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群體性事件預防處置機制探索與

隨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和改革逐步深入、法制日臻完善，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各種社會成份日趨復雜化，各種新問題、新情況不繼涌現。因各種利益關系的調整，群眾觀念價值取向的變化，諸多領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得不到及時妥善解決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日益呈上升趨勢，特別是因城市建設、土地征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環境污染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數量不斷攀升、規模日益擴大、表現形式趨于激烈，已成為當前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由于群體性事件的突發性和復雜性，加之相應法律法規的匱乏，使處置工作異常艱難和棘手，一旦處置不當，不僅解決不了問題，甚至還會使矛盾升級，導致事件惡化。因此，在新形勢下，應構建起科學、完善的群體性事件預防處置機制，使其在未發生時能有效預防，剛萌生時能有效化解，發生后能快速有效、穩妥合法地處置，最大限度地降低群體性事件處置的成本和風險，最大限度地減小群體性事件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和負面影響，從而從源頭得到預防、從源頭得到消除、從源頭得到控制。

一、群體性事件產生的主要誘因

群體性事件是社會轉型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積累、激化的反映，既有深層次原因，又有表層原因；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原因。只有客觀分析群體性事件產生的成因，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從全局的高度發現更深層次的問題，尋求出正確預防和妥善處置的工作機制。

1、社會多元化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社會轉型的升級，社會整體結構、社會資源結構、社會區域結構、社會組織結構及社會身份結構都在發生著重大轉變，人們的文化關懷、物質需要、精神訴求、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方面不斷趨于多元化，直接影響著人們行為方式的改變。社會各階層、群體和組織進一步分化，各種利益關系重新調整，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的利益意識在不斷被喚醒和強化，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競爭和沖突，且日趨激烈，從而誘發出許多社會問題和矛盾。

2、利益矛盾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群體性事件大多數是由各種利益矛盾引發，且多數由直接、相關的經濟利益或物質利益矛盾引發。受利益驅動，一些人動輒采取鬧的方式，企圖達到自己的目的。主要表現為：一是工程項目推進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隨著城市化建設、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農村土地特別是城郊農業用地被大量征用，由于土地征用、補償安置、征地后勞動力就業等相關政策不平衡、不配套，部分村民的利益得不到滿足，從而引發群體性事件。二是環境污染導致的群體性事件。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生態環境污染進一步加劇，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同時，群眾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們環保意識逐步增強，對生態環境的要求也不斷提高，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一個新的誘因。三是企業改革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從八十年代開始，鄉鎮集體企業逐步轉變成“經帽子”企業（也就是掛牌企業）進而轉化為股份制企業和私營企業。由于部分企業在改革過程中的不完善性及部分企業退休、精簡人員受利益等多種因素影響，當其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時，很容易引發群體上訪甚至鬧事事件。四是企業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由于種種原因，一些企業經營虧損、破產、關閉，從而產生的債權債務、勞資糾紛等，特別是勞資糾紛，往往涉及人員較多，極易發生群體性事件。五是因非正常死亡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由交通事故、生產事故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不僅涉及死亡賠償，在賠償時往往不按法律程序，而是要求一刀了斷、高額賠償；而且死者家屬、親鄰朋友往往情緒激動，造成人員集聚而引發群體性事件。此外，軍轉企人員等特殊群體，因待遇、保障等問題，相互串連、群體上訪等。

3、訴求表達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現有的社會階層結構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社會利益群體日益呈現多樣性。不同社會階層除了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外，更多地表現為各自群體的一些具體利益。如果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難以在一定范圍內兼顧和協調，又缺乏各自表達正當利益訴求的渠道，便可能導致矛盾積累和利益沖突加劇。目前，由于受國家體制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利益訴求表達機制還不夠完善，主要表現為渠道不暢，不同階層表達自身利益的聲音強弱不一，表達的機會不同，表達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一。因而，當某個階層或某個群體，特別是社會最底階層的利益受到侵犯、得不到保護，又難以通過正當有效途徑表達、實現自己的意愿，難以行使自己應當行使的權利時，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群體性事件產生的誘因。

4、維權意識增強是引發群體性事件不可忽視的因素。隨著法制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群眾的民主法制意識、對自己權益的保護意識不斷增強，對民主的要求越來越高。但群眾法制觀念相對淡薄，當其利益受到侵害、威脅或出現磨擦、糾紛，一些群眾在維護自己權益時，往往不能通過正當的途徑去解決問題，錯誤認為聚眾鬧事可以給領導造成壓力，能較快解決問題，使本來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決的矛盾演化成群體性群體事件，這成為引發群體事件一個不忽視的因素。

二、新時期群體性事件的新變化

社會的不斷發展，必然會產生新的矛盾和問題，由各種新矛盾、新問題引發的群眾體性事件，其表現形式也在不斷地變化。一是從無序性向組織性的轉變。群體性事件通常都是因某個突發性事件而在短時間突然發生或是某個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而突然爆發，往往給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感。但是，一些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組織程度明顯提高，常常有事件的組織者和骨干分子，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目的明確、行動統一，甚至出現跨地區、跨行業的串聯活動。有的還集資上訪，并聘請律師，尋求媒體支持。從近幾年群體性事件的發展情況看，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大，組織性越來越強。二是從利益性向無直接利益的轉變。群體性事件一般都涉及群體的切身利益，而且大多數有一定的理由，如企業改制待遇保障、環境污染、征地補償安置、勞資糾紛等。但值得警示的是，近年來出現“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現象，一些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而是認為事情處理不公正，抱著“伸張正義”、“打抱不平”的心態參與其中，只是表達、發泄一種情緒，反映了當下社會分化中人們對某些階層的不滿、對強勢一方的不滿，“無直接利益沖突”折射出某種社會情緒和社會心理。三是從偶然性向效仿性的轉變。

一些群體事件在開始之初，大多僅限于少數人及個別區域。隨著事態的發展，影響力的擴大，引起周圍區域或利益相關者心理共鳴，一旦一個地方發生群體性事件，特別是當因最初鬧事的群體得到一定的利益補償后，其他地方類似的群體便紛紛效仿，互相傳染，使參與人數及區域不斷增多和擴大，甚至出現互相串聯，互相取經的現象，從而引起連鎖反應。四是從合理性向無理性的轉變。群體性事件的起因往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從一些群體性事件的起因分析，應該說絕大多數集體上訪甚至鬧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通過聚眾鬧事的方法，確實促使一些問題得到了解決與落實，但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部分群眾“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理，往往啟圖通過群體性事件引起更大的關注，提出過高或無理的要求，從而造成群眾長期纏訪鬧事。五是從單一性向復雜性的轉變。群體性事件通常是由一個問題或一個利益群體引發，相對單一。但近年來，隨著群體性事件的增多，部分利益群體為達到各自的利益訴求，相互串連、相互支持，相約進行集體上訪、鬧事等。由于反映的問題錯綜復雜，不同的矛盾主體、合理的要求與不合法的行為、不同的原因動機、歷史糾紛和現實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較為復雜，處置難度明顯增大。

三、研究探索預防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新機制

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當前，關鍵是要下大力建立健全科學有效的群體性事件預防處置機制，加強制度建設，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縣在群體性事件預防處置機制建設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相繼出臺了“維穩工作八大機制”等一系列工作機制，使預防化解群體性事件成為一項經常性、基礎性工作。

（一）要建立黨委領導下各部門分工負責的領導機制。各級黨政領導必須高度重視預防處置群體性事件工作，從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擺上重要位置，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做到一把手親自抓，條線領導共同抓，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要建立健全預防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領導機構，定期研究分析形勢，解決有關方面的突出問題，指導、推動各級各部門的預防處置工作。各級各部門要建立相應的工作班子，按照“屬地管轄”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承擔具體任務，落實各項工作措施。要嚴格領導包案制度，按照“一個矛盾糾紛、一個責任領導、一個調處班子、一個處置方案、一個處置期限”的工作機制，加強調處，限時辦結。要建立專門公共危機應急機制、機構及應急處突應急隊伍，不斷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二）要建立健全反應靈敏的社會預警機制。群體性事件盡管有突發性的特點，但其在發生前一般都有醞釀、串聯、謀劃的跡象。因此，必須建立健全信息主導、反應敏捷的預警機制，及時有效地化解可能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社會矛盾。一是健全矛盾排查調處機制。建立經常性滾動排查機制、重點時期超前排查機制，在重大時期、重大會議、重大活動期間，實行矛盾糾紛信息日報制，組織開展矛盾糾紛的集中排查化解，切實掌握矛盾糾紛發生、發展的規律，從苗頭抓起，把教育疏導工作做在事前，力求把矛盾糾紛消除在萌芽狀態、解決在基層，防止激化；二是健全情報信息網絡。要通過加強基層組織、設立信息員、培育治安骨干力量等多種辦法，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縱橫交錯的情報信息網，及時、準確收集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情報信息；三是延伸和拓展信息采集渠道。擴大采集范圍，豐富采集手段，增加信息儲量，尤其要注意采集深層次、內幕性、預警性信息，并進行疏理核對，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提高信息精確靈敏度；四是完善情報信息研判機制。通過聯席會議等多種形式，對各類情報信息要定期進行分析研判、互通信息，整合情報資源，為領導決策與實戰服務，對有激化傾向的要發出警情通報，提醒有關方面及早防范，提高預防措施的針對性。

（三）要建立快速反應、控制有力的應急處置機制。一是建立高效的應急機構。成立由黨政領導負責的群體性事件處置指揮機構，對整個群體性事件進行全面掌控，組織指揮整個群體性事件的處置工作，進行宏觀上的決策和指揮。二是制訂各項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預案。針對群體性事件突發性強、傳播快、危害大等特點，科學判斷、準確把握群體性事件的不同類型、不同規模、不同參與群體等因素，制定出相應的可操作、有針對性的工作預案，明確管轄級別、人員調配、處置方式。三是講究策略方法、嚴格依法辦事。群體性事件的化解，宜散不宜聚、宜觖不宜結。要堅持以人為本，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盡最大的可能滿足群眾的合理要求，一時不能解決的要說明情況講清道理，加強教育疏導。對于群眾要求基本合理，但采取的方法過激，甚至違法的群體性事件，掌握可緩不可急、可冷不可熱、分化瓦解的處置化解技巧，對當事的群眾盡量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明之以法，使廣大群眾明辯是非，提高覺悟。同時，對領頭人員、幕后策劃人員和骨干分子要正告國家法律法規，曉以利害，特別嚴重的要規范程序，依法處置，及時予以打擊處理。四是要認真做好新聞宣傳工作。認真開展法制宣傳，對不明真相、被誤導而參與的群眾，要組織有關部門澄清事實，講明真相，防止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維權等旗號，炒作群體性事件，誤導社會輿論。對因群眾不明真相引發的群體事件，要通過教育宣傳，積極引導群眾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解決矛盾。

（四）要建立健全高效運轉的利益協調機制。要建立和完善包括利益表達、利益引導、利益疏導和利益保障在內的公平公正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一是要建立健全領導下訪制度。進一步深化“書記大接訪”活動，將領導“深入基層、深入困難、深入矛盾”制度化，認真傾聽群眾呼聲，及時掌握真實情況，設身處地解決群眾所思、所想、所盼的問題。二是要保障信訪渠道的暢通。科學合理地設置信訪工作機構，配備專職或兼職工作人員，強化信訪部門的職能。要認真落實群眾來信來訪登記、查辦、督辦、結案、復查反饋等制度，對群眾反映的信訪訴求，信訪部門要及時報請相關領導研究處理，及時轉交有關部門妥善解決。三是要拓寬利益訴求渠道。要建立健全人大、政協、人民團體、新聞媒體及法律援助等利益訴求渠道，讓群眾的利益訴求能有相當一部分通過正常渠道得以解決。

（五）要建立健全嚴格的倒查和責任追究機制。轉型期社會矛盾的大量積聚和群體性事件的出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的麻木不仁、敷衍塞責的官僚主義作風。因此，必須切實加強、嚴格落實群體性事件倒查和責任追究制度，制定和執行維護穩定的黨政領導責任制、部門責任制和單位責任制，層層簽訂責任書，明確責任，對因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信息遲報、漏報、隱瞞不報等工作失職引發嚴重群體性事件，或因應對措施不當不力致使事態擴大，造成嚴重后果的，要嚴格實行倒查和責任追究，按照法律和相關規定，嚴肅追究有關人員和領導者責任。>>>>群體性事件預防處置機制探索與責任編輯：飛雪 閱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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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有效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

如何有效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

正確認識和處置社會群體性事件，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檢察機關積極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重要表現。應在檢察實踐中，不斷創新工作方法，轉變執法作風，強化工作職能，落實檢務公開，樹立大局意識，真正做到執法為民。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深刻轉換、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的變革時期，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不斷上升，規模不斷擴大，表現形式趨于激烈，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置社會群體性事件，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檢察機關積極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重要表現。

一、創新工作方法，健全糾紛排查化解機制。一是切實加強情報信息工作，嚴格請示報告制度。廣辟情報信息來源渠道，建立靈敏、高效的情報信息網絡，認真落實情況報告、分析、反饋制度。密切關注社會動態，及時掌握可能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苗頭，準確分析、掌握群體性事件的趨勢、動向，積極主動地向人大和上級檢察機關報告。二是堅持首辦責任制，嚴格按照業務分工，對本院管轄的控告、申訴、舉報等工作，明確責任，依法及時處理，將群眾信訪解決在首辦環節，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復上訪和越級上訪。三是堅持檢察長接訪、各部門聯合接訪和領導包案制度，通過定標準、定專人、定方案、定

時限，及時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四是健全糾紛排查化解機制。延伸矛盾調處陣地，切實掌握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點地區、行業、人群和問題，密切關注、準確評估重大政策調整、重點工程推進、企業改革改制等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掌握情報信息，配合有關部門綜合施策，最大限度地把不穩定因素化解在初始階段。

二、轉變執法作風，完善訴求表達機制。一是建立涉檢信訪信息查詢系統，方便群眾反映問題、提出建議、查詢結果，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二是變等訪為約訪。加強對群體訪案件的定期分析，對群眾反映的問題逐一梳理分類，并根據歸口原則，協調相關部門主動約見信訪人，進行面對面對話，承諾時限，定期解決。三是變群訪為個訪。對部分涉及面廣的共性問題，可采取分化瓦解的辦法，突出重點人員，有針對性地做好法律政策宣傳和思想疏導工作，或積極與上訪群眾溝通，建議其推薦出相對固定的代表，集中表達訴求，形成比較規范的群眾代表來訪機制。

三、強化工作職能，完善舉報線索處理機制。一是實行特殊線索優先初查制度。對一些特定的線索，如農村征地補償款問題引發的集體舉報線索;轉制國有企業職工舉報的線索等群眾反映強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的案件及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部門應優先安排人力開展初查。二是強化舉報初查信息反

饋。強化舉報中心與偵查部門的溝通協調，必要時舉報中心可以向本院偵查部門催辦、督辦，以便及時掌握案件信息并及時反饋給舉報人。向署名舉報人反饋信息要從“結論”反饋向動態反饋轉變，即受理、立案、偵查終結、起訴或不訴或撤案、判決全程動態反饋。對于作不訴或撤案處理的，舉報中心要協調偵查部門向署名舉報人當面作詳細的公開答復。三是強化控申部門的初查職能。控申部門對一些署名舉報時間較長，涉及面較小，秘密初查程度不高，涉案金額不大的線索，應發揮“窗口”協調、督辦作用，派員參與配合反貪、反瀆部門初查，加快線索的消化，及時落實對舉報人的答復，減少引發群體訪的隱患。

四、堅持執法為民，完善業務部門相關工作機制。一是建立信訪風險評估機制。由案件承辦人對案件引發群體訪的可能性進行預測評估，確定風險等級，并根據評估情況制定工作預案，有針對性地化解矛盾，做好息訴罷訪工作。二是建立群體訪案件分析研判機制，通過對已發生群體訪案件的研判，并將研判成果轉化為戰斗力。三是妥善對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進行處理。提前介入引導偵查，提出偵查取證的意見建議。對極少數插手群體性事件，策劃、組織、指揮鬧事的嚴重犯罪分子以及進行打砸搶等犯罪活動的首要分子或骨干分子，依法嚴厲打擊，予以快捕快訴;對于一般參與者應以教育為主，采取警告、訓誡等方式，不輕易批準逮捕;對雖有犯罪行為但其

訴求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要注意慎重適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并可在起訴意見書中提出從寬處理的量刑意見。四是嚴厲打擊群體性事件背后的失職、瀆職犯罪。五是完善被害人權益保障機制。在作出不起訴決定前，應充分聽取被害人及其親屬的意見。對經濟確有困難或反映強烈的，引入民事調解或和解手段。對提起公訴的案件，應充分聽取被害人及其親屬的意見，并明確告知被害人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五、樹立大局意識，建立綜合協調機制。一是健全政法聯席會議制度。由政法委牽頭成立政法聯席會議，對管轄權屬的爭議，應嚴格按照刑訴法對公、檢、法的職能分工，明確落實責任;對多家均有管轄權的，通過協調立場，加強配合;對已經多個司法機關或部門先后依法作出處理，上訪人仍無理纏訴的，通過聯席會議統一立場，不再以法律程序進行處理，而是通過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法援律師等組織繼續做好思想轉化工作。二是實行層級受訪制度。對屬于下級檢察院管轄的信訪案件，先由下級院處理，對下級院處理不服的，應逐級受訪;對不經下級院處理而越級上訪的，應不予受訪，以遏制越級上訪、進京上訪等現象。三是實行多級聯合聽證制度。對于長期在幾級檢察院之間反復集體訪的案件，上級檢察院經審查，認為下級院處理決定正確的，可派員到上訪人所在地聯合聽證，共同做好上訪人的疏導工作。四是建立集體訪信息傳輸機制。

對于具備微機聯網和微機管理條件的檢察院，可整合資源，實行控申案件聯網傳輸。對越級上訪，下級檢察院可從上級院系統網內進行查詢，上級院也可從下級承辦單位中及時了解處理情況，逐步實現“網上控訪”。五是完善檢察長辦公會制度。一些涉及全局性、政策性的集體訪案件，可提交檢察長辦公會集中處理;對屬于某部門承辦的重要信訪案件，由相關主管檢察長批辦再分流;對需限期辦理，經多次催辦，承辦部門仍未完成或明顯不負責任的，由控申部門向檢察長辦公會通報。

六、落實檢務公開，完善說理、公開審查、公開答復等制度。一是全面落實說理制度。為了預防和減少因被害人不理解檢察機關所作處理決定而集體信訪，應全面落實說理制度，增強處理決定的公信力和說服力，從源頭上減少涉檢集體訪案件的產生。二是健全落實被害人申請抗訴、擬作不起訴案件公開審查、公開答復制度，公開聽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陳述的抗訴請求。在對被不起訴人作出不起訴決定時，可以邀請被害人、被不起訴人所在單位人員、偵查人員參加，職務犯罪案件可以邀請人民監督員參加。三是推行個案公開答詢制度。對長期無理纏訴、社會影響較大的集體訪案件，可以公開審查、公開答詢，依靠社會力量和群眾輿論力量，解決久訴不息問題。四是完善辦案過程辨法析理制度。在辦案中，注意詳加闡述和論證得出某種處理意見的理由和依據。五是完善法律文書說理制度。

第三篇：突發群體性事件預防及應急處置機制研究

突發群體性事件預防及應急處置機制研究

———基于復雜社會網絡理論的視角

汪大海，柳亦博

（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摘要：公共部門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應重視社會組織所能夠發揮的重要作用。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為弱勢群體、強勢群體以及公共部門之間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徑，使目前社會網絡“單一中心”結構轉變為更靈活機動、更富有組織彈性的“雙中心”結構。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不僅能使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的博弈達到一種雙贏的納什均衡，同時還能大幅減少社會交易費用。

關鍵詞：復雜社會網絡；突發群體性事件；情感嵌入；社會組織

我國社會現階段正處于改革的攻堅期，經濟結構的轉型、社會結構的調整，以及政治和行政體制的改革，都進入了阻力重重的深水區。這一時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也是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相互博弈的磨合期。在利益群體相互角力的磨合過程中，難免出現分歧，而分歧的出現會導致矛盾逐漸積聚。一旦矛盾積聚到臨界點時，通過“誘因事件”的觸發，就很容易形成突發群體性事件。如何有效地預防和應對突發群體性事件，維護社會的穩定，已成為當前我國公共部門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僅僅依靠事先制定各種縝密的應急預案，無法契合復雜多變的后工業時代的需求。正如美國應急管理專家威廉·沃所言，現代應急處置表現出一種悖論：“一方面，應急相應需要精細的計劃和組織；另一方面，應急響應又是自發的。應急決策者必須具有創新能力、應變能力、臨機決斷能力，這是因為計劃不管做得多么好，都很少能與現實情況完全契合，要把現實中相互沖突的需求整合起來，這絕非輕而易舉的事情。”［１］我們應當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當前社會突發群體性事件的成因及演化機理，從根源處找到預防和處置的突破口。

一、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類型及演化機理

從事件爆發的原因層面劃分突發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根據其參與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利益訴求將其劃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利益訴求型”群體性事件，如各類社區維權群體、失地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的上訪等。廈門“ＰＸ”事件、重慶出租車“罷工”事件以及上海滬杭磁懸浮工程事件等均屬于此類群體性事件。第二類為“泄憤型”群體性事件，如民間有組織的反日游行、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集體發泄、“法輪功”煽動的群體性打砸搶事件等。隴南事件、孟連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事件等等均屬于此類群體性事件。

這兩類突發群體性事件實際非“突發”的群體性事件，其演化的基本過程可以用沙堆模型來解釋。在此先引入沙堆模型：向一個圓盤逐粒地添加沙粒，起初沙粒緊靠在它們落下的位置上，但是很快它們就疊起來形成了具有平緩斜坡的沙堆。這個沙堆不時會出現某處變陡的現象，這時沙粒就滑下來，引起小小的沙堆崩塌現象。隨著沙子增加，一些沙粒開始落到圓盤之外。當加入的沙粒數量與落在圓盤之外的沙粒數量在總體上達到平衡時，沙堆就停止增長，整個沙堆系統在這時達到了臨界狀態［２］。

我們可以運用沙堆模型來解讀突發群體性事件的矛盾積聚過程，將事件矛盾相應地劃分為四個階段：“矛盾亞臨界狀態（事態處于潛伏積累期）———矛盾臨界狀態（誘因事件出現）———矛盾超臨界狀態（突發群體性事件爆發，沙堆模型出現崩塌）———沙堆模型再次處于亞臨界狀態（事件引發社會關注和上級政府的介入，矛盾得到化解或緩和）”。沙堆模型實驗發現，沙堆從亞臨界狀態向臨界狀態演化的過程中，沙崩的規模也服從冪律分布，并且沙堆在臨界狀態下具有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這種不確定性包括兩層含義：第一種不確定性是指，處于臨界狀態的群體是否采取激進的措施，是否拿起“弱者的武器”［３］表達不滿，還要取決于誘因事件的性質及時機；第二種不確定性是指，利益訴求型突發群體性事件和泄憤型突發群體性事件是存在行為和邏輯的內在聯系的，并在一定觸發條件下會相互轉化的。利益訴求型群體性事件在爆發后，如果得不到適當處置會使矛盾激化，并很可能發展成為更加激進地泄憤型群體事件；而泄憤型群體事件也可能由于公共部門、社會組織或其他利 益集團的及時介入而使人群憤怒的情緒得到緩沖，演變為維護自身權利的示威游行活動。

二、復雜社會網絡理論的重構

矛盾的積累可以用沙堆模型來解釋，而矛盾的化解不能采取行政高壓手段去運動式地“堵”，而是要依靠暢通民意進行常態式地“疏”。本文將從復雜社會網絡理論的視角去深入剖析暢通民意的路徑選擇問題。首先，要對復雜社會網絡理論進行概念上的梳理和厘定。

（一）復雜社會網絡的定義及其相關概念的概述

所謂復雜社會網絡，是對復雜社會系統的一種抽象描述，它突出強調系統結構的拓撲特征，具有一般社會網絡的普遍特性。網絡由節點和連接這些節點的邊所組成。節點表示一個社會單位或者社會實體，也可以是個人，不一定是有“行動”能力或者有意志力的有機體；邊表示網絡中各個行動主體之間的關系［４］。簡而言之，復雜社會網絡理論把構成復雜社會系統的單元抽象成節點，單元之間的相互關系抽象為邊，所以我們可以將復雜的社會系統當作復雜的社會網絡來研究［５］。

網絡密度是社會網絡中實際擁有的聯結數與最多可能擁有的聯結數之比，能夠衡量社會網絡中各節點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對于一個由節點和邊相互聯結而成的復雜社會網絡，如果網絡密度為０，則所有節點都是孤立的；如果網絡密度為１，則每個節點都與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節點相連，此時形成的網絡結構稱為“完備圖”。從復雜社會網絡的角度來審視我國社會結構，其網絡密度應是介于０與１之間，并以公共部門這個節點為中心的“明星圖”。網絡集中度是指一個網絡中的聯結集中于一個或者幾個節點的密集程度，主要用來衡量特定節點所嵌入的聯結數。一個節點的聯結數越多，則這個節點在網絡中的地位就靠近社會網 絡的“中心”。路徑長度是指從一個節點開始，不經過重復的點和線達到終點所經過路程的長度。網絡的特征路徑長度（ＣＰＩ）是衡量網絡中路徑長度的參數，路徑長度決定了信息和知識的傳遞速度和難易程度，因此它可以用來衡量網絡的效率。單個節點的平均路徑長度等于該節點到網絡中其他節點路徑長度的平均值，而整個網絡的 ＣＰＩ等于網絡中所有節點平均路徑長度的中值［６］。

１９４４年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在《大變革》［７］一書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用于經濟理論分析。Ｐｏｌａｎｙｉ認為，“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集中在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的社會網絡研究進入了經濟學的范疇。與主流經濟理論期望的交易模式不同，嵌入性理論認為經濟個體往往更愿意選擇與自己有友誼或血緣關系的個體作為交易對象，這說明其經濟行為的決策不僅要權衡經濟活動自身的收益，還會考慮所處的社會網絡環境的改變以及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的移動。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格拉諾維特重新提出“嵌入性”問題。他認為：“經濟行為只是社會行為的一種形式，經濟行為從內容到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其發生的那個環境及社會結構的影響，特定的經濟制度是那個社會的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８］格拉諾維特不僅把“嵌入性”放到所謂的制度架構中，而且更側重于把經濟活動放到人際關系的背景下予以考慮［９］。這正為本文在社會網絡中引入“情感嵌入”這一概念提供了理論支撐。

（二）復雜社會網絡中的情感嵌入

在傳統的社會網絡理論中，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網絡中的主體之間只有或強或弱的利益嵌入。盡管這種假設在理論研究中有助于簡化研究過程，但是實際上客觀世界的經濟運行規律、組織選擇和個體行為決非嚴格遵循既定假設運行的。所以，重新構架復雜社會網絡分析方式，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處置研究將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我們假設，社會網絡是指由一系列社會關系聯結在一起的節點的組合；節點可以是個人、社會組織、私人企業，也可以是公共部門。在此，我們重新建構傳統的復雜社會網絡，認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在與其他存在利益嵌入關系的節點的互動和博弈過程中，影響其策略選擇和行為模式的不僅僅是利益關系，還必須考慮彼此之間的情感因素，即復雜社會網絡中的點與點之間（即主體之間）存在兩種嵌入的路徑：利益嵌入（圖１中用實線表示）與情感嵌入（圖１中用虛線表示）。節點之間可以僅存在利益嵌入或情感嵌入其中一種，但更多的情況是二者兼備。利益嵌入的實線邊越長，則節點之間達成契約、實現交換的阻礙就越多，即交易費用（包括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等）相應就越多；而情感嵌入的虛線邊越長，則點之間情感的紐帶越緊密，交易費用相應就越少。較強地情感嵌入有利于 知識、信息在主體之間的順暢傳遞。點與點之間總體交易費用為利益聯結交易費用減去情感聯結交易費用的值，當結果小于或等于零時，我們可以認為這兩個主體之間彼此絕對信任且處于信息完全狀態，他們之間資源可以順暢的流動，不存在交易費用，即他們之間的談判會導致財富最大化的安排。當然，這種理論化的極值狀態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圖１ 地方社會網絡圖

復雜社會網絡中情感嵌入這一概念的引出，合理地解釋了此前Ｊａｃｋｓｏｎ和 Ｗｏｌｉｎｓｋｙ提出的社會網絡結構圖中所長期存在的悖論：處于社會網絡中心地位的明星點由于其擁有的利益嵌入數量最多，耗費的成本最高，反而成為社會網絡中凈收益最小的參與者。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在考慮情感嵌入這一變量之后，雖然眾多實線聯結導致其交 易成本高昂，但同樣眾多的虛線聯結又使其交易成本大幅減低，資源和利益向中心靠攏，而風險則向邊緣流動。

（三）我國社會網絡結構由單一中心向多中心的演化

為了簡化模型，我們選取地方社會網絡這一視閾進行分析。如圖１中所示，Ｓｔａｒ點（明星點）即地方政府；Ａ、Ｂ、Ｃ、Ｅ、Ｈ 是與地方政府有直接利益嵌入和情感嵌入的強勢利益群體；Ｄ、Ｆ是與公共部門無直接利益聯結的地方利益群體，一般處于社會的中層；而Ｉ、Ｏ 是處于社會最邊緣的人群，他們是復雜社會網絡中與政府距離最遠的弱勢群體，通常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者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也沒有情感聯結的紐帶，往往是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決策中失語的一部分群體。底層與地方政府信息溝通機制的缺位，導致決策者們無法及時得到、甚至根本就無從獲取Ｉ、Ｏ 群體的反饋。信息的不對稱常常使Ｉ、Ｏ 群體感到被社會邊緣化的孤獨感以及對制度不公平的憤怒感，稍有不慎就會演變成為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角。我們認為，弱勢群體之所以采取激進的行為，不僅僅是發泄不滿情緒，在深層意識需求里，其實是求得高層政策制定者的關注。這就說明，他們與公共部門之間缺乏情感嵌入的路徑。而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尚不完善，訴訟程序相對繁瑣，利益集團相互蔭庇，均導致弱勢群體通過體制內的方式尋求矛盾化解方案的交易成本過高，因此他們才會在與強勢群體的博弈中采取較激進的方案以求境況的改善。

如何使弱勢群體在維護其自身合法利益的博弈中不再長期處于弱勢地位，是目前政府急需解決的難題。從復雜社會網絡的視閾思考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首先就要合理地調整目前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單一明星”社會網絡結構，重構網絡密度和網絡集中度。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在當地的社會網絡中的聯結集中度普遍過高，這會導致其運行過于機械、刻板，而且過于強化的利益嵌入也使得地方政府與強勢利益集團組成了利益聯盟。這種模式無法適應后工業時代高度復雜、高度不確定的社會現狀。這種單一中心結構只有演化為多中心結構，才能釋放公共部門的活力和創造力。

為了使單一中心結構演化為多中心結構，本文認為，需要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和合作。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基層政府、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在利益博弈中所形成的社會結構，就是社會組織所要嵌入的社會結構。我們在圖１的社會網絡中引入社會組織Ｇ，則如圖２所示，社會組織 Ｇ使得社會網絡演化為公共部門（Ｓｔａｒ）與 Ｇ 組成的雙中心結構，同時，也使原先松散耦合的網絡聯結更加集中、緊密。圖２ 社會組織嵌入后的地方社會網絡圖

三、社會組織參與到社會網絡中對突發群體性事件預防及處置的作用

社會組織的參與可以使群體外部行為內部化，而且，社會組織積極地情感嵌入能夠促進公眾訴求的合理表達，并由這種情感嵌入所衍生的非正式制度來引導和規范公眾表達利益訴求的方式。同時，社會組織所具有的組織理性可以導入分散的社會公眾認知體系，通過長期的情感嵌入來彌補公眾個體理性的不足，通過正確地引導，提高公眾對政治主體、規范和程序的認同感。

（一）暢通信息交流的渠道

社會組織的參與，能夠搭建基層民眾與公共部門之間有效溝通的橋梁，使弱勢群體也能以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使利益相關方在避免直接沖突的情況下能充分闡述、交換各自的觀點。這樣才能準確定位矛盾的癥結所在，并最終通過理性博弈達成妥協。多數矛盾的積累，并非利益上沖突的不可調和，而是溝通機制的缺位造成的信息不對稱。這種不對稱往往使利益受損的群體感到被欺騙。如果在整個群體性事件中缺乏社會組織的有效參與和整合，代之以基層政府直接向民眾回應自己的意見，往往容易導致情緒激動的民眾對信息的誤讀。公眾利益訴求最終以何種方式表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層政府的回應。若地方政府回應的時滯過長，或者回應的結果不能被民眾所接受，民眾只能依靠非理性表達行為的方式進行情緒化的信息傳遞，這樣的表達方式必然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亨廷頓認為：“社會挫折感與政治不安定之間關系產生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簡單。在很大程度上，這種關系的產生，乃是由于缺少下面兩個中介變量：社會和經濟流動的機會，以及具有適應性的政治制度。”［１０］而社會組織作為一種獨立于政府之外的組織，可以利用其組織成員與基層群眾具備同樣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優勢，對分散的民眾利益訴求進行有效整合，濾除分散的利益訴求中所內含的非理性成分，消弭弱勢利益在情緒激動時的極端行為，從而在代表民眾向公共部門表達利益訴求時有效暢通被堵塞的表達渠道，避免基層政府面對散沙般的民眾訴求時出現無法有效回應的窘境。

（二）分擔基層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

社會組織積極有效地參與到基層多利益群體博弈的社會網絡中，為社會公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訴求提供多元化的承接主體。后工業時代社會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種公共治理，要求基層社會不能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公共部門必須與私人部門和第三部門積極合作，形成制度化的多元共治模式。這種合作，要求基層政府主動“放權”給社會組織，主動讓渡一部分職能，找到應對突發群體性事件中政府職能與社會組織力量的平衡點。只有厘清社會組織能夠在其中分擔的職能，才能拓展社會組織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中有效發揮作用的合法性空間。政府主動向民間組織分權，主動向民間組織開放公共空間，這種制度上的大膽創新，顯然比經濟利益上的些許讓渡，是前進了一大步。這才是引導公眾利益訴求理性化表達的根本方向［１１］。社會組織的有效嵌入，可以分擔基層政府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中的部分職能，通過社會組織與民眾進行溝通，并依法、理性、及時地處理社會公眾反映的利益問題，形成規范的對話、協商和處理問題的反應機制。

（三）防止事態擴大和矛盾升級

社會組織的作用，不僅僅表現在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預防機制中扮演“潤滑劑”和“粘合劑”的角色，在突發群體性事件爆發后，社會組織的存在同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將成為沖突爆發后緩沖矛盾的第一道“防火墻”。社會組織非官方性的特征使得它更具親和力，其“公益性”和“非盈利”的特點使其超然于直接的利益糾葛之外，能更順利地了解到群體性事件參與者的具體訴求，并快速暢通博弈群體在社會網絡中信息傳遞的路徑。社會組織這種間接的信息傳遞更加溫和、理性，比陷于博弈之中的利益群體的直接面對面表達，更容易為雙方所接受，進而有利于雙方溝通平臺的建立和對話協商的展開。社會組織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可以保證基層政府在回應公眾利益訴求時不至于被誤解，在溝通和對話協商過程中，社會組織還可以就雙方最為尖銳的矛盾展開調停，避免溝通和對話協商陷入僵局。社會組織在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中的這種緩沖作用，有利于促成雙方妥協讓步，從而避免事態的惡化和矛盾的升級，并為行政機構和有關部門爭取了寶貴的反應時間。通過與公共部門的積極協調合作，社會組織能針對現場具體情況，進行參與人員的快速疏導和安撫工作，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或矛盾升級。社會組織的領導者、弱勢群體的代表與基層政府部門要建立穩定的情感嵌入路徑，必須加強溝通和交流，定期安排各個利益群體的領導者和代表參加座談會。這樣不但可以更直接地傾聽民意民聲，還可以使與會人員能快速地由陌生人社會過渡為熟人社會，這樣道德約束機制就會與法律約束、權力約束一起發揮作用。

（四）利益群體博弈的雙贏

從全社會網絡整體的角度來看，社會組織在預防和應對群體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節省社會交易費用。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博弈模型來進行分析。

假設弱勢群體選擇體制內解決方案（如訴訟、行政復議、座談等）的成本為Ｑ，其獲得的收益為Ｖ。弱勢群體選擇體制外解決方案（如上訪、群體性事件等）的成本為 Ｑ’，其獲 得的收益為 Ｖ’。當 Ｖ’－Ｑ’＞Ｖ－Ｑ且 Ｖ’＞ Ｑ’時，就有爆發群體性事件的可能。但具體爆發與否，還要取決于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之間情感嵌入的強弱，以及在矛盾到達臨 界狀態時誘因事件的性質。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在博弈中的支付矩陣如圖３所示。

在圖３的支付矩陣中，Ａ、Ｂ、Ｃ、０分別代表由高到低的四種收益，其中 Ａ 為整個博弈事件中的全部收益。如果強勢集團選擇“策略２”而弱勢集團也選擇“策略２”，則博弈的納什均衡為（０，Ａ），強勢集團會攫取全部的利益，而弱勢集團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這種情況常見于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雙方疏于溝通，彼此沒有建立較強的情感嵌入的情景中，他們互相缺乏信任，也不考慮對方的處境是否會因自己的選擇而變差，均傾向于選擇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預期最穩定的優勢策略。為了規避了（Ａ，０）分配方案的出現，弱勢群體會選擇“策略１”，這樣無論強勢群體如何行動，其預期收益為 Ａ或Ｃ；強勢群體則會選擇“策略２”，其預期收益為 Ｃ或 Ａ。此時策略選擇為（１，２），博弈會達到（Ｃ，Ｃ）的納什均衡。

圖３ 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博弈支付矩陣

如果弱勢群體的領導者與強勢群體的領導者之間經常通過社會組織的協調、溝通而熟識對方，彼此有較強的情感嵌入，則他們在領導各自群體的行動時會為對方的處境考慮，從而使博弈結果達到雙方收益最大化（Ｂ，Ｂ）這一雙贏均衡。這種雙贏的情況，是出于兩個群體對彼此的利他主義傾向決策，而這種傾向的出現正是由于相互之間頻繁而友好地情感互動和信息溝通。這種強化倫理道德權威和博弈雙方利他傾向的突發群體性事件預防和處置模式，可以說是一種“為政以德”的模式，是一種行政成本較低但行政效率很高的治理模式。所以情感嵌入的強化，不僅為緩和社會矛盾提供了可能，更為利益群體之間相互合作提供了雙贏的路徑，其節省的總社會交易費用為∑（Ｂ － Ｃ）。

綜上所述，從復雜社會網絡理論角度，社會組織在預防和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能夠暢通信息的表達和反饋途徑，整合和協調弱勢群體相對分散的利益訴求及主張，緩沖并消解群體性事件爆發后所產生的危害，并且在利益群體的博弈中會大幅度減少社會總體交易費用。而社會組織一旦在弱勢群體利益訴求表達機制中占據主要地位，溝通過程就會形成良性的路徑依賴，民眾利益訴求的表達將更加理性化，爆發突發群體性事件的風險也將大幅下降。

第四篇：群體性事件處置

用新理念預防和解決群體性事件

預防和解決群體性事件，不能僅用傳統的方式去解決，而應該用全新的理念、手段、方式和機制來處置。

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是我國經濟和社會變革過程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綜合反映，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群體性事件是群體心理失衡下的過激集體行為，其產生是社會變遷過程中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各種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是各種利益沖突的集中體現。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群體性事件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部分群體失衡心理支配下而表現出的一種對社會不滿情緒的發泄。心理失衡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七種類型:

一是權力異化引起的心理失衡。權力異化即權力的腐敗和濫用。

二是官僚腐敗引起的心理失衡。

三是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引起的心理失衡。

四是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引起的心理失衡。

五是教育機會、衛生費用等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引起的心理失衡。

六是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復雜化引起的心理失衡。

七是社會管理方式與群眾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不相適應引起的心理失衡。

正確處理當前的群體性事件要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出發，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重在預防和解決。相關部門在繼承和運用傳統方式的同時基礎上，要進一步用創新的的機制、手段、理念和方式來處置群體性事件。

1.預防解決群體性事件應堅持七項處置原則。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在預防和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指導上，應堅持“七項處置原則”。即黨委、政府主導原則、現場第一原則、就事論事原則、依法果斷處置原則、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原則、反思自責制原則以及慎用警力原則。其中：問責是重塑政府形象，讓群眾恢復信心的重要途徑；慎用警力則是避免事態擴大的關鍵中的關鍵。

2.加強對群體性事件發生前的心理引導。在群體性事件發生前，加強特定人群的心理引導和干預，建立起國家、省、市三級社會矛盾預測、評估、化解機制，將“群體性事件”消弭于未萌期。

3.加強對群體性事件處置后的心理干預。建立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確立群眾利益問題解決機制，開展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參與群體的心理緊張。

4.加強對群體性事件整體過程的信息公開和權威發布。政府應該針對群體心理，選擇信息發布的形式和方法，讓被流言鼓動的群眾及時聽到信息公開和權威發布的聲音，從而讓更多人能夠及時結束觀望、做出判斷，不輕易地讓群體形成，或者促進群體的瓦解。

5.構建群體性事件預防機制。一是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二是轉變政府工作作風，改善干群關系，三是建立健全社會安全機制，消除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隱患。四是進行深入持久的法制文化建設，提高全社會的法制意識。

6.構建群體性事件處置機制。構建群體性事件處置機制，關鍵是建立暢通的利益訴求渠道、有效的談判協商機制，在平等、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利益沖突；要把應急能力的建設更多地轉化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強，一是堅持“軟硬結合”，盡快控制事態。二是堅持“冷熱結合”，注重教育先行。三是堅持“上下結合”，領導親自上陣。四是堅持“寬嚴結合”，依法妥善處置。

第五篇：處置群體性事件

公安機關在新的歷史時期，其主要職能已從傳統意義上的確保公共安全、粗細管理社會向如何服務民生、保障民生方面延伸。近年來，公安部始終把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作為完善功能、改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緊緊圍繞人民群眾最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決的民生問題放在首位，全面提升工作標準和服務水平，把公安工作的成效更多、更直接地體現在促進社會和諧、惠及人民群眾的具體利益上。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群眾對公安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越來越高。新時期公安機關如何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新要求，本文作一粗淺概述。

一、新時期人民群眾對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對公安機關嚴格公正文明執法提出了新期盼

當前，隨著我國立法體制與國際社會的接軌，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公安工作職能由專政職能向服務職能的延伸，公安機關面臨的執法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公安機關的執法活動已經處于更加廣泛的社會監督之下，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的期望值越來越高，這對公安機關的執法活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機關必須進一步改進執法方式，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質量，切實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堅決杜絕發生傷害群眾感情、漠視群眾疾苦、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確保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對公安機關管理與服務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公安機關承擔著大量行政管理職能，這些職能都涉及到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公安機關要把方便人民群眾工作、生活作為公安工作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從戶口登記、證照辦理、場所管理、租賃房屋管理等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入手，進一步改進公安行政管理工作和服務職能，要不斷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真正為人民群眾提供方

便，讓人民群眾更多的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

（三）對公安機關增強群眾公共安全感提出了新要求

切實維護社會治安穩定，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是公安機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務。公安機關必須結合工作實際，不斷創新防范和打擊犯罪的工作機制，進一步增強工作的針對性、有效性、科學性。特別是要嚴密防范、嚴厲打擊暴力犯罪，堅決鏟除危害一方的黑惡勢力。盜竊、搶劫、搶奪等多發性侵財案件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對普通群眾來講是天大之事，公安機關要不等不靠，主動出擊，竭盡全力維護社會治安穩定，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四）對公安信訪工作提出了新期待

公安信訪工作是我們了解掌握人民群眾對公安執法工作滿意度的一個重要渠道。可以說，做好公安信訪工作，解決信訪問題，化解矛盾糾紛、滿足人民群眾合理訴求，是公安機關落實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的直接體現，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途徑，是推進公安隊伍正規化建設、提高隊伍整體素質的重要抓手。因此，公安機關要高度重視信訪工作，堅持局長、派出所長接待上訪群眾制度，必要時要帶案下訪，切實暢通信訪渠道，溝通公安機關與上訪群眾的感情，真正讓上訪群眾有說理、有依靠的地

方。

（五）對公安隊伍建設提出了新期望

公安隊伍整體素質如何，人民群眾對民警的信任度、滿意度如何，直接關系到人民警察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位置，直接影響警民關系是否和諧。在新的歷史時期，人民群眾不僅希望公安隊伍是刑事犯罪的克星，是他們的“保護神”，還希望是他們生活當中的溫馨港灣。“有困難找警察”是我們自己打出的旗幟，也是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為此，公安機關必須堅持不懈地抓好從嚴治警各項措施的貫徹落實，堅決杜絕“冷、硬、橫、推”的問題，堅決防止發生與民爭利、吃拿卡要和亂收費、亂罰款等問題，堅決防止發生刑訊逼供、濫用武器警械、濫用強制措施的問題。加強公安隊伍正規化建設，統一規范，完善制度抓好隊伍素質教育，樹立良好警紀警風，努力建設一支人民群眾最親、犯罪分子最怕的公安隊伍。$$分頁$$

二、公安機關如何回應和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

社會平安是極重要的民生問題，也是發展最基本的環境。公安機關要把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滿意作為公安機關的最高要求，切實關心群眾疾苦，真心實意為群眾排憂解難，認真做好各類矛盾糾紛的排查和化解，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充分發揮公安機關的工作職責，抓好防范工作，嚴厲打擊違法犯罪，增強群眾的安全感，努力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回應人民群眾對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

（一）樹立執法為民思想是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的基礎。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是公安機關關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面對新的形勢、新的任務，公安機關只有把思想觀念定位在堅持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的基點上，才能以新的視角審視新的情況，以新的思想指導新的實踐，以新的作為創造新的成績。一是要強化宗旨教育。引導和培養民警進一步增強立警為公、執法為民思想意識，讓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理念，始終成為支配公安工作和隊伍建設的思想動力。二是要強化群眾路線教育。教育廣大民警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進一步增強公安工作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聽取民聲、尊重民意、吸納民智，讓人民群眾的期待與公安工作決策“不謀而合”，讓黨的方針政策與人民群眾“心心相印”。三是要強化人權意識。要樹立依法履行職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觀念，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作為衡量和檢

驗公安工作的根本標準。

（二）提高民警的綜合素質是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前提。公安民警要真正回應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滿足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就必須在提高執法素質、執法能力、執法水平、執法服務上下功夫，以過硬的素質回應和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新要求。一是要在提高執法能力上下功夫。公安民警的執法能力，主要體現在能否準確把握矛盾的性質，準確把握案件的本質，準確把握法律的精髓。這就要求廣大民警必須具有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公安業務知識和過硬的基本功。公安機關要以執法質量的提升為主線，以深化

“大練兵”活動為載體，以公安“三考”工作為切入點，切實加強對基層執法一線民警的教育培訓力度，進一步完善集中培訓、跟班作業、專家講座、法制例會等執法教育培訓工作機制，著力提升基層一線民警的執法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在作風養成方面下功夫。廣大公安民警要主動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了解群眾的真實想法，做群眾的貼心人，做到時時、處處、事事都能夠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幫人民所需。三是要在深化“大練兵”活動上下功夫。要本著“干什么，練什么，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以“三懂五會”為重點，采取集中培訓與自學相結合的培訓方式，通過“日學、周練、月考”的練兵機制，有效推進“大練兵”活動向縱深發展，確保民警的政治素

質、身體素質、業務能力、執法水平、服務質量得到全面提升。

（三）營造良好的治安環境是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的具體體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過程，公安機關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主力軍，只有將不斷化解新形勢下社會矛盾作為基礎性工作、把營造良好治安環境作為工作重心來抓，才能真正回應和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一是要牢固樹立維護穩定是公安機關服務發展大局首要任務的觀念、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不和諧不穩定因素的觀念、把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公安工作切入點的觀念，進一步研究不穩定信息掌握、群體性事件預警處置以及解決涉法涉訴公安信訪問題等方面的薄弱環節，完善措施，提高水平，努力維護社會穩定，確保社會更加和諧。二是要把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作為檢驗和衡量社會治安工作的根本標準，進一步創新打防工作機制，增強針對性、主動性、實效性。加大對暴力犯罪、黑惡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打擊力

度，實施有效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護廣大人民的利益。

（四）做好服務群眾工作是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的根本途徑。在樹立執法為民思想、提高民警綜合素質、營造良好治安環境的同時，公安機關要回應和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新要求，就必須在服務群眾質量和水平上下功夫。一是要大力培養民警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公正執法、熱情服務的職業風范，使民警在工作上忠于職守，愛崗履責，不僅要“破大案”，還要

狠抓“小事”、“簡單事”和“平凡事”，及時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在語言上要文明禮貌，態度誠懇，多一些人情味，少一些官腔；在行動上要有禮有節，平等待人，多一份熱心，少一點冷漠，以真心換真情，以文明換理解，以優質高效的服務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二是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治安、出入境、道路交通、消防等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工作，積極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和措施，進一步簡化審批手續，減少中間環節，拓寬服務領域；加強行政審批服務建設，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務，做到能讓群眾一趟辦完的，決不讓群眾跑第二趟，使群眾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公安機關執法為民帶來的實惠。三是要進一步深化警務公開，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消除警民隔閡，融洽警民關系，積極組織民警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了解群眾的真實想法，做群眾的貼心人，使民警時時、處處、事事都能夠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幫群眾之所需，認真兌現作出的各項承諾，切實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人民公安為人民。四是要認真履行社會服務承諾制度。公安機關要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全面貫徹落實好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的規定，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工作效能，增強公安機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做到有警必接、有案必立、有危必救、違法必糾、嚴格執法、熱情服務、勤政廉潔，切實履行公安工作的根本宗旨，為經濟建設

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