅僅是簡單的“工具”而已。這種局部的、單向的認識嚴重制約了語言文字工作的深入開展，致使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不能很好地適應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語言文字是整個社會的調整器，它應該成為社會發展的有力工具。“學校和社會的推廣普通話工作都不是孤立的，兩者應該互相促進。”[3] 要做好語言文字工作還必須進一步打開視野，從我們多年的語言文字工作實踐經驗和國家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看，國家的語言文字工作涉及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現實空間涉及國內落實和海外服務，虛擬空間涉及提高中文信息處理能力和掌控語言文字話語權，擴大中文在虛擬世界的影響等重大課題。因此，提高認識、打開思路很重要。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人類活動跨越了空間、文化、制度、種族、宗教等的限制，涉及國家主體語言與民族語言、方言的關系；國家主體語言與外語的關系；信息化時代虛擬空間的語言權利問題，所有這些現象和問題都要求語言文字的工作思路必須從封閉走向開放。

要做好語言文字工作的落實也有一個轉變思路的問題。應該既要支持語言文字及應用理論的研究，又要抓好語言文字規劃的落實工作。語言文字工作落實本身不是獨立的行為，它必須與其他工作相結合，或者說必須與百姓生活結合、通過重大事件（如城市語言文字工作評估、語言文字示范校的創建等）等載體展開，在實踐中倡導語言文字工作的落實，使具體的語言文字工作與其本職工作業績相結合，讓人們感到語言文字工作觸手可及，是自己生活、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于這一點，毛澤東同志1955年就有論述。毛主席在《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做出了指示：“我國現在的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才能解決。”［４］[2]

語言文字工作涉及面廣，其復雜性、長期性的特點要求語言文字工作的思路也必須是開放的。高校的語言文字工作者要走出校園，國家機關的語言文字工作管理者要走出辦公室，深入生活實際，調

2查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2007年我們承擔了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建設新農村語言問題研究”，2008年我們組織并開展了面向吉林省農村居民的通用語言文字觀的調查。覆蓋吉林省40個縣市160個自然村，調研1500多人，涉及漢族、朝鮮族和蒙古族。有大約65%的人認為普通話有利于民族地區之間、不同方言區之間的交際。這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前期的語言文字工作是腳踏實地的，其成就是非常可觀的。從當前的實際看，語言文字工作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現工作思路觀念上的轉變，以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

四、態度上：由被動性向主動性轉變

國家對語言文字立法，說明語言文字的重要性。“語言文字工作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進步。”［５］落實《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必須解決認識問題，實現工作由被動向主動的轉變。

1．管理者工作者的態度由等待向主動創新轉變

過去我們對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認識不足，認為語言文字工作不是大事、重要的事。通過語言文字示范校評估、城市語言文字工作評估等活動，我們對語言文字的功能和意義有了新的認識。第一，語言文字能力是人的社會實踐的基本能力，是當代人必備的重要素質之一。第二，語言文字產品的應用能力構成當代人創新能力的要素。第三，社會各種媒體的語言文字規范是該地區整體形象的標志。第四，各種語言文字規范化的社會活動推動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程。語言不僅是工具，語言和語言行為蘊含著文化內涵。這一切的認識不是等來的，而是通過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總結出來的。語言文字工作的管理者，尤其是負責全面工作的領導者對語言文字工作重要性認識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本單位、本部門的語言文字工作質量。

２．普通公民對語言文字的態度，從與己無關向主動參與轉變 我們的普通公民一般都存在不重視語言文字的現象，這也是認識上的問題，其癥結在于語言文字基本知識普及不夠，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性的宣傳不夠，具體內容和操作方式需要語言文字工作者在實踐中努力創新，實現公民的語言文字行為由他律向自律轉變。

這種認識上的轉變需要一個或者多個過程，需要與工作、生活緊密結合。國家實施的城市語言文字工作評估、語言文字示范校的評估工作等是官方行為，是從宏觀上落實語言文字工作的舉措，它改變著人們的認識。然而，語言文字工作不能只是一種形態，正如我國經濟發展不只是國有經濟一樣，樹立語言文字規范觀，把語言文字工作落到實處還需要很多形態或者模式，比如，企業的日常管理也可能成為落實《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積極因素。2010年9月18日，筆者在長春市長江路步行街的一個叫做“以純”的服裝專賣店門口看到一則招聘收銀員的啟事，條件之一就是要求應聘者能說“普通話”。這個是民間行為，但是我認為這是語言文字工作落實并走向民間的途徑，也是使普通公民轉變態度的一個有效途徑。學校是實施語言文字工作的主要陣地，語言文字工作的落實也不能只落實到口頭，應該落實到與教師、學生發展密切相關的文件和活動中。比如通化師范學院的《通化師范學院教學管理文件匯編》、《本科學生培養方案》中都明確落實了國家關于語言文字的相關要求，語言文字工作在教師和學生的心目中不再是空的，而是與自己有實實在在的聯系。任何部門、機構、企業、團體，只要能夠拿出結合本職工作的具體的、可操作的措施，都可以激發人們對語言文字的熱情，也提高對語言文字工作的認識。

3．基層語言文字工作者的工作要由單一向多維轉變

語言文字工作開展的核心力量是基層的語言文字工作者，他們需要既重視語言文字的教學、科研工作，又要重視語言文字的普及工作。我們前面提到的由學術性向通俗性的轉變的工作，主要由這些基層的語言文字工作者來完成。因為具體的語言文字工作非常復雜，需要因地制宜。語言文字研究工作者必須深入實踐，了解現狀，及時總結，完成由理論工作者向實踐工作者的轉變，推動語言文字工作走向扎實、深入。

總之，“人們為了互相交際，要求不僅有一種通用的書面語，還要求有一種共同的口頭語言。”

［６］3

做好語言文字工作首先是認識問題，認識到什么高度，工作才能有多大力度；看到多大范圍，才能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責任；研究到什么高度，工作才能深入到什么深度。語言文字工作科學定位問題涉及不同層面，既是宏觀的，也是微觀的。我們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了解基層語言文字工作的具體問題，科學定位，才能開創語言文字工作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１］李衛紅．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改革創新，促進語言文字工作科學發展[EB/OL]．教育部通報.第3期，2010年4月8日.［２］同［１］.［３］黃伯榮，廖旭東．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7.［４］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編輯.語文政策學習資料[G].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1976：7.［５］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教育室，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學習讀本[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11.［６］于根元．應用語言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42.The Again concerning about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of Written language work

——commemorating 10 years of《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method》

GUAN Yan-qing, ZHANG Gui-yuan

(1: School of Literatrue,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 China130022;2: Jilin museum, Changchun, China130021)

Abstract:The publish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method》affects the people’s Language values , making language life change greatly and profound social significance.Because the written language work should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so we must finish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well.The text contains four work localization mentalities, from academic to popularity, from enforceablility to service, from closure to Openness, from passive to initiative.Keywords:Language method;work;change

本文發表在《北華大學學報》2011-3

第二篇：再論科學安全觀

再論科學安全觀

【摘要】以科學發展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國際、國家社會發展為背景，綜合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將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4種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認定為主體的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確立的基礎，而構成安全觀的人生價值觀及人命價值觀等是人生觀乃至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人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筆者試圖以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的認識，旨在進一步充實完善安全學的學術內容。

【關鍵詞】安全觀;價值;價值觀;人生觀;大安全觀

前言

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系統地分析和把握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恐怖主義相關的國際、國內安全問題;科學地研究包括與自然災害，大范圍突發傳染病(如“SARS“)等突發事件相關的公共安全問題;正確理智地對待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相矛盾的環境安全問題;進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如何解決以人為本的生產安全與工程安全問題等，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如何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安全觀，也是從認識上首先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安全觀，即對安全的作用、地位、價值等總的看法。不同時代，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的安全觀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從事的職業，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觀也是不一樣的。從安全科學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安全觀是一直伴隨著人們的世界觀的發展而發展，世界觀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安全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安全問題是一個涉及內容非常廣泛的大課題，所以安全觀也是一個覆蓋眾多領域，多學科交叉的大概念。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統一對安全觀的認識，筆者試圖通過分析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找出安全觀發展的歷史規律和安全觀的共性問題。正像人們可以用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生活領域，生產領域乃至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的認識一樣，用科學的安全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概念的認識應當是可行的。

安全觀的演變

目前，關于什么是符合時代特點的新安全觀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伊拉克戰爭、美國”9·11”事件、“ SARS”、炭疽桿菌、禽流感、基因工程與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與儲存、巨型水壩、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關國計民生的物資(例如糧食、石油等)的儲備和供應、亞洲金融危機式的金融風險、吸毒販毒以及艾滋病的傳播、世界人口增長問題等都成為關注安全、研討安全觀的時代背景。人們對所謂的安全觀可謂多彩紛云，例如:國際社會、國家安全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與和諧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新資源安全觀;信息時代的新威脅觀與安全觀;安全生產觀;經濟安全觀;安全工程觀— 工程安全和社會和諧;文化安全觀;糧食安全觀;人口安全觀;新能源安全觀;藥品安全觀;甚至還有以以色列為代表的絕對安全觀以及美國的歇斯底里安全觀等偏執安全觀。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觀[1]

安全宿命觀的產生由來已久，所謂安全宿命觀簡單地說就是“聽天由命”。該安全觀的產生在遠古時期是很自然的，因為那時生產力低下，科技水平尚處在初始階段，人們面對天災人禍無能為力，表現出人們的一種無奈、無知和軟弱，因而只能聽天由命。

從歷史過程來看，相對于大自然，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所以無論到何時，人要順應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國人仍然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認為，安全宿命觀的產生與時代特點有關，但安全宿命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安全宿命觀并不只具有消極的一面，它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諧統一，強調的是人要適應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規律改造自然。當然“宿命論”所強調的命運的決定支配作用或服從命運的主張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觀”的主流，因為人們早就發現所謂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經驗論與安全知命論

安全知命觀，其中的“命”說的是天命。反映了人們開始依據經驗，把握安全的特點和規律的認識。人們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總結積累事故的經驗教訓，從而得出與某事相關聯的“命運”的好壞和安全活動的局部預知。

在我國早在公元前的戰國或秦漢時期，就出現了樸素的辯證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過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自然現象，推測自然和社會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是產生萬物的根源。提出“剛柔相推，變化其

中矣”等富有樸素的辯證論的安全活動預知觀點。

到了歐洲工業革命時代，人類在生產活動中，又總結了農業、工業、工程技術和管理的相關安全經驗，掌握了保護自身安全的技術，防護方法和措施，人們也就成了安全生產活動的有知者。

與安全宿命觀一樣，安全知命觀既具有時代特點，同時也不是一成不變。因為經驗在不斷總結，不斷升華。經驗始終是指導安全工作的寶貴財富，人們常說的吸取事故教訓以指導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觀的具體體現。

1.3 系統論與安全系統觀

系統論的理論與系統方法的提出和應用，大大推動了安全系統論的發展[5]，實踐證明，系統論是處理復雜系統工程問題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從未發生過的事故也可能發生，所以憑經驗預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當人們面對極端復雜因素的安全問題而一籌莫展的時候，系統論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統中的成功應用，給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手段，解決了安全工作者憑經驗不能完全解決的事故預測問題，并從而樹立了事故是可以預知的— 科學的事故預測觀。

系統安全觀對安全的認識的要點，首先是認為事故的發生和發展是有規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學的方法是可以預知的。該認識和觀點，它已經擺脫了宿命觀和知命觀以命(天命)為主導的對天災人禍因果關系的原始認識。

系統安全觀是科學的，它對事故的預測是按照事故的特點和規律提出預測模型和解析結果。因為事故的發生具有隨機性，所以目前事故預測給出的大多是事故發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觀

所謂大安全觀是指針對人類生活、生產、生存的各個領域，關注安全的綜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點，對安全的內涵、目標和解決安全問題的手段所得出的對安全問題總的認識。

目前,有關大安全觀的提法可以歸納為如下4個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觀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環境，或是把人類生活、生產、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歸納起來而提出的大安全觀。

第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組織多樣化而使國家國際安全注人了新的內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觀[1]。

第三是提出了不僅只關注21世紀議程中的環保主題及自然災害問題，而應充分關注安全、減災為一體的大安全觀，即強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集安全、減災、環保為一體的安全觀[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觀[4]。因為“公共安全問題”涉及到社會一切領域，是社會公眾及各行各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傳統的技術性安全問題社會化傾向日趨明顯，越來越多地演化為社會問題，使得現代安全問題紛繁復雜。小到社會中的犯罪問題，大到民族性沖突、宗教沖突、文化性沖突、地區性沖突，甚至國家沖突，而沖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轉變，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沖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升級、毒品泛濫、" SARS”及禽流感傳播這些都已經打破了傳統國家觀念，使安全問題的平臺提升到國際層面。

從以上幾種大安全觀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安全科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因為大安全觀的提出不只是內涵的擴充或范圍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學平臺的提升和對安全問題達成的最廣泛的共識和認定[4]。

安全價值觀

安全價值觀是人們對安全是否有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認識和評定。一切事物本身的價值的有無及大小，決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顯然，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安全觀確定的基礎。所以，筆者在討論安全觀的時候，有必要對安全價值作一下簡要的討論。

安全是有價值的。其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價值和安全的經濟價值。雖然，安全價值不能直接套用價值工程中價值的定義和算法，因為安全的某些價值(如社會價值)不能只用錢來量化，但是這并不能否定安全價值的客觀存在。

2.1 安全的社會價值

安全的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效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條件，一個優美、安全的生活環境，一種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個和平、和諧、安定的世界……總之，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人們的心情、感覺是不一樣的，人們就能夠真正做到健康、舒適、長壽、事業有成，安全的社會效應是無法用金錢來度量的。

安全的社會價值歸納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1)安全的戰略意義，大多數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針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不是一時一地的臨時措施。同時多數安全方針、政策都具有長效機制，不安全狀態的改變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從國家、政治方面考慮，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安全方針政策舉措關系國家大局。

2)安全是發展市場經濟的保障，安全生產、安全性合格的產品才能保障企業的生存、發展、壯大，保障產品有市場和競爭力。現在市場上的許多產品，食品、藥品、家電、汽車等生活用品，工農業生產用的設備、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沒有安全保障的產品就不會有市場，所以安全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社會效應是很明顯的。

3)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說和諧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是安全。強調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產安全，個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會才能安定和諧。一個安全和諧的氛圍下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昌盛繁榮進步的社會。

4)安全既是人類有生以來的本性需求，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素質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對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條件。一個安全的社會、安全的單位、安全的工作崗位必然會培育安心敬業奉獻的人才。同時，所說的安全既是針對個人的，又是針對群體的。個人做事既要考慮自己的安全，也要考慮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屬于安全論理，道德標準問題，所以對個體來講，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質的表現。

2.2 安全的經濟價值

由于安全系統具有灰色系統的特點，所以安全經濟價值也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滯后性和反直觀性。所謂，既有確定性又具有不確定性，是說有確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價值的回報，不確定性是說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預知、滯后性、遠期性或難以量化計算;反直觀性是說安全投人所生產的間接經濟效果，是不確定性的延伸。

據聯合國有關資料統計顯示，世界各國平均每年的事故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2.5%，而預防事故和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約占3.5%，合計為GNP的6%。如果沒有預防事故與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發生率及事故損失將會增高許多，到底損失多大，目前尚無可信的統計數據。

從理論上講，安全價值可以參照一般價值工程的計算方法來表述:

安全價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價值工程是一種運用價值工程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某技術管理措施進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圖用最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從而提高安全技術經濟，即安全價值的方法。

安全價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優化分析為重點，同時要盡量降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以充分、可靠地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為目標[8]。

隨著我國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的發展，安全產業的興起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專門從事安全技術、安全經濟研究的院所，以及專門從事安全產品生產的企業規模還將繼續擴大，必將促進安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同時，保安公司、保安隊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

世界觀、人生觀與安全觀

世界觀是人們對于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觀是人們對人生的根本觀點。世界觀也好，人生觀也好，都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導，這是經典的世界觀、人生觀概念。

當前，考 慮“人生觀”與現實生活之間內在的聯系，對人生目的、人生價值、人生態度的思考使人生觀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內涵。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們把對人生觀的思考更現實地表述為“生涯”或“生計”，或進一步引申為個人一生的道路與發展路徑的思考。這其中價值觀的澄清和確認，以及尋求社會需求與個人需要的最佳結合點或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

人生的目的依個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狀況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適、健康。人不管經歷怎樣的人生道路或發展路徑，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沒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標都是一句空話。因此，從生命的角度講，安全觀是人生觀的最基本的目標。

3.1 安全是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安全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人生價值可分為人生的社會價值和人生的自我價值。

人生的社會價值，是指一個人一生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對他人、集體、社會需要的滿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會價值的實質是個人對社會的貢獻[9]。

人生的自我價值是個人一生通過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對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積極作用。

任何個人應該既有人生的社會價值，又有人生的自我價值，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價值的人其價值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價值也是一個“關系”范疇，一個人的人生是否有價值，不是指對他自身來說有什么意義，而主要是指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有多大，孤立的個人是無所謂價值的。

安全作為個體生存的首要問題，也是作為社會安全、團結、穩定的中心問題。否則不管是什么個體，還是作為社會都將會人心惶惶，動蕩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取向，也是實現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保障。上升到觀念，即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3.2 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是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肉體與精神的有機統一體，所以生命(人命)也應該包括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兩個方面的含義。

人的生命價值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價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價值，人的生命存在價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價值;

第二，生命延續的價值。從社會角度講是人類的繁衍發展，從個人角度看是壽命的延長對于個人創造和發展的意義。

第三，超越生命的價值即是犧牲的價值，因為犧牲不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否定，而是生命價值的升華、確證和增值。

長期以來，人們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種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種必然，其實不然，生命價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價值問題的研究對于人們清楚地認識自己，完全發揮生命的價值有重要的意義。

人的生命價值包括:人的身體、能力的儲備、生命的延續[10]，體力、智力的再生和發展等生命的自我價值。但這不是生命價值的全部內涵，人的生命價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創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潛在的創造性勞動能力，這種勞動能力的發揮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會價值。

綜上所述，生命的價值是人們對人的一生為自己和社會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一種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內涵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順利的延續，從而實現人的生命價值。

所以說，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圍繞著生命價值而運動的，即生命價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觀念范疇，也可以說，生命價值觀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生觀、安全觀、安全價值觀的相互關聯歸納如下圖所示。結論

1)安全觀理論是指導確定安全觀的理論基礎，又是安全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依據科學發展觀，可以把各個歷史時期、各個領域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這些安全觀具有延續性和動態性特點。

3)安全的社會價值觀和經濟價值觀是安全觀建立的基礎，是認識安全觀的客觀的依據。

4)大安全觀是當今安全觀發展的最高層面。大安全觀的確立，標志著安全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5)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保障，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第三篇：再論科學安全觀

再論科學安全觀

【摘要】以科學發展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國際、國家社會發展為背景，綜合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將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4種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認定為主體的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確立的基礎，而構成安全觀的人生價值觀及人命價值觀等是人生觀乃至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人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筆者試圖以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的認識，旨在進一步充實完善安全學的學術內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系統地分析和把握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恐怖主義相關的國際、國內安全問題;科學地研究包括與自然災害，大范圍突發傳染病(如“SARS“)等突發事件相關的公共安全問題;正確理智地對待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相矛盾的環境安全問題;進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如何解決以人為本的生產安全與工程安全問題等，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如何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安全觀，也是從認識上首先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安全觀，即對安全的作用、地位、價值等總的看法。不同時代，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的安全觀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從事的職業，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觀也是不一樣的。從安全科學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安全觀是一直伴隨著人們的世界觀的發展而發展，世界觀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安全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安全問題是一個涉及內容非常廣泛的大課題，所以安全觀也是一個覆蓋眾多領域，多學科交叉的大概念。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統一對安全觀的認識，筆者試圖通過分析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找出安全觀發展的歷史規律和安全觀的共性問題。正像人們可以用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生活領域，生產領域乃至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的認識一樣，用科學的安全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概念的認識應當是可行的。

安全觀的演變

目前，關于什么是符合時代特點的新安全觀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伊拉克戰爭、美國”9·11”事件、“ SARS”、炭疽桿菌、禽流感、基因工程與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與儲存、巨型水壩、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關國計民生的物資(例如糧食、石油等)的儲備和供應、亞洲金融危機式的金融風險、吸毒販毒以及艾滋病的傳播、世界人口增長問題等都成為關注安全、研討安全觀的時代背景。人們對所謂的安全觀可謂多彩紛云，例如:國際社會、國家安全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與和諧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新資源安全觀;信息時代的新威脅觀與安全觀;安全生產觀;經濟安全觀;安全工程觀— 工程安全和社會和諧;文化安全觀;糧食安全觀;人口安全觀;新能源安全觀;藥品安全觀;甚至還有以以色列為代表的絕對安全觀以及美國的

歇斯底里安全觀等偏執安全觀。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觀[1]

安全宿命觀的產生由來已久，所謂安全宿命觀簡單地說就是“聽天由命”。該安全觀的產生在遠古時期是很自然的，因為那時生產力低下，科技水平尚處在初始階段，人們面對天災人禍無能為力，表現出人們的一種無奈、無知和軟弱，因而只能聽天由命。

從歷史過程來看，相對于大自然，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所以無論到何時，人要順應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國人仍然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認為，安全宿命觀的產生與時代特點有關，但安全宿命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安全宿命觀并不只具有消極的一面，它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諧統一，強調的是人要適應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規律改造自然。當然“宿命論”所強調的命運的決定支配作用或服從命運的主張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觀”的主流，因為人們早就發現所謂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經驗論與安全知命論

安全知命觀，其中的“命”說的是天命。反映了人們開始依據經驗，把握安全的特點和規律的認識。人們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總結積累事故的經驗教訓，從而得出與某事相關聯的“命運”的好壞和安全活動的局部預知。

在我國早在公元前的戰國或秦漢時期，就出現了樸素的辯證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過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自然現象，推測自然和社會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是產生萬物的根源。提出“剛柔相推，變化其

中矣”等富有樸素的辯證論的安全活動預知觀點。

到了歐洲工業革命時代，人類在生產活動中，又總結了農業、工業、工程技術和管理的相關安全經驗，掌握了保護自身安全的技術，防護方法和措施，人們也就成了安全生產活動的有知者。

與安全宿命觀一樣，安全知命觀既具有時代特點，同時也不是一成不變。因為經驗在不斷總結，不斷升華。經驗始終是指導安全工作的寶貴財富，人們常說的吸取事故教訓以指導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觀的具體體現。

1.3 系統論與安全系統觀

系統論的理論與系統方法的提出和應用，大大推動了安全系統論的發展[5]，實踐證明，系統論是處理復雜系統工程問題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從未發生過的事故

也可能發生，所以憑經驗預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當人們面對極端復雜因素的安全問題而一籌莫展的時候，系統論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統中的成功應用，給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手段，解決了安全工作者憑經驗不能完全解決的事故預測問題，并從而樹立了事故是可以預知的— 科學的事故預測觀。

系統安全觀對安全的認識的要點，首先是認為事故的發生和發展是有規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學的方法是可以預知的。該認識和觀點，它已經擺脫了宿命觀和知命觀以命(天命)為主導的對天災人禍因果關系的原始認識。

系統安全觀是科學的，它對事故的預測是按照事故的特點和規律提出預測模型和解析結果。因為事故的發生具有隨機性，所以目前事故預測給出的大多是事故發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觀

所謂大安全觀是指針對人類生活、生產、生存的各個領域，關注安全的綜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點，對安全的內涵、目標和解決安全問題的手段所得出的對安全問題總的認識。

目前,有關大安全觀的提法可以歸納為如下4個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觀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環境，或是把人類生活、生產、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歸納起來而提出的大安全觀。

第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組織多樣化而使國家國際安全注人了新的內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觀[1]。

第三是提出了不僅只關注21世紀議程中的環保主題及自然災害問題，而應充分關注安全、減災為一體的大安全觀，即強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集安全、減災、環保為一體的安全觀[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觀[4]。因為“公共安全問題”涉及到社會一切領域，是社會公眾及各行各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傳統的技術性安全問題社會化傾向日趨明顯，越來越多地演化為社會問題，使得現代安全問題紛繁復雜。小到社會中的犯罪問題，大到民族性沖突、宗教沖突、文化性沖突、地區性沖突，甚至國家沖突，而沖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轉變，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沖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升級、毒品泛濫、" SARS”及禽流感傳播這些都已經打破了傳統國家觀念，使安全問題的平臺提升到國際層面。

從以上幾種大安全觀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安全科學

發展的重要階段。因為大安全觀的提出不只是內涵的擴充或范圍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學平臺的提升和對安全問題達成的最廣泛的共識和認定[4]。

安全價值觀

安全價值觀是人們對安全是否有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認識和評定。一切事物本身的價值的有無及大小，決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顯然，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安全觀確定的基礎。所以，筆者在討論安全觀的時候，有必要對安全價值作一下簡要的討論。

安全是有價值的。其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價值和安全的經濟價值。雖然，安全價值不能直接套用價值工程中價值的定義和算法，因為安全的某些價值(如社會價值)不能只用錢來量化，但是這并不能否定安全價值的客觀存在。

2.1 安全的社會價值

安全的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效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條件，一個優美、安全的生活環境，一種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個和平、和諧、安定的世界……總之，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人們的心情、感覺是不一樣的，人們就能夠真正做到健康、舒適、長壽、事業有成，安全的社會效應是無法用金錢來度量的。

安全的社會價值歸納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1)安全的戰略意義，大多數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針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不是一時一地的臨時措施。同時多數安全方針、政策都具有長效機制，不安全狀態的改變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從國家、政治方面考慮，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安全方針政策舉措關系國家大局。

2)安全是發展市場經濟的保障，安全生產、安全性合格的產品才能保障企業的生存、發展、壯大，保障產品有市場和競爭力。現在市場上的許多產品，食品、藥品、家電、汽車等生活用品，工農業生產用的設備、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沒有安全保障的產品就不會有市場，所以安全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社會效應是很明顯的。

3)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說和諧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是安全。強調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產安全，個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會才能安定和諧。一個安全和諧的氛圍下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昌盛繁榮進步的社會。

4)安全既是人類有生以來的本性需求，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素質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對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條件。一個安全的社會、安全的單位、安全的工作崗位必然會培育安心敬業奉獻的人才。同時，所說的安全既是針對個人的，又是針對群體的。個人做事既要考慮自己的安全，也要考慮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屬

于安全論理，道德標準問題，所以對個體來講，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質的表現。

2.2 安全的經濟價值

由于安全系統具有灰色系統的特點，所以安全經濟價值也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滯后性和反直觀性。所謂，既有確定性又具有不確定性，是說有確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價值的回報，不確定性是說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預知、滯后性、遠期性或難以量化計算;反直觀性是說安全投人所生產的間接經濟效果，是不確定性的延伸。

據聯合國有關資料統計顯示，世界各國平均每年的事故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2.5%，而預防事故和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約占3.5%，合計為GNP的6%。如果沒有預防事故與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發生率及事故損失將會增高許多，到底損失多大，目前尚無可信的統計數據。

從理論上講，安全價值可以參照一般價值工程的計算方法來表述:

安全價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價值工程是一種運用價值工程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某技術管理措施進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圖用最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從而提高安全技術經濟，即安全價值的方法。

安全價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優化分析為重點，同時要盡量降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以充分、可靠地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為目標[8]。

隨著我國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的發展，安全產業的興起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專門從事安全技術、安全經濟研究的院所，以及專門從事安全產品生產的企業規模還將繼續擴大，必將促進安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同時，保安公司、保安隊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

世界觀、人生觀與安全觀

世界觀是人們對于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觀是人們對人生的根本觀點。世界觀也好，人生觀也好，都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導，這是經典的世界觀、人生觀概念。

當前，考 慮“人生觀”與現實生活之間內在的聯系，對人生目的、人生價值、人生態度的思考使人生觀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內涵。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們把對人生觀的思考更現實地表述為“生涯”或“生計”，或進一步引申為個人一生的道路與發展路徑的思考。這其中價值觀的澄清和確認，以及尋求社會需求與個人需要的最佳結合點或為人們所

關注的焦點。

人生的目的依個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狀況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適、健康。人不管經歷怎樣的人生道路或發展路徑，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沒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標都是一句空話。因此，從生命的角度講，安全觀是人生觀的最基本的目標。

3.1 安全是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安全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人生價值可分為人生的社會價值和人生的自我價值。

人生的社會價值，是指一個人一生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對他人、集體、社會需要的滿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會價值的實質是個人對社會的貢獻[9]。

人生的自我價值是個人一生通過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對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積極作用。

任何個人應該既有人生的社會價值，又有人生的自我價值，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價值的人其價值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價值也是一個“關系”范疇，一個人的人生是否有價值，不是指對他自身來說有什么意義，而主要是指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有多大，孤立的個人是無所謂價值的。

安全作為個體生存的首要問題，也是作為社會安全、團結、穩定的中心問題。否則不管是什么個體，還是作為社會都將會人心惶惶，動蕩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取向，也是實現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保障。上升到觀念，即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3.2 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是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肉體與精神的有機統一體，所以生命(人命)也應該包括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兩個方面的含義。

人的生命價值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價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價值，人的生命存在價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價值;

第二，生命延續的價值。從社會角度講是人類的繁衍發展，從個人角度看是壽命的延長對于個人創造和發展的意義。

第三，超越生命的價值即是犧牲的價值，因為犧牲不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否定，而是生命價值的升華、確證和增值。

長期以來，人們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種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種必然，其實不然，生命價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價值問題的研究對于人們清楚地認識自己，完全發揮生命的價值有重要的意義。

人的生命價值包括:人的身體、能力的儲備、生命的延續[10]，體力、智力的再生和發展等生命的自我價值。但這不是生命價值的全部內涵，人的生命價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創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潛在的創造性勞動能力，這種勞動能力的發揮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會價值。

綜上所述，生命的價值是人們對人的一生為自己和社會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一種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內涵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順利的延續，從而實現人的生命價值。

所以說，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圍繞著生命價值而運動的，即生命價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觀念范疇，也可以說，生命價值觀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生觀、安全觀、安全價值觀的相互關聯歸納如下圖所示。

結論

1)安全觀理論是指導確定安全觀的理論基礎，又是安全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依據科學發展觀，可以把各個歷史時期、各個領域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這些安全觀具有延續性和動態性特點。

3)安全的社會價值觀和經濟價值觀是安全觀建立的基礎，是認識安全觀的客觀的依據。

4)大安全觀是當今安全觀發展的最高層面。大安全觀的確立，標志著安全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5)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保障，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第四篇：試論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

試論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1

——從建國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軌跡看語言文字工作

關彥慶 喬倩12

（1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 吉林長春 130022；2吉林建筑工程學院學報編輯部 吉林長春130118）

1guanyq@yahoo.cn

摘要：語言文字工作是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隨著對語言文字工作認識的不斷深入，語言文字的工作思路也在不斷調整。我們從語言文字工作前提性、基礎性；服務性、保障性；引導性、創新性等幾個方面分析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定位思想的轉變，闡述了語言文字工作與國家中心工作的關系。

關鍵詞：語言文字 規范化 經濟 定位

Discussing of the Scientific Location of Language Work

——Considering Language Work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ck after Country Founding

Guan Yan-qing1

(School of Literatrue,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30022；guanyq@yahoo.cn)

Abstract: Language work is helpful for economic society.Whil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work becomes Further, its way also adjust.In this, mainly talking about the premise, the basic;the service, the supportability;the introductory, the innovative, and analyses the changing of language work thinking of position, at the same time elabo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work and national center work..Keywords: language；standardization；economy；positioning

語言文字工作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一直是語言文字工作者非常關心的問題。我們試從建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軌跡看語言文字工作在國家經濟發過程中的定位，以期待對語言文字工作形成科學認識。從國家的角度看，經濟工作具有核心性地位，語言文字工作具有輔助性地位。語言文字工作必須服從、服務于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在于充分發揮語言文字工作的效能，保證國家中心工作的健康穩定運行。建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語言文字工作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這個過程是我們對語言文字工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認1 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建設新農村語言問題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07226

識逐步深刻的過程，也是我們對語言文字工作形成科學認識的過程。我們根據時間線索分別陳述語言文字工作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不同的定位。

一

建國初，語言文字工作是前提性、基礎性工作

前提性、基礎性工作是核心工作的先行工作或者是并行工作。理清這種思路是對全局工作布局

[1]的宏觀認識。“語言是文化的基礎、民族的象征。”對語言文字工作的前提性、基礎性工作的重

要性認識到什么高度，在宏觀工作布局中就能重視到什么程度。1939年毛澤東同志給《新中華報》的題詞是“為消滅文盲而斗爭”，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指出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2]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歷史的原因，當時我國的文化普及程度很低。黨和政府要領導全國人民在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條件下發展生產、建設家園，首先必須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基本文化素質。語言文字能力是現代社會勞動者基本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是生產力的基本要素，因此語言文字就成為生產力的要素，做好語言文字工作，就是發展生產力。建國初，黨中央、國務院充分認識到了語言文字工作的前提性、基礎性的地位，高度重視語言文字工作，在語言文字工作的指導性、政策性、普及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的社論，社論指出：“語言的使用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條件，是每人每天所離不了的。學習把語言用得正確，對于我們的思想的精確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極重要的意義。”這篇由毛澤東主席親筆修改的社論，表明了黨和國家對語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視，對開展語言文字工作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指導性作用。為了規范書面語行為，《人民日報》決定從6月 6日起連載呂叔湘、朱德熙兩先生的關于語法修辭的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對于普及語法修辭常識，提高語言文字規范意識，起到了很大的歷史性作用。同年10月政務院作出了《關于學習標點符號用法的指示》，標點符號有了統一的用法，進一步推動了書面語行為的規范工作。“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實現語言文字的[3]規范化和標準化”。

倡導只是完成語言文字工作的一個方面，要真正把工作做好，需要政府在語言文字政策性方面下大力氣。我國政府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由吳玉章任常任理事會主席。1951年12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馬敘倫任主任委員，吳玉章任副主任委員。1954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任主任，取代原政務院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專門的機構是實施科學決策的前提。1956年，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成立，陳毅任主任委員。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專門文件開展語言文字工作。1956年1月28日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1956年2月發布了《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6年3月發布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國務院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1957年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可見，建國初黨和政府對做好語言文字工作的決心。

語言文字工作涉及千家萬戶，要把語言文字工作落到實處，必須做好普及性工作。普及的前提是統一對語言文字工作的認識。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的社論，指出“把專家的工作和群眾的工作結合起來”；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了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會議從理論上充分肯定了規范化的重要性、確立了規范化的標準、提出了一系列規范化工作的具體建議。這次會議對于如何開展語言文字工作明確了思路；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努力推廣普通話》，指出各級學校是

推廣普通話最重要的基地，人民解放軍是推廣普通話的重要基地，鐵路、交通、郵電、衛生、公安、司法、新聞等系統積極倡導學習普通話，文化部門對推廣普通話和促進漢語規范化負有重要責任，同時必須大力加強對于漢語的科學研究工作；1957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和漢語拼音方案》的社論，指出“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是當前文字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為了解決當時一些人對文字改革的疑慮和誤解，號召大家積極支持和促進文字改革工作，周恩來總理于1958年1月1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報告會上做了題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 的報告，文本發表于1958年1月13日的《人民日報》，報告明確規定了文字改革的方針、政策和任務，它成為中國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的指導性文件。

那么如何協調語言文字工作與中心工總的關系呢? 1955年毛澤東同志在《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做出了指示：“我國現在的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才能解決。農民組織了合作社，因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學文化。農民組織了合作社，有了集體的力量，情況就完全改變了。”語言文字工作是非常復雜而具體的工作，要把它提高的戰略的高度去認識，我國第一代領導人已經做出了榜樣。

二

改革開放以后，語言文字工作是服務性、保障性工作

服務性、保障性是從全局工作的角度來認識語言文字工作的。在國家整個經濟發展運行起來后，語言文字工作就表現出鮮明的服務性和保障性特點。要提高語言文字工作的服務質量，保障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對語言文字和語言文字工作本身進行深入的科學的研究。這方面政府從幾個方面開展工作的。

首先是工具書的出版，解決了廣大群眾進行語文學習的工具書問題，極大地推進了文化普及的工作進程。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新華字典》，1957年以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它是為初、中等文化程度讀者使用的小型語文工具書。該字典隨著時代的發展修訂了多次，充分體現了服務民眾、與時俱進的理念。1956年2月6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要求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寫《現代漢語詞典》，1956年開始編撰，到1978年正式出版。它以現代漢語的語音和詞匯規范為目的，對現代漢語的使用與傳播有著重要的影響和深遠意義。

其次是關于字形、字音的整理規范工作。1955年《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發布，減少了漢字的數量，減輕了人們學習漢字的負擔。1956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1963年，《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發表，對普通話語音內部的分歧現象進行規范。1985年，經修訂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公布。

再次是關于語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建設。在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文種的國家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經濟蓬勃發展，人們交往空前頻繁，科技創新迎來了信息技術高速發展，迫切要求語言文字工作由“書同文”走向“語同音”的新時代。1997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確定了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規，使語言文字工作實現法制化管理的目標。1982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在第19條增加了一款：“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在國家大法中規定了普通話是全國通用的語言。2000年10月31日，由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江澤民主席簽署第37號主席令，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第一部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法律，標志著語言文字工作走上了法治化軌道。2000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制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用法律的形式確定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地位，有利于促進現代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有利于促進地區間、民族間的交流，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發展科學技術，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有利于實現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提高工作效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頒行，標志著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使用將全面走上法制的軌道，對于促進祖國的統一、民族團結、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語言文字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礎才能上升到服務的層面，認識到語言文字使用的復雜性，認識到語言文字工作的服務功能，出臺相關法律保證語言文字服務功能的有效發揮，這個是認識上的跨越。

三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語言文字工作是引領性、創新性工作

引領性、創新性是時代的需要，是突出為全局工作服務的科學認識，是在前兩個階段工作基礎上對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2009年新中國語言文字工作60年成就展中發布我國能使用普通話

[4]人口的比例，全國為53.06％，城鎮為66.03％，農村為45.06％；2009年9月公布的《新中國60

年國情報告》指出“新中國成立初期，全中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少數民族中文盲率高達95%以上。到2008年底，全國小學凈入學率已經達到99.5%，初中毛入學率達到98.5%，青壯年文盲率降低到3.58%。”這表明我國當前的語言文字工作重點必須根據現實情況實施戰略轉移，才能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在全新的社會背景下，如何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是一個重大的科學命題。要做好這件事情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解放思想，實現語言文字工作的創新。這種創新是有規律的，可以傳遞的。從頂層的認識創新到底層的接受創新觀念，再從底層的社會經濟生活實踐中生成新的創新。

當前語言文字服務的領域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實現創新服務首先要實現創新引導。引導是選準事件、抓住心理需求的引導，關鍵在于規范語言文字觀內化到公民的認知結構中，形成語言文字行為由他律到自律的轉變。創新是服務能力的創新，表現在認識上的創新，管理上的創新，文本形式、內容上的創新。實現服務創新，認識創新是前提，著名語言學家李宇明教授2004年7月28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強國的語言與語言強國》一文令人震撼，寫出了專家的認識，喚醒了普通民眾的責任意識，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只有實現認識創新，才能根據國情需要，實現語言文字工作的理念創新。

在創新服務上，我國政府和科研工作者已經做了很多具體工作，比如面向各個層面開展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漢語水平考試、職業漢語能力測試、商務漢語考試等；拋開部首和讀音的束縛，實現以數統字，以形分字，以字定數，以數識字的編寫工具書的思想；各類語料庫的建立；漢字數字化產業的形成；漢語在虛擬空間的發展等。為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科學定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關于語言文字工作做了批示，指出“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是國家通用語言和文字，其推廣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歷史文化認同傳承，事關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戰略舉措，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義務。??希望從事語言文字工作的同志要以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總結經驗，完善機制，創新舉措，開創工作新局面。” 這是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對語言文字工作的期待。

[5]“語言文字的合理發展，對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國以來，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都是在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前提下展開的，在不同時段的實踐中，對語言文字工作的認識不斷深化，及時修正語言文字工作方針。語言文字工作的復雜性、艱巨性要求語言文字工作者必須尊重語言文字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語言文字接受規律，站在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高度，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語言文字與其他領域工作的關系，抓主要矛盾，兼顧其他方面，實現語言文字工作在不同領域的科學定位。

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語言文字不僅是工具、是資源，它還是生產力。從使用者的角度說，語言文字是公民的權利。從我國即將公布《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工作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看，我們對語言文字的認識已經從平面走向立體，我國政府對語言文字工作的定位是科學的。我們期待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能實現科學發展，為我國經濟建設科學服務，與我國經濟發展一到走向繁榮。

參考文獻:

[1] 李宇明.語言的強國與強國語言[N].光明日報，2004-07-28.[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983-984.[3] 戴昭銘.規范語言學探索[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153-154.[4] 新中國語言文字工作60年成就展.[EB／OL]．http:///60/index.asp，2009-12-01.[5] 于根元.應用語言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41-42.

第五篇：論語言科學與語言技術

論語言科學與語言技術

一、“語言科技”新思維的提出

雖然計算機設計的初衷是緣于數值計算，但是英國數學家圖靈（a.m.turing）在《機器能思維嗎？》(1950)一文中已經預見到計算機和自然語言將結下不解之緣，并且提出檢驗計算機智能的最好方法就是對語言信息的處理能力。1977年，費根鮑姆（feigeaum）提出知識

工程，計算機信息處理出現了從“數據世界”向“知識世界”的轉移趨勢。知識世界的載體是語言符號系統，語言信息處理的需求促使語言研究過程和語言研究成果的技術化趨勢日益明顯，當代語言學已凸顯出“語言科學”與“語言技術”的二分互補格局，由此我在《南京師范大學語言科技系建設發展規劃》（2001年2月）中提出“語言科技”的新思維。“語言科學”主要指基礎性的描寫語言學和理論語言學。“語言技術”主要指面向信息處理的應用語言學或計算語言學，其研究任務可劃分為“文本處理技術”和“語言模擬技術”。簡而言之，語言文本處理技術是通過編輯和編程，將印刷文本轉化為可供計算機使用的電子文本的技術。語言系統模擬（simulation）或者語言能力仿真（emulation）技術是通過算法和編程，將自然語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輸入計算機的技術。獲得語言能力的計算機可以實現“人—機對話”而成為名實相符的“電腦”。為研制智能機服務的“語言系統模擬”，可比喻為“語言基因圖譜分析工程”和“語言能力移植工程”。強調語言研究的技術化，并非忽視傳統語言學研究存在技術性的一面，例如實驗語音學和方言語音調查等。之所以以往未能突出語言研究的技術化，其原因在于——除語音研究可借助聲學技術設備以外——語言研究的絕大多數領域還一直沒有相應的實驗性技術設備。

雖然當代語言學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轉向計算語言學研究，但具有一定的語言信息處理意識卻非常必要。早在1964年11月，美國科學院語言自動處理咨詢委員會就在《語言與機器》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機器翻譯遇到了難以克服的semanticbarrier（義障）。然而這一警告，除了致使機器翻譯研究熱的暫時消退以外，并沒有引起語言學界的足夠重視。1982年，日本制訂了一個為期10年面向ai（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計算機”即智能機的研制計劃，其中包括自然語言處理裝置。1992年結束時，只部分達到了預定目標。隨后又公布了另一個為期10年的“真實世界計算機（rwc）計劃”即“新信息處理技術計劃”。（許萬增1996，p.61－62）據說，90年代后期日本不得不宣布暫停研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穿過語言研究的“瓶頸”。自然語言處理裝置的任務無法實現，計算機談何“真實世界”或“人工智能”。時至今日，這一“義障”仍然沒有跨越。在《新世紀將對人類產生重大影響的十大科技趨勢》（新華社北京2000年12月30日電）的報道中，列出21世紀的“認知神經科學領域”和“信息技術領域”，并分別提出來“探索意識、思維活動的本質”和“計算機向智能化方向發展”的任務，然而沒有語言科技領域的合作——關鍵是認知語義結構網絡研究的根本性突破——則不可能實現。

無論從手段還是就目標，對準自然語言處理的當代語言學研究，其性質都應界定為“語言科技”。“語言科技”的內涵是以理論研究為指導，以描寫研究為基礎，以應用研究為樞紐，促使語言研究向計算機應用、數學、認知科學和現代教育技術領域延伸，溝通文理工相關學科以實現語言研究過程及其成果的技術化；“語言科技”的外延表現為語言工程科技、語言教育科技和語言研究科技。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相結合的“語言工程科技”，研究領域是“人—機對話”，其目標主要是自然語言能力的模擬。語言學與現代教育技術相結合的“語言教育科技”，研究領域是“人—人對話”，其主要目標是實現語言教育的多媒體和網絡化。“語言研究科技”是將語言研究活動與計算機工具相結合，其主要目標是實現語言學自身的計算機化，包括語料庫、詞庫和句庫的研制，語言研究的分析性、統計性、比較性和實驗性軟件的開發等。這一新思維既突出了當代科技發展所要求的“語言學的技術化”，又體現了以語言學為本而溝通文理工相關學科的研究旨趣。

二、計算語言學的界定要突出技術性

20世紀50年代以后，在理論方法交叉滲透而形成諸多邊緣語言學的同時，語言學與計算機結合的趨勢開始出現。1954年，在美國喬治敦大學所進行的世界上首次機器翻譯試驗，標志著計算機科學與語言學的結合已經起步。在這一研究領域，立足于不同的學科視角或知識結構，先后出現了一系列名稱術語，如“語言工程”、“語言工程學”、“自然語言的計算機處理”（工科視角）、“語言信息處理”（信息學視角）、“數理語言學”（數學視角）等等。20世紀60年代以后，計算機和語言學的結合逐步深入到語言學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包括計算語音學、計算詞匯學、計算語法學、計算語義學等分支學科在內的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linguistics）。其中“計算語音學”等名詞，雖然計算語言學界沒人提過，因為已經存在著“言語識別”、“言語合成”等計算機應用專業術語，但是從“語言工程學”到“計算語言學”的術語演變中，透露出“語言學立場”在這門交叉學科中的日益強化。雖然目前的計算機運算速度已經

可以滿足語言信息處理的技術要求，但是之所以“人—機對話”尚未實現，其“瓶頸”就在于現有的語言研究成果無法滿足計算機處理的要求。歸根結底，語言信息處理的最終目標就是“計算機模擬語言能力工程”或“語言能力移植計算機工程”。探索語言能力的性質和描寫語言系統的結構，這些艱巨性工作還得由語言學家先來完成。語言信息處理或計算語言學務必以語言學為本而以計算機為用。語言學家必須具備“數字化”意識，了解計算機需要怎樣的語言描寫成果，然后才可能將研究目標對準語言工程。

迄今為止，正如許多發展中學科一樣，“計算語言學”的定義尚無一致認定，歸納起來蓋有四種觀點（侯敏1999，p.2—p.6）：

第一種，計算語言學是以計算機為工具研究語言學。侯敏認為，任何一個學科在使用工具方面都是自由的，使用不同工具研究一個學科會帶來不同特點，但不因為使用了新工具就產生了新學科。雖然并不排除新工具的使用沒有導致新學科的產生，但同樣不能否認工具的變革有可能帶來學科體系的革命，以致于產生新的分支或交叉學科。現代自然科學之所以能夠建立，無疑得益于望遠鏡和顯微鏡的應用，前者打開了人類認知的宏觀世界之門，后者打開了人類認知的微觀世界之門。望遠鏡和顯微鏡帶來的不僅僅是“這一個工具”，而是人類認知方式的巨大變革，從而引起了天文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一系列革命，產生了一系列新學科。因此，問題在于如何使用新的工具或新認知方式。如果僅僅利用計算機做語言研究的統計工具，也許不會產生新的分支學科，但是利用計算機作為語音分析和合成的工具，則形成了計算語音學。

第二種，計算語言學是把語言學成果應用于計算機。侯敏認為，計算機的應用領域幾乎沒有限度，什么學科的成果都可以在計算機上應用，因此在計算機上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不足以建立新學科。問題不在于在什么學科的成果能在計算機上應用，而在于在計算機上所應用的成果的性質。與其他學科研究對象的性質迥然不同，語言學科的研究對象——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認知符號系統和知識載體，因此面向信息處理的語言成果應用于計算機足以建立新的學科。以往的語言學研究是面向人際交流，而計算語言學研究是面向人機交流，兩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好范文版權所有

第三種，計算語言學是研究語言中的可計算問題。侯敏認為，雖然利用可計算理論研究語言符號是建立了一個新學科，但是這種說法偏于保守，沒有把計算語言學推進語言學發展的作用充分體現出來。問題在于面向信息處理的計算語言學研究，其顯著特點就是語言的可計算性。“推進語言學發展的作用”這不是計算語言學的定義，強調“研究語言中的可計算問題”未必保守，反而突出了計算語言學的顯著特點。

第四種，計算語言學是建立基于計算機科學理論的語言學理論。侯敏認為，把計算機科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引進語言學領域，不但可以產生許多應用性課題，而且能夠促使研究者從新的角度觀察語言學，建立與傳統語言學不同的理論。因此計算語言學是一種基于計算機科學理論所建立的語言學理論。問題在于：一方面計算語言學需要理論但本質上不是一門理論科學，同時并非所有的計算語言學家都樂意或適合從事理論研究，另一方面計算語言學的應用性質決定了研究成果的技術性特征，而絕大多數人可能更適合于——實際上也更需要——語言信息處理的技術性研究。

第一種和第二種是歐洲流行的廣義定義，主張計算語言學是計算機和語言學的交叉，第三種和第四種是盛行于美國的狹義定義，主張計算語言學是計算機科學和語言學的交叉。也就是說，前者僅僅把計算機當成語言學研究中的一種新工具應用，而后者強調計算機學科的要求和理論對語言學的影響。陳小荷（2001）認為，計算語言學就是以計算機為手段來研究自然語言，較嚴格的定義是“通過建立形式化的計算模型來處理自然語言的一門科學”。要建立形式化的計算模型來處理自然語言，首先要完成適合于計算機使用的自然語言系統的描寫。這一面向“人—機對話”的機用語言系統，與以往面向“人—人對話”的日常語法系統不同。因此機用語言系統的描寫應當納入計算語言學的研究范圍，即完成了“機用語言系統”以后，才能“建立形式化的計算模型”使計算機獲得自然語言能力。綜上所論，計算語言學可以定義為——利用計算機作為工具研究語言、研究機用自然語言系統、研究語言系統或語言能力的計算性，同時建構基于計算機應用、數學模型、認知科學等相關學科基礎之上的語言理論的新學科。姑且圖示如下：

工具性：利用計算機研究語言

計算語言學描寫性：研究機用自然語言系統

技術性：研究語言系統的計算性

理論性：建構新的語言學理論

雖然計算語言學的關鍵任務是研究人機之間的語言交際問題，即“如何教計算機學會說話”。但是從本質上來說，研究語言系統或語言能力的可計算性和利用計算機工具來研究語言是相通的，只是前者探索的是適合于人－機對話的語言能力，而后者討論的是適合于人－人對話的語言規則。

依據目前的語言研究成果和信息處理技術路線，計算語言學包括應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理論研究三個方面。（陳小荷2001）應用基礎研究指語言處理的基本技術研究。現階段的主要進展是：1．自動分詞技術：這是計算機理解自然語言的第一步。目前漢語書面語自動分詞的正確率達到95以上。2．詞語特征標注技術：現階段的詞語特征包括詞性和義項，這是句法結構理解的基礎。兩種標注可采用相似的計算模型但后者要復雜得多，目前尚無大規模的實驗結果報道。3．語句分析技術：句法結構和語義結構是自然語言理解的關鍵技術，目前分析真實文本句子的正確率僅在40左右。4．語料庫建設技術：語料庫是為特定目的而收集的言語作品集，包括語料處理和檢索。研究語句分析需要存放句法分析樹的“樹庫”，但目前的漢語語料庫加工程度較低，所建立的樹庫很少且規模不大。5．語言知識庫建設技術：語言知識包括詞匯知識、語法知識和語義知識等，事實性和規則性知識分別放在機讀詞典和規則庫中。語句分析技術之所以不能取得突破，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尚無適合于中文信息處理的大規模語言知識庫。

應用研究指自然語言處理的應用工具的研制。現階段的熱點主要有：1．機器翻譯工具：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機器翻譯的質量仍然令人失望。現在通行的是有限范圍翻譯和機器輔助翻譯。2．自動文摘工具：微軟公司的詞處理器word有用于英語的文摘功能，哈工大研制的hit-863i型中文自動文摘系統可按用戶設定的比例壓縮原文。3．自動校對工具：現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誤報率過高，并且深層錯誤難以發現。4．信息檢索工具：有主題詞檢索、全文檢索兩種。前者需要預先有一個主題詞表；后者任意字符串都可成為檢索對象。另外從語料庫中自動獲取各種知識的“信息抽取”在線工具的研究剛剛興起。5．言語識別和言語合成工具：言語識別（或語音識別）可分為詞語識別（計算機口語命令）、有限詞匯識別（電話訂票）和無限詞匯識別（將成段說話轉為文字）。言語合成（或語音合成）指用計算機將書面語轉換為口語即“文語轉換”，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斷詞不當且語調刻板，仿真度亟待提高。

然而，如果以為應用性特征明顯的計算語言學僅僅是技術，則未免失之于偏頗。計算語言學有著相應的理論研究，大致包括人工智能理論（含計算模型理論。目前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人工體能、人工技能。在語言能力移植電腦過程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以前，還談不上真正的人工智能）和語言學理論兩個方面。例如計算機如何或是否可以模擬人腦和語言能力，如何尋找合適的語言計算模型等，就是計算語言學家特別關心的理論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對自然語言本質屬性的重新認定、面向信息處理的機用語法學理論、語言系統與數學模型的關系、語言結構和數理邏輯的關系、語言符號的數字化可能性及其局限性、語言的異質性和受限性或語域理論、元語言理論和研究方法等一系列問題。總體而言，一方面，由于牽涉的學科太多，計算語言學的理論研究還相當薄弱，另一方面，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的計算語言學不容過多地沉醉于理論探索。計算語言學的強大發展動力植根于鮮明的應用性，必須通過實踐推動理論探索。

三、語言系統的計算機模式化要求

從語言學家的立場出發，語言系統的計算機模式化要求，就是要了解計算機需要怎樣的語言描寫成果，傳統語言學（此處指非面向語言信息處理的語言學）的研究是經驗描寫解釋型，而計算語言學的研究是實驗操作技術型，自然語言系統要能進行操作技術化處理，首先必須實現語言的計算機模式化。馮志偉（1999，p.215）認為自然語言處理一般應經過三個過程：1.形式化，將所研究的自然語言問題以一定的數學形式表示出來；2.算法化，把自然語言的數學形式轉換為算法形式；3.程序化，根據自然語言的算法形式編寫計算機程序。侯敏(1999，p.30)認為語言系統的形式化或計算機模式化必須滿足三個要求：1.高度抽象化，即從語言現象中抽象出一般規則；2.元語言的形式化，即采取形式邏輯、數學公式、程序語言等形式語言作為元語言；3.運用過程的嚴密化，即運用過程必須具有數學與邏輯的嚴密性。

袁毓林(1993)認為形式語言至少具有三個特點：基本單元的明確性、基本運算和基本關系的明確性、運算優先級別的明確性，但是自然語言在這三方面皆不明確。具體而言，1.語法范疇的邊界不明，例如語素、詞和詞組之間、詞類之間的界限不明；2.結構關系難以定義，通常所說的結構關系，如主謂、動賓等往往很難明確界定；3.層次關系不外顯，人們通常根據語感和語境等來識別結構層次。侯敏(1999，p.36—40)不贊同這種分析，針鋒相對地提出：1.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或應用目的來確立詞項或劃分詞類；2.結構關系分析需要深入到語義平面；3.形式語法已經給出了體現層次的結構樹，在分析歧義結構中可加入語義限制，至于有些連人都解決不了的層次歧義結構也不必要求計算機解決。侯敏的觀點是“理論追求的是完美，工程追求的是適用”，避開理論困難而采取工程方法，可以建立一個語言分析的近似模型。

所謂“語法范疇的邊界不明”，主要是因為這些“范疇”的設置從某種程度上肢解了語言事實；所謂“結構關系難以定義”，主要是因為這些“結構”難以反映語言的本質結構；而所謂“層次關系不外顯”，恰恰是語言結構的特點之一。這些探索和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三個根本性的問題：1.漢語結構語法學中長期存在的一些困擾，不僅是套用西方語法學框架框范漢語事實所產生的齟齬，而且也是語形語法學自身無法克服的固有問題。幾千年來的西方語形語法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存在，就是因為人腦在發育過程中逐步自建構了與認知能力協同發展的語義結構網絡，為語形語法規則提供了語義選擇清單與路徑。雖然這些語形語法規則在人際交流中可以使用，但是在語言能力的計算機移植中卻頓時陷入困境，因為計算機不存在語義網絡結構的自建構功能，缺少語義激活路徑。根據語形語法規則，計算機造出來的符合自然語句標準的概率極低，多為與對象世界不存在一致性的隨機詞語串。2.計算語言學所要求的自然語言的形式化，是基于計算機運算模式的語言研究成果。移植進計算機的“定域受限語言系統”和自然語言系統并不完全相等，嚴格說來，只是一種接近自然語言的計算機模式化符號系統。3.計算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必須建立在語言的本質共性語義性和和計算機數字化運算模式的基礎之上。如果對人類語言的認知語義性沒有足夠的認識，依然安居于語形語法窠臼而遲遲未能建構語義結構網絡，語言信息處理的目標則不可能實現。

中國信息科學界有一種看法，計算機對于形態結構的印歐語言處理具有良好的支撐能力，而對中文信息處理則不然（陳力為2000）。之所以計算機對印歐語文信息處理具有良好的支撐能力，是因為印歐語文結構類型便于建立計算機處理模型。從歷史上來看，谷登堡印刷術和打字機鍵盤都是基于字母的簡約性而發明的。一方面，字母系統的符號簡約性便于進行數據化處理，漢字符號的繁復性難以進行數據化處理；另一方面，印歐語的形態變化為形式化提供了識別標志，而漢語的孤立結構卻沒有明顯的標志。依據現在的計算機處理模型，漢字的繁復性和漢語的非形態性必然導致中文信息處理中存在一些特殊問題：1.中文信息處理的第一個“瓶頸”。漢語的常用漢字數量繁多，漢字需要解決鍵盤輸入、內部代碼、漢字識別和顯示、程序語言的數據類型、數據庫的排序和檢索等一系列問題。2.中文信息處理的第二個“瓶頸”。印歐書面語采取詞分寫形式，而漢語書面語采取單字連寫形式。由于采用西方詞法學框架，因此必須研制自動分詞技術。假定考慮以“字”和“字義塊”等作為漢語的結構單位，自動分詞技術將相應改為“字義塊”切分技術。3.印歐語的同音詞較少，而漢語的同音字較多，同義詞和量詞也十分豐富，這些都給中文信息處理帶來必須解決的難題。4.印歐語可以借助實詞的形態變化即在詞法層面上進行處理，漢語只有在句法和語義層面上進行處理，需要把語序和虛字的語法信息歸納出來再讓計算機掌握。5.印歐語的句子結構是以動詞性詞語為核心的“主—謂”結構，而漢語的句子結構是以體詞性詞語為核心的“話題—說明”結構。印歐語的句子結構劃一而句界分明，漢語的句子結構多樣、成分缺省并且前后句義纏綿。

如果說語言系統是一座“冰山”，那么以上這些語言信息處理中遇到的難題還都是語言系統浮在海水上面的那一小部分，真正的障礙是隱沒在海水下面的那一大部分。無論哪一種結構類型的自然語言系統的計算機模擬，包括形態語言，遲早會無可避免地碰撞上堅硬實在而又難以捉摸的“語義結構”。語言研究需要敢于在冰海下持續探索“語義結構”的潛水員。從自然語言系統來說，要讓計算機理解語言通常認為必須使電腦能夠解決三個問題：1．消除自然語言的一詞多義；2．揭示自然語言的潛在意義；3．掌握自然語言的聯想推理。這些問題都離不開語義分析，而語義分析技術尚處于探索階段。（侯敏1999，p.247）對于第一個問題，一詞多義可給出不同義項的清單。對于第二個問題，給出每一義項的顯性和潛性語義特征清單。對于第三個問題，給出義項或義場之間的語義關聯模式。由此可見，必須在以往的經驗語感法和先驗演繹法基礎上，引進實驗歸納法和結構優化法，消除語義“泥潭”情結，潛心于冰海中的語義“冰山”，才能逐步建構造語義結構網絡。

就世界各種語言來說，語言的計算機理解的深層次難點可能還在于：1．至今尚未揭示出人類理解語言的機制，計算機只能局部模擬自然語言理解的某些簡單過程；2．至今尚未完成人類理解語言所憑借的知識系統，建立人類進行語言表達的完整理論，計算機尚無從掌握人類語言的知識系統以及語言表達機制；3．至今尚未對人類語言所兼具的規則性和離散性、精確性和模糊性做出定量和定性的系統分析，計算機尚無從掌握語言系統的復雜性和語言使用的隨機性。(傅永和1999，p.238—239)既然語言的理解和表達是一個以知識系統為基礎的綜合性行為，因此語言系統的計算機模擬必須進行跨學科的研究，特別需要語言學、計算機科學、數學和認知科學以及百科知識學者的合作。與側重于面對自然人語言學習的語形語法學不同，如果面向語言信息處理，那么就需要以計算機智能模式來重新確定語言學的理論基礎、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

面向自然語言處理的計算語言學理論基礎，目前主要有基于語言規則性的理性主義理論（即先驗主義）和基于語言隨機性的經驗主義理論。依據理性主義的語言學理論主要有：短語結構語法（g）、擴充轉移網絡（atn）、配價語法（vg）、格語法（cg）、范疇語法（cg）、概念從屬理論（cd）、多叉多標記樹形圖分析法（mmt）、詞匯功能語法（lfg）和蒙塔古語法（mg）等。這些理論和方法，因為從“理性”出發，因此不可能反映以感受性為基礎的自然語言的真實面貌，其缺失已經日益明顯。為了克服理性主義理論的不足，采取經驗主義理論處理大規模真實文本的語料庫語言學應運而生。在收集語言資源或建立語料庫的基礎上，運用統計方法進行語言信息處理，語言交際過程的隨機性由此得到關注。面對傳統語形語法學對自然語言過程的不相適應和語義研究的復雜性，甚至有人嘗試撇開語言學家的語言研究，以借助語料庫逐步實現自然語言系統模擬。雖然借助語料庫可以解決語言信息處理的一些問題，但是僅僅依賴語料庫實現自然語言系統模擬注定此路不通。因為自然語言不是一個語料倉庫，而是一個語義和語形復合性結構系統。無論是理性主義還是經驗主義，都必須意識到：語言信息處理中所處理的是定域受限語言。這一研究的理論基礎既不應是純粹基于語言規則性的理性主義，也不應是完全依賴語言隨機性的經驗主義，而應是突出語言受限性的實驗主義。世界語言學的發展經歷了從經驗科學到先驗科學的漫長過程，計算機的發明必將促使當代語言學成為一門實驗科學。強調計算語言學的實驗主義，并非一概否定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而是要在實驗主義的基礎上運用理性和經驗的理論方法。

自然語言處理的語言理論，目前主要有基于語形的語言理解系統和基于語義的語言理解系統。前者是以語形語法研究的成果為出發點，從句法形式入手；后者是以語義研究的成果為出發點，從語義關系入手。兩種理解系統在文本輸入、預處理和自動分詞等早期環節上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基于語形的理解系統先進行詞法和句法分析，后進行語義和語用分析，基于語義的理解系統先進行語義分析和語義結構生成，后進行目標語的形式組合。生成語義學認為句子的句法特點取決于語義，語義部分才具有生成能力。認知語義學把意義看作一個植根于知識網絡和信仰系統中的認知結構，理解一個語言形式的意義必須激發相關認知領域中的其他認知結構。既然語形結構只是語義結構的表層投影，既然基于語義的理解系統才符合語言的生成機制，既然語義處理才是語言信息處理的關鍵，那么只有基于語義的理解系統才能滿足計算機對自然語言的理解和生成。

李葆嘉：論語言科學與語言技術（下）

四、人腦語言和電腦語言的性質異同

根據與“人腦語言學”的對應關系，計算語言學也可以稱之為“電腦語言學”。從人腦角度出發，電腦語言學的研究是將人腦語言系統移植電腦工具的電子工程；從電腦角度出發，電腦語言學是電腦程序模擬人腦語言能力的仿生工程。

不管是系統移植還是能力仿生，首先必須認識到人腦和電腦的異同。1.構造機制的不同：人腦是生物神經系統，具有生物認知機制，而電腦是電子計算系統，具有電子運算程序。2.伴隨情感的有無：人腦具有驅動感覺、思維和表達進行的情感性，而電腦只具有執行程序運算的機械性。3.經驗基礎的有無：人腦具有以感受性為特征的經驗基礎以及知識系統，而電腦即使配備了一定的知識背景，也不可能具有人腦一樣的認知經驗基礎。4.認知理性的異同：人腦的感受和認知可以區別為非語言層次和語言符號層次，非語言層次包括直覺和感覺，語言符號層次包括知覺（游移性印象）、象覺（清晰性意象）和統覺（邏輯性抽象）。電腦的認知理性只能夠定位于語言符號的象覺和統覺層次，難以具備豐富的認知層級系統。5.交流對象的異同：人腦的交流對象分別為對象世界和人際關系之間，具有交流的二重性；而電腦的交流對象只有執行程序的人或“人—機對話”的一重性，所謂“機—機對話”的實質仍然是“人—機對話”的連網，互聯網交流仍然是執行者之間的交流。由于計算機永遠不可能直接認知人所面對的對象世界，必須以人類的認知為中介，因此計算機永遠不可能超越人類的智慧，計算機統治人類世界永遠是一種不必要的擔憂。

其次，必須認識人腦語言系統和電腦語言系統的差別。人腦語法或自然語言法則是在歷史上逐步形成的，具有隨機性、規約性、類推性和耗散性特點；而電腦語法或機用語言法則只是自然語法的再抽象化和再規范化，具有受限性、是否性、程序性和封閉性的特點。即使將來研究出適合于語言信息處理的機用語法，也不等同于自然語法。電腦所能獲得的語言能力，只是自然語言的一部分或有限語言能力。因此，移植進電腦的語言系統必須進行界定：1.定域化語言：因為人腦語言是一個可以分為不同語域的復合性層級系統，所以必須首先確定電腦語言與人腦語言的對應層級，最佳選擇就是規范性的日常語域。2.受限化語言：只能采取有限網絡模式，才能將自然語言裁剪成適合計算機運算模式的機用語言。3.形式化語言：必須將定域受限語言的語義結構和語形規則分別形式化。4.算法化語言：借助一定的數學模型，將形式化語義和語形系統數字化。5.編程化語言：依據一定的程序語言，將數字化語義和語形系統編程化。

語言信息處理的目標，就是在受限性語言層面上逐步實現人—機對話。歸根結底，自然語法≠電腦語法，電腦語言系統是通過建立形式化的計算模型進行處理的定域自然語言系統。電腦的運算速度可以遠遠超過人腦的思維速度，但是電腦不可能具備人的能動性認知行為。語形語法學面對是人—人對話，人們在語言習得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形成了建立在認知能力之上的語義結構網絡，為語形語法規則提供了一份語義可選性清單。語言信息處理面對的是人—機對話，而語言“白板”的計算機并不具備這份語義可選性清單。語形語法規則，在教計算機如何說話的過程中頓時陷入困境。幾千年來的西方語法學之所以能夠延續下來，全賴人們具有基于認知能力的語義結構網絡的自建構功能。反之，正是這一語義結構網絡的存在，致使以往的語言學家誤以為語形語法就是語法的全部或主要，而將語義結構法則長期放逐出語法學領域。

自然語言系統的計算機處理對西方具有兩千多年傳統的語形語法學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也為東西方語言學的合流帶來了新的契機。回顧20世紀東西方語言學合流的歷程，之所以出現西方語法學框架和漢語事實的錯位，是因為合流基點的選擇陷入誤區。西語具有豐富的語形結構（這里指形態變化）而漢語基本沒有（漢語主要依靠語序、虛詞、韻律和語氣，另外對語境或語用具有極大依賴性）。選擇建立在形態變化基礎上的西方語法學框架作為合流的基點，必然導致這一過程的曲折。反思的結果顯示，東西方語言學合流的基點應當是建立在人類語言所共有的語義結構基礎上的語義語法學理論。隨著對語言能力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語言信息處理對傳統語言學的挑戰，傳統語義研究在新的形勢下得以復活。隨著世界語言學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從語形研究向語義研究的轉移，東西方語言學研究的合流將在新的基點上逐步實現。

五、面向語言系統模擬的語義語法學

盡管喬姆斯基理論認識到語言形式化的重要性，但生成語義學才是語言研究本體的轉向。雖然配價語法和格語法的引進和對漢語語法意合性的認定，促使語義句法研究成為當代中國語法學界的熱點，但迄今為止，中文信息處理應用系統自覺而全面地運用語義研究成果的鮮見。這一現狀的表象似乎是語義研究成果不多，其根源卻在于沒有徹底認識到——必須從人類（不限于印歐族群）普通（不限于歐洲唯理主義）語法（不限于形態語言）的高度，來解決語言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創新。無論是語言信息處理，還是語言機制揭示，漢語研究都需要既能反映漢語個性又植根于人類語言共性的原創理論。

人類的認知表現為對象世界的符號化（認知對象的符號化形成語義單元）、范疇化（語義單元的范疇化形成語義類別）和關聯化（語義類別的關聯化形成語義結構）。西方語言中的詞法范疇原型是先民通過語音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認知范疇或語義類別。語言的形態標記性、單位分布性和結構層次性都是語義類別關聯化在表達層面的投影或者制約。一方面，隨著人們認知的發展，反映原始認知足跡的形態范疇（如原始生物觀的“性”、原始計算法的“數”）的價值日益消解；另一方面，隨著語言系統的演化，表現原始認知足跡的語法手段又不可避免地合并、弱化和喪失。語序、功能詞等手段的補償，導致語言結構類型從綜合型向分析型方向嬗變。這一過程證明，原始詞法范疇在句法結構中并不具有充分必要性。一種語言可以沒有詞法形態變化，但不可能沒有語義結構規則。不同的自然語言之間之所以可能互譯，其基礎就是存在可互通性語義，盡管結構類型迥然不同。（李葆嘉2001）

由此可見，人類語言的本質屬性是語義性，其他屬性都是語義性的派生。人類語言的共性可以概括為：在人類感知對象世界的過程中，神經機制依據象似性模式促使對象世界語符化，音義一體化的語符具有實體性和范疇性，由此組成的語義結構具有語境性和關聯性，語義結構的語境性表現為語用、語義結構的關聯性投影為語形，而語義結構模式具有生成性。圖示如下：

神經機制語義實體語境-語用性

象似性認知過程語符語義結構生成性

對象世界語音范疇關聯-語形性

在自然語言能力移植工程中，計算機需要的是具有語言本質共性的語義結構網絡，由此有必要首先建構語義語法學。所謂“語義語法學”不是“語義＋語法的學”，而是以語義為研究對象的語法學。把語義結構的表層投影——語形作為語法研究的純正對象，有悖于語言結構的真實本體。喬姆斯基試圖在語形結構進行數理化描寫的基礎上，建構反映語言能力的生成語法體系勢必捉襟見肘。這一初始思路必然導致“拋開語義——深層語義——語義解釋——邏輯表達——邏輯式”這樣的“不斷革命”。雖然喬姆斯基強調語言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語言天賦，但依據其理論思路：普遍語法（研究對象）——語言能力（哲學基礎）——自然主義（學科性質）——數學方法（方法借鑒）——符號描寫（形式載體）——形式語法（研究成果），顯然缺少人類天賦中最關鍵的認知性語義能力這一環節。完全排斥語義的經典理論階段，其句法結構規則必然導致生成出一批語言事實中并不存在的語符串。即使在不得不引進語義解釋的標準理論階段，也沒有放棄把形式結構作為句法生成的基礎規則。然而，任何脫離語義的語法形式化注定流產，不可能達到揭示語言生成機制或普遍語法的目標。

如果說語義語法學的語言觀強調人類語言的本質共性是語義性，那么語義語法學的語法觀則突出語義結構是語法的主要研究對象。在歐洲傳統語文學中，“語法”主要指基于形態變化的詞法和句法規則。在歷史比較語言學時代，“語法”包括語音法則，因此才有“青年語法學派”之稱。20世紀的結構主義和描寫主義促使“語法”研究的對象日益窄化。依據語言是音義符號系統這一論斷，所謂“語法”即語言結構之法，當包括語音結構法和語義結構法。在語言系統的第一次劃分中沒有通常所說的“語法”即語形結構法的位置。語形結構是語義結構的表層投射或制約，語形結構法依附于語義結構法。語言系統的音義二分以及相關研究學科，圖示如下：

語音分析（生理語音學、物理語音學）

自然語音解析

語言（語音學）語音結構（音位系統學、語流節律學）

符號語形結構（語形語法學）

系統語義投影聚合性義場（詞類）

（語義學）語義結構（語義語法學）

組合性義場（句模）

以往的“語音、詞匯、語法”三分法，迷糊了研究者的視線。雖然語形語法研究在語言交際和語言教學中具有一定或者相當用途，但是從研究角度而言，卻避開了關鍵的語義結構法則。

人類認知的本質是對世界圖式的語義符號化，人所認識的世界就是存在于語言符號系統中的世界。語義結構網絡表現為“實體范疇化”（聚合性義場）和“關系模式化”（組合性義場）的相互交錯。廣義語義不僅包括實體范疇化的詞匯語義和關系模式化的結構語義，而且包括語境范疇化的語用語義。語法的真實本體或語法研究的切實對象應當是語義范疇及其關聯模式。結構語法和生成語言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強調“語言系統”，而后者強調“語言能力”，但其共通之處卻在于皆以語義結構的虛象——語形作為研究實相，始終游離于語法真實本體之外。依據語形語法學的有限范疇和簡略框架（詞類劃分、語形成分、短語結構、句子成分等），既難以深入分析句法結構，更不可能有效駕馭語言結構的生成機制。從表達來說，語義編碼是一切語言編碼的基礎，要揭示語言的奧秘必須從語義入手。語形型語言（并非只有語形，而是語形隱含或遮蔽了語義語法）和語義型語言（并非沒有語法，而是沒有形態變化語法）的研究基礎，都應是語符的語義性。語義語法學的語法觀突出語義結構，表面上突出漢語的個性特征，實質上受制于人類語言的本質共性。關于語形型語言和語義型語言的大致異同，圖示如下：

語形型語言：形態手段

語義范疇——語義網絡（知識世界）——元語言（日常認知）

語義型語言：非形態手段好范文版權所有

人類的語言符號系統，本質上是一個意義隱喻系統。作為人類認知基本能力的隱喻，其更深層次是源于動物性感受的模仿（基于事物的相似性）與借代（基于事物的相關性）這兩種認知能力。關于語言符號系統的形成大致流程，圖示如下：

神經機制情緒模式

認知機制具體感受元語言（日常認知）——語義網絡（知識世界）

對象世界經驗框架

西方語法學源于古希臘的“語言·哲學·邏輯”混沌母體，西方哲人的邏輯研究基于思辯性語言活動。因為邏輯的基本單位是概念和命題，因此人們往往把注重語義的語法研究混同于邏輯的研究。漢語實詞的義類劃分不是根據邏輯意義，而是借助日常語義；漢語句讀之間的語法關系不是根據邏輯關系，而是遵循事理關系。雖然邏輯規則是語法規則的部分再抽象化，但泛邏輯主義卻致使人們誤以為語法規則都可以邏輯化。自然語言首先具有本能傳情性和日常認知性，語言結構法則主要依據廣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理關系。這一事理關系包括：時序先后性、空間位置性、主觀因果性、主觀目的性和評估好惡性等等。不是日常語法以思辯邏輯為基礎，而是思辯邏輯以日常語法為基礎。同樣，雖然可以借用數理符號轉寫具有算法性的語言結構法則，但不可把語言法則混同于數理邏輯規則。

語義語法學的技術路線，是從建構現代漢語元語言系統到建構現代漢語語義網絡。雖然自然語言信息處理依賴于語義結構的形式化，但是一些語言學家往往視語義研究成果為“非語法”，并且對其形式化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一方面語義單元不具備語形變化的顯著標記，而包含較多的意會性；另一方面語義單元并非沒有范疇標準，也具有感受或認知的一致性。所謂語義的客觀性和主觀性就是語義的集體認同性和個人聯想性，其本質是個體使用的“素單位”和集體認同的“位單位”之間的矛盾。語義語法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具有集體認同性的“義位”（標準體），然后才有可能是僅具個人使用性的“義素”（義位變體）。盡管語義單元或語元數量眾多，語義結構關系復雜，但它們以潛在的元語言系統為基礎。語義結構網絡由語元實體和語義關系組成。同類語元之間具有聚合性語義關系，異類語元之間具有組合性語義關系。換而言之，每一語元都具有兩種互相制約著的語義關系，一是同一義場內的各個“義位”之間的“義征”（語義特征）異同，一是不同義場的“義位”之間的“義聯”（語義關聯）異同。由此，可以依據義征和義聯的異同而建立聚合性義位系統和組合性義聯系統，在兩者基礎上在編織語義結構網絡。句法結構的形式化應當是語義結構的形式化，而語義結構的形式化就是義場關聯模式。

現代漢語語義語法的基礎研究是建立“現代漢語元語言系統”，這一研究可比喻為“語言基因圖譜分析工程”。其研究思路是：首先歸納出現代漢語詞典中用于釋義的最低限量詞匯，以建構釋義元語言系統；其次依據日常語言交際和語言教學中的用詞，參照釋義元語言以建立詞匯元語言系統；再次抽象出義征范疇以建立析義元語言系統，完成語義標記集。在以上成果基礎上，一方面可以結合認知心理學和神經語言學的成果進一步研究認知元語言系統，另一方面可以依據語言信息處理的要求，建立機用元語言系統。（李葆嘉等2002）

在現代漢語元語言系統這一基礎性工作完成以后，才可以逐步建構現代漢語語義結構網絡。研究程序和主要方法大致如下：1.義征對比法。依據有限網絡模型，借助析義元語言系統對義元進行形式化描寫即標注義征。給出義元在義場內的語義特征，其目標是建構聚合性義場。2.義聯配比法。依據有限網絡模式，對語義符號的配比關系進行形式化描寫即標注義聯，在分析和描寫過程中歸納出關聯性元語言系統和語義結構關聯框架。語義句法的本質是相關義場之間的配比，因此義聯標記體現著義場配比。給出義場之間的語義選擇或語義制約規則，其目標是建立組合性義場。3.語形標記法。漢語具有詞序、虛詞和韻律等形式手段。韻律手段屬于語音句法，可姑且不論。漢語的語形大致可以概括為兩種：附著在詞或詞組上的詞語級語形是完構成分；附著在句干上的句子級語形是完句成分。在進行漢語語形范疇化研究的同時，尋找語義關聯和語形成分之間的對應性，然后對語形系統進行層級性形式化描寫。4.合成建構法。在義征、義聯和語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相關標記的合成以建構語義結構句模系統。

“語言能力移植工程”的語言學部分主要是語義結構網絡研究。通過建立形式化的計算模型，可以將語義結構網絡進一步形式化、算法化和程序化。語義語法系統研究的每一結果，都可以也應當用計算機操作作為驗證。以往的語法學研究，除了執著于語形研究以外，還有一個根本性的缺憾，就是不具備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實驗手段，因此難免經驗性、臆斷性和游移性等。采取計算機作為研究和驗證手段，從而使語法研究具有鮮明的技術性和可證偽性。人們常說，只有學會一門外語，人們才真正了解自己的母語。與此同理，只有計算機掌握了自然語言，人類才深入揭示出自然語言的奧秘。換而言之，根據語言學習對象的不同，可能存在三種教學語法：一種是母語教學語法（著重于語形語法，因為人類對語義結構網絡和語言知識庫具有自建構能力），一種是對外語言教學語法（需要在語形語法的基礎上增加與語言理解相關的社會文化知識，因為不同語言的語義結構網絡具有不同的文化性），一種是計算機模擬語言能力的語法（需要語義語法和語言知識庫，因為計算機不具備語義結構網絡自建構能力以及與語言理解相關的知識系統的自學習能力）。也只有揭示出語義結構網絡，語法學研究才能夠在語形語法研究的基礎上取得全面突破，語法形式、語形語法意義和語義語法意義，才能夠全面貫通。

盡管語義研究及其形式化相當困難，但是在語義語法學理論的指導下，根據定域（語言定域）、定量（詞語定量）、定性（義元定性）、定式（義聯定式）的“四定”原則逐層實施，自然語言的理解與生成有可能在單句模式系統中首先實現。只要對語言本質的探索和人腦語言移植電腦的目標不變，就必須穿越語義研究的沼澤地。如果說20世紀是語形語法學的世紀，那么可以預言21世紀將是語義語法學的世紀。

六、語言科技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自然語言的計算機理解和生成已經成為國際語言學研究的聚焦，語言信息處理的技術水平已經成為當前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盡快培養兼通語言學、計算機科學、數學和認知科學的復合型人才迫在眉睫。據《美國計算語言學雜志》1986年統計，全球設置計算語言學博士學位的大學已有105所，其中美國63所。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已有計算語言學的學士和碩士專業。（侯敏1999，p.27）

中國的機器翻譯在20世紀50年代啟動，但由于反復不斷的政治**停滯了近20年。1981年，成立了中文信息學會。1987年，隸屬于中文信息學會的計算語言學專業委員會成立。通過計算機專家和語言學家的努力，已經取得語言信息處理的一系列成果。但迄今為止，中國大陸計算語言學方向的研究生的培養，或附屬在漢語言文字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學位點，或附屬在計算機應用等學位點，專門性的本科專業迄今尚無設置。根據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一方面，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分屬不同專業，兼通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人才的培養如隔重山；另一方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中，作為學術或準科學的“語言學”在前而作為藝術或教化工具的“文學”為重，兩者始終捏而不合。

依據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的發展規劃，2001年4月成立了語言科技研究所，6月成立了語言科學及技術系，現在正在建設一個包括教學功能、科研功能、開發功能和交流功能的語言科技實驗中心。在現有專業目錄內增設的漢語言專業，以“語言科技”為特色，課程設置以語言學、計算機科學、數學和認知科學為四大學科支柱，2002年開始招收首屆中文信息處理方向的本科生。這一舉措，為多年來倡導的文理工學科滲透，找到了一個準確的切入口。語言科技專業的培養目標是：立足當代語言科技領域，放眼未來相關科技前沿，以語言學與相關學科相的結合為導向，培養有利于促進21世紀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復合型創新人才。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南京師范大學語言學學科點擬在三五年內完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建構“教育性——科研性——開發性”的綜合型高等教育基地。

面對信息科技對當代語言學的挑戰，“語言科技”新思維應運而生。這是一個可以在描寫語言學、理論語言學和計算語言學之間，可以在語言學和相關學科之間，充分發揮溝通作用并引發許多思考的新概念。依據這一新思維，首先建構了面向語言工程的語義語法學理論，并進一步將這一工程具體化為“語言基因圖譜分析工程”和“語言能力移植工程”。當代信息科技的發展趨勢表明，研究對象的語義性和研究過程及其成果的技術化將成為21世紀的語言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