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遵義會議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導讀：我根據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關于《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的內容，具體內容：遵義會議在我國眾多會議中地位是最高的會議之一，這主要是因為。接下來通過對的解析來了解它在我國地位如此之高的具體原因。以下是我整理的相關資料。遵義會議的內容遵義會議之所以...遵義會議在我國眾多會議中地位是最高的會議之一，這主要是因為。接下來通過對的解析來了解它在我國地位如此之高的具體原因。以下是我整理的相關資料。

遵義會議的內容

遵義會議之所以會在眾多共產黨的會議中脫穎而出，是因為這場會議確定了毛澤東的地位。眾所周知，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新中國。由此可見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在這場會議之前，所以毛澤東一度有成為過共產黨內部的領導人，但是這個地位一直不穩，而且很容易被動搖，第五次反圍剿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遵義會議之后，黨中央和軍隊內部，再也沒有了對毛澤東的質疑，也沒有人敢挑戰他的權威。這位我國后來的抗日戰爭等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其次，遵義會議上明確了王明等人的責任。遵義會議為什么會被召開，就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行動的失敗。原本按照毛澤東的計劃，完全是可以勝利的。但是王明等人急功好進，撤銷毛澤東的職務等，才會導致這個局面。所以在這場會議中，將與王明等人為一路的許多領導撤職。

第三，成立了新的三人團。三人團是我國共產黨的特色名詞，意味著黨

中央的三個主要領導人，原先的三人是王明等人。在這場會議后，新的三人團變成了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

這三項都是遵義會議的內容，當然遵義會議的內容遠不止這些，但這三項是最具代表性的。

遵義會議的作用

在遵義會議的作用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確立了毛澤東的地位。在此之前，共產黨內部的最高領導人并不是毛澤東，而是瞿秋白和王明等人。這些人都是激進派的左傾主義者，對于黨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危害。在遵義會議中，他們的地位下降，毛澤東的地位提高，被確立為最高領導人，這為黨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而確立了實事求是思想也是眾多遵義會議的作用之一。這個思想是正確的馬列主義思想，不但能讓黨內人員看清當時的局勢，更加遏制了黨內左傾主義的發展和擴散，讓整個共產黨氣象一新，不再處于盲目的狀態。

遵義會議的第三個作用就是確認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具備了自主解決黨內問題的能力。在會議之前，當時的領導人缺乏自主性，一旦遇到問題不思自主解決，一直求助于共產國際的幫助。但是在這場會議，由于正確領導人的主持，成功了解決了黨內的問題，標志著當時的共產黨已經具備了自主獨立的能力。

遵義會議的作用有很多，以上是它作重要的三個。通過遵義會議的召開，讓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挽回了敗勢，并且保住了許多有生力量，為后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打下了基礎。

首先，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這場會議之后，再沒有人可以隨意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也沒有人能隨意質疑毛澤東的能力。而且在黨內對毛澤東最有意見的王明等人也被撤銷了原先最高領導人的職務。這使得毛澤東能在黨內完全地發揮自己在軍史政治上的能力。

其次，還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成熟度上。原先的共產黨一旦遇到事件就會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前例。在遇見沒有前例的狀況下，黨中央的領導人也從來不是自己做出決定而是會去詢問共產國際代表人的意見。所以在遵義會議之前的中國共產黨其實并不是中國的共產黨，更像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分部。

但是在遵義會議之上，黨中央領導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代表的情況下，作出了一系列適合當和紅軍發展的正確決定和方針，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可以脫離共產國際，成立一個獨立的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政黨。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也正是因為在這場會議上種種政策和方針的確定，才讓中國紅軍走向了成功的道路，讓中國共產黨走向了輝煌。因此遵義會議才被人們稱為是生死攸關的會議。

第二篇：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1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紅軍總司令部駐地樓上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后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會議成員擴大到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當時擔任《紅星報》主編、在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華夫)、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瀕于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它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了英明的決策，開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航向。

它的重大歷史意義可從下面四點進行論述。

首先，遵義會議的召開，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中央紅軍主力八萬余人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當我軍從江西、福建出發以后，國民黨蔣介石就布置了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妄圖將我軍一網打盡。在這種極其危險困難的環境下，我軍指戰員發揚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經過三個月的連續艱苦作戰，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邊境地區，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進入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軍占領遵義城。一月九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這一階段，我軍的損失是慘重的。當紅軍到達遵義時，損折過半，只剩下三萬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傾錯誤領導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把這樣一種大規模的戰略轉移的突圍行動，變成了“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對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他們“始終密而不宣”，不但沒有“在干部中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保ㄖ醒腙P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他們的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必要的、有利的時機殲滅敵人，而是采取一種“戰略避戰主義”，他們幼稚地認為“紅軍一定要達到了指定地區(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舉行反攻消滅敵人，否則是不可能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結果使紅軍在與敵人作戰中，經常處于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受到巨大損失。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面前，紅軍指戰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推行了“左”傾錯誤路線的結果，因而產生了對“左”傾中央的懷疑不滿以至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湘江戰役后，這種情緒達到了極點。與此同時，原來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在毛澤東的說服下和實際教訓面前醒悟過來，轉而反對“左”傾錯誤。

對于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就多次提出過意見，軍委內部也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納。過了湘江后，毛澤東提出討論失敗的問題，于是從老三界爭論到黎平，從黎平又爭論到遵義。在黎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爭論得很激烈，中心是關于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李德主張紅軍在黔東北與敵人硬拼，毛澤東主張紅軍向黔北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當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漸取得了多數同志的擁護。毛澤東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終于“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這樣，遵義會議才得以召開。正如陳云同志傳達會議情況時所說：“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召集的?！保ā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毫無疑問，會議召開的本身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第二，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作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和中國革命。

根據陳云同志的手稿，遵義會議的目的有二：“(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保ā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

會議開始，由博古作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它竭力為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作辯護，把失敗的原因統統推到客觀上去，諸如“帝國主義對于國民黨的幫助，白區反帝與革命運動不能與紅軍戰斗配合，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與白區工作的極端薄弱等等。”（《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引起與會同志的不滿與反對。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評了“左”傾領導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先是冒險主義，繼而是保守主義，然而是逃跑主義?！捌渌麊栴}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彼陌l言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擁護。

經過三天的討論，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等發言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遇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們在軍事指揮上基本是錯誤的”，而軍事領導上的錯誤，“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保ㄖ醒腙P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這是考慮到四川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消了“左”傾錯誤領導者的軍事指揮權，這在當時是一個生死攸關、急待解決的問題。遵義會議使黨和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保存下來，改變了行動方針，勝利地完成了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這是一個轉敗為勝的轉折點。

第三，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黨的路線開始轉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

遵義會議在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改組了中央領導。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指朱德)、周(指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保ā蹲窳x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遵義會議結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又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軍在云、貴、川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宿營時，常委分工又決定洛甫代替博古負總責。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紅軍在鴨溪、茍壩一帶活動時，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是當時“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同志進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領導地位在全黨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保ㄖ泄仓醒朦h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見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博古后來回憶遵義會議時說：“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p>

在遵義會議以前，右傾或“左”傾錯誤領導先后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使中國革命不斷遭到挫折。而在遵義會議以后，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都逐步統一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希望。歷史證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是中國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第四，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重要標志。在遵義會議以前，那種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經驗神圣化的傾向，對我黨的影響是很深的。加之在組織關系上，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就使中國共產黨難以獨立自主地依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本國的問題。黨的許多決定往往都與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共產國際的代表有關。而遵義會議則打破了這個常規，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問題的先例。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制定了黨的正確路線與行動方針，獨立自主地選擇了自己的英明領袖，獨立自主地解決了組織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問題。遵義會議大膽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權并批判了他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這在當時是一種十分勇敢可貴的行動，恐怕也是我黨歷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頂住外來壓力的行動。李德在幾十年后還感嘆地說：遵義會議“從共產國際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所以毛澤東能不顧馬列主義的干部(指教條主義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對而暢行無阻?！保ɡ畹拢骸吨袊o事》）這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遵義會議的一切重大決策，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忠告”、“幫助”之下，由中國共產黨人自己作出的，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有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內部復雜問題的能力，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有本領導中國革命戰爭 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和深刻啟示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來說，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中央蘇區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并實現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戰略轉移時，“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前夕，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軍圍追，陷入被動挨打、瀕于全軍覆沒的危機。

在這個極其危險的歷史關頭召開的遵義會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對紅軍長征的勝利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義會議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

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于“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后繼續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后，紅軍恢復了過去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作戰的正確原則，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

第二，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

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這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由遵義會議開始的這些組織措施，對于推動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對于保證黨中央重大決策的貫徹執行，取得紅軍長征的最后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長征途中，張國燾實施逃跑主義，企圖分裂黨中央，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但由于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堅決斗爭，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終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保存了包括紅四方面軍在內的整個工農紅軍的骨干力量。第三，遵義會議后我們黨更加自覺地從實際出發選擇戰略轉移的方向，這對于各路紅軍會師西北、促進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

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戰略轉移過程中，先后有一個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陜甘發展的戰略方向變化過程，直到最后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戰略轉移方向的調整，完全是根據當時軍事、政治、地理、居民條件和全國形勢的發展作出的，其最終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進陣地。遵義會議后隨著各路紅軍戰略轉移的相繼完成，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陜甘地區的紅軍勝利會師西北，實現了黨中央對全國紅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這對于開創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至關重要。

歸結起來說，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我們黨對在黨內占統治地位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以這次會議為開端的。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內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這次會議為標志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從這次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我們無法設想，沒有遵義會議紅軍長征會是什么結果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會是什么情況。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時指出的：“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笨梢哉f，我們黨和黨領導的事業，至今還在享用著遵義會議及這次會議延續和拓展的偉大成果。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長征，有助于我們深刻了解過去、全面把握現在、正確創造未來。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學習內容就是紅軍長征勝利的回顧和思考。胡錦濤同志在主持學習時指出，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他強調，要把學習包括長征在內的中國革命史與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從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加深對我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和認識，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揚光大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光榮革命傳統。學習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回顧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歷程，從遵義會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重要啟示。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與時俱進地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表明，黨的理論和路線正確與否，是關系全局、決定一切的。黨要形成正確的理論和路線，關鍵在于深刻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和掌握中國國情，并把兩者正確地統一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之中。歷史事實表明，紅軍長征前中國革命的局面是比較好的，黨的組織和紅軍隊伍都曾發展到３０萬人。這樣一個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壞掉，紅軍之所以被迫進行長征，從內因來說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既不真懂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國實際，照搬書本和外國經驗導致的嚴重惡果。劉少奇同志在總結黨的經驗教訓時曾說：“中國黨的組織能力并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敝袊h過去的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敗”。這是“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這些話思想深刻、耐人尋味。這里所說的“指導上的失敗”，就是指黨在理論和路線上發生的錯誤。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的會議，由此中國革命開始擺脫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作者： 何毅亭

編輯： 李新愛

第三篇：遵義會議的偉大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的偉大歷史意義

摘要：遵義會議是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轉折點，極具歷史意義：這次會議總結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問題；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解決問題的開始，遵義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標志。

關鍵詞：遵義會議 中國共產黨 歷史意義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 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直接的積極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的軍事教條主義路線, 在實際上開始重新確立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革命問題的開端，是中國共產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會議, 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會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自從遵義會議后，中國革命出現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義會議總結了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 的慘痛教訓, 批判了王明“ 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錯誤, 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軍事問題。

在王明等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張指導下，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由于“左”傾冒險主義主觀蠻干，使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都受到嚴重損失。至1935年，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黨組織除少數地方外都已破壞殆盡。在中央蘇區，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對中央根據地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們放棄積極防御的方針，反對“誘敵深入”，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去攻打敵人的堅固陣地。失敗后，又轉而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結果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受到了極大損失，不得不開始了戰略性的大轉移（即長征）。

遵義會議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于“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后繼續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后，紅軍恢復了過去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作戰的正確原則，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

第二.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

六屆四中全會后, “左”傾冒險主義在組織上取得了中央領導權, 推行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 對不同意其錯誤主張的同志殘酷斗爭, 無情打擊并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共臨時中央機構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 全面推行其極“左”政策, 給黨的干部隊伍和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危害。

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這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會議作出的決定，體現了毛澤東在這次糾正黨內重大錯誤的問題上，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黨的領導實質是指導思想、指導方針的領導，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從指導思想、指導方針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3 人軍事指揮小組是當時革命戰爭環境下黨中央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3 人軍事指揮小組，承擔起長征途中處于中心的軍事任務的領導工作，也表明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核心地位的逐步確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自此，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開始逐步形成，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

第三.遵義會議使黨的路線轉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迫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解決問題的開始，遵義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標志。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妥善地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一直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這些指導有些是正確的，對中國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則是錯誤的，不符合中國實際，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在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在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解決了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確定了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和規律的積極防御的軍事路線；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則，獨立解決了黨中央領導機關改組問題。改變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做法，實際上確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革命全局上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表明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政治上比較成熟的政黨，完全可以獨立的承擔中國革命的重任。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我們黨對在黨內占統治地位長達4 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就是以這次會議為開端的。

綜上所述, 遵義會議在軍事、組織、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 逐步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把黨的路線轉變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 因而在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 挽救了中國革命, 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生死枚關的一個轉折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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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遵義會議

第一點，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使黨和紅軍轉危為安，并逐步走向勝利。

關于這一點，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作了高度評價。大家知道，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同志反對“本本主義”，從中國實際出發，引導黨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展開了農村中的斗爭。經過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堅持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的道路。由于指導思想符合實際，各地紅軍、游擊隊和他們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都欣欣向榮，在斗爭中取得了許多勝利。整個革命局面是比較好的。黨的組織和紅軍隊伍都曾發展到３０萬人。但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者由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支持而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和路線，排除了毛澤東同志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在幾年中，錯誤領導把一個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壞掉了，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損失，直至造成紅軍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據地，并在行軍中陷入被動挨打瀕于全軍覆滅的危機。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育了黨和紅軍中的大多數高級干部，使大家覺悟和團結起來，積極要求糾正“左”傾錯誤。主要由于毛澤東同志的推動，黨中央在緊急關頭召開遵義會議，堅決糾正了當務之急的黨在軍事上的錯誤，這就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在黨內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會議討論通過的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明確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對第五次“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后繼續遭到的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極其危險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從此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如果沒有這次會議，就不可能在國民黨軍隊處于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取得紅軍長征的勝利，也就很難設想后來能取得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因此，毛澤東同志在１９４５年黨的七大期間曾深情地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p>

第二點，遵義會議是我們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在這以后，中國革命擺脫了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應當指出的是，遵義會議能夠擺脫共產國際的干預，自己順利地解決問題，在客觀上有一個特殊情況，即在紅軍長征前夕的緊急情況下，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臺聯系中斷，這反而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問題創造了客觀條件。遵義會議解除了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在中國紅軍中指手畫腳的李德的兵權，批判他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這是中共黨史上在排除了外來壓力的情況下采取的一個果斷舉措。

在遵義會議后，我們黨逐漸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走自己的路。這種認識在遵義會議前對全黨來說是沒有的，當時黨內流行的倒是與此相反的傾向?！蛾P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勘痴b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２０年代后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限于絕境。”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國經驗，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實踐表明，對待馬克思主義是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還是采取非科學的、窒息創造活力的“本本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

說，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遵義會議后，我們黨之所以充滿活力，就是因為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和決議，“遠方”來的任何意見，是否適用于中國，如何應用于中國，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作出判斷。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們行動的指南，但為解決革命中遇到的任何問題，不是從原理演繹出結論，而是總結自己的經驗，分析具體情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黨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走出了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提供了新的觀點，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我們今天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比過去的革命時期任務更艱巨，情況更復雜，因此更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開拓、務實的科學創造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路線，正是繼承和發揚了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創造精神。

第三點，遵義會議糾正了過去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遵義會議以前，黨在組織生活上流行著家長制和懲辦主義，黨內的思想斗爭動輒實行所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遵義會議樹立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典范。它一方面對“左”傾路線的嚴重錯誤進行嚴肅認真的批評，并從組織上作了調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單純地追究個人責任，而主要是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澤東同志后來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時所指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則是非，又要團結同志，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在遵義會議以后，曾在長時期清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傾錯誤，但沒有給犯錯誤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懲辦，而是仍然分配他們以適當的領導工作，積極幫助他們從思想上認識與改正錯誤，并耐心地等待其覺悟。這為后來黨的建設特別是堅持黨的基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四點，自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從組織上保證了我們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行。遵義會議在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后，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會議一致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由周恩來、朱德二同志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同志組成的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從此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遵義會議前，我們黨“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偽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上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這就是我們黨第一代的領導?！痹谥袊@樣的大國大黨中，沒有正確的領導，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勝利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對遵義會議的最好紀念，就是要繼承和發揚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深入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加強黨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

第五篇：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觀后感一

根據黨中央《關于觀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遵義會議》的通知》精神，西安市第25中學黨員教師于2017年3月1日在西安和平影院觀看近95分鐘的《遵義會議》影片。

該片是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獻禮影片，講述了1935年1月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的遵義會議。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真實記錄了革命先輩們在重大緊要關頭的信仰追求和堅定意志，準確塑造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輝形象，深刻詮釋出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和長征精神。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悠關的轉折點，挽救了黨、挽救了人們、挽救了革命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結束了博古和李德“左傾”教導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使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戰爭轉危為安，“遵義會議”大大加快我國革命勝利發展的進程等這些革命歷史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

《遵義會議》影片對宣傳遵義，提升遵義形象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鎮黨委書記張文波強調，全鎮黨員干部要利用業余時間收看電影《遵義會議》，全鎮黨員干部更要把觀看電影《遵義會議》作為“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一項重要學習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