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先富群體”競選“村官”調查

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實現村民自治，是新時期黨領導下實現農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是完成農業和農村工作各項目標任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浙江地處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世紀之交，我省已順利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2002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和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我省有近四萬個村完成了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本次村委會換屆選舉是《村委會組織法》、《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和《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全面頒布實施以來的首次全省統一進行的村級換屆選舉，群眾的參選熱度、操作的透明程度、組織選舉的激烈競爭程度均屬空前。由此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現象，其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越來越多富裕起來的村民積極參加村委會主任、委員競選，且當選比例較高。據初步統計，全省新當選的133222名村委會成員中，“先富群體”約占30%左右。義烏市2726名村委會成員當中，當選比例高達60%，在新當選的421名村委會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東陽、瑞安、樂清等地，”先富群體”當選村委會成員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一時之間，這一現象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新聞媒體關注的熱點。

所謂“先富群體”，在農村而言，主要是指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工商戶或種養殖業大戶。這個群體土生土長在農村，但又基本脫離了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他們屬于新型的農民群體。他們的致富，主要得益于黨的富民政策，是通過經商辦企業和自己辛勤勞動富裕起來的先行者。那幺，“先富群體”當選“村官”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一現象將對我國的基層民主與政治文明建設發生怎樣的影響？作為負責村委會換屆選舉日常工作的主管部門，我們對這一現象予以高度關注，從一開始就開展了系統性的追蹤調查，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梳理。

一、“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主要動機以及競選方式

“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動機不一，競選方式多種多樣。

（一）“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動機分析

“先富群體”從政的動機比較復雜，從調查情況看，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謀求經濟利益。通過參與影響村里的決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損害自己的利益。客觀的說，持這種觀點的參選者為數不少。在這些參選者當中又存在著兩種情況，一種是想為自己“撈一把”；另外一種是想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前一種情況目前越來越少。究其原因，一是“先富群體”自身有足夠的經濟實力，用他們的話來講就是“看不上”或“犯不著”；二是經過這些年的民主實踐的陶冶，村民自身會自發的總結經驗和教訓，又因村莊是個“熟人社會”，村民對參選人的性格品行比較了解的，因此抱有這樣動機的人不容易被選上；三是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不斷完善能夠比較有效地約束這種行為，從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的制度設計到罷免程序的制訂等都日趨合理、嚴密。這樣，就使得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為潛在動機的比例相對突出。

第二類是謀求政治利益。他們的動機比較復雜，既包括上面所講的“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潛在動機”，也包括“求名”的驅動，但又不僅僅止于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我們無法把這兩個動機完全相互剝離。農村“先富群體”對民主政治的需求是相當強烈的，究其原因，一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使他們有可能過問政治；二是他們所從事的經營活動需要有穩定的政治規則來降低不確定性，以保證投資獲利的穩定預期。在當前背景下，“先富群體”在農村政治格局中謀求一定地位，進而爭取地方政府和領導人的承認和保護無疑是一條較為可行的途徑；三是在這一取向的動機中，還不能完全排除那些抱有“光宗耀祖”、“出人頭地”思想的人。因為當選本身就是一種榮譽，它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都與村民的信任緊密相連，而信任對任何一個競爭者來說是有極大吸引力和推動力。

第三類是為民辦事的價值取向。除了出于謀求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大部分人以外，也存在一部分的確是出于公心而積極參與村民自治的“先富群體”。他們為了改造農村的落后面貌和造福家鄉人民甘愿作出經濟利益等方面的犧牲。

總體而言，“先富群體”參與“村官”競選的動機為本鄉本土老百姓做點好事的人占了主體。曾經有人說過，農民富起來后一是蓋房子，二是生孩子，三是下館子。事實上這三步曲彈了多年，富裕起來的農民，他們的興趣和愛好已經轉移到怎幺樣才能留個好名聲，轉移到擔當村干部，為家鄉的父老鄉親做點好事上來了。當“村官”為名不為利，應該說這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興旺發達在農村的體現。尤其是從這個群體的能力和實力上講，經過多年商海搏擊，基本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顯示了他們高出一般農民的能力和水平，這個群體貢獻出聰明才智和一部分勞動所得，直接受益的是農民群眾。從實踐意義上講，通過村委會職位的競選，讓這個群體的成員能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領頭羊，要比許多年以來農村干部主要由一些老黨員、老貧農、老實人當，當了十年、二十年來江山依舊，村容村貌依舊者有可能勝出一籌。當然也不排除極少數人存在乘機“撈一把”的念頭，也不排除小部分人想通過政治資本的積累更有效地保障其經濟資本積累，或者把當選“村官”作為其謀取更大政治經濟利益的臺階。

（二）“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的主要方式

“先富群體”參與村民自治和“村官”競選的方式或途徑主要有以下兩種，即走上層路線和走下層路線。隨著村民自治制度和選舉程序的日益規范，走上層路線在技術上已變得越來越難操作，但其影響卻不可忽略。

走上層路線主要是指“先富群體”通過影響村黨支部或鄉（鎮）黨委政府的領導等來實現當選的意圖，至少要保證他們不干涉自己的當選。這種路線的成功程度主要依賴于“先富群體”對農村社區經濟貢獻的大小以及相互間的經濟依賴程度。

走下層路線主要是指“先富群體”依靠村民的支持而當選。這種路線的成功程度依賴于“先富群體”對農莊影響力的大小。目前左右農村社區影響力的因素錯綜復雜，主要是經濟因素，即“先富群體”已經作出的經濟貢獻或當選后有望會作出的經濟貢獻的大小。當然，也不排除賄選、家族等因素的特殊影響。簡言之，“先富群體”參與“村官”競選的主要途徑就是經濟渠道，但在實際過程中，上層路線和下層路線的運用往往是交叉的。

根據調查來看，“先富群體”參與競選的具體操作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二是承諾的形式。在瑞安、義烏等地，不少競選者紛紛打出當選期間不要報酬、興辦公益事業、個人掏錢增加村民福利、以個人資產抵押發展村集體經濟等“競選承諾”，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選的作用。

三是采用經濟公關的手段，公開或不公開地取得一部分選民的信任票。如義烏某村兩名候選人打起了“擂臺”，各散發了價值兩萬多元的味精和三萬多元的食油。在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期間，我省天臺、義烏等一些地方都發生過“香煙選舉”等事例。

四是通過走家串戶，請客吃飯，事后圖報等較為隱蔽的手段，進行拉票。

五是成立競選班子，有組織地開展游說和拉票活動。有的地方出現了班子參選的苗頭，即從村委會委員到村委會主任，由幾個“老板”聯袂參選并“組閣”。

從上述競選手段我們不難發現，“先富群體”的競選活動與經濟手段的利用在多數情況下是分不開的，而這也是引起最大爭議的地方。

二、對“先富群體”大量當選的原因分析

從調查來看，我們認為 “先富群體”在一些地區大量當選的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取決于“先富群體”自身的能力和農民認識水平的變化；二是取決于黨的政策和當地政府的態度；三是取決于前二者所引起的“競選環境”的變化；四是現有法律的不完備，有空子可鉆。

首先，隨著“一法兩辦法”的深入學習和貫徹實施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農民的認識與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了，在一些地區，一部分農民意愿的變化推動“先富群體”走向村政的前臺。經過十幾年基層民主的訓練，目前農民并非是簡單地看待和對待選舉，在投票的背后是他們對農村經濟發展以及自身利益的一種期待與要求。而“先富群體”走上致富道路以后，在村里必然會有某種榜樣和示范效應，從而使他們自身具有了較強的號召力。在農民眼里，尤其是在我省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基層民主早已與“作秀”無關。村民是講實際的，事實上他們早已不單純的把選舉僅僅看作村委會干部的更換，他們投票背后更多的愿望是村莊經濟的發展與自己生活的改善。在這種認識下，“先富群體”對普通村民來講無疑是更具有競爭力和當選資格的群體。

其次，黨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態度與認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政策一直強調經濟發展優先，強調勤勞致富光榮，這在客觀上也必然要求把“先富群體”推到“農村社區管理者”和“帶頭人”的位置。從我們的調查來看，由于“先富群體”影響力的增強，有些鄉鎮對“先富群體”參政一開始是持謹慎態度的。但是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地方領導公開或不公開的鼓勵并支持“先富群體”競選“村官”。這種態度變化的背后主要有兩種因素支配。一是黨的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致富無罪。富裕有功”現實，使他們希望“先富群體”當選后來改變村莊落后的面貌和發展村級集體經濟。這使得“先富群體”先行富裕的示范作用與群眾求富的心理預期及地方領導的期盼有機的結合在了一起；二是“先富群體”當選有利于鄉村治理，尤其是鄉鎮任務的落實。因為“先富群體”手里掌握著各種資源，尤其是經濟資源，也比較有號召力。

再次，競選環境的變化是“先富群體”能夠成功當選的重要因素。競選需要各種資源，而“先富群體”是最有條件調動各種資源的群體。從現實來看，有兩種邏輯或力量支配著村莊的選舉。一是如何發展村的集體經濟與帶領村民致富，這是村級選舉政治中的主要問題，也是村民主要關心的問題；另一個是競爭激烈程度的增加導致需要動員各種社會資源，甚至需要制定競選的策略，否則就難以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從根本上講，競選者也是基于以上兩種邏輯來選擇他們的競選策略與手段的。策略、手段當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所有的這一切在多數時候都離不開經濟資源的掌握與擁有。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正如人們私下所言：“窮人當村長，說話也不響”，“寧跟有錢的老板，不跟有權的支部”。

最后，現有法律的不完備，造成有空子可鉆?！跋雀蝗后w”把純熟使用的經濟手段運用到村級選舉中，有的在選舉期間利用各種關系和借口請客送禮，有的分發實物、香煙等，這些是否屬于選舉中的不正當手段和違法行為？《組織法》第二五條和省《選舉辦法》第三十二條雖都有規定，但比較原則。特別是對選舉中的不正當手段和違法行為的認定與處理比較困難。如“賄選”的認定與處理。賄選是指用金錢或者其它物質利益收買選民使之違反自己的意愿參加選舉，或收買選舉工作人員，使之在選舉工作中進行舞弊。在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我們與各地都聽到和接待過反映“賄選”的呼聲和來訪的群眾。但在下去取證時，卻往往很難，基本無證可取。有的村民說飯我吃了，煙也抽了，食品也拿了，但我仍然沒有選他們。有的村民說，東西我拿了，但他就是不送東西，我也要投他的票。有的村民說我沒有違背自己意愿，等等。此外，一些違法行為應該由哪些部門來查處和處理。法的規定都不夠明確，民政部門查處這些問題，往往又缺少必要的手段。

由上述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先富群體”的當選有其內在的必然性，經濟手段的運用當然有待規范，也不排除在某些時候，某個村莊確實影響了換屆選舉，但從整體情況來看，經濟手段的運用，在實質上并沒有對村民自治的民主性構成挑戰，也沒有違背選民的意愿，其當選是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復合而促成的。統而言之，單單經濟手段的運用并不能夠左右村莊選舉，更不是導致“先富群體”大量當選的主要原因。

三、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的基本判斷以及政策建議

根據對我省有關市、縣、鄉鎮和部分村民的調查了解，大部分“先富村官”當選以來，基本上履行了當初的競選承諾，確實辦了一些多年未決的實事，較好地完成了上級有關部門要求協助完成的任務，從整體上講，這部分“村官”基層黨委政府是放心的，絕大多數村民是高興的，而他們自己也是干的開心的。以義烏市為例，截止2002年底，該市2726名村委會成員中，85%以上村委會成員群眾信任度較高，選舉時有經濟承諾的村委會主任，基本對村民兌現了承諾內容。

（一）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的基本判斷

在前述的報告中我們已經指出，“先富群體”的當選雖然在形式上和程序上有待規范，但在整體上并沒有妨礙村莊選舉的公正性、民主性?！跋雀蝗后w”競選“村官”現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使然，并沒有違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也沒有違背選民的自身意愿，其當選取決于主、客觀因素的綜合。由此我們初步認為，“先富群體”競選“村官”其趨勢不可避免，當選不容置疑，手段有待規范，效果有待進一步觀察，影響有待繼續研究。

第一、按照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經濟精英們在越來越多地掌握經濟資源和經濟支配權力之后，必然產生政治意識的覺醒和政治權力的訴求。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個私經濟相對發達，黨的富民政策讓一大批農民先富起來，造就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老板”。他們在解決溫飽問題并過上富足殷實的小康生活后，迫切地需要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需要更多的知情權、發言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而村委會的直接民主選舉又為他們提供了最簡捷的實現途徑。這一實際，從我省村級選舉甚至基層人大代表選舉越來越激烈、個私經濟發達地區的激烈程度相對超過欠發達地區等情況中都可驗證一二。

第二、依據合法性來判斷，“先富群體”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盡管有些存在離土離鄉的問題，但仍然保留著一個農村村民的身份，經合法的選民登記，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均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三、根據黨的政策來分析，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幺得來的以及財產怎幺支配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這為“先富群體”參政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支持，更何況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村委會，更有必要積極調動包括“先富群體”在內的各類人群的參與積極性，營造公開、公正、公平的民主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第四、從經濟和社會文明相伴發展，互為作用的規律講，在經濟發展上具有超越農民觀念的這個群體成員，應該具有觀念開放，思維超前，膽識過人，樂于奉獻的特點，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個群體在農村體現了先進生產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為農民朋友所羨慕并引為榜樣，他們來出任“村官”，農民兄弟信得過。原來的一些老村干部往往習慣用自己的道德力量維系著一個村的運轉秩序。但在改革開放大潮沖擊之下，他們當中的有些人落后了，隨著廣大村民的觀念日新月異，光憑固有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已難以維系復雜的農村現實。除了享受能更多地在公眾場合自由發表意見的快感外，經過幾屆村級換屆選舉“洗禮”的村民更愿意盤算一下誰當選更有助于他們的日子過得好一些。跟過去“越窮越光榮”的思想不同，“越富越光榮”的思想已深植于廣大村民的心中。因此，道德權威讓位經濟能人組成的“先富群體”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第五、隨著農村現代化的推進和逐步實現，新世紀的農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要擺脫貧窮走上富裕，這個群體的成員必然逐步擴張?，F階段這個群體可能是農民中的少數，若干年之后，必然是農民的大多數。

因此，我們認為，“先富群體”當選“村官”是好事還是壞事，利與弊孰大孰小不是只用幾句話可以簡單說清楚的，每一例個案都必須作具體的分析。當前，對這一現象的出現，我們不必過多擔憂，尤其不要求全責備，而應正視這一現實問題，予以必要的關注，進行正確的引導和規范，最終讓廣大農民群眾的選擇，特別是讓農村經濟與社會是否協調發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否得到發展的實踐來作結論。

（二）相關政策建議

1、理性對待承諾競選，從制度上厘定賄選、承諾捐贈選舉的界限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爭論最多，分歧最大的就是如何看待“承諾捐贈”行為。歸結起來大致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這種做法是變相的公開賄選，應予以禁止。

第二種意見認為，“承諾捐贈”與賄選是性質不同的兩碼事，村里先富的“老板們”和有錢人自愿出錢為村民和村莊辦實事，應予提倡。特別是個私經濟發達，集體經濟薄弱的村，有錢村民的捐贈，有利于村社區的公益事業。

第三種意見認為，村委會選舉中的“承諾捐贈”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承諾者確實素質好，能當好“村官”，帶領村民致富，他承諾捐贈為村民和村莊辦實事，村民們當然會更擁護他，或者說會有更多的人投他票。如果承諾者個人素質不好，或者把承諾作為當“村官”的一種交易，相信多數村民群眾還是不會投他的票。村民心里自有一桿秤，代表民心民意的選票不是隨便用錢物能換來的。

我們認為，對村委會選舉中的“承諾捐贈”問題，首先要充分重視和正確對待這一介入村委會選舉的新現象。村委會選舉作為村民自治的一個關鍵環節，其運作勢必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因素作為一種重要的村治環境要素，介入村委會選舉運作過程也是在所難免的。浙江農村經濟發展較快，特別是個私經濟發達，經濟因素介入和影響村委會選舉的運作，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對這一新出現的社會現象，我們目前基本上是持進一步觀察的態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調查和廣泛傾聽村民群眾的意見，不簡單地作肯定或否定的結論。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這一現象的聽之任之，問題的關鍵在于規范選舉程序，正確宣傳引導選舉行為。在轉型時期的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大批觀念新、懂管理的“先富群體”脫穎而出，我們應創造條件充分發揮他們在農村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逐步構建富有彈性的吸納機制和公平的競爭機制，放手讓他們通過平等競爭進入村級領導崗位，以期實現先富帶后富。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在村委會選舉中作出捐贈承諾的，大多數并非視作撈取好處的資本，而是表達其“從政”心愿，實現光宗耀祖目的和改變家鄉面貌抱負的一種方式。也正因為如此，多數村民能夠接受候選人的“承諾捐贈”行為。當然，我們也不能絕對排除個別人想從中撈好處?！俺兄Z捐贈”作為我省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必須客觀分析，理性思考，正確對待。我們認為，選擇在換屆選舉前或選舉中進行“承諾捐贈”是一種政治上的不成熟，是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正確的做法是只要你愿意為村莊公益事業作奉獻，為村民辦實事、好事應更重在平時。對那些“當選我就捐，不當選我就不捐”的所謂“承諾捐贈”則應加強教育引導和規范，不宜提倡，而應抵制。

目前，我們急需要做的是用制度來厘定賄選與承諾競選等行為的界限。如，我省義烏市針對“先富群體”競選“村官”引發的選舉困難，在實踐中采用了五條措施，較好規范了選舉行為，效果也比較明顯。同時設定了若干條原則來正確界定正當競選和不正當競選的界限。比如規定正當競選有五條：即公開發表治村演說；公開捐錢給公益事業或捐贈給村舉辦公益事業；在村選委指定的地點，經村選委同意后張貼承諾書、競選書；組織小范圍的競選班子在合法范圍內開展宣傳；在村選委的組織下公開回答村民的詢問。對不正當競選也規定了6條，即以威脅、恐嚇，武力手段強制拉票的；送錢送物面廣量大，賄賂買票的；使用巨額資金購買關鍵幾張選票的；用大小字報惡意中傷，誹謗他人的；以巨款承諾或巨款抵押競選和捐款指定給個人或代交農業稅，代付水電費的；違背法律法規的承諾和虛假承諾等。在選舉過程中也較好地以此標準處置矛盾和上訪。我廳在把握法的基本精神基礎上提出關于賄選等違法行為的界定、查處和防止意見。如關于賄選的認定，要求必須堅持兩條原則：一是選民意志是否受到左右，有無給選舉工作帶來不良后果；二是看錢物發放是否面廣量大，并要求一定要查實后再定性。對賄選等違法行為的查處，要求各地對那些公開買賣選票，公開散發錢物賄選，公開用威脅恫嚇手段干涉選民自主權的人和事，經查證確實后，要從快從嚴處理。并明確查證和處理工作可在縣、鄉（鎮）選舉工作指導小組的指導下，由村民選舉委員會具體實施。為防止賄選等行為，提出了四條措施，一是采用召開村民大會集中投票選舉方式；二是引導和規范競選活動。要求村選委集中時間、地點、人員組織正式候選人發表治村演說，回答村民詢問。有條件的村辟出固定陣地，開設競選欄，以開通正當選舉渠道；三是重視對侯選人的教育培訓工作，強調選舉紀律，使候選人明確正當與不正當選舉手段的區別；四是加強對候選人競選承諾內容的把關管理。候選人的競選書，治村演說辭，承諾書等須經鄉（鎮）選舉工作指導小組或村選委會同意后，方可在指定地點公布或張貼。這一指導意見對保證我省村委會換屆選舉健康有序開展，順利圓滿結束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農民群眾心中自有一桿秤，我們不應低估農民的思想境界，經過幾輪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實踐后，農民群眾在實踐中已經逐步領略民主選舉的重要性，也深刻體會到選票的意義和份量。在選舉中他們懂得利益權衡，會作出理性的選擇?！罢l對村里有利就選誰”，“選票是不能隨便用錢物換的”，“能當村干部的，不拉票我也選他，不能當的，送我幾百元也不會選他”。這表明，利益正教育農村群眾成為理性的行動者，他們在選舉中會慎重地、自主地、理性地做出選擇。應當承認，“承諾捐贈”對村民的選舉行為會產生一定影響，但并非決定性因素。事實也證明，“承諾捐贈”未必能當選。如我省浦江縣鄭家塢鎮沉里村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胡某，在投票前張貼承諾書，作出四項承諾，并當場拉來12噸水泥表示“誠心”，但結果還是沒有被選為村委會主任。

2、與時俱進健全完善村委會選舉制度

村民自治的相關法律和制度已從根本上解決了村民的選舉權問題，賦予村民自主選擇村委會干部的權利。但還只是一些原則性的規定，缺少對選舉運作程序和機制等的具體規定。正是公平競爭的相關選舉制度還不夠完善，因而造成人們對“先富群體”競選過程中“承諾捐贈”是否賄選之類的懷疑。現行選舉制度的不足，也在客觀上造成了農民群眾受各種不正常因素干擾，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愿的情況。因此，村委會選舉正常運作的關鍵還在于制度建設。首先，要細化村委會選舉規則，強化村委會選舉制度的可操作性，建立一套科學規范，易于操作，切實可行的選舉機制。要進一步加大宣傳教育力度，規范選舉行為，創造公平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其次，從全國乃至我省的情況看，地區差異較大，應在不違背根本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和鼓勵農民群眾從村情實際出發，在全省村委會選舉辦法留給地方的自由裁量空間內實現依法自主創造。實行村民自治一定要把決定村委會選舉辦法的自治權真正交給農民群眾。再次，要加強村委會選舉的宣傳，把村委會選舉的程序和制度明明白白地告訴給農民群眾，不僅要允許村民選舉村委會，而且要讓村民真正懂得如何選舉村委會，從而善于行使其選舉權。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不少村民對村委會選舉的有關事宜知之甚少，由于不懂其程序和制度，造成被人左右和影響，最終無法自主選擇和決定的情況。所以，村委會選舉事務的公開也應當成為下階段村務公開的重要內容。

3、對“先富群體”當選“村官”的教育引導不容忽視

“先富群體”當選“村官”后，正在經受各種考驗，而且這種考驗在他們的“執政”期間將一直伴隨。概括地說，有四個方面的考驗：一是信用考驗。與做生意一樣，“先富群體”在為“官”中也恪守一種信用：講過的，一定作數；說過付出的，一定兌現。從調查來看，大部分人都能說到做到，有的放棄生意，雇人看管，自己撲在村的建設上，有的出資為村做好事，實事，有的掏自己腰包為村里辦事，少則幾萬，多則60萬。對這部分人，農民群眾是滿意的，有的村民說，他們是雷鋒式的奉獻者。但不可否認，也有一些人不恪守信用，如某村楊某雖捐資10萬元，但因作出的承諾不兌現，加之忙于自家的生意，時間和精力上顧及村務有限等因素，導致村民信任度大幅下降，目前，已有村民聯名要求罷免。二是工作能力考驗。工作能力的考驗，主要是看他能不能給村民辦實事，為村民帶來實惠。三是法律政策水平考驗。村委會是農村中最基層的一級組織，除了發展經濟外，還擔當著大量的行政、社會工作。既要將中央和地方黨政部門的法律法規、政策傳達貫徹好，又要處理各種紛繁蕪雜的建房、計劃生育、鄰里糾紛等事務，沒有一定的法律政策水平，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越軌犯錯。四是內外關系考驗。集中表現在如何處理好與鄉鎮和村黨支部的關系上。

當前，針對“先富群體”當中新手較多的實際情況，還要切實抓好村委會成員的教育培訓工作，讓那些從來沒有當過“村官”的“老板”、經濟能人更好地掌握國家和省的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熟悉村民自治的理論知識，更快地適應新角色。培訓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具有針對性。在教育培訓方式上，要緊密聯系實際，積極嘗試互動式的培訓方式，以更有效地支持實踐。

“先富群體”成員中應該說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確實存在龍魚混雜，少數人素質較低的狀況。從面上看導致少數“先富群體”從政不力的因素，據我們調查主要原因有四個：一是忙于經商辦企業，時間精力上顧及村務有限；二是經驗缺乏，不懂得村民自治的程序方法，對三大國策了解甚微，更不會排查處理村民矛盾和糾紛。尤其是一些“老板”經商辦企業經驗很豐富，但成為“村官”后，卻無所適從，不知道怎幺干；三是與黨支部爭權爭利，分庭抗禮，比大小高低，導致部分村嚴重的“兩張皮”現象，村兩委人坐不到一起，話說不到一起，勁使不到一起；四是極少數“先富群體”的成員當選后處理村務方法簡單，辦事不公，企圖個人說了算。有的甚至把村委會印章視為權力象征，拎在包里，走到哪里帶到哪里等等。

因此，在“先富村官”當選以后，對他們的培訓引導不容忽視，我們要以“促團結、聚民心、嚴制度、辦實事”為主題，進一步提高“先富群體”的素質，強化宗旨觀念，提高為民辦實事的能力。當然，提高“先富村官”的依法辦事水平是個長期任務，“先富群體”素質水平的提高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即可奏效。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所以對“先富村官”的教育和引導應該長期進行，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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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農村“先富群體”當“村官”現象的調查與思考

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我縣部分“先富群體”參與競選“村官”的趨勢日益明顯。這些具有經濟實力、卻一度遠離鄉村政治舞臺的“先富群體”，在村民主自治進程中脫穎而出成為村級核心人物，如何認識這一新現象，以及如何趨利避害加以正確引導？筆者通過調查研究，結合工作實際，提出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基本情況

所謂“先富群體”，在我縣農村而言，主要指先富起來的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或種養大戶。這個群體中大部分對象所擁有的財富規模都大大超出了普通農民，在生活和生產方式上也脫離了傳統農民的主要特征，屬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農民群體。他們頭腦活絡，思維創新，有實力、有魄力、有能力，有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并具備較好的社會活動能力。但長期以來，這部分群體在鄉村的政治舞臺上并沒有扮演重要角色。2002年以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和村民自治選舉的開展，我縣農村“先富群體”的參政意識和參政能力才被極大的激發出來，并成為民主改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今年上半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縣委、縣政府的統一部署，全縣342個村開展了第七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據統計，在這次換屆選舉中，全縣共有選民218295人，其中屬“先富群體”所占的比例不到10%，但在全縣新當選的338位村委會主任、683位村委會委員當中，屬“先富群體”的比例卻分別高達40.2%和20.9%，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城郊村，比例更高，如：天馬鎮48個村共選出村委會主任48人，村委會委員94人，其中屬“先富群體”的分別占52.1%和27.7%。

“先富群體”已經成為當前村級基層組織的一支生力軍，究其競選動機，總的可以歸納為三大類：一是謀求經濟利益。爭當“村官”或是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是為創造更多的財富機遇，甚至不排除部分企圖尋機“撈一把”的目的。二是為圖政治名聲?！吧潭鴥瀯t仕”。生活富裕起來的人關心政治、參與政治，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我國，“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的心理還是根深蒂固的。村主任雖不在國家行政官員的序列，但也是農村的一方“首腦”，是一種地方權力的象征。三是為民造福，希望通過擔任“村官”為群眾更好地辦一些實事，干一番事業。人的基本物質需求滿足后，就會產生諸如實現自身價值、貢獻社會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一些農村“富人”在事業上、財富上有所斬獲后，立志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以此來回報社會。這種心態是“先富群體”參政的最積極動因，也是“先富群體”參政的主流。大多數情況下，三種動機并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因此形成了多樣化的參政行為。

二、利弊分析

“富人”村官的治理方式在發展村集體經濟、加快農村建設方面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和明顯的效果，表現在：在發展思路上，“富人”村官敢于大膽創新，善于挖掘當地資源優勢，在開展農業開發、調整經濟結構、招商引資等活動中，培養了村民的市場意識，推動了農村的市場化進程；在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新農村建設中，他們積極規劃，建設基礎設施與配套設施，改變村容村貌，表現出富于開拓的精神與非凡的工作魄力，為農村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以富人為核心的治村班子，管理主動，完成任務快，勇于改革陳規陋習推行“新政”。如天馬鎮城郊某村歷來是個散班子、亂攤子的“老大難”村。2002年先富起來的葉某當選為村委會主任后，憑借良好的群眾基礎，利用本村地處城郊的良好區位，鼓勵群眾發展蔬菜大棚種植，大力改變村莊的面貌，修膳村集體活動場所，凝聚了人心、團結了班子。但從全縣來看，部分“先富群體”在參政的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參政行為不規范。一是參選的方法不規范。如在今年村委會換屆選舉過程中，我縣城郊某村兩位“富人”為競選主任，各花10多萬元費用給選民送錢、送物，后因涉嫌賄選，最終退出了競選。二是施政決策短期化。在具體施政過程中極易出現搞政績工程、超村級財力舉債建設等短期行為。如：天馬鎮某村主任為了爭取再次當選，在任職的最后期限內，不惜花40多萬元村集體資金來硬化村里的所有道路。

第二、兌現承諾不積極。在競選時，為了獲得村民的支持，“先富群體”往往“財大氣粗”，在群眾面前公開承諾出資修路搭橋、為村民代繳各種應交款、改善村民福利待遇等，有的甚至不惜違反政策法規規定信口開河。當選后，他們或忙于個人事務，經商辦廠、承包工程，疏于兌現承諾，或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根本就不可能兌現，對群眾不關心、不重視，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一拖再拖，把自己所作的承諾拋之腦后。

第三、履行職責不認真。一是“先富群體”雖然家在農村，但由于接觸農村事務少，不熟悉農村情況，對村民自治的程序方法、政策法規一知半解，不知如何去履行職責。二是在處理村務過程中，將個性作風帶入工作中，使管理、決策、監督等各項制度流于形式。三是以自我為中心，不接受領導，不配合工作，甚至與鄉鎮政府分庭抗禮，對某些政策不執行或不配合執行。如對計劃生育、殯葬管理等“得罪人”的工作，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以免得罪選民。

第四、自身要求不嚴格。由于“先富群體”工作和生活經歷多樣，往往思想政治意識淡漠，組織紀律松散，將一些不健康的行為方式帶入日常工作中。有的注重在錢上做文章，善于跑關系，搞權力尋租，以關系強化自己權威，撈取私利。有的習慣于一言堂，辦事不按程序，決策獨斷專行，不接受他人監督，甚至為自身利益不惜

觸犯黨紀國法。近3年來，天馬鎮有20多名村官因挪用公款、職務侵占、工程串標等行為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有的當選后對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認識不足，將村委會凌駕于村黨支部之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的農村工作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

三、幾點思考

從整體上看，“先富群體”參政作為農村一種典型的精英治村現象，已經產生了較好的效果。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如何通過教育和引導，進一步趨利避害已經成為當前加快我縣農村民主法制進程的迫切要求。

第一、加強引導，盡快實現角色的轉變。

首先，要正確認識“先富群體”的參政現象，為他們開展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要看到“先富群體”參選的主流是好的，從實踐情況來看，大部分“富人”村官發展經濟積極主動、有思路、有辦法，與一些為政多年、卻山河依舊的村官相比，“富人”村官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之處。其次，要建立有力的激勵約束機制，通過科學的考評制度獎優罰劣。鄉鎮黨委要及時出臺村級干部工資報酬和獎金的評定辦法，根據工作量的大小和工作的實績來評定村級干部的報酬和獎金，扭轉長期以來村組干部“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挖掘富人“村官”的潛能。第三，要加強與“富人”村官的交流溝通，引導他們揚長避短創新業。對“富人”所治之村，鄉鎮黨委要不斷改善領導方式，積極探索工作方法，提高執政能力，加強黨的領導。對富人“村官”，鄉鎮黨委應多肯定、多鼓勵，在業務上多指導、幫助，要鼓勵他們創造條件發展經濟。對一些素質高、工作好的富人“村官”，要考慮安排政協委員等榮譽，參加“十佳”帶頭人、村兩委“好搭檔”評選等活動，通過典型示范，引導帶動其他“村官”積極向上。

第二、加強教育，增強服務的能動性。

村委會是我國最基層的一級組織，承擔著大量的行政、社會工作?！案蝗恕睋未骞?，由于政策水平、黨務知識、村務工作能力等比較欠缺難以馬上適應，因此，要從加強教育培訓入手，提高村官隊伍的總體素質。一是要抓好任前培訓，增強崗位適應性。選舉結束之后要組織對村主職干部的培訓，有針對性地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村級財務管理、村鎮規劃、農村信訪等多方面知識的學習，使他們一上任就能迅速進入工作狀態。二要加強常規教育，提升能力素養。針對部分富人“村官”存在的組織紀律觀念不強、思想覺悟不高等問題，鄉鎮黨委要從提高他們的政治理論素養上下功夫，通過集中培訓、廉政談話等形式，組織學習黨的基本理論、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要加強廉政教育，切實增強勤政廉政意識，打造一支干凈干事、群眾信任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三要積極開展互動交流，強化“兩委”合力。要組織“兩委”關系較融洽的干部多交流，消除隔閡；要組織“兩委”合力強的村干部，到有關村委會巡回現身說法，介紹經驗；對個別確實對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認識不足的，鄉鎮黨委要對其進行談心，深入細致做好思想工作。

第三、健全制度，著力推進依法治村的進程。

一是要完善現行選舉制度，讓群眾充分行使民主權力。首先，細化村委會選舉規則。要通過強化村委會選舉制度的可操作性，在實踐中探索出一套科學規范，易于操作，切實可行的選舉機制。其次，進一步加大宣傳教育力度，要讓農民群眾真正理解村委會選舉的程序和制度，從而正確行使其選舉權、罷免權。對個別富人“村官”放棄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不服黨委政府領導的，要大膽啟動罷免程序，把不正之風消滅在萌芽狀態。二是要堅持村務公開，發揮村民自治組織作用。村民自治的核心在于“四民主，兩公開”，要通過村務公開等途徑，充分發揮群眾的力量，讓“富人”村官施政過程變為群眾監督的過程，使“富人”村官成為群眾滿意、組織放心的百姓“貼心人”。三是要健全規章制度，堵塞違規渠道。鎮村兩級要通過建立健全嚴格的規章制度，有效約束、規范富人“村官”的村務行為。堅持完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重大事項民主決策制度、大額支出聯簽制度，全面推行村級財務“雙代理”制提高村級財務規范化運作程度，加強村級民主政治建設。加快成立工程招投標中心，將鄉鎮和村級的建設工程發包、集體資產經營承包租賃等統一納入鄉鎮招投標中心運作，嚴格操作，扎實推進農村基層組織的黨風廉政建設

第三篇：對農村“先富群體”當“村官”現象的調查與思考

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我縣部分“先富群體”參與競選“村官”的趨勢日益明顯。這些具有經濟實力、卻一度遠離鄉村政治舞臺的“先富群體”，在村民主自治進程中脫穎而出成為村級核心人物，如何認識這一新現象，以及如何趨利避害加以正確引導？筆者通過調查研究，結合工作實際，提出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基本情況

所謂“先富群體”，在我縣農村而言，主要

指先富起來的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或種養大戶。這個群體中大部分對象所擁有的財富規模都大大超出了普通農民，在生活和生產方式上也脫離了傳統農民的主要特征，屬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農民群體。他們頭腦活絡，思維創新，有實力、有魄力、有能力，有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并具備較好的社會活動能力。但長期以來，這部分群體在鄉村的政治舞臺上并沒有扮演重要角色。2002年以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和村民自治選舉的開展，我縣農村“先富群體”的參政意識和參政能力才被極大的激發出來，并成為民主改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今年上半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縣委、縣政府的統一部署，全縣342個村開展了第七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據統計，在這次換屆選舉中，全縣共有選民218295人，其中屬“先富群體”所占的比例不到10，但在全縣新當選的338位村委會主任、683位村委會委員當中，屬“先富群體”的比例卻分別高達40.2和20.9，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城郊村，比例更高，如：天馬鎮48個村共選出村委會主任48人，村委會委員94人，其中屬“先富群體”的分別占52.1和27.7。

“先富群體”已經成為當前村級基層組織的一支生力軍，究其競選動機，總的可以歸納為三大類：一是謀求經濟利益。爭當“村官”或是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是為創造更多的財富機遇，甚至不排除部分企圖尋機“撈一把”的目的。二是為圖政治名聲。“商而優則仕”。生活富裕起來的人關心政治、參與政治，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我國，“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的心理還是根深蒂固的。村主任雖不在國家行政官員的序列，但也是農村的一方“首腦”，是一種地方權力的象征。三是為民造福，希望通過擔任“村官”為群眾更好地辦一些實事，干一番事業。人的基本物質需求滿足后，就會產生諸如實現自身價值、貢獻社會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一些農村“富人”在事業上、財富上有所斬獲后，立志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以此來回報社會。這種心態是“先富群體”參政的最積極動因，也是“先富群體”參政的主流。大多數情況下，三種動機并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因此形成了多樣化的參政行為。

二、利弊分析

“富人”村官的治理方式在發展村集體經濟、加快農村建設方面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和明顯的效果，表現在：在發展思路上，“富人”村官敢于大膽創新，善于挖掘當地資源優勢，在開展農業開發、調整經濟結構、招商引資等活動中，培養了村民的市場意識，推動了農村的市場化進程；在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新農村建設中，他們積極規劃，建設基礎設施與配套設施，改變村容村貌，表現出富于開拓的精神與非凡的工作魄力，為農村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以富人為核心的治村班子，管理主動，完成任務快，勇于改革陳規陋習推行“新政”。如天馬鎮城郊某村歷來是個散班子、亂攤子的“老大難”村。2002年先富起來的葉某當選為村委會主任后，憑借良好的群眾基礎，利用本村地處城郊的良好區位，鼓勵群眾發展蔬菜大棚種植，大力改變村莊的面貌，修膳村集體活動場所，凝聚了人心、團結了班子。但從全縣來看，部分“先富群體”在參政的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參政行為不規范。一是參選的方法不規范。如在今年村委會換屆選舉過程中，我縣城郊某村兩位“富人”為競選主任，各花10多萬元費用給選民送錢、送物，后因涉嫌賄選，最終退出了競選。二是施政決策短期化。在具體施政過程中極易出現搞政績工程、超村級財力舉債建設等短期行為。如：天馬鎮某村主任為了爭取再次當選，在任職的最后期限內，不惜花40多萬元村集體資金來硬化村里的所有道路。

第二、兌現承諾不積極。在競選時，為了獲得村民的支持，“先富群體”往往“財大氣粗”，在群眾面前公開承諾出資修路搭橋、為村民代繳各種應交款、改善村民福利待遇等，有的甚至不惜違反政策法規規定信口開河。當選后，他們或忙于個人事務，經商辦廠、承包工程，疏于兌現承諾，或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根本就不可能兌現，對群眾不關心、不重視，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一拖再拖，把自己所作的承諾拋之腦后。

第三、履行職責不認真。一是“先富群體”雖然家在農村，但由于接觸農村事務少，不熟悉農村情況，對村民自治的程序方法、政策法規一知半解，不知如何去履

第四篇：嫖客群體調查

嫖客群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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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來自廣州特約記者方鴻的調查，1988年廣州查封了第一家由一位小學校長開的有嫖娼嫌疑的“閱春排檔”。從1992年開始，隨著港資、臺資和日資的涌入，“性產業”開始形成規模。當時的嫖客以外資中層以上管理人員為主。至1993年，以嫖宿為主的發廊大發展，至1994年達到第一個頂峰。每個小城市即有數條發廊街，小姐近4000人，日接嫖客量為5000人左右。1997年至1999年，是廣東色情業的第二個頂峰。3年抓獲嫖客共計3.63萬人，2001年全省共抓獲嫖客1.04萬人。據保守估計，以10倍的漏網率計算，僅在廣東省即有嫖客10萬人，民間有“十萬嫖客過珠江”之說。據初步統計分析，被抓獲的1.04萬人中，近11%為政府各級官員，33%為各類富翁老板，42%為民工，其他占14%。

在全國性掃黃打非行動中，2001年，北京市公安監理所管理處收容教育二所收容了700多名嫖客，在2002年的專項行動中，又抓獲了嫖客1000多名，這些嫖客年齡在15-65歲之間，其中大專學歷以上的130多名(博士后2人)，文盲300多名；已婚500多人，離異80多名，他們將被公安機關收容教育半年至兩年不等。

武漢特約記者吳峰在關于民工嫖客的調查中，發現在民工聚集的漢正街和漢口六渡橋是流鶯覓食的主場所，武漢市第二收容所每年收容的嫖客中，民工占相當大的比例，1999年收容的272名嫖客中，民工為172人占63%，2000至2002年的絕對數和相對比例都呈增長趨勢。

中低檔：主體成員為一般辦事員、業務員、普通教師、個體攤販、產業工人、一般市民和司機；嫖娼對象：一般招待所網絡內娼妓、發廊女、按摩、洗腳女、三陪女；嫖娼地點：一般招待所、低檔發廊、按摩、洗腳屋，KTV包房。安全系數：不安全；價位，100元/次左右。低檔：主體成員為農民、民工，嫖娼對象：發廊女，河邊、街邊拉客女；場所：錄相廳、工棚或其它臨時地點，價位10-50元/次；安全系數：很不安全，染病系數：很有可能染病。

第五篇：大學生客戶群體調查

大學生經濟能力，通過對一些網友和朋友溝通加上自己的分析，現在她們一個月生活費用普遍在800—1000元左右，也有在1000元以上。除掉每個月吃飯以外，零花的大概平均有500—800.對于商品比較重視款式價格而后才是質量。通過詢問我堂弟（廣西民族大學）、朋友的妹妹（廣西大學）和剛畢業的一個朋友。

飲食，平常周末大學生都會和舍友和老鄉聚會，消費在中低檔，大概在300元以內，消費的餐飲場所主要為大排檔，風味餐館，夜市燒烤。參考地段：農院路、火炬路、西大東門夜市區域。

休閑娛樂，主要是K歌為主，西大東門，南門附近一帶的這些場所一般到周末都會爆滿，和朋友親歷過，唱午夜場的等了整整兩個多小時才到我們。

服裝品牌，大學生是一個積極向上的群體，對于商務類嚴肅類的品牌沒興趣，受歡迎的服飾品牌：以純、森馬、美特斯邦威、三福、佐丹奴、阿迪達斯、耐克、杰克瓊斯、阿依蓮、韓都衣舍、外貿名品等。

鞋子：一些運動休閑品牌的鞋（如安踏、李寧、361度等）、匡威、達芙妮、華耐、夢夢等。

個人總結分析：按照本案的地段和周邊群體，大學生是一個低消費群里，消費不高，商家進駐主要以為滿足迫切需求和生活必須為主。所以要有餐飲，娛樂，服裝，超市、聯通移動營業廳、銀行網點等這類。

餐飲大眾消費為主，飲品奶茶店（大維、菜茶沫、地下鐵）、快餐店（如柳盛、佳百旺、快而美類）、米粉店（三品王、粉之都）、生活小吃（沙縣小吃、特色小吃類）、大排檔

娛樂，一些量販式KTV和網吧、溜冰場

服飾，服飾控制在200塊左右以內，超過300塊學生群體就會選擇去市中心和大型購物場所購買，心理想法是可能款式多，價格會打折。按照大學生給出喜歡的服裝品牌和本案的地理位置，我覺得進駐以純、森馬、美邦、三福、韓都衣舍、外貿名品這類品牌可以，只要價格合適都會購買，而阿迪達斯、耐克、杰克瓊斯、阿依蓮這些價格稍微貴了些，可以考慮進駐這些品牌的折扣店，如阿迪和耐克折扣店。

鞋子，按照朋友說的，她們大學女生很喜歡達芙妮和夢夢的鞋子，新品多。

一些生活服務類，這類為生活必須，不受地域限制，超市以中小型超市為主，如利客隆，銀行網點和移動聯通充值業務辦理，便民服務等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