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政治社會學視角分析群體性事件

從政治社會學視角分析群體性事件

摘要: 中國社會現階段正處于矛盾多發期，近年來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數萬起，甚至十余萬起。對群體性事件的研究是我國社會學的一共重要方向。本文將結合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對群體心態的研究,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群體性事件，為我國群體性事件的解決提出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群體心態;群體性事件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我國正在經歷著一個劇烈的社會轉型時期。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日漸成為新的經濟體制潮流,同時貧富的急劇分化也隨著這潮流越發凸顯。因此,社會上各種矛盾和沖突此起彼伏,在社會上表現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沖擊著這個轉型的社會。甚至有專家認為,未來10年中，群體性事件將是中國社會穩定最大的威脅,也是對地方政府執政能力最大的挑戰。

一、群體性事件含義及其特征

所謂群體性事件, 是指由某些社會矛盾引發，特定群體或不特定多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通過沒有合法依據的規模性聚集、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群體活動、發生多數人語言行為或肢體行為上的沖突等群體行為的方式，或表達訴求和主張，或直接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或發泄不滿、制造影響，因而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各種集體行為。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征:第一,參與人數眾多,表現為是群體性。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點在于發生的主體是多數人的參與,它將共同目的的個體,通過組織號召形成具有影響力的團體或群體。第二,輻射范圍廣,主觀意愿強烈強,矛盾對抗激烈。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多數以群體的感情為基調,煽動大多數人情感共鳴,甚至喪失理性對國家、社會和個人造成巨大的傷害。第三,事件的發生較為復雜,不易處理。多數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往往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稍微有所處理不當那么將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有時,通過互聯網信息的傳遞,往往會掩蓋事情的真相導致事態擴大。

二、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現狀

結合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布的《2012-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等資料，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現階段正處于矛盾多發期，近年來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數萬起，甚至十余萬起。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從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看，主要集中在就業、勞動關系、收入分配、社會管理等方面。歸納近幾年來發生的一些事件，可以看出群體性事件涉及的社會沖突有三個焦點問題：征地拆遷、勞資關系和環境保護。

從群體性事件的表現形式看，除較為溫和的集體上訪之外，也出現了一些跳樓、自焚、集體下跪等各種極端特別行為。另外，群體性行為開始不止在現實中進行，網上群體性事件也開始大規模發生。

三、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

(一)政治利益分配不均,社會階層結構出現新的變化

改革開放30年來,在“先富帶動后富”思想的推動下,我國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然而,人們希望的共同富裕并沒有達到,甚至,在市場經濟的制約下,貧富差距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部分人沒有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紅利，這種政治經濟利益的分配不均,造成造成社會群體價值觀的改變。在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時,這些人社會的、心理的、經濟等個方面的承受力也不盡相同。因此,如果一些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或者不能滿足,那么就會匯集大量的社會矛盾,使得他們缺乏對政府的認同和支持,從而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二)權力腐敗現象大量產生，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

公權力運用得不到規范,導致了大量腐敗的產生。腐敗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直接造成公民對國家和社會的認同感的降低。很大部分干部作風不正,濫用權力以權謀私,造成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信譽下降,導致民眾情緒激化而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產生。社會轉型時期,一個政府要實現穩定的社會局面,恰當的處理人民利益的矛盾,需要一個廉潔的品質作為支持,這樣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擁護。

(三)溝通機制不完善,缺乏合理有效的政治溝通機制

合理有效的政治溝通機制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之一,也是實現社會穩定的主要制度之一。有效的溝通機制，可以讓群眾多渠道的傾訴自己的利益訴求,對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緩和政府與民眾的對立。然而,一旦這種機制遭到破壞,民眾無法通過常規政治途徑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就只有通過爭議政治等其他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近年來,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的增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民眾在表達自己意愿時沒有一個合理的溝通機制。

（四）群體心態效應，導致民眾極端行為的產生

在群體性事件中，群體中的個人會表現出明顯的從眾心理，勒龐稱之為“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規律”，這種精神統一性的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如教條主義、人多勢眾不可戰勝的感覺，以及責任意識的放棄。如很多事情并不大,也不難處置,但卻演變為重大群體性事件,顯示出群體心態在一定條件下對群體性事件的發展變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在狂熱的群體中失去了作用，將會導致集體性**等極端行為的產生。

四、解決群體性事件的對策

群體性突發事件是我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環節,它造成的巨大的破壞力也是不可估量的。在群體性事件的解決方面，筆者認為，主要應做好以下幾點。

(一)改革分配體制，注意公平和效率的協調

任何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都有深刻的深層原因,究其根本原因并加以改正，才能從根本上治療社會群體性事件帶來的破壞。注意公平和效率的協調，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更加關注對弱勢群體的利益分配,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能有效避免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爆發。

(二)制約轉型時期的政治權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轉型時期的政治權利，單純依靠道德約束不能保證權利的合法運行，因此，必須建立一套合理的制約機制，從權力、法律、道德等多個角度制約權力,保障權力地有效運行。這樣既可以提高政府的公共決策水平，提高行政效率，還可以提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從而有效的化解矛盾。

(三)建立合理的溝通機制，保障民眾溝通的權力

溝通是相互理解的前提和基礎,只有讓民眾充分表達其內心所想,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合理的溝通機制。保障民眾溝通的權利,讓民眾能通過利益集團充分表達其利益訴求,進而適時的改變政府的各項政策,是化解民眾矛盾堆積的重要途徑。

(四)加強對民眾的法制教育，避免極端行為的發生

公民合法的利益表達和合理的情緒宣泄并不會影響整個社會穩定、發展的大局。引導群眾采取平和理性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意愿，有利于政府及時了解和掌握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訴求。但政府要加強對民眾的法制教育，避免在利益表達的過程極端行為的發生。

參考文獻:

[1]（美）奧羅姆 著，張華青 等譯《政治社會學導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9

[2]（法國）古斯塔夫·勒龐 著，馮克利 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5.11

[3]陸學藝，李培林，陳光金 著《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12

第二篇：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群體性事件

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群體性事件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社會結構轉型，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增多，我國群體性事件次數和參與人數均呈上升趨勢。一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的大規模爆發多發生于社會轉型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正經歷著由計劃經濟向著市場經濟，人治向法制，專制向民主的深刻轉變。政府原來的工作重心由政治轉向經濟，由對經濟的微觀計劃控制轉變為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正是由于政府職能的重大調整促進了我國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此同時也打破了原有的僵化與靜止的利益格局，使資源重新分配這也就加劇了社會利益沖突，而這些利益沖突又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的不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絡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

根據2009年9月中共出版的《黨的建設辭典》，群體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會矛盾引發，特定群體或不特定多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通過沒有合法依據的規模性聚集、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群體活動、發生多數人語言行為或肢體行為上的沖突等群體行為的方式，或表達訴求和主張，或直接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或發泄不滿、制造影響，因而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各種事件。

二． 群體性事件的特征

1.群體行為的一致性

社會學詞典中對于群體行為的解釋是，由群體各個成員的行為相互作用，相互適應而形成的整體表現。群體行為并不等于所有成員單獨行為的簡單相加。德國心理學家勒溫及其合作者認為，群體處在各種均衡狀態的力形成的力場之中，各人的活動相互影響和情緒的綜合構成了群體行為。在群體性事件中，群體行為往往具有一致性，只是由群體的目標一致決定的。群體性事件發生之前以及發生過程中，群體的行為都會受到某種力量的驅使。如某種同情心理的驅使，或者某種圍觀心理的驅使，這樣就會產生某種行為的一致性。

2.群體行為的對抗性和破壞性

我國群體性事件呈現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參與主體越來越傾向于采取極端手段和違法手段，帶有強烈的對抗性和破壞性。前蘇聯心理學院士彼得羅夫斯基的動機系統理論中指出個體積極性的源泉是各種不同的需要動機是與滿足這些需要有關的活動動力，當個體產生某種需要而未能得到滿足時，個體內部就會形成一種焦慮狀態，從而激發動機 進而推動行為實現目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民眾對于自身需要的滿足不能夠達到預先的期望之時所產生的一種攻擊行為。弗洛伊德認為攻擊是人類維持自身生存的本能，在長期的演化過

程中，攻擊的本能會在社會的約束和監督之下處于內隱的狀態，當憤怒或沖動出現之時，攻擊的本能就會出現，群體性的對抗與破壞恰好為民眾發泄憤怒的途徑。

3.傳播影響的快捷性與廣泛性

隨著會聯網的廣泛應用，信息的傳播與影響完全打破了時空的限制。網絡所具有的快捷性，傳播的方式的多樣性使得群體性事件的傳播速度具有快捷性。網絡中信息的傳播方式是多樣化的，可以通過群電子公告，電子郵件，網站論壇等方式進行信息的傳播。多樣的傳播方式使得事件以及信息的傳播呈現一種交互傳遞，滾動擴展的趨勢。這也就加速了事件信息的傳播速度，從而擴大事件的傳播范圍，增大事件的影響范圍。

三．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的網民心理分析

群體性事件在其發生過程中會受到多種心理狀態的共同作用，進而加劇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1.利他心理在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

利他行為最廣泛的定義為提供時間，資源或能量以幫助他人的行為。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 巴特森 C.Daniel Batson 指出，利他行為一般不圖日后他人的報答。助人者看到他人處于困難的情境時，會產生一種專注與自我內心焦慮或專注于他人同情情緒，由此產生兩種取向的利他行為，即自我利他主義和純利他主義取向。德國心理學家黑克豪斯 Jutta.Heckhausen 指 出利他行為有六種特殊的動機，即利益，代價，個人煩惱，他人評價，自我評價以及移情發生作用。在群體性事件中，群眾由于共同所關心的事件或共同的利益訴求而聚集在一起，當其中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之時，另外的無相關利益的群體就會產生一種移情或同情心，他們會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而作出利他行為以減少他人痛苦。如 2008 年貴州甕安 6 28 事件 就是近年來國內罕見的一起危害嚴重，影響廣泛，教訓深刻的群體性事件。關于李樹芬死亡事件的各種傳言通過各種途徑迅速傳遍了境內外，成為網上的熱點新聞 眾多群眾受到各種傳言的影響，出于同情弱者的習慣性態度，對政府的做法提出廣泛質疑，從而引發了嚴重的群體性事件。

2.從眾心理在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

從眾心理的助長從眾是一種十分普遍的心理現象。社會從眾行為是指個體在群體的輿論、氣氛和壓力下，在知覺、判斷和行為上，不知不覺地改變自己的觀點而與群體的多數相一致的現象。其個體特征表現為:思想上無主見，行為上隨大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從眾心理的顯著特征是個體社會規范遵從的從眾性。從個體性來說，當群情激昂，個體突然受到外界刺激，產生心理恐懼，便急于尋找一種行為“規范”，而此時人與人之間的暗示、感染和模仿程度非常強烈，使很多人不知不覺地加入到群體行動之中。從群體事件看，事發之初，參加人員較少，很多人不明事情真相和性質。持盲目觀望態度，沒有主動參入的強烈愿望，由于從眾心理的驅使個體自覺不自覺地接受群體“規范”，以大多數人的言論、行為為標準，從而

在認知、態度和行為上與大多數相一致，社會規范(包括法律、社會公德等)被群體“規范”取代。從一定的意義一講，群體性事件是一場較大規模的從眾行為。

3.去個性匿名心理在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

去個性的匿名心理去個性是指個體在群體中，由于行為的共同性或一致性而使個性、個體特征暫時“去掉”、“喪失”、“淹沒”于群體之中。在群體事件中，參與者個體并非以“個人”面目出現，而是作為該群體的一分子活動，其行為被群體共同行為所“同化”，也就是說，參與者自我感覺是“匿名者”，彼此互不認識，不知底細，不會有被熟人認出的危險，于是，價值觀、是非觀喪失，自我約束放松，責任感下降甚至喪失殆盡，不再認為是正式群體中的社會角色，旁若無人，隨意進行反社會行為。無責任性心理的誤導這是“去個性”心理的直接后果。無責任性是導致群體性的個體產生非理性行為的心理機制之一。無責任性是指個體在群體中的言論、行為、喪失單獨從事正常行為時所具有的責任心。在群體中，個體的特征被融人了大家共同行動中，平日的責任感，社會規范的約束力已經喪失。對個體來說，不是考慮自己干了什么，要負什么責任，而是考慮自己“跟大家一起干”、“要擔責任大家都有份”，還往往受“法不責眾”的誤導。造成這種無責任性和責任分散的重要原因是“冒險遷移”，社會心理學研究認為，在群體中共同行動，個體單獨行動時存在的對危險的恐懼心理會轉移或消失，而增加冒險精神，對勇敢的理解走人誤區，表現在群體性事件中，個體行為無所顧忌，膽大妄為，隨意踐踏社會規范。

4.“感染”在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

感染的擴展群體的力量不只限于人數的多少，而是在于他們情緒與行為的激揚，這種力量就是心理學上所講的“感染”的結果。感染可分為情緒傳染和行為傳染。情緒傳染的基本特征是當群體行為的成員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個目標上，情緒傳染隨之增加;情緒傳染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循環反應”，別人的情緒會在他人的身上引起同樣的情緒，反過來這種情緒又去加強其他人的情緒。這樣群體成員間互相刺激，并強化彼此反應，一直達到白熱化程度。這種傳染使得個人拋棄通常抑制他們的社會規范，以致形成激情性行為。行為傳染的實質就是群體成員間的自發、自覺的模仿。從群體事件的形成看，當一個個體發動某種情緒，采取某種行為，如果沒有得到周圍群眾的認同和模仿，這個個體就會感到孤立無援，對自己的行為的正確、合理性產生懷疑，其行為幅度和情緒會受到抑制，也就形成不了市場。一旦其行為得到周圍群體認同和模仿，就會在共同的情緒中，強化個體和群體行為的合理性，相互感染，相互模仿，彼此強化，由個體激動變為群體激動，由行為個體變為行動群體，社會規范就會被群體行為所沖破，群體性事件便形成。

三．群體事件的社會心理疏導機制

一．構建社會心理發泄機制

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在極大程度上是社會民眾的心理及情緒的發泄渠道受阻，而我們要預防群

體性事件的發生，就要建構完善的民意表達機制。它是建立政府與公眾互信的基礎，同時還要給民眾的社會心理提供一個良好的發泄渠道。人人都需要宣泄，只是選擇的方式不同而已，現代心理學認為，情緒宣泄是人們獲得精神健康的必要營養素，通過宣泄敵對，不滿等負面情緒，有利于人們理順情緒，恢復心理平衡，培養健康的心理品質。可通過網絡，電視，報紙等媒介舒緩現實生活中不滿和矛盾引發的張力。通過各種不同的媒介，民眾會對生活中的權益問題，社會不公現象，觸動民族感情的事件等一系列帶有較大刺激性，沖突性的事件發表不滿情緒。這種情緒化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緩解社會沖突的一種渠道，正是由于、驅除了現實利益關系所形成的一種壓力，使得各種矛盾所產生的張力能夠得到一定的釋放，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的激化，緩解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

二．建立社會疏導機制

消除心理上的不和諧狀態，必須借助于科學，專業，有效的心理疏導工作 社會心理疏導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社會各個部門，需要各級各部門的共同努力。各部門要根據自身工作優勢和所轄群體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地開展心理健康知識，理念的宣傳，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消除人們對心理問題的錯誤理解和片面觀念。建立社會心理疏導機 制有利于培養民眾健康的心理品質，在防范群體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建立完善的社會心理疏導機制，有利于緩解社會心理沖突，消除社會心理障礙，促進民眾心態的成熟和理性。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用正確的方法處理人際關系。在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和演變過程中，社會心理疏導機制有利于及時發現和疏導心理失衡，化解矛盾，可以有效地預防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社會心理疏導機制的建立既要加速整合心理咨詢與服務資源，加速心理救助隊伍的建設，又要注重民眾心理健康教育，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要注重民眾心理健康教育。

總之，社會心理在群體性事件發生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對群體性事件中群眾心理的十分重要。社會心理疏導機制的建立對于預防和減少群體性事件，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第三篇：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

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

■事發經過■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區部分出租車因受阻不能正常營運，少量出租車的頂燈和頂蓋被敲打，出租車駕駛員由于擔心自身和車輛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運做法，給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帶來不便，造成一定的社會影響。

事發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本著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態度，立即責成相關部門進行妥善有效處置。3日下午開始，市區內出租車陸續恢復營運；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區出租車基本恢復正常營運，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區的出租車全面恢復正常營運。

■停運原因■

崔堅表示，引發這次出租車停運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是今年以來，全市32家出租車公司擅自決定對部分出租車駕駛員每日增收管理費（也就是“份兒錢”）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將增加駕駛員負擔2萬元以上，從而減少了出租車駕駛員的收入；其次，出租車駕駛員認為出租車起步價等較低；

第三，是出租車加氣難，等時過長；

第四，“黑車”非法營運，擾亂了出租車營運秩序。

■處置措施■

停運事情發生后，市委書記***立即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真分析了事情發生的各種原因，提出了處置的基本原則和具體的處置意見。

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王鴻舉市長正在國外考察）、副市長劉學普、凌月明等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部署落實。市政府迅速啟動應急預案，責成市交通、市經委、市公安、市物價等相關部門形成快速處置方案，與運營企業及出租車協會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處置措施，從五個方面進行及時有效地處置：一是全力做好停運期間的運輸保障。及時加強對停運期間主城區客流情況的監控，重點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車發車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較大的主干線路，投入部分機動運力保障市民順利出行；二是立即糾正各出租車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費的錯誤做法，將管理費標準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區各出租汽車公司也表示堅決擁護市政府提出的這一解決措施，承諾對出租汽車免除當天管理費、承擔車輛毀損維修費用等多項舉措，積極做好駕駛員的引導和鼓勵工作；

三是經與國家天然氣有關部門協調，從11月4日起，重慶每天新增10萬立方米CNG天然氣的供氣量，以緩解“加氣難”問題；

四是加大打擊“黑車”的力度，繼續保持打擊“黑車”的高壓態勢，規范出租車經營環境和營運秩序，切實保障合法經營者利益；

五是加強監管，在主城區統一設置了25個交通執法點，對阻撓正常營運的不法分子予以打擊，抓獲了部分擊打出租車頂燈和頂蓋的不法分子，及時進行教育訓誡。/

5四個配套舉措防止類似事情發生

崔堅說，盡管事情已經平息，但為徹底解決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問題，市政府將從四個配套舉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強對降低“份兒錢”的監管，確保出租車公司已經作出的承諾兌現到位，減輕出租車駕駛員的生活負擔；

二是大力推進加氣站的建設，從根本上解決出租車“加氣難”的問題；

三是對現行的出租車營運體制進行調研，推進運營體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發生，作為出租汽車主管部門的市交委長期疏于管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市委、市政府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同時要舉一反三，切實做好全面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防止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說起周久耕事件，我們覺得這和一些網友關注周久耕的所做所為、對他的行為進行監督，并且向有關部門進行反映是分不開的，所以還要感謝我們的網友。”徐安表示。他認為：網民對一些腐敗的官員、對一些社會不公平的事情進行監督，也表明群眾法制意識、監督意識日益提高，“這是個好事”。

但徐安同時強調：“作為我們執法部門、司法部門，查處案件比較依據事實，必須要有證據，不能夠僅憑網上的一些議論、一些傳聞，就限制人身自由，我們就信以為真，必須經過認真的調查。”他介紹，“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網友的監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紀委啟動了黨內監督的程序，調查發現了他的違紀問題，又移交給檢察院。檢察機關經調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證據，最后確認他受賄、貪污一百多萬。“依據這個事實、證據，我們才對他進行判刑。起訴書上寫的那些事實，并不都是網友們議論的，網友并不了解這些。”

“所以，網絡輿論監督還需要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比如說現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級檢察院都建立了網上舉報的網站，也希望網友們有線索和有需要投訴的問題，通過網絡進行專門反映。”徐安表示。[

將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一概阻擋，或作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頗。周久耕被查處不僅是網民的勝利，更是程序的勝利，是執法者法治精神的勝利。

如果紀檢監察機關僅為樹立“嚴查快處”形象，僅憑其抽好煙、戴名表就立案調查，甚至不按程序罷官免職，不僅對周久耕不負責，也對社會和網民不負責。

“洪水猛獸”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稱為中國“網絡監督年”，由網絡監督引發的反腐倡廉熱點事件不斷曝光，網絡對黨員干部的輿論監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發揮了其他監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樣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過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當前，沒有其他任何一種監督工具像網絡那樣，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網絡監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既可以為紀檢監察機關以及司法部門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監督線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動職能部門積極作為，實現以權利制約權力。

面對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網絡輿論監督，只可重視而不能忽視，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導而不能壓制。那種將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一概予以阻擋，或者將其作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頗和不足取的。

如何應對“仇貪仇腐”

一些腐敗現象和問題在網絡曝光后，由于情節惡劣或當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網民群情激憤、反響強烈，在很短的時間內掀起輿論討伐的高潮，從而引發網絡監督熱點事件。在涉及熱點的跟帖、評論中，除了大量的舉報線索和意見建議外，也夾雜著一些偏激的言論、極端的觀點甚至是惡意的誹謗。如果這種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占了上風，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輿論監督就有可能演變成非正常的群體輿論暴力。

對網絡監督熱點事件，既不能“避、拖、捂、護”，遲遲不予正面回應；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聽風就是雨，先入為主，草率表態，隨意定性，放棄冷靜理性的分析和判斷。

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基本準則就是嚴格執行程序，依法辦事。妥善應對網絡監督熱點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貪仇腐”的激憤情緒，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違背了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甚至還可能造成冤假錯案。“周久耕事件”發生后，面對網民激憤的情緒和質疑，我們頂著巨大的壓力，嚴格按照紀檢機關案件檢查工作規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職的組織措施，進而立案調查、“雙開”，直至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嚴格依紀依法辦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處最終得到了社會各界和廣大網民的一致認可。一些專家認為，周久耕被查處不僅是網民的勝利，更是程序的勝利，是執法者法治精神的勝利。

以“不隱瞞”應對“山寨”信息

處置網絡監督熱點事件，爭取時間極為重要。網絡輿情出現異常苗頭后，紀檢監察機關要與組織、宣傳、公安等部門密切協作，建立網絡輿情收集研判機制和快速反應機制。

一些腐敗現象和問題被曝光后，引來大量的跟帖和熱議，網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將一些“山寨”信息發到網上，往往使問題愈發撲朔迷離，更加激起其他網民對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這種情況下，紀檢監察機關要迅速組織力量核查，及時查明真相。只有不隱不瞞、實事求是地還原真相，讓網民得到真實、透明的信息反饋，才能止住不實傳言，獲得理解和認同，避免節外生枝和事態惡化。

網絡披露的問題往往錯綜復雜，并參雜著較多的感性成分，對當事人所涉問題的定性處理尺度很難把握，處理不當極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這就需要紀檢監察機關把政策性、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和違紀性質，綜合考慮違紀情節、違紀后果和認錯態度，作出恰當處理。對“周久耕事件”的處理，如果當時紀檢監察機關僅僅為了樹立所謂“嚴查快處”的形象，僅憑其抽好煙、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調查，甚至不按程序罷官免職，不僅對周久耕本人不負責，也對社會和網民不負責。

提升網絡舉報平臺公信力

人民網的一項調查顯示，87.9%的網民非常關注網絡監督，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99.3%的網民會選擇網絡曝光。這么高的比例，除了網絡監督有其自身特有的優勢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現有網絡舉報在內的各種舉報，還存在渠道不暢、效率不高和處理不規范等情況，各職能部門要提升網絡舉報平臺的影響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網絡舉報平臺的特殊優勢得到切實發揮。

南京市紀委監察局2002年在全國率先實行了網絡舉報，并不斷拓寬和完善網絡舉報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紀檢監察外網設置了“信訪舉報信箱”、“紀委書記信箱”和“監察局長信箱”三個網絡舉報平臺。“周久耕事件”中，在網絡對其貴煙名表進行熱炒的同時，很多群眾也通過網絡舉報信箱提供了大量具體線索，為我們快速查清周的違紀違法事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網絡監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網絡監督目前缺乏法律規制，網民個體素質參差不齊，網絡監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自發性、主觀性、片面性和隨意性。其大眾化和匿名性的特點，在監督權力行使主體、揭露腐敗現象的同時，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傳播，甚至侵害公民隱私權、名譽權。因此，網絡監督走向成熟理性，還有一個過程。

越是正義的行為，越要秉承節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徑去履行監督權利和職責。要加快網絡立法進程，明確網絡監督的基本原則，網民的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證等等。通過制度規范網絡監督，保證網絡監督在法制化軌道上健康發展。（本報記者馬昌博、鞠靖摘編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處理：交通運輸部黨組2008年11月3日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經初步調查，針對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語言和行為失控，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接受進一步調查，待問題查清后，按照有關規定再進行嚴肅處理。教訓

根據交通運輸部、深圳市聯合調查組和公安機關的調查結論，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兼紀檢組長、副局長林嘉祥的所作所為尚不構成猥褻兒童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但其作為黨員領導干部，酒后在公共場合言辭不當，行為不檢，社會影響惡劣，嚴重損害了黨員領導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給予林嘉祥撤銷原黨內外職務的處分，并發出《關于林嘉祥有關問題的通報》，要求交通運輸系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

部黨組強調，必須進一步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說明，當前交通運輸系統個別領導干部作風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發生在極少數人身上，但其消極影響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運輸系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黨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認識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切實把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緊抓好。要把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作為正在開展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重要內容，認真查找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抓好整改落實。要建立健全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切實在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等五個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實際成效，扎實推進交通運輸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部黨組指出，必須進一步抓好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林嘉祥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還存在著漏洞和薄弱環 節。各級黨組織要把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和監督，貫穿于培養、選拔、管理和使用的各個環節，在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規范領導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過思想道德建設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覺性，又要通過制度建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有效性。要深入開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導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弘揚新風正氣，抵制歪風邪氣。要認真貫徹黨內監督條例，嚴格執行誡勉談話、民主生活會等黨內監督制度；針對薄弱環節，進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監督等制度。紀檢監察機關要會同有關部門抓好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切實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自覺接受黨組織、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等方面的監督。

部黨組認為，必須全面加強黨風政風建設。林嘉祥事件的發生，也反映出一些領導干部對人民群眾態度粗暴，工作方式簡單，在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問題上存在問題。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從維護黨和國家大局、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進一步增強政治責任感，把關注民生、維護群眾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認真解決黨風政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要心系百姓冷暖，進一步轉變行政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高行政效率；始終堅持科學執政、民

主執政和依法行政，進一步加強對執法隊伍的管理和監督，嚴格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有效解決粗暴執法、執法犯法等問題。要進一步暢通群眾利益訴求和民意表達渠道，嚴肅查處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要高度重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引導，進一步加強對輿情的跟蹤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輿情應急處置機制。

部黨組要求，黨員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做改進作風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領導作風的實質是黨群、干群關系問題，核心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不論黨齡多長、職務多高，決不能忘乎所以、為所欲為，決不能因為個人的言行舉止而影響黨的形象和黨群干群關系。要牢固樹立群眾觀念，切實增強公仆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始終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認真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始終堅持帶頭深入學習、帶頭調查研究、帶頭解放思想、帶頭剖析檢查、帶頭整改落實。始終堅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做改進思想作風的表率；堅持勤奮學習，學以致用，做端正學風的表率；堅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做改進工作作風的表率；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做改進領導作風的表率；堅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進生活作風的表率

第四篇：群體性事件

隨著各項政策、法制宣傳力度的加大，群眾的政策意識、法制意識也相應增強，特別是自我保護意識相對增強，對政府依法行政的呼聲越來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如何處理群體性事件已成為目前擺在各級領導干部面前一項重要的工作。那么，領導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確有效處理地群體性事件？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認真對待群眾，客觀分析矛盾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前提。要認真分析和面對四個問題。

第一，在社會變革的環節中，如何認識群眾，如何面對群眾，如何善待群眾。總的來講應該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胡錦濤同志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做到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實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會變革過程中對維護穩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經濟體制轉軌、社會體制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近年來，出現了“企業民營化、管理社會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動化”等新特點，因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問題日趨增多。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的問題，也是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壓力最大、最感頭痛的問題。因此，要做好社會變革時期的穩定工作，我們就始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斷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體性事件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一是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縣共發生群體事件8起，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參與人數越來越多；三是矛盾性質越來越嚴重，已出現三個轉化，即由自發性向有組織有目的成規模轉化；有序性向出現嚴重違法違紀轉化；逐級上訪向越級群訪轉化。

第四，處理群體性事件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難點。在現在的群體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縱者；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基層組織因職能弱化而顯得無能為力，基層組織一無資金，二無權力，對于有些群眾反映的實質性問題，無法表態拍板，而群眾又不達到目的不聽勸說和解釋，堅持要群體上訪，這樣自然給處理群體性事件帶來了許多難點。

二、找準癥結是做好群眾性工作的基礎。

當前制約我們各級黨委政府解決群眾性問題的癥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不斷地調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關系，舊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難免帶來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發展和重點工程建設過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繩的人們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緒上容易造成某種程度上的被動和失衡，難免帶來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眾合法利益和正當要求因干部作風不實，方法不當不能得到及時解決，致使矛盾升級。

三、把握原則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關鍵。

提高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把自己擔負的工作與黨的歷史使命聯系起

來，正確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認真把握工作原則，真心實意為民排憂解難，實現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眾利益第一原則。任何情況下，基層干部都要牢固樹立“萬事民為先”的群眾觀，要象鄭培民那樣始終堅持把群眾利益擺在首位，辦任何事情都要以群眾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推進具體工作，也要采取群眾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實現和維護好群眾利益。

二是實事求是原則。在具體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實質，認真研究實情，創造性地加以貫徹。要反對唯書、唯上、不唯實的做法，也要反對借口不符實際，延緩黨的正確政策的貫徹，做到上情與實情相結合，黨的主張與群眾愿望、群眾能力相統一。

三是宣傳示范原則。做好基層群眾的宣傳教育，一定要突出針對性，擴大覆蓋面，強調實際效果。要采取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群眾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難懂、簡單說教。在推進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眾，但群眾一時又難以理解或認同的工作時，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實啟發，不能一味埋怨指責，甚至強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時原則。群眾工作無小事，群眾反映的問題如果基層干部解決不力或不及時，群眾就有看法，就會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對群眾反映的任何一個問題，都要認真分析，堅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能辦的馬上就辦，一時不能辦的要給群眾一個明確的時間，不可能辦的也要給百姓解釋清楚。

五是真情實感原則。要用親人般的感情去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把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的利益作為第一考慮，把群眾的滿意作為第一標準。一個問題、一個矛盾出現后，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我們的干部做得對不對，不能老想著我們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級領導干部只要憑著良心為群眾辦事，只要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情，群眾也會真心實意地支持和擁護干部。

六是誠實守信原則。做好農村基層群眾工作，基層干部說話辦事一定要講信用，做得到的就講、就承諾，做不到的決不能欺騙群眾，求得一時的滿足。群眾最講實際。黨的組織和干部只要失信群眾一次，黨群干群關系就會疏遠一次。失去群眾的信任，我們的任何工作將一事無成。

四、找準著力點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有效途徑

一要提高干部服務本領。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基層干部有電筒、雨傘、統統靴“三件寶”就能走遍天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三件寶”再也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群眾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根據群眾所需，勤于學習，善于思考，在當好“六員”上下功夫，以滿足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需要。

二要努力發展農村經濟。基層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應放在幫助群眾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收入上。廣大基層干部，要遵循市場規律，因地制宜，幫助農戶找準項目，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通過各種渠道落實發展啟動資金，切實幫助農戶盡快富起來。

三要認真解決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群眾反映的熱難點問題，大多是平時生產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熱難點問題解決的好壞，往往又是群眾評價黨組織和干部是否真心關心群眾、幫助群眾，影響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尺度。要從講政治的高度重視群眾反映的熱難點問題的解決，讓群眾從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中感受黨的宗旨，體現黨的溫暖，增進與黨的感情。四要進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勢所趨。誠然，改革進程中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會導致部分群眾經濟利益受損。因此，要進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實解決群眾實際困難。要改進工作作風，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切實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質，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排憂解難。

五要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大力提高基層隊伍素質。基層組織是預防群體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線，是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優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選配好基層領導班子，對于素質低，群眾不擁護的要予以調整或撤換，同時要下大力氣加強對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使其增強法制觀念，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

六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當前要大力開展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活動，集中宣傳與入村入戶宣傳相結合，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克服法不責眾的錯誤觀念，引導群眾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抓手。

群體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會變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沖突。為有效預防和正確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聯系近年來我縣發生群體性事件談些看法。

（一）解決群體性事件應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堅持“三可三不可”總體原則。即：“可散不可聚、可順不可激、可解不可結”。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區分性質，講究策略，把握時機，嚴格執法，冷靜穩妥”。

三要建立“三早”預警處理機制。即：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堅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即使發生了，也可以處置在初始階段和萌芽狀態，把影響和損失減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項工作制度。包括情報信息網絡制度、不穩定因素排查制度、“五個一”工作機制（對排查出的重大問題采取“一個問題、一名領導、一套班子、一個方案、一抓到底”辦法解決）、縣鄉村三級矛盾糾紛調處制度、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一票否決”制度。五要采取經濟、教育、法制“三種手段”。經濟、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嚴格按照

有關程序運作。

（二）解決群體性事件幾個具體環節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是關于領導出面疏導的問題。大多數群體性事件，群眾的目的就是見領導，求得問題解決。領導出面疏導，是平息群體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數領導不肯見群眾，有幾種情況：一種是賭氣不見，一種是怕見，一種是擺架子不見。群眾急于見領導，領導就是不見群眾，無論哪種情況，共同后果都是引發群眾更大不滿。因此，各級領導一定要把群眾要見領導當成送上門來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對群眾，善于說服群眾，帶著感情、責任主動去做疏導工作。切記不能擺架子不見群眾，不能和群眾斗氣，不能派不能答復和解決問題的人去應付群眾，不能派沒有經驗的干部去處置，不能等到群眾鬧得不可收拾時才硬著頭皮去見。

二是關于消除事件誘因的問題。預防和平息群體性事件必須把著力點放在消除事件的誘因上，靠壓、靠哄、靠拖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涉及群眾利益問題上，正確決策、落實政策是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體性事件的誘因，一方面，在決策時和工作中避免傷害多數人的既得利益，千萬不能老是打群眾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眾得到實惠為衡量標準。同時，在政策原則允許的情況下盡量滿足群眾的合理要求。

三是關于防止事態反復的問題。大量事實證明，事態平息后的工作與事態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處置，輕善后”是釀成大事件的嚴重教訓。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處理好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環節。第一，對在處置中承諾群眾解決的問題，要兌現政策，盡快落實，取信于民，息事寧人，不要久拖不決又鬧起來；第二，要深入群眾中做工作，消除誤解；第三，對可能出現事態反復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時化解。

第五篇：網絡群體性事件分析及應對

網絡群體性事件分析及應對

【提要】：

網絡群體性事件，是指在互聯網上發生的有較多網民參與討論的事件。首先隨著科技發展，網絡的興起是必然趨勢。其次，近期“百萬級點擊率”的“網絡群體性事件”屢見不鮮，對政府極其職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最后，網絡作為一種媒介工具，是挑戰也是機遇。因而，分析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展規律，對政府避害趨利，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網絡 群發性事件 政府 應對策略 【主體】： 緒論

隨著科技發展，社會進步，網絡在民眾生活的的作用越來越大，因而網絡群體性事件也隨之出現興起。從“南京天價煙房產局長事件”、“張家港官太太團出國事件”、“貧困縣縣委書記戴52萬元名表事件”、“云南躲貓貓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表明：網絡對于社會、政府、民眾的影響愈見巨大。而網絡作為一種媒介工具，是挑戰也是機遇。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展規律的掌握，可以有效的防止網絡成為謠言萌發傳播之地，為不良用心之人所利用，還可以使網絡成為信息發布、資源共享的有效途徑，意義重大。

本文通過文獻綜述法，分析了網絡作為新型媒體所具有的特點和發展規律；然后通過具體案例進行分析論證，探討政府實際工作中的成敗得失；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

正文

網絡群體性事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客觀存在，具有一般群體性事件的多發性、異變性、利益性、突發性、群體的情緒性等特點，同時，基于其運行載體的特性，它還具有高度的放大器、快速的傳播器、復雜的結合體幾個特點。網絡從出現之日起就具有其他傳媒難以企及的傳播優勢：傳播參與主體多元性、傳播環境寬松性、傳播資源的永續共享性，以及跨國性，使得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行業的人都可以成為事件討論的“網中人”。[1] 網絡與傳統媒體的一個很大的不同是，網絡更具草根性、平民化。從而使得政府對其傳播渠道和傳播內容難以進行直接有效的控制。傳統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紙等，其傳播途徑、形式基本固定，發布的內容也受到政府機構、相關部門以及上級部門的多方審查和制約。雖然現在市場化下，其自由度相對擴大，但基本上可以說還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在此情形下，其信息傳遞是單向的，即由上達下，民眾是被動的接收者，而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相比之下，網絡的監督程度遠遠低于其他媒體，這使得傳播內容龐雜，有時甚至傳遞謠言。同時，網絡參與主體的年齡層次、教育背景、從事的職業的異質性，使得網絡在主體構成上具有多樣性，代表了不同立場、利益的各個群體。而網民身份的匿名性，最大限度的淡化了網民的現實身份，包括性別、職業、地位等分層，使得網民在發表意見時較少有顧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2]

此外，網絡事件對社會的影響并不是單獨進行的。它與傳統的報紙、電視相互制約，互為依托，共同對社會形成影響。如“南京天價煙房產局長事件”、“張家港官太太團出國事件”、“云南躲貓貓事件”，等事件，在網絡形成熱點和高關注度、高點擊率后，無一例外的又進入報紙電視，形成第二波熱潮和爭論。[3]這種交互性作用，使得網絡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的影響更加撲朔迷離，難以捉摸。

案例分析

首先，我們以上海釣魚執法案為例。這個案例雖然比較老，發生在2009年，但卻非常具有典型性和說服力。以關鍵事件為結點，釣魚執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受害者張輝以“善良的被騙”為名在網上發帖，揭露交通執法大隊一“釣魚”手段，非法取證。此后被各大論壇轉載推薦熱評，各電視臺、報紙也相繼跟進。而上海政法相關部門沒有進行及時的回應及應對。第二階段的標志性事件是18歲小伙子孫中界在面對釣魚執法時，憤而斷指以證清白。天涯社區的帖子“上海又現釣魚執法”一文，再次引發網友對釣魚執法事件的關注和抨擊。同時，傳統媒體較大規模的介入迅速擴大了事件的影響，使其成為了全國性的關注狂潮和社會焦點。當地黨委政府積極開展危機公關開始正面回應媒體，表明態度。第三階段，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公布調查報告稱孫中界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取證手段并無不當。該調查報告引發了各界的強烈批評和質疑，事件再次升級。第四階段，10月，浦東新區政府宣布重新組建一個包括各界代表在內的調查組對案件進行重新審查。最終確定原南匯執法大隊在執法過程中使用了不正當的取證手段，原調查結果與事實不符。浦東新區政府向社會公眾公開道歉，并啟動相應的問責制度，追究責任。

網絡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民眾訴求渠道的缺失。事實上“斷指”并無“證清白”之功效，對此，孫中界向媒體的解釋是，因遭執法機關誣陷，且辯解無效、投訴無門。[4]這其實是表現了孫中界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在面對執法機關為代表的政府部門時，出于極端的弱勢地位，通過自殘的方式，吸引網友與民眾的關注，形成一股輿論力量以抗衡政府權威。追根溯源，國家、民族、社會、政府的形成都有著通過團結以求生存的原因。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時候，人通過組成團體的方式追求力，與危險相抗衡。因而網絡群體的產生也有在現代社會中尋求力的結合，以保障自己權益的成因。而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產生，則是訴求過程中的極端表現。

反觀政府部門的應對。在事件前期，即張輝階段，政府出于消極的不作為態度。這其實是錯過了預防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有利時機。網絡群體性事件雖然是突發的，但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卻是普遍性的。如在張輝階段，其實就已經表明了釣魚執法普遍存在于社會之中。由此可見，網絡群體性事件有一個預示和反映社會現狀和社會問題的功能。而在孫中界階段，執法雖然給予了足夠重視，但卻做出了“取證手段并無不當”的調查結論。這實際上使得公眾對政府的公信力進一步降低，及至后面重新立組調查，推翻了原先結論，可謂是一敗涂地。從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的見識到網絡輿情對政府、社會的影響力之大。因而，政府在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時，如何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從而取得民眾的信任，以恢復加強政府公信力是首要及關鍵。

當然，政府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也有很成功的案例。如廈門px事件。就海滄PX化工項目，政府首先在網上，開通了“環評報告網絡公眾參與活動”的投票平臺；雖然投票一度被中止和撤消。但最終通過市民座談會的形式圓滿結束。廈門地方政府在十字路口最終選擇疏而不是堵，選擇向民意靠攏而不是與民意對抗，選擇把民意納入地方治理，鼓勵市民最大限度的參與，媒體最大限度的自由討論，知識分子在自己的職業范圍提供專業意見，所有這些正常渠道才能真正啟動，才能最終起作用。起于網絡，終于座談會的px事件可謂是榜樣之作。

在前兩個案例中，網絡媒體，公眾輿論都顯示著正面的積極的作用，但事實上網絡也會成為謠言滋生之地。如先前的搶鹽**即為一例。民眾對網絡傳播的信息真偽度不加判斷，盲目跟風，以謠傳謠，成為笑談。即使是在釣魚執法事件中，我們也應當警惕網絡輿論會演化為一種民主暴政，以自由民主為名扼殺自由民主。

對策探究：

為應對網絡群體性，政府應該建立敏感政策領域的預判預警制度。委派專業人員采用科學的統計方法實時掌握網絡熱點議題，確定網絡敏感領域的問題，形成實時監控，及時反映、及早預防，做出科學判斷，在預判預警的過程中及時做出調整，降低由網群事件引發危機的概率。

其次，政府要增設新的訴求通道，完善公民利益表達機制。通過制造新興的訴求，使得民意得以匯聚，公眾可以完全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政府則借助電子政務建設，發布訊息、公布統計數據搭建與網民良性互動的平臺，讓網民參與到政策制定中來。[5]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利益表達機制，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減弱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矛盾。比如政府部門可以通過設計公眾網絡參與評比到市民座談會，大規模地自由討論促成政府與網民有效互動，推動事件的解決，提升政府公信力，進而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同時，政府還需要實現網絡與傳統媒體信息發布的同步。以搶鹽事件為例，借助傳統媒介，如電視、電臺、報紙，可以有效的去除虛假信息，澄清真相。

最后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政府應將網絡平臺視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利用網絡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對話。政府要轉變治理理念，恢復政府形象基層組織進不去，思想政治工作進不去，國家強制力進不去，應對網群事件的法則應是以疏導為主，在基于信息公開與交流互動、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堅持原則，耐心勸說，注重策略和方式的靈活性主動融入到網絡虛擬世界中，使政府角色與網絡社會產生互動，與網民形成共鳴。

【結束語】：

在信息社會，網絡作為新生的媒體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會產生“一點發信，多點感知，交互傳遞，滾動擴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而目前，政府在對待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態度和方法上，還存在許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沒有完善的信息預警機制、對網絡含有懷疑抵觸的情緒等。因而難以有效的制止謠言、規避群體性事件發生。在新形勢下，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將網絡平臺打造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完善公民利益表達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它要求以疏導為主，在信息公開的基礎上交流互動、平等對話；要求實時監控，及時反映、科學預防等等。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一個不斷發展的復雜問題，本文受條件經驗所限，只能做初步的分析和探討，希望有利于政府科學應對網絡，變挑戰為機遇。

注釋

[1]李金龍 黃嶠 挑戰與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0 39(1)第31頁

[2]姜勝洪 網絡輿情熱點的形成與發展、現狀及輿論引 理論月刊 2008(4)第22頁

[3]葉匡政 網絡群體性事件是公眾輿論的法庭 青年記者 2009，（07）第35頁

[4]翁文斌

網絡群體性事件與政府應對策略

長江師范學院學報 2011,(2)第27頁

[5] 廖芳玲 顧金喜 網絡群體性事件對政府管理的挑戰與應對之策 浙江學刊 2011(1)第44頁

參考文獻

1.李金龍 黃嶠 挑戰與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期刊論文]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0 39(1)2.王智軍 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須有新思維 [期刊論文] 探索與爭鳴 2011,(05)3.汝信 陸學藝 李培林 社會藍皮書—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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