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白杜甫白居易樂府詩之比較
李白杜甫白居易樂府詩之比較
唐代樂府發展史上,李白、杜甫是兩個重要的轉變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啟下,杜甫承之,直寫時事,使樂府方向變化轉型。李白樂府詩正多變少,杜甫樂府詩正變相半,迨元稹、白居易等人,已然大變。
“青蓮集中樂府累累如貫珠”,李白是唐代寫樂府詩最多的詩人,李白擅寫古樂府而知變。其樂府“根植《風》、《騷》,馳驅漢魏”,“多有古辭”,“絕類漢魏”,又“無一語似漢魏者”。
李白在樂府中運用諷興手法的詩更多。李白樂府秉承《風》、《騷》旨意,多興諷當時君臣國事,如《上之回》諷明皇好神仙;《戰城南》“刺黷武而戒窮兵者”;《幽州胡馬客歌》刺天寶十載安祿山敗于契丹等。李白較前人同題作品,詩歌容量體制擴大。李白依古題立義且變古詞。這不僅體現在內容的變化,而且體現在句法的靈活多變,結構的跌宕起伏,及對古題意的新發明。內容上,李詩能學而不泥,變化前人。李白樂府能突破漢魏六朝樂府的句法形式。擅長結構變化多姿,文脈跌宕起伏。無論是《行路難》起伏多變的心路歷程,抑或《蜀道難》之“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反復歌詠、一唱三嘆、逐步深化,還是《鞠歌行》始傷士不遇、中羨昔賢遇合、終嘆今不識士交自況,皆為確例。
賦法講究鋪排,李白常引之入古樂府。李詩意象較稀疏,上下句或者前幾句往往都是敘說一個中心,不像杜甫詩歌中意象密集,頭緒紛繁。李詩讀起來更有一種悠揚之感,似乎難給人細細品味思考的
時間。
詩體上,李白有五言長篇,雜言歌行,七絕,五絕,五律等。杜甫新樂府多為歌行。內容上,李白詩頌美興諷、邊塞戰爭、閨怨思鄉、嘆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甫詩基本皆寫戰爭。尤其李白《塞下曲門首》昂揚健舉,透露出盛唐氣象,而杜詩多寫安史之亂,從正面戰事、王孫寵妃、征夫其苦戰等方面敘述,更貼近現實,較之李白更進一步變化了樂府。
李白上接漢魏,“文質相炳煥”,杜甫繼承前人,又學習李白樂府的新變,自創樂府新題,洞開中晚唐新樂府之門。李白集大成而知變,杜甫更變李白為新。杜甫樂府詩在體裁、題材、形式、技法、神理、敘事、議論、興諷等方面,多學習嬗變李白樂府詩,可以說杜甫是李白古樂府對中晚唐樂府新調轉換的津梁。
總攬李白樂府,眾體兼備,尤擅歌行,題材多從軍邊塞,杜甫亦然。至于李《蜀道難》、杜《兵車行》之創體,如出一轍;李杜皆學古不泥并知變,李白樂府法漢魏萬墨,“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杜甫無論教子要熟讀《文選》理,還是自己創作樂府詩,皆重取其神。究其然,李杜樂府淵源歸一也。李白樂府多興諷,喜借古題寫時事,李、杜皆擅興諷,前無古人。李白樂府詩多刺時事,且符合溫柔敦厚之旨,如《丁督護歌》“落筆沉痛,含意深遠,此李詩之近杜者”,正同于杜詩儒家思想外化而呈現的特點,實啟白居易新樂府諷時先鞭;李、杜樂府皆擅寫組詩,文脈貫通一氣,跌宕起伏多變;李白樂府好發議論,形式靈活,多置句尾,杜詩議論漸多,新樂府“卒章顯其志”,更為程式;李詩如《野田黃雀行》第三、四句分別紹述第一、二句的詩歌錯置手法,也是杜甫善用的;李樂府詩借用漢大賦主客問答之法,這對杜甫、白居易等新樂府的問答法,賦法有影響;李杜皆擅虛字入詩,擅措諺語、成語、歌謠手法入詩;李白古樂府詩常借古喻今,以秦皇漢武喻唐,杜甫亦然,如《兵車行》等;李白樂府詩中常有第一人稱出現,而杜樂府詩中也有不少,如《逼仄行》等。
當然李、杜樂府還有很多不同,“李、杜樂府皆有所托意而發,??但子美直賦時事,太白則緣古以諷今”,“直賦時事”即指杜甫的新樂府而言,雖李白也有“開元、天寶本紀在內”的詩歌,但相比之下,杜詩史性更明顯;李白樂府詩飄逸奔放,行云流水,一唱三嘆,無法度而從容于法度之中。杜詩則“詞取鍛練”,“悲歡窮泰,發劍抑揚”,“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
在盛唐詩壇上,李白和杜甫都寫了相當數量的樂府詩歌,堪稱樂府大家。李白樂府詩的主要成就在擬古樂府,杜甫則更擅長創制新題樂府。在樂府詩里,李白擅長主觀述懷,杜甫擅長客觀寫實。尚虛與尚實,正是李、杜詩歌創作方法上的主要區別。同時也使得他們的樂府詩呈現出不一樣的境界和風格。
以李白的樂府詩《遠別離》和杜甫的樂府詩《麗人行》為例,分析他們在各自詩中表現出來的“虛”和“實”。
李白的《遠別離》一詩,實際上是影射當時的時事,是確有所指的,即借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來勸誡明皇不要以國柄輕易授人,憂慮
君主有“龍為魚”之患,權奸小人有“鼠變虎”之虞,但詩中不好明言,所以就把此意化為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詩歌表面寫虛,但卻處處虛中有實,即“以虛寫實”。
杜甫的《麗人行》一詩,也是寫當時的時事,即諷刺楊國忠兄妹的荒淫奢侈。但他并沒有像李白一樣隱約其辭,而是對一個生活片段進行了嚴格的寫實,幾乎不用任何比興手法。不論寫麗人的姿態服飾之美,還是寫她們的飲食之精,都是客觀冷靜的白描,不動用任何手法拐彎抹角,而譏諷之意呈現無遺一。盡管用一句隱語“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含蓄地揭露楊國忠的丑惡行為,但絲毫不能左右全詩的寫實情境。和李白的“以虛寫實”不同,杜甫是“以實寫實”。
李白詩意旨多模糊,指向多不明,現實針對性較弱;杜甫詩意旨多清晰,指向明確,現實針對性很強。
李白的樂府詩多是一些感事之作,很難去對應當時的歷史現實,這和杜甫樂府詩“詩史”的面目截然不同。他的這些所謂的感事之作,在表現手法上,以借助想象感懷的居多,寫實的甚少。有時即便寫實,在旨意上也往往顯得迷離惝恍。最典型的如《遠別離》,借舜妃娥皇女皇的故事來勸誡明皇不要以國柄輕易授人,用“舜帝囚禁堯帝,后又被禹低所逼,出走于蒼梧之野”這樣一個傳說中的悲慘故事來暗喻可能上演的篡位奪權之悲劇。這樣,一場政治危局被詩化為一種迷離恍惚的幻境,而這種幻境又浸染了凝重的綿綿哀愁,使詩在情調上顯得更為哀郁。有的反映時事的樂府詩,也寫得隱隱約約,像《上留田
行》一詩則在暗示我們:兄弟之間為了爭奪國家政權,竟然動用了兵力去互相殘殺。不難看出,這首詩是在借上留田的故事來指涉諷喻時事。《丁都護歌》雖是借樂府舊題來詠時事,不用比興手法,完全寫實,但就像杜甫的《兵車行》一樣,沒有寫清背景是什么。但它的主旨是明確的,即同情勞動人民的艱苦勞動,刻畫天熱熱水旱時的拖船,萬仞享鑿磐石的辛勞。《蜀道難》用各種夸張比喻的手法來寫蜀道的艱難,但其真正所指卻眾說紛紜。
和李白不同,杜甫的樂府詩大都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主旨也比較明確。杜甫寫下了有名的‘三史’、‘三別’。杜甫的詩歌,不但為后人提供了鮮活的歷史史實,而且提供了比事實更為廣闊、更為具體也更為生動的生活畫面。杜甫將他博大深沉的憂國憂民意識熔鑄在對現實痛苦客觀冷靜的陳述中,使其樂府詩具備了“詩史”的性質。李白的寫虛與杜甫的寫實,造成了他們樂府詩風格和境界的不同:李詩“飄逸”,杜詩“沉郁”;李詩“惝恍莫測”,杜詩“懇惻如見”。
杜甫繼承李白詩歌,杜甫贊李白詩歌因為常創新,故卓然不群,技壓群雄。《雨村詩話》云:“不似稱白詩,亦直公寫照也。”道出李杜詩歌相似處。結句杜甫渴望能再次與李相遇,把酒細細品論詩文。《少年行》是李杜題目字樣完全相同的唯一樂府詩,《杜詩鏡銓》稱杜該詩“略似太白”,同樣看出了杜甫對李白樂府詩的學習借鑒。
因安史之亂,杜甫上取風雅漢魏,并直接繼承李白樂府,而寫出了具有杜甫特點的寫實敘事樂府;李白樂府主于意,是白居易新樂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論的開啟者。
從漢樂府起,就繼承了《詩經》“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大多以敘事的手法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狀況。直至中盛唐時期,杜甫自擬新題,“即是名篇,無復依傍”,真實再現了安史之亂前后社會的全景。詩歌發展到元白時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華,形成了新樂府。之后,白居易大量創作新樂府詩,形成自己關于新樂府詩的諷喻理論。無論內容還是形式,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都力求做到諷喻美刺,言真而切,繼承著“溫柔而敦厚”的傳統詩歌精神,而又對其進行著超越。
白居易主張“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語道出他詩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對于百姓疾苦的描述與反映僅限于詩歌,并沒有上升到詩歌理論。直至白居易才明確提出詩歌創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詩人也始終恪守著這一創作原則,為百姓喊冤,為生民控訴。詩人在生活中飽含為民的滿腔熱情,并時時用銳利的眼睛洞察世間不平,進而用詩歌代其口指斥時政弊端。如《賣炭翁》,詩人通過起承轉合的簡單敘述,將一個賣炭老翁的無奈與困苦,鮮明地展現在了我們讀者面前。從詩中我們都看到了“宮市”制度給人民造成的極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這種制度的罪惡。從字面意思我們不難看出“宮市”表面上皇帝派出太監到街上去買東西,但從詩中 “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我想我們就會知道這種“買”無異于搶。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這種個別的場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廣大人民,揭示了“宮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在唐代詩人中,白居易是杜甫最忠實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杜甫所
開創的寫實的精神,繞過了大歷詩壇對形式的追求,到元稹、白居易的時代才進一步發揚光大。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詩學觀點的傳承。杜甫以后,也有一些詩人繼承其變新的余緒,“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對白居易新樂府運動產生一定的影響。
詩歌要寫實、要諷刺的主張到了白居易有了更加明確的闡發。他說作詩要“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總而言這,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作為文而作也。”并且明確指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些都與杜甫的詩學觀點一脈相承。
白居易評論杜甫詩,也是從寫實的標準加以裁定的。白居易在創作上繼承杜甫寫實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樂府詩的寫作。杜甫一貫重視運用樂府體裁來反映現實生活。杜甫以前的樂府詩,一方面繼承《詩經》及漢魏樂府的優良傳統,一方面又即事名篇,自創新題。杜甫的文學活動對中唐時期的白居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至于他寫了很多新樂府、古題樂府等更加創新的詩篇,極大地發揚了杜甫新題樂府的精神。
白居易在《傷唐衢》詩中,說明了寫作《秦中吟》的目的:“是時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明顯是要表現民病,以及引起民病的各種政治、社會弊端。他在寫《新樂府》時,更是與杜甫的新題樂府一脈相承,而且將杜甫的即事名篇精神進一步發展,以成為諷諭詩。
正因為如此,他才極力推重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石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諸章,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等詩句。白居易的樂府詩,如《秦時吟》中的《輕肥》、《買花》,《新樂府》中的《道州民》、《杜陵叟》、《賣炭翁》、《繚綾》等,與杜甫詩一樣,注意表現勞動人民的辛勞與困苦,而且強調作詩時特別需要核實,與現實生活靠近。
當然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創作特色,我們既要看到其“為時”“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淺易的一面。
李白、杜甫等以樂府詩歌的實際創作,而顯示出樂府發展演變方向,但并無理論總結。元稹、白居易繼之,提出新樂府理論并進行創作。總之,盛唐李白為古樂府集大成者,是“正宗”;杜甫學習李白樂府而半變,系“大家”;白居易由杜入李而大變,是“正變”。
第二篇:淺談白居易新樂府詩的諷刺與同情
淺談白居易新樂府詩的諷刺與同情
摘要: 《新樂府》五十首是白居易諷喻詩的代表,可謂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在這些詩歌里,白居易的諷刺與同情表現得淋漓盡致。有對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生活的諷刺,對各級慣例貪污腐化、魚肉百姓的鞭撻,更有對下層勞苦大眾、弱勢群體以及飽受戰亂之苦的邊境人民的深切同情。因為他的詩都是針對現實而發,所以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關鍵詞: 白居易; 新樂府; 諷刺; 同情
新樂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題而作的樂府詩。宋代郭茂倩指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明代胡震亨說:“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樂府題者也。”(《唐音癸簽》)中唐以來,社會危機日益加重,宦官專權、朋黨斗爭、藩鎮割據、異族入侵,諸多矛盾日益尖銳,人民生活極度貧困統治階級卻日益腐化。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激發了志士仁人的改革熱情。革命成為時代的潮流,文學領域內新樂府運動隨之而起,新樂府詩成為廣大詩人備受推崇的文學體裁。如元稹寫新題樂府12首,白居易有新樂府50首,韋應物、戴叔倫、顧況等也皆有新樂府詩。其中尤以白居易的新樂府50首最為著名。他們用來針砭現實,指反時弊,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新樂府的特點有二: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創新題的,但多無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姑于杜甫,而白居易將它推向高潮,并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歌主張,用以美刺現實。
縱觀白居易的新樂府詩,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反映的內容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白居易深入民間,體察民情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二是白詩所反映的事件與他當時的奏章內容保持一致。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遺期間,他利用諫官的職位,“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建議朝廷“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把上書奏事與寫詩歌事結合起來。[2]三是白詩所反映的內容在當時的歷史典籍中能得到印證。白詩《繚綾》“念女工之勞也”所反映的內容也在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中得到呼應:“繚綾為當時絲織品之最新最佳者,故費工耗力遠過其他絲織品,觀微之古題樂府此詩,知當時繚絞貢戶之苦至此,則詩人作詩諷諫,自無足異也。”
白居易在《寄唐生》詩中說他的樂府詩:“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說是他寫《新樂府》的宣言和對《新樂府》的最好說明。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賣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即為《新樂府》中篇章。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這在他的《新樂府并序》中可見:“《七德舞》,美拔亂,陳王業也。《法曲》,美列圣,正華聲也。《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海漫漫》,戒求仙也。《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華原磬》,刺樂工非其人也。《上陽白發人》,愍怨曠也。《胡旋女》,戒近習也。《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司天臺》,引古以儆今也。《捕蝗》,刺長吏也。《昆明春水滿》,思王澤之廣被也。《城鹽州》,美圣謨而誚邊將也。《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馴犀》,感為政之難終也。《五弦彈》,惡鄭之奪雅也。《蠻子朝》,刺將驕而相備位也。《驃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后遠也。《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百鏈鏡》,辨皇王鑒也。《青石》,激忠烈也。《兩朱閣》,刺佛寺浸多也。《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八駿圖》,戒奇物,懲佚游也。《澗底松》,念寒俊也。《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繚綾》,念女工之勞也。《賣炭翁》,苦官市也。《母別子》,刺新間舊也。《陰山道》,疾貪虜也。《時世妝》,警戒也。《李夫人》,鑒嬖惑也。《陵園妾》,憐幽閉也。《鹽商婦》,惡幸人也。《杏為梁》,刺居處奢也。《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官牛》,諷執政也。《紫毫筆》,譏失職也。《隋堤柳》,憫亡國也。《草茫茫》,懲厚葬也。《古冢狐》,戒艷色也。《黑潭龍》,疾貪吏也。《天可度》,惡詐人也。《秦吉了》,哀冤民也。《鴉九劍》,[3]思決壅也。《采詩官》,鑒前王亂亡之由也。”可見白居易的新樂府詩描繪了中唐時期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慘遭遇,揭露了貪官污吏對人民窮兇極惡的剝削壓榨,對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給予了憤怒的鞭笞和有力的抨擊。詩人大義凜然、無所畏懼,表現了他對封建統治階級、地主階級無情的諷刺,對廣大下層勞動群眾、弱勢群體的無限同情。
為了貫徹“新樂府”詩歌“為時”、“為事”的創作原則,白居易提出了“美刺興比”的創作主張。所以他的新樂府詩大多都運用了諷刺的寫作手法。這種諷刺主要表現在:
其一,對封建統治階級“輕裘肥馬”的驕奢淫逸生活的極力諷刺。中唐時期社會遠沒有盛唐時代繁榮昌盛,但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卻更甚之。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對此作出了較多的反映。《紅線毯》這首詩通過宣州進貢紅線毯的事,對宣州太守一類官員討好皇帝的行為加以諷刺,又著重地暴露最高統治者為了自己荒淫享樂,毫不顧惜織工的辛勤勞動而任意浪費人力物力的罪惡。從結尾兩句,可以清楚看出浪費那么多的絲和勞力去織地毯,勢必影響許多人穿不上衣服。作者這樣的直接譴責,感情是強烈的。詩人以“人”與“地”相比照:地本不知寒,卻為它鋪滿地毯;人需溫暖卻無衣裹體,正如《秦中吟·重賦》所描寫的:“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并入鼻辛中。”但是地方官們卻“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使得詩人厲聲喝止:“少奪人衣作地衣!”這是“卒章顯志”的畫龍點睛之筆,使全詩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也是“憂蠶桑之費”題旨的靈魂。詩人揭露地方官之丑惡,暴露帝王生活之腐化真是一針見血,毫不留情。
《驪宮高》旨在“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開篇即寫出了驪宮的雄偉壯觀,“高高山上有驪宮,朱樓紫殿三四重”。后來又寫到建造驪宮占地之廣、用人之多,“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飲暮有賜”。最后寫到“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傷力”。從表面上看,它贊美了天子愛惜人力、財力,其實是從反面諷刺統治階級大肆修建豪華宮殿,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
其二,對唐王朝統治集團內部各級官吏乃至皇帝窮兇極惡地魚肉百姓、阿諛奉承上司作出毫不留情的抨擊。中唐時期社會上官吏貪污腐化成風,大多數官員只知如何收刮民脂民膏謀取財富或阿諛奉承上司以換得更高職位,根本不管百姓死活。如《黑潭龍》為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之一,題后有類似副標題的作者自注“疾貪吏也”四字,以揭示這首詩的主題。《黑潭龍》是一首諷刺性極強的新樂府詩。詩中對貪吏龍神、巫婆及當當時社會的迷信和愚昧,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諷刺。開頭四句寫出禍害的根源:“龍不能神人神之。”“傳有神龍人不知”中“傳有”二字極妙,說明黑龍潭中有神龍只是一種謠傳,誰也沒有見過。而貪吏故弄玄虛使之神龍化,用以欺騙人民,搜刮民財,詩人用主要篇幅對祭神的情景和結局進行了生動地描述:“神志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傘搖。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杯盤冷。肉堆潭岸石,酒潑廟前草。不知龍神幾多享,林鼠山狐長醉飽。”這真是對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所謂“朝祈暮賽”的極大諷刺。它實際上只是一場勞民傷財的令人作嘔的鬧劇。人民花了血汗錢,結果什么也得不到。只是使林中的老鼠和山里的狐貍受益,它們可以“長醉飽”,盡情地享用凝聚著人民血汗的美味佳肴。在饑饉遍地、餓俘載道的年代,逼迫人民出錢捐資,祭神修廟,這就是貪吏的罪惡。最后,在詩的結尾處向欺騙人民的貪吏、巫婆、神龍,甚至封建最高統治者發出嚴厲的責問:“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殺豚將喂狐!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這種質問是非常有力的,那些假借“龍神”而得到長醉飽的狐鼠,靠人民血汗養肥了自己的“貪吏”、巫婆,甚至包括“我”、“神龍”和天子在內,都將在這質問面前無地自容。
如《秦吉了》旨在“哀冤民也”。詩人運用比擬象征的手法,將鳥的世界作為唐代社會的一個縮影,用各種禽鳥比擬唐王朝統治集團內部各級官吏乃至皇帝。詩中以鳶、烏比擬以強凌弱,以大欺小,殘害無辜的豪強惡霸;以雕、鶚比擬踐踏國法,中飽私囊,草菅人命的執法官吏;以鳳凰比擬至高無上的皇帝;以秦吉了比擬明知不諫、熟視無睹、避重就輕的諫官;以雞、燕比擬受盡凌辱、弱肉強食、橫被殘害的平民百姓。詩人廣為設喻,比擬貼切,寓意深刻,鋒芒所向,直至皇帝。正如《新樂府序》所指出的:“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覆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4]他寫出了人民群眾凄苦悲慘的生活,對封建統治者的鞭撻毫不留情。
其三,諷刺各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草茫茫》,旨在“懲厚葬也”。這首詩寫了在驪山腳下秦始皇修了規模浩大的驪山陵墓,其中金銀珠寶不計其數,“下流水銀像江海,上綴珠光作烏兔”。秦始皇想把人間的富貴在死后帶去。但詩人寫到因為陵墓的豪華,盜墓的人一直很多,最終可能連自己的棺槨都不能幸免,也就是“一朝盜掘墳陵破,龍犉神堂三月火”。詩人認為這是奢侈的緣故,而與此同時,葬在灞陵原上的漢文帝的陵墓卻安然無恙,原因就在漢文帝的簡樸,陵墓里面幾乎沒有陪葬品。“奢者狼藉儉者安,一兇一吉在眼前”,詩人通過這兩座墓的不同境況告誡人們不要耗費錢財修建豪奢陵墓,要崇尚簡樸。《兩朱閣》,旨在“刺佛寺浸多也”。中唐時期統治階級為了鞏固統治,控制人民思想,大力修建佛寺,導致人民無處可居。這首詩就針對當時社會佛寺林立,大量占用土地和勞力,勞民傷財的現象作了猛烈地抨擊。第一句“兩朱閣”即詩的題名,最后一句:“漸恐人間盡為寺”,照應小序“刺佛寺浸多也”。“寺門敕榜金字書,尼院佛庭寬有余。青苔明月多閑地,比屋疲人無處居”,這一句寫敕建佛寺的空房閑地之多和佛寺比鄰的百姓的無房居住。詩人用對比的手法敘述,一方是“疲人”無處居住;一方是尼院佛庭寬綽有余、明月照射的長滿青苔的空地。如此明顯的對比將詩人反對大肆修建佛寺表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白居易幼時家境貧寒,生活困苦,后又顛沛流離、命途多舛,因而能夠較多的接觸下層人民,對他們的生活狀況也有較深的了解。所以他的新樂府詩除了對統治階級、地主階級、貪官污吏的諷刺之外,更多的是對下層勞苦大眾以及弱勢群體深深的同情。首先,白居易的詩描繪了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的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剝削勒索下艱難掙扎的悲慘狀況,反映人民生活極端困苦,表現出對人民的深切同情。《杜陵叟》這首詩在禾穗青乾,麥苗黃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現出兩個頗有戲劇性的場面:一個是,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災民們:“典桑賣地納官租”;接著的一個是,在“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里胥才慢騰騰地來到鄉里,宣布“免稅”的“德音”,讓災民們感謝皇帝的恩德。詩人說他這首詩是“傷農夫之困”的。“杜陵叟”這個典型概括的,當然不僅是杜陵一地的農夫之困,而是所有農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詩人對農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當寫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將如何”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用杜陵叟的語氣,痛斥了那些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不顧農民死活的長吏:“剝我身上錦,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虎豹,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面對“農夫的天災之困”,他們的父母官是什么態度呢,“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原來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農夫”受了天災,卻不向上方報告災情,而是愈發加緊橫征暴斂,強行收取租稅。這是因為他要造成一個“大災之年不減稅收”的政績,以取悅上方,給朝廷留下一個稱職的印象,為自己以后的加官晉爵打下基礎。這也就是后來人家常說的“用百姓的血染紅自己的頭上的頂子”呀!“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杜陵叟”們在大荒之年,遇上這樣不顧百姓死活的“長吏”自然是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理了。沒有辦法,只好忍痛把自己家中僅有的幾棵桑樹典當出去,可是仍然不夠繳納“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賴以為生的土地賣了來納稅完糧。可是桑樹典了,“薄田”賣了,到時候連“男耕女織”的本錢都沒有,明年的生計可怎么辦呀?這種來自“長吏”的人禍,豈不是讓“農夫之困”愈發雪上加霜了。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百姓的生活是多么地悲慘困苦,怎能不讓人同情!
其次,白居易同情婦女的不幸和痛苦,尤其是困守宮中的普通宮女。名篇《上陽白發人》旨在“愍怨曠也”。詩人運用了多種藝術手法塑造了一個終生幽禁深宮的上陽老宮女形象。老宮女“玄宗末歲初選人,入時十六今六十”卻仍無緣得見天子容顏,只能在深宮“一生遂向空房宿”。通過老宮女的悲慘際遇和絕望情愫,極形象而又概括地反映了“后宮佳麗三千人”的可憐命運,表達了他對幽閉宮中老死一生的可憐宮女的深切同情。《陵園妾》,旨在“憐幽閉也”。它寫出了守陵宮女悲苦凄慘的一生。她們大多都是獲罪的宮女或失寵的妃嬪,命運堪憐,“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在幽深的陵園中一呆就是一生。正如“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令不出”,宮門一關就再無開啟的時候,只有死了才得以出來。守陵宮人日復一日的守在空曠荒涼的陵園之中,虛度生命,耗盡青春年華,無不讓人唏噓不已。詩人用詩歌表達了他對這些宮女的無限同情。
第三,白居易的新樂府詩還表達了他對深受窮兵黷武之苦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邊境人民的同情。《縛戎人》即是這樣。主人公本是漢人,卻因為戰爭“大歷年中沒落蕃”并且是“一落蕃中四十載”,在胡地呆了近半生。但他卻一心向漢,誓心密定歸鄉計。好不容易逃出蕃地,卻被邊境漢族將軍當成蕃人所俘虜,發配“東南卑濕地”,受盡了折磨。他“身被金創面多脊,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餐饑渴費杯盤,夜臥腥臊烏席床”,不僅疾病纏身,饑渴異常,而且身體臟污,腥臊滿身。因此主人公發出了“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的悲憤心聲。詩人對此表示深切的同情,認為“ 自古此冤應未有”。
其實,白居易新樂府詩中表現出來的諷刺與同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的詩往往通過對封建統治階級、地主階級以及各級官吏的辛辣的諷刺,寄予了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如《賣炭翁》是新樂府組詩中的第三十二首,自注說“苦宮市也.”“宮市”的“宮”指皇宮,“市”是買的意思。皇宮所需的物品,本來由官吏采買。中唐時期,宦官專權,橫行無忌,連這種采購權也抓了過去,常有數十百人分布在長安東西兩市及熱鬧街坊,以低價強購貨物,甚至不給分文,還勒索“進奉”的“門戶錢”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實際是一種公開的掠奪,其受害者當然不止一個賣炭翁。詩人以個別表現一般,通過賣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的本質,對統治者掠奪人民的罪行給予有力的鞭撻。“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這是膾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單”,自然希望天暖。然而這位賣炭翁是把解決衣食問題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賣炭得錢”上的,所以他“心憂炭賤愿天寒”,在凍得發抖的時候,一心盼望天氣更冷。詩人如此深刻地理解賣炭翁的艱難處境和復雜的內心活動,只用十多個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現了出來,又用“可憐”兩字傾注了無限同情,怎能不催人淚下!還有《繚綾》寫精美的繚綾要織女付出多么高昂的代價:“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然而,“昭陽舞女”卻把繚綾制成的價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這種對比,揭露了一個事實:皇帝派中使,傳口敕,發圖樣,逼使“越溪寒女”織造精美絕倫的繚綾,就是為了給他寵愛的“昭陽舞人”做舞衣!就這樣,詩人以繚綾為題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類銳的矛盾,諷刺的筆鋒,直觸及君臨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織者何人衣者誰?”連發兩問,“越溪寒女漢宮姬”,連作兩答。生產者與消費者以及她們之間的對立已經非常明顯。“越溪女”那么“寒”,卻不給自己織布御“寒”,就因為要給“漢宮姬”織造繚綾,不暇自顧。這是從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窮奢極侈和荒淫享樂的有力鞭笞中寄予了對越溪織女的無限同情。
縱觀白居易的新樂府詩,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反映的內容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白居易深入民間,體察民情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二是白居易新樂府詩所反映的事件與他當時的奏章內容保持一致。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遺期間,他利用諫官的職位,“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建議朝廷“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把上書奏事與寫詩歌事結合起來。三是新樂府詩所反映的內容在當時的歷史典籍中能得到印證。白詩《繚綾》“念女工之勞也”所反映的內容也在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中得到呼應:“繚綾為當時絲織品之最新最佳者,故費工耗力遠過其他絲織品,觀微之古題樂府此詩,知當時繚絞貢戶之苦至此,則詩人作詩諷諫,自無足異也。”其實諷刺與同情并不是白居易作新樂府詩的最終目的。他希望通過這些詩達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新樂府詩多關于社會問題之作,將以“補察時政,泄導人情”。他的詩曾使得“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甚至至“言未聞而謗已成”。可見在當時白居易詩歌的諷刺與同情直指要害,犀利異常,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弊端,具有極高的現實主義意義。當然,他的新樂府詩中表現的諷刺與同情也是與他自身的境遇分不開的。他幼時即家境貧寒,能夠了解下層群眾的苦難生活,后來入朝為官又親眼目睹了統治階級的奢靡墮落、各級官吏的貪污腐敗,所以他對那些貪官污吏痛恨至極,對人民群眾報以深切的同情。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每一首都有現實內容,或“愍怨曠”,或“戒邊政”,或“苦宮市”,或“哀冤民”等都是針對當時現實而發,直接向最高統治者諍諫、諷議,而最后一首《采詩官》“言者無罪聞者誡”一語,已申明作詩之旨,“諷刺時事婉而多風”。總之,新樂府五十首,誠如《說詩啐》《鈍吟雜錄》等所論評的:“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于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為百代鑒戒。誠杰作絕思也!”“能道盡古今道理”,“奇逸極言,出人意表”,“風時賦事,美刺比興,欲盡備夫六詩之義,大哉洋洋乎!”[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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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安邦、孫蓓解評《白居易集》[M].2006年2月第2版,山西古籍出版社,89-92,93-96
[5]張福慶,《白居易新樂府詩面面觀》[J].《外交學院文學報》,2002年04期
第三篇:李白杜甫
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 置酒 月下獨 酌春思 關山月 子 夜四時歌:春歌夏歌秋歌 冬歌 長干行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夢游天姥吟留別 金陵酒肆留別 宣州謝[月兆]樓餞別校書叔云 蜀道難 長相思二首之一 長相思二首之二 行路難三首之一 行路難三首之二 行路難三首之三 將進酒 贈孟浩然 渡荊門送別 送友人 聽蜀僧浚彈琴 夜泊牛渚懷古 夜思 怨情 玉階怨 送孟浩然之廣陵 下江陵 清平調三首之一 之二 之三
杜甫:望岳 贈衛八處士 佳人 夢李白二首之一 之二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丹青引贈曹霸將軍 寄韓諫議古柏行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兵車行 麗人行 哀江頭 哀王孫 月夜 春望 春宿左省 至德二載 月夜憶舍弟 天末懷李白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別房太尉墓 旅夜書懷 蜀相 客至 野望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登高 登樓宿府 閣夜 詠懷古跡五首之一 八陣圖 詠懷古跡五首之二 詠懷古跡五首之三 詠懷古跡五首之四 詠懷古跡五首之江南逢李龜年
第四篇:關于樂府詩
關于樂府詩
繼《詩經》《楚辭》之后,在漢魏六朝文學史上出現一種能夠配樂歌唱的新詩體,叫做“樂府”,它曾大放異彩,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樂府”本是官署的名稱,負責制譜度曲,訓練樂工,采輯詩歌民謠,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時演唱,并可以觀察風土人情,考查政治得失。我國的采詩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夏書·胤征》已有采詩的記錄。流傳至今的《詩經》,當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頒布并為社會認可的標準選本。春秋以后,禮崩樂壞,征戰不休,采詩制度無法貫徹。到了秦代,統一時間短,百廢待興,雖然已有樂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沒有采詩之實。漢承秦制,經濟凋敝,樂府機關也只能習常肄舊,無所增更,勉強維持而已。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國力變得大為雄厚,乃擴大樂府的規模,采詩夜誦。到東漢,采詩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和帝則派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謠”。此種風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襲。蕭梁時,社會上已經把“樂府”從官署的名稱轉變而為詩體。劉勰《文心雕龍》于《明詩》之外,另有《樂府》專章。昭明《文選》、徐陵《玉臺新詠》也都開辟了《樂府》專欄。其中既有文人詩歌,又有民間歌詩,亦即凡是合過樂能夠歌唱的歌詩,統統稱為“樂府”。在這兩類詩歌中,民間歌詩是精華所在,并且文人歌詩還是在民間歌詩的甘露滋潤下萌發并壯大起來的,所以我們對民間歌詩應給以高度重視。
北朝于戰亂間隙所奉行的采詩制度,與兩漢一脈相承。保存在郭茂倩《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中的北朝樂府民歌,有的是用漢語創作,有的則為譯文,雖然只有六七十首,卻內容深刻,題材廣泛,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富有與南方大相異趣的粗獷豪放的氣概,呈現出另外一種風情民俗的畫卷。由于北方各族統治者長期混戰,反映戰爭的題材就要多些,有描寫戰爭和徭役帶給人民苦難的,有歌頌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別是《木蘭詩》,滿懷激情地贊美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是個傳奇人物,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譽為樂府民歌中的“雙璧”。漢魏六朝樂府是中國文學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直接影響了我國詩壇的面貌。它不僅開拓出了五言詩的新領域,而且對七言詩、歌行體以至律絕,都起了橋梁的作用。
(摘自陳緒萬、尚永亮主編《漢魏六朝樂府觀止》,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關于“樂府詩”
樂府是從漢到唐各朝設立的專門搜集民間樂曲和歌詞以及制作樂章的管理部門。這些個部門創作搜集的詩就叫樂府詩。
關于時代背景
《木蘭詩》產生的時代,當在西魏。那時正是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戰爭是北朝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整個北朝的歷史幾乎與戰爭相終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國”的130多年中,戰爭尤為頻繁。五六世紀間,我國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族與柔然族在黑山、燕山地區進行過長期的戰爭。這與詩里所寫的木蘭出征路線正相吻合。這可能就是《木蘭詩》的歷史背景。
參照課文注釋,初步了解全詩大意。
一、字
1、讀準字的音
唧唧()機杼()軍帖()可汗()鞍韉()
胡騎()戎機()朔氣()金柝()紅妝()
2、通假字
對鏡帖花黃
帖:tiē 貼,貼上。
火伴皆驚忙
火:huǒ 伙,伙伴。
二、解詞
旦辭爺娘去
旦:早晨
愿為市鞍馬
市:買
東市買駿馬
市:市場
木蘭當戶織
當:對著
關山度若飛
度:過
賞賜百千強
強:有余
學習本詩
1、這首詩敘述了一個什么故事?
詩中敘述了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故事。
2、《木蘭詩》按什么順序安排故事情節的?全詩可分為幾部分?各部分都寫了什么內容?
以故事的發生、發展、結局的時間為序。詩的正文可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3段),敘述木蘭的身份,交代從軍的緣由,以及寫木蘭出征前的準備工作和征途上的見聞、感受。
第二部分(第4段),寫木蘭萬里長征,十年轉戰凱旋的生活。
第三部分(第5-6段)寫木蘭歸來見天子,功成不受賞,請求還故鄉,以及爺娘姐弟迎接木蘭、木蘭和親人團聚的情形。
最后一段是附文,以兔為喻,贊美木蘭。
3、本詩寫木蘭從軍的全過程,全詩共寫了幾件事?哪些詳?哪些略?這樣的詳略安排突出了木蘭哪些方面的思想品格?
寫了木蘭決定代父從軍,準備行裝奔赴戰場,12年征戰生活,辭官還鄉與家人團聚。其中代父從軍、辭官與家人團聚是詳寫。詳寫這些內容突出了木蘭深明大義,勇于獻身,不慕功名,熱愛祖國和家鄉的中國女英雄的高尚品格。
4、文中哪些句子描寫她踏上征途和途中的感受呢?
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
5、從《木蘭詩》中找出表現木蘭作為女孩子的生活和感情的語句。
木蘭當戶織
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
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
6、全詩結尾以兔作喻的原因是什么?
結尾一段用兔比喻,說明在“十年征戰”的生活中,識別不出木蘭是女郎的原因。可以看出,木蘭在艱苦的戰斗生活中,不但巧妙地隱瞞了自己的女子身份,而且能同男子一樣英勇無畏,為國立功,一個聰明勇敢的女英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關于“木蘭”的形象
《木蘭詩》是我國古典詩歌中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它以濃摯的感情和鋪敘、對照、渲染的表現手法,集中地描繪一個平凡的女子——木蘭替父從軍和她解甲還鄉的不平凡的經歷。木蘭的形象,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勤勞、善良、機智、勇敢、剛毅、樂觀的優秀品質。
關于全詩的主題思想
《木蘭詩》描述了我國古代女英雄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歌頌了女英雄木蘭勤勞樸實、剛強勇敢的性格和不愛功名、不慕富貴的高尚品德。
測試
1、下列加紅字注音有誤的一項是()
A、可汗(ka hán)
轡頭(pai)
鞍韉(jiān)
B、啾啾(jiū jiū)
朔氣(suò)
燕山(yān)
C、云鬢(bìn)
金柝(tuò)
鎧甲(kǎi)
D、紅妝(zhuāng)
穿著(zhuó)
傍地(bàng)
2、下列句子中沒有錯別字的一項是()
A、昨夜見軍貼,可汗大點兵
B、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
C、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
D、雙兔傍地走,安能辯我是雄雌
3、下列句子中加紅詞解釋有誤的一項是()
A、愿為市鞍馬
市:買
東市買駿馬
市:集市
B、出郭相扶將
郭:外城
木蘭不用尚書郎
不用:不愿作
C、朔氣傳金柝
朔:北方
策勛十二轉
策勛:記功
D、軍書十二卷
十二卷:十二本
賞賜百千強
強:有余
4、下列句子中沒有用對偶手法的一項是()
A、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
B、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
C、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D、策勛十二轉,賞賜千百強
5、對詩句品味有誤的一項是()
A、“萬里赴戎機”:“萬里”極言征程之遠,“赴”表現動作之迅速、果敢。
B、“關山度若飛”:跨越飛和山,像飛一樣,展現了木蘭的矯健雄姿。
C、“朔氣傳金柝”:朔,指北方。用打更的聲音在寒氣中傳送,表現軍旅生活的單調、無聊。
D、“寒光照鐵衣”:用寒光和鐵衣,展示邊關將士的英武風采。
參 考 答 案
1、B
解析:“朔”讀“shuò”。
2、C
解析:A中“貼”為“帖”;B中“渡”為“度”;D中“辯”為“辨”
3、D
解析:“十二”表示多數,非確指。
4、D
解析:對常見修辭手法的辨別。
5、C
解析:朔,指北方。北方的寒氣傳送著打更的聲音。這句話既是對邊塞景物的描寫,也是描寫木蘭英姿颯爽的形象。
中考解析
1、根據下面各句的內容或提示,概括出相應的成語()
A、“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____________________。
B、《扁鵲見蔡桓公》這則故事告訴我們,蔡桓公的悲劇是由于_________________造成的。
C、《桃花源記》結尾寫劉子驥打算尋訪桃花源,“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后人據此概括出一個成語為____________________。
D、《木蘭詩》結尾:“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后人概括為一個成語____________________,比喻事情錯綜復雜,不易辨清真相。
【考點】:成語的來歷及其意義
【分析】:此題既考查了對詞義的理解,又考查了成語積累,同時考查學生對學過的文言詩文的理解。A項的成語是:三顧茅廬。出自諸葛亮的《出師表》。B項的成語是:諱疾忌醫。C項的成語是:無人問津。D項的成語是:撲朔迷離(或迷離撲朔)。
2、用原文將下列句子補充完整。
朔氣傳金柝,______________________。(《木蘭詩》)
【考點】:背誦
【分析】:此題考察背誦,“寒光照鐵衣。”
3、根據原文,將句子補充完整。
將軍百戰死,____________。(《木蘭詩》)
【考點】:背誦
【分析】:此題考察背誦,“壯士十年歸。”
第五篇:淺析樂府詩《江南》
淺析樂府詩《江南》
摘要:樂府詩《江南》中因魚和蓮這兩個意象有著許多的含義,因此導致了這首曲在不同的的人眼中有著不同的解釋。但因其時代所限,這首曲最初想要表達的僅僅是一個勞動場面。關鍵詞:蓮 魚 勞動 樂府詩
引言
《江南》此曲是一首樂府相和古曲,由于此曲中的兩個重要意象在后世乃至當今都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因此許許多多的當代學者都對此曲進行了一番研究。各位學者都有著各自的獨特見解。那么這首曲在創作之初到底是想要表達什么樣的情感,是如一些所說表達了一個單純的勞動景象還是表達了男女之間的情愛問題。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大家探討的問題。2 《江南》其曲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 南,魚戲蓮葉北。
《江南》古辭是一首樂府相和曲,這首曲始見《宋書·樂志》,郭茂倩《樂府詩集》收人《相和歌辭·相和曲》。3 《江南》此曲內涵討論
人們歷來對于此曲有各種不同看法。有的人認為這是一首通過寫景狀物歌脈嬉游樂赴的曲。如:郭茂倩《樂府詩集》引《樂府解題》說:“《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嬉分得時。若梁簡文‘桂橄晚應旋’,歌游戲也”。陳神明《采孜堂古詩選》說:“寫魚飄忽‘校介、在藻、依蒲夕尤活”。張玉谷《古詩賞析》說:“不說花,偏說葉。葉尚可愛,花不待言矣。魚戲葉間,更有以魚日比意”。有的人認為這是一首贊美或諷刺社會生活的詩。朱嘉微《東殉獷序》說:“歌《江南》,美風俗也,王政易行焉。或日:‘物阜風淫,所以為刺’”。近人多泛論這首古辭是一首歌唱勞動的民歌或者說它是一首與勞動相結合的情歌。(周坊1983 p54)
但是我卻不認同這些觀點。我認為這首曲所表達的就應該僅僅是一種勞動之美。到了7,8 月,蓮子成熟了,姑娘們劃著小船,穿行在碧波萬頃中,一邊采蓮,一邊歌唱。頭兩句描寫了姑娘們遠望見水面上片片碧綠的荷葉相連, 心里充滿了無限的喜悅,以至于禁不住發出了熱情的贊嘆。“可”在這里的意思是恰好,正好的意思。江南是個好地方,恰好適合采蓮。荷葉十分的茂盛,因此它的蓮蓬也一定是碩大無比,是一個豐收的象征。“魚戲蓮葉間”在描寫魚兒在一片片蓮葉掩映下游來游去, 宛如在做一場游戲一般, “戲”字寫出了魚兒一會兒悠然游過來一會又再游過去的情態。這里的魚我覺得是在說采蓮的姑娘們,姑娘們劃著小船像魚一樣穿梭在荷葉之間采摘蓮蓬。最后幾句寫出了魚兒在荷葉周圍久久不散,對魚兒歡樂嬉戲的反復詠唱, 正表現出采蓮時的熱鬧情景, 使人感覺到姑娘們的愉快情懷。讀完此曲,給人的感覺就是:湛藍清澈的江南水中,荷葉聘婷而立。采蓮其中,可看到魚兒在水中或東或西,或南或北自百自在,飄忽不定的活潑情態。采蓮人此刻心情愉快,同時,塘澤里清波蕩漪,蓮花曳動,漁舟穿梭,笑語飛揚的一幅美妙情景。
有的人認為此曲中的蓮和“憐”同音,而憐又有戀人之意。同時魚在蓮葉之間嬉戲是年輕小伙子在追求采蓮的姑娘們。因此認為此曲是一首表達情愛的曲。甚至還舉出后代知名作家的例子來進行例證。可是后代的作品是他們自己對意象思考后一種理解,怎么可以用后來的例子來證明以前的一些作品的內涵呢?這是一種本末倒置。并且根據文獻記載分析,《江南》的成詩和入樂時間都在西權。郭茂倩《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載張永《元嘉正聲伎錄》說它是古相和十五曲中的一曲。《宋書.樂志》說它是一首古代流傳下來的樂章和流行于漢代的民歌,并說相和是漢舊曲。我們參照《伎錄》和《樂志》的記載證實《江南》是一首漢樂府相和曲。自西漢末年哀帝罷樂府后,漢代政府就不再采集民歌和俗樂。《江南》既是一首流行于漢代的民歌,又是一首采入漢樂府相和曲的古辭,那么它就必然是在西漢采入樂府;它的產生時代也就不會晚于西漢。(周坊1983 p54)在西漢初期,人們才經過了秦始皇的剝削,劉邦和項羽的戰爭爭奪,此時的他們生計才是他們的大事件。即使是在漢武帝時期,人們因為漢武帝的窮兵黷武,不斷的對外用兵,人們也是窮困潦倒。吃飯都成為了一個問題,哪有那個閑情逸致去談情說愛。所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外乎就是這個道理。
同時在西漢時代,人們對江南的地理位置的劃定是在楚吳兩地的長江以南地區。楚地江南屬荊州,吳地江南屬揚州。《江南》古辭中所說的江南指的就是揚州的長江以南地區,即《地理志》所載會稽、月一陽、豫章三郡。先秦時期,長江以南是百越雜處之地,越人的主要聚居區是揚州的江南。這首古辭所反復詠唱的蓮和魚是西漢時江南越人的重要食物。蓮是蓮實,不是蓮花。《爾雅氣釋草令說:“荷,芙菜,其實蓮”。“芙集”下注:“別名芙蓉”。蓮花稱為“荷”“關集”或“芙蓉”。采蓮指的是采蓮實,不是來蓮花。陸現《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說:“蓮青皮黑里,子為的,??至秋,表皮黑的成實,或刊磨以為飯也。??又句為糜,幽州揚豫取備饑年”。(周坊1983 p56)因此,對于西漢時代的江南人來說,蓮實是他們賴以生存的一種糧食。收獲了這種糧食才不至于會餓肚子。那么誰會在如此重要的時刻去顧及男女之情或者是男歡女愛。這曲顯然不是男女之間的情歌了。那它只能是純粹的采蓮女子的勞動寫照,或者表達采蓮姑娘們對即將面對的豐收的一種喜悅 4 結語 綜上所訴,《江南》的思想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在那個單純的想要生活下去的年代,人們賦予作品的感情也就越簡單,那即是只是普普通通的對勞動的一種描述,對豐收的渴望。這曲是一副天、地、自然和人的和諧、快樂而美好的采蓮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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