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翻譯期末論文范文

淺析夏濟安譯《古屋雜談》

——從翻譯美學與翻譯批評的角度 摘要：夏濟安譯作在譯界享有較高聲譽和地位，譯作《古屋雜談》的在備受推崇的同時，也存在失真和走樣的地方。本文既評析了夏先生在散文翻譯的美學方面的成功之處，又從翻譯批評的角度，找出不足之處。

關鍵詞：翻譯美學；翻譯批評；夏濟安；《古屋雜談》

夏濟安先生是散文翻譯大家，散文翻譯特色鮮明，著有譯作《名家散文選讀》，書中所譯的美國作家霍桑的《古屋雜談》更是無人不知。霍桑是美國著名文學家，主要成就在小說，但其散文亦聞名于世。尤其是他的The Old Manse以其深沉濃郁、詞彩華麗的風格歷來為多數散文大家所推崇。本文擬從翻譯美學和翻譯批評的角度,對夏濟安翻譯的霍桑作品《古屋雜談》作簡要的評析，批判地繼承名家的習作，切勿全盤接受。

一，夏譯《古屋雜談》的語言，意象，情感之美

美感的產生調動了人精神活動所有的機制,是一個復雜的“刺激-反應”過程。因此美學是一個多層級且互相滲透的結構。各層級各司其職,又相輔相成,構成一個和諧的、集感性、理性于一體、集主觀與客觀于一體的統一。翻譯美學認為在各層級中,文藝作品的外在形式因為文學作品中種種外象的審美信息,直接作用于我們的感官,構成大腦審美思維活動的起點。美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扣人心弦”,就在于各種物象能讓審美主體第一時間感官受到刺激,情感開始富集,進入審美意識的構建。翻譯美學認為“把握原文自然感性美的關鍵是‘身臨其境,運用感性’”具體到翻譯實踐中,就需譯者緊跟作者的感官,抓住物態特征。這就要求譯者在語言，意象，情感方面都要做到“美”，突出“美”。

Between two tall gateposts of roughhewn stone,（the gate itself having fallen from its hinges, at some unknown epoch）we beheld the gray front of the old parsonage, terminating the vista of an avenue of black ash trees.It was now a twelve month since the funeral procession of the venerable clergyman, its last inhabitant, had turned from that gate way towards the village burying-ground.The wheel-track, leading to the door, as well as whole breadth of the avenue, was almost overgrown with grass, affording dainty mouthfuls to two or three vagrant cows, and an old white horse who had his own living to pick up along the roadside.譯文：一條大路，兩旁白蠟樹成林，路盡頭可以望見牧師舊宅的灰色門前，路口園門的門拱已不知在哪一年掉了下來，可是兩座粗石雕成的門柱還巍然矗立著。舊宅的故主是位德高望眾的牧師，現已不在人世，一年前，他的靈柩從園門里遷出，移向村中的公墓，也有不少人執紼隨行。園門里的林陰大路和宅門前的馬車道，雜草蔓生，偶爾有兩三只烏鴉飛來，隨意啄食，在路旁覓食的那頭老白馬，也可以在這里吃到幾口可口的美餐。

這段散文翻譯可謂是“一氣舒卷，語特疏雋，尤其可貴的是，婉轉洞達，奇境別開”，譯語是如此的渾然天成，我們不得不為夏先生能“攝其意境之神韻”而贊嘆不已。著名翻譯家林以亮先生評論說：“這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翻譯，而是原作美感經驗的再度創作。我們如果拿原文和譯文再多讀幾遍，就會覺得譯者和原作者達到了一種心靈上的契合，這種契合超越了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打破 1

了種族上和文化上的藩籬”。譯文也緊跟霍桑的創作理念和創作背景，霍桑認為：與文明而古老的歐洲相比，美國“沒有陰影，沒有古風，沒有秘傳，沒有絢麗而又昏默的冤孽，只有光天之下的枯燥乏味的繁榮”，給作家提供的素材極少。因此，霍桑把注意力轉向過去，力圖借助想象去挖掘歷史上對創作有益的素材，以便“把過去了的時代與我們面前一瞬即逝的現在聯系起來”。這也暗示了他以古喻今的創作意圖。但是出于清教徒的審慎，霍桑采取了浪漫主義小說的創作形式。他認為只有這樣，作者才能以自己選擇的方式構思和創作，而又不必拘泥于細節的真實，才能在“真實的世界”和“仙境”之間找到現實與想象得以相結合的“中間地帶”。霍桑的偉大正在于他能以表面溫和而實質犀利的筆鋒。由此看見，在翻譯過程中，了解作者背景和創作理念，構成一個整體概念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翻譯中，譯者通過自己的理解能力在頭腦中再現與原作者頭腦近似的概念，再依靠自己的表達能力將這一概念蘊涵在譯語的語言形式中。由于語言材料和文化環境的不同，要實現相同概念的傳達，這個二次表達和原作者的一次表達必然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翻譯要把握與原創作的同與不同，靠的就是這個整體概念。沒有整體概念的翻譯———極限形式就是機器翻譯———僅僅停留在語言的字面信息的機械轉換，在原語環境中能傳達整體概念的信息和信息構成模式，在譯語環境中，傳達的可能是一個扭曲分裂的概念。很多不成功的翻譯，多多少少都能看到這種機器翻譯機械對應的痕跡。作為一種成熟的藝術題材，散文藝術的翻譯要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語言風格、意象、情感等各個層面。無論是哪一個層面，譯者都應該進行整體把握，在充分掌握原語信息的基礎上，將所形成的格式塔意象用譯語建構起來，這樣才能攝原文“意境之神韻”，突破語言、文化和時空的藩籬，將美感體驗完整地再現于譯文中。夏濟安的翻譯完全沒有翻譯的痕跡，也就是在原作基礎上的再度創作。

1．we beheld the gray front of the old parsonage, terminating the vista of an

avenue of black ash trees.譯文：一條大路，兩旁白蠟樹成林，路盡頭可以望見牧師舊宅的灰色門面。

譯者將terminating the vista of an avenue的意思用“路盡頭”來傳達，沒有受

到vista, 這個虛義模糊詞的局限，并將terminating轉換成一個地點狀語，所表達的意思與原文一致，并非常清楚。如果譯者試圖尋找與terminating和vista,語義對應的語言單位，就會受到英語語言結構的影響。

原文中有“we”，而譯文省略了這個主語，這也是漢語散文語體特征之一。

散文翻譯的語言風格是翻譯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如何才算翻譯的風格，是譯者的風格還是原作的風格。原作的風格是否能用譯語傳達，都還很難達到共同認識。但是散文不能沒有風格。夏濟安先生的翻譯實踐證明，如果翻譯的語言風格不能適合譯語的語言特點，這種風格也很難再現。夏濟安先生舍棄了翻譯中以語言單位對應實現語義對應的機械翻譯的操作模式，突破了翻譯單位說，在實現語言信息與主觀的美感體驗達到高度融合后，用目的語進行再創作式的翻譯，在語言層面上真正有效避免了語義梗塞，使譯文流暢自然，語義清晰，不僅將原文的涵義表達得非常清楚，而且符合漢語散文語體的特點。由于這種整體構建方法的有效性，他的散文翻譯既能照顧到譯文與原文信息的真正映合，又能讓翻譯散文自成一個完美的藝術體，保證譯作上下文關系不受與原文形式對應關系的分割。

原文中an avenue of black ash trees.是英語特有的表達方式，非常生動地描寫

了大路兩邊栽滿了白蠟樹的情形。譯者用的是“一條大路，兩旁白蠟樹成林，”非常簡潔，“成林”準確地表達了原文的意思，兩個意象并置（沒有用連詞或介

詞），使得意象再現的非常鮮明。

2.It was now a twelve month since the funeral procession of the venerable

clergyman, its last inhabitant, had turned from that gate way towards the village burying-ground.譯文：一年前，他的靈柩從園門里遷出，移向村中的公墓，也有不少人執紼

隨行。

原文是It was…since的結構，譯文將他轉換成適合漢語的表達方式（一年

前…），這種記述的視角更符合譯語的習慣，行文更流暢。原文中的一個時間狀語since the funeral procession在譯文中被作者轉換成一個獨立的分句“也有不少人執紼隨行”，對上文“一年前，他的靈柩從園門里遷出??”補充說明，意思非常連貫。譯者將十九世紀美國的“funeral procession”按中國傳統具化為“執紼隨行”，不知不覺地注入了漢語文化。執紼，是古代喪俗，出殯時靈柩用車拉，送葬的親友須挽牽引靈車的繩索而行，故稱執紼。然而，美國的傳統葬禮多采用宗教形式，通常在教堂舉行。基督教認為死亡無非是永生的開始，是去天堂和天父以及先行的親朋好友團聚，還能獲得不再生病、痛苦的身體，好事一樁。這種對死亡坦然平靜的態度，在葬禮上反映十分明顯，整體氣氛是哀而不傷，這與中國葬禮鳴鑼敲鼓，親朋哀號的喧鬧場面截然不同。很明顯，譯者考慮到中國讀者的理解范疇和審美需求，對譯文進行“文化替換”。

3.The wheel-track, leading to the door, as well as whole breadth of the avenue,was almost overgrown with grass, affording dainty mouthfuls to two or three vagrant cows, and an old white horse who had his own living to pick up along the roadside.譯文：園門里的林陰大路和宅門前的馬車道，雜草蔓生，偶爾有兩三只烏鴉

飛來，隨意啄食，在路旁覓食的那頭老白馬，也可以在這里吃到幾口可口的美餐。

對應原文，譯文中沒有語言單位能對應抽象名詞breadth所表達的意思，整

句話的涵義沒有損失，因為“雜草蔓生”也能反映原文中把整條道路覆蓋的意思。

原文2和3中，作者在開頭運用一連串意象“,funeral”, “venerable clergymen”,“burying-ground”,“vagrant cows”,“old white horse”,營造出悲愴肅穆的氣氛,定下文章情緒的基調。其中“funeral procession”作為名詞短語是一個靜止的意象,譯者引入“紼”(出殯時拉棺材的大繩)的意象,將其具體為“不少人執紼隨行”,將靜態意象轉化成動態意象。第3中從cow到“烏鴉”的轉變是夏濟安先生意象再創造的經典之作。“烏鴉”，已有很多學者論述，褒貶皆有。但是譯者將這個場景描繪得非常到位，卻是公認的。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譯者在語義轉換上的技巧，將一個結構緊湊的短句展開成幾個分句，語調舒緩；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譯者意象的重構，烏鴉（隨意啄食）和白馬（在路旁覓食）的形象并不是完全包含在原句中，而是有譯者的創造一方面,譯者將一個長句展開成幾個分句,語調舒緩,更符合譯入語讀者攝取意象的審美習慣。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該明白，感知和重構文學翻譯中藝術形象，并非等于對原文語言形式的復制或語義概念的等值。漢語和英語的形態結構和表達方式千差萬別，語言的顯性結構和思維模式也不盡相同。譯者不僅要自覺運用形象思維，透過原文的語義概念層次，感知原文描寫的形象，而且要考慮漢語的顯性結構和漢語認知心理中的形象因素，才能在譯文中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原文的藝術形象。

二．從翻譯批評角度，批判地看待夏譯《古屋雜談》

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大潮。對我國的翻譯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

觀念的更新，方法的多樣化，使翻譯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大而呈現出勃勃生機。在二十多年的發展進程中，已透露出將歷史的民族視野、現實的發展視野與新科學的多元化視野相融合的內在需求。翻譯批評作為翻譯學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他兩個為翻譯理論和翻譯史），直接影響了翻譯的發展。

1.Between two tall gateposts of roughhewn stone（the gate itself having fallen

from its hinges at some unknown epoch）we beheld the gray front of the old parsonage terminating the vista of an avenue of black ash trees.譯文：一條大路，兩旁白蠟樹成林，路盡頭可以望見牧師舊宅的灰白門前，路口圓門的門拱已不知在哪一年掉下來了，可是兩座粗石雕成的門柱還巍然矗立著。

這一句中，avenue被直接譯作了“一條大路”，但是，譯者這里顯然忽略了

霍桑的英國背景。avenue在美國英語中一般指兩邊栽有樹木的街道（a broad street in a town, sometimes having trees on each side），而在英國則經常指從大路下來通向鄉間房舍的小路（a road or way between two rows of trees, esp.one that leads to a house），而且霍桑在這里還特別用了vista“狹長的景色”（a distant view to which the eye is directed between narrow limits, e.g.by rows of trees）來限制avenue，可見這里的avenue絕不是大路而只能是小徑。把avenue譯作大路，所給中國讀者傳遞出的美感，恐怕絲毫也不比小徑來得更多。在中國的語境中，“曲徑通幽處”可能更美。更為關鍵的是，如果譯作者略加考證就會發現，霍桑描寫的這座古居是1842年他結婚后住了三年的居所，宅前確實只有一條小路。這句里面的門和門柱也讓夏先生大顯身手。他先將gate定義成“圓門”，進而將the gate itself譯作“門拱”。首先，英國鄉居的gate一般圓門少而方門多，而中國人所熟悉的古居雅閣當然是以圓門為多，所以這里改寫成圓門并不沒有給我們增加什么“新奇的美感”，反而可能使中國讀者誤以為英國的牧師住宅業都有一個圓門；其次，原文是說院門（gate）本身掉落了，而譯者非要改為“門拱”（gate arch）掉落了。

夏濟安先生這里把the gray front of the old parsonage譯作“牧師舊宅的灰白

門前”，也讓人百思不解：從語法上說，front前面加定冠詞the就表示“在…的前部”，即the gray front是the old parsonage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這里實指“牧師舊宅的灰白正墻”，而“門前”則表示在宅子前面的某個地方。

2.The wheel-track leading to the door, as well as whole breadth of the avenue,was almost overgrown with grass, affording dainty mouthfuls to two or three vagrant cows and an old white horse who had his own living to pick up along the roadside.譯文：園門里的林陰大路和宅門前的馬車道，雜草蔓生，偶爾有兩三只烏鴉

飛來，隨意啄食，在路旁覓食的那頭老白馬，也可以在這里吃到幾口可口的美餐。

這里最令人詫異的當屬譯者把“two or three vagrant cows”即“兩三只流浪的母牛（cow）”譯作“兩三只烏鴉（crow）”。在上文中，肯定了譯者在這里所表達的美感，為了更加烘托出籠罩在所古宅的凄涼之氣。對中國讀者來說，一說到烏鴉也許就會想到野外墳頭（如魯迅《墳》中的那兩只烏鴉），凄涼的景象立刻就浮現眼前。譯作者自己心中可能有一個“范式”，即一想到有人去世，必定要觸目傷情，滿懷悲涼。于是譯作者就覺得“cow”多少有點田園牧歌，就徑自替原作者改為了更為凄涼的“crow”。不過，這到底是譯者再創作的神來之筆，還是一廂情愿呢？

三．結語

夏濟安先生散文翻譯的方法具有格式塔意象模式建構的特點，在翻譯中對原

文的語言風格、意象傳達和感情色彩上整體把握，在譯文中創造性地再現原文的信息和表達模式，使譯文語義流暢，語言有韻味；場景生動，意象鮮明；感情彩豐滿和諧，真正使譯文閃爍原文同樣的藝術魅力。但譯者在翻譯上也由于太注重美學，舍棄某些原文的文化理念，過于忠于中國文化，也使得作品中有瑕疵不足。瑕不掩瑜，夏濟安先生以其優秀的創造性使得夏譯散文成為譯界永葆青春的一朵奇葩。

參考文獻：

[1] 李剛．翻譯美學下的文學美再現——霍桑<古屋雜憶>及夏濟安譯作研究．安慶師范學院學報[J]，2008，(01)：96．

[2] 林以亮．翻譯的理論與實踐[G]／／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776．

[3] 劉宓慶.翻譯美學導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4] 錢鐘書.寫在人生的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83.[5] 奚永吉.文學翻譯比較美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6] 夏濟安．美國名家散文選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7] 周濤．散文翻譯的美學建構——評夏譯散文<古屋雜憶>[J]．成寧學院學報，2004，(05)：133．

[8] 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nishing Company．1995．

第二篇：論文翻譯

摘要

過去大多數擁擠定價理論是基于基本的邊際成本定價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是完全關于出行需求供給模型。存在相當大的擁擠混亂分析需要被澄清。也有許多有趣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詳細的網絡建模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本文對該理論研究古典經濟學原理怎樣在一個一般的擁擠的道路網絡中應用進行了調查。對在不同的平衡條件下關于邊際成本定價的一些新的詮釋進行了介紹。

一．說明

擁擠定價長期以來被公認作為一門重要的學科來自于一個理論和實踐的觀點。近年來經濟學家和運輸調查學家對這門學科的興趣已經非常廣泛并且日益突出，因為改變城市交通問題面臨著一個現代都市的困難。理論依賴于擁擠收費邊際成本定價的基本經濟學原理，它表明道路使用者使用擁塞的道路應該付通行費等于邊際社會成本和邊際私人成本之差這樣利于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網絡效益。

擁擠收費的基本理論可以圖形化的最好說明如下。考慮一個簡化，但在文獻中，標準下的交通流均勻前進給出統一的伸展的道路，擁有固定出入境分還沒有障礙的運動交通，除了那個從有限的能力產生的道路。如圖

1、平均成本曲線(私人)代表平均成本在每一級的擁擠的需求(數量的出行完成)，邊際成本曲線代表額外費用增加一個額外的車輛或出行的交通流，MC可以看作代表社會成本的一些問題也就是道路使用者的花費。但是，任何一種單一的用戶進入道路才會考慮他的個人成本。一個司機將要么被忽視或不愿意考慮外部擁堵費用，他或她強加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因此，MC曲線與邊際社會成本為新出行者和道路使用者的存在增加了交通流，而AC曲線邊際私人成本相當于或額外費用承擔并且只能被新的出行者察覺到。AC和MC曲線的區別在任意水平的出行需求反映了經濟成本上的擁擠收費這一要求。

最優流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DG處邊際成本和需求是相等的同時實際需求沒有收費傾向于DA，因為道路使用者忽略堵塞，他們強加給別人。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實際需求是過多的，就因為DA-th用戶僅僅享受利益DA，但花費了成本DM。這附加流量超越最優水平DG可以被看作是等于發生成本區域DAMGDG，但只有享受效益等于區域DAAGDG，凈福利損失區域AMG是明顯的。一個低于DG的需求水平也是子優化因為潛力出行使消費者剩余得到沒有得到充分開發。因此，最優收費等于BG。在這個通行收費下，區域BGETB的經濟效益(總用戶利益減去社會總成本)，將是最大的。

注意多數先前關于擁擠收費的理論完全關心出行需求與供給模型簡化的假設。存在于文獻，然而，相當混亂的交通堵塞和適當的分析原則的應用邊際成本定價模式，同時還需要澄清。當涉及到詳細的網絡建模問題的時候還有很多有趣的重要的問題需要去探尋。在本文中，我們研究，從理論上來講，如何將經典理論邊際成本定價模式應用在一個一般的擁擠的網絡。我們的分析只關心道路網絡的使用，并且假設交通流模式在靜止狀態(嚴格的交通需求和流型不隨時間改變的,但做了改變與網絡的服務水平)。在文獻中通過核對均衡建模方法和交通流理論提出了一些新的基于邊際成本定價的解釋。

在下一節里，我們說明邊際成本定價模式的原則將用于一條具有彈性需求的道路網絡。在第三節，我們進一步探討在邊際成本定價模式網絡與排隊。第四節,我們充分發掘的速度與流量關系的基本理解交通擁擠和確定最佳收費,并且證明了速度分布的雙峰點與出行時間流量曲線單調鏈接。綜述結論在第五部分。

二．道路擁擠收費在一個普通具有彈性要求網絡中的應用

在交通分配文獻，大家都知道提出了邊際成本人數駕駛用戶均衡流型在一次具有固定需求的交通網絡優化系統中。即在網絡中通過對每一個用戶選擇使用一個特定的連接征收一個合適的流量依賴擁擠費用，交通流模式結果選擇成本最小化之間的任何OD對路線將會是一個優化系統的全部網絡對應的出行成本。特定的費用水平這是將完成額外附加出行費用使用的連結會加在一切用戶已利用這一環節。在一個具有彈性需求的網絡, 當需求富有彈性時我們不能找一個簡單的最小化出行費用總網絡收費模式。原因很簡單：出行費用可以最小化只需設置收費如此之高，以至于沒有出行發生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系統優化目標函數，可以用來獲得最優的道路通行費，必須定義經濟凈效益的最大化。

最有網絡容量的使用要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或者一個最有系統的完成要服從OD的需求約束和流量的積極約束。

注意雖然邊際成本收費方程(7)是在一個封閉的表達形式，并與當地的道路流量和個人擁擠函數有關，它也反映出隱含的全球邊際效應。即當一個新的用戶添加到網絡，他的全球邊際效應將包括由于網路流量重新分配而產生的總出行費用的變化，用戶效益的轉變以及由于需求變化的需求是富有彈性的。這些全球性影響體現在通過計算模型(4)所有環節收費(7)在網絡平衡的角度，已包含收費隱含的人數。換句話說，道路收費已經在網絡均衡模型內定了。這些效應不能充分挖掘如果一個均衡模型的需求提供一個環節(標準的經濟模型的擁擠定價，見埃文斯，1992)采用詳細的網絡結構，沒有考慮到。最后，該系統優化模型(4)可以使用任何算法解決具有彈性需求的網絡平衡問題。唯一的修改是用的道路邊際成本函數而不是道路平均成本函數。

三．道路擁擠收費在排隊出現時的應用 3.1一個基本概念框架 標準經濟學模型的道路擁擠定價依賴單調的假定擁擠的成本和需求函數。然而，大多數的擁擠收費計劃是為了把車輛排隊構成的相當一部分的出行延誤在擁堵的城市地區。因此需要在擁擠定價模型中明確處理排隊問題。在這里，我們首先提出一個概念框架的存在排隊問題的邊際成本定價模式，然后開發一個優化模型確定最優鏈路車輛通行費。

再次,考慮單個道路連接用給定的入口和出口點。圖2繪制了需求和平均成本曲線。在缺乏容量約束、路橋收費，平衡點將是具有交通流量d的點A。現在假設道路的通行力(以下簡稱道路、生產能力是指其出口能力)是C…。因為需求大于通行力，車輛排隊就會出現了。排隊延遲將是增長的，其平衡需求和能力之間達到一個穩定的排隊狀態。如圖2沒有收費的平衡點B，此處現實需求等于通行能力C，相應平衡排隊延遲等于T2T4。

現在我們考慮在排隊情況下邊際成本的定價。如果邊際成本曲線MC2，那么最優擁擠收費將是T1T5，相應的平衡點是E。邊際成本收費高的足以保證需求在通行能力以下，從而防止排隊的發生。然而，如果MC1是邊際成本曲線，在邊際成本下的需求將遠遠大于通行能力，因此車輛排隊還是會發生。延遲的數量是需要阻止足夠的潛在需求去匹配現實能力需求，因此同樣的平衡點B就沒有收費情況了。從圖2上可以看到，收費計算邊際成本等于能力的需求T2T3，平衡排隊延遲是T3T4。在這個案例中，該理論的邊際成本的人數為了防止不足隊列的發生。因為排隊延遲是一個純粹的浪費時間需要通過收費來除掉排隊。這意味著最優收費費用都應在T2T4排隊是完全消除。如果它假定所有用戶一個相同的價值的時候，額外費用T3T4對道路使用者沒有產生任何損失，無論何時收費不超過排隊延遲，因為它簡單收費代替浪費時間，對道路使用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3.2優化規劃

我們注意到排隊并堵塞是一個典型的暫時動態現象，現實交通阻塞的治療需要采用動態建模的方法。然而，一個靜態的排隊系統,要么由于隨機變化發展或飽和而前排隊的靜力平衡時期。在后者中，可以設想一個情景，在這個情景的能力要求超過自己可以接受的排隊程度。客觀的靜態的排隊模型，提出了確定平衡狀態，而不是描述排隊將如何發展(包括動態)。

楊和貝爾(1997)提出的具有容量約束的需求彈性平衡網絡的問題。在這里，我們觀察該模型，并討論其邊際成本定價模式。這優化模型在上述的隊列擁擠條件下確定最佳收費，擁擠情況只需為問題(4)增加下面的路段通行力約束條件來規劃。

因此,如果路段成本函數是ta，或附加的費用對每個路段，然后等待需求的性能平衡能力約束網絡模型。從方程(9 c)，隊列只當能力達到時形成；低于能力時路段花費單獨定義為ta。

在方程(10 b)中，第二組中邊際成本收費評估的交通流v的排隊延遲，在方程(10 b)中是一個純粹的浪費時間和應建構一個額外的收費。注意在這個最優收費下，經濟效益將等于最優目標價值之和EB(d *,v *)的方程(4)下的能力約束加上額外的收入從額外的排隊的費用。

順便提一句,系統的優化模型(4)和容量約束(8)可以被轉化成一個具有網絡容量約束的需求平衡問題，從而能夠解決內罰函數法的使用。

4.速度，流量的關系

速度(或出行時間)和流量之間的關系對于理解交通擁擠和在標準的道路擁擠定價經濟模型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錯誤的認識這種關系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結論。有相當大的混亂和爭議針對合理使用速度流量關系評價道路計費。爭議中最好的代表是埃爾斯和納什之間的辯論，以及最近的埃文斯和希爾之間的。4.1兩者在 一般路段中的關系

再次，考慮一個標準下的交通流運動均勻一致路段，只有一個入口，一個出口點。傳統的分析是基于擁擠定價圖中顯示的速度流量關系圖3，它有一個反向彎曲分公司去來源。多數的分析，在道路定價和交通分配文獻中都基于正常速度流量狀態。因此邊際社會成本曲線可能被顯示MSC1在相應的出行時間流量圖(見圖4)。MSC1高于平均水平成本曲線，但是總是漸近一直到流量達到通行能力Cmax。3

然而長久以來一直爭論是否有必要考慮較低的分支速度流量圖或是上面向后彎曲的介紹了交通流條件下的強制情況的時間流量關系。沃爾特斯(1961)，埃爾斯(1981)，孝(1992年)和別人指出可能發生在平衡位置的強制流量狀態在高需求曲線(D2)向后的彎曲段削減成本曲線點E2。在這后面彎曲段，是一個向下傾斜的邊際成本曲線(MSC2)，其通行能力是消極的無限的。這爭論的是這個邊際社會成本曲線在分析社會最優流量時是否有意義或是否在流量中消極的改變是意味著補貼，而不是花費(注意一個單調的，向下的傾斜邊際成本曲線類似MSC2當然存在而且是有意義的，例如，單位生產成本下降就是規模經濟的反應)。

雖然可能有證據，可見在忙的高速公路路段，有時排隊的形式，因為流量(暫時的)已經超過了通行能力的支持，進而形成流量壓迫的情況，它在現實生活中堅持反向彎曲狀態的速度曲線達到一個統一的道路。紐尼爾(1988)分析是不可能的從沖擊波理論發生的強制速度流量狀態。整個曲線，包括向后彎曲部分，之間的關系只是描述了當地的速度和局部流動，雖然這種關系應該在每一個點或滿足一個很短的分段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成本曲線應用于道路定價應定義為出行于兩個遙遠的地點(一個鏈接有一定長度)。反向彎曲部分都是不一樣的不適用于成本曲線為旅行通過整個環節，即使狀況果醬或隊列現在。壓倒性的情況是，交通堵塞發生在不間斷的交通流量當車輛比從下游端口更多的進入上游端口的一段的路。因此，道路行駛速度實際上是兩個有關截然不同的體制為代表的兩個分支如拋物線圖3。這一比例鏈接經歷了低的平均速度特性的阻塞，其余流量自由。雙峰分布的路段上速度的費用結果，將在下一個部分詳細介紹。

5.總結

我們已經調查了邊際成本定價模式與之有關的一般確定性網絡均衡問題。文獻中的許多誤解和錯誤都已指出，并且通過交通流理論進行了新的解釋。這最佳過橋費各種需求的網絡平衡問題采取同一形式的傳統的邊際成本收費，并可從中系統優化方面的經濟凈效益最大化。在一個由于有限的容量而存在的排隊中，優化收費由兩個組成部分：傳統的邊際成本項和排隊延遲。這位前解析公式預測從當前路段流量條件下，但后者是確定的從網絡雙峰性平衡條件。在一個為了測定道路擁塞車輛通行費的擁擠收費函數里沒有合理的需求去包含整個向后彎速度流量關系。

第三篇：論文翻譯

譽文英語母語編輯團隊專業提供學術論文的英文修改、校對及專業級別翻譯論文服務。論文潤色服務涵蓋工程，環境，計算機，經濟，機械，材料,生物，化學，化工，地質，土壤，物理等領域及人文社科類文章.我們每年都有數萬篇SCI翻譯與潤色經驗的英文語言服務公司，資深外籍母語期刊副編輯進行語言把關，保證英文語言質量。除此，譽文母語團隊還提供專業的出國留學文書修改服務。

時間上，我們致力于為您提供最及時及快捷的、全年不間斷的翻譯服務，Kyuwen可以提供24-72小時的快速支援服務，您的文章將被3位獨立的資深編輯審核校對。專業英文編輯團隊均曾翻譯多個重要項目。

譽文學術專享區，將與您分享最前沿的學術資訊及免費科研資料下載！同時SCI SSCI 期刊論文潤色、專業論文翻譯、英文論文評估等項目，高校老客戶、研究所、合作研究團隊，可享受先修改后付款的優惠!

一篇好的文章加上專業而地道的語言表達，將有助于您的文章被國際有影響力期刊接收。

KWN EDITING 將充分傳達您的學術研究水平，無論您是發表科技論文，或是正在準備具有競爭力的留學文書、或是投遞英文簡歷，及工程項目翻譯。我們的優秀編譯專家團隊，為您提供不間斷服務

第四篇：論文翻譯

數學金融。我卷,第3號(1991年7月),我1-29平衡模型與奇異 資產價格

IOANNISKARATZASI 部門統計 和經濟學 哥倫比亞大學 紐約,紐約10027 約翰·p·LEHOCZKY 部門統計 卡內基梅隆大學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15213 Steven E。sHREVE2 數學系 卡內基梅隆大學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15213 一般均衡模型中,經濟主體已經從consump——邊際效用有限 輻射在原點導致金融資產在持續的價格與單一組件。在

特定的,沒有真正的“利率”在這樣的模型,雖然可以阻止——資產價格 由平衡考慮(和獨特,共同基金的形成)。罪, 咽喉的連續過程問題負責精確的時間點集的一些代理 經濟“滴”,或“回來”,之間的時間間隔為零消費。不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過程都是由當地時間。關鍵詞:平衡分析,金融經濟學,隨機微積分 我。介紹

基于消費的主要目標,資本資產定價理論模型 回報率和總消費之間的關系。在連續時間

模型,許多研究人員(如。默頓1973年,布里登1979年,1986年,考克斯Inger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工作支持格蘭特dms22188。*工作支持下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dms02588。手稿收到1991年2月,最終修訂收到1991年4月。11 12 IOANNIS KARATZAS約翰。P。LEHOCZKY N D STEVEN E。至 ,與資產的比例常數獨立和相對平等 規避風險指數為代表的代理。

一些規律的條件下,包括嚴格的最佳consump——積極性 過程,連續時間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均衡價格

被證明能夠享受這兩個屬性,但適當的均衡價格的存在

在可替換主體經濟直到最近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價格進程駐留 在一個華氏空間和一個方法證明均衡的存在

這樣的空間是基于一個定點的結果Mas-Cole11(1986)(見,例如。達菲,1986)。Mas-Colell定理假設“統一properness”的實用功能,在 time-additive案件需要在零消費水平有限的邊際效用。在 另一方面,派生的語句(1.1)和(1.2)需要消費的積極性 ,情況是已知不占上風時,邊際效用為零

消費是有限的。Araujo和蒙泰羅(1989 a,b)沒有取得平衡 假設“統一properness”,但他們的結果的影響連續-時間、資本資產定價理論還有待探索。本文關注平衡的存在,(我的程度。1)和

(1.2)。的主要結果是,平衡存在,但我f一些代理jinite 邊際效用為零而其他人不這樣做,那么無風險資產未能huve率 o回歸傳統意義上的,即。可能沒有流程r(t)pricef等 阿寶(t)的無風險資產滿足(1.3)然而,(1.1)是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在備注8.2精確。同樣的, 風險資產的價格過程可能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回報。然而,任何風險資產和無風險資產之間的差異將會有一個 傳統的回報率,如果我們定義“超額回報率”的

這種差異,然后(1.2)。所有這些困難出現,因為一些代理可能會看到 他們的最優消費降至零。如果假設是用來防止這種情況,那么 過程r(t)能找到令人滿意的(1.3),和特征(1.1)和(1.2)。達菲和Zame(1989)是第一個證明一個平衡滿足——的存在

荷蘭國際集團(ing)(1.1)和(1.2)的連續系統,基于消費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他們認為無限為每個代理和避免Mas-Coleli邊際效用為零 通過功能分析參數統一properness條件。因此, 異常處理在這里并沒有出現。達菲和Zame模型還包括現貨價格 過程,計價單位消費的好”。“這樣的

過程掩蓋了困難我們這里地址denomi——因為回報率的資產 nat之后的計價單位可以存在,即使他們的利率計價的 消費存在的好失敗。

Karatzas、Lehoczky施立夫(1990)建立了均衡的存在 減少問題的有限維定點問題。(的一些結果

Karatzas等人磨了達納和Pontier 1990。)中的變量 有限維Karatzas等人的問題是形成所需的重量平均用力 私人代表代理,一個想法稱為“根岸英一法”和借來的 EOUII ~ IBRIUMMODELS奇異資產價格 13 當前上下文從黃(1987)。該方法不需要任何條件3月-ginal公用事業為零,但存在均衡只有在獲得模型包括 現貨價格的過程。(這樣的模型被稱為Karatzas等的模型 艾爾。)在模型中沒有現貨價格(沒錢的模型),獲得平衡 Karatzas等人只有當所有代理都無限的邊際效用為零。在本文中,我們考慮一個可替換主體模型沒有現貨價格和條件 在邊際效用為零。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建立了模型一個純-交換經濟,不難與Karatzas結合本文,Lehoczky, 至(1990)對生產經濟獲得類似的結果。鞅方法 用于解決優化問題的個人代理,那么沒有必要 引入狀態向量或試圖建立馬爾可夫過程。這也是

在達菲(1986),達菲和Zame(1989),和Karatzas Lehoczky,至(1990),但不是在以前的平衡論文。

獲得平衡,我們一開始就假設一個無風險資產(稱為債券)的 價格連續有界變差,但不一定是絕對的 連續的。因此,沒有“利率”,可以用來恢復價格

這個鍵的過程。風險資產的價格(稱為股票)是連續的,及功率-有效半。特別是,這些過程可能有界變差的部分 有個持續的組件。我們假設有界變差的部分 打折股票價格過程是絕對連續,打折是完成

通過部門的債券價格。我們11節中顯示,這一假設的失敗 將允許套利。后Karatzas Lehoczky,施立夫(1990),我們減少了平衡問題有限維定點問題,解決方案的

允許我們定義一個代表代理人效用函數。一些相關的事實 代理可以看到他們的最優消費降至零,這個代表代理工具

功能可能有不連續的一階導數。對于這樣一個funcdowmentprocess E = { E(t);0 5 t 5 t }這是積極的和可衡量的 對過濾{ % }。我們假設在{ % r }的增大 空集的自然過濾 Gwr C類的, 嚴格增加并嚴格凹,滿足UA(x)Alimc + z UA(c)= 0。從 嚴格的凹性,我們有你的(0)4 1 imcio U;,)(c)在(0,1存在。獨特的平衡,我們還需要條件(3.1)c b = cUA(c)不減少的, 素食新聞 = 我,。,N。

這種情況意味著假設-銅:(c)/ UA(c),Arrow-Pratt衡量的 相對風險厭惡,是小于或等于團結。

我們通過我,表示函數的逆UA;這是一個嚴格減少映射 UA(0)(0)(0米),我們擴展它在所有的(0,通過設置Z,(y)= 0)y 2 UA(0)。

在這個模型中,代理獲得實用程序通過使用部分的總商品 養老。因為這樣的捐贈基金通常是隨機、時變的 代理會發現它有用參與市場,允許他們兩個對沖

風險和消除他們的消費。介紹了這樣一個市場的一個模型 在下一節,將決定8節,其系數平衡考慮 ,在養老方面的流程和個人代理的實用函數。資產價格均衡模型與奇異 15 4。金融市場與非凡的債券價格

金融市場與奇異債券價格d + 1資產;其中一個是純粹的 貼現債券,與價格P O(在時間t(滿足)剩余資產有風險的股票,每股價格P;(t)給出的(4.2)dP、(t)= P(t)[b,dt(t)+ dA(r)+ J 維

你,(t)dW,(t)), 我 1 5 我5 d。

r的過程()。,一個()。,b;(。),我()。,我和g j(。)被稱為集體意志 得到的模型。他們都是{ % },逐步可以衡量的。流程r(。)b;(+),畝(*)有界一致(r,w),矩陣m(t)= { uu(r)} 15我j5dandsatisfies 強烈的非退化條件(4.3)z * u(r)m * 2 ~ J(t)z z /)~,Vt E---根據Girsanov定理,(5.3)然后一個布朗運動在新的概率測度F()= EIZ(T)拉),E %助教嗎(cf Karatzas。至1988年,3.5節)。這種表示法,以(4.4)帳戶,(5.1)給出的解決方案 在哪里(5.5)@(t)——exp = 阿寶(t)一個 1 { 1:---我: Z(s)0”(s)dW(年代)。

分步積分法應用于P的產物X和Z產量,結合(5.4)和(5.6), EQUILIBRIUMMODELS奇異資產價格 17 在這里

而且它很容易驗證(5.7)實際上是相當于(5.4)我們假設為當前進程((5.8)滿足條件(5.9)0 0 <年代 我(t),(簽證官 9 我不,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對于一些有限的常量> 6 > 0。這個假設是合理的 第七節的結束。

c)Dejnition 5.1。投資組合/消費過程對(T,第n個代理 稱為容許如果相應的財富(5.4)滿足的過程

或者,相當于(由于貝葉斯規則,p。193年Karatzas至1988), 幾乎可以肯定。0 特別是,它遵循從(5.7)、(5.10)和(2.2),容許兩人(T,?、processc), 是一種局部鞅有界。因此,同樣的上鞅 初始值等于零,這意味著

命題。讓C。是一個消費的過程,satisjes5.1(5.12)E 物聯網((s)C(s)ds = E ”,我

(年代)E,ds。18 IOANNIS KARATZAS約翰。P。LEHOCZKY N D STEVEN E。S H R E V E 然后有一個投資組合過程3,這樣兩人 給出相應的財富過程X,(嗯,容許和theen)證據。

根據(5.12),P-martingale 期望為零;從鞅表示定理的基本,它承認嗎 隨機積分表示(5)。15)對于一些投資組合過程中n-(cf Karatzas。至1988年,3.4.16問題和證據 命題5.8.6)。然后,從(5.4),(5.14)和(5.13,財富 X,過程,對應于(我t)是由(5.13)和滿足admissibilityi， 定義5的要求。我。0 6。的 nlH 代理的優化問題

每個代理的目標是最大化預期貼現效用的消費(6.1)對所有容許對(c n-，，?)而滿足

p:[0,TIJb p(s)ds }和集成dt x dP, = c n(t)),之后 乘以

但這最后一學期非負,由于(5.11)和(5.12),以及最優(翅片, en)。(通過c(t)是一個合適的常數在上面的論證,我們看到, en(.)滿足要求(6.2))。7。平衡,“代理”

我們說第四節結果的金融市場處于均衡狀態,如果的符號 第五節,我們有以下條件:(我)商品市場的結算:(7.1)(2)股票市場的結算: N(7.2)Cfi,我(t)=啊, t1 = 我= 1,O S t S t。維, 1(3)債券市場的結算: N(7.3)n =我 C X n(t)= 0, 05年tc ~ 在這種背景下,t,鰭,X，表示第n個代理的優化過程。20 IOANNIS KARATZAS,JOHN p.LEHOCZKY N D STEVEN e.施立夫 命題的條件(7.1)-(7.3)導致a.s.identity7.1。(7.4)y，由(6.3)dejned n = 1,。,N。

相反,假設存在一個jinuncial市場的過程5(5.8)sutisjies(7.4)和(6.3)適合積極的數字易建聯,。、yN。然后thisjinancial 在均衡市場的結果。

證據。第一,簡單地觀察到(7.4)之前(7。我)和(6.4)。為 反過來,金融市場的注意,問題最優消費支持 后產生{ en } f_再次由(6.4),和相應的財富過程{ Xi,};由(5.13)。條件(7.1)之前從(7.4)和(6.4)和直接領導,在一起(5.13)和(5.14),(7.3)和Xf =我，分別(r)0。現在這最后賴斯-= 一起,(5.15)和非退化(T *,給(7.2)。0 為了便于尋找一個平衡的金融市場,讓我們介紹每一個 矢量E(0,”)N的函數

它可以被視為在Karatzas,Lehoczky施立夫最大(1990年10節)實現在

H(。;)是連續的逆,遞減函數 N 我(7.7)因此, 和此前表示,U(*,是連續和連續differ-A)entiable(0,”)與你的(c;)= H(c;)和c類3離集(7.8)問{。~ }，,2我(阿奴,l(0);a)。=我 資產價格均衡模型與奇異 21 我們解釋函數U(——;)(7.5)為代表的效用函數 代理,分配權重。經濟,個人代理。平衡的問題可以扮演確定“正確”的方法

這些權重分配。事實上,與識別=(A1,。)=(1 1。~ 1。,。, 我y / N)、(7.4)和(6.3)可以寫成(7.9)E(7.10)1 1;” exp { = p(s)ds }美國(s(t);A)我， E IoTexp {1.8)和1.9(1)Karatzas,Lehoczky,施立夫(1990)。在這種情況下, r的過程(8.4)和(4.1)是一個真正的利率。

另一方面,如果UA(0)< n = 1。、N或如果處理(2.1)并不完全等于零,那么由此產生的異常的連續過程(8.6)也可以是重要的。由此產生的債券價格過程P o,在金融市場 模型,第四節,不然后b o n j d e利率。在下面的部分中

我們現在這種情況的一個例子,與N = 2,你我(0)= X,你我(0)< 0.和3 e REMARK8.2。根據(8.1),它是合理的定義的增長率marU”(n-;))dL(,)1。

-p(t))dt--k)&(t)。

這些選擇,(7.9)和(7.10)(9.8){(t)= U ' t(4);一個), 資產價格均衡模型與奇異 25(9.9)XIT = 柯/ oT {(t)E(t),(9.10)E 物聯網 馬克斯(h2---k)E ”,我 t(t)&(dt)。

根據定理8.1,存在一個獨特的E(0,x)*滿足(9.8)-(9.10)和U(1;A)= 2。我們從今以后處理這個,表示相應的(R)= 我/ A2只需一個。

假設5 s(t)、Vt E[0,TI幾乎肯定。然后從(9.3)和(9.8)我們((t)= l / &(t)和(9.9)給出了k =我,一個矛盾。另一方面,假設~(t3,)V t E[0,t]幾乎肯定;因為E(*)達到任意值接近1和積極的 概率,我們必須有一個我。此外,((r)=(*)/(我+ s(t)),(9.8)andand(9.9)給 + 結合(9.6),收益率的矛盾習近平/ * = > 1。它的發展 從這個分析過程E(。)穿過水平在區間[0,T我, 積極的概率。

從(8.4)(8.6),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金融市場的平衡系數 給出了由(9.11)(9.12)(9.13)在這種情況下。從前面分析,開發過程(9.13)是重要的。根據(6.4)和(9.2),給出了最優消費過程(9.14)(9.15)REMARK9.1。注意,{ t 2 0;E(t)= },的時間點集的指控(9.13)的過程,伴隨著一系列開關從一個時間點 政權到另一個發生在(9.14)和(9.15)。這實際上是在某些普遍性;= 0,(8.6)指控的處理 26 IOANNIS KARATZAS J O H N P。LEHOCZKY N D STEVEN e.施立夫 設置該= 1 { t 2 0;~(t =,},是平的。現在對于任何固定n E(1。N })UA(0)< m集{ t 2 0;~(t =,}正是設置的時間點)= 我,(-1 t,U’(4);A))，第n個代理人的最優消費過程”,從正面切換到零值, ,反之亦然”(或等價的時間點集的第n個代理“退出” 或“進入”經濟)。正是在這些實例的出口或入口 異常持續的過程中也能感覺到。(當然,whenhas非零 擴散系數p,這些開關不干凈;每一個點的集合{ t 2 0;e(t)= }是一個聚點,和一般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其中之一 點,代理是否退出或進入經濟。)&()10。附錄

在本節中,我們表明,(4.4),或者等價于(10.1)Gi Ai——幾乎所有路徑絕對連續 關于勒貝格測度,V i = 1,。維, 有必要排除第四節Jinancial市場的套利機會。(10.1)在這方面的充分遵循從(5.11)。讓我們開始寫作(5.1)的解決方案:(10.2)+ j-;p(e).rr;(e)U(O)dW(O), T 2 0。

對于任何給定的函數F:[0,m)+[w有界變差,讓我們通過F(t)表示 變化區間[0,t]。我們定義 LEMMA10.1。(我)everyjxed年代 霽Ltration 2 0,T(s)是{ 91 }的停車時間;resuttingthe satisJies通常條件(Karatzas施立夫(1988),p。10)。資產價格均衡模型與奇異 27日

過程(ii)幾乎每個路徑o(T(年代);1 0)絕對是continu-f 我們的勒貝格測度和嚴格增加。(3)對每一個我= 1,。d,幾乎每一個流程的路徑{ Fi(s)4 F;(T(s));2 0)是絕對連續的對勒貝格 措施。

證據。(我),cf,Karatzas施立夫3.4.5)(1988年,鍛煉3.4.4和問題。(2)和(3)我們已經從(10.3)幾乎肯定,C(t 2)-C(tl)1馬克斯(t2P;(t l)),喲5 t l 5 t 2。因此,對于給定的0 5 s1 < s2, 現在的結論絕對連續性容易遵循。因此,我們可以寫(10.6)0 T(年代)=我;T(v)dv, F(s)= j;F;(v)dv, T ',F:{ % },逐步適度,局部可積的過程。

另一方面,過程p(s)4 p(T(s)),X X(s),(T(s)),E c(s),(T(s)), P c(S),(~(S))7 ?(S)4.,(~(S))、b(S)2 b(~(S)),我(S)4 r(T(S))&(S)c r(~(S)), 和倪W(T(s)){ % },逐步可以衡量的。就他們而言,我們有 下面的時間改變的版本(10.2): 過程{ b ?(s),% s,s 1 0)是一個鞅on9,與二次variationP)T(年代);因此,存在一個布朗運動(可能延長,在這個空間 容納一個獨立、一維布朗運動過程)等(10.8)(Karatzas和施立夫(1988),定理3.4.2)。

現在讓我們以P(s)5 0,+;(s)k胡志明市(Fi(s)).l(T '(s)= o),2 0,一些有限 常數k > 0。這一過程6;有界和{ %,}-progressivelymeasurable thusis 流程一事,iri;(t)2(C(t))有界和{ %,}-progressivelymeasurable。如果X是賽思 財富過程對應于消費c = 0和投資組合。=(~ ~。,。,n1 T、d)*如上所述,時間改變X(年代)= X版本,(T(s)),(10.7)和感謝(10.8)(一個 28日 我O N N S KAKATZAS,J O H N P。LEHOCZKY N D STEVEN E。SHKEVE 現在假設我們有,對于一些我= 1,。、d量{年代2 0;F /(w),# 0和 T(年代,w)= 0 } > 0每w在某些事件積極的概率(這里和下面, “量”代表“勒貝格測度”)。然后通過選擇k > 0足夠大,我們 可以使X(。)a.s.非負和任意大積極的概率。排除 這種“套利的可能性,“我們必須有(10.10)量{年代 大眾E 2 *, 0;F(w),# 0和T '(w), 我= 1,。維, = 0 } = 0, 對于一些事件 * P(*)1 = LEMMA10.2。方程(10.10)意味著(10.1)。

證據。修復w E 0 '和E > 0;然后有6 > 0,CJ“我[C”(t ',w)-Cac(rJ,w)]< E為每一個有限集合的不重疊的時間間隔((5 ~ J)}”= ~ [O,TI EJ”(r,”(fl)< 6。(上標表示絕對連續“交流” 部分)。然后對每一個我=我,。、d(10.11)從(10.10),最后遵循平等。現在最后的數量(10.1427。資產價格均衡模型與奇異 29日

ARAUJO,p.k.MONTEIROA。(1989 b):“無窮多的商品一般均衡: 可分公用事業,“預印本。

KBACK。(1990):“資產定價一般流程,”j.數學。經濟。,即將到來。布里登,t.(1979):“一個跨時期的資產定價模型與隨機消費和。投資機會,”j.金融經濟。,26583。

考克斯j.C。、j·e·英格索爾和年代。一。羅斯(198%):“一個跨時期的一般均衡 模型的資產價格,”Econornetrica。53歲的363407。

R。

一、和m.PONTIER(1990):“在CaseDANA一個Arrow-Radner均衡的存在性, 完整的市場。兩個講話,“預印本。

達菲,986(1):“隨機平衡:Existcncc,包括數量、和“沒有ExpectcdD。金融從貿易中獲益的假設,”Econornetrica,54歲,11611298。

黃(1987):“一個跨時期的一般均衡資產定價模型:離岸金融中心。擴散的信息,”Econornetrica。55歲,171586。KARATZAS,j.p.LEHOCZKY大腸SHREVEI。,(1990):“多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代理在隨機平衡,動態Consumptionilnvestment模型,”數學。③。Res,801445.r。MAS-COLELL,(1986):“在拓撲矢量Lat-A價格平衡存在的問題。ticcs“Econornetrica,54歲,1039888。

第五篇：論文翻譯

澳大利亞公司碳排放披露分析

Bo Bae Choi, Doowon Lee and Jim Psaros Newcastl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ewcastle, Australia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報告主要的澳大利亞公司在2006到2008年自愿碳排放披露程度。本文提供當代關于澳大利亞碳排放報告的數據與解釋。此外，本文的目的是確定可以解釋碳信息披露程度的變量。

設計/方法/途徑——碳信息披露得分是直接從個體公司的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測量得到的。建立檢查表是為了確定公開報道的氣候變化與碳排放相關的信息的廣度和深度。調查結果——在作者研究階段，整體的碳信息披露得分在明顯增加。此外，回歸結果表明，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大型企業傾向更多全面的碳披露。總的來說，這一結果表明，有可能是該澳國2007年的溫室氣體與能源法案立法（澳國家溫室氣體和能源報告法）增強了2008年的自愿碳排放披露，盡管該法案到2009財政才生效。

創新點/價值——以前關于澳大利亞環境信息披露的研究都是在還沒有引起公眾廣泛討論以及對氣候變化和碳排放感興趣之前的基礎上進行的。本文在調查大型澳大利亞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同事，介紹了強制性排放報告方案，本文研究突出討論和即將實施的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有沒有引起更大程度上自愿碳披露。研究結果可以幫助監管者制定針對行業和具體行為的適當法律，因為披露對利益相關者具有莫大的重要性。此外，了解是誰和為什么存在披露碳氣體排放信息可以幫助綠色團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適當地理解關于這種披露的動機。關鍵詞：碳排放，澳國家溫室氣體和能源法案，自愿披露，碳排放披露，信息披露，澳大利亞

論文類型：研究報告 引言

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大多數國家越來越重要的政治和商業問題。已經有來自環保，商業和政治領導人的強烈呼吁，要應對全球變暖帶來的威脅及無數挑戰。挑戰的一部分是需要各單位的理解和溝通他們對全球變暖的碳排放做出的貢獻。據推測，這種理解的理由是，知名度更大范圍的問題，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對環境負責的決策。大多數西方國家，包括澳大利亞，都選擇了謹慎要求的環境信息披露，包括碳排放報告。總的主張是鼓勵實體進行環境信息披露，但是不強制他們。

在許多方面，雖然碳排放報告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但各國學者對關于環境信息披露的廣泛的問題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例如，美國學者Hogner(1982)對美國主要鋼鐵企業報告中披露的企業的社會績效信息進行了分析。英國學者Gray et al.(1995)考察了有關英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政策要求。德國學者Cormier et al.(2005)審查了德國大型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狀況。西班牙學者拉里納加等（2002）研究了西班牙的環境信息披露的有關標準。愛爾蘭學者懷爾等人（2005）調查了用戶對環境可持續發展報告的需求。在澳大利亞，學者們對企業的環境實踐報告進行研究和分析已經有很長的歷史。（Trotman and Bradley, 1981;Deegan et al., 1995;BurrittandWelch, 1997;Brown and Deegan, 1998;Christopher et al., 1998;Tilt and Symes, 1999;Frost and Wilmshurst, 2000).近幾年有關企業碳排放披露的主要研究有：Frost(2007), Simnett and Nugent(2007)and Cowan and Deegan(2011)等學者對澳大利亞企業的環境碳排放披露進行了樣本考察。Simnett and Nugent(2007)發現在2005里，澳大利亞的1485家企業中只有139家企業自愿在其財務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披露有關碳排放信息。考恩和迪根（2011）發現，國家污染物排放清單的建立（NPI）從1998年到2000年只增加了25家自愿披露的排放澳大利亞公司，并且這些公司有關碳排放信息的披露的質量是值得懷疑的。雖然以前的研究對澳大利亞公司的排放報告行為的提出了各種解釋，但是他們的研究立足的都是近來公眾對氣候變化和碳排放廣泛討論和關注之前的時期。因為在全國溫室和能源法案(the NGER Act)所要求的2007年中期的一個強制報告體系的引言中指出公眾在氣候變化和碳排放上的意識明顯增加。社會關注和監管環境的這樣一個轉變，使研究澳大利亞的企業如何對這些變化做出應對成為必要。

本文考察了2006-2008年澳大利亞的公司報告的碳排放以及有關碳排放政策的實踐。本文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是報告主要的澳大利亞公司在2006到2008年自愿碳排放披露程度，.二是考察變量解釋碳排放披露的程度。因此，本文的貢獻是提供當代澳大利亞公司自愿性碳披露的數據和說明。我們的研究期間，集中討論了一個強制性碳排放報告計劃的出臺，但條例中并沒有增加。通過對澳大利亞大型企業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調查，本文研究突出討論和即將實施的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有沒有引起更大程度上自愿碳披露。

為了測量碳信息披露水平，我們根據碳信息披露計劃（CDP）提供的信息要求表開發了一個檢查表。CDP是一個獨立的非盈利組織，掌握著世界上最多的氣候變化信息量，來自超過60個國家的3000組織。提供給CDP數據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的。一些澳大利亞上市公共公司選擇這種方式自愿披露給CDP，但大多數公司沒有這么做。我們根據公布的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調查了最大的100家澳大利亞公司的信息披露。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從2006年到2008年，澳大利亞公司提供的自愿碳披露的數量已經大幅增加。此外，碳排放和氣候變化整體上在以下領域已有所改進：信息的的氣候變化提供了機遇與風險評估，碳排放披露細節，對不同來源的能源消耗進行量化，減少碳排放的策略，以及關于氣候變化策略應適當承擔責任。我們發現公司規模，碳排放的水平，和公司治理質量是確定的自愿碳信息披露程度的關鍵解釋變量。在排放密集型行業，包括能源，交通，材料，和公用事業公司，信息披露得分也很高。這些研究結果與理論是相一致的。我們還發現在2007年和2008年自愿碳信息披露程度顯著增加。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2007年九月溫室氣體與能源法案立法的出臺可能提高了2007年和2008年自愿碳排放披露，盡管該法案到2009才生效要求企業報告碳排放披露。

總的來說，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哪些澳大利亞企業披露有關碳排放信息以及為什么自愿提供披露。研究結果可以幫助監管者制定針對行業和具體行為的適當法律，因為披露對利益相關者具有莫大的重要性。

本篇論文結構如下：第2部分回顧有關澳大利亞環境報告的現行法規，然后提出假設。第3部門介紹了本文的研究設計方法。第4節包含了我們分析的結果。最后，第5部分是對本文的總結評價。

2.1澳大利亞環境報告的立法回顧

Frost(2007)對澳大利亞環境報告的主要影響進行了概述。他指出，雖然澳大利亞監管機構沒有明確的要求公司在報告中引入強制環境報告，但是提出了企業在報告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自愿性的若干準則。這些指導方針已得到澳大利亞政府機構（NSW環境保護局，1997；維多利亞公共賬戶和估計委員會，1998，1999；澳大利亞聯邦，2000）和行業團體（見澳大利亞礦業協會（2000）環境管理代碼）的倡導和支持。這些指導方針促進了企業環境信息的自愿披露，但是Frost(2007)注意到，這些披露不受獨立審計機構或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的審查。

從監管者的角度來看，在2001年的《公司法》的第299節（1）（F）中，已經包含了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相關的立法，雖然這些立法的效力值得商榷。這部分內容是1998年引入立法的，其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程度的環境報告。同時，本部分還要求公司在董事會報告中納入企業環境信息相關的操作和活動。有關法律規定如下：

如果企業的運作受制于聯邦法律或國家和地區有關規定對環境要求的特定的顯著的監管，董事會報告中必須對企業在相關的環境規制中的細節表現進行披露。

這項法規的出臺旨在增加企業對有關環境信息的披露。此外，如果企業違反《公司法》第344（1）的規定，董事會將會被禁止管理公司和（或者）被處220000元以下罰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法規并沒有受到澳大利亞法律從業人員的認同。例如，澳大利亞的著名法律公司Freehills的成員在描述《公司法令2001》（CTH）第299節（1）（F）時，認為其是 “模糊的和無效的”[ 3 ]。同樣，另一個主要的澳大利亞法律公司--Blake Dawson，指出以下幾點：

《公司法》的第299節（1）（F）沒有為環境監管的本質（企業活動要符合一個“特定意義上“實質性的環境的門檻要求）或企業的環境表現可能需要披露的方面提供指導。盡管ASIC對這一條款給出了相關解釋（見監管指南68），但這些解釋在本質上并沒有實際作用。在《公司法》的其他條款規定中，暗含了對公司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要求。例如，《公司法》第295-297的條款要求公司在財務報告中，僅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的有關環境信息進行披露，而對其他非財務相關的環境信息的披露沒有提出要求。此外，《公司法》第299a（1）部分要求董事會報告包含公司組織的其他有關信息：

要求在董事會報告中，對企業的運行情況、財務狀況，以及公司的經營策略和未來收益預期等做出合理的內部評估。

法案2003的解釋性備忘錄認為《公司法》的299A部分是正對廣泛的問題提出的

強制性的環境報告在全國溫室和能源法案的總則取得進一步發展，該法案在2007年8月15日被提出，在一個之后獲得議會的通過。該法案要求企業從2008-2009財政開始，對公司超過一定的排放和能源使用的閾值來報告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和能源使用情況。這種強制報告系統給公司報告提供了一個全國通用的框架以及公司對溫室氣體的排放和能源的使用和生產統一的信息分配渠道。

在全國溫室和能源法案出臺之前的8個月，澳大利亞關于排放權交易首相工作組（工作組）成立，為了使澳大利亞能對全球排放交易體系（ETS）的性質和設計提出改善建議。在提交最終報告的前一個月，澳大利亞政府理事會（COAG）同意建立一個強制性的報告制度體系。澳大利亞政府理事會（COAG）是頂級的政府權威論壇，它是由首相，國務總理，國土部長，以及澳大利亞地方政府協會主席組成的。澳大利亞政府理事會的主要目標是發起，推動和引導重要政策改革的實行。該工作小組的在最后的報告中建議引入市場為基礎的碳交易方法。此外，報告還強調了以碳排放交易計劃為基礎的綜合報告制度的重要性。

正如前面提到的，NGER法案將迫使澳洲公司在一定閾值內每年報告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耗。當一個機構或公司每年產生的二氧化碳或消耗和產生的能源總量超過上述限額時，企業被要求提供有關能源報告。值得注意的是，在NGER法中，2008-2009財政企業的報告門檻為125kt或500 TJ，2009-2010財政為87.5kt或350 TJ，2010-2011財政為50kt或200 TJ，以后以此類推。公司必須對他們的排放量進行分類，從1到3。第一和第二類的排放量必須進行報告。第三類的排放量企業可以有選擇的進行報告。下面對不同類別的劃分進行了定義描述：

范圍一：直接溫室氣體（GHG）排放。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是由公司可以控制的對象。

例如，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鍋爐，窯爐，車輛等等，以及公司生產過程中的化學排放。

范圍二：電力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范圍二指的溫室氣體排放是來自企業所消耗的外購電力產生的。外購電力被定義為通過購買或以其他方式由公司所有的。范圍2溫室氣體的排放是來自產生電力的設施。

范圍3：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范圍3是一個可選報告類別，適用于所有其他類別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范疇3的排放量是公司的運行的結果，但是其產生的源頭不由公司所控制。例如：外購材料的萃取和生產，購買的燃料的運輸活動和銷售產品和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最新，最重大的可能對企業碳排放的行動和報告產生顯著的影響是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計劃引入“碳稅”的正式聲明。在2011年7月10日，總理朱莉婭·吉拉德對外宣布名為“保護一個清潔的能源未來2008的財政報告。在此期間，盡管該法案在2007年9月已經得到立法通過，但是它并沒有要求公司對環境信息進行強制性披露，直到2009年財政才開始對公司提出這個要求。雖然NGER法案在2006-2008期間尚未生效，但是關于強制性碳排放報告，排放權交易計劃，和其他環境問題受到人們熱烈的討論與關注。因此，雖然在此期間沒有新增加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NGER法案很可能會引起公眾特別關注全球氣候變暖和碳排放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的重大影響。在我們的研究期間里，這種認識和公眾對公司政策的碳排放管理期望將會使擴大了合法性間隙擴大。為了應對這種環境的壓力，公眾期望企業管理者能積極地提供更多的碳信息披露，甚至在強制報告體系實際要求之前。這種思路引出了以下假設：

假設1：在我們的研究期間對公司進行碳排放信息披露的自愿程度期望增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將增強對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并且對有關碳排放的社會各界不斷變化的關注作出回應。為了找到影響公司自愿提供碳排放報告的決定性因素，我們的論文探討了以下變量：企業的性質（無論其排放密集與否），企業的規模和財務狀況。

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對環境的影響能見度在決定企業對環境的反應中起重要作用(Miles, 1987;Ingram and Simons, 1995;Bowen, 2000).那些明顯容易產生環境問題的行業，如漏油的風險，土地污染和全球變暖等，往往會吸引來自監管機構，公眾和媒體更多的關注。當嚴重的環境問題出現這可能會引起相關公眾的監督或監管干預(Ingram and Simons, 1995;Henriques and Sadorsky, 1999;Bowen, 2000)。因此，處于對環境影響明顯的行業的公司，具有有強烈的動機去主動并及時的對來自社會和政治壓力作出反應，（博文，2000年），并自愿提供更多的企業環境信息的披露，以保持其合法性。(Brammer and Pavelin, 2006)

為了測量環境的可見性的問題，我們選擇處于經營過程中排放密集的行業企業。以前學者對具有高環境的影響產業進行研究，這些產業包括金屬，資源，紙和紙漿，發電，水和化學品等，發現這些產業與環境可見性高度關聯，并且對環境問題顯示出更好的響(Bowen, 2000;Sharma, 1997;Hoffman, 1999;Brammer and Pavelin, 2006)。以對澳大利亞企業的研究為例，這些資源型產業如金屬，石油和天然氣，以及有色資源等，往往被視為對政治高度敏感，并且處于這些行業的公司都自愿提供更多的環境信息披露(McKinnon and Dalimunthe, 1993;Collett and Hrasky, 2005)。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的對象側重于排放密集型的產業，并提出這樣的猜想：在這些行業中的企業會對日益增加的環境壓力做出更直接的反應力和自愿提供更多的碳排放披露。

假設2：排放密集型的產業中的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自愿程度更高。我們將在遵循歐盟排放交易指令的指導原則下對排放密集型產業進行定義。EU ETS所規定的能源密集型行業是指：鋼鐵，礦產，水泥和玻璃行業，紙漿和紙張的生產行業以及能源部門，包括煉油廠和發電廠（歐洲委員會，2003）。近日，航空業和有色金屬等行業也被納入EU ETS涵蓋的范圍（歐盟委員會，2009）。大多數能源密集型產業在NGER法案出臺前，已經受到澳大利亞聯邦及州和地區政府對其能源的使用和生產以及碳排放進行監管。因此，人們可以推測，企業進行環境信息自愿披露不需要再花費太多的額外成本和精力，因為在這之前他們可能已經在向監管機構提供溫室氣體排放信息。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根據NGER法案的規定，環境信息報告義務不僅指排放密集型的企業（范圍1規定情形），也適用于那些因間接使用電力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的企業（范圍2規定情形）。換句話說，傳統上被認為是碳排放量較不敏感的企業，如銀行，房地產開發和零售企業，在新的報告條例規定下，這些行業中的企業被要求提供環境信息強制性報告。因此，研究單個企業的總排放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基于這種思路，我們提出下面的假設： 假設3：碳排放量很高的公司，其進行碳排放披露的自愿程度更高。

以前學者用來解釋企業環境報告自愿程度的另一種常見的解釋變量是企業規模(Brammerand Pavelin, 2006)。一個企業的規模通常用其知名度來衡量，因為較高的知名度大公司都面對的環境問題的壓力更大，這樣才有可能促使其表現出更強的環境響應。為了支持這一論點的，布拉默和Pavelin（2006）提供的經驗證據表明，英國大型企業提供更多優質的自愿披露，以獲得其合法性。在我們的研究設定下，我們推定，具有較高的知名度的公司預期會提供更多的自愿的碳信息的披露。這在假設4中進行反應：

假設4：具有較高的知名度的公司將會提供碳排放信息披露的自愿性更高。

提供額外的信息披露往往代價高昂，因為信息需要識別，收集，以及相關信息的發布(Brammer and Pavelin, 2006)。提供自愿披露的成本還包括外部各方（如競爭對手或壓力團體）對信息的不良使用從而使報告的企業遭受的潛在損失(Li et al., 1997;Cormier and Magnan, 1999;Brammer and Pavelin, 2006)。然而，財務狀況良好的公司將能夠負擔得起自愿報告所需的額外的人力或財力資源，并且更好地抵御外部壓力。科米爾和Magnan（1999）認為，相比那些財務狀況糟糕的企業，財務狀況良好的公司更可能自愿公開環境信息，即使這些信息對公司不一定有利。對于財務表現不佳的公司，未來環境負債或新規定的披露意味著要承擔額外的成本，這將會引起公司的債務持有人，供應商和客戶對公司業績的關注。

與此相反，具有較高盈利的企業，披露相同的信息可以表明他們裝備精良，面對環保壓力時可以采取有效行動，并愿意盡快解決問題。因此，我們預計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將更多地參與自愿碳排放報告。所以，我們將對下列假設進行檢驗：

假設5：財務狀況好的企業提供碳排放披露的自愿性更高。

假設6：財務壓力小的企業提供碳排放披露的自愿性更高。

最后，我們考慮的組織結構對自愿碳信息披露的影響。Haniffa and Cooke(2002)認為，信息披露是董事會職責的組成部分，因為年報中信息的披露是由董事會控制和決定的。Galbreath(2010)）也報告說，董事會構成會影響企業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做法。Rankin et al.(2011)對澳大利亞企業的有關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質量與其披露的溫室氣體排放報告的可信性有正向的關系。基于先前的研究，我們推定，公司治理質量較好的企業將更可能提供全面的碳排放信息披露：

假設7：公司治理質量較好的企業提供碳排放披露的自愿性更高 3.研究設計

3.1 樣本和碳排放得分

本文的目的是報告2006年-2008年主要澳大利亞公司碳排放披露程度，以及研究能解釋這些披露的變量。選擇2006-2008年期間進行研究，因為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過渡期，在此期間，有關碳排放討論大幅度增加，碳排放披露立法迫在眉睫。

基于市值選擇截至2009年六月在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最大的100家公司。通過分析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或同等）提供的碳排放和氣候變化發有關信息 [7]，來評估每個公司。我們研究的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載于公司網站，因為我們相信，這是利益相關者和有關各方最有可能在這里尋求和獲取環境信息披露信息。維里埃和范橋的（2011A）研究支持這一觀點。他們對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股東進行了一項調查，以大致確定他們更愿意在哪里披露公司的環境信息。在這三個國家中，股東更希望在年報中以及在網站上強制披露環境信，而單獨的環境報告還沒有成為主流的披露方式。因此，我們相信通過對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來在較小的程度上確定絕大多數樣本公司的自愿碳排放披露。

在數據分類時，我們建立了一個“檢查表”來確定可得到的公開報告中與氣候變化和碳排放有關的自愿披露程度。該檢查表是基于CDP認證的信息請求表中因素而確定的。我們確定了五大類對氣候變化和碳排放相關的因素，如下：氣候變化風險和機遇(CC)，溫室氣體排放核算(GHG), 能源消耗核算(EC), 溫室氣體減排(RC), 成本和碳排放責任(ACC)[8]。在這五個類別中我們確定了18具體項目。我們沒有將給項目分配相對應的權重。因此,每一項的加權是一樣的。類別和單獨項目已列入表I中。公司最高分為18，當公司公開披露了表I中所有18個有關環境項目的信息時才能得到。3.2 模型和變量

為了探討自愿碳排放披露的決定因素，本文對產業和企業特征的信息披露得分進行回歸分析。測試H1，由2007和2008兩年的模型來看是自2006以來碳信息披露程度是不是在增加。

有兩個變量能代表環境能見度。第一個變量是該公司所在的行業。一個虛擬變量（IND）取1個值，如果公司排放密集型行業，包括能源，交通，材料中的一員，和公用業行業根據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10]。第二個變量是個體企業碳排放水平（排放）。這可以從符合溫室氣體與能源法案立法強制性要求公司在2008-2009年發布的報告中獲得。因為只有排放超過125千噸二氧化碳或消耗超過500 TJ能源的企業才要求每年都要披露，這些企業不滿足閾值的排放水平為零。碳排放信息是從澳大利亞政府部門的氣候變化和能源效率的網站獲得。用范圍1和2排放總量進行分析。

Brammer和Pavelin（2006）認為，總資產的對數測量企業規模（大小）可以代表一個組織的知名度。公司盈利能力是以資產報酬率（ROA）來衡量的，杠桿（LEV）等于總負債除以總資產。樣本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是從Aspect Fin Analysis收集到的。公司治理質量的代表值（GOV）是從諾華公司治理報告中得到的。這份報告基于公司治理結構，提供了一個澳大利亞最大的250家上市公共公司的排名。在包括GOV變量后，由于一些我們的數據集的樣本公司不包括在公司治理數據集里，總觀測次數降低到248。4.研究結果 4.1描述性分析

信息披露得分分布列于表2中，突出了自愿碳排放披露不斷改善的趨勢。主要意見如下：在2006年，97家公司中的57家 [ 13 ]（百分之58.76）不透露任何符合我們的檢查標準信息，無論是在報告還是環境報告。結果在2007年時稍有改善，99家公司中的46家 [ 14 ]（百分之46.46）沒有透露任何碳排放和氣候變化信息數據表明，在研究期間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有所提高。2006年總的碳信息披露得分151（每家公司1.56的意思）；2007年是246（每家公司2.49的意思），2008年是416（每家公司4.16的意思）。表三提供了滿足每個條目信息的企業的比例。對于這18個項目，在做分析的三年期間，公司增加了披露的百分比。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承認并確定氣候變化的風險幾乎增加了一倍，從2006年百分之34.02到2008年的百分之61（即CC1）。越來越多的公司報告碳排放水平變化的信息，從2006年的到百分之12.37到2008年的百分之34（ghg7）。最后，2008年，約四分之一（百分之26）的公司披露碳排放責任的細節（ACC1和ACC2）。這個數字代表，公司碳排放問責細節披露由2006年的5 %或6 %的增加了近五倍。

表四匯總統計了每年2006年和2008年配對t檢驗結果之間的差異。提供了總體得分和五類個體得分統計。當T為總體水平時，差異是顯著的，不同于在百分之1水平上是零。表明在我們的研究期間，總的碳信息披露得分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增加觀察到的所有類別的平均得分在2006年和2008年之間的增長是由于三個因素總的其中一個的增長。此外，在這段時間有越來越多的國內碳排放和全球討論要出臺強制報告制度。例如，日本在2006年，通過全球變暖對策法，制定了要求對每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強制性報告。在美國，布什總統在2007年12月27日簽署此規定成為法律，要求環境保護局建立一個強制性的計劃，要求公司在2009年中期報告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國際因素可能也刺激了澳大利亞的碳排放披露三年期間增加。

4.2不同的行業碳排放披露得分

這部分探討了不同行業的公司自愿性碳披露情況。表V顯示十個產業從2006年到2008年平均披露評分水平和變化。GICS分類下的行業是消費品，日常用品，能源，金融，醫療保健，IT和通信，工業，交通，材料，和公用事業。2006年，得分最高的行業是電信，其次是運輸和材料。2007年得分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其次是材料和IT及電信。2008年，得分最高的行業是電信，其次是消費品和運輸。總的結果看除了消費品，金融，以及IT與電信，大多數最高披露得分的行業是排放密集型產業。

對于那些非排放密集型行業的高分數是由個體企業的特點得到的，而不是由特定行業的特征。特別是，高分數都集中在幾個“大玩家”，如澳洲電信的IT和電信和澳新銀行集團、澳大利亞國民銀行。這個概念也是由兩部門得分比較高的標準偏差的支持。仔細研究行業特征對碳報告的影響后，控制了公司的特點，進一步分析，下一節中采用多元回歸方法。采用配對t檢驗來研究披露評分變化時，發現不同的行業顯著增加，包括消費品，日常用品，金融，工業和材料。

4.3 碳排放披露的回歸分析

表6展示我們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矩陣。在所有解釋變量的顯著性中除了ROA,其他變量都是顯著相關的。與我們的假設相反的是，杠桿率（LEV）的回歸結果顯示其對碳排放信息披露有積極的正向作用。這個結果可能是因為SIZE和LEV之間的顯著高相關性，相關指數達到0.66。我們進一步 檢驗公司規模和杠杠率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對回歸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

表Ⅶ示出了對單獨和匯集的樣品每三年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第一個合并樣本的回歸模型說明排放的企業管治（GOV）的水平（排放），企業規模（大小），質量等企業特點是用于確定碳信息披露的程度的關鍵的驅動因素。這一發現與假設3、4和假設7一致。博文（2000）認為企業規模對環境響應的積極影響還可以通過一個事實來證明，即大型企業有更多的解釋此類信息披露的資源。可以說，擁有豐富資源的企業可以更有效地應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管理者能利用更多的自由支配的資源去尋找更多合適的環境應對方案（博文，1999年）。因此，我們對企業規模研究的積極結果可能表明大公司會更積極地參與碳排放自愿披露報告，因為他們擁有更多有形的資源進行全面的碳排放披露。

反應企業財務狀況的兩個指標ROA和LEV，它們的系數與預期假設相一致，但它們的系數在統計學的檢驗上不是顯著。它們兩個虛擬變量（Y2007和Y2008）顯示出積極的結果顯著異于零。特別是，與Y2007系數相比，Y2008幾乎增加了兩倍，這說明整體碳披露的得分在2008年得到強勁增長。這一結果意味著，即使NGER法案尚未執行，但公開未決立法的通過導致碳排放自愿披露的增加。這一發現支持了假設1.排放密集型行業（IND）的公司與碳信息披露得分呈正相關關系，這證實了假設2.各種以前的研究（包括迪根和Gordon（1996）和彭定康（1992年））表明，發揮行業特點在確定自愿環境報告中具有重要作用。迪根和Gordon（1996）的研究顯示“環境敏感”的行業與澳大利亞公司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間呈正相關。彭定康（1992）對瓦爾迪茲災害發生前后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環境信息披露程度進行了考察。彭定康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雖然只有一家公司是直接與環境事故相關的，但在大多數石油工業的企業對環境信息的披露在災后大幅上升。我們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排放密集型行業的所有企業為了應對日益增加的來自社會和政治壓力，提供了更多的碳信息披露。雖然行業特點（IND）不同，但在確定自愿碳排放報告的程度上，排放（排放）和公司規模（大小）的水平仍然充當關鍵因素。僅在2008年一年公司治理（GOV）被證明是一個顯著變量。總體而言，回歸結果（見表七）證明了對H1，H2，H3和H4的支持，但對于H7只有較弱的支持。然而，我們發現，沒有證據表明公司的財務狀況對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程度有影響。4.4 穩健性測試

首先，我們分析了因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來檢查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雖然最大相關系數0.66是在杠桿率和公司規模之間，但最大VIF僅為3.60。因此，多重共線性似乎并沒有影響到我們模型的預測值。接下來，我們進行額外的測試，以控制因使用一個截尾樣本所造成的任何估計偏差。由于2006年超過一半的企業以及2008年大約三分之一企業，沒有披露任何碳排放的信息，導致我們的樣本被留在審查為零。為了減少存在的任何估計偏差或問題，我們利用OLS回歸，以及重復使用Tobit模型進行相同的回歸測試。這些檢驗測試的表外結果表明，所有系數的主要結果并沒有改變。另外，我們從以前的研究中選擇包括在回歸模型中的另外的控制變量來檢查我們的結果的穩健性。首先，根據Al-Tuwaijri(2004)等學者的觀點，市場賬率（MVBV）被作為衡量企業未來的增長機會。成長型的企業更可能提供他們的社會和環境政策信息自愿披露，從而通過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減少信息不對稱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預測擁有更高水平的市場賬率（MVBV）將與自愿披露的分數正相關。此外，兩個作為衡量公司設備和資本支出平均使用年限的指標被Clarkson et al.(2008)and De Villiers and Van Staden(2011b)納入研究范圍。這些研究的主要論點是，企業使用更新，更清潔的技術很可能有更好的環保表現和更愿意與自己的利益相關方以及公眾進行溝通，從而使他們了解這種優越的環保性能。變量NEW是衡量凈PPE大小，CAPIN是衡量資本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最后，我們考查在非排放密集型行業是否有高水平的碳信息披露得分，如必需消費品，金融和IT和電信，就如在4.2所指出的這是由行業中企業的特點所驅使的。因此，對于這三個行業的附加業指標被包括在回歸模型中。在表外的結果證實，碳信息披露的得分與我們的主要解釋變量之間的關聯關系不受新增加的控制變量影響。事實上，沒有任何控制變量是顯著。5.結論

這項研究分析了在澳大利亞政府宣布了關于碳排放披露了的一系列法規后，澳大利亞最大的100家公司在2006-2008年期間對此的反應。2006年，企業在環境戰略和碳排放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是最小的，只有42%的澳大利亞的企業提供包括碳排放的信息在內的環境因素披露。到了2008年，有67%的澳大利亞的企業提供包括碳排放量信息的環境因素披露。此外，該信息的在所有區域的評估質量也得到改善。

我們的回歸模型表明，碳排放量，企業規模，以及公司治理質量的高低是決定企業自愿碳排放信息披露程度的關鍵驅動因素。屬于排放密集型產業的企業虛擬變量與碳排放披露得分呈正相關關系，這表明行業的特點也是自愿碳信息披露的重要解釋因素。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NGER法案在2007年的立法可能增強了企業在2007年和2008年財政碳排放的自愿披露，盡管NGER法案直到2009年才正式生效。

本文的研究結果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我們是基于18個獨立的項目來衡量碳排放披露。雖然我們認為這18項環境項目與良好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一致，但是可能還存在一些我們沒有考慮到的因素。此外，我們沒有對這些變量進行加權計算。其次，在評估自愿碳排放披露時，我們考察的是在報告或環境報告書中的披露，因此，可能存在企業以其他形式進行公開披露，而我們不知道的風險。第三，我們考察的對象是澳大利亞最大的100家企業的碳排放披露。因此，我們的研究和結論可能有“大尺寸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