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論遵義會議

再論遵義會議

——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

歷史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有時往往令人異常驚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歷史一分為二，成為前后兩個14年。這個中間點，既是黨的歷史第一次由“左”的錯誤瀕臨絕境走向正確的轉折點，也是黨的領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線。

重溫這段歷史，深入分析遵義會議前后的若干重要節點，科學地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對于全面認識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發展不無裨益。

一、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三個改變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其中，《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伍修權在《七律·歷史轉折》詩中嘆道：“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

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

（一）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

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耿飚：《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特殊貢獻》，《人民日報》1994年 12月 18日。）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

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二）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參見《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頁。)別的不說，中央蘇區在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進入鼎盛時期的總人口才400多萬，紅軍只有13萬。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時，中央蘇區已丟失一些區域，還要擴紅100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參加長征時只有8.6萬多人。

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

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

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因此，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三）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頁。)

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頁。)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不僅二渡赤水后搶占婁山關、重進遵義城，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而且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變了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局面，實現了中央紅軍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

上述三大改變，最重要的是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改變。有了這個改變，才有思想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的改變，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的第一次偉大轉折。

二、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是與其前后召開的系列會議密切相關的

長期以來，講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講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對此前和此后的其他會議則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筆者在做現場考察的“長征行”時，了解到黨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間，比較重要的就達20多個，除遵義會議外，還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等。這就有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與這些會議的關系問題。

（一）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準備的系列會議。

1.通道會議。

這是血戰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那時，國民黨政府在湘西集結近20萬軍隊。面臨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可能遭致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中央領導對于紅軍的進軍方向發生了爭論。不是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加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反對北上湘西并陳述了改道去貴州的意見，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的明確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貴州，但沒放棄再去湘西的主張。只有李德頑固地堅持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

會議為了爭取博古，只決定立即西進黔東。這樣，通道會議雖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但實現了戰術“轉兵”。這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

2.黎平會議。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講了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毛澤東根據敵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里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頁。）

這就改變了原來的戰略方針，實現了戰略“轉兵”。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另外開會，討論五次反“圍剿”斗爭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

3.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達甕安縣猴場鎮。部隊正忙著準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李德仍頑固地堅持錯誤方針，博古的思想發生反復。他們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在1935年1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都反對他們的主張。毛澤東再次發言，駁斥博古、李德，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一定的組織準備。

（二）對鞏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發揮重要作用的系列會議。

1.“雞鳴三省”會議。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經赤水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來敵情不斷發生變化，就進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轉戰。在土城戰斗失利后，紅軍一渡赤水向川南前進。1935年2月5日，軍委縱隊到達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2.扎西會議。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云南東北邊陲的威信縣扎西。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決定由中央領導人分別向中央紅軍各部傳達，并將“決議大綱”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

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會議還鑒于川滇追敵有向紅軍形成夾擊之勢，而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決定回師東進，在川滇黔邊先作發展；為便于機動連續作戰，還對中央紅軍各軍團實行整編，充實紅軍作戰力量。會后，紅軍迅速轉兵東進，二渡赤水。

3.茍壩會議。

紅軍二渡赤水后，向敵軍兵力空虛的貴州桐梓地區急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占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在五天內，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于是，蔣介石飛抵重慶“督剿”。為了粉碎敵軍圍攻，也為了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經過遵義大捷，紅軍求戰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軍隊有兩個師擺在遵義以西的打鼓新場一帶。中央縱隊到達距離打鼓新場百余里的茍壩后，紅一軍團領導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在3月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的20多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將剛就職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表決掉了。

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到周恩來處，兩人去找朱德，三人認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朱德。第二天開會，重新討論這一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

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對中央政治局負責。隨后，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因為遵義會議只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職務。“雞鳴三省”會議和扎西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了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次茍壩會議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由于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他實際上起到了決策人的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他就是“總設計師”。對于毛澤東而言，茍壩會議顯然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續篇。

（三）辯證地認識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

為了把握好遵義會議與前后一系列會議的關系，通過對上述會議的考察，筆者形成了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認識的三個方法論原則。

（1）要把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同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事件的發生放在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不應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直線化。

（2）要把對歷史環節的認識同對歷史鏈條的認識結合起來，既要充分肯定具體歷史環節的作用，又要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鏈條中加以平衡。

（3）要把對歷史主力作用的認識同歷史合力作用的認識結合起來，既充分肯定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殺其他因素的作用。

據此，對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可以講兩句話：

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既要講“過程論”，即把遵義會議發生的偉大轉折，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也要講“合力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諸多會議都為推進這次偉大轉折發揮了作用，同時還要講“鏈條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都是實現黨的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環節。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是一環扣一環的，或者說，沒有上環就難有下環。這樣，每個歷史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作用。從這幾個方面說，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義會議的結果，而應看到歷史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綜合作用。就此而言，說上述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可以避免因孤立講某個會議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

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講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是推進歷史轉折的系列會議，并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要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與分力相輔相成，紅花與綠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為基礎，綠葉乃為托出紅花。因此，對這段歷史，既要講系列會議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

說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充任這一系列會議中的重要標志。具體來說是因為：

第一，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正路線之亂（軍事領導方面）。

第二，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第三，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是小范圍的，只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于統一全軍的思想，堅決保證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

第四，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遵義會議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更加凸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央核心領導的正確決策，并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這兩句話是什么關系呢？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因此，講遵義會議所產生的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作用，既要講前一句話，還要突出后一句話。

三、以遵義會議為界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個14年

對遵義會議歷史意義的認識，既要放在那段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考察，還要放到整個新民主主義歷史進程中進行分析。歷史的發展往往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習近平在談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關系時說：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的歷史進程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作為兩個歷史時期的轉折點而言，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的話，那么遵義會議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

——其次，就兩個歷史時期的曲折發展而言，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30年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八年的順利發展，接著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樣，遵義會議前的14年，建黨之后參與領導的頭6年的大革命運動是黨的歷史首度輝煌，接著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敗和接二連三的“左”傾錯誤的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這兩個轉折點，都處于黨的歷史發展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危急關頭。

——再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30多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此一樣，遵義會議后的14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那么，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呢？筆者在比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關系時，曾經作了一個總的判斷，即前“30年”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后“30年”是前“30年”的歷史延續、方向校正和創新性發展。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這個說法機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但是就辯證地、歷史地進行比較研究而言（既要從前往后看，又要從后回頭往前看），這個思路還是可以借鑒的。

（一）先看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其后14年的影響。一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已有初步認識，為后14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辛開拓，為后14年概括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建立廣大蘇區的革命實踐和在蘇區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草創建設，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提供了初步經驗。

四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可貴探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后14年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和決定黨的性質的三大優良作風奠定了認識基礎。

五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為后14年形成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干部準備。

與此同時，要正確地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講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14年黨的歷史。在那14年，正確的指導思想還是主流，犯錯誤是第二位的。右的錯誤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過半年左右；“左”的錯誤主要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只有4年。

——講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只是就其成熟性、穩定性而言，并不是說黨的歷史只從遵義會議才開始，此前的領導都不算數。如果這樣理解，那是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誤讀。

——就是在黨犯錯誤時期，廣大黨員和黨領導的廣大群眾，還有從基層干部到高級領導干部，為革命仍然做了許多工作和巨大貢獻。自土地革命戰爭起，開辟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革命根據地，形成的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和長征精神，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卓絕斗爭中鑄就的。這些革命精神永遠感天動地，熠熠生輝。

——對犯錯誤的領導人也要具體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錯全錯”的形而上學思維定勢。陳獨秀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張建立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也是應當肯定的。

（二）再回過頭來看，遵義會議的后14年與此前14年的關系。

這后14年也有撥亂反正、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三個層面，即在撥亂反正、糾正錯誤之后，繼承前14年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理論成果，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具體地說：

一是實現了中央高層領導的改組，在確立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正確領導后，逐漸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是實現了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經過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飛越金沙江、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達陜北后，抓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了新的發展，人民軍隊越戰越強，最后消滅 800萬國民黨軍隊，建立了新中國。

三是在總結井岡山時期和蘇區時期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和把握，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四是在遵義會議時，由于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根據面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如果說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在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系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改變過去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盲目性，逐漸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原則，并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是通過延安整風，在總結遵義會議前黨領導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批判“左”、右傾錯誤，確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有屬于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河。

筆者以為，以遵義會議為界把民主革命的歷程劃分為前后兩個 14年，并且從前后兩個方面來辯證地、歷史地認識我們黨的這段歷史，有助于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認識黨領導的 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第二篇：遵義會議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２、紅６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１５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

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７座縣城，于１２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１２月３１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１９３５年１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１月７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４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３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

第三篇：遵義會議

第一點，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使黨和紅軍轉危為安，并逐步走向勝利。

關于這一點，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作了高度評價。大家知道，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同志反對“本本主義”，從中國實際出發，引導黨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展開了農村中的斗爭。經過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堅持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的道路。由于指導思想符合實際，各地紅軍、游擊隊和他們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都欣欣向榮，在斗爭中取得了許多勝利。整個革命局面是比較好的。黨的組織和紅軍隊伍都曾發展到３０萬人。但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者由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支持而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和路線，排除了毛澤東同志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在幾年中，錯誤領導把一個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壞掉了，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損失，直至造成紅軍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據地，并在行軍中陷入被動挨打瀕于全軍覆滅的危機。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育了黨和紅軍中的大多數高級干部，使大家覺悟和團結起來，積極要求糾正“左”傾錯誤。主要由于毛澤東同志的推動，黨中央在緊急關頭召開遵義會議，堅決糾正了當務之急的黨在軍事上的錯誤，這就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在黨內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會議討論通過的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明確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對第五次“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后繼續遭到的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極其危險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從此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如果沒有這次會議，就不可能在國民黨軍隊處于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取得紅軍長征的勝利，也就很難設想后來能取得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因此，毛澤東同志在１９４５年黨的七大期間曾深情地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第二點，遵義會議是我們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在這以后，中國革命擺脫了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應當指出的是，遵義會議能夠擺脫共產國際的干預，自己順利地解決問題，在客觀上有一個特殊情況，即在紅軍長征前夕的緊急情況下，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臺聯系中斷，這反而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問題創造了客觀條件。遵義會議解除了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在中國紅軍中指手畫腳的李德的兵權，批判他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這是中共黨史上在排除了外來壓力的情況下采取的一個果斷舉措。

在遵義會議后，我們黨逐漸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走自己的路。這種認識在遵義會議前對全黨來說是沒有的，當時黨內流行的倒是與此相反的傾向。《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２０年代后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限于絕境。”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國經驗，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實踐表明，對待馬克思主義是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還是采取非科學的、窒息創造活力的“本本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

說，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遵義會議后，我們黨之所以充滿活力，就是因為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和決議，“遠方”來的任何意見，是否適用于中國，如何應用于中國，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作出判斷。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們行動的指南，但為解決革命中遇到的任何問題，不是從原理演繹出結論，而是總結自己的經驗，分析具體情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黨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走出了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提供了新的觀點，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我們今天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比過去的革命時期任務更艱巨，情況更復雜，因此更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開拓、務實的科學創造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路線，正是繼承和發揚了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創造精神。

第三點，遵義會議糾正了過去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遵義會議以前，黨在組織生活上流行著家長制和懲辦主義，黨內的思想斗爭動輒實行所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遵義會議樹立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典范。它一方面對“左”傾路線的嚴重錯誤進行嚴肅認真的批評，并從組織上作了調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單純地追究個人責任，而主要是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澤東同志后來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時所指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則是非，又要團結同志，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在遵義會議以后，曾在長時期清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傾錯誤，但沒有給犯錯誤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懲辦，而是仍然分配他們以適當的領導工作，積極幫助他們從思想上認識與改正錯誤，并耐心地等待其覺悟。這為后來黨的建設特別是堅持黨的基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四點，自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從組織上保證了我們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行。遵義會議在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后，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會議一致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由周恩來、朱德二同志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同志組成的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從此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遵義會議前，我們黨“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偽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上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這就是我們黨第一代的領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大黨中，沒有正確的領導，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勝利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對遵義會議的最好紀念，就是要繼承和發揚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深入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加強黨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

第四篇：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觀后感一

根據黨中央《關于觀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遵義會議》的通知》精神，西安市第25中學黨員教師于2017年3月1日在西安和平影院觀看近95分鐘的《遵義會議》影片。

該片是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獻禮影片，講述了1935年1月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的遵義會議。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真實記錄了革命先輩們在重大緊要關頭的信仰追求和堅定意志，準確塑造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輝形象，深刻詮釋出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和長征精神。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悠關的轉折點，挽救了黨、挽救了人們、挽救了革命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結束了博古和李德“左傾”教導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使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戰爭轉危為安，“遵義會議”大大加快我國革命勝利發展的進程等這些革命歷史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

《遵義會議》影片對宣傳遵義，提升遵義形象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鎮黨委書記張文波強調，全鎮黨員干部要利用業余時間收看電影《遵義會議》，全鎮黨員干部更要把觀看電影《遵義會議》作為“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一項重要學習內容。

第五篇：遵義會議

參觀遵義會議有感

2014年6月29日，縣供銷社十多人驅車來到貴州省遵義市，參觀了具有革命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會址。

通過參觀，大家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的洗禮。看著一件件歷史資料和實景，聽著講解員的描述，當年遵義會議好像歷歷在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組了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當時黨內所面臨最迫切的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通過參觀學習，大家一至表示，在當前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我們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的五種精神，首先應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實事求是的精神，遵義會議堪稱實事求是的典范，無論是對五

次反圍剿以來的歷史總結，還是對紅軍進一步軍事行動的謀劃，和對犯錯誤同志的批評，無不體現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第二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獨立自主的精神，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第三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堅定信念的精神，由于有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念，黨和紅軍才能歷盡磨難而不跨，屢遭挫折而不散。第四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民主團結的精神，遵義會議是正確進行黨內斗爭的光輝典范，是體現黨內民主團結的光輝典范。第三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務求必勝的精神，務求必勝就要敢于堅持真理，只有堅持真理才能保證黨和紅軍從勝利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