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遵義會議--黨課（范文）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始確立實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一、會議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后，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遵義會議會址(圖一)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并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同志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二、參會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遵義會議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陳云(1905年-1995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1898年-1976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遵義會議會址，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員

劉伯承(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舊址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林彪(1907年-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三、會議起因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

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遵義會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于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1]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四、會議經過

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3]

五、會議內容

遵義會議的內容

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后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陳云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5)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稕Q議》主要內容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稕Q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在敵人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御(即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沖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決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痹谔K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干部中群眾中關于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后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六、會議意義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志。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4]。

第二篇：遵義會議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２、紅６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１５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

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７座縣城，于１２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１２月３１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１９３５年１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１月７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４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３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

第三篇：遵義會議

第一點，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使黨和紅軍轉危為安，并逐步走向勝利。

關于這一點，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作了高度評價。大家知道，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同志反對“本本主義”，從中國實際出發，引導黨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展開了農村中的斗爭。經過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堅持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的道路。由于指導思想符合實際，各地紅軍、游擊隊和他們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都欣欣向榮，在斗爭中取得了許多勝利。整個革命局面是比較好的。黨的組織和紅軍隊伍都曾發展到３０萬人。但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者由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支持而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和路線，排除了毛澤東同志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在幾年中，錯誤領導把一個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壞掉了，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損失，直至造成紅軍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據地，并在行軍中陷入被動挨打瀕于全軍覆滅的危機。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育了黨和紅軍中的大多數高級干部，使大家覺悟和團結起來，積極要求糾正“左”傾錯誤。主要由于毛澤東同志的推動，黨中央在緊急關頭召開遵義會議，堅決糾正了當務之急的黨在軍事上的錯誤，這就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在黨內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會議討論通過的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明確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對第五次“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后繼續遭到的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極其危險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從此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如果沒有這次會議，就不可能在國民黨軍隊處于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取得紅軍長征的勝利，也就很難設想后來能取得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因此，毛澤東同志在１９４５年黨的七大期間曾深情地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第二點，遵義會議是我們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在這以后，中國革命擺脫了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應當指出的是，遵義會議能夠擺脫共產國際的干預，自己順利地解決問題，在客觀上有一個特殊情況，即在紅軍長征前夕的緊急情況下，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臺聯系中斷，這反而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問題創造了客觀條件。遵義會議解除了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在中國紅軍中指手畫腳的李德的兵權，批判他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這是中共黨史上在排除了外來壓力的情況下采取的一個果斷舉措。

在遵義會議后，我們黨逐漸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走自己的路。這種認識在遵義會議前對全黨來說是沒有的，當時黨內流行的倒是與此相反的傾向。《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勘痴b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２０年代后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限于絕境。”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國經驗，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實踐表明，對待馬克思主義是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還是采取非科學的、窒息創造活力的“本本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

說，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遵義會議后，我們黨之所以充滿活力，就是因為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和決議，“遠方”來的任何意見，是否適用于中國，如何應用于中國，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作出判斷。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們行動的指南，但為解決革命中遇到的任何問題，不是從原理演繹出結論，而是總結自己的經驗，分析具體情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黨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走出了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提供了新的觀點，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我們今天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比過去的革命時期任務更艱巨，情況更復雜，因此更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開拓、務實的科學創造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路線，正是繼承和發揚了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創造精神。

第三點，遵義會議糾正了過去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遵義會議以前，黨在組織生活上流行著家長制和懲辦主義，黨內的思想斗爭動輒實行所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遵義會議樹立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典范。它一方面對“左”傾路線的嚴重錯誤進行嚴肅認真的批評，并從組織上作了調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單純地追究個人責任，而主要是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澤東同志后來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時所指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則是非，又要團結同志，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在遵義會議以后，曾在長時期清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傾錯誤，但沒有給犯錯誤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懲辦，而是仍然分配他們以適當的領導工作，積極幫助他們從思想上認識與改正錯誤，并耐心地等待其覺悟。這為后來黨的建設特別是堅持黨的基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四點，自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從組織上保證了我們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行。遵義會議在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后，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會議一致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由周恩來、朱德二同志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同志組成的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從此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遵義會議前，我們黨“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偽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上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霸?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這就是我們黨第一代的領導?！痹谥袊@樣的大國大黨中，沒有正確的領導，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勝利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對遵義會議的最好紀念，就是要繼承和發揚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深入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加強黨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

第四篇：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觀后感一

根據黨中央《關于觀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遵義會議》的通知》精神，西安市第25中學黨員教師于2017年3月1日在西安和平影院觀看近95分鐘的《遵義會議》影片。

該片是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獻禮影片，講述了1935年1月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的遵義會議。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真實記錄了革命先輩們在重大緊要關頭的信仰追求和堅定意志，準確塑造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輝形象，深刻詮釋出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和長征精神。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悠關的轉折點，挽救了黨、挽救了人們、挽救了革命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結束了博古和李德“左傾”教導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使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戰爭轉危為安，“遵義會議”大大加快我國革命勝利發展的進程等這些革命歷史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

《遵義會議》影片對宣傳遵義，提升遵義形象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鎮黨委書記張文波強調，全鎮黨員干部要利用業余時間收看電影《遵義會議》，全鎮黨員干部更要把觀看電影《遵義會議》作為“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一項重要學習內容。

第五篇：遵義會議

參觀遵義會議有感

2014年6月29日，縣供銷社十多人驅車來到貴州省遵義市，參觀了具有革命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會址。

通過參觀，大家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的洗禮。看著一件件歷史資料和實景，聽著講解員的描述，當年遵義會議好像歷歷在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組了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當時黨內所面臨最迫切的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通過參觀學習，大家一至表示，在當前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我們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的五種精神，首先應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實事求是的精神，遵義會議堪稱實事求是的典范，無論是對五

次反圍剿以來的歷史總結，還是對紅軍進一步軍事行動的謀劃，和對犯錯誤同志的批評，無不體現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第二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獨立自主的精神，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第三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堅定信念的精神，由于有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念，黨和紅軍才能歷盡磨難而不跨，屢遭挫折而不散。第四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民主團結的精神，遵義會議是正確進行黨內斗爭的光輝典范，是體現黨內民主團結的光輝典范。第三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務求必勝的精神，務求必勝就要敢于堅持真理，只有堅持真理才能保證黨和紅軍從勝利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