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務員考試到底有多難

公務員考試到底有多難?

名牌高校的高材生，自以為文化功底非常扎實，考公務員時卻敗走麥城？學中文的研究生，考前突擊了幾個月的申論，成績也不盡人意？我已不折不扣地考了三個地方的公務員，不僅信心不減而且勤奮刻苦，但分數為什么還是相去甚遠？難道“天道酬勤”不靈了？仕途難，果真難于上青天嗎？

基礎知識難倒考生

去年考上省公務員的小謝說，公務員考題算不上很難，考的都是一些基礎知識，他剛畢業沒有認真應對，考場上發現題目很簡單，很多知識甚至是小學的奧數和初中的語文，但有些都忘記了，結果考得很差。第二年她吸取教訓，著重復習了一些基礎知識，也認真參加了培訓班,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不僅梳理了系統的知識,而且有方法地訓練了做題速度，結果考上了。“即使你思維敏捷，一些基礎知識沒有掌握好，照樣影響做題速度，考不上高分。”考德上公培株洲分校的危校長認為，公務員考知識的全面性。行測是專門測查與行政職業有關的一系列心理潛能，預測考生在行政職業領域內的多種職位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智力測驗，也不同于行政職業公共基礎知識或具體專業知識技能的測驗；申論是通過考生對給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煉、加工，測查考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文字表達能力，材料內容涉及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熱點或大眾傳媒的焦點問題，具有普遍性和非專業性。因此，并不是說名牌大學生或者研究生就可考上，如果只是死讀書，或者只關注自己專業知識，是考不出好成績的。所以有意參加公務員考試的考生，要注重平時知識的積累和廣泛汲取知識。適當的時候，可以參加專業的考試培訓以提升應考能力。

解題能力與方法都重要

對于很多初次參加考試或備考經驗不足的考生來說，習慣抱怨考題題量大、題型多、范圍廣，根本無法在規定的時間內答卷完畢，那么考不出高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務員考試不同于應試教育考試，不僅需要考生能夠很好的領會考試測查的知識要點，而且需要思維敏捷，只有靈活掌握不同題型的解題方法，才可輕松制勝！

大部分考生準備不足

有調查發現，雖有很多人報考公務員，但只有兩三成的考生有明確目的，且經過充分準備上考場。而七八成的考生考公務員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未作必要的準備。因此，考出好成績的很少，而考上的更少。

一些未做準備的考生，憑著自認為基礎不錯等想法，過于自信，對公務員的艱巨與困難估計不足，結果大意失荊州。另外，由于公務員考試沒有指定輔導資料，導致很多學生對復習不在意，對前期準備不認真對待，或面對浩如煙海的行測題目，不知如何對待，只好走馬觀花或囫圇吞棗，對題型理解不透，領會不深。

有著多年公考培訓經驗的株洲考德上教育專家認為，“如果明確自己要考公務員，必須扎實地復習基礎知識，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必要時可接受系統地輔導，避免走彎路和無目的的浪費復習時間，才有望考上。”

0731-28705599

第二篇：面試到底有多難 公務員面試大揭秘

公務員考試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那么在經過嚴酷的筆試競爭后，面試究竟是怎樣的？考題到底有多難？我省部分單位的公務員面試已經結束，記者專門采訪了幾個面試考生，從中了解到一些面試的信息，希望能為那些即將參加面試的考生起到一些幫助。并且，也讓大家了解一下公務員面試的相關情況。

面試紀律“嚴”

面試紀律的嚴格和考試制度的嚴謹超乎所有考生和家長的預料。據考生介紹，大家是由現場抽簽決定參加面試的順序，隨后立即進入考場外的指定侯考室。而且，在侯考室內等待面試的時候，不允許開通任何通訊工具。一旦有電話打入或打出，即被視為違紀。

考試成績現場公布。考生回答完所有問題之后，有專門人員負責收集所有考官的打分，并現場唱票。去掉一個最高分、一個最低分，然后得出最終得分。對于這一切，完全對應考考生公開。然后考生再離開考場。

參加完面試的考生不經過侯考室立即離開考場，而且，每組的考題都各有不同，嚴禁考生向外泄密。這樣可以保證考試試題不外泄。

考試題型“太靈活”

據幾位考生透露，公務員面試的考題早已經突破了原來人們固定模式中的自我介紹、表決心等等，而是從多方面多角度考察考生的心理素質、行政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基本知識儲備、人際交往能力、邏輯思維能力以及性格特點等等。

基本專業知識題：這部分題型占考題的極少一部分，主要是了解考生對應聘專業、職位、責任的認知程度。

自我發揮題：某單位面試的題中就出現了關于“五詞”講故事的題型，就是用五個單詞，讓考生在有限的時間內連成一個故事。這是考察考生隨機應變的能力、邏輯思維和語言即興表達能力。對于這道題，考生普遍反映很新奇、很靈活，非常公平。

場景假設題：如果你和你的競爭對手一起完成一項工作，你會如何合作？某地區遭遇大水，災民都擁擠在帳篷之中，這時候市里撥款修建被洪水沖垮的廟宇，你如何看待這種做法？

另外，每個考生都有2分鐘的自我介紹時間，這主要是簡單介紹一下自然情況，并且，考官還會即興請考生講一些自己最難忘的事情、最尷尬的事等等。

總體來看，考生認為考題靈活、考試內容廣泛也不容易作弊。因為不存在固定答案，即使10個人同時回答，也能答出不一樣的內容，完全考評考生自身的素質和各方面的能力。但是，對于那些只會死讀書本、怯場、不善于表達的人來說，這場考試并不容易。

應對面試小竅門

在短短20分鐘的面試中，考生要應答5～6個題，并且要展現自己最佳的狀態和能力，這的確不易。但是，參加公務員面試還是有“竅門”的。

心態的平和：幾乎所有的考生都對記者這樣說，如果不緊張，應該可以發揮得更好。這就體現了考試中的心態問題。抱有一顆平常心，你就會坦然面對考官，平靜面對考試，回答起問題也從容不迫、自然得體、落落大方。因為在筆試中得了高分而在面試中流露出一副咄咄逼人、非我莫屬的模樣是考官最為反感的。不亢不卑、謙虛謹慎態度是贏得考官好感的第一步。

說話聲音要響亮、吐字清楚、說話速度適中也是贏得高分的關鍵。面對臺下眾多的考官，回答問題的聲音一定要響亮，面試中要目視主考官，并注意用眼光同其他考官交流。也許主考官提出的每個問題，你不可能全部都答得十分周全、準確，但只要你有良好的回答態度和方式，與考官們坦誠交流，總是受人歡迎的。(魯玉瑩、馬麗）

來源：東北新聞網

第三篇：做一名大學青年教師到底有多難

做一名大學青年教師到底有多難？ 很難！

編者按

今年6月6日早晨7點，長安大學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講師，學院礦物加工教學研究所副所長劉艷杰趕到長安大學雁塔校區北門，準備乘校車前往渭水校區給學生上課，剛坐到校車上，人突然暈倒在車上，送往醫院后搶救無效，心猝而死。劉艷杰的哥哥劉云飛說：“學校的科研壓力大，教學任務也重，可能這讓我弟弟長期處于亞健康狀態，然后才出現猝死的情況，太可惜、太無奈、太痛心。”

做一名大學青年教師到底有多難？華東師范大學的文軍、吳同的調查，或可給我答案。

2012年一篇取名為《工蜂》的調查報告引起了全社會對于高校青年教師生存狀況的關注，一時間被稱之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師成為“一高二低”（即高學歷、低收入、低生活質量）的代名詞。高校青年教師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他們的收入、工作以及生活真的像網上流傳的那樣嗎？ 去年，受上海市社聯委托，由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和華東師范大學共同組成課題組進行調查。課題組抽取了年齡在45歲以下，本科學歷以上，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從事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的人員，把這部分人員稱為“青年社科工作者”。

調查范圍涉及上海的15個單位，其中包括4所“985”高校，5所“211”高校，4所普通高校，2所研究機構，共獲得有效問卷1528份。課題組試圖通過這次實證調查來真實地揭示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生存與發展狀況。

婚姻：超八成已婚，未婚率低于全國水平。本次調查對象年齡最小的為23歲，最大的為45歲，平均年齡為36.3歲；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已婚”的青年社科工作者占到了總人數的83.2%，其中男性的已婚率達到84.5%，女性的已婚率也達到82.1%。與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調查資料相比，同年齡段青年社科工作者14.8%的未婚率遠低于全國18.5%的整體水平。學歷：八成青年社科工作者擁有博士學位。本次調查中擁有博士學位的被訪者占到了總人數的80.9%，教育程度為碩士的占總人數的18.2%，僅有0.8%的被訪者為大學本科。在所有擁有博士學位的青年社科工作者中，59.4%畢業于“985”高校，15.6%畢業于“211”高校，13.6%畢業于海外名校，3.3%畢業于海外一般學校。相比較外省市同類單位，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總體學歷水平較高。職稱：從講師到教授呈現出了“541”的格局，晉職之路較為艱難。被訪者為講師（中級職稱）的占總人數的48.7%，副教授（副高）占39.0%，教授（正高）占8.5%，助教為1.9%。從職稱結構上來說，呈現出了“541”的格局。但這種格局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青年社科工作者的職稱晉升之路比較艱難，副高和中級職稱的人數比例積壓太多。

來源：85%為非上海“土著”，主要成長于中小城市、城鎮或農村。被訪者是上海“土著”的僅占總人數的15.1%。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出生地為外地中小城市的比例最大，占總人數的25.8%，其次為外地農村（19.8%）、外地縣城或城鎮（19.6%）、外地大城市與省會（16.2%）、其他直轄市（3.9%）。84.9%的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來源于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區，而超過6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青少年成長地為上海以外中小城市、城鎮以及農村。

信仰：七成以上為中共黨員，96%無宗教信仰。從政治信仰來說，黨員占總數的72.8%，比例遠高于上海市級機關61%的黨員比例。有16.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為無黨派，5.8%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為民主黨派。另外還有1.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為共青團員。從宗教信仰來說，無宗教信仰占到了總人數的95.9%。宗教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比例為2.0%，信仰基督教為1.6%。

國際化水平：四成以上有過留學經歷，但國際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隨著近些年國家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師生出國攻讀學位以及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有留學經歷人員在青年社科工作者中的比例較高，總共有43.3%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有過各種形式的一年以上的國外學習或工作經歷。

不過從國際化的比例來看，身份屬地為中國大陸的占總數的99.4%，中國港澳臺地區的人數占總數的0.4%，而其他國家的人數僅占總數的0.2%。可見，雖然近幾年從海外引進的學者以及留學歸國人員的比例在不斷增加，但是直接從境外到上海來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員比例較低，國際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社會地位自我評價：呈現出低認同與內部分化的特征。從社會地位自我評價來看，1分最低10分最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總體平均得分為5.23，明顯低于2013年我們在上海市區對普通上海市民調查時7.56的平均得分。從高校類型來看，“985”高校內受訪者評價最高為5.43，而普通高校只有4.95；從職稱來看，教授（正高）的自我評價最高為5.75，而講師（中級職稱）只有4.99。在高校類型和職稱上呈現出明顯的分化。

職稱、單位和學科：內部分化和外部落差的收入格局

20世紀90年代之后，高校和科研機構經歷了市場化改革，工作人員的單位收入被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基本工資，主要由政府財政承擔；二是績效工資，主要由高校自行負擔。這樣就造成了不同的單位、院系內部以及不同職稱存在較大的差異和分化。從不同單位的收入來看，“985”高校46.5%的受訪者年收入在8萬元以下，“211”高校的這一比例為43.3%，地方院校為24.2%，黨校和社科院分別為45.1%和73.0%。結果顯示，部屬高校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收入普遍比上海地方高校低，而黨校和社科院的收入則更低。從不同學科來看，受到學科與市場關系親疏程度的影響，不同學科之間有著明顯的收入差異。人文類學科有45.4%的受訪者年收入在8萬元以下，社科類的比例為42.3%，經濟管理類為22.0%。可見，學科的市場化、社會化越強，收入越高，反之則越低。比如，經濟管理類收入遠高于其他學科，基礎類學科如哲學、歷史等面向社會和市場的機會更少，收入則更低。從不同職稱來看，教授（正高）中年收入低于8萬元的占9.1%，副教授（副高）的為28.6%，講師（中級職稱）的為53.9%。調查數據顯示，講師收入主要集中在年薪6-8萬區間，副教授則是在10-12萬之間，而教授則處在12-18萬之間，也就是說副教授的收入是講師的1.5倍，教授則是講師的2倍。綜上所述，相比較上海公務員以及國有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收入來說青年社科工作者總體收入不高，但是內部的差異較大。收入的高低除了要看職稱高低以外，還要看在哪一類高校以及什么學科工作。“窮教授，富講師”也是普遍存在的。

重科研、輕教學：科研成果往往決定了青年社科人才的生存與發展狀況 毋庸置疑，當前，科研實力是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綜合實力評估的最為重要的指標。在各種評估體系和學科、機構排名的指標化壓力之下，高校和科研機構幾乎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科研，從而導致一定程度上對教學的忽視。這主要體現在：

職稱低完成的教學量更多。受訪者平均每周要完成9.36學時的教學工作量（每學時45分鐘），職稱越低，每周的教學工作量越大。相比較而言，教授平均授課時數為8.52，副教授為9.09，講師則為9.71，助教為12.03。不同類型的高校中，普通高校的課時數最高，為10.77，“211”高校為9.65，“985”高校相對較少，為8.57。

工作年限與教學工作量沒有直接相關性。也就是說并不是入校時間越短教師承擔的教學工作量越多。這主要的原因是教學在高校和科研單位中主要體現為工作量的完成。

另外入校時間短并不意味著職稱低，一部分受訪者有可能是被當作教授或副教授直接引進的。數據顯示，促使被訪者對于教學投入的最主要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責任心（37.1%），第二位是工作量考核（22.2%），學生是否投入排第三（17.0%），個人興趣則居第四（14.4%）。這樣就可以解釋，盡管職稱越低完成課時越多，但是不同職稱課時差并不大，教授只要完成基本的工作量，其他工作量考核可以論文和課題來充抵，而職稱較低者則會更加傾向于通過多上課來充抵工作量。

收入與科研成果數量及質量成正比。科研成果是職稱評審的硬性條件，不僅如此，它也是拉開個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目前，各高校和科研機構普遍都設有對重要科研成果的獎勵政策，有些人的科研獎金甚至遠遠超過一年的單位總收入。而對于教學而言，僅有的獎勵一般只是蜻蜓點水式的。

調查顯示，如果將完成課時工作量及在國外核心期刊和國內核心期刊發表論文數量排名前1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進行比較，課時工作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萬以下占六成五，收入在12萬以上為一成五（其中18萬以上近1.9%）；而國外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萬以下不到四成，收入在12萬以上近四成（其中18萬以上20.5%）；中文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前10%的收入在10萬以下占五成，收入在12萬以上近三成（其中18萬以上7.8%）。可見，科研成果越多，成果層次越高，收入就越多。

科研成果和科研項目：職稱晉升的兩座大山。在高校和科研機構中，職稱晉升是最重要的個人發展路徑。從調查數據來看，影響職稱晉升排在前五的因素分別是：論文、著作難發表是最主要原因，選擇此項的被訪者占到總人數的76.5%；科研項目申請次之，占總人數的52.1%；此外，把“科研時間不夠”“各種事務太多”“職稱評定標準太高”列為職務晉升的困難因素，分別占總人數的45.1%、40.1%和35.4%。

綜上所述，相比較科研，教學考核主要體現在工作量的完成，但是教學的質量以及學生的培養則顯得不太重要。科研，特別是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以及高級別的科研項目，成為高校教師們工作的核心，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未來發展。、未來的不確定與工作擠壓下的日常生活壓力大

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教學與科研人員盡管不需要像政府、企業部門朝九晚五上班，時間的支配大多較為自由，表面上令人羨慕，實際上他們受到來自科研、課題、晉升以及經濟收入上的多重壓力。自由支配時間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學準備，這客觀上擠壓了他們正常的生活，作息時間不固定，心理壓力較大，日常生活質量反而較為低下。這表現在：

睡眠時間短，休閑時間少。總體上，受訪者日常的睡眠時間都少于6小時，職稱越高，工作日睡眠時間越少，日常休閑時間都少于2小時，職稱為副教授休閑時間最少僅為1.37小時。節假日睡眠時間雖然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仍然在6小時左右徘徊，教授（正高）睡眠時間為5.95小時，副教授（副高）為5.81小時，講師為6.20小時。節假日休閑時間提高的幅度較高，講師職稱受訪者達到2.73小時，副教授（副高）為2.40小時，教授（正高）為2.25小時。總體來說，無論是工作日還是節假日，職稱越高，休息時間越少。職稱越低，情緒、心理方面的壓力越大。對于受訪者心理方面的指標測試（1為最低，5為最高），調查數據反映出了職稱越低，壓力反而越大，也就是說心理壓力更多的來自于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收入、考核、職稱這些都成為心理困擾的主要來源，而職稱越低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憂慮就越強，心理壓力自然越大（見上表）。可見，雖然職稱越高，休息和休閑時間越少，但在情緒和心理壓力方面反而是職稱越低壓力越大。目前中國以外的高校主要有英美體制以及歐洲體制兩種，前者實行“非升即走”，在聘期內給予較高的待遇，未獲終生教職者課時量較少，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

另一種歐洲體制，主要采用學術共同體評價機制，不存在所謂的核心期刊，研究的質量由同行評判，雖然待遇不高，但是享有較好的國家福利，工作較為穩定。對于中國的高校來說，目前正在逐步走向英美體制，也就是打破原來的“鐵飯碗”，許多高校已經不給予應屆畢業生固定崗位，而是采用師資博士后的方式，除了入校時進行面試以外，還要在聘期內接受科研完成情況的考核。

另外，還有的高校也開始實行“非升即走”，這個“走”并不一定是離開學校，也可以轉做行政。不過在高校教師基本工資還普遍低于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和國有大中型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工資水平的情況下，高校對于人才的吸引力在不斷下降，人員也在不斷流失。

因此，如果不能夠保證較高收入，“非升即走”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英美體制并不是最好的辦法。相比之下，歐洲體制雖然在效率上比不上英美體制，但是對于人才穩定性以及考核和評價體系上更加人性化，從某種程度上說，可能更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長。

作者：文軍、吳同，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原標題：《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基本狀況調查——在生存與發展之間》

第四篇：魁拔翻身到底有多難？

魁拔翻身到底有多難？

魁，“最厲害”之意；拔，通魃，是《山海經》里記載的一種給世界帶來災難的怪物。魁拔，這只實力超群的毀滅性怪獸，除了在影片中將被主人公以各種方式打敗外，現實里，它有一個更為強勁的敵人：慘淡的票房收入。難道說，被譽為“翻身之作”的國產動畫電影《魁拔之十萬火急》，真如它名字所言，已經遭遇了“十萬火急”的生存難題？

首周票房僅135萬元，京城各大影城的日排片量始終停留在個位數——與制作費3500萬元、宣傳發行費近2000萬元的投入比起來，《魁拔》用它的血肉之軀，上演了一場“入不敷出”的魔幻現實主義奇劇。一面是壓倒性的眾口交贊，一面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血淋淋的數據，我們不禁要質疑：《魁拔》到底怎么了？為何以“一拖二”(一個孩子帶兩個大人)為市場營銷的低齡動畫影片《喜羊羊與灰太郎》賺得盆滿缽滿，耗費幕后團隊7年之久，制作精良、口碑堅挺的《魁拔》卻摔得鼻青臉腫？是影片質量難以滿足被日本和好萊塢動畫喂得刁鉆古怪的觀眾，還是在制定發行策略上與市場脫節？更大的問題是，在這樣的窘境面前，我們還能看全原定計劃中的“《魁拔》五部曲”嗎？帶著這些疑惑，記者專訪了《魁拔》的導演王川及制片人武寒青。

只怪“國產動畫片”被糟蹋得沒信譽了

記者(以下簡稱記)：以北京今天的場次來說，《魁拔》一共在34家影院上映，只排了72場；相較另一部動畫電影《兔俠傳奇》的65家影院221場，數量上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你們也動用了微博等手段調動大眾的觀影積極性，但效果似乎并不明顯。這中間哪個環節出了差錯？

武寒青(以下簡稱武)：誰都不怪，只怪“國產動畫片”這個品牌被糟蹋得沒信譽了。國內的銀幕數特別少，片子全堆在那兒，對院線經理而言，他盯好幾部能掙錢的大片就夠了，對小片、新片的關注度只剩一個印象分。國產片他就不排，再加上國產動畫片那簡直是垃圾中的垃圾，所以根本不給考慮的機會，這一塊兒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記：所以才動用了微博這種口口相傳的宣傳方式？

武：對，但是口碑是一個很慢的東西。包括主流媒體的采訪，對電影市場的影響力并不像咱們理解的那樣，能夠起決定性的作用。觀眾關心的是好不好看，影評則是從意義入手。記：劇情拖沓是《魁拔》飽受詬病之處，是不是因為計劃中《魁拔》要拍五部，所以有些東西才交代得比較松散，別一口氣都說光了？

武：如果第一集只講一個小故事，肯定是不行的。影片開頭涉及世界觀的10到15分鐘，大多數人都覺得云里霧里，不能接受，但只要把它去掉，《魁拔》的格局就“小”了。正因為有了這個，大家才會期待第二集、第三集，審美上不滿足，他覺得沒過癮，還要往下看，這是我們有意而為的；反過來說，觀眾對這部片子不足之處的指責，我們承認，畢竟時間、成本等方面有限，做不出好萊塢工業那樣成熟的東西。

記：有沒有可能是出于在遠景、配音、創意、構圖等方面已經耗盡了工作人員的氣力，才導致了編劇上的力不從心？

武：恰好相反，我們其實靠劇情使勁兒彌補了很多技術上的不足。完全對動畫沒什么認知的，都說故事緊湊、人物鮮明，但對技術控、世界觀控來講，他們會去比較和分解這些東西，可實際上我們是把《魁拔》當成完整的、為主流觀眾打造的作品，更關心那些對技術毫無知覺的觀眾的感受，那是給我們整個項目帶來收益和良性循環的部分。

缺陷其實是一種美

記：既然出現了“叫好不叫座”的問題，有沒有什么解決辦法？ 武：有啊，我們的核心還是讓大眾了解，《魁拔》不是他們理解中的國產動畫片，國產動畫不光是《喜羊羊與灰太郎》那種根本不值得看的。我們先讓《魁拔》和原來特別負面的印象拉開距離，把大眾的好奇心調動起來。畢竟，小范圍再怎么叫好，大眾不為所動，也沒用。

記：相當于一個重立招牌的過程。可《喜羊羊》能席卷票房，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它事前的TV版鋪墊，積累了足夠多受眾。

王川(以下簡稱王)：很多人這么講。我說一個現實問題，可以算一筆賬，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進度和產量，做TV版，要投資9000萬元，花7年時間，才能完成52集。一天播一集，一下就沒了，影響力遠不如電影對大眾認知的顛覆。這是為什么我們堅決從電影版起步，商業模式不一樣。

武：我們做的是迪士尼模式，電影相當于整個后續項目的一個大廣告，用相對集中的財力、人力、物力、時間，讓全社會知道有這么個東西。《喜羊羊》是日本模式，漫畫改電視，再上電影，那需要漫長的積累周期，時間和經濟成本不是我們能承受的。而且，當低齡片扎堆的時候，你再競爭很沒意義。記：那《魁拔》的競爭點在哪里？

王：我們的取舍原則就是“笑點、淚點和掌聲”。在某個點上，全場是鼓掌的，你要是沒有取舍，它做不到。因為面向青少年，必須強調場景與人的互動關系，相當于人們看世界杯，那種交互會給觀眾提供不同的體驗。

武：過度的完整和均衡會破壞這種強刺激，缺陷其實是一種美，我們寧“缺”，也要突出這種感受。(會不會有人覺得這種“強刺激”太刻意了？)會，但是要抓大放小，現階段要什么，就不遺余力地追求。

寧可讓一個人看三遍，也不“一拖二” 記：很多影迷表示，《魁拔》真正的意義不在于它貢獻了多少票房，而在于它象征著國產動畫的新一輪發力。

王：簡單說就是這樣。對于一個馬上要20年的公司來說，一定要不斷有新的形式來展現你的技術積累成果。我們也是希望通過《魁拔》，表現出在技術上中國人的面貌。我以前老喊，咱們的技術觀念是有偏見的。西方工業革命后，大量的人在一二百年的生活中體會著分工協作、精密加工，就說日本為什么比咱行，因為它在1900年左右已經步入工業化了。一說創意產業，都集中到有什么想法上，但你的技術協作程度低，這就有問題了。很多人夸獎《魁拔》畫面很不一樣，其實就是咱找到了中國最不擅長的東西：協作，在咱們這兒完成了，底層的邏輯是在技術上的一次發力。

行內人也說，咱們這片土壤就不應該出這樣的東西。大家的工業感很差，這時候出現一些有明顯的技術標準和工藝設計的作品，行內人他懂。有時候，我就覺得相當于咱們第一次校準了弦，以前從來沒校準過這把琴。記：那《魁拔》最大的缺憾在哪里？

王：我們這個團隊一直是做創作這一塊兒，發行推廣的事兒，我們認為一定需要專家，隔行如隔山嘛。最后，我們認為發行《喜羊羊》的團隊是最棒的，SMG(上海文廣)它有它的業績，兩次讓《喜羊羊》票房過億。但SMG并沒有發行這類產品的經驗，《魁拔》和《喜羊羊》的不同在于，它不是抓的“一拖二”，而是讓你主動觀賞。我們認為一個產品的價值不是靠那種方式實現的，我寧可讓一個人看三遍，也不能讓一個人拖兩個人去。人家花錢買票了就是咱們的顧客，你就得讓他爽，他愿意來。

以前國內沒有這樣的產品，我們很難讓上海文廣相信事實是這樣的。這種產品是什么？是現代都市人在精密的環境下，生活一點點冷卻下來，內心變得理智，因理智而走向一種非常“冷”的感覺。他需要“燃”，這個“燃”相當于桑拿式的，讓他在那兒待一會兒，讓他跟周圍的環境有所脫離。這樣的體驗積累多了，就是他美好的人生經歷，比如說我這輩子為一個片

子鼓過掌。咱們這種產品屬于消費價值，我們給上海文廣描述過，他們認為這種東西好像不存在。

記：上海文廣完全不相信？

王：不信，因為他們認為，照你這樣說，中國的超市貨架上就沒你這個貨。現在上海文廣的人開玩笑說，我去北京會不會有生命危險，因為他看到了，首日票房連20萬元都沒過，結果我們自己頂，通過微博什么的。因為認識不足，所以SMG宣傳的時候，投放的廣告還是少兒頻道，在我們看來應該是電影頻道。后來我們自己提了幾個東西，一個叫“暴露式營銷”，我們在北京，在電影學院到處放，組織人觀看，通過“暴露式營銷”帶動微博上的一些反應，這種反應輻射出去了一些，慢，但確實有效果。這么說，最大的遺憾是我們沒有在宣傳推廣方面堅持自己對于產品的認知。

武：SMG也挺委屈，說我們也投入了不少廣告，硬廣、電視廣告，但都在少兒頻道。錢沒花對地方。《魁拔2》之前，花一年發掘潛在觀眾

記：但場次始終很讓人頭疼吧？ 武：我們會做全國巡演，一個點一個點來，一邊賣票房，再一個主要是為《魁拔2》做宣傳，讓大家知道有這么個東西，而且還不錯。我估計在《魁拔2》的時候，應該是不一樣的局面了。

記：就算加映了，但都是在比較偏的時間，比如早晨9點，觀眾還是看不到。

武：院線都是今晚排明天的場次。中關村美嘉現在每天能排7場，這是非常少見的；三里屯的美嘉是4場，大悅城也是4場，都有晚場。現在的問題是，即使如此，比如現在排了晚場，知道的人還是不多，到了電影院還是很隨機地選擇，并沒有真的像看《武俠》、看《變形金剛》那股目的性。根本上，大眾對國產動畫的信心不足，所以影響了院線經理，有些院線經理他知道《魁拔》特受歡迎，但不敢保證天天都有人這么愛看。

記：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往前邁步子。

武：對，都很謹慎。

王：有幾個影院放得一直不錯，就一直放著，放得不好的就不放了，或者場次減少了。觀眾知道《魁拔》有那么幾個點一直放，就老去那幾個地方，促進了那幾個地方加場，別的地方就下來了，其實這是真正的市場。《魁拔2》之前，我們要通過一年的時間發掘潛在觀眾，讓他在這里得到一種感覺、一種體驗，這很重要，并不是知道《魁拔》是什么故事就完了。我們跟發行商在講，不要認為你推廣和別的電影有矛盾，是在搶票房，根本不是。看《變

形金剛3》的也一樣看《魁拔》，就是這種感覺。你找你的目標觀眾，你就得送達給他這樣的信息，讓他知道會從中得到什么。這個過程我們準備用一年的時間，顯然會比現在上海文廣的半個月好。

武：再一個，我們和各地粉絲們已經建立了很好的聯系，等于與核心消費者對上暗號了。尤其是二、三線城市，收入不高的觀眾拿錢去支持你的票房，我們很感動。知道了誰看我們的東西，我們就會延展，把它做精、做深。

第五篇：普通人進中書協到底有多難難!難!難…… 觀點

普通人進中書協到底有多難難!難!難…… 觀點

圈內說：“普通會員進入中國書協“就像夢一樣” “我個人的感覺，進入中國書協（中國書法家協會）很難很難，就像夢一樣，多少年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去工作，最后終于實現。”張先生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從小習字，這條“追夢之路”，他一追就是30年。這期間他經歷了從投遞的作品石沉大海到作品第一次入展，經歷了從區書法家協會到北京市書法家協會再到中國書協，經歷了從區展到市展到全國展再到國際展。

根據中國書協官網發布的《中國書法家協會個人會員入會條件細則（試行）》，“在創作上有較高水平者，應入展全國性展覽或者獲獎”。

張先生舉例說：“比如我因為作品優秀，進了崇文區書協，參加區書協組織的一些展出和活動。之后我想進入北京市書協，那么我的作品就需要入選市書協組織的展出，并附上崇文區書協提供的申請表格。由市書協再進入中國書協，則需作品兩次進入全國展，才有資格申請，并由北京市書協上報中國書協。若申請通過，中國書協將通知北京市書協，會費也是交到北京市書協的，證件上寫的是中國書法家協會北京分會”。我們注意到，《細則》除了創作上有較高水平者，在理論研究上有較高成就者和從事教育、編輯、組織工作等有顯著成績或有突出貢獻者也可申請成為中國書協會員。其中后者包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團體會員副秘書長（駐會）以上的組織工作者任職5年以上、地級市書協主席任職5年以上等。這樣的一些規定細則，于普通人來說，入中書協真的就像夢一樣，遙不可及。

之前中國書法家協會發布公告，開除6名違法犯罪、損害協會聲譽的會員會籍，對12名涉嫌違法犯罪被調查者暫停會籍。據調查，被開除者當中至少有3名官員，其中兩名原省部級官員分別在2010年和2007年被判處死緩。被暫停會籍者全部為官員，而且不乏近兩年剛落馬的高官。中國書法家協會行書委員會委員遆高亮認為，若干年前已被判刑的官員至今才被書協開除，“有點晚了”。前省部級官員落馬 作品拍賣無人問津

據了解被判刑的省部級干部是河南省委原常委、鄭州市委原書記王有杰。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2007年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王有杰自詡是一位“筆耕不輟”的書法愛好者，曾出版有《王有杰書法集》。據報道，他在臺上時，有評估其書法價格為每平方尺上千元。落馬后，某拍賣行曾通過網絡拍賣一幅王有杰的書法作品，起拍價僅30元，但無人問津。

南寧市委原書記 落馬次日書法被撕碎

另有廣西自治區黨委原常委、南寧市委原書記余遠輝曾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最年輕的黨委常委，去年涉嫌受賄罪被逮捕。余遠輝喜歡書法，他的字跡曾掛遍南寧眾多樓堂館所。據報道，余遠輝曾經花幾十萬從廣西河池買來一塊大石頭，放在區黨委辦公廳樓前，上面刻著他的題字。余遠輝調任南寧市委書記后，新任區委秘書長上任不到兩周，就把大石頭上的字磨平，搬至角落。而當地一家賓館內的多幅余遠輝書法作品，也在余落馬次日被服務員們撕碎。

聶黨權水平一般 慈善拍賣被拍至上萬另一位被暫停書法家協會會籍的肖鵬曾是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黨組成員(正廳級)，去年其因涉嫌職務犯罪，被廣東省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肖鵬愛好書法，常在過年過節給員工寫春聯，媒體稱有人“投其所好”，對他進行“腐蝕”。聶黨權為廣東省江門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于去年10月被查。廣東媒體報道稱，聶黨權曾為江門市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他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練習書法，真的非常熱愛。書法界人士認為，聶黨權的水平在廣東省領導級別中寫得很不錯，但是從專業級別不值一提。在多個慈善活動中，聶黨權的書法被拍賣至上萬元，其中價格最高的一幅為6.2萬元。聲音：“不反對有才能的官員進協會”

2013年，陜西省書法家協會換屆，中國書法家協會行書委員會委員遆高亮當時曾當選副秘書長，而后辭去了這一職務。他曾接受采訪表示，當時新當選的18位副主席中，有9個人連中國書協會員都不是，還有五六個是通過非參展途徑加入中國書協的。

遆高亮在接受采訪時，對于中國書法家協會將落馬官員開除的決定，他感到“有點晚了”。“像陳紹基，出事已經四五年，我們才做出這樣的決定，有點晚了、麻痹，按說這么大的官員出事，當時就應當有反應。”

對于這些被開除的成員，遆高亮表示大部分不認識，不太了解他們的作品。他曾粗略看過幾位的書法，感覺“不咋樣”，比如陳紹基的作品就比較一般。

據報道，陳紹基為了廣東書協的職務花了1000萬。遆高亮表示，有沒有領導職務對于書法的價格是有影響的，一些沒有實力的官員進入書法協會并成為領導，應該花了不少錢，具體數目他不清楚。“很多人的心思是花點錢，當了主席和副主席，通過賣字就賺回來了。”遆高亮說，很多人大張旗鼓地賣字，認為賣字就是通過勞動換錢，沒有錯，而且賣字賺錢很快，又有保護性，為誰賣字、賺多少錢，這些不好查，不好追究責任。

遆高亮并不反對真正有書法才能的官員進入書法家協會。“官員從古到今都有寫得很好的，我們反對一些寫得亂七八糟的、通過關系的進到書協。”遆高亮認為，書協應當嚴格按照規定審查會員資格，“不要弄進來再開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